美丽的法兰西

啊，法兰西这美好的国家，

给我留下了多么愉快的回忆！1

1.在大门外面

法兰西对我是关上了门的。1851年夏，我到达尼斯一年后，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内政部长莱昂·福适，要求他允许我到巴黎去几天。我说：“我在巴黎有一幢房子，我必须处理一些它的事。”认真的经济学家不得不对这证明让步，我拿到了在巴黎停留“最短时间”的许可。

1852年，我申请通过法国前往英国，遭到了拒绝。1856年我打算从英国回瑞士，再度申请签证，又遭到了拒绝。我写信给弗里堡州议会说，我与瑞士隔绝了，只能秘密前往，或者通过直布罗陀海峡，最后，还可通过德国，但这很可能会使我走进彼得保罗要塞，而不是回到弗里堡，因此我要求州议会与法国外交部进行交涉，为我申请通过法国的权利。州议会于1856年10月19日给了我下面的复信：

“亲爱的先生：

“根据您的要求，我们委托瑞士的部长在巴黎采取必要的步骤，为您获得通过法国返回瑞士的准许。现将瑞士部长收到之答复原文抄录如下：‘瓦莱夫斯基先生2考虑到这一事件之特殊重要性，必须就此事与内政部同僚进行磋商，现据内政大臣答复，去年8月他已不得不拒绝赫尔岑先生在法国过境之权利，现在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决定……’”

我与法国人除了一般的相识以外，没有任何交往，我没有参与他们的秘密活动，也没有加入任何团体，那时我已全心全意在从事对俄国的宣传了。这一点法国警察，那唯一无所不知的、唯一以全体人民为后盾的、因而也是无限强大的法国警察，是了如指掌的。他们对我生气是为了我的文章和联系。

不能不说，他们的生气已越出了范围。1859年我和我的儿子到布鲁塞尔去了几天。不论在奥斯坦德还是布鲁塞尔，都没有验看我的护照。过了六天，我晚上回到旅馆，茶房给我蜡烛时对我说，警察局要查验我的护照。我说：“他们总算想起来了。”茶房随我走进房间，取了护照。十二点多钟，我刚睡下不久，茶房又敲门了，送了一个大信封来，那是公文。他说：“司法部长向先生问好，请您在明天上午十一点钟前往治安司去一次。”

“你就为这一点事半夜里把我吵醒吗？”

“他们立等回音呢。”

“谁？”

“警察局的人。”

“你告诉他们，我会去的，再告诉他们，半夜以后送这种请帖未免小题大做。”

然后我像努林3一样“吹灭了蜡烛”。

第二天早上八时又有人敲门了。不难猜到，这又是比利时司法部在捣乱。“进来！”

进来了一位先生，打扮得清洁整齐，衣冠楚楚，戴着崭新的帽子，挂着又长又粗的镀金表链，穿着全新的黑上装等等。

我刚穿上一半衣服，因此与那位先生构成了奇怪的对照。这个人一定从早上七点起就在梳妆打扮，目的无非要表示他是一个正人君子，即使这是假象也好。优势当然在他那边。

“请问，阁下是父亲赫尔岑先生吗？”

“这得看情况而定，因为我既是父亲，也是儿子。”

暗探一听大感兴趣。

“我是来找您的……”

“是要通知我，司法部长要我在十一时前往治安司吧？”

“一点不错。”

“其实部长何必劳您大驾，这么早跑来找我？昨晚半夜，他的公文已叫醒过我一次，这还不够吗？”

“那么您会去？”

“毫无疑问。”

“您认识路吗？”

“怎么，您是奉命护送我的？”

“不敢，您怎么这么想！”

“既然这样……”

“祝您早安。”

“再见。”

十一时整，我已坐在比利时治安司司长的办公室里。

他拿着一本记事本和我的护照。

“对不起，我们打扰了您，但您明白，这涉及两个小小的情况：第一，您的护照是瑞士的，但……”他用警察敏锐的观察力打量着我，把目光停留在我身上。

“但我是俄国人。”我接口道。

“不错，我承认，这使我们觉得奇怪。”

“为什么？难道比利时的法律禁止改变国籍吗？”

“那么您？……”

“十年前我在弗里堡州莫拉特镇的沙特尔乡加入了瑞士国籍。”

“当然，如果这样，那么我是不应该怀疑的……我们现在谈第二个难处。三年前，您申请前来布鲁塞尔，没有获得准许……”

“对不起，根本没有这回事，也不可能有。我从未被比利时驱逐过，如果我怀疑我有权进入布鲁塞尔，那么我对自由的比利时会有什么看法呢？”

治安司长有些不好意思。

“然而这份……”他打开了记事本。

“很清楚，那上面记的一切并不完全可靠。您瞧，您连我入瑞士国籍的事也不知道呢。”

“是的。德尔皮埃尔领事4阁下……”

“您不必费心，我可以把其余一切告诉您。我问贵国驻伦敦的领事，我能不能把我的俄文印刷所迁往布鲁塞尔，那就是说我的印刷所是否可以安然无事，只要我不插手比利时的事，而我从未想过问比利时的一切，这是您很容易相信的。德尔皮埃尔先生请示了部长。部长请他让我放弃迁移印刷所的打算。贵国领事觉得不好意思把部长的答复用书面通知我，因此托我们共同的朋友路易·勃朗把这消息转告我。我向路易·勃朗表示了谢意，请他叫德尔皮埃尔先生放心，并告诉他，我得知印刷所不能迁往布鲁塞尔以后，并不在乎，我还说：‘如果领事先生要通知我的是相反的消息，即我和我的印刷所将永远不准离开布鲁塞尔，也许我还不致这么满不在乎。’您瞧，一切细节我全都记得很清楚。”

社会安全的保卫者稍微清了清嗓子，看了看记事本，提出道：

“确实这样，我没注意这是谈印刷所的事。不过我认为，您还是必须得到部长的准许；否则，不论这对我们多么不愉快，我们只得要求您……”

“我明天就走了。”

“请原谅，谁也没有要您这么快就离开，您可以在这儿再待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我们谈的是定居……我几乎相信，部长也会批准这事。”

“也许将来我会向他请求，但目前我丝毫不打算在布鲁塞尔多作停留。”

事情也就这么结束了。

“哦，我忘记了一点，”小心翼翼的治安保卫者结结巴巴地解释道，“我们是小国，是小国，这就是我们的困难。有些考虑……”他好像觉得羞于出口。

两年以后，我住在巴黎的小女儿病了。我重又申请签证，佩尔西尼5又拒绝了。这时，克沙维里·布拉尼茨基伯爵6在伦敦。在他家吃饭时我讲起了这件事。

“您写一封信给拿破仑亲王，”布拉尼茨基说，“我替您交给他。”

“我何必给亲王写信呢？”

“这说得对，您干脆写信给皇帝。我明天就动身，后天您的信就会到他手里。”

“那倒是很快，让我想想。”

回到家中，我写了下面这封信：

“陛下：

“十多年前，由于贵国政府的决定，我被迫离开了法国。那以后，我曾两度获准前去巴黎。7后来，我进入法国的权利便一再遭到否定，然而我的一个女儿在巴黎受教育，我又有一幢房屋在那儿。

“因此我不揣冒昧，直接向陛下申请允许我进入法国，在巴黎停留一段必要的时间。我怀着希望和敬意等待您的批准。

“陛下，我可以无条件向您保证，我之要求前往法国，绝无丝毫政治目的。

“特此申请，恭候您的决定。

亚·赫尔岑

1861年5月31日

于伦敦西伯恩街

奥尔塞特大厦”

布拉尼茨基认为信写得干巴巴的，也许不能达到目的。我对他说，我不能改写，如果他愿意效劳，就请代为转交，但为了审慎起见，也不妨把它丢在炉子里。我们谈话时已在火车站，他随即走了。

但过了四天，我从法国大使馆收到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先生：

“兹奉皇上命令通知阁下：皇上已同意您5月31日信上的要求，准许您在任何时候，凡需要办理您的事务时，进入法国，并在巴黎暂住。

“因此您可以在整个帝国境内，按照公认的规定自由旅行。

“向您问好。

巴黎警察局第一办公室

1861年6月3日于巴黎”

信尾的署名奇形怪状，歪歪斜斜，什么都像，唯独不像那位局长的姓boitelle。

当天我还收到了布拉尼茨基的信。拿破仑亲王给了他下面这张皇帝的便条：“亲爱的拿破仑，我通知你，我刚才已批准赫尔岑先生8前来法国，命令给他办理入境签证。”

随着这一声“升起！”放下了十一年之久的拦路木终于升起了。一个月后，我动身前往巴黎。

2.在城墙里边

在加来，脸色阴沉、留大胡子的宪兵站在路障旁边喊着：“厄尔丁太太！”凡是从多佛尔坐船到达这儿的旅客，上岸以后，便被海关和其他检查机关人员赶进石造的大仓库，然后排成队，一个个通过路障进入法国。旅客走过时，宪兵发还护照，警官则用眼睛盯住你看，如果认为必要，便用话盘问你，直到他们满意，认为你对帝国并无危害时，才放你越过路障。

但是这一次，旅客们听到宪兵的喊声，没有一个人上前。

“奥格尔·厄尔丁太太！”宪兵挥着护照，提高嗓音又喊了一遍。还是没人答应。

“怎么回事，没人叫这个名字不成？”宪兵喊道，重新看了看护照，又喊道：“奥格尔·厄尔丁小姐！”

直到这时，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也就是我的女儿奥莉加才猜到，那位秩序的保卫者声嘶力竭地喊叫的便是她的名字。

“到这儿来，把你的护照拿去！”宪兵恶狠狠地命令道。

奥莉加拿了护照，靠在迈森布格太太身边，小声问她道：

“这是皇帝吗？”

这是1860年她遇到的事，可是一年以后我的遭遇更坏。我不是在加来的路障（它现在已经没有了）旁边，而是在每个地方：在车厢内，在马路上，在巴黎，在外省，在家中，在梦中，在不做梦的时候，都看到有一个留长胡子的、胡子的每一根都涂了蜡的皇帝站在我面前，把他没有光线的眼睛、没有声音的嘴巴对准了我。不仅宪兵按照自己的地位有点像皇帝，使我想起拿破仑三世，而且所有的士兵、店员、茶房，尤其是火车和公共马车的管理员，都像一个个拿破仑。正是在1861年的巴黎，在市政厅（1847年我还充满敬意地瞻仰过它）前面，在圣母院前面，在爱丽舍田园大街和所有的林荫道上，我才真正领会了大卫王在《诗篇》中怀着谄媚的绝望心情向无所不在的耶和华诉说的话：不论他跑到哪里，他都无法躲开他：“我到水中，你在那里，我到陆上，你在那里，我到天上，你自然也在那里。”9我走进黄金酒家吃饭，拿破仑的一个化身马上会出现在餐桌对面，围着餐巾要调料；我上剧场，他又坐在同一排位子上，可能另一个还会出现在舞台上。我为了躲避他到了城外，他又跟着我来到了布洛涅树林那边，上装钮子扣得紧紧的，涂蜡的胡子尖翘得高高的。哪里没有他呢？在马比耶咖啡馆的舞会上？在马德兰教堂做弥撒的时候？不过哪怕在这些地方也是一定能见到他的。

“革命体现在人的身上”，这是梯也尔时期的空头理论家和路易-菲力普时代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们心爱的一句口头禅。这里的情形更为玄妙：“革命和反动”，秩序和混乱，前进和倒退，都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而这个人又反过来体现在一切行政机构中：从部长到乡村警察，从议员到村长……像步兵一样分布在陆地上，像舰艇一样分布在海洋上。

这个人不是诗人，不是先知，不是胜利者，不是怪物，不是天才，不是学者，只是一个冷漠的、沉默的、忧郁的、难看的、工于心计的、顽强不屈的、枯燥乏味的“既不胖也不瘦的中年绅士”10，资产阶级法国的资产者，命运的宠儿，一个伟大人物——伟大平民的侄儿。他在自己身上集中了民族性格的一切突出方面，人民的一切愿望，使它们归结为他一个人，正如高山的山峰或金字塔的尖顶构成了这些庞然大物的终点一样。

在1849年和1850年，我对拿破仑三世还认识不清。当时那些民主主义的漂亮词句迷惑了我，使我不能准确估价他。111861年是帝国最美好的年代之一，一切欣欣向荣，一切都处在平衡与和谐的状态，服从于新的秩序。不同的政见和大胆的思想恰到好处，可以造成必要的阴影，增加一些辛辣的香味。拉布莱12非常聪明，故意用赞美纽约来抨击巴黎，普雷沃-帕拉多尔13则用赞美奥地利来挖苦法国。米赖斯事件14遭到了不指名的批评。可以对教皇进行不公开的咒骂，也可以对波兰解放运动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有的团体内投石党15精神蠢蠢欲动，正如40年代我们一些老朋友在莫斯科的高谈阔论一样。甚至在名流中间也出现了心怀不满的人，他们有些像我们的叶尔莫洛夫16，但都是文人，如基佐。其他一切也都遭到了指摘。但谁也没有抱怨，大家甚至欢迎这种休闲状态，就像经过谢肉节七天的大吃大喝之后，在四旬斋第一周吃到洋姜和蔬菜，还会觉得别有风味。那些对斋期的素食感到不合口味的人，很难领会这种乐趣，但他们离开了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便会带着被矫正的口味从朗贝萨或马扎斯监狱回来。“伟大的军队”17已被伟大的警察所取代，它遍布各地，无时不在。文学界风平浪静——在从前波涛汹涌的海洋上，只剩了拙劣的船夫在悠闲地摇着拙劣的小船。庸俗的戏剧占领了所有的舞台，使人看后回到家中便昏昏欲睡，到了早上又由空洞无物的报纸继续发挥这种作用。从前意义上的新闻界已不复存在。重要的报刊不是代表观点，只是代表利润。伦敦报纸的社论是用精炼的、朴实的文字写的，正如法国人所说，是“有血有肉”的，读惯它们以后，看到法国的社论，便觉得难以卒读。它们没有内容，只有华丽的辞藻和老生常谈，那些虚张声势的高调不仅可笑，而且由于明显违背事实，更令人作呕。人们却照例要多灾多难的民族把希望寄托在法国，认为它依然站在“伟大运动的前列”，依然是给世界带来革命、自由和1789年的伟大原则的那个法国。反对派已龟缩在波拿巴主义的旗帜下。这只是深浅不同的同一颜色，它们的差异与水手表示中间风向的符号差不多n.n.w.，n.w.n.，n.w.w.，w.n.w.……波拿巴主义有疯狂的、激烈的、温和的之分，还有君主主义的波拿巴主义，共和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波拿巴主义，和平的、战斗的、革命的、保守的波拿巴主义，最后，还有罗亚耳宫的波拿巴主义和杜伊勒里宫的波拿巴主义18……每到深夜总有一些先生奔走于各个编辑部，如果发现报纸的指针过于偏向北、东或西，便赶忙把它拨正。他们按照警察局的时钟校正时间，删改、补充和拼凑下一期的版面。

……我在咖啡馆里看晚报，据说米赖斯的律师拒绝透露利用的资金数目，因为这牵涉到一些“地位显赫的人物”。于是我对一个熟人说道：

“但是为什么检察官不责令他讲，为什么报纸不坚持这一点？”

熟人拉了拉我的大衣，向周围瞧瞧，又用眼睛、胳臂和手杖向我示意。我没有在彼得堡白住，马上领会了他的意思，便开始跟他讨论用塞尔查矿泉水冲苦艾酒的问题了。

走出咖啡馆，我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伸出小小的双手迎面跑来。走近以后，我发现这是达里蒙19。

“您回到了巴黎，一定觉得很高兴吧。”这位左派议员说道。“啊，我想一定是这样！”

“不见得太高兴！”

达里蒙一下子愣住了。

“哦，达里蒙太太和您的孩子好吗？要是他的身材没按照父亲的规格生长，他现在想必很高了吧？”

“一切照旧，哈哈，很好。”于是我们分手了。

在巴黎我感到窒息，直到一个月以后，当我透过雨和雾，重又望见英国那泥泞的白垩质海岸时，我的呼吸才觉得自由。在路易-菲力普时代，一切都像太小的靴子，使你感到夹脚，现在，这双靴子却变成了脚镣。我没有经历过在建立和巩固新秩序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变化，我是在相隔十年之后来到这里，我面对的一切都已定型和完成了……何况巴黎已面目全非，它那些改建过的街道20，尚未完工的宫殿，尤其是我所遇见的人，都使我有陌生的感觉。这不是我爱过和恨过的那个巴黎，不是我从童年起向往过的、后来又带着诅咒离开的那个城市。这是已失去了个性的巴黎，冷静的、不再沸腾的巴黎。一只强有力的手压在它的身上，随时随地准备收紧缰绳——但目前还没有必要。巴黎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第二帝国，以前那个时代所表现的一切习惯几乎已荡然无存。“不满者”丧失了严肃和坚强的一切，不再足以与帝国相抗衡。塔西佗式共和主义者的回忆和社会主义者的模糊理想，并不能动摇皇上的宝座。对付“幻想”，警察的监督是不必郑重其事的，在它看来，它们并无危险，只是有些妨碍治安和秩序。“回顾”比“希望”更麻烦，对奥尔良派更需要严加防范。有时专横的警察会突然伸出拳头，显得不可理喻和粗暴，但这能够引起对它的畏惧感；它故意在两个街区制造了两个月的恐怖气氛，然后又缩回了警察局的后院和政府机关的走廊。

实际上一切都平静无事。两次最激烈的抗议并非来自法国人。皮亚诺利和奥尔西尼的行刺是为意大利复仇，为罗马复仇。奥尔西尼的行动使拿破仑吓破了胆，这成了给予最后一击（慈悲的一击21）的充足借口。他成功了。国家颁布了法律22，为埃斯皮纳斯23制订黑名单提供了根据。它需要恐吓，让大家明白，警察不会在任何行动面前退缩，它需要摧毁一切关于权利，关于人的尊严的概念，需要用强权来战胜公理，让大家学会尊重暴力，承认暴力的权威。在肃清巴黎的嫌疑分子以后，埃斯皮纳斯命令各省警察局：每省必须发现一件阴谋，查获的参与阴谋的帝国敌人不得少于十人，并把他们逮捕后押送内政部听候处理。内政部有权不经法院审问，将罪犯送往卡宴或朗贝萨，也不必提出报告，承担任何责任。任何人一经流放便完了，既不能申诉，也无权提出抗议，他们未经法律审问，唯一获救的希望只是皇帝的大赦。

“我收到了这命令，”h警察局长对我们的诗人费·丘24说道，“怎么办？我左思右想……非常为难，无计可施，但最后想出了一个万无一失的办法。我派人把警官找来，对他说，您能在最短时间内给我弄到十个亡命之徒，或者还没被法院判刑的盗贼之类的人吗？警官说，这再也容易不过。好，那就把名单开给我，我们今夜就行动，逮捕他们，然后作为骚乱者解送内政部。”

“以后怎么样？”丘问。

“我们把他们送往内政部，内政部便把他们送往卡宴；全省都很满意，向我表示感谢，说我轻而易举解决了治安问题。”善良的警察局长笑着补充道。

政府在恐怖和暴力的道路上走累以前，民意和舆论已俯伏在它的脚下。于是无声的、安静的太平盛世到来了。警察额上的皱纹逐渐平伏，暗探眼中嚣张、挑衅的目光，巡官脸上凶恶的表情也变得和缓了；皇帝开始设想各种聪明仁慈的自由和人民的权利。忠心耿耿、坚定不移的大臣对他的自由主义热情纷纷提出了规劝。

……1861年起，巴黎的门向我打开了，我路过了巴黎几次。起先我总是匆匆离开，后来情况改变了，我习惯了新的巴黎，不再对它生气。这是另一个大都市，一个陌生的城市。智力活动和科学都已退到塞纳河对岸，看不到了；政治生活也无声无息。拿破仑给予了“广泛的自由权”；掉了牙齿的反对派抬起秃顶的脑瓜，重又唱起了40年代的老调；工人不信任他们，没有作出反应，只是为自己的联合和协作进行微弱的努力。巴黎日益成为欧洲的共同市场，一切从世界各地涌入和汇集在那里：各国的商人、歌星、银行家、外交家、贵族、艺人都来到这里，德国人也变得空前之多。口味、情趣、语言——全都变了。富丽堂皇，庸俗奢靡，以及珠宝钻石、黄金白银的价值，代替了从前的审美观念；服装和首饰不是表现爱好和趣味，而是显示它们的价格和拥有者的支付能力。人们不断谈论的是利润、赌博、地位和资金。妓女取得了夫人的风度。女子教育落到了意大利从前的水平。

“帝国，帝国……这便是罪恶和灾难的根源……”

不，原因更为深刻。

“陛下，您患了癌症。”安东马基25说。

“我得的是滑铁卢症。”拿破仑一世回答。

要知道在这里，两三次革命流产了，它们生下的是不足月的死婴。

法国之所以小产，是因为它过早也过于匆忙地进入分娩期，想用剖腹产帮助胎儿降生，还是因为它对丢掉脑袋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对丢掉思想却毫无准备？是因为它把革命变成了一支军队，而给人的权利洒上了圣水，还是因为群众蒙昧无知，革命也不是为农民进行的？

3.噩梦26

光明万岁！

理性万岁！27

俄国人由于附近没有大山，总是说：“家神压得我喘不出气。”这也许更准确。真的，好像什么人掐住了我的脖子，梦是清楚的，但非常可怕，呼吸困难，又特别需要呼吸，脉搏加快了，心脏跳得剧烈而急促……仿佛有什么在追赶你，但跟在你背后的既像是人，又像是鬼，而在你眼前闪动的是早已忘却的影子，它们使你想起另一些岁月，另一个年纪的事……到处是深渊，是峭壁，一失足就没有救了；你飞进了黑暗的空间，不禁失声大叫，你惊醒了……从梦魇中醒来，额上淌着汗，呼吸急促，你赶紧走到窗口……清新的曙光照在院子中，风把迷雾吹向一边，你闻到了花草树木的香味，听到了窸窸窣窣的声音……依然是我们人间的一切……于是你安心了，对着早晨的空气深深呼吸。

……前几天我也好像给家神压得喘不出气，但不是在梦中，是在白天，不是在床上，而是在书中，当我从书中回到现实世界时，我几乎脱口喊叫：“理性万岁！我们平凡的、人间的理性万岁！”

老人皮埃尔·勒鲁是我三十年来一直尊敬和爱戴的，他给我送来了最后一本作品，要求我务必读一下，“至少读读正文，注解等以后什么时候读都成”。

“《约伯记》，五幕悲剧，以赛亚著，皮埃尔·勒鲁译”。28这不仅是翻译，也是对当代问题的应用。

我读了全部正文，忧郁和恐惧压在我心上，我要寻找窗口。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是什么经历培育了这样的头脑，这样一本书？诞生这么一个人的祖国在哪里，它和他的命运又是什么？只有伟大的心灵才会这么如醉如痴，这是漫长而曲折的发展的结果。

这本书是疯狂的诗人的呓语，他的头脑中还残留着事实和概念，希望和形象，但已失去了意义；他还保存着感觉、回忆、程式，但没有保存理性，即使它还存在，也只是为了后退，为了分解成它的各种因素，从思维走向幻想，从真理走向玄学，从推论走向神话，从知识走向启示。

到了这里已无路可走，接着出现的只能是强直性昏厥状态，皮蒂娅29或萨满教巫师的神灵附身，伊斯兰托钵僧的癫狂跳跃，桌子的无意识旋转30……

革命和魔法，社会主义和塔木德31，约伯和乔治·桑，以赛亚32和圣西门，纪元前的1789年和纪元后的1789年——一切都融和在希伯来神秘哲学的熔炉中了。从这些牵强附会、互相排斥的结合中能产生什么呢？人只有在这种无法消化的食物中病倒，丧失对真理的健康感觉，对理性的热爱和尊重。这个老人被远远地抛出了原来的轨道，原因何在呢？他本来站在社会运动的前列，充满着激情和爱心，为弱小的弟兄们发出过浸透愤懑和同情的震撼心灵的呼声。我还记得那个时期。我们在40年代总是称他“红色的彼得”33；总是热情洋溢超出分寸的别林斯基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红色的彼得成了我的基督。”可就是这位导师，这个发出过生气勃勃、振奋人心的声音的人，经过十五年在泽西岛上的流放生活之后，带给我们的却是《萨马列茨海滩》和《约伯记》34。他宣讲的是灵魂的轮回转化，他是要在另一个世界中寻找出路，对这个世界他已失去信心。法国和革命欺骗了他；他想在彼岸世界中建造自己的神殿，在那个世界里没有欺骗，而且什么也没有，正因为这样，它为幻想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也许这是一种个人的病态表现——一种特异的反应？牛顿有自己的《约伯记》，奥古斯特·孔德也有自己的精神错乱症。35

也许……但是你拿起第二本、第三本法文书，它们依然是《约伯记》，全是使头脑糊涂，使胸口感到压抑的东西，这该怎么说呢？它们使人急于寻找光明和空气，它们带有心灵混乱和精神不健全的痕迹，仿佛迷失了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用个人的癫狂来解释了，相反，应从普遍瓦解中寻找局部现象的原因。我正是在最具有代表性的法国杰出人才中看到了疾病的迹象。

这些巨人无所适从，开始陷入了重重的梦乡，沉浸在漫长而狂热的期待中，日常的痛苦和刻不容缓的心情使他们感到困倦，他们在半睡眠状态中讲着胡话，希望我们，也希望自己相信，他们看到的是真实，而现实生活只是噩梦，转眼就会消失，特别是在法国。

他们悠久的文化中取之不尽的财富，他们蕴藏丰富的理论和形象，在他们的头脑中闪烁，但是正如海上的磷光，并不能照亮什么。在开始到来的大动乱面前，一股旋风把两三个世界的残余卷到了这儿，送进了那些伟大的头脑中，但是它们没有结合为一个整体，没有联系，没有科学。他们的思想的发展过程，对我们是不可理解的，他们从言语走向言语，从一种矛盾走向另一种矛盾，从对立走向对立的统一，但没有解决问题；符号被当作了存在，愿望被当作了事实。他们有的只是伟大的理想，却没有实现理想的手段和明确的目标，那是没有完工的图样，并不彻底的思想，暗示，概数，预言，装饰音，壁画，阿拉伯花纹图案……法国从前所夸耀的严密体系，他们没有，他们也不想探索真理，因为它在现实中是这么可怕，在它面前他们背转了脸。虚假而牵强的浪漫主义，华丽而浮夸的辞藻，使他们对一切单纯而健康的事物失去了兴趣。

比例消失了，前景是虚假的……

谈论灵魂在星球上的旅行，谈论让·勒诺36的天使村庄，谈论约伯和蒲鲁东，蒲鲁东和死去的女人的对话，这还没什么；把人类的整个一千零一夜归结为一则寓言，为了对莎士比亚的爱和尊敬，把金字塔和方尖碑，奥林匹克山和《圣经》，亚述和尼尼微都堆在他的身上，那也没什么。但是把这一切硬塞进生活中，弄得人目迷五色，不辨真假，以便造成幻觉，仿佛在耻辱和深渊的边缘上，“幸福已在眼前，希望即可实现”，那么叫人能说什么呢？把过去的荣誉涂在腐烂的伤口上，把松弛的面颊上的梅毒斑点说成青年人的红晕，那叫人又能说什么呢？

在堕落的巴黎面前，在它最不值得同情的一个时期，当它穿上华丽的号衣，为外国地主的慷慨解囊沾沾自喜，在世界市场上饮酒作乐时，一个老诗人却对着它顶礼膜拜。他向巴黎欢呼，说它是人类的指路明星，世界的良心，历史的头脑，要它相信，战神广场的市集是民族友好和世界大同的开始。37

让浅薄的、渺小的、自满的、傲慢的、爱好奉承的、骄纵的一代陶醉在赞美中，支持空虚而退化的儿孙们的自满情绪，用天才的颂扬掩盖他们鄙陋而没有价值的生活，这是巨大的罪恶。

把现代巴黎打扮成救主和世界的解放者，让它相信它的堕落是伟大的，它实际上并没有堕落，这无异是要树立神圣的尼禄、神圣的卡利戈拉、神圣的卡拉卡拉的形象。38

区别只在于塞内加们和乌尔比安们是执政和掌权的39，而雨果是在流放中。

除了谄媚以外，概念的模糊，意向的混乱，理想的幼稚，都是令人吃惊的。走在前面领导别人，自己却待在黑暗中，对光明并无热烈的向往。大家谈论人类的进步，社会的改造……但是怎样改造，改造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在皮埃尔·勒鲁的彼岸世界中，在维克多·雨果的此岸世界中，同样是不清楚的。

“在20世纪它会成为一个美好的国家。它将是伟大的，同时又是自由的。它将是一个声誉卓著的国家，富裕的国家，思想深刻的国家，和平的国家，对其余一切人类充满同情的国家。它将表现出大姐亲切高尚的风度。

“这个给世界带来光明的中心，这个作为人类的模范工场，世界各国建设的模式的国家，它的心脏和头脑便是称作巴黎的地方。

“这个城市的唯一缺点是：谁掌握了它，世界就会从属于他。人类得跟着它走。巴黎是为整个地球存在的。不论你是谁，巴黎是你的主人……它有时走错路，看不清事物，分不清好坏……从全世界的意义说更坏的是，它有时失去了方向盘，只得在黑暗中摸索。

“但是现实的巴黎似乎不是这样。我不相信这个巴黎，这是幻影，然而在强大的曙光面前，短暂的、渺小的黑影是不足为虑的。

“只有野人才怕暂时的日蚀。

“巴黎是燃烧的火炬；燃烧的火炬有自己的意志……巴黎正在清除自身的一切污秽，它已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废除了死刑，把断头台送进了拉罗凯特监狱40。在伦敦有绞刑，在巴黎却不再使用断头台了。如果再在市政厅前面竖起断头台，它将遭到石块的攻打。在这种环境中行刑是不可能的。剩下的事只是把城市所废除的东西从法律中加以废除！

“1866年是民族冲突的一年，1867年是它们会面的一年。巴黎博览会是全世界的大集会，进步车轮上的一切障碍、制动器、刹车都被铲除了，打得粉碎了……战争不可能了……为什么要展出大炮和其他军事装备？……难道我们不知道战争已经死了？在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的那一天，它已经死了，只是像鬼影一样在徘徊；伏尔泰和革命再一次杀死了它。我们不相信战争。所有的民族在博览会上和睦相处，所有的民族汇集在巴黎，来到了法国；大家知道，有一个太阳的城市……必须爱它，祝贺它，让它永远存在！”41

民族的概念在博爱中化为乌有，自由证明人类已进入成年时期，雨果为此感动不已，呼喊道：“啊，法兰西，再见吧！你太伟大了，不再仅仅是祖国；应该与成为女神的母亲分手了。再前进一步，你就会消失，取得新的面貌；你这么伟大，很快就会没有了。你将不再是法国，你将成为全人类。你不再是一个国家，你将成为全世界。你注定了要化成万丈光芒……勇敢地挑起无限的重担吧，像雅典成为希腊，罗马成为基督教王国一样，你法国也将成为整个世界！”

我读这几行时，面前正放着一份报纸，一篇天真的通信这么写道：“目前在巴黎发生的一切，不仅对当代人，而且对未来的几代，都有重大影响。人群聚集在博览会上饮酒作乐……一切国界都消失了，到处灯红酒绿，在饭店和私人住宅中，尤其在博览会上，全都这样。各国国王的到来终于使大家欣喜若狂。整个巴黎成了欢乐的酒神节宴会。

“昨天（6月10日）狂欢达到了顶点。当戴王冠的人们在金碧辉煌的王宫中欢饮时，群众聚集在周围的街道和广场上。在河滨一带，在瑞华利街上，在卡斯蒂利翁街上，在圣奥诺莱街上，按照各自的方式欢宴的群众达到三十万。从马德莱教堂到杂耍剧院，人们都在疯狂地唱歌跳舞，不拘礼节地饮酒；到处是敞篷大街车，张灯结彩的公共马车和搭客马车，拉车的马疲惫不堪，受尽了折磨，在人山人海、万头攒动的林荫道上慢条斯理地行走，几乎无法前进。这些马车上也挤满了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但大多是躺着，男男女女，横七竖八，拿着酒瓶，用欢笑和歌声与行人互相唱和。咖啡馆和饭店也拥挤不堪，吵吵闹闹；有时从叫喊和歌声中会传来马车夫的粗野咒骂，或者酗酒者友好的争吵……在大街上，在小胡同中，都可见到死一般醉倒在地上的人，连警察也似乎无事可干而不见了。”那篇通信最后写道：“我从未在巴黎看到过这样的情景，尽管我已在这儿生活了二十多年。”

这是在街上，或者照法国人说的，“在阴沟里”，至于在灯火辉煌的宫廷内……在这些耗费了几百万法郎的节日中，情形怎样呢？

帝国欢庆活动的官方记事人这么写道：“在市政厅举行的舞会上，各国的君主直到两点左右才离开……马车无法准时到达，也无法把八千人送走。时间一点钟一点钟过去，客人困倦得再也支撑不住，夫人们坐在一级级楼梯上，还有的干脆躺在大厅的地毯上，靠在仆人和守卫人的脚边睡着了，先生们为了找她们，踢马刺钩住了她们的花边和衣饰。当人们逐渐离开后，已看不到地毯，到处是枯萎的花朵，压坏的项链，丝绸和花边、网巾和薄纱的碎片，这都是被刀柄、军刀和肩章等等扯下的。”

可是暗探却躲在帷幕背后窥视着，把大喊“波兰万岁！”的人抓住，当作小偷送交法庭，而法院经过初审和复审判了他们徒刑，因为他们妨碍暗探执行公务，不让暗探用拳头揍他们和非法逮捕他们。

我故意只提一些细节——显微镜分析比割下的一段尸体更能说明机体的腐烂程度……

4.但以理们42

在1848年6月的日子里，当战胜者和战败者的第一阵恐怖和震惊过去之后，一个代表良心谴责的、忧郁枯槁的老人站了出来，向“秩序”的保卫者们发出了阴森的抨击和诅咒，他们为了这秩序，不问姓名枪杀了千百个人，不经审判流放了千万个人，在巴黎宣布了戒严。在诅咒的檄文最后，他转向人民说道：“闭上你的嘴吧，你太贫穷，你没有发言权！”

这便是拉梅内。他几乎被捕，但是他们怕他的白发，他的皱纹，他那老泪纵横的眼睛；这双眼睛不久就要闭上了。

拉梅内的话无影无踪地消失了。

过了二十年，另一些忧心如焚的老人带着自己严峻的檄文登场了，他们的声音消失在沙漠中。

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话能发生作用，但他们的心情使他们不能不讲。这些在放逐和流亡中彼此隔绝的正义法庭的法官和但以理们，作出了一致的判决，尽管他们知道这是不会执行的。

他们忧虑重重，明白“阻碍伟大曙光到来的渺小乌云”并不这么渺小；这历史的周期性偏头痛，这革命之后的酒醉状态，不会很快过去，并把这讲了出来。

埃德加·基内在日内瓦的大会43上说道：“在古代专制统治最坏的时期，除了统治者，万马齐喑，这时有的人为了向堕落的人民直言不讳地讲几句真话，离开了自己的沙漠。

“我在沙漠中生活了十六年，现在我也要打破这死一般的沉默，我们的时代已习以为常的这种沉默了。”

他从自己的山顶上带来了什么消息，以什么名义发出自己的声音呢？他是为了要向自己的同胞们（法国人不论讲什么，始终离不开法国）大声疾呼：“你们没有良心……它死了，给踩在强者的脚跟下，变得无声无息了。十六年来，我一直在寻找它的踪迹，但没有找到！

“在古代世界的皇帝统治下也是这样。人的灵魂消失了。人民在帮助自身的奴隶化，向它鼓掌，既不感到痛心，也不感到悔恨。人类的良心消失时，留下了空隙，它可以在一切中感到，如现在这样，为了填补这空隙，需要一位新的上帝。

“谁能在我们的时代填平新的专制统治挖出的深渊呢？

“代替横遭摧残的、被肃清的良心而出现的是黑夜，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从哪里寻找援助，向谁求援。一切都在导致我们的堕落：教会和法庭，民族和社会……大地沉寂了，良心沉寂了，人民沉寂了；权力随着良心死了，统治世界的只是强权……

“……你来是为了什么，你要在这片废墟中寻找什么，寻找废墟吗？你回答，你要寻找和平。你从哪里来？你在倒塌的权力大厦的瓦砾堆中迷了路。你要寻找和平，你错了，这里没有和平。这里只有战争。在这没有光明的黑夜中，民族和种族必然互相碰撞，彼此无谓地厮杀，执行束缚他们的头脑和手脚的统治者的意志。

“人民只有在意识到自己的深刻堕落时才可能前进！”

老人给孩子们丢下了几朵鲜花，免得画面太可怕。大家对他鼓掌。即使这时，他们也并不理解他们干了些什么。过不几天，他们便与自己的鼓掌背道而驰了。

这些阴森的话在日内瓦大会上发出前两个月，在瑞士的另一个城市，旧时代的另一个流亡者44写了下面这些话：

“我对法国不再有信心。

“如果它将来还能复兴，建立新的生活，摆脱对自身的恐惧，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一个病入膏肓的民族不可能从这么深刻的堕落中重新崛起。我不指望奇迹。被遗忘的制度可能重新诞生，但人民中被扼杀的精神不会复活。不公正的天意也使我不敢期待这种安慰，它为了补偿流亡者的贫困生活，对他们作了慷慨的许诺，然而这些希望和信心始终只是镜花水月。我所经历的一切留给我的只是一些教训、痛苦的失望和不可医治的疲劳。我的心冷了。我不再相信权力，也不再相信人类的正义和健全的理智。我心如死水，像进入了坟墓。”

吉伦特派的梅尔西埃45一只脚已踏进棺材，在第一帝国垮台时说道：“我苟延残喘只是为了要看看，这最后会怎么结束！”马克·迪弗莱斯接着道：“我连这话也不能说，我没有特别的好奇心，不想知道帝国的史诗结局会怎样。”

老人只能转向过去，怀着满腹悲伤把它指给退化的后人看。他不能理解现实，他觉得陌生和反感。在他的隐修室中散发着坟墓的气息，他的话使人毛骨悚然。

一个人的话和另一个人的文章，都无声无息地消逝了。听着它们，读着它们，法国人没有觉得“心头发冷”。许多人还公开表示愤怒：“这些人使我们丧失力量，产生绝望情绪……我们能从他们的话中找到出路和安慰吗？”

法官的责任不是安慰，是谴责，在没有觉悟和悔改的地方揭露罪行。他的任务是唤醒良心。法官不是先知，他手中没有可以给未来提供安慰的救世良药。他与被审问者一样，也属于旧宗教。法官代表它纯洁的、理想的一面，而群众代表它不稳定的、不全面的实际应用。法官谴责时，实际上不得不对理想作出批判；他在保卫它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片面性。

不论埃德加·基内还是马克·迪弗莱斯，确实都不知道出路何在，只是在号召向后转。他们看不到它，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是背对着它。他们属于过去。旧世界不光荣的结局使他们愤慨，于是他们拿起拐杖，作为不速之客出现在骄傲自满、扬扬得意的群众的酒宴上，对他们说道：“你们抛弃一切，出卖一切，你们什么都无所谓，唯独不能容忍真理，你们没有从前的智慧，也没有从前的尊严，你们失去了良心，你们已落到了最底层，不仅对自己的奴隶地位毫无知觉，而且处在那种地位还大言不惭，要做人民和民族的解放者；你们戴的是战争的花冠，却企图给自己插上和平的橄榄枝。如果可能，快清醒吧，悔改吧。我们是垂死的人了，我们是来号召你们悔改的，如果你们不愿意，我们就要用我们的手杖对付你们。”

他们看到自己的军队退却，离开了自己的旗帜，便想用那些话惩罚他们，让他们回到从前的阵营中，但是办不到。为了团结他们，需要新的旗帜，可是他们没有。他们像异教的高级僧侣，为了捍卫没落的圣像，不惜撕破自己的衣衫。但不是他们，而是受迫害的拿撒勒人46宣告了新生和未来世界的消息。

基内和迪弗莱斯哀悼自己的神庙——人民代表制度的神庙遭到亵渎。他们哀悼的不仅是在法国失去了自由和人的尊严，他们还哀悼它失去了先进的地位，他们不能容忍帝国不制止德国的统一，他们担忧法国落到次要的地位。

至于为什么他们所不信任的法国应该占有首要地位，这个问题他们一次也没考虑过……

马克·迪弗莱斯愤怒而又谦逊地说，他不理解新的问题，即经济问题，而基内在寻找自己的上帝，要让他来占有良心失落后留下的空间……但他从他们身旁走过，他们却没有认出他，让他走上了十字架。

附言 勒南47那本谈“当代问题”的书可以作为本文的一个注解。他也为当代忧心忡忡。他明白，事情很糟。但是多么可怜的治疗方案！他看到病人的梅毒已到了晚期，却劝他好好学习古典著作。他发现除了物质利益，人们内心已对一切无动于衷，为了拯救这种心灵，他用自己的唯理主义编制了一种宗教——没有真正的基督和神父，而是以禁欲为中心的天主教。他给头脑筑起了一道戒律的、或者不如说健身的篱笆。

也许，他书中最重要和大胆的一点，是对革命的反应：“法国革命是伟大的实验，然而是不成功的实验。”

然后他描绘了一幅图画，在那里从前的一切政治设施（它们一方面虽然具有压迫性，但对驾驭一切的集权统治发挥了对抗作用）被推翻了，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保障的软弱的个人站在压迫他们的至高无上的国家和原封未动的教会面前。

你不能不怀着恐惧想到这国家和教会的结合，它正在明目张胆地进行，以致教会甚至要限制医学的发展，从唯物主义者手中拿走医生的文凭，依靠参议院的决定来解决理性和启示的问题，就像罗伯斯庇尔用法令规定“最高存在”48那样，用法令来规定“自由意志”。

教会攫夺教育权的日子眼看就要到来，那时将怎样呢？

在反动时期幸存下来的法国人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在外国人面前的地位越来越不利了。他们从未像现在这么忍受委屈，而且向谁忍受呢？主要是德国人。不久以前，一个过去的德国流亡者和一个著名的法国文学家当着我的面发生了争论。德国人毫不留情。在从前，德国人似乎有一种默契，对英国人和法国人总是特别宽容——他们尊重英国人，同时相信他们有些怪僻，因此不论他们的话多么荒谬也可以不予计较；至于对法国人，那是出于喜爱，也是为了革命感激他们。现在这种优待只适用于英国人了，法国人已落到了人老珠黄不值钱的地步，尽管他们一直没有发觉自己的魅力正在减少，已不足以迷惑别人了。

从前，对法国以外的一切一无所知，陈词滥调的发言，表面华丽的装饰品，哭哭啼啼的感伤情调，盛气凌人的刺耳声音，夸张的字眼等等，都是可以原谅的，现在却不允许了。

德国人扶正眼镜，拍拍法国人的肩膀，说道：

“唉，我亲爱的、非常亲爱的朋友，用这些老生常谈代替对事物的分析、观察和理解是不成的，这些话我们早已背熟了，你们已向我们反复讲了三十年，正是它们妨碍你们看到现状。”

“但是不论怎么样，”文学家说，显然想结束谈话，“亲爱的哲学家，你们还是在普鲁士的专制政权面前低下了头；我完全理解，对于你们，这是手段，普鲁士的统治只是一个阶段……”

“这正是我们与你们的不同，”德国人打断了他的话，“我们走的是一条困难的道路，我们一面憎恨它，一面向必要性低头，同时保持着自己的目标；而你们仿佛已完成了航程，到达了得救的港口，对于你们，这不是阶段，而是结局——何况大多数人爱好这种状况。”

“这是死胡同，死胡同。”文学家闷闷不乐地说，改变了话题。

不幸他提到了朱尔·法夫尔49在科学院的演讲。这惹怒了另一个德国人，他忿忿地说道：

“算了，这只是空洞的漂亮辞藻，您居然喜欢这种废话？虚伪，违背科学，违背一切真理；谁也不会对着苍白的库辛50念两小时这种颂词。关他什么事，要他来保卫官方的唯灵论？你们以为，这种反对派立场能拯救你们吗？这只是些修辞家和诡辩家，而且这演说和答谢的整个过程多么滑稽，似乎对前辈必须这么歌颂一番，这全是中世纪卖弄空洞辞藻的玩意儿。”

“啊，好啦！您忘记了传统和习惯……”

我有些可怜文学家……

5.光点

然而在但以理们的背后也出现了一些光点，它们暗淡，遥远，但仍在同一个巴黎。我们谈的是拉丁区，学生和教师退守的阿文蒂尼山51，这些人忠于1789年的伟大传统和百科全书派，忠于山岳派和社会运动。他们那里保存着第一次革命的《福音书》，诵读着18世纪的《使徒行传》和教父的书信；他们熟知马克·迪弗莱斯所不了解的伟大问题，像最初几世纪的修士们幻想上帝之国一样，幻想着未来的“人类乐园”。

志士仁人们不断从这个拉丁区的小巷子里，从这些简陋的房屋的四层楼上，走去参加斗争和宣传，然后牺牲（大部分是精神上瓦解，小部分是肉体的死亡）在那个异端的地区，即塞纳河的对岸。52

客观真理在他们一边，一切正义和符合实际的理解在他们一边，但仅此而已。“真理迟早将战胜一切”。但我们想，这是很久以后的事，而且也不一定。自古以来，对大多数人而言，真理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或者是不受欢迎的。为了使理性受到欢迎，阿纳卡西斯·克洛斯53必须使它变成漂亮的女演员，赤身露体站在大众面前。我们要对人们发生作用，就必须看到他们的梦，而且比他们自己看得更清楚，而不是像证明几何图形一样向他们证明我们的思想。

拉丁区让我们想起中世纪的卡尔都西会或卡马尔多利会54，这些修士怀着对博爱、仁慈的信念，主要是对上帝之国即将降临的信念，离开热闹的市区，走进了深山。这时在它们的墙外，骑士们和佣兵们正在烧杀抢掠，鞭打农奴，奸淫妇女……但随后到来的却是另一个时代，那里既没有博爱，也没有基督的再临55；接着这也过去了，但卡尔都西修士们和卡马尔多利修士们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信念。风俗温和一些了，抢劫的方式变了，强奸有了代价，掠夺按照法令条例进行了；然而上帝之国仍没有到来，不过它是必然要到来的（卡尔都西修士们这么相信），预兆已越来越清楚，越直接；信念使修士们不致绝望。

每逢残缺不全的自由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每逢社会堕落一步，每逢倒退加深一步，拉丁区都要抬起头来，在自己家中小声唱《马赛曲》，把制帽戴端正，说道：“这是必然的。他们终将走上绝路……这越快越好。”拉丁区相信自己的航向，勇敢地绘制“真理之国”的图样，要与“现实之国”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可是皮埃尔·勒鲁相信约伯！

维·雨果相信博爱的博览会！

6.出兵之后56

“神父，现在是您的事了！”

（腓力二世对宗教法庭庭长说。）

《唐·卡洛斯》57

这句话正是我要向俾斯麦说的。58梨子熟了，没有这位大人，事情就办不了。公爵，不必客气！

对发生的一切，我并不奇怪，我也没有权利奇怪——我早已在大喊：“当心，当心！……”我只是警告，这是难受的。它既不是对抗，也不是屈服。一个人可能知道得很清楚，如果痛风症发作了，他会疼痛；此外，他也可能预感到它会发作，但没法防止它；尽管这样，它发作时，他照样会疼痛。

我可怜那些我所爱的人。

我可怜那个国家，我亲眼看到了它的第一次觉醒，而现在我看到它在遭受蹂躏和侮辱。

我可怜这个马泽帕59，他挣脱了一个王国的桎梏，却落进了另一个王国的手掌。

我可怜自己，因为我说对了，我预见了事物的轮廓，仿佛我因此参与了这件事。我对自己生气，正如孩子由于晴雨计预告了暴风雨，破坏了他的散步计划，感到生气一样。

意大利像一个家庭，那里刚发生了罪恶的阴谋，可怕的灾难降临了，暴露了罪恶的秘密；那里刽子手的屠刀曾横行一时，有的人被送到苦役犯的船上……大家义愤填膺，无辜的人感到羞愧；准备奋起反抗。大家为无力的复仇愿望感到痛苦，无能为力的憎恨折磨着他们，削弱了他们。

也许，出路就在附近，但是靠理性不能看到它们；它们取决于偶然条件，取决于外部环境，蕴藏在国境以外。意大利的命运不在它自己手里。这是最难以忍受的一种耻辱，使人不得不想起不久前的亡国地位，那种正在逐渐消失的、自己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软弱感。

相隔不过二十年！

二十年前的12月底，我在罗马写完了《来自彼岸》的第一篇文章60，违背它的精神，卷进了1848年的浪潮中。我那时正是精力最充沛的时期，贪婪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在我的生活中，还没有发生过一件留下永恒的深沉创伤的灾祸，内部还没有过良心的谴责，外部还没有受到恶毒的诬蔑。我怀着毫无根据的轻松心情，凭无限的自信，张足满帆，迎着风浪愉快地划去。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帆一张张收拢了！……

加里波第第一次被捕时61，我在巴黎。法国人不相信他们的军队会入侵。当时我遇到过社会各阶层的人。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和教士们大叫大喊，要求干涉，但并不信以为真。在火车上，我遇到了一个著名的法国学者，与我告别时，他说道：“我亲爱的北方哈姆雷特，您的幻想是这么构造的，您只看到黑暗的一面，因此您看不到与意大利打仗是不可能的；政府知道得很清楚，为教皇打仗会使思想界的人一致反对它，要知道，我们终究是经历过1789年的法国。”最早的消息，我不是读到的，是看到的，那就是从土伦派往契维塔的军舰。62另一个法国人对我说：“这是军事调动。事情永远不会发展到打仗，而且我们也不需要沾染意大利人的血。”

但事实却是需要。拉丁区的几个年轻人提出了抗议，他们被关进了拘留所，就法国而言，事情到此已结束了。

多谢国王的优柔寡断和内阁的阴谋诡计，惊魂不定的、鲜血淋漓的意大利一再让步。但是张牙舞爪的法国陶醉在胜利中，它得寸进尺，不可阻挡；除了血的行动，还运用了强硬的语言。

这些强硬的语言在帝国赢得了一片赞美，最凶恶的敌人也向它伸出了手——正统派方面以波旁王朝的老辩护士贝里耶63为代表，奥尔良派方面以路易-菲力普时代的老费加罗64梯也尔为代表，都与它握手言欢了。

我认为鲁埃65的话是历史的自白。在这以后，谁还不认识法国，他一定生来就是个盲人。

俾斯麦伯爵，现在要看您的了！

你们，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上帝的最后的侍者，最后的莫希干人，放下你们的手休息吧。现在不需要你们了。你们已做完你们的事。现在把你们的位置让给愚昧和血腥的杀戮吧，欧洲将在这屠杀中灭亡，或者葬送在反动的逆流中。你们和你们那百把个共和主义者，你们的志愿兵，你们那两三箱走私的武器，能干什么呢？现在，已有千万人来自这儿，千万人来自那里，他们都带着针发枪和其他杀人武器。现在将血流成河，血流成海，尸积如山……到处是疾病，饥馑，大火，废墟。

啊！保守主义先生们，你们甚至不喜欢二月那样的苍白的共和制度，不喜欢糖果店老板拉马丁带给你们的太甜的民主制度66。你们也不喜欢禁欲主义的马志尼，英雄主义的加里波第。你们只喜欢秩序。

那么让你们得到七年战争，三十年战争吧……

你们怕社会革命，那么让你们得到芬尼亚人67的火药桶和导火线吧。

究竟谁是傻瓜呢？

1867年12月31日于热那亚

1 引自夏多布里昂的《阿邦塞拉奇末代王孙的奇遇》。

2 此人后来入了法国籍，1855年起任外交大臣。

3 普希金的《努林伯爵》的主人公。在这诗体小说中，普希金以现实主义的方法描写了一个对生活感到厌倦的地主贵族的日常生活。

4 当时比利时驻伦敦总领事。

5 法国政治家，当时任法国驻英大使。

6 波兰贵族流亡者，他与拿破仑亲王（拿破仑一世的侄儿）有较亲密的友谊。

7 我第二次被允准进入巴黎是在1858年，那是因为马·卡·雷海尔病了，我通过罗特希尔德的帮助取得了这许可。但后来马·卡的病痊愈了，我没有利用这次机会前往巴黎。两年后，法国领事馆向我宣称，由于我当时未去巴黎，因此这批准已经失效。——作者注

8 我得着重指出“先生”这词，因为在我被驱逐时，巴黎警察局写到我时始终称我为“该人”，而拿破仑却在便条中写了“先生”这词，而且没有简写。——作者注

9 见《圣经·诗篇》第一百三十九篇，与原话略有出入。

10 果戈理在《死魂灵》中对乞乞科夫的描写。

11 指赫尔岑在《法意书简》中关于拿破仑三世讲的话。

12 拉布莱（1811—1883），法国政论家，在讽刺小说《巴黎和美国》中，借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攻击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方针政策，但这些批评都没有越出当局所允许的范围。

13 法国新闻记者，1866年在报上撰文赞扬奥地利敢于在普奥战争中对抗普鲁士，批评法国容忍普鲁士的扩张政策。

14 米赖斯为法国金融家，1861年因投机活动被判刑，这成为当时法国政界的一大丑闻。

15 投石党运动是17世纪发生在法国的政治运动（得名于巴黎儿童不顾当局禁令在街上玩耍的投石器），它前后经历了十多年，但大多为统治阶级内部的反政府行动和派别活动，目的是抑制王权，削弱专制统治。

16 俄国的一个有开明思想的将军。

17 拿破仑一世称自己的军队为“伟大的军队”。

18 拿破仑一世的幼弟日罗姆·波拿巴住在罗亚耳宫，拿破仑三世住在杜伊勒里宫。

19 法国新闻记者，年轻时接近蒲鲁东，1852年后成为拿破仑三世的拥护者。

20 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街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工作，目的在于迫使工人离开市区，并使街道不适于建造街垒，又便于调动军队。

21 原指使重伤者免受痛苦而给予的致死的一击。

22 指1858年颁布的《社会治安法》。

23 埃斯皮纳斯（1815—1859），法国将军，拿破仑三世的亲信，1858年起任内政大臣。

24 即费奥多尔·丘特切夫（1803—1873），俄国著名诗人。1865年3月，他在巴黎遇见赫尔岑以后，向他谈了这里讲的那件事。

25 安东马基（1780—1838），科西嘉医生。1819年起在圣赫勒拿岛作拿破仑的医生，写有《拿破仑最后的时刻》一书。

26 原文为德文，意思是“大山（阿尔卑斯山）造成的压抑感或恐怖感”，即噩梦。

27 引自普希金的诗《酒神之歌》。

28 《约伯记》是《圣经》中的一篇，记载富翁约伯的经历和上帝对他的考验，但作者不详，这里把作者定为以赛亚只是勒鲁个人的看法。所谓“五幕悲剧”，也只是勒鲁对该书的形容。作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勒鲁是借该书阐述自己的思想。

29 古希腊特尔菲地方阿波罗神庙的女祭司和女巫，常以阿波罗附身的方式宣示预言。

30 西方唯灵论者经常玩弄的一种所谓通灵活动。

31 《塔木德》本是注释和讲解犹太教律法的一部文献，被犹太教奉为经典。这里是泛指一般的犹太教哲理。

32 《圣经》中的先知，《以赛亚书》记载了他的言行。

33 “勒鲁”在法文中含有红色之意，法文的皮埃尔相当于俄文的彼得。

34 勒鲁因反对拿破仑三世，于1851至1869年流亡国外，住在泽西岛及格恩济岛。1863年出版了他的一本神秘主义著作《萨马列茨海滩》。

35 牛顿在晚年陷入了神秘主义宗教思想中，曾花许多时间研究《圣经》中的《启示录》，并对它作了注解。孔德晚年也对神秘主义发生兴趣，企图建立新的人道的宗教。

36 12世纪左右的一个法国诗人，生平不详，作品也不多，只有残本流传。皮埃尔·勒鲁曾在《约伯记》中与勒诺讨论来世问题，又借约伯和蒲鲁东等的对话发挥了灵魂转世的思想。

37 1867年在巴黎战神广场举办了法国的第一次国际博览会，规模巨大，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赫尔岑在这里所说的“世界市场”即指此而言。“老诗人”指雨果，雨果这时虽尚未正式回国，但已得到拿破仑三世的赦免，他为博览会写了《巴黎》一文，作为博览会导游手册的序言。

38 尼禄、卡利戈拉和卡拉卡拉都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暴君。

39 塞内加（约公元前4—公元65），古罗马哲学家及政治家，曾任皇储尼禄的教师，尼禄亲政后又成为尼禄的重要大臣。乌尔比安（？—228），罗马法学家，皇帝卡拉卡拉的重要大臣。

40 巴黎关押死刑犯人的监狱，建于1830年。

41 这几段和下面的一段话都是从《巴黎》一文中摘录的。

42 但以理是希伯来先知，《圣经》中有《但以理书》，这里是指诅咒和预言法兰西第二帝国灭亡的人。

43 指1867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和平自由同盟成立大会。和平自由同盟由雨果和加里波第等人发起组织，系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团体。

44 指马克·迪弗莱斯（1811—1876），法国政论家，蒲鲁东的追随者，拿破仑政变后流亡国外。下面的话引自他在苏黎世写的《1789年至1815年战争与和平权力史》的序言。

45 梅尔西埃（1740—1814），法国剧作家，拿破仑一世执政后，始终持反对立场，1814年去世时，拿破仑已垮台。这里引用的他的话是迪弗莱斯在序言中讲的。

46 指基督教徒，在《新约全书》中，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拿撒勒是耶稣最早的活动地点。在这里，赫尔岑是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比作拿撒勒人，而把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比作基督教出现前的“异教的高级僧侣”。

47 勒南（1823—1892），法国哲学家和宗教理论家，思想上反对唯物主义，政治上反对第二帝国，认为知识分子应作为“精神堡垒”，用人道主义来反对专制暴政。1858年他发表了《当代问题》一书，赫尔岑认为这是作者“既不像奴隶，又不像自由人的枯燥的道德说教”。

48 罗伯斯庇尔创立的共和国宗教的主神。1794年5月由国民议会用法令颁布确定，并规定6月8日为“最高存在节”，罗伯斯庇尔本人担任最高祭司。

49 法夫尔（1809—1880），法国政治活动家，1867年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时，发表了对前辈哲学家库辛的颂词，内容充满了对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攻击。

50 库辛（1792—1867），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当时最著名的折中主义思想家。

51 罗马的七山之一，在纪元前五世纪罗马共和国初期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平民常撤退到这里，以此为据点与贵族周旋。

52 拉丁区在塞纳河西岸，而巴黎的主要活动区是在东岸。

53 1793年，在法国革命的高潮中，巴黎于11月10日举行了理性节的庆祝活动，由歌剧院的女演员扮演“理性女神”，身披代表国旗的三色衣衫。理性节的倡议人之一便是阿纳卡西斯·克洛斯。

54 天主教的两个修会，均设在山谷中，提倡苦修。

55 按基督教的说法，基督再临便是黄金时代的开始，见《新约全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五节。

56 1867年，加里波第为解放罗马，统一意大利，再次进攻罗马，教皇已岌岌可危，拿破仑三世乃于10月底出兵意大利，帮助教皇对抗加里波第，导致了加里波第的失败。

57 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引文见该剧最后一场。

58 指拿破仑三世的出兵罗马为普鲁士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59 马泽帕（约1644—1709），乌克兰哥萨克首领，因反对彼得一世，在北方战争中带领哥萨克投奔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这里是指意大利摆脱了奥地利，却投靠了拿破仑三世。

60 《来自彼岸》的第一篇《暴风雨前》写于1847年12月底，在这里赫尔岑表现了面对现实的冷静的思考精神，与一位浪漫主义理想家展开了争论。

61 加里波第于1867年9月率领红衫军逼近教皇领地时，意大利王国政府根据拿破仑三世的要求，把加里波第逮捕后，押回了卡普雷拉岛。

62 根据拿破仑三世的部署，法国军队集中在土伦，由轮船运至意大利的契维塔韦基亚，然后于10月30日开进罗马。

63 贝里耶（1790—1868），法国律师和政治家，波旁王朝的拥护者。1863年后进入立法议会，支持拿破仑三世出兵意大利。

64 指狡猾的奴仆，出自博马舍的喜剧《费加罗的婚礼》。奥尔良派的梯也尔也在立法议会中支持拿破仑三世对付意大利的活动。

65 鲁埃（1814—1884），法国当时的外交大臣，拿破仑三世的亲信。他在立法议会上回答反对派的质问时声称，法国决不允许意大利占有罗马，“玷辱法国和天主教的荣誉”。

66 指拉马丁在担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时向人民所作的各种甜蜜的诺言。

67 “芬尼亚人”又称“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系爱尔兰民族主义秘密团体，其成员亦称芬尼亚人，他们为争取爱尔兰的民族独立，采用过各种恐怖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