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拌儿

1.瑞士风光1

十年前，在隆冬一个潮湿寒冷的夜晚，我途经干草市场2，碰到了一个黑人，他大约十七岁，光着脚，没穿衬衫，仿佛他仍在热带得脱下衣服，不是在伦敦得穿上衣服。他牙齿打战，浑身哆嗦，向我讨钱。过了两天，我又遇到了他，后来又一再见到他。最后，我与他开始搭讪。他讲的是不纯粹的英国西班牙语，但是意思清楚，不难理解。

“你还年轻，”我对他说，“身强力壮，为什么不找工作做？”

“没有人肯雇我。”

“为什么。”

“我在这里没一个熟人，谁也不会替我担保。”

“你是从哪里来的？”

“从船上来的。”

“什么船？”

“西班牙船。船长老是打我，我逃走了。”

“你在船上干什么？”

“什么都干：刷衣服，洗碗，打扫船舱。”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

“可是你会冻死饿死的，至少一定会生病。”

“我有什么办法呢？”黑人绝望地说，全身冷得瑟瑟发抖。

我想：“算啦，管它呢，反正我不是第一次干傻事了。”

于是我说：“跟我走，我给你住的和穿的，你可以给我打扫房间，生壁炉，要住多久就住多久，只要你好好干，规规矩矩。如果不愿意，我不勉强。”

黑人高兴得跳了起来。

没过一星期他就胖了，干活勤快，一个人抵四个人。就这样，他在我那里过了半年；后来，一天晚上，他来到我房门口，默默站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我是来向您告别的。”

“怎么回事？”

“现在够了，我得走了。”

“是谁欺侮了你？”

“哪儿的话，我对一切都很满意。”

“那么你要上哪儿？”

“随便什么轮船都可以。”

“为什么？”

“我想念轮船，我不能离开它，如果留下，我一定干不好，我需要海洋。我要到船上去，然后再回来，但是现在够了。”

我尽量劝他留下，他继续住了三天，第二次提出，他办不到，他必须走，现在够了。

这是春天。到了秋天，他又穿得像热带人一样来了，我又给了他衣服；但不久，他便干了各种坏事，甚至威胁要杀死我，我不得不把他赶走了。

最后这一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完全同意黑人的观点。在一个地方待久了，老是在一条车辙里走路，我有时也会产生“现在够了”的感觉，必须换个地点，呼吸些新鲜空气，看到一些新的脸……然后心情才会舒畅，这看来奇怪，但是事实。旅途的表面印象对调剂精神还是有益的。

有的人倾向于内省式的调剂，他们或者借助于强大的想象力和摆脱外在环境的能力（这要靠一种接近于天才和疯狂的特殊气质），——或者借助于鸦片和酒精做到这一点。例如，俄国人往往喝了一两星期酒，然后才清醒过来，重新开始工作。但我宁可让整个身体活动，而不是只让头脑活动，宁可在世界上转悠，而不是在头脑中转悠。

也许这是因为我喝醉以后总觉得很不舒服。

1866年10月4日，我在纳沙泰尔3湖畔一家简陋旅馆的小房间里便是这么想的。在那里我觉得十分自在，仿佛我一辈子都住在这儿，这便是我的家。

随着岁月的流逝，很奇怪，我开始感到需要孤独，尤其是安静了……院子里相当温暖，我打开了窗……周围万籁俱寂，城市，湖泊，靠岸停泊的小船，一切都进入了梦乡；船仿佛还在轻轻呼吸，从隐约可闻的吱吱声和微微晃动的桅杆中都可感到这一点；桅杆一会儿偏向左边，一会儿偏向右边，但始终不会失去平衡……

……知道没有人在等你，没有人会来找你，你可以安心做你要做的事，也许甚至是死……也没有人会干涉，跟谁都无关……这是既可怕又愉快的。我无疑在开始变得孤僻，有时甚至恨自己没有勇气过世俗的隐士生活。

只有在孤独中，一个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潜在的力量。他可以自由支配时间，没有不可避免的干扰——这是一件大事。一旦感到厌烦，疲倦，他可以立即拿起帽子，找人闲聊，一起休息。只要走到街上，那里便有川流不息的人群，那永无尽头、变化不定、又永远不变的人流，它五光十色，像天上的彩虹，又像灰白的浪花，整天熙熙攘攘，嘈杂喧哗。你像艺术家一样欣赏着这生活之流，仿佛在参观画展，这正因为你跟它没有利害关系。一切都与你无关，你无求于人，也不需要什么。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到十一点已饥肠辘辘，于是走进一家大饭店吃早餐——昨晚这里客满了，我未能借到房间。餐厅里坐着一对英国夫妇，两人之间隔着一张《泰晤士报》，还有一个法国人，大约三十岁，是最近刚在形成的一种新典型：高大，臃肿，白皮肤，淡黄头发，满身肥肉，看来，如果宽松的大衣和质地柔软的裤子允许，他还会像温室中的肉冻一样融化扩大。这一定是哪个股票大王的儿子，或者共和帝国的贵族。他吃得没精打采，似乎对自己的早餐毫无胃口，只是在完成任务；由此看来，他已吃了好久，有些厌倦了。

这个典型从前在法国几乎并不存在，它是在路易-菲力普时代开始崭露头角的，直到最近十五年才终于兴旺发达。它面目可憎，令人厌恶，不过法国人也许还以此为荣。饭馆酒肆中的享乐生活，不致使英国人和俄国人的体型像法国人那么变丑。福克斯们和谢立丹们背地里都能吃能喝，然而他们还是原来的福克斯4和谢立丹5。法国人只有在筵席的文学方面，才既能显示他们精于饮食之道的深刻知识和制定菜名的雄辩口才，又不致自食恶果。在谈到宴会、调料、口味时，没有一个民族会讲得那么多；但这无非是玩弄辞藻，舞文弄墨。实际的暴食和纵酒却害苦了法国人，把他们弄得面目全非……他们的身体受不了。法国人在五花八门的风流韵事中能保持原状，安然无恙，这是因为这种情欲符合他们的民族气质——爱情既是他们的弱点，也是他们的长处。

“您要甜食吗？”堂馆问法国人，显然对他比对我们格外尊敬。

那位年轻先生这时正把食物装进肚里，因此慢条斯理地抬起忧郁而困倦的眼睛，对堂馆说道：

“我还不知道。”然后想了想，又道：“一客糖梨！”

英国人在所有这段时间里，都在报纸的屏风后面一声不吭地吃着，现在突然抬起了头，说道：

“我也要一客！”

堂倌端来了两客糖梨，给了英国人一客；但英国人怒气冲冲地提出一了抗议：

“不对！我只是要点喝的东西！”6

原来他只是想喝点什么。喝完后他站了起来，这时我才发现他穿的是孩子穿的夹克衫或羊毛短上衣，淡棕颜色，下面是浅色紧身裤，靠近皮鞋的裤管全都皱了。夫人也站了起来——她的身子是慢慢升高的，站直以后便变得非常高；然后她挽着矮丈夫的胳臂走了。

我不禁含笑目送他们出门，但毫无恶意；在我看来，他们还比我旁边那位先生（在夫人离开后，他已解开了坎肩上的第三颗纽扣）顺眼十倍。

巴塞尔

莱茵河是天然的分界线，但它什么也没分开，只是把巴塞尔分成了两部分7，而这两部分同样枯燥乏味，难以言喻。这儿的一切都笼罩在三重的枯燥（德国的，商业的，瑞士的）中。毫不奇怪，在巴塞尔构思的唯一艺术品是《死的跳舞》8；这里除了死者，没有人快活，尽管德国居民热爱音乐，那也是庄严的宗教音乐。

这是一个流动的城市，大家经过这儿，但是谁也不愿留下，除了经纪人和较高级的货车租赁业者。

住在巴塞尔，不特别爱钱是不可能的。不过，瑞士城市的生活一般都是枯燥的，其实也不仅瑞士，一切小城市莫不如此。巴枯宁说：“佛罗伦萨是个美妙的城市，像一块甜甜的蜜饯……吃时觉得好极了，但过了一星期，你看到甜食就会觉得腻味。”这一点也不错，既然这样，对瑞士的城市还有什么好说的？莱芒湖畔本来是平静而美丽的地方，但自从在韦维到韦托一带建起了一个个莫斯科郊外的那种庄园，里面住满了从俄国来的地主家庭，那些在1861年2月19日9的灾难中破落了的人们，这样，那地方对我们就没意思了。

洛桑

我是路过洛桑。在洛桑，除了土著居民，都是过客。

外地人不在洛桑居住，尽管它的周围风景优美，尽管英国人发现过它三次，一次是在克伦威尔死后，一次是在吉本10生前，还有现在——他们在这里盖起了房屋和别墅。但旅游者只在日内瓦居住。

想起日内瓦，我便会想起一位非常冷峻而枯燥的伟人，一种非常冷峻而干燥的朔风，那人便是加尔文11，那风便是北寒风12。这两者都叫我不能忍受。

每个日内瓦人身上都残留着北寒风和加尔文的影子。从他出生之日，成胎之日起，甚至更早，这两者便在影响他的精神和肉体，风是从山上吹来，而加尔文思想则来自祈祷书。

确实，这两股寒流的痕迹，结合不同的边境地区和交界地区——萨伏依的、瓦莱的、尤其是法国的一些特征，便构成了日内瓦人的基本性格，它显得美好，但并不特别惹人喜爱。

不过我现在要写的只是旅途印象，在日内瓦，我是居住。关于它，我得留待将来，在保持艺术距离的时候再写……

我在晚上十时到达了弗里堡……立即前往佐林格旅馆。还是那个在1851年迎接过我的戴黑丝绒小圆帽的老板，那张既恭敬又倨傲的端正的脸，那副像俄国的典礼官或英国的守门人的神气。他走到公共马车前面，欢迎我们的到来。

……餐厅也还是老样子，还是那些红丝绒面子的折叠式四方小沙发。

在弗里堡，十四年就像十四天！它引以为荣的仍是教堂讲台上的大风琴，仍是那座铁索桥。

新的时代气息，那变化不定的、冲破一切樊笼的、1848年的二分点风暴13掀起的惊涛骇浪，很少触及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僻处一隅的城市，如耶稣会的弗里堡和虔诚派的纳沙泰尔。这些城市也在前进，但迈的是乌龟的步子，它们也在变得美好，但在我们眼中它们落后了，它们仍穿着石板的老式衣服……当然，过去的生活中也有不少东西并不坏，也更稳固和舒适，但那只是为少数高等人士准备的，正因为这样，它们并不适合大多数新兴阶级的需要——这些人还没有成为命运的宠儿，对生活的要求也还没有那么难以满足。

不用说，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新发明每日不断，办法也简便易行，可以自由而广阔地安排新的生活。但是西方人一旦取得了地位，便满足于小小的成就。一般说来，他们受到的指责主要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那就是贪图舒服，以及人们所说的养尊处优。对于他们，这与其他一切一样，只是陈词滥调和空话。既然他们可以建立没有自由的自由制度，为什么不能在狭隘简陋的生活上建立光辉的社会呢？当然，例外是有的。在英国的贵族，法国的茶花女，当今的犹太王公大人中，阔绰的生活比比皆是……但这只是个别的，暂时的；勋爵和银行家可能身败名裂，茶花女也可能没有后代。我们谈的是整个世界，是一般的芸芸众生，是今天在舞台上粉墨登场的合唱队和芭蕾舞的群舞演员，不包括斯坦利勋爵14那样一天有二万法郎收入的父亲，也不包括前几天为了减轻父母负担，跳进泰晤士河自杀身亡的十二岁孩子的父亲。

发了财的老市民喜欢谈论舒适的生活条件，对他说来，这一切还是新事物，他觉得他是老爷，它们是为他存在的，“他有力量这么生活，这不致使他破产。”他以金钱为荣，知道它们的价值和易于消失，可是他们的前辈财主不相信金钱可以消耗，也不理解它们的价值，因此他们败落了。但他们是在高雅的情趣中败落的。“资产者”则认为，大量享用积累的资金没有多大意思；因陋就简、省吃俭用的传统生活习惯依然保存着。他们自然也会花大钱，但不是花在必要的地方。站柜台出身的那一代人，还没有养成阔绰的手面和豪华的作风，还没脱离原来的生活方式。对他们说来，一切都是买卖，很自然，他们关心的只是尽可能多的利润和收入，赚钱第一。“房产业主”的本能便是减少房间的面积，扩大房间的数目，莫名其妙地缩小窗户的大小，减低天花板的高度；他要利用每一个角落，以至剥夺租户和自己家庭的居住面积。那个角落对他并无用处，但万一必要，他便得从别人那里夺取这个空间。他宁可拥有两间不方便的厨房，不愿建造一间完善的厨房；他为使女造的顶楼既不能工作，也不能转身，而且十分潮湿。为了补偿光线和空气的不足，他把房屋的外表粉刷得漂漂亮亮，在客厅中放满了家具，还在屋前造了花坛和喷泉——给孩子、保姆、狗和雇工制造的麻烦。

吝啬没有完成的危害，由迟钝的头脑完成了。科学从日常生活的浑浊池塘中穿过，不会与它同流合污，但随处留下了自己的财富，然而卑微的船夫不善于捡取它们。一切利益落进了大商人手中，其他人只能得到点滴的油水。大商人改变着地球的面貌，可是个人生活依然在他们的蒸汽机车旁边，靠古老的马车和驽马缓缓前进……不冒烟的壁炉只是理想，日内瓦的一个房东安慰我道：“这壁炉只在刮大风时才冒烟”，那就是正好在最需要生壁炉的时候，而大风仿佛是偶然现象，或者新近才发现的，在加尔文出生以前没有刮过大风；在法齐去世以后也不会再刮大风。看来在整个欧洲，包括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内，一到冬季就得赶紧写遗嘱，就像从前人们从巴黎前往马赛得写遗嘱，到了四月中旬便得上伊威尔圣母大教堂做祈祷一样。

这些人会说，他们管不了这些生活琐事，他们有许多别的事要做，我也不想跟他们计较冒烟的壁炉，既能开门也能划破手指的钥匙，以及过道上的臭味等等，但是我要问，他们忙的是什么，他们最关心的又是什么？其实没有……他们只是这么讲讲，借以掩饰他们难以想象的空虚和无聊……

在中世纪，人们的生活恶劣不堪，钱都花在毫无必要的、不能增进舒适的大建筑物上。但是中世纪对舒适还没有要求——相反，他们的生活越不舒服，越接近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奢华表现在教堂和公共建筑的宏伟壮丽上，在这方面他们是毫不吝惜，毫不小气的。那时的骑士建造的是城堡，不是宫殿，选择的也不是四通八达、道路平坦的地点，而是无法通行的山岩峭壁。现在已不必防备盗匪，也没有人再相信装饰教堂可以拯救灵魂；循规蹈矩的和平居民抛弃了大会堂和市政厅、反对派和俱乐部；热情和迷信，宗教和英雄主义，这一切都让位给了物质福利，但正是在这方面，目前还毫无成就。

在我看来，这一切不是吉兆，也未可乐观——仿佛这个世界是生活在期待中，只等脚下的土地自动提供一切，它不想建设，而是浑浑噩噩，苟且度日。我不仅从人们忧心忡忡、布满皱纹的脸上看到这一点，害怕严肃的思想，回避对现状的各种分析，只想忙忙碌碌，陶醉在表面的成就中，这都是它的表现。老人甚至准备玩洋娃娃，“只要不致触及思想就好”。

时髦的止痛膏药是世界博览会。膏药与病痛一起构成了一种间歇性的热病，只是重心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15一切都在移动，在水上、在陆地、在空中移动，花钱，赚钱，参观，厌倦，为了取得成功，生活变得更不舒服——什么成功？管它什么，成功就是成功。仿佛三四年中一切都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仿佛有了铁路，一切就非得从这里搬到那里不可，房屋，机器，马厩，大炮，什么都运来运去，差点把花园和菜园也搬上火车……

……等展览会开厌了，于是又开始打仗，又血流成河，尸积如山，但求在天边不致再看到不祥的黑点……

2.旅途闲话和饮食店中的同胞情谊

“去安德马特还有位子吗？”

“也许还有。”

“是轻便长途马车吗？”

“也许是，您十点半来看看……”

我看看表——三点差一刻……我怨气冲天地坐在咖啡店门前的长凳上……人声嘈杂，行李在地上拖过，马被牵来牵去，毫无必要地把石板蹬得达达直响，饭店的堂倌在向旅客招揽生意，太太们在旅行袋里找东西……嘎吱嘎吱……一辆驿车驶走了……嘎吱嘎吱……又一辆驿车驶走了……广场空了，一切都运走了……天气闷热，阳光刺眼，石板白花花的，一只狗躺在广场中心，蓦地气呼呼地跳了起来，跑进阴影中。胖老板穿一件衬衫坐在咖啡店门口，不停地打瞌睡。来了一个卖鱼的女人。老板露出恶狠狠的神情问道：“鱼什么价钱？”卖鱼的讲了价钱。老板吆喝道：“混蛋！”女人也吆喝道：“土匪！”“滚开，臭婆娘！”“土匪，你想抢鱼不是？”“喂，三文提一磅，怎么样？”“贪心不足，让你不得好死！”老板拿了鱼，女人收了钱，和睦地分手了。这些咒骂只是一种公认的形式，跟寒暄差不多，我们已习以为常了。

狗继续睡大觉，老板送走了鱼，又打他的瞌睡，太阳热烘烘的，没法再坐下去。我走进咖啡店，拿了一张纸，想写点什么，但是写什么呢？……描写高山和深谷，花草和光秃秃的岩石——这一切在导游手册中早已有了……不如写些无中生有的事。随口胡扯——这是一种休息，谈天中的甜点、调料，只有理想主义者和爱好抽象思维的人才不喜欢……但是胡扯什么呢？……当然，最符合我们的爱国心理的题目是谈我们可爱的同胞们。他们到处有的是，尤其在高级旅馆里。

俄国人还是像从前一样极容易识别。尽管旅游者多如牛毛，先天存在的种族特征还是一目了然。在别人低声谈话的地方，俄国人却哇啦哇啦，在别人哇啦哇啦大声讲话的地方，俄国人又一言不发。他们扯开喉咙大笑，可是讲起笑话来却嘁嘁喳喳；他们跟堂馆一下子就成了老朋友，可是对那里的顾客却不理不睬。他们吃东西用刀；军人都像德国人，区别只是那个后脑勺显得特别傲慢，头发又短又硬，跟鬃毛似的；夫人们在火车和轮船上打扮得花枝招展，像英国女人在饭店等等地方一样。

图恩湖成了我们的高等旅游者汇集的地方。旅客登记簿好像是从《备忘手册》16上抄录的：大臣和巨头，形形色色的将军，甚至秘密警察的头子都有。官员们带着老婆孩子，在旅馆的花园里欣赏大自然的风光，在旅馆的餐厅里享受大自然的赏赐。英国夫人遇到英国夫人便问：“您是通过格米或格里姆塞尔17来的吧？”俄国夫人遇到俄国夫人便问：“您是住在少女旅馆或维多利亚旅馆吗？”英国夫人说：“那便是少女峰18！”俄国夫人则说：“那便是财政大臣赖特恩19！”……

“停靠二十分钟，停靠二十分钟……”

旅客们纷纷下车，拥进食堂，抢了座位，匆匆吃饭；虽说二十分钟，铁路站长必然占去你五六分钟，还用可怕的铃声来影响你的胃口，拼命叫喊：“快上车！”

进来一个穿黑衣服的高大太太和穿浅色衣服的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又进来一个神色腼腆、行动拘谨、穿得可怜的少女，手里提着各种包裹和箱子。她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角上，坐了下去——几乎就在我的旁边。眼睛犀利的堂倌发现了她，马上托着一盘烤牛肉，像老鹰一般飞也似的扑到她面前，问道：“您要什么菜？”她回答：“不要什么。”这时一个英国牧师正好喊他，他便朝他跑去……但是一分钟后，他又奔到她跟前，挥着餐巾，问她：“您要什么菜？”

姑娘嗫嚅着，涨红了脸，站了起来。我的心像给扎了一针。我想请她吃点什么，但又不敢造次。

我正在犹豫时，穿黑衣服的夫人抬起眼睛，在餐厅里打量着，她看到了姑娘，便伸出一根手指，叫她过去。她走近后，夫人指指孩子们吃剩的汤，于是姑娘便站在坐着的旅客中间，在他们惊讶的目光下，羞涩地、慌张地吃了两匙汤，放下了盘子。

“各位旅客，凡是去乌廷根、蒙特锡昂和东恩图的，请上车！”

大家毫无必要地争先恐后拥向了车厢。

我不能沉默，对一个堂倌（不是那只老鹰，是另一个）说道：

“您看见没有？”

“怎么没看见，他们都是俄国人。”

3.在阿尔卑斯山那边

意大利城市建筑的纪念碑性质，与它们的荒凉面貌，终于使人生厌了。现代人在那里感到不自在，仿佛坐在戏院中不舒适的包厢里，观看舞台上雄伟的布景。

那里的生活并不平衡，也不单纯和便利。调子是高昂的，一切都像在朗诵，而且是意大利人的朗诵（凡是听过朗诵但丁作品的，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一切都显得不自然，仿佛莫斯科的哲学家或德国渊博的艺术家在刺刺不休；一切都似乎站在高不可攀的顶点俯视着你。这种人为的紧张与从容自若是不相容的，好像随时会出现一场辩论和道德说教。长年累月的高昂情绪令人厌倦和烦躁。

人并不希望永远惊叹，永远精神兴奋，也不希望老是用道德标准衡量一切，老是感动，思想老是飞往遥远的过去，可是意大利却要人停留在最高的音域中，总是提醒大家，它的街道不是普通的街道，而是名胜古迹，它的广场也不仅仅供人走路，它们是供人研究的。

同时，意大利特别美好而伟大的一切（也许到处如此）都是接近疯狂和荒谬的——至少令人想起童年时代……西尼奥拉广场20，这是佛罗伦萨人民的童年时代——米开朗琪罗老爹和切利尼大叔赐予它的大理石和青铜玩具，21都被它随意排列在广场上，那里曾多次流血，决定它的命运——然而这与大卫或珀尔修斯都毫无关系……这里有一座水上城市，梅花鲈和河鲈可以在它的大街上畅游……也有一座山洞岩石构成的城市，人们必须像潮虫或蜥蜴那样，在狭窄的峡底，在迂回曲折的宫殿似的悬崖峭壁中间爬行和走动……这里还有一个大理石的别洛韦原始森林22。谁的头脑能够想象那个被称作米兰大教堂23的石造大森林，那个钟乳石的山岭？谁又敢实施疯狂的建筑师的这种梦想？……谁又肯为它花那么多钱，那计算不清的钱！

人们总是为不必要的事物耗费精力。对他们说来，最宝贵的便是他们幻想的目标。这比活命的面包，比个人的私利更重要。利己主义和人道精神一样，是需要培养的。幻想对人的吸引力却不需要培养，不需要理性的帮助。信仰的时代是奇迹的时代。

一个较新、较少历史性和装饰性的城市是都灵。

“它给人的印象好比一篇散文。”

是的，然而生活在这里比较轻松，因为这只是一个城市，不是靠回顾自己的历史存在的，它是为日常生活，为现实存在的，它的街道不是考古博物馆，不能随时给我们提供死亡的纪念物；但是看到那些勤劳的居民，看到他们像阿尔卑斯山的空气一样严峻的表情，你便会发觉，这些人比佛罗伦萨人，比威尼斯人更坚毅强壮，也许还比热那亚人更富于生命力。

不过我不太了解热那亚人。这些人是很难看清楚的，他们在你眼前总是一闪而过，他们总是在奔波，忙碌，跑东跑西，匆匆忙忙。通往海边的巷子里人们熙熙攘攘，但是待在那儿的不是热那亚人，这是在世界各地海洋上航行的水手、轮机长和船长。铃声从这儿那儿响起，开航了！开航了！于是一部分人群开始蠕动，有的在装货，有的在卸货。

4.再谈德国人

……倾盆大雨接连下了三天，不能出门，又不想工作……一家书店的橱窗里陈列着《海涅通信集》，两卷。这是救星。我买了书，一直读到天放晴为止。

从海涅写信给摩泽尔24、伊默尔曼25和瓦恩哈根26以来，多少岁月过去了。

奇怪的是，从1848年以后，尽管我们总是后退，总是让步，抛弃了一切，蜷缩在一边，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一切都在不知不觉地变化。我们更接近了地面，站得低了一些，也就是站得更稳了，地也犁得更深了，工作不那么动人，那么光辉，但也许正因为这样，这才是真正的工作。反动阵营的堂吉诃德们捅破了我们不少个气球，氢气像烟一般飘走了，飞艇坠落了。我们不再充当上帝的天使，弹着五弦琴，唱着预言之歌，在天空中飞翔，而是攀附在树木和屋顶上，尽量靠近大地母亲的怀抱。

“青年德意志”从自己“美好的高处”，在理论上解放祖国，在纯理性和艺术的范围内跟传统和偏见的世界决裂的时代，而今安在哉？海涅不喜欢这个光辉灿烂、寒冷彻骨的山顶，尽管歌德到了老年曾在那儿做过庄严的美梦，那不太和谐的、但聪明绝顶的梦——《浮士德》第二部。然而海涅并没有走出书籍的圈子，他所接触的依然是学者的讲堂，文人的集会，报刊的园地和它们之间的闲谈和争吵，以及那些表现为柯达或霍夫曼和卡佩的出版界的夏洛克们27，语文学界的格丁根长老们28，哈雷或波恩的司法界大主教们。不论海涅还是他的小圈子都不了解人民，人民也不了解他们。这块洼地上的苦难和欢乐都从未上升到那个山顶——要使他们了解来自现代人类沼泽的呻吟，还必须让它们穿上拉丁文的服装，通过格拉古兄弟29和罗马无产阶级的中介，才能办到。

作为高等社会的学士，他们有时也会走进生活，像浮士德一样从小酒店开始，也像他一样，始终保持着学者的否定精神，但这种否定精神的内省性质使他们不能简单地看待和观察世界，就像浮士德所经历的那样。正因为如此，他们马上从生活的源泉又退回了历史的源泉，只有在这里他们才如鱼得水，自由自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事的不仅不是行动，而且不是科学，毋宁说主要只是学艺和文化。

海涅有时也反对档案气息和分析乐趣，需要某种不同的东西，但他的书信仍然是典型的德国书信，它属于德国那个从贝蒂娜孩子30开始，而以犹太女子拉埃尔31为终点的时期。我们在他的书信中遇到热烈迸发的犹太精神时，便能呼吸到比较清新的气息，这时海涅是真正热情洋溢的人，但是他的情绪马上冷却了，犹太精神也马上淡薄了，而且由于自己这种绝非毫无私心的转变，他还对它十分恼火。

1830年的革命，以及海涅后来的迁居巴黎，对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欢呼道：“潘神死了！”32随即赶往那里，那个我曾经同样狂热地奔赴的地方——巴黎；他希望看到“伟大的人民”，“骑在灰色马上往来奔驰的头发斑白的拉斐德”33。但是文学立即占了上风，他的信从里到外充满了文学的废话和个人的好恶，它们又与对命运、健康、精力和抑郁心境的埋怨交织在一起，从这中间流露了充满牢骚不平的自尊心。在这里海涅也采取了虚假的音调。那种夸大做作的波拿巴主义辞藻变得这么讨厌，与衣冠楚楚的汉堡犹太人不是从书本上，而是在广场上听到人民的呼声时发出的惶惶不安的叫嚣同样讨厌。他不能接受不是在彬彬有礼、循规蹈矩的书斋中，或者瓦恩哈根·冯·恩泽（他称他为精美的瓷器）的沙龙中举行的工人集会。

他的个人尊严感只限于把手洗得干干净净，手指上没有烟草味。不应该为此责备他。这感情不是德国人的，不是犹太人的，不幸，也不是俄国人的。

海涅讨好普鲁士政府，通过它的大使，通过瓦恩哈根，向它献媚，同时又咒骂它。34他奉承巴伐利亚国王，又讽刺挖苦他，他对德国的“最高”议会更是恭维备至，又用刻毒的嘲笑抵偿自己在它面前的不体面行径。

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说明，1848年在德国爆发的学究式革命火焰，为什么瞬息之间便告熄灭吗？它也只是属于文学上的，像克罗尔花园中放的焰火一样，立即烟消云散了，它的领导人大多是教授，它的将军是语文学家，它的战士是穿高筒皮靴、戴圆形软帽的大学生，一旦革命从形而上学的胆量和书本的勇气中走进广场时，他们便背弃了革命事业。

除了个别几个执迷不悟、流连忘返的工人以外，人民不会跟这些脸色苍白的领导人走，对他们说来，这些人始终不是自己人。

在战争35爆发前一年，当俾斯麦正磨刀霍霍，加紧迫害格拉博36一伙人时，我问柏林一个左翼代表：“你们怎么能容忍俾斯麦的一切侮辱呢？”

“我们已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你们应该学政府的样，试图越出这个范围。”

“这是什么意思？向人民发出号召，要他们拒付捐税吗？……这是梦想……没有一个人会跟我们走，支持我们……这只能暴露我们的软弱，让俾斯麦取得新的胜利。”

“好吧，那我也只得像你们的主席一样，要你们对每一个侮辱逆来顺受，在三呼吾王万岁之后，乖乖地回家了！”

5.阴间和人世 1．阴间

“阿道尔芬别墅……阿道尔芬？……这地方怎么样？……阿道尔芬别墅，大小套间齐全，花园，面临大海……”

我走了进去；一切显得整齐清洁，树木，花草，院子里有一些英国孩子，那种胖胖的、圆圆的、脸色红润的孩子，会使你不由得衷心希望他们永远不要遇到吃人魔王的孩子……出来了一个老婆子，问我什么事，我说了缘由；开始谈话时，她先向我声明，她不是女用人，“主要是出于友谊”在这里帮忙的，阿道尔芬太太到医院或养老院去了，她是养老院的女施主。然后她带我去看“非常舒适的房间”，在社交季节，这还是第一次没人居住，今天早上两个美国人，一个俄国公爵还来看过房子，因此那位“主要是出于友谊”在这里帮忙的老婆子，劝我不要错过机会。我为这突如其来的关心和偏爱，向她表示了感谢，然后向她提出了一个问题：

“您是德国人吗？”

“是的。先生您呢？”

“我是俄国人。”

“那太好了，我在彼得堡住过很久很久。说真的，这么好的城市再也没有了，永远不会有了。”

“我听了很高兴。您离开彼得堡好久了吧？”

“对，不少日子了，我们在这儿至少已住了二十年。我从小就跟阿道尔芬太太是朋友，后来也从不想离开她。她不大关心家务，一切都很乱，需要有个人照料。我的保护人买下这个小小的乐园之后，马上从不伦瑞克写信给我……”

“您住在彼得堡什么地方？”我突然问她。

“哦，我们住在城里最好的地区，那儿住的全是大官和将军。我好几次见到故世的皇上坐了马车或一匹马拉的雪橇经过，那么威严……可以说是真正的君主。”

“您住在涅瓦大街，海军大街？”

“哦，不是涅瓦大街的街面上，是在它旁边，警察桥附近。”

我想：“够了，够了，我知道了。”于是请老婆子转告，我会来跟阿道尔芬太太商谈房子的。

每逢我见到旧时代的残余，破败的古迹，总不免感触万端，不论那是维斯太37庙，还是其他神庙，都一样……“出于友谊”的老婆子陪我穿过花园，直送到大门口。

“哦，我们的邻居，他也在彼得堡住过很久……”她向我指指一幢粉刷得漂漂亮亮的大房子，现在门口有一块英文牌子：“大小套间出租（带家具或不带家具）”。“您一定知道弗洛里安尼吧？他是宫廷理发师，住在米里翁大街附近，只因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他受到牵连，差点给送往西伯利亚……您知道，有时因为心地太忠厚也会遭到飞来横祸。”

我想：“看来她非把弗洛里安尼和我扯在一起不可，好像我是他的‘难友’似的。”

“对，对，现在我有些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件事，它牵涉到主教公会的总检察官，另外还有一些神学家和近卫军军官……”

“瞧，他来了。”

一个干瘪的、掉了牙齿的小老头走到了门口，他戴一顶水手或儿童戴的小草帽，帽顶围一条蓝绶带，身穿浅绿色短大衣和条纹裤子……他抬起枯涩迟钝、没有生气的眼睛，向“出于友谊”的老婆子点了点头，薄薄的嘴唇在翕动。

“要我叫他过来吗？”

“不必了，谢谢您……我目前不能见他，您瞧，我连胡子也没刮……再见。哦，请问，我有没有弄错，弗洛里安尼先生应该得过红绶带吧？”

“对，对，他给慈善机关捐过不少钱。”

“一颗美好的心！”

在古典主义时代，作家们喜欢把已死和刚死的人带到阴间，让他们在那里谈天说地拉呱儿。在我们的现实主义时代，一切都在地上进行，甚至把一部分阴间也搬到了人间。爱丽舍田园38伸展到爱丽舍河岸，爱丽舍海边，然后化成硫黄温泉，在这里或那里喷射，又在山脚下形成一个个湖泊，它们可以论亩出售，开辟成一个个葡萄园……一个人经历了动荡不安的一生以后死了，他的一部分便来到这里，度过灵魂转化的第一阶段，从净界升入天国的这个预备班级。

每个人活了五十年以后，便得抛弃整个世界，甚至两个世界——对于它的消失，他已习以为常，准备接受另一幕新的场景了。这时，早已消逝的时代的一些名字和面貌，又会一再出现在他的道路上，唤起一系列幻象和画面，那些埋葬在无边无际的记忆的墓穴中，可以随时听候召唤的东西，它们有时引起的是微笑，有时是叹息，有时也可能是啼泣……

那些像浮士德一样希望看到“母亲”，甚至“父亲”的人，不需要任何靡非斯特菲勒斯的引导，只要买一张票，坐上火车，到南方走一趟就成了。从戛纳和格拉斯39开始，那个早已过去的时代的幽灵便在这片温暖的天地中游荡，他们聚集在海边，弯腰曲背，安详地等待着卡隆40把自己渡过冥河。

这还不是那个真正的“悲惨之城”，高大而庄严的、背有些驼的布鲁厄姆勋爵41，像阍者一样站在它的城门口。他那漫长而正直的一生充满了没有成效的努力，他的整个形象，那一高一低的灰白眉毛，表现了但丁的一部分题词42：你们走进这里的，想用寻常的手段纠正根深蒂固的历史罪恶的人们，把一切希望抛在后面吧。布鲁厄姆老人，这位优异的前辈，不幸的卡罗琳王后43的辩护人，罗伯特·欧文的朋友，坎宁44和拜伦的同时代人，麦考利45没有写完的最后一卷《英国史》，他把自己的别墅造在格拉斯和戛纳之间，这是非常合适的。除了他，还有谁能作为和解的旗子高举在临时净界的大门口，不致把活人吓走呢？

接着我们便完全进入了一个静寂的世界，这里的男高音，三十年前曾使我们十八岁的胸膛跳跃不止；这里的小脚曾使我们与全场观众的心一起陶醉和收缩，但是现在这双脚已结束了自己的使命，穿上它们的女主人亲手编织的羊毛拖鞋，为了毫无理由的嫉妒，或者为了家庭开支上理由充足的吝啬，啪嗒啪嗒地在追赶使女……

这一切，通过大小不等的间隔地段，一直绵延到亚得里亚海和科摩湖边，甚至某些德国的温泉地区（乡镇）。那里有塔利奥妮46的别墅，鲁比尼47的宫殿，芬尼·艾尔丝勒48的庄园，以及许多过去的、早已销声匿迹的人的藏身之所。

除了离开了小小的舞台息影闲居的演员们，还有早已从传单上消失的被忘却的世界大舞台上的演员——他们尽管并不甘心，也只得像辛辛纳图斯49或哲学家那样，在穷乡僻壤度过余生。这样，在曾经煊赫一时、扮演过帝王的艺术家中间，也出现了扮演过糟糕的角色的真正的帝王。这些国王像印第安人要带着妻子一起走进阴曹地府一样，也带着两三个忠于他们，曾不遗余力帮助他们垮台，因而与他们同归于尽的亲信大臣。其中有的刚戴上王冠，登台亮相，便给轰下了台，但还在等待群众给他们公正的评价，把他们重新扶上舞台。也有的甚至历史剧场的经理人还没允许他们登台亮相——这是一些死婴，他们只有昨天，没有今天，他们的传记在出场前就结束了；他们是早已被废除的王位继承法留下的阿兹特克人，灭亡的王朝的还在苟延残喘的纪念品。

此外便是那些以吃败仗闻名的将军，葬送过自己的国家的乖巧的外交家，葬送过自己的家产的赌徒，还有那些如今已年老色衰、白发苍苍，但当年曾使这些外交家和赌徒神魂颠倒的名媛淑女。这一切政治上的化石，仍在吸鼻烟，就像当年在波左-迪-博尔哥伯爵50、阿伯丁勋爵51和埃斯特哈齐公爵52府上吸鼻烟一样；他们与“出土的”雷卡米尔夫人53时代的美人们一起回忆利文夫人54的沙龙，拉布拉凯55的青年时代，马利布兰56的处女演出，对帕蒂57敢于在这些人之后公开演唱大感惊讶……与此同时，一些老花花公子穿着绿呢大衣，步履蹒跚，哼哼哧哧，拖着半身不遂的浮肿身子，跟另一些老太婆在谈另一些沙龙和另一些名流，谈一掷千金的赌注，谈基谢廖娃伯爵夫人58，谈霍姆堡和巴登59的轮盘赌，谈故世的苏霍扎涅特60怎样赌博，谈宗法制时代德国温泉地的世袭王公们怎样勾结赌场老板，把中世纪对旅客的危险抢劫，转化为赌场上庄家和赌徒的和平掠夺……

所有这些人都还在呼吸，还在活动，只是有的人已不再用脚走路，而是坐在手推车中，坐在轻便马车中，裹在皮大氅中，也有的用仆人代替了拐杖，不过在雇不起仆人时仍只得用拐杖。那“旅客登记簿”就像从前的高级官员名册，或者从“纳瓦利诺战役和征服阿尔及利亚时代”61的旧报纸上撕下的一角。

在三个高等阶级陨落的明星旁边，还围绕着一些彗星和小行星，它们出自嗜血的特殊天性，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怀着沾沾自喜、贪得无厌的心情，制造了从凶杀到绞刑架，从抢夺黄金到服苦役的形形色色案件。其中各种人物都有，如由于“证据不足”而被法院释放的下毒犯和伪币制造者，在某处中央监狱或劳改营完成了精神改造的刑满释放分子，以及被缺席判决的逃犯等等。

在这些温暖如春的涤罪所中，最难遇到的是从革命风暴和失败的人民起义中涌现的幽灵。阴森可怖的雅各宾山岳派分子宁可生活在凛冽的北风中，而忧郁的斯巴达勇士也宁可隐藏在伦敦的大雾中……

2.人间

1．生命之花和最后的莫希干人62

我与一个俄国美术家坐在英吉利咖啡馆的小房间里，他老是咳嗽，从未安静过，而我需要新鲜空气，需要热闹的生活，而且很怕与我这位涅瓦河畔的克洛德·洛兰63天南地北地闲聊，于是我从桌边站了起来，说道：

“走，上歌剧院的舞厅去，现在一点半，正是时候。”

“走。”他说，又喝了一杯白兰地。

这是1849年初，两场大病之间的虚假的复原时期，人们还在等待着，或者仿佛还在等待着，什么时候重又演出一场闹剧或喜剧。

……在歌舞大厅转了一会儿，我们便站在那里，欣赏一组跳得特别出色的瓜德里尔舞，那是由搽粉的码头工人和脸上涂铅粉的小丑组成的。四个姑娘都很年轻，大约十八九岁，显得婀娜多姿，招人喜爱；她们兴致勃勃，沉醉在舞蹈中，常常不知不觉从跳瓜德里尔舞变成跳康康舞。我们正觉得目不暇接，蓦地瓜德里尔舞散开了（按照书报审查制度的黄金时代我们的新闻记者们通常的说法，这是“不以跳舞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一个舞女，啊，还是最漂亮的一个，这么熟练地、又这么拙劣地把肩膀一缩，那件衬衫便滑了下来，露出了半个胸脯和一部分背部，简直超过了美国女人，尤其是那些徐娘半老的英国夫人（她们除了肩膀已拿不出别的迷人的东西了）在循规蹈矩的晚会上，在考文特花园64最显目的包厢中的表现（正由于这情形，在二楼的厢座里才无法正襟危坐，静听《无罪的女神》或《在柳树下》65）。

我对我那位伤风的美术家说：“要是米开朗琪罗或提香在这儿就好了，快拿起您的画笔，要不，她又得拉上衣服了。”可是我刚说完，一只黑黑的大手——不是米开朗琪罗或提香的手，而是巴黎警察的手，已抓住女孩子的领圈，把她拉出瓜德里尔舞带走了。小姑娘拼命挣扎，那副样子就像给父母拉去洗冷水澡的孩子，但是人类的正义和秩序还是占了优势，得到了实现。其他舞女和与她们搭配的小丑互相看了一眼，便另找了一个码头工人，重又把腿举得比头更高，为了便于疯狂的舞姿，还彼此跳开了几步，对普洛塞皮娜66的被劫走几乎毫不在意。

“我们去瞧瞧，警察怎么打发她；”我对我的同伴说，“我看见她是从那扇门给带走的。”

我们走下了旁边的楼梯。谁见过青铜狗怎样全神贯注地、有些担心地注视乌龟的，便很容易想象我们所看到的那一幕。不幸的姑娘穿着薄薄的衣服，对着寒风坐在石台阶上，在淌眼泪；干瘦高大的警察全副武装，露出凶狠而又愚蠢认真的脸色，站在她面前，他的下巴上挂着一簇小小的胡子，唇髭已经灰白。他神气活现，合抱着双臂，一眼不眨地盯着小姑娘，看她要哭到什么时候为止，一边催促道：

“走吧，走吧！”

小姑娘一边抽抽搭搭哭个不住，一边还使出了她的最后一招：

“哼……大家还说……还说……说什么……我们是共和国……可是……却不准我们爱怎么跳舞就怎么跳舞！……”

这一切这么滑稽，又这么令人同情，于是我决定搭救这位当了俘虏的小姑娘，也在她眼中恢复共和制度的名誉。

“这位老兄，”我开口道，口气尽量表示对警察充满敬意和好感，“请问，您打算怎么处置这个小姑娘？”

“把她拘留到明天。”他冷冷地回答。

哭声加倍响了。

“让她明白应该怎么穿衬衫。”秩序和社会道德的保卫者补充道。

“这太不幸了，警长，您不如饶了她吧。”

“不成。这是规则。”

“现在是节日……”

“您这么关心？她是您的朋友？”

“哦，说实话，我有生以来还第一次看见她！连她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您问她好了。我们是外国人，我们觉得奇怪，巴黎为什么对一个小姑娘这么严厉，瞧，她的身体这么单薄。在我们国内，大家认为这里的警察是十分和善的……既然这样，为什么准许跳康康舞，既然准许了，跳舞的人有时难免把腿举得高一些，或者把衣领放得低一些。”

“也许是这样。”警察被我的口才弄得无计可施，主要是我提到外国人对巴黎的警察如此敬重的话打动了他。

“再说，”我又道，“您瞧您做的事。您会把她冻坏的——把一个几乎光着身子的小姑娘从闷热的大厅中拉到这种大风里……”

“她自己不肯走啊。得啦，就这么办，如果您向我保证，她今天不再走进舞厅，我可以放她。”

“好极了！说真的，我知道警长先生会这么宽宏大量的，我衷心感谢您。”

于是我必须跟获得解放的可怜虫会谈了。

“请原谅我干预您的事，尽管我们素不相识。”

她向我伸出了火热潮湿的小手，还用更加潮湿和热烈的眼睛注视着我。

“您听到我们的谈话了吧？如果您不能向我保证，或者马上离开这里，我便不能为您担保。事实上，这牺牲不大，我估计现在已经三点半了。”

“我可以照办，但得去拿一下斗篷。”

“不成，”铁面无情的秩序保卫者说，“一步也不得离开这里。”

“您的斗篷和帽子在哪里？”

“在某某排某某号包厢。”

我的美术家拔腿就跑，但又站住了，问道：“可他们怎么肯给我呢？”

“您只要把事情讲清楚，说是小列昂京娜托您去取的……跳舞会跳成这样！”她又说，那副神气仿佛是站在坟墓边上说：“安息吧！”

“要不要给您找一辆出租马车？”

“我不是一个人。”

“还有谁？”

“一个朋友。”

美术家回来时伤风更厉害了，手里捧着帽子和斗篷，还带来了一个年轻店员或旅行推销员。

“太感谢您啦。”他对我说，把手举到了帽檐上，然后又对她道：“你总是闯祸！”马上抓住了她的胳臂，其粗暴程度与警察抓她的领圈不相上下。他带着她，消失在歌剧院的大过道中了……我心想：“可怜的女孩子……真够她受的……她爱他什么啦……她……他！”

我简直很不自在，于是向美术家提议再去喝几杯，他没有拒绝。

一个月过去了。我们五个人——维也纳的鼓动家塔乌泽纳乌67，豪格将军，米勒-斯特鲁宾68和另一位先生，决定再一次光顾歌舞大厅。豪格和米勒还从未到过这地方。我们站在一起。突然一个戴面具的人穿过舞厅，挤到我面前，差点扑在我的脖子上，说道：

“我那天没来得及向您道谢……”

“啊，列昂京娜小姐……遇到您，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我现在还仿佛能看到您那张啼哭的脸蛋，那噘起的嘴唇；您那时非常可爱，当然，这不是说您现在不可爱。”

调皮的孩子笑嘻嘻地望着我，知道这是真话。

“难道那时您没有着凉？”

“一点也没有。”

“为了纪念您的被俘，如果您不介意，肯赏光的话，您应该……”

“应该怎么？讲简单一些。”

“应该跟我们去吃顿饭。”

“一定奉陪，真的。但是不能马上就走。”

“那么我在哪儿找您？”

“不用费心，我自己会找您，准四时。还得说明，我不是一个人。”

“还是跟您那位朋友在一起？”我的背上不由得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她哈哈大笑了。

“哦，这人可不那么危险。”于是她带了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来了，小姑娘金黄头发，蓝眼睛。

“这就是我的朋友。”

我也邀请了她。

四时整，列昂京娜蹦蹦跳跳地来了，让我挽着手，我们便一起前往里歇咖啡馆。尽管它离歌剧院相当近，豪格已经爱上了“安德利亚·德尔·沙托的圣母像”69，也就是那位金发女郎。我们刚在餐桌边坐下，开始吃第一道菜，豪格已对她的头发和眼神的“丁托列托70式的美”作完了淋漓尽致、滑稽可笑的描绘，进入道德说教阶段，声称圣母的面容和纯洁的安琪儿表情，从美学上说，与跳康康舞是不相称的。

“可怜的迷人的孩子！”接着他向大家作了这个总结。

“您的朋友为什么尽讲这些无聊的废话？”列昂京娜凑在我耳边说，“那么他干吗到歌舞大厅来？他应该上马德兰教堂做礼拜。”

“他是德国人，这是他们的通病。”我小声回答她。

“但是您的朋友，他得了这种说教的毛病，叫人太讨厌了。喂，神父先生，你的话是不是快完了？”

列昂京娜等不到说教结束便觉得厌倦了，躺到了沙发上。沙发对面有一面大穿衣镜，她对着镜子顾影自怜，不禁伸出一根手指，指着镜中的自己说道：

“瞧，我披着这一头蓬乱的头发，穿着这一身揉皱的衣服，这么躺着，好像确实不坏呢。”

说完这话，她突然垂下视线，涨红了脸——红色一直扩大到了耳朵边上。为了掩饰自己的心情，她便开始唱歌，那是曾被海涅翻译得面目全非的一首流行歌曲，原诗非常质朴自然：

我会死在自己家里，

还是救济所的医院中……

奇怪的东西，歌德的哀歌71中难以捉摸的、灵活的“蜥蜴”，一个处在某种无意识的陶醉状态的孩子。她确实像蜥蜴，一分钟也坐不定，一分钟也不能不讲话。在没有什么可讲时，她便唱歌，对着镜子搔首弄姿，而做这一切时都像孩子一般无拘无束，像妇人一般绰约多姿。她的轻佻是自然的。偶然卷进漩涡后，她便不停地转动……飞舞……但是还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在悬崖边制止她，或者终于把她推进深渊。她在这条路上已走得很远，但还能回头。清醒的头脑和与生俱来的优美天性仍相当强大，可以使她不致失足。

这个典型，这类人物，这种状况，今天已不复存在。这是从前大学生的女朋友，从拉丁区跑到塞纳河这边的风流女子，她们既没有使自己堕落为马路天使，也没有爬上茶花女稳固的社会地位。这个典型现在没有了，正如现在已没有亲切的炉边谈话，圆桌边的朗诵和融洽的茶话会。现在有的是另一种方式，另一些声音，另一些人，另一些谈话……它们有自己的音阶，自己的旋律。30年代那种轻佻的、显得有些放荡的因素，那种卖弄风情的淘气作风曾风行一时，它给人以辛辣的感觉，但依然保持着火热的、不拘形迹的优美性质，包含着俏皮和智慧。随着商业的兴旺发达，它抛弃了一切多余的东西，为外表牺牲了内在的因素，一切都以赤裸裸的面目出现。列昂京娜是巴黎无拘无束的女孩子的典型，她那种活泼的、聪明的、娇憨天真的、闪闪发光的、自由放任的、必要时也是高傲不羁的性格，现在不需要了，出卖色相成了一时的风气。对于林荫道上的勒夫莱斯72们，重要的只是女人的肉体，尤其是有主人的肉体。这比较便宜，也不致成为累赘——她由别人养活，却可以供他取乐，他只要付些小费。一个在路易-菲力普登基年代度过青春时期的老人对我说：“真的……我再也看不到啦……那优美的风度，那机智的谈吐在哪儿？……亲爱的先生，这一切再也谈不到啦……那才是美，才令人赏心悦目……可现在，只是肉的买卖……鲁本斯73的画。”

这使我想起在50年代，亲切和善的塔朗迪埃74对他心爱的法国的抱怨，他以音乐作譬喻，向我说明了它的堕落。他说：“在二月革命后最初的日子里，我们还是伟大的，那时到处唱的是《马赛曲》，在咖啡馆里，在街头，在游行队伍中，都能听到《马赛曲》。每个戏院里都在唱《马赛曲》，有时在炮声中唱，有时跟着拉歇尔75唱。到了没有生气的、比较平静的日子……《为祖国而死》76的单调声音便代替了它。这还没有什么，我们的堕落更深……《在劳动中累得筋疲力尽的少尉，的令，的令，丁，丁，丁》77……整个城市，这全世界的首都，整个法国，都唱起了这支无聊的歌。这还没完，这以后我们弹奏和演唱的更糟，从《到叙利亚去》到《究竟为什么要爱玛戈》78，全是毫无意义、下流无聊的东西，简直不能再坏了。”

能！塔朗迪埃还没预见到《我是生胡子的女人》和《沙皮尔》79呢——他见到的仍是轻佻的风气，不是出卖肉体的时代。

肉欲是谈不到闲情逸致的，它不需要任何装饰。于是肉体战胜了精神，正如我十年前已讲过的，大理石姑娘玛戈挤掉了贝朗瑞的丽采特80和世上所有的列昂京娜。丽采特们是有自己的人道精神，自己的诗歌，自己的荣誉观念的。她们爱好热闹和娱乐超过酒和晚餐，她们爱好晚餐主要是爱它的气氛，它的灯光、甜蜜和色彩。没有歌声和舞蹈，没有欢笑和闲聊，她们便不能生活。在最豪华的深闺中，她们也会在一年内枯萎，以至死去。她们的最高代表便是德雅泽81——在世界大舞台和小杂耍剧院中的她。德雅泽在四十岁还是年轻的，她体现了贝朗瑞的歌曲和伏尔泰的隽句；她像荣誉的守卫者，改变着她的崇拜者，她对黄金弃如敝屣，可以为了从灾难中拯救自己的女友而投进任何一个人的怀抱。

现在一切都简单化了，直接化了，靠近了目的，正如从前地主们说的，他们宁可喝伏特加，不要葡萄酒。漂亮风趣的女人装模作样，使你陶醉；轻佻时髦的女人玩弄手段，使你迷恋，两者都要花钱，花时间。出卖肉体的女人却可以直接投进上钩者的怀抱，用自己的姿色勾引他，拉住他，不必讲一句多余的话。这里没有序幕，开始与尾声合为一体。何况在政府和科学的关怀下，从前的两种危险也消失了——警察和医学近来都已获得了巨大进步。

……那么肉体之后还有什么呢？雨果的章鱼82是绝对成不了气候的，也许由于它太卑鄙了，人类不可能停留在出卖肉体的阶段？不过还是不要预言的好。上天的意图是变幻莫测的。

我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

卡珊德拉之歌83的两种前途，哪一种会降临到列昂京娜身上呢？她那本来娇嫩美好的脸蛋最后是靠在自己家中绣花边的枕头上，还是靠在救济所医院病床的硬枕头上，以便永远合上眼睛，或者重新醒来迎接贫穷和灾难呢？也许她遇到的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她正在忙着出嫁女儿，或者正在积钱，以便给儿子买一个当兵的替身……要知道她如今年纪不轻了，应该早已过了三十岁。

2．观赏之花

我国的欧洲重复着欧洲的欧洲发生的一切，只是数量较小，质量较高，或带有病变性质。我们的正教徒中有极端天主教分子，伯爵中有自由资产阶级分子，我们还有君主主义的保皇分子，官僚主义的民主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团84或骑兵警卫团的波拿巴分子。毫不奇怪，在妇女中也会出现卖弄风情和出卖肉体的现象。不同的只是我们的“半上流社会”85是从上流社会扩大而成的。

我们的失足者86和茶花女大多是有头衔的，也就是有身份的，与她们的巴黎原型相比，完全是从另一种土壤中生长，在另一种环境中发育成熟的。你不能在下层找到她们，在下面是找不到的，要在上层找。她们不是像雾一样向上浮动，而是像露水一样向下滴落。公爵夫人充当茶花女，失足者拥有坦波夫省或沃罗涅日省的庄园，这纯粹是俄国的现象，也是值得赞美的。

至于我们非欧洲的俄国部分，它的风气主要得益于目前遭到百般诋毁的农奴制度。爱情在乡村是悲惨的，它把情人称作“宝贝”，仿佛觉得这是从老爷那儿窃取的东西，一旦他想起自己的财产，便可把它收回。乡村有义务为主人住宅供应木材、草料、羊肉，以及自己的女儿们。这是神圣的责任，不能抗拒的法定任务，否则便是背离道德和宗教的罪行，必然招来地主的棍棒和帝国的鞭子。这里谈不到卖弄风情，这里只有灾难甚至死亡——多少个帕拉什卡或卢什卡87曾默默无声地投河自尽。

农奴解放以后的情形，我们知道得太少，因此我们主要只能谈太太小姐们。确实，她们以最快的速度，最巧妙的方式，掌握了国外卖笑女郎的全部技巧和一切习惯。除非细心观察，才能发现她们似乎缺少什么。这缺少的什么十分简单，那便是她们不是卖笑女郎。这就像彼得一世拿了锤子和凿子在萨尔丹做工88，他以为这便是真的在做工。我们的太太们既聪明伶俐，又无所事事，既有多余的时间，又度日如年，便用卖笑女郎的营生消闲取乐，正如她们的丈夫用车床消磨时光一样。

这种并非必要的、玩乐的性质，改变了事物的面貌。从俄国人而言，这是消闲和娱乐，从法国人而言，这是现实和必要。巨大的差别便来自这里。失足者常常是值得衷心同情的，而“珠宝夫人”89几乎从来不值得同情。前者往往令人痛哭，后者只能引起嘲笑。手中掌握了祖传的两三千个农奴（以前这是终身奴隶，现在则成了一无所有的农民），她们便可以大有作为，既可以在温泉疗养地的赌场中勾心斗角，穿上奇装异服招摇过市，躺在马车里旅行，也可以在旅馆里打情骂俏，争风吃醋，弄得男人也面红耳赤，还不断更换相好，跟他们寻欢作乐，进行各种“体育锻炼和谈话”，喝香槟酒，抽哈瓦那雪茄，在轮盘赌中一掷千金……总之，可以成为梅萨利纳90或叶卡捷琳娜91，但是正如我们说过的，她们不可能成为卖笑女郎，尽管卖笑女郎与诗人不同，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每个卖笑女郎都有自己的经历，自己被迫走上这条道路的过程。通常一个贫苦的姑娘由于走投无路，结果遭到了粗暴的欺骗，粗暴的侮辱。幻灭的爱情，被蹂躏的耻辱，在她心中孳生了不满和怨恨，一种特殊的报复欲，同时也引起了酗酒作乐的愿望；她要穿得漂亮，可是她一无所有，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弄到钱，于是，“随它去吧！”受骗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投入了战斗，胜利使她陶醉，忘记了一切（至于没有胜利的人，我们不太清楚，她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有自己的马伦戈和阿尔科勒92——征服和奢侈的习惯深入了她的血液。她靠自己赢得了一切。她从自己的身体开始，有时却俘获了别人的心，把拜倒在她脚下的富翁弄得倾家荡产，就像他们的太太把自己的农民弄得一无所有一样。

但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了职业荡妇和业余荡妇之间无法跨越的距离。这种距离和对立是一目了然的：卖笑女郎在黄金酒家某间密不通风的雅座中吃饭时，幻想着自己的沙龙，而俄国夫人坐在自己豪华的沙龙中，却在幻想着酒店生涯。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我们的夫人们中间，这种寻欢作乐、放荡不羁的要求，这种以彻底自由为荣的要求，这种随心所欲、置社会舆论于不顾的大胆行为，这种撕下一切假面具和遮羞布的行径，是怎么产生的？要知道，这些风流女子的奶奶和妈妈还是重视贞节，惜守宗法社会规范的，在二十岁前，一句越轨的话就能使她们面红耳赤，她们满足于秘密的偷情生活，与屠格涅夫的“食客”93勾勾搭搭，如果没有食客，马车夫或厨师也成。

请注意，我们的贵族茶花女在40年代初期以前还不存在。

整个新动向，思想、追求、不满和烦恼的新的觉醒，都从那时以后才崭露头角。

贵族茶花女现象在人性和历史方面都可追溯到这个时期。那是一种对铅一般沉重的旧式家庭关系的朦胧抗议，对男子荒淫无耻的放荡生活的反叛。那些受压制的女人，被抛弃在家中的女人，她们有闲暇读书，可是她们觉得《治家格言》94与乔治·桑的小说背道而驰，当她们听到布朗瑟和塞勒斯蒂娜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后，便再也忍耐不住，成了脱缰的野马。她们的抗议是荒谬的，但是她们的处境也是荒谬的。她们的反抗没有明确的观念，只是使她们的血液不能平静——她们感到委屈。她们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受了压迫，但是除了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她们的自由意志找不到出路。她们用行动进行抗议，她们的反叛充满了随心所欲的恶劣行径，她们任性，放荡，调情，甚至为非作歹。她们走出了牢笼，但是并没有真正解放。内心的惶恐和困惑依然统治着她们，她们故意不顾一切，要过这另一种生活。她们用自己的狭隘自私对抗压迫者的狭隘自私，她们再也不愿忍受，但是她们却没有坚定的指导思想，只有一股年轻人桀骜不驯的胆量。她们像焰火一样升到空中，光彩夺目，星火四射，然后便毕毕剥剥落到地上，昙花一现似的消失了。这就是我们那些出身贵族的茶花女，那些珠光宝气的失足者的故事。

当然，在这件事上，我们也不妨回忆一下愤怒的罗斯托普钦95的话，他在临终前谈到12月14日时说道：“我们一切都颠倒了，在法国，老百姓想向上爬，想当贵族，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这里却是贵族想变成老百姓，这太荒唐了！”

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个特征一点也不荒唐。它是从两个基本事实一脉相承地发展而成的：一个是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本来与我们格格不入，并无必然的联系，另一个是我们所努力建立的社会制度，它的性质与我们是根本不同的。

然而这已涉及我们的基本信念问题，这事说来话长，不便多谈了。

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失足者不会不留下自己的脚印，她们有自己的意义和作用，她们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寻欢作乐的先锋队伍，打着唿哨，摇着铃鼓，载歌载舞，旁若无人，争先恐后地投入了战斗，为另一支更严肃的队伍开辟了道路，后面这支队伍是既不缺乏思想，也不缺乏勇气，而且是用击针枪96武装起来的。

3.智慧女神之花

这支队伍便是革命的化身，那严峻的十七岁的少女……眼镜使她眼中的火减弱了，但是智慧之光却把她的心照得更亮了，不穿钟式裙的女人代替了不穿短套裤的男子97。

女大学生，女学究，这是与失足者太太毫无共同之处的。现在荡妇们头发白了，脱落了，人老了，得让位了，由还没成年的女学者占有她们的位置了。沙龙的茶花女和失足者属于尼古拉的时代。她们也像那时仪仗队的将军们，他们仪表堂堂，气宇轩昂，是自己的士兵中的胜利者，熟知作战艺术中全部化妆技巧，漂亮军装的全部迷人魅力，衣服上从不会沾一滴敌人的血渍。但是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开始，这些风度翩翩、在涅瓦大街上供人瞻仰的将军，一下子消失了；同样，那“纸醉金迷的舞会”，那情话绵绵的小客厅，那洋溢着女将军们的欢声笑语的酒筵，也一下子被大学的讲堂和解剖室取代了，而剪短了头发的女大学生戴着眼镜，在那里研究大自然的秘密。

在那里必须把所有茶花和兰花丢在脑后，忘记两性的存在。在科学的真理面前，在真理的世界中，两性的区别模糊了。

我们的茶花女是吉伦特党人，因此她们才带有福布拉斯的气质98。

女大学生是雅各宾派，穿女装的圣茹斯特——个性鲜明，纯洁，然而铁面无情。

茶花女戴的是温暖的威尼斯的半截面罩99。

女大学生也戴面罩，但那是涅瓦河的冰雪做的。前者不会消失，后者却必然融化……不过那是将来的事了。

这是真正的、自觉的抗议——抗议和转机。“这不是骚乱，这是革命。”100放荡、奢侈、逸乐、服饰退后了。爱情和淫欲落到了三四等地位。阿佛洛狄忒101带着自己一无所获的弓箭，气呼呼地走了，帕拉斯102擎着标枪和鸱鸮代替了她。茶花女是从不明确的憧憬，从愤怒，从如饥似渴、焦躁不安的欲望出发……最后满足了自己的要求。而这些人是从她们所信仰的思想，从宣告“妇女的权利”出发，履行信念所赋予的责任。一些人按照原则献出了自己，另一些人根据义务提出了怀疑。有时大学生们会走得太远，但她们终究还是孩子——她们倔强，傲慢，然而仍是孩子。她们的激进主义的严肃性显示，问题在于头脑，在于理论，而不在于感情。

她们对社会上的事热情洋溢，可是对个人的遭遇，她们的“伤感”（像从前人们所说的）不会超过任何一个列昂京娜。也许更少。列昂京娜把一切当作儿戏，玩火，最后十之八九会使自己葬身火海，不得不跳进塞纳河中；她们不知道思考，在生活的引诱下，往往不能战胜自己的感情。我们的女学者却是从分析，从论证开始的，她们也可能遇到许多问题，但不会发生意外，也不致堕入深渊。她们掉进深渊时有理论作降落伞，投入洪流时有游泳手册指导她们迎着激流前进。

她们是不是能一往直前，永不回头，我不知道，但是她们将在历史上占有自己的地位，这是完全合理的。

哪怕世界上目光最短浅的人也不难理解这一点。

我们的老人们，那些枢密官和大臣们，祖国的父老们，看到那些出身名门望族的茶花女（只要她们不是他们的儿媳妇），会露出宽容的、甚至鼓励的微笑……但是对女学者却不以为然……她们一点不像“淘气的小妞儿”，那些可以与他们说说笑笑，给他们解闷儿的姑娘。

老人们早已对那些严峻的女虚无主义者怒火填膺，要寻找机会教训她们呢。

正在这时，好像上天故意安排的，卡拉科佐夫103打响了他的枪……于是大家议论纷纷：“皇上，这就是不按规矩穿衣服的结果……戴眼镜、披头散发的结果。”皇上说：“怎么，不穿规定的服装？好，必须制定严格的规则。”“是的，陛下，对这些人太纵容了！我们一直在恭候圣旨，拯救皇上的千秋大业呢。”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于是一呼百应，大家开动脑筋。御前会议，枢密院，主教公会，各部大臣，大主教，军事长官，省长，市长，警官，都开了会商讨对策，最后决定：把女学生从大学中赶出去104。在会上，一位大主教为了防止弄虚作假，特地提醒大家，在假天主教会中尚且出现了女教皇安娜105，因此必须防患于未然，他提议由他的教士担任学监……只有这些人才能成为“不辱使命的死人”106。但是活人不肯采纳他的建议，将军们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认为这类专门职务只应授予高级官员，他们的地位和皇上的信任可以保证他们不受诱惑；因此他们代表陆军部希望把这职务授予老阿德勒贝格107，但文官们主张授予布特科夫108。然而这些建议都没有被采纳，因为据说大公们自己想得到这职位。

后来，御前会议、东正教主教公会、枢密院命令，所有的女大学生应于二十四小时内将剪短的头发留长，摘下眼镜，签字保证视力健全，并穿上钟形裙。尽管《教会法令汇编》中只字未提到“扩大裙子”和“加长裙边”的必要性，而且明文规定禁止编结发辫，教会的神职人员还是同意照办了。现在沙皇的生命才第一次获得了安全保证，可以在将来进入极乐世界。虽然巴黎也有爱丽舍田园大街，那里的隆普安广场还是出了事109，但这已不是他们的过错。

这些非常措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我这么说毫无嘲笑之意，只是对谁有利呢？

对我们的女虚无主义者们。

她们没有做到的只是：抛弃制服，抛弃形式主义，在充分自由的基础上获得发展，而这是她们完全有权要求的。习惯了固定的服饰之后，要抛弃它是很困难的。衣服会与人结下不解之缘。一个大主教如果换了燕尾服，就无法祝福，念阿门了……

我们的女大学生和女学究也许很久不能摆脱眼镜和其他学者的标志。现在官方的命令迫使她们完成了这项改革，还给这项成就增添了一圈美丽的受难的光轮。

这以后，她们要做的就是游向广阔的海洋了。

附言：一部分人已带着医学博士的光辉文凭回国——光荣归于她们！

1867年夏于尼斯

1 这部分的一些零星片断曾在《警钟》上发表过。——作者注

2 在伦敦市内。

3 纳沙泰尔在瑞士西部。

4 英国著名政治家。

5 谢立丹（1751—1861），英国著名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6 这是英国人把“糖梨”听成了“喝的”，写英国人不懂法语。

7 巴塞尔在瑞士北端，靠近德国边境，莱茵河流经市内，把全市分成南北两部分。

8 德国名画家汉斯·贺尔拜因（1497—1543）的著名组画。贺尔拜因1515至1525年住在巴塞尔，这组画即创作于这时期。

9 俄国颁布废除农奴制法令的日子。

10 吉本（1737—179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早年在洛桑求学，后又长期居住在洛桑。

11 宗教改革领袖加尔文终生住在日内瓦宣传新教，以致日内瓦被称为“新教的罗马”。

12 瑞士、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一种干冷的北风或东北风，危害农作物。

13 欧洲在春分和秋分时节出现的一种猛烈风暴。

14 即爱德华·德比伯爵，德比伯爵是封号，斯坦利才是原来的姓。

15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种形式的博览会和展览会风行一时，成了推销产品、刺激生产的时髦事物。从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后，据统计，至1870年止，仅世界性的博览会即举办了三十四次。

16 帝俄时代出版的记载高级文武官员姓名的年鉴。

17 穿越阿尔卑斯山的两条险峻山道，在伯尔尼和图恩附近。

18 瑞士著名的山峰，为旅游胜地。

19 1862至1878年的俄国财政大臣。

20 佛罗伦萨市中心的古老广场，有大建筑及纪念碑。

21 米开朗琪罗出生在佛罗伦萨，1504年在佛罗伦萨完成了著名的大理石雕像《大卫》。切利尼（1500—1571）也是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著名雕刻家和艺术大师，他也出生于佛罗伦萨，一生大部分时间在佛罗伦萨从事创作活动。

22 欧洲最大的原始森林区之一，在白俄罗斯。

23 欧洲最大的教堂之一，系哥特式建筑，全部由白大理石构成，前面有无数尖顶石柱，因此这里称它为大理石森林。

24 摩泽尔（1796—1838），德国语文学家，海涅的老朋友。

25 伊默尔曼（1794—1840），德国戏剧家和小说家，海涅青年时期的朋友。

26 德国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他和他的妻子都与海涅有密切来往。

27 柯达等都是德国出版商，夏洛克是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的高利贷者。

28 指格丁根大学的教授们，海涅曾在格丁根大学攻读法律。

29 古罗马保民官和革命者。

30 指德国女作家贝蒂娜与歌德的通信，见本书上册第四章。

31 瓦恩哈根的妻子，她的沙龙是文艺界人士汇集的地方，她曾庇护青年海涅。

32 引自海涅的《路德维希·伯尔纳》，潘是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

33 拉斐德将军在1830年曾率领国民自卫军推翻法王查理十世，帮助路易-菲力普建立了七月王朝。

34 靠普鲁士国王供养的天才不也是这么做的吗？他的两面作风给自己招来了尖刻的讽刺。1848年后，汉诺威国王，那个极端保守的封建头子来到波茨坦。在王宫的楼梯上，他遇到了各种臣子，洪堡穿着宫廷内侍的燕尾服也在其中。恶毒的国王站住了，含笑对他说道：“同是一个人，一方面永远以共和派自居，另一方面又永远站在宫廷的前厅中。”——作者注

35 指1866年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战争。

36 格拉博（1802—1874），德国自由派领导人，反对俾斯麦的军国主义政策。

37 古希腊神话中的家室女神。

38 爱丽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福地，诸神授予英雄以不朽生命的地方，因此爱丽舍田园即为人间乐园或天堂。在荷马的史诗中，爱丽舍田园在世界的尽头，维吉尔把它置于地狱中。但丁在《神曲》中又把它列为净界的最高层，经过这一层即可进入天堂。赫尔岑在这一节中主要是说，过去的一代已被历史所埋葬，只能在自己的“人间乐园”中度过残年，这就是所谓阴间，而人世（未来）是属于新的一代——年轻的革命家们和新生的工人阶级。

39 都是法国南方海滨旅游胜地，许多人退休后便在此养老。

40 在冥河上渡亡灵赴冥府的船夫。

41 英国著名大法官，退出政治舞台后在戛纳附近安度晚年达三十年之久。

42 指《神曲》中地狱大门口的题词，中间一句系本书作者插入。

43 卡罗琳王后（1768—1821），英王乔治四世的王后，1795年乔治与她结婚，夫妇感情极坏，乔治为摆脱她，从1805年起即诬陷她与人私通。1808年，布鲁厄姆任她的法律顾问，为她辩护，使最高法院不得不宣布她无罪。1820年乔治即位，禁止她参加加冕典礼，不久她即忧郁而死。

44 坎宁（1770—1827），英国著名政治家，曾任首相及外交大臣。1802年因反对英王剥夺卡罗琳王后的称号及地位而退出内阁。

45 麦考利（1800—1859），英国政治家及著名历史学家。

46 塔利奥妮（1804—1884），意大利著名芭蕾舞演员。

47 鲁比尼（1794—1854），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曾在巴黎红极一时。

48 艾尔丝勒（1810—1884），奥地利芭蕾舞蹈家。

49 古罗马政治家，晚年躬耕为生。

50 波左-迪-博尔哥伯爵（1764—1842），俄国外交官，曾任驻法国大使。

51 阿伯丁（1784—1860），英国政治家，曾任首相及外交大臣。

52 埃斯特哈齐（1786—1866），奥地利外交官，曾任驻伦敦及巴黎使节。

53 巴黎著名沙龙的女主人。

54 俄国驻英国大使利文公爵的夫人。

55 意大利男低音歌唱家。

56 西班牙女中音歌唱家，在巴黎首次演出歌剧后即轰动法国。

57 帕蒂（1843—1919），西班牙女歌唱家，当时在巴黎演唱。

58 1844至1854年俄国驻法国公使基谢廖夫伯爵的夫人。

59 德国两个著名的温泉胜地。

60 俄国将军，以赌博挥霍闻名。

61 根据《聪明误》第二幕第五场的台词改写，纳瓦利诺战役是1827年10月英法俄联合舰队与土耳其舰队在纳瓦利诺海港展开的一次激战。

62 《最后的莫希干人》本为美国著名作家库珀的小说；莫希干人是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由于白人殖民者的侵略而濒临灭绝。这里只是借用，指本篇中那个硕果仅存的女子列昂京娜。

63 洛兰（1600—1682），法国风景画家。

64 伦敦市中心的娱乐区，剧场甚多。

65 当时流行的两支浪漫曲。

66 罗马神话中的少女，在郊外采花时被冥王劫走。

67 德国革命家。

68 德国革命家。

69 沙托（1486—1530），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画家，《圣母像》是他的名画之一。

70 丁托列托（1518—159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威尼斯派重要画家。

71 指歌德的《威尼斯铭语》（1790），在这首哀歌中他把威尼斯的一些轻佻的小姑娘比作蜥蜴。

72 英国作家理查逊（1689—1761）的著名小说《克拉丽莎》的男主人公，一个花花公子。

73 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著名画家。

74 法国革命者。

75 法国悲剧演员。

76 《马赛曲》作者鲁日·德·李尔创作的另一首歌（但也有人说这是另一个人根据《马赛曲》改写的），在法国二月革命后曾流行一时，被称为“第二马赛曲”。

77 这首歌和下面的《到叙利亚去》都是19世纪50年代巴黎咖啡馆中唱的流行歌曲。

78 当时法国两个二三流作家写的剧本《大理石姑娘》中的插曲，曾流行一时，玛戈是剧中的女主人公。

79 当时巴黎咖啡馆中唱的两支色情歌曲，一度极为流行。

80 贝朗瑞诗歌中的平民少女，见《丽采特的贞操》等。赫尔岑在1856年写的一篇随笔《两个更好》中谈到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堕落时，也拿“大理石姑娘玛戈”与丽采特相比。

81 德雅泽（1798—1875），法国著名女演员。

82 雨果在1866年出版的小说《海上劳工》中描写了人在与章鱼的搏斗中死去，从此一些报刊就把勾引男人、使他们身败名裂的女人称作章鱼，也就是“吸血的女人”之意。

83 卡珊德拉是希腊神话中的公主，能预言吉凶，但因得罪了阿波罗神，她的预言往往不能应验。这里“卡珊德拉之歌”指她的预言。

84 彼得一世建立的两大近卫团之一，其成员均为贵族。

85 指主要由交际花等等组成的社会，来自小仲马写的剧本《半上流社会》。

86 意大利歌剧作家威尔第（1813—1901）把小仲马的《茶花女》改编成歌剧时取名为《失足者》，因此在这里失足者与茶花女是同一种人。

87 俄国女农奴常用的名字。

88 彼得一世于1697年赴西欧考察，化名米哈伊洛夫下士，在萨尔丹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造船场作了四个月木工。

89 指有钱的荡妇，也出自小仲马的小说《珠宝夫人》。

90 梅萨利纳（约22—48），古罗马皇帝克劳迪的第三个妻子，以淫荡和阴险出名。

91 指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她有许多情人。

92 意大利北部的两个地方，拿破仑的军队曾在这两地大败奥地利军队，使拿破仑声名大振。

93 屠格涅夫的剧本《食客》的主人公。

94 16世纪俄国的一部家训，记录了宗法社会家庭生活的准则。

95 1812年的莫斯科总督。

96 一种带撞针的武器，在16世纪中叶是新式武器，赫尔岑用这词暗指先进思想。

97 短套裤连袜子是贵族的服装，法国大革命时群众废除这种服饰，改穿长裤，因此被称为“长裤汉”或“无套裤汉”。

98 指法国吉伦特派作家柯弗莱写的一系列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冒险家。

99 化装舞会中戴的面具。

100 1799年法国革命爆发时，国王路易十六说这是骚乱，一个大臣在旁边答说：“这不是骚乱，是革命。”

101 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即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

102 即雅典娜，希腊神话中的战神，她头戴战盔，手持标枪，有时还带着鸱鸮。

103 卡拉科佐夫（1840—1866），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于1866年4月用手枪暗杀亚历山大二世，没有命中，随即被处死。

104 俄国政府于1864年禁止妇女投考大学，1867年又制定了《大学生管理规则》，在大学中实行了严格的警察统治。

105 传说公元9世纪中叶有个女子名叫安娜，因热恋一个修士，便改扮男装混入修道院与修士同居。后来这修士死了，安娜由于学识渊博，被选为教皇，直至两年以后才被发现。

106 据说，公元970年，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面对十倍多的敌军，在出战前激励将士：为了使俄罗斯不致受到屈辱，每人都应下定决心，战死疆场，因为“死人是不会受到屈辱的”，于是这句话就成了格言流传下来。

107 沙皇的宫内大臣，一个荒淫无耻的人。

108 当时的御前大臣。

109 隆普安广场是爱丽舍田园大街上的一个广场，1867年6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访问巴黎时，在这里遭到了波兰流亡者的枪击，但没有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