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题何异孙撰。异孙，始末无考。此书亦不题时代，据第二卷中论《孟子》“彻法”、“助法”，称“大元官制承宋职田”，则异孙当为元人。又第一卷中论《论语》“暮春”，称王稼村先生于杭州府学讲此一章。按：稼村为王义山之号，义山宋景定中进士，人元官江西儒学提举。异孙及见其讲经，则当为宋末元初人。又论《孟子》“恒心恒产”一条，谓“老儒犹读‘恒’为‘常’，避宋真宗讳，今当读胡登反”。是故此书当成于元初。书中所说凡包括《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诗》、《书》、《周礼》、《仪礼》、《春秋》、《礼记》十一经，次序排列颇显杂乱；又以《大学》、《中庸》各为一经，亦与定制不合。全书仿朱熹《四书或问》之体，设为问答，故名曰“问对”。其中《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致用《四书章句集注》，间或小有异同，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异孙则以为箕子曾居其地，至今礼义教化与中州相同，故不可谓之为“陋”。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异孙则以为夏至。“君子不亮恶乎执”，异孙以“恶”字读去声。上说皆不为无理。至于“蓑竹猗猗”，异孙则因袭《毛传》“绿木贼”之说，遂以切磋琢磨为用此草以治物。“父母惟其疾之忧”，异孙认为孟武伯为人多忧，夫子宽以他事不必忧，惟当忧父母之疾。“雍也可使南而”，异孙谓孔子之言碍理。“人皆谓我毁明堂”，谓当时七国皆酒造明堂。诸如此类，则不免横生歧说，于经旨多不相符。他若以《汲冢纪年》为淳于髡所作；谓《孝经》十八章次序为唐玄宗所定，则尤显穿凿无据。其余说《诗》多据郑玄《诗谱》，说《书》多据蔡沈《书经集传》，说《三礼》《春秋》多撮举注疏。其间随文生义，触类旁通，用以资幼学之记诵，亦不为无益。其论赵歧注《孟子》曰：“《六经》、《论语》、《孟子》，前后凡经几乎训解，宋儒不过集众说以求一是之归。如说《易》便骂王弼，讲《周礼》便责郑康成、贾公彦，解《尚书》便驳孔安国，伤乎已甚！毕竟汉儒亦有多少好处，赵歧在夹柱中三年，注一部《孟子》，也合谅他勤苦。”显然，此论尤切中宋儒治经之弊，亦堪为后儒所警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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