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旨十首
〈辩一首附〉
易或问三首〈景祐四年〉或问：“大衍之数，《易》之?乎？学者莫不尽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尽心焉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书则六经也，其文则圣人之言也，其事则天地万物、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则不足学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学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后知学《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说略见于书。文王遭纣之乱，有忧天下之心，有虑万世之志，而无所发，以谓卦爻起于奇耦之数，阴阳变易，交错而成文，有君子、小人、进退、动静、刚柔之象，而治乱、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后世，用以占筮。孔子出于周末，惧文王之志不见于后世，而《易》专为筮占用也，乃作《彖》、《象》，发明卦义，必称圣人、君子、王后以当其事，而常以四方万国、天地万物之大以为言，盖明非止于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矫世失，然后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经矣。《易》之沦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则文王之志没而不见矣。夫六爻之文，占辞也，大衍之数，占法也，自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辞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谓辞者，有君子、小人、进退、动静、刚柔之象，治乱、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学者专其辞于筮占，犹见非于孔子，况遗其辞而执其占法，欲以见文王作《易》之意，不亦远乎！凡欲为君子者，学圣人之言；欲为占者，学大衍之数，惟所择之焉耳。”
或问：“《系辞》果非圣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论，何也？”曰：“何止乎《系辞》。舜之涂廪、浚井，不载于六经，不道于孔子之徒，盖俚巷人之语也。及其传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于缪妄之说。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论。及其传之久也，后世反以谓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实不诬矣。由是曲学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殁，周益衰，王道丧而学废，接乎战国，百家之异端起。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不论也。”或者曰：“然则何以知非圣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于学也，理远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犹有惑焉者，溺于习闻之久，曲学之士喜为奇说以取胜也。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吾尝以譬学者矣。‘元者，善之长；亨者，嘉之会；利者，义之和；贞者，事之干’，此所谓《文言》也。方鲁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后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传《春秋》也，固多浮诞之辞，然其用心，亦必欲其书之信后世也。使左氏知《文言》为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说而疑后世，盖左氏者，不意后世以《文言》为孔子作也。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岂好非六经者，黜其杂乱之说，所以尊经也。”
或问：“大衍，筮占之事也，其于筮占之说，无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蓍四十有九，分而为二，挂一，揲四，归奇，再扌力，其法是也。象两，象三，至于乾坤之策，以当万物之数者，其言皆非也。《传》曰‘知者创物’，又曰‘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筮者，上古圣人之法也。其为数也，出于自然而不测，四十有九是也；其为用也，通于变而无穷，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测与无穷，故谓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今为大衍者，取物合数以配蓍，是可测也，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穷也，矧占之而不效乎！夫奇耦，阴阳之数也；阴阳，天地之正气也。二气升降，有进退而无老少。且圣人未尝言，故虽《系辞》之庞杂，亦不道也。”问者曰：“然则九六何为而变？”曰：“夫蓍四十有九，无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舍挂扌力之数，兼知挂扌力之多少，则九六之变可知矣。蓍数无所配合，阴阳无老少，乾坤无定策，知此，然后知筮占矣。呜呼！文王无孔子，《易》其沦于卜筮乎?《易》无王弼，其沦于异端之说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明用〈景祐四年〉
《乾》之六爻曰：“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九五，飞龙在天。上九，亢龙有悔。”又曰“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者，何谓也？谓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变而七无为，《易》道占其变，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谓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释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无九者焉。此不可以不释也。曰“群龙无首，吉”者：首，先也，主也，阳极则变而之他，故曰“无首”也。凡物极而不变则弊，变则通，故曰“吉”也。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为首”，又曰“乃见天则”也。
《坤》之六爻曰：“初六，履霜坚冰至。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六四，括囊，无咎无誉。六五，黄裳元吉。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又曰“用六，利永贞”者，何谓也？谓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变而八无为，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谓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释所以不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无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释也。阴柔之动，或失于邪，故曰“利永贞”也。
阴阳反复，天地之常理也。圣人于阳，尽变通之道；于阴，则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阳爻皆七九，阴爻皆六八，于《乾》、《坤》而见之，则其余可知也。
春秋论上〈景祐四年〉
事有不幸出于久远而传乎二说，则奚从？曰：从其一之可信者。然则安知可信者而从之？曰：从其人而信之，可也。众人之说如彼，君子之说如此，则舍众人而从君子。君子博学而多闻矣，然其传不能无失也。君子之说如彼，圣人之说如此，则舍君子而从圣人。此举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学《春秋》者独异乎是。孔子，圣人也，万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谷梁赤、左氏三子者，博学而多闻矣，其传不能无失者也。孔子之于经，三子之于传，有所不同，则学者宁舍经而从传，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经于鲁隐公之事，书曰“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其卒也，书曰“公薨”，孔子始终谓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摄也。学者不从孔子谓之公，而从三子谓之摄。其于晋灵公之事，孔子书曰“赵盾弑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赵盾也，是赵穿也。学者不从孔子信为赵盾，而从三子信为赵穿。其于许悼公之事，孔子书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三子者曰：非弑之也，买病死而止不尝药耳。学者不从孔子信为弑君，而从三子信为不尝药。其舍经而从传者何哉？经简而直，传新而奇，简直无悦耳之言，而新奇多可喜之论，是以学者乐闻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于孔子而笃者也。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言，予不知也。
难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尔。夫三子者，皆学乎圣人，而传所以述经也。经文隐而意深，三子者从而发之，故经有不言，传得而详尔，非为二说也。”予曰：“经所不书，三子者何从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后而知之，且其有所传而得也。国君必即位，而隐不书即位，此传得知其摄也。弑君者不复见经，而盾复见经，此传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贼不讨，则不书葬，而许悼公书葬，此传得知世子止之非实弑也。经文隐矣，传曲而畅之。学者以谓三子之说，圣人之深意也，是以从之耳，非谓舍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则妄意圣人而惑学者，三子之过而已。使学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夺也。使其惟是之求，则予不得不为之辨。”
春秋论中〈景祐四年〉
孔子何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来，臣弑君，子弑父，诸侯之国相屠戮而争为君者，天下皆是也。当是之时，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让，立乎争国之乱世，而怀让国之高节，孔子得之，于经宜如何而别白之？宜如何而褒显之？其肯没其摄位之实而雷同众君诬以为公乎？所谓摄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尝摄矣，不闻商、周之人谓之王也。使息姑实摄而称号无异于正君，则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别。夫摄者，心不欲为君而身假行君事，虽行君事而其实非君也。今书曰公，则是息姑心不欲之，实不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诬以虚名，而没其实善。夫不求其情，不责其实，而善恶不明如此，则孔子之意疏，而《春秋》缪矣。
《春秋》辞有同异，尤谨严而简约，所以别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于是非善恶难明之际，圣人所尽心也。息姑之摄也，会盟、征伐、赏刑、祭祀皆出于己，举鲁之人皆听命于己，其不为正君者几何？惟不有其名尔。使其名实皆在己，则何从而知其摄也。故息姑之摄与不摄，惟在为公与不为公，别嫌明微，系此而已。且其有让桓之志，未及行而见杀。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虚名而违本意。则息姑之恨，何伸于后世乎！其甚高之节，难明之善，亦何望于《春秋》乎！今说《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夺为轻重，故曰“一字为褒贬”。且公之为字，岂不重于名字、氏族乎？孔子于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于人而没其善乎？以此而言，隐实为摄，则孔子决不书曰公，孔子书为公，则隐决非摄。难者曰：“然则何为不书即位？”曰：“惠公之终，不见其事，则隐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从二百年后，得其遗书而修之，阙其所不知，所以传信也。”难者又曰：“谓之摄者，左氏耳。公羊、谷梁皆以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称公。”予曰：“凡鲁之事出于己，举鲁之人听于己，生称曰公，死书曰薨，何从而知其假？”
春秋论下〈景祐四年〉弑逆，大恶也！其为罪也莫赎，其于人也不容，其在法也无赦。法施于人，虽小必慎，况举大法而加大恶乎。既辄加之，又辄赦之，则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轻易也。
三子说《春秋》书赵盾以不讨贼，故加之大恶，既而以盾非实弑，则又复见于经，以明盾之无罪。是辄加之而辄赦之尔。以盾为无弑心乎？其可轻以大恶加之？以盾不讨贼，情可责而宜加之乎？则其后顽然未尝讨贼，既不改过以自赎，何为遽赦，使同无罪之人？其于进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赵穿弑君，大恶也。盾不讨贼，不能为君复雠，而失刑于下。二者轻重，不较可知。就使盾为可责，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为善人，使无辜者受大恶，此决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为恶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谓是非之公也。
据三子之说：初，灵公欲杀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讨，其迹涉于与弑矣。此疑似难明之事，圣人尤当求情责实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则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为法受恶而称其贤也。使果无弑心乎？则当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恶，使罪有所归，然后责盾纵贼，则穿之大恶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获辨，而不讨之责亦不得辞。如此，则是非善恶明矣。今为恶者获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恶，此决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讨贼，有幸弑之心，与自弑同，故宁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诈用情之吏矫激之为尔，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旧史是非错乱而善恶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旧史如此，其肯从而不正之乎？其肯从而称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恶乎？此可知其缪传也。问者曰：“然则夷皋孰弑之？”曰：孔子所书是矣，赵盾弑其君也。
今有一人焉，父病，躬进药而不尝。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进药。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弑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虽庸吏犹知其不可同也。躬药而不知尝者，有爱父之孝心而不习于礼，是可哀也，无罪之人尔。不躬药者，诚不孝矣，虽无爱亲之心，然未有杀父之意，使善治狱者，犹当与操刃殊科。况以躬药之孝，反与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为也。然则许世子止实不尝药，则孔子决不书曰弑君，孔子书为弑君，则止决非不尝药。”难者曰：“圣人借止以垂教尔。”对曰：“不然。夫所谓借止以垂教者，不过欲人之知尝药耳。圣人一言明以告人，则万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恶之名，而尝药之事卒不见于文，使后世但知止为弑君，而莫知药之当尝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于大恶矣，圣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责止，不如是之刻也。”
难者曰：“然则盾曷为复见于经？许悼公曷为书葬？”曰：“弑君之臣不见经，此自三子说尔，果圣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讨贼而书葬也？自止以弑见经，后四年，吴败许师，又十有八年，当定公之四年，许男始见于经而不名。许之书于经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难者曰：“三子之说，非其臆出也，其得于所传如此。然则所传者皆不可信乎？”曰：“传闻何可尽信？公羊、谷梁以尹氏卒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为隐母，一以为男子，一以为妇人。得于所传者盖如是，是可尽信乎？”春秋或问〈景祐四年〉
或问：“《春秋》何为始于隐公而终于获麟？”曰：“吾不知也。”问者曰：“此学者之所尽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问者，始终之义，吾不知也，吾无所用心乎此。昔者，孔子仕于鲁。不用，去之诸侯。又不用，困而归。且老，始著书。得《诗》自《关雎》至于《鲁颂》，得《书》自《尧典》至于《费誓》，得鲁《史记》自隐公至于获麟，遂删修之。其前远矣，圣人著书足以法世而已，不穷远之难明也，故据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不常职乎史，故尽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鲁之《史记》，则未尝止也，今左氏《经》可以见矣。”曰：“然则始终无义乎？”曰：“义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谨一言而信万世者也。予厌众说之乱《春秋》者也。”
或问：“子于隐摄，盾、止之弑，据经而废传。经简矣，待传而详，可废乎？”曰：“吾岂尽废之乎？夫传之于经勤矣，其述经之事，时有赖其详焉，至其失传，则不胜其戾也。其述经之意，亦时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圣人而反小之，欲尊经而反卑之。取其详而得者，废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说，不可也。”问者曰：“传有所废，则经有所不通，奈何？”曰：“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日月，万物皆仰，然不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见也。圣人之意皎然乎经，惟明者见之，不为他说蔽者见之也。”
泰誓论〈景祐四年〉
《书》称：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诸侯为职事，其伐黎而胜也，商人已疑其难制而恶之。
使西伯赫然见其不臣之状，与商并立而称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为怪，其父师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与熟视而无一言，此岂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
以纣之雄猜暴虐，尝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闻之窃叹，遂执而囚之，几不免死。至其叛己不臣而自王，乃反优容而不问者十年，此岂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称臣而称王，安能服事于商乎？且谓西伯称王者，起于何说？而孔子之言，万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
伯夷、叔齐，古之知义之士也，方其让国而去，顾天下皆莫可归，闻西伯之贤，共往归之，当是时，纣虽无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诸侯不称臣而称王，是僭叛之国也。然二子不以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纣，始以为非而弃去。彼二子者，始顾天下莫可归，卒依僭叛之国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岂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书》之《泰誓》称“十有一年”，说者因以谓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丧二年，并数之尔。是以西伯听虞、芮之讼，谓之受命，以为元年。此又妄说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称元年，常事尔，不以为重也。后世曲学之士说《春秋》，始以改元为重事。然则果常事与？固不足道也。果重事与？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间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丧称十一年。及其灭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听讼远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谓西伯以受命之年为元年者，妄说也。后之学者，知西伯生不称王，而中间不再改元，则《诗》、《书》所载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诬矣。
或曰：“然则武王毕丧伐纣，而《泰誓》曷为称十有一年？”对曰：“毕丧伐纣，出于诸家之小说，而《泰誓》，六经之明文也。昔者孔子当衰周之际，患众说纷纭以惑乱当世，于是退而修六经，以为后世法。及孔子既没，去圣稍远，而众说复兴，与六经相乱。自汉以来，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经，则《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尔，复何疑哉？司马迁作《周本纪》，虽曰武王即位九年祭于文王之墓，然后治兵于孟津，至作《伯夷列传》，则又载父死不葬之说，皆不可为信。是以吾无取焉，取信于《书》可矣。”
怪竹辩〈康定元年〉
谓竹为有知乎？不宜生于庑下；谓为无知乎？乃能避槛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则有知莫如人。人者，万物之最灵也，其不知于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骈拇、枝指、悬疣、附赘，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灵，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虽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无知乎？则无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谓蓍龟者是也。自古以来，大圣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问于蓍龟而取决，是则枯草死骨之有知，反过于圣智之人所知远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则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龟之神智，而谓百物皆有知，则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顽然皆无所知。然则竹未必不无知也。由是言之，谓竹为有知不可，谓为无知亦不可，谓其有知无知皆不可知，然后可。
万物生于天地之间，其理不可以一概。谓有心然后有知乎？则蚓无心。谓凡动物皆有知乎？则水亦动物也。人兽生而有知，死则无知矣；蓍龟生而无知，死然后有知也。是皆不可穷诘。故圣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谓大中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