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那是指没落的文人而说。因为一个人自己没有信心，他只好造谣诬蔑，把人家的价值尽量抑低。人家的价值既然抑低，那么自己才会相对地提高。

另一方面，真正有成就的文人，往往是胸襟阔大，有容人的雅量。他恨不得结交天下的英雄豪杰。凡是有一技之长，一艺之精的人，他都愿意甘拜下风。取人为善，与人为善。请问人间的乐趣，还有什么比知交更大？因此，真正的文人，应该互相敬重。

泰戈尔和甘地是近代印度的开路先锋。前者从事文艺的创作，积极恢复印度人民独立的信心。后者从事政治的领导，尽量加强印度人民的大无畏的精神。假如没有独立的信心，他们将心甘情愿地受外族的统治，否认自己的光荣的传统，无条件地遵从外族所制定的一切法律条文。假如没有大无畏的精神，他们只好长吁短叹，听天由命；谁也不敢挺起脊梁，恢复人类的尊严；谁也不敢以手无寸铁的群众，面对配备精良的百万大军。

印度何幸，在同时代里，诞生了两个巨人——泰戈尔和甘地。泰戈尔比甘地大了八岁。虽然二人采取不同的路线，从事不同的活动，但他们对于印度的独立、世界的和平、人类的文化的贡献，可以说是等量齐观。

《甘地传》的作者斐雪（the life of mahatma candhi, by louis fischer）对于泰戈尔和甘地的关系，曾提过好几次。不过这些评论是疏疏落落地散见于一部六百页的大书。本章就把他所提供的资料加以辑录、分析、论断。

斐雪说得好：

甘地和泰戈尔是同时代的人物，二人携手合作，成为20世纪印度复兴的主要代表。但是甘地是麦田，泰戈尔是玫瑰园；甘地是劳动的手臂，泰戈尔是歌唱的嗓子；甘地是将军，泰戈尔是先驱；甘地是光头光脸的憔悴枯槁的苦行者，泰戈尔是大方的、有教养的、满脸银须的贵族知识分子，具备典型的引人敬重的脸庞。甘地代表绝对的禁欲主义；泰戈尔“从成千种的快乐范围内找到自由”。然而二人在爱护印度和人类这方面发生联系。泰戈尔眼看“印度人永远在人家的垃圾桶里拾废物，而痛哭流涕”，同时，他又为“一切人类伟大的和谐”而馨香祷祝。

泰戈尔和甘地都相信，印度的受束缚是自己找来的。

开头我已经说过，真正站得住的文人是互相敬重的，泰戈尔和甘地刚好是个例子。现在大家都知道甘地的绰号是“圣雄”或“大圣”（mahatma），这个字原来的意义是指“穿着叫花子的服装的伟大的灵魂”（the great soul in beggar's garb）。但是，最初给甘地起这个绰号的人是谁昵？这个人就是泰戈尔。另一方面，甘地也给泰戈尔起个绰号“伟大的哨兵”（the great sentinel）。到了后来，大家一致称他为“大师”。

古语说得好：“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泰戈尔和甘地，每个人都是个大圣人，由于两个大圣人的密切合作，印度才能够起死回生。

在目标上，二人是一致的；在感情上，二人是分不开的；在方法上，二人多少有差异。甘地面对过去，从过去的事实里创造未来的历史；宗教、阶级制度、印度的神话，一一根深蒂固地萦绕于他的心灵。泰戈尔接受现代的机械及西方的文化，虽然如此，他却创造东方的诗篇。这儿斐雪很正确地指出，这和出身的环境大有关系。甘地生于古查拉，那儿是个穷乡僻壤；泰戈尔生于孟加拉，那儿是国际大都市。因此，在生活上，甘地俭省，泰戈尔比较奢华。

记得甘地有一次写信给泰戈尔说：“受苦受难的百万生灵，只需要一首诗，这就是增加精力的粮食。”泰戈尔却给他们以音乐。在圣蒂尼克坦，泰戈尔的学生们载歌载舞，编制花冠，把生活弄得很甜蜜美丽。当甘地从非洲回来不久，他曾赴凤凰农场去看看学生们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结果，他便来个大改革。在安德烈和彼尔逊二人的协助下，泰戈尔劝导一百二十五名学生和教师要亲自经营农场，把文艺的女神放在一边，过着僧侣的生活。泰戈尔宽宏大量地接受甘地的意见，而且说道：“这种试验拥有自治的锁钥。”然而太过严肃的节约生活，一般人都不大投机，因此，当甘地跑去参加戈卡莱（gokhali）的丧礼的时候，这种试验便告一结束。

甘地所领导的国大党，是把群众普遍的抗议，化为合法的要求。就在国大党的政治革命发轫的时期，它得到新血液。那些文化界的斗士们曾发起民族复兴运动，而领导人物为泰戈尔及其同志。甘地的政治运动，泰戈尔的民族复兴运动的合流，已经造成很大的力量，何况那时印度的资本主义已经抬头，新兴的中产阶级也已经出现，这对于自治的要求，不消说是个大鼓励。

当1930年的独立运动没有爆发之前，甘地已经定了主意，要采取非暴力的方式。因为甘地的宗旨，是既顾目的，又择手段；并不是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他生怕一般农民的程度不够，很容易受人煽动去采取暴力的行动。假如真是如此，恐怕连他个人也控制不住。

甘地对泰戈尔表示最大的敬意，那时，泰戈尔刚好在沙巴马蒂阿须蓝（subaramati ashram）附近，所以他就在1月18日那天来拜访甘地。他问甘地对于1930年的国事有什么准备。甘地很坦白地答道：“我白天晚上都尽力思索这事情，在到处漆黑一团的环境中，我看不到一线曙光。”

泰戈尔和甘地都是中庸主义的人。他们生怕那些农民理智控制不住感情，而那些血气方刚的青年革命家恨不得利用这机会，制造流血的事件。对于这事情，处在最高的领导地位的甘地固然会弄得废寝忘食；置身局外的泰戈尔也是关怀备至。

然而革命似乎需要血的洗礼。甘地和泰戈尔都竭诚希望避免正面的冲突，但是最后冲突还是免不了。甘地及其他重要人物被捕，警察挥起棒子，向群众乱打。虽然1930年1月26日印度宣告独立，但是技术上，法律上，仍没有丝毫变动。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

针对这事情，泰戈尔特于1930年5月17日在英国《曼彻斯特导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指出独立和不独立的差异。他说：

远离东方，住在英国的人们，现在知道欧洲已经完全失掉它以前在亚洲所享受的威望了。它再也不会被人公认为公平交易及维护最高原则的代表，而是被人公认为西方种族优越感及向外侵略的代表了。

就欧洲而论，事实上，它已经遭遇很大的精神上的失败。虽然亚洲实际上还很羸弱，不能保护自己的重要的利益，免受外来的侵略，然而现在它胆敢把从前崇拜欧洲的心理改为轻视欧洲的心理。

最后，他把印度的成就，归功于圣雄甘地。

谁也知道，泰戈尔和甘地都是伟大的灵魂。他们固然热爱祖国，他们更爱整个人类。现在因为摆在眼前的铁的事实，逼得他们要严词厉色地提到种族问题，他们的内心的痛苦不问可知。

当1932年，印度的独立运动达到最高潮的时候，甘地又被捕。他在狱中绝食。到了3月20日，甘地在三更半夜起身，拿起笔写信给泰戈尔，征求他的高见。甘地说：

这是星期二清晨三点钟。我在中午走进这个炽烈的大门。假如你能够祝福这种运动，我很欢迎。你一向是个忠实的朋友，因为你是个真实的朋友，时常大声地把你的思想表达出来。……现在当我绝食的时期，我将重视你的批评，假如你内心里要谴责我的行动。我不会把自己看得了不起，不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不管承认须付出代价，假如我找出自己犯着错误。假如你的内心里赞成这种行动，那么我需要你的祝福。这将给我以支持……

当甘地正要发信的时候，他接到泰戈尔给他一通电报。电文如下：

为印度的统一及它的社会的完整而牺牲你的宝贵的生命，这是很值得。……我热烈地希望，我们不会无情地容许这样的民族的悲剧无期限地延长下去。我们的痛苦的心追随你的崇高的苦行。这儿谨致我们的敬爱。

甘地接到这通电报后，即刻向泰戈尔敬谢这通“友情洋溢、文情并茂的电报，我现在正准备滚入暴风雨中，你的电报给我以大力的支持”。

同日，11时30分，甘地吃了最后的一顿午餐；午餐再简单不过，它包括柠檬汁、蜜糖、热开水。几百万名印度人为他绝食24个钟头。全国人民为他祷告。

同日，泰戈尔向国际大学的师生发表一篇演讲词。他说：

今天有个阴影笼罩着印度，好像日食所投射的阴影那样。全国同胞忍受焦急忧虑的尖锐的苦痛，这种苦痛的普遍性带来极大的安慰的尊严。圣雄把他的生命贡献给印度，而印度等于他的化身，现在他又开始实践自我牺牲的誓言了。

提到甘地的绝食问题，泰戈尔解释道：

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心灵的地理，即它的精神所寄托的地方，那儿武力不能够侵占寸地。从外来的统治者只好逗留于大门外。……但是伟大的灵魂……却继续它的统治，甚至实际上他已经不存在。……

圣雄自己所加的处罚，并非一种仪式，而是给印度及世界一种启示。……让我们想法了解他的启示的意义。……被我们制服下去的人，一定也会把我们拉下去。

这种词严义正的文字，比较原子弹的威力更大。泰戈尔虽置身政治圈外，但是他偶尔发出的正义的呼声，不禁给甘地的爱国运动以极有力的支持。

经过多日的绝食，甘地已经奄奄一息，毫无力气。就在那种危急的环境中，泰戈尔从加尔各答赶来，选出一首诗，朗诵给甘地听，同时，百般慰藉；甘地频频点头，他已经没有说话的力气了。

几个钟头后，英国政府在伦敦及新德里同时宣布说它已经批准耶拉夫达条约。甘地可以停止绝食。甘地在许多友好的劝导下，喝了一杯橙汁。泰戈尔高唱孟加拉歌。在座诸君多数都感极而泣。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泰戈尔和甘地可说是一对难得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