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孟子的名言。

“我爱生命，我更爱真理；我爱国家，我更爱世界，我最爱人类。”这是泰戈尔对于政治问题的基本态度。

在《印度、我的女神，我钟爱你》那首诗里，我反复吟诵，字里行间，无处不表现他的爱国的热诚。他颂扬印度的古圣先贤，他赞美印度的名山胜水，他祈求印度给他以生命和爱情，他说印度人的肤色、服饰、宗教真是多彩多姿。他希望法国人、英国人、苏联人、德国人、日本人能够在各自的国土里繁荣滋长，可是最后成为普通人类的一分子，即世界的公民，大家在阳光的照耀下，信奉一个上帝，造成天下一家。

在《印度的民族主义》那篇演讲里，他对于民族主义这问题，发挥得淋漓尽致。一般人仅知道、泰戈尔为着保持诗人的身份和风度，不喜欢被卷入政治漩涡，但他对于政治问题却有一贯的主张，这事情谁也不能否认。

泰戈尔认为，印度的问题是社会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在西方国家里，政治问题支配人们的思想。原因是，西方国家的民族比较统一，它们的资源不够，所以它们自然而然从事政治和商业的活动。一方面，它们没有内部的复杂问题；另一方面，它们要想法应付强盛而贪婪的邻国。因此，内求统一，外抗强敌，已经成为它们解决政治问题的基本态度。以前它们先行组织，然后从事掠夺；如今，它们继续表现同一的精神。它们要组织起来，侵略全世界。

印度有史以来，就被民族问题纠缠不清。虽然如此，印度历代的伟人曾竭尽智能，来协调各民族的歧异，以便找到统一的基础。假如印度国内的民族问题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那么它对于人类将有大贡献。这儿我要特别指出泰戈尔的金玉良言。他说：

“一切民族的历史，仅算是更大的历史的一章罢了。”这是多么高超的思想！

不错，人类都懂得自爱、自卫，但是人类也富有同情及互助的精神。凡是缺乏这种高尚的精神力量因而不能跟人家合作的人，迟早将会毁灭或没落。凡是能够跟人家合作的人，这才能够生存而且得到文明。因此，自有史以来，人类在互相残杀与互相合作，追求自利与寻谋互利，二者之间必须有所抉择。

问题在这儿，现在各集团的民族将互相斗争呢，还是寻求协和互助的真基础呢？将不断竞争呢，还是不断合作呢？

泰戈尔相信，凡是能够设身处地，寻求合作的国家，才有生存的机会。相反的，凡是好斗成性，不能容忍的国家，将会毁灭。

从前交通不便，各国封疆而治，彼此互不往来。现在交通非常便利，“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在这当儿，假如有人包藏祸心，整天从事军备比赛，这简直等于自杀。因此，有志之士应该发挥仁爱的力量，具备正确的思想，要替全人类寻求福利，不要单独一个国家打算盘。

泰戈尔会大声疾呼：

我坚信，假如我的同胞能够拒绝那种教育，说什么国家比较人类的理想更伟大；这对于印度将有切实的益处。

泰戈尔始终相信自力更生，不要随便借助别人的力量。他说：

欧洲有它的过去。因此，欧洲的力量在于它的历史。我们印度应该下个决心，不要借助人家的历史。假如我们抑制自己，我们等于自杀。当你向别人借贷不是属于你的生命的东西，这些东西只会粉碎你的生命。

祖宗虽然是圣人，但对于愚蠢的子孙一点也没有什么帮忙。同样的，欧洲强盛，无济于印度的落后。回想殖民地时代，亚非有许多国家的人民，以西欧为“祖国”，以西欧的文明为自己的文明，这简直使他啼笑皆非。

这儿泰戈尔堂堂正正地提出他反对民族主义的具体主张：

我不是反对某一民族，而是反对所有民族主义的一般观念。什么叫做民族呢？

这是把整个民族成为有组织的国家的现象。这组织不断地坚持人民须强有力而又有效能。但是，过分追求强有力而有效能，结果，将使人类断丧精力，损失他的自我牺牲及创造的高尚的性质。这样一来，人类将把他的牺牲的能力从他的终极的目标（那是道德的）改为维持这种组织（那是机械的）。然而在这事情上，他达到发扬道德的满足，所以，这对于人类非常危险。

泰戈尔认为，印度最需要的就是从内心出发的建设工作。它要不顾一切逼害，从失败及吃苦中，一步一步地赢得精神上的胜利。我们应该向那些占着上风的人表现我们的精神上的力量，即为真理而吃亏的力量，假如我们不能表现这力量，我们只有求乞的一途。

泰戈尔对于印度问题的认识，似乎比较一般人都深刻。他认为印度问题，等于世界问题的缩影。印度的面积既广大，人口又复杂，它是把几个国家合并为一个地理上的单位。欧洲刚好相反。欧洲是一个国家分裂为许多国家。这样一来，欧洲的文化和发展，有多数国家的力量，同时，也有单独一个国家的力量。另一方面，印度既因复杂而显着一盘散沙，又因统一而显着积弱无能。这儿他举了一个妙喻：真正的统一，好像圆球，它一直往前滚，毫不费力地挑着它的责任；但是，复杂是个多角形的东西，它需要全方力来拉推。

泰戈尔认为，当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谈到理想的时候，他们根本忘记民族义的基础还是空空如也。那些竭力维护这些理想的人，在社会习惯上是保守不过。他们以为瑞士的民族虽复杂，但他们可团结为为一个国家。可惜他们忘记，瑞士的人民彼此可以通婚，因为他们属于同一的血统。在印度，它就没有共同的本然的权利。此外，欧洲各民族不会互相抗拒，而印度的阶级社会却是“河水犯不着井水”，彼此漠不相干。

在外人的统治下，印度的工业一向受压迫。先天既不足，后天又障碍重重，它怎么能够抵挡列强的庞大的工商业的进攻。有人还自作主张，说印度须停留于农业的阶段，连武器也可以不懂得运用。这样一来，印度岂不会陷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种可怜的境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泰戈尔漫游欧美。他深刻地觉得，欧洲人经过一次大战后，个个筋疲力尽，渴望和平，而和平的源泉不消说是东方。因此，东方的和平哲学，一度被西洋人重视。从表面上看来，欧洲人似乎已经觉醒了。

然而欧洲人多数是信奉尼采的哲学，主张强权政治。他们对于物质文明及富国强兵等观念仍是牢不可破。从那时起，他们虽然已经开始提出裁军问题，但是他们口是心非，嘴里说的是一回事，手里干的又是一回事。因此，他们一方面大谈和平与裁军，另一方面却努力重整军备，甚至张牙舞爪地准备作更大规模的战争。这儿泰戈尔又有个妙喻：一个因水流的压力受伤的鱼儿，它计划要到空中翱翔。这意思实在很好，不过鱼儿很难做到。

泰戈尔认为印度极明了和平的真谛，它不但使裁军问题可以解决，而且使它化为真正在的力量。有一件事使泰戈尔觉得非常难过。当他以一代文豪的身份，向一些厌战的西方人士宣扬东方的和平哲学的时候，凑巧甘地在印度所领导的不合作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他给安德烈的信里，他曾这么说：

我爱我的同胞，我珍重他们的友爱。然而命运给我这么安排，要我的船在逆流中行驶。当我在海洋这边宣扬东方和西方文化合作的那时候，正值那边宣扬“不合作”的理论，这是运命多么大的讽刺！

上文我已经说过，泰戈尔爱国，更爱世界，最爱人类。他不会一味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贬抑西方的物质文明。他主张二者是相反相成，使基础和上层建筑物维持适当的平衡。仁爱是灵魂终极的真理，可惜不合作运动不必要地伤害这真理。这儿泰戈尔又有个妙喻：不合作运动，不是从我们的火炉里发出来的火焰，而是把火炉和家庭都焚烧了之后所发出来的火焰。

泰戈尔是纯粹的诗人，不是政治家，所以他对印度的政治斗争，只能站在超然的旁观者的地位来批评。从远处着想，东方和西方的合作，这早已成为天经地义，谁也不应该非议；不过这种合作必须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不然，奴隶和主人谈合作，恐怕会越谈越远。

从近处着想，不合作运动是印度民族运动过程中必经的阶段。它表示民族的觉醒，它象征无声的抗议。明知一架土布的织布机，对于近代工业的发展，对于建国工作的前途不会发生很大的力量，但是它使全体印度人恢复无比的自信心，说民族运动须自己动手来干，不能躺在苹果树下，等苹果慢慢地掷到嘴里。

民族主义发展到极致，彼此将封疆而治，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甚至把别人的国家犁为田园也在所不惜。这种狭窄的民族主义，好像害虫一样，迟早会把美丽的花卉一一吃掉。

除眼光短浅的政客和战争贩子以外，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像诗人、思想家、宗教家一样，应该具备伟大的怀抱。他们应该提倡“天下一家”，使每个民族、每个地区拿出最精彩的东西贡献给世界，不要使民族主义成为人类进化的绊脚石。

然而泰戈尔是个“怀乡病者”，虽然他对于民族运动也许要采取不同的形式。当他远游北欧及德国的时候，他的“怀乡病”爆发，这可以从他的信里透露出来：

但是，我只想回到我的同胞那边。我在那儿过了一生，在那儿干我的事业，施与我的爱情。假如我的生活的收获不大丰富，我也不在乎。收获物的成熟，这就给我以报酬。……他们知道我一生把梦想的种子播在那儿。但是，黄昏的影子在我的行程上加深，而我已经疲倦了。我不要从我的同胞处得到毁誉。我要在繁星下休息了。

人情乐于怀土。汉高祖做了皇帝后，他连做梦也会想到故乡。何况代表民族灵魂的伟大诗人，他的怀念家乡，爱护故国，正是人之常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