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人与普通人的分别，只在太史公所说的名言“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八个大字。普通人眼光短浅，急功近利，结果，成就也就很有限。非常人隐居以求其志，整天从事创作事业的量的扩充和质的充实。到了相当时候，炉火纯青，人家自然而然会登门请教。这正合老子所说：“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就在泰戈尔家里灾难重重，着手筹备国际大学的时候，他趁这机会退出政治的漩涡。1905年，孟加拉省被划分为两部分，这事情孟加拉人非常反感，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扼杀正在成长中的爱国运动。于是抵制外国、政治暗杀、游行示威等事件，层出不穷；参加这些工作的人，多数为青年学生。泰戈尔悄悄地退出这种场合，而且为文谴责那些狭义的爱国主义者的过激行为。

关于爱国运动，泰戈尔绝不落人后，但是，他对于青年学生的过激行为，却大不以为然。据马哈兰诺毕（mahalanobis）说，当1918年爱国运动达到最高潮，泰戈尔亲自跑上讲台，面对一万五千名群众发表一篇演讲，题为《真主需要我们工作》（working as our master wishes），说时声泪俱下，听者无不动容。

在独立运动时期，他曾制作许多歌曲，青年学生大受感动。至于国大党的组织，他却避免参加，其中只有一次在加尔各答举行的时候，他曾歌唱自己的调子。他也帮忙创办学校。关于劝导人家运用织布机的工作，他也不遗余力，不过这事情使他损失了不少金钱。这种不幸的经验，使他对于甘地的织布机运动，一度表示怀疑。

他对于政治活动远不如他对社会改革那么有兴趣。因此，他隐居于圣蒂尼克坦，追求精神上的安慰，享受自然的乐趣，探讨精神生活的源泉。就在那种优美的环境下，他的伟大诗篇——《吉檀迦利》（gitanjali，这部诗集是1907至1910年间写的）——接二连三地写出来。

除《吉檀迦利》外，他在1909至1916年间，出版一系列的小丛书《圣蒂尼克坦》，内容主要是他在校内圣堂所发表的演讲词。《回忆录》（my reminiscences）是1916年问世的，这书到处受欢迎。他也曾写了许多诗篇，以当地的芒果树林及月夜漫游的宁静的心情作背景。此外，在剧本方面，他曾发表了《秋节》（autumn festival）《邮局》（post office），在情调上是印象主义，在文学上是自然主义，凡是街谈巷议，经过他的提炼后，去其芜杂，存其菁华，使读者不忍释卷。

老实说，《吉檀迦利》和《邮局》可算是我们的伟大的诗人的代表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

那时我是十分暴躁的，好像目前的我一样。那种心情给我以孩童的自由，而世界又要加以约束的思想，因为世界有它的责任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极想明了世界。那时，我认为在西方，人类的精神正在试验和运用中。我的暴躁的心情变成没法子再忍受下去。我花了三四天工夫，写成一部《邮局》，大约在同一时期内，我又撰述《吉檀迦利》。其中大部分诗篇都是在圣蒂尼克坦写的，差不多每天我都有写作，有时连晚上也写作。我并不想发表这些著作，我知道人们也许会失望，而且会说，自《金船》以后，我所写的东西都是很坏。但是，如今我知道，它们才是我最亲爱的东西。

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个作家的作品的好坏，他自己当然比别人更会了解。住在圣蒂尼克坦的人，恐怕都能够记得，他常在月明之夜，到芒果的树林间去散步。他睡得很少，平均每天仅睡了三四个钟头；他早晨四时就起床，往往做到晚上十时才休息。到了月明之夜，他时常出去。当月光和诗思配合的时候，他会情不自禁地陷于真正狂欢的状态，差不多整个晚上都徘徊于树林之间。

《吉檀迦利》由泰戈尔亲自译成英文。这样一来，他一跃而成为世界文坛的巨擘。这部诗集，寥寥一百五十九首诗，可是它在西洋文学上发生极大的影响。它表现诗人和自然的景物更接近，把声、景、色尽露笔端。由于环境的宁静，心情的和谐，所以这部诗集，自首至终，仅描写几种景物，如：雨、云、风、河、船夫、灯光、教堂、金钹、苇笛、倦飞而知还的鸟儿，干粮告罄的旅客。题材的范围这么狭窄，可是真正喜欢泰戈尔的诗的人，只觉得这些诗篇洋溢着自然的美，不会觉得它们的单调。

据《泰戈尔传》的作者汤逊说，他起初欣赏泰戈尔的诗，主要的是靠这部《吉檀迦利》的英译本。这本诗集把万千人心里所感觉的，过去所经验的事情，一一表达出来；看了之后，永远不会忘记。

为了纪念泰戈尔50诞辰，孟加拉文学研究会特地在加尔各答市政府大厅举行一个盛会，在这纪念会里，各种各式的活动充分表演出来。那时，他时常病痛；身体的痛苦，加上精神的不安，弄得心身憔悴。看他当时的健康状况，他似乎是不久于人世。他之所以急急远渡重洋，为的是要恢复健康。他从英伦回来后，即刻到医院去施手术。这工作是由一位英国医生很耐心地很慈爱地执行。据他的挚友安德烈说，假如他不施手术，恐怕那年他就活不下去。自他恢复健康后，他就不再患同样的病痛了。

他本来计划在加尔各答市政府大厅的纪念会举行后的第二天就动身赴英，可是他的医生千叮万嘱，要他静养休息一个月。据他自己说：

因此，我跑到西莱达。我翻译《吉檀迦利》那些诗篇，以便消磨时间。我非常重视那些诗篇，所以我很高兴重新工作一次。我相信，我的翻译等于中学生的练习。我把自己的译文交给阿芝去看，他说很不错。在轮船上，我继续翻译，这种工作给我以很大的乐趣。我到达伦敦后，便住在旅馆。这儿我觉得很失望，每个人都好像幽灵一样。早餐过后，旅馆空空如也，我只好观察热闹的街市。我失望，我想回来。我很难认识那些人，或者深入别的地方的中心。接着，我想法去和罗生斯坦因（rothenstein）接触。在阿班宁德罗那（abanindranath）处，我曾见过他，不过谁也没有告诉他说我是个诗人；他只知道我是泰戈尔的家属罢了。我查看了电话簿，和他通话，他马上来，并且给我预备更好的住所。……他是我的邻居，时常来看我。有一天，他说，他曾听见人家说我是个诗人。他问我能否把我的著作的概况告诉他？我告诉他说，我只有一些散文的译品，可惜英文不大高明。过了一两天，他很高兴地回来，说那些诗篇是他所看过的最优美的诗篇。

从泰戈尔的表情上，罗生斯坦因觉得他的评语也许不够分量，于是他广约当时英国的几位大文豪，到他的家里来听朗诵。其中最得力的一位就是诗人叶芝（w. b. yeats）。

1913年，泰戈尔由英国到美国，在美国小住几个月，即买舟归来。当他的轮船抵达孟买的时候，岸上围满欢迎的队伍，个个带着花篮。他以为他们大概是在欢迎什么大人物。他怎么也想不到，大家都在欢迎他。11月第一星期的晚上，电报传来，说泰戈尔荣获诺贝尔奖金。一分钟后，泰戈尔本人也安抵和平之乡的国际大学。学生们不知道诺贝尔奖金是什么玩艺儿，但他们多少会猜到，他们的大师泰戈尔一定又有什么大成绩表现。于是大家把他团团围住，情不自禁地高唱校歌。崇拜他的人，个个跪在地下，以手摸他的脚。他双手合十，请求他们避免那些客套。不过他们还是大喊大唱，最后，燃着火把，才慢慢散会。

这儿要穿插几句。诺贝尔奖金，是纪念瑞典火药发明家诺贝尔的。这奖金一共分为五部分：物理、化学、生理学和医学、文学、世界和平。关于文学奖金，这是由瑞典斯德哥尔摩文学院、法国国立研究院、西班牙国立研究院共同提名。获奖者可得一枚金牌、一张证明书，以及美金33000元。

假如那年有两人以上得奖、这笔奖金便按人数来平分。假如那年根本没有适当的人选，这笔奖金便留下来，充分作基金。

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便由泰戈尔单独得奖。这次奖金的获得，不但使世人对印度另眼相看，而且使他们知道东方的文明古国到底是根器深厚，哲理玄妙，远非一般崇拜物质文明的人所能比拟。

老实说，这次奖金的获得，泰戈尔事先多少有些把握。当他在伦敦的时候，友人已经请他把著作及报纸的剪稿送一份给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去审查。现在实至名归，文学奖金赠给泰戈尔，谁都觉得满意。

做人真不容易。当默默无闻的时候，多数人都难免“妻不下机，嫂不为炊”的惨剧。到了功成名遂的时候，非亲非故也来打交道。献殷勤的人也许觉得这是一番好意，可是事主却忙得透不过气来。

泰戈尔说：

从今以后，我再也得不到片刻宁静了。各种各式的人将写信给我，他们对我的要求，将使我烦恼。当我看见孟买的人群，而且知道他们将把我作公开的展览的时候，我的心简直冷了半截。

为着避免人事的纷扰，他只好拼命写作。就在这期间，他写了不少歌曲，内容多数是感谢真主，欣赏世界的美丽的景物。这些歌曲的集子名叫《吉迪玛尔雅》（gitimalya），其中最生动的几章，曾编在他的《吉檀迦利》的英译本中。

一般来说，世间的好文章，都是意味深长，文辞浅白。只因意味深长，所以百读不厌，同时代的人固然喜欢，千年万代后的读者也如获至宝。只因文辞浅白，所以作品才能够深入民间，为妇孺所赏识。须知妇孺占全部人口80％以上，妇孺这一关打得通，作者的大名当然会不胫而走了。

泰戈尔的文字，像庄子和孟子那样，亦庄亦谐，既轻松又有力。这是正统的传世的文章应具的重要条件。此外，他把音节和脚韵摸得烂熟，他随时随地可以自由运用，而不至受音节和脚韵的限制。因此，他的诗篇，多数是神来之笔，臻入化境。他的诗篇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天籁，得来全不费工夫。比起那些搜索枯肠，从事无病呻吟的所谓诗人，泰戈尔当然心安理得地高踞宝座而无愧色。

简单说一句，诺贝尔文学奖金，充其量只能表示当代文人对他有相当的认识，至于他的人格的伟大，造诣的高深，影响的深厚，这将由时间作最公正的证人，区区一个奖金，恐怕不能衡量于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