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个月新医院的建筑工程进展很大，看上去不再像是挖掘出来的一栋罗马别墅的砖基了。墙已经砌起来，窗户上安装纱窗的地方也留了出来，甚至连上屋顶的时间也可以估计出来了。看到完工在望，麻风病人们工作的速度更快了。奎里和约瑟夫神父穿过建筑物进行观察：他们像鬼魂一样穿过没装门的门框，走进还不能称之为屋子的房间，之后又穿过未来的手术室、x光室、放着大桶石蜡的带有防火设备的蜡疗室（这是准备治疗那些上肢瘫痪病人的地方），又走过诊所，最后进入那两间主病房。
“这儿完工之后，你以后打算做什么？”约瑟夫神父问。
“你呢，神父？”
“那当然需要院长和医生的决定，可是我倒想再为那些残疾人建设一个学习手艺的地方——我指的是作业疗法，我记得他们在欧洲是这么说的。修女们都可以替人做一些事，特别是替那些残疾病人。谁也不想特殊。把他们组织起来，学习的速度就快多了，他们在一起还可以开开玩笑。”
“之后呢？”
“二十年之内有的是要建筑的东西，就连厕所也有的是要盖的。”
“这么说，我就不愁失业了，神父。”
“一位像你这样的建筑师在我们这里干纯粹是浪费。这里只有泥瓦匠的活儿。”
“我已经变成一个泥瓦匠了。”
“你难道不想再看一看欧洲了吗？”
“你呢，神父？”
“你我完全不同啊。从我们教会这个角度来看欧洲和这里没有什么不同——一片建筑物，和我们现在这些很相像，我们的住房也没有什么区别，小教堂也一样（甚至许愿堂也一样），一样的教室、一样的食物、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面孔。但是对于你，欧洲就远远不止这些了——剧院、朋友、饭店、酒吧间、书籍、商店，还有和你身份、地位相同的那些伙伴——这是你的名声为你带来的，不管人们对名声怎么理解。”
奎里说：“我在这里很满意。”
快到中饭时间了，他们一同向神父们的住房走去，路上他们经过修女们和医生的住房，还路过一个不很整齐的小墓地。墓地维护得很糟——活人的事已经占据了神父们所有的时间。只有在万灵节人们才会想起这片墓场。在这一天，每座墓前都点亮一盏灯或是一根蜡烛，不管死者是异教徒还是基督教徒。大约有一半坟墓前竖着十字架，那些十字架外形一样，不加任何装饰，就像是战争期间死难的官兵们的墓地一样。奎里现在知道哪个是科林夫人的墓了。科林夫人的墓前没有十字架，稍稍离别的坟墓远一点儿，这只是为了科林医生死后可以和她埋在一起。
“我希望你在那里也能为我留块地方，”奎里说，“但是不值得为我立十字架。”
“这事在托马斯神父那里不会通得过的。他会说一个人一旦受过洗礼就终身是一个基督徒了。”
“那我宁愿在他回来之前就死。”
“那最好快点儿。他回来会比我们预料的早得多。”甚至同托马斯一起工作的神父也希望他不在眼前，对这个枯燥乏味的人不可能不稍微给他一些怜悯。
约瑟夫神父的警告很快就证明是对的。他们专心查看新医院，所以没听见奥特拉柯公司轮船的钟声。托马斯神父已经带着那只装着他私人用品的破纸板箱登上了岸。在他们经过他的住房的时候，他正站在门口向他们打招呼。他的神情奇特、不安，倒好像把他们作为客人接待似的。
“哦，约瑟夫神父，你看我提前回来了。”
“我们看到了。”约瑟夫神父说。
“噢，奎里先生，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是吗？”
“不忙。要耐心些。我离开的这段时间，这里变化可真不小啊。”
“有话你快说吧，别让我们提心吊胆的了。”约瑟夫神父说。
“吃午饭的时候再说，吃午饭的时候再说。”托马斯神父回答道，说着他像捧着圣体匣一样捧着那只破纸板箱走进自己的屋子。
他们走到下一个窗口的时候，看见院长站在床边，他正在把一把梳子、一只海绵袋和一匣雪茄塞进一只卡其布的背囊里。这只背囊还是上次大战留下的遗物，他带着它像是带着个记忆似的走遍世界。他又从书桌上拿起一个包在两层手绢里的十字架，装了起来。约瑟夫神父说：“我预感到最坏的事情要发生了。”
院长吃中饭的时候一直心事重重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托马斯神父坐在他的右面。他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地把面包捏碎。直到吃完饭院长才开口讲话。他说：“托马斯神父给我带来了一封信。主教要我去一趟吕克。我可能要离开几个星期，或许要几个月。在我离开期间我请托马斯神父接替我的工作。”他又加了一句，“你是唯一有时间照看一下账目的神父。”这句话既是对其他神父表示的一种歉意，也是对托马斯神父的喜形于色表示一种含蓄的责备。托马斯神父和一个月之前那种可怜巴巴、心事重重的形象大不相同了，很可能即使一次暂时的提升也能给一个不称职的人鼓鼓劲儿。
“你就放心把事情交给我好了。”托马斯神父说。
“我可以放心把事情交给这里任何一个人。我的工作在这里是最无足轻重的。我既不会像约瑟夫神父那样盖房子，也不会像菲利浦修士那样照看发电机。”
“我将尽力不使学校的工作受到损失。”托马斯神父说。
“我肯定你会成功的，神父。你会发现我的本职工作不会占用你的时间的。谁都能胜任院长的工作。”
生活越是贫乏，我们就越害怕改变它。院长祷告完毕后，找了找他的雪茄，可是他已经把雪茄打包在行李里了。他接过奎里递给他的一支香烟，他抽香烟的姿势就像他穿着一身俗人衣服一样笨拙可笑。神父们不习惯这种分别，情绪不高地围着院长站着。奎里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置身于一家人的悲哀气氛中的外人一样。
“医院在我回来之前可能就完工了。”院长用一种凄惨的语气说道。
“等你回来我们再上梁。”约瑟夫神父回答。
“别这样，千万别这样。答应我什么事都不要往后拖。托马斯神父，我最后要叮嘱的就是这件事。尽快地把梁上起来，找得到捐赠者的话，多喝些香槟庆祝庆祝。”
多年一成不变的平静日子使他们忘记了他们必须服从安排，可是现在，他们一下子又意识到了这一点。谁知道把院长叫去干什么，谁又知道主教和欧洲总会之间交换过什么样的信件？他说几个星期之内就回来（主教说是叫他去商量点儿事情），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他可能一去不复返了。此事在别处可能已经做出决定。他们依依不舍地默默地注视着院长，但那神情就好像一个人在看着一个临终的人（唯有托马斯神父不在场，他已经去把自己的文件往另一个人的房间里搬动了）。院长逐一地看了他们一遍，接着又望了一眼这间简陋的饭厅，他一生最好的年华是在这里度过的。约瑟夫神父说得不错，无论他去什么地方工作，建筑物总是非常相似，饭厅和殖民地飞机场没多大差别，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一个人就更加习惯于这种细微的区别。到处都挂着同一颜色的主教画像的复制品，可是这张画像的角上染上了一小块胡桃色的漆斑，那是做框子的病人不小心滴上的。椅子也是病人照着政府低级官员通常坐的那种式样制作的，所有的教会都在使用这种椅子，只有一把椅子因为不结实有些与众不同。自从那次亨利神父到这里来做客，模仿马戏团的把戏，只用后腿着地坐在这把椅子上以后，他们就总是把它靠着墙放。甚至书橱也有它独特的缺陷：有一层的一个角有些倾斜，墙上的污斑使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联想。每面墙上的污斑都组成一幅不同的图画。不管一个人走到哪儿，他周围的人都有很多和他以前的伙伴重名的（圣徒并不是很多，所以可供他们挑选的名字也就那么几个），但是新的约瑟夫神父也绝不会和老的那个完全一样。
河边传来轮船召唤的钟声。院长从嘴中取下香烟，看了一眼，那神色好像他在纳闷儿香烟怎么跑到他的嘴中去了。约瑟夫神父说：“我想我们应该喝一杯……”他从柜橱里翻出几个星期之前过节时喝剩下的小半瓶酒，还够每个人分一口。“一路顺风，神父。”轮船的钟声又敲响了一遍。托马斯神父走到门口说：“你该走了，神父。”
“对，对。可我得先去取我的背囊。”
“我给你拿来了。”托马斯神父说。
“是啊，这么说……”院长暗中又扫视了一眼屋子：污斑组成的图画、那把摇摇晃晃的椅子、倾斜的书架。
“平安归来，”保罗神父说，“我去叫科林医生。”
“别，别去了，现在他正在午睡。奎里先生会向他解释的。”
他们向河岸走去向他最后告别，托马斯神父为他提着背囊。在跳板旁边，院长接过背囊，以一种稍稍带有军人气质的动作一下子把它甩在肩上。他碰了碰托马斯神父的胳膊，说：“我想你会看到账目都记得很清楚。下个月你尽量先别记账……万一我回来了呢。”他犹疑了片刻，勉强露出笑容，说道：“多保重，托马斯神父。干什么事别过于热心了。”说完这话，船和河流就把他从大家身边带走了。
约瑟夫神父和奎里一起回到屋里。奎里说：“他为什么要选中托马斯神父？托马斯神父到这里的时间比你们谁都要短。”
“就是院长的那话。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而且和你说实在的，托马斯神父最缺乏管理账目的能力。”
奎里在自己的床上躺下。一天当中这个时间的热度使人根本无法工作，也使人几乎无法入睡，除非干脆服上几片安眠药。他觉得他和院长乘同一条船离开了，可是在他梦中船是朝着与吕克相反的方向驶去的。船沿着狭窄的航道驶进比这里更茂密的森林，而且船也变成主教的那条船了。主教的舱房里放着一具尸体，他们俩准备把它带到“潘戴勒”去埋葬。当他想到在船到达病院的时候他居然听信了别人的瞎话，相信船已经到达内陆的终点，不禁大吃一惊。他现在又开始往前走了，向更深的地方驶去。
椅子吱吱扭扭的声音惊醒了他。他开始还以为是船底在河里蹭到礁石。他睁开了眼睛，看见托马斯神父坐在他的床边。
“我本来不想惊动你。”托马斯神父说。
“我刚才也没真正睡着。”
“我从你朋友那儿给你捎了个信儿来。”托马斯神父说。
“除去我在这里认识的人以外，我在非洲没有朋友。”
“有些朋友是你没有想到的。我的口信是莱克尔给你的。”
“莱克尔不是我的朋友。”
“我知道他这个人有些毛毛躁躁的，可是他对你是很崇拜的。他从他妻子的口中听说，他可能对那位英国记者说了一些对你不太适宜的话。”
“这么说他妻子比他还敏感一些。”
“幸运的是，结果意想不到地好，”托马斯神父说，“这多亏莱克尔先生。”
“意想不到地好？”
“那位英国记者把你和这里所有的人都描写成非常高尚的人。”
“他已经报道了吗？”
“他把他第一篇报道从吕克用电报拍了出去。是莱克尔先生在邮局帮他拍的。他的条件是，要自己先把那篇报道过过目——当然了，莱克尔先生是决不会允许任何对我们不利的文字报道出去的。那位记者在报道里非常赞赏你的工作。那篇报道已经被译成法语登在《巴黎星期日》上了。”
“那家乌七八糟的刊物？”
“它的发行范围很广。”托马斯神父说。
“一家专登丑闻的报纸。”
“你的信息在报纸上一出现，就会更受到赞赏了。”
“我不懂你的话——我没有什么信息。”他不耐烦地避开托马斯神父询问和讨好的注视，翻了一个身面对着墙壁。他听见纸张窸窸窣窣的声音——托马斯神父正从他穿的长袍子的口袋中掏出一件什么东西。托马斯神父说：“我来给你读其中几句话。我向你保证，你听了以后会高兴的。报道的标题是：《一位灵魂建筑师，刚果的隐士》。”
“令人作呕的胡说八道。我告诉你，神父，这个人写的东西是不会有什么让我感兴趣的。”
“你这个人真是太苛刻了。遗憾的是，我没时间把这个给院长看看。记者只是在教会的名称上犯了个小错，可是对一个英国人你还能希望什么呢？你听听他是怎么结尾的：‘当一位颇负盛名的法国政治家为了躲避繁忙的公务，隐居在偏僻的乡间时，据说来登门拜访的人踏出了一条直通他住所的小径。’”
“他什么也搞不对，”奎里说，“什么也搞不对。那是个作家，不是个政治家。而且那位作家是美国人，不是什么法国人。”
“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托马斯神父语含谴责地说，“听听下面的话，‘整个天主教世界对伟大的建筑师奎里的神秘失踪一直争论不休。奎里的成就是巨大的，从美国最新式的大教堂，一座玻璃和钢结构的大宫殿，到蔚蓝海岸上的黑袍教团的白色小礼拜堂……’”
“他把我和那个业余建筑师马蒂斯弄混了。”奎里说。
“别计较那些琐事。”
“为了你，我倒希望在小事上《福音全书》比帕金森先生写的东西更精确一些。”
“‘在奎里过去经常出现的地方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人看见他了。我从一家他喜欢进餐的地方、嫩羊肉饭店一路追踪到……’”
“这简直荒谬绝伦。难道他把我当作个老饕？”
“‘在非洲腹地，在靠近斯坦利，在野蛮部族中扎营的地点，我终于找到了奎里……’”托马斯神父抬起头来看了看，“接下来他对我们的工作说了不少好话。‘无私……献身……穿着白色法衣，过着无可指摘的生活。’你知道，他写东西时确实懂得该用什么文体。”
“‘到底是什么最终使伟大的奎里毅然抛弃掉为他带来声名和财富的事业，叫他把自己的余生献给这些不可接触的麻风病患者呢？我无法询问他这个问题，这时我突然发现我的寻求已经终结了。我从独木舟上被抬到岸上的时候发着高烧，神志昏迷，我乘坐的简易的木船终于进入这个约瑟夫·康拉德[3]称之为“黑暗之心”的地带。几个忠实的当地人跟随着我从大河上漂流下来，他们所表现的忠诚不亚于他们的祖父一代对斯坦利的忠心耿耿。’”
“他总是把斯坦利牵扯进去，”奎里说，“到非洲腹地来过的人不止斯坦利一个人。我想英国人可能从来没听说过他们。”
“‘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奎里的手正在给我把脉，他的目光直视着我的眼睛。马上我就感觉到一种巨大的神秘感。’”
“你真的欣赏这篇文章？”奎里实在忍耐不住了，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
“我看过很多描写圣徒的文章，比这篇写得更糟，”托马斯神父说，“文体不能取代一切。这个人的本意还是好的。你可能不是个最好的评判者。”他接着往下念，“‘正是从奎里口中我才知道神秘的含义。奎里对我讲的话可能是他对其他人从来没有吐露过的。他谈话时对他的前半生流露着深深的悔恨。他的前半生花天酒地，风流艳事不断，正像圣徒弗朗西斯年轻时在阿诺河畔一座城市的暗巷里过的生活一样……’我真后悔你讲这些话的时候我没在场。”托马斯神父惋惜地说，“我跳过下一段，这一段主要是叙述麻风病人的事。他好像只注意到那些残疾人了——真是遗憾，这样我们这里只会留给欧洲一个过分阴郁的印象。”托马斯神父一旦代替了院长的职务，比一个月以前对麻风病院满意多了。
“从这里起他开始讲他所谓的核心问题。‘从奎里最亲密的朋友椰油厂主莱克尔嘴中，我获悉了这个秘密。这也许是奎里的一个特点：他把自己出于谦逊而向同他一起工作的那些神父隐瞒着的事都毫无保留地讲给这位工厂主听。你绝对想不到这位伟大建筑师会同这么一个人建立起友谊。“你想知道他的动机吗？”莱克尔先生对我说，“肯定是出于爱，出于一种不受种族和等级限制的无私的爱。我还从没见过这么一个信仰坚定的人。我就是坐在这张桌子旁边和伟大的奎里先生讨论什么是神圣的爱，一直讨论到深夜。”这样，奎里的两个奇特的自我汇合到一起了——对我，奎里讲到了他在欧洲爱过的女人，而对置身于丛林中一座工厂里的他这位无名的朋友，他谈的却是上帝的爱。当今这个原子时代的世界是需要一些圣徒的。当一位颇负盛名的法国政治家为躲避繁忙的公务，隐居在偏僻的乡间时，据说来登门拜访的人踏出了一条直通他住所的小径。世人既已发现了隐居在朗巴伦的施韦泽，就不会找不到退隐到刚果的这位隐士。’我想他把圣徒弗朗西斯的几句话删去了。”托马斯神父说，“可能怕引起读者的误解。”
“这个人在扯什么谎话？”奎里叫嚷起来。他从床上爬起来，站到绘图板上铺开的一张蓝图旁边说：“我不允许这个人……”
“他是位记者，当然了，”托马斯神父说，“这些都是职业性的夸大。”
“我不是说帕金森。这是他的工作。我是说莱克尔。我从来没有和莱克尔谈到什么爱或是上帝。”
“他对我讲他曾经和你做了一次有意思的探讨。”
“根本没有这么回事。从没有什么探讨。我向你保证，那次完全是他一个人在讲话。”
托马斯神父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剪报。他说：“还有第二篇报道，一个星期之后发表。这里说了：‘下星期日。圣徒的往日。以痛苦来赎罪。在丛林中失踪的麻风病患者。’我想他指的是迪欧·格拉蒂亚斯，”托马斯神父说，“这里还有一张这个英国人和莱克尔谈话时的照片。”
“把它给我。”奎里把报纸撕得粉碎，把碎纸片撒到地板上。他问：“路通吗？”
“我离开吕克的时候不通。怎么？”
“我开卡车去。”
“去哪儿？”
“去找莱克尔谈谈。你还看不出来，神父？我要叫他立刻闭嘴。再这么下去可不行。我是为了我的生存而斗争。”
“你的生存？”
“我只能在这里生存。也只有这一点还属于我。”他无力地坐在床上说，“我走了很长的路才来到这里。假如我离开这里就没地方可去了。”
托马斯神父说：“对于一个好人来讲，名声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神父，可我并不是一个好人。你不相信我吗？难道你也一定要像莱克尔和那个人一样把什么都歪曲了吗？我到这里来并没有怀有什么高尚的动机。我不过像我以往那样在寻求自我，但是肯定地讲，即使一个自私的人也有权利获得稍许幸福吧？”
“你这个人太谦虚了，这是你高贵的品质。”托马斯神父说。
[1] 原文为拉丁语。
[2] 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散文家。
[3] 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英国小说家，《黑暗之心》是其名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