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迁来徙去的习惯是非洲的一个特征,似乎这块没有开发的空旷的大陆、辽阔的天地鼓励这种流动似的,好像涨潮时潮水把一些漂浮物带到岸边,退潮时又把它们冲走,带到其他什么地方去了。没有一个人料到帕金森的到来,他事先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一下子就来到这里,几天以后,他又带着禄莱福莱相机和雷明顿牌打字机登上了开往其他什么地方的奥特拉柯公司的小轮船离去了。两个星期后,一艘摩托艇在黄昏时分逆流驶来,一位年轻的官员下了船,他和神父们玩了一局猜赌的骰子戏,临上床之前喝了一大杯威士忌,第二天早上没有吃早饭就走了。他重又消失在灰蒙蒙的天际和绿茵茵的森林之中,只留下一本《建筑评论》,倒好像这是他此次航行的唯一目的似的。在这本杂志上除了有几篇批评新干线工程的文章外,还登了英国某个殖民地新落成的一座形状丑陋的教堂的几张照片。可能那个年轻人觉得这些照片对奎里会起警告的作用。又是几个星期平平淡淡地过去了——有几个病人死于肺结核,新医院的地基又加高了几尺——之后从奥特拉柯公司的小轮船上走下来两名警察,他们来打探一个某个省会通缉的救世军头头儿的事。据说他劝说邻近部落的村民把毛毯卖给他,因为毯子在死者复活的时候披着太重,之后他又让村民们把卖毯子的钱交给他,他可以替他们把钱存在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免得被贼偷走。作为回报,他给村民们发了执照,保证他们不会被天主教或是新教的传教士绑架走。按照他的说法,这些传教士借助妖术把人装进密封的货车厢内,成批地向欧洲出口尸体,那些尸体一到了欧洲就变成贴着“美味非洲金枪鱼”标签的罐头了。警察在病院里一无所获,两个小时之后他们搭乘原来的船离去了。他们乘坐的小轮船随着长满了风信子的小岛以同一速度、向同一方向漂浮去了,仿佛这艘船同漂浮的小岛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似的。
帕金森逐渐在奎里的记忆中淡漠了。外部世界闯入了这里,搅扰了一番又离去了,一种宁静重又降临。莱克尔没来打扰他,遥远的欧洲报刊上即使刊登了什么文章,余波也没有影响到奎里。甚至托马斯神父有一段时间也不在麻风病院,他到丛林里的一所神学院去为一个即将成立的新班级物色一位教师。奎里的双脚对从他住所通往病院的红土路渐渐熟悉了:傍晚,一天中的酷暑过去后,红土闪着荧光,像是一朵夜间怒放的花朵,泛着玫瑰紫和红艳艳的颜色。
神父对别人的私生活漠不关心。一个男人在被治愈后离开了医院,他的妻子搬进了另一个男人的小屋,神父们对此不会发表一点儿异议。一个肢体残缺的传道士,失去了整个鼻子,手指和脚趾也全烂掉了(样子看上去就像被一把刀子连砍带剔地修整过一番),竟和一个女人生了一个孩子。那个女人是小儿麻痹症患者,只能拖着萎缩的双腿在地上爬。这个人把孩子抱到教堂来为孩子做洗礼,孩子在那里被起名叫伊曼纽尔——丝毫没有责难与训诫。神父们事情多得没有工夫去关心教会视为罪恶的事务(“道德伦理”是他们最少关心的主题)。假如托马斯神父在场,他可能出于本能间接地表示出自己的不满,可他这时已经走了,不能用他的顾忌和焦虑搞得病院上下不安了。
医生这个人让人不太容易理解。他和神父们不一样:神父们用对上帝的信仰来支持自己进行艰辛的工作,他却没有信仰。有一次,在奎里评论他的生活时——这是在奎里看到了一个可怜的、肮脏的病人时触景生情想到的问题——医生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神与刚才查看病人时的一样。他说:“也许我现在给你做皮肤检查会得到第二次阴性反应。”
“你这话怎么讲?”
“你又一次显示出你对别人的好奇心。”
“谁是第一个使我感到好奇的呢?”奎里问。
“迪欧·格拉蒂亚斯。你知道,就职业来讲我要比你幸运得多。”
奎里低头望了望那长长的一排破垫子,垫子上七扭八歪地蜷缩着包扎着绷带的病人。空气中散发着一股腐烂肉体发出的甜丝丝的气味。“幸运?”他说。
“只有非常坚强的人才能长期忍受一种需要独自探索的、孤独的职业。我认为你不够坚强。我承认我忍受不了你的这种生活。”
“为什么一个人要选择你这类职业?”奎里问。
“他是被选中的。哦,我不是指被上帝选中,他是被偶然性选中的。有一个丹麦医生,现在这个人仍然出诊,他在晚年成了一名麻风病专家,完全出于偶然。他在挖掘一个墓地的时候发现了一些缺少手指的骨架——那是一个十四世纪麻风病人的墓地。他给那些骨架做了x光检查,结果在鼻骨区域有了一些新发现,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新奇的——你知道大多数人是没有什么机会研究死人骨骼的。从此之后他成为一名麻风病学者。只要在国际性麻风病的学术会上你都会遇见他,他总是把他的人头骨放在一只短途旅行袋里随身带着。那只旅行袋已经不知经过多少海关检查员的手。他们看见那个骷髅肯定会大吃一惊,但是我相信他们不会为此而向他索要海关税。”
“那你呢,科林医生?你的偶然性又是什么?”
“只是出于我的性格,这也可以叫作一种偶然性吧。”医生闪烁其词地回答。他们一同走到室外污浊、潮湿的空气中。“哦,别误解我。我和达米恩不一样,我不想死。我们现在既然有办法治愈麻风病,这种自己追求死亡的职业就要减少了,但过去是有很多人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干这种事的。”他们穿过道路走向诊所的阴影,一些病人正坐在台阶上等候接受治疗。医生在被阳光烤得火热的红土路中心站了一会儿,说:“麻风病医生中间自杀的比例曾经相当高——我想是因为他们不愿等下去,他们知道早晚有一天他们自己的皮肤检验会是阳性反应。那都是些稀奇古怪的自杀方式,这也是因为他们从事的就是一种古怪的职业。我就认识一个人,他往自己身上注射了一针蛇毒,另外还有一个人往家具、衣服和自己身上浇了很多汽油,之后点了一把火,活活把自己烧死了。你会注意到这两个例子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一定要使自己受一些没必要非受不可的痛苦。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天职。”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一个人不是宁愿忍受痛苦也不愿意感到不舒适吗?不舒适就像蚊子叮人一样激怒我们。我们越感到不舒适就越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可是痛苦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寻一些痛苦、记住自己在受痛苦折磨,这是我们使自己和整个人类相通的唯一方法。只有痛苦能使我们成为基督教之谜的一部分。”
“这么说我得请你教会我怎么才能受苦,”奎里说,“我只知道蚊子叮人。”
“假如我们再在这里站一会儿,你就会饱尝痛苦了。”科林医生边说边拉着奎里离开路中央走进阴影,“今天我让你看几个很有意思的眼疾病例。”他坐在外科手术台前,奎里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身旁。除了在圣诞节孩子们戴的代表贪婪或是老态龙钟的假面具上,他还从没有看见过这么血红的眼睛。“你只需要有点儿耐心,”科林医生说,“找些痛苦并不困难。”奎里恍惚记得几个月前好像也有一个人说过类似的话,但因为怎么也想不起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有些气恼。
“你是不是对受苦这种事已经说滑了嘴?”他问,“上个星期死的那个女人……”
“不要为那些死时受了些罪的人过分伤心。他们受的那些罪恰恰可以使他们决心离开这个世界。设想一下,正当你年富力壮、朝气勃勃的时候听到死刑的宣判会有什么想法!”科林医生转过身去用当地语言和一个患眼肌麻痹症的老太太说起话来,那个老太太的眼皮一眨都不会眨。
那天和神父们一起吃完晚饭后,奎里慢慢向医生的住处走去。病人们都坐在他们小屋外乘凉。一个人摆了一个小摊儿卖毛毛虫,五个法郎一把,那些毛毛虫都是他从森林里捉来的。隔着一两条街一个人在唱歌,围着一堆篝火,奎里看见一群人在跳舞,迪欧·格拉蒂亚斯在他们中间,他正蹲在地上用他那双像鼓槌似的拳头在一只旧汽油桶上敲着鼓点儿。甚至那些因为打架耳朵被撕烂的狗都一动不动地蜷伏在地上,像是墓石上的雕像。一个袒裸着上身的年轻女人在一条通往森林的小路上等着什么人。月光下她脸上那些麻风痕迹似乎消失了,皮肤上的疤痕也不见了。她完全变得和任何一个等待着自己恋人的年轻姑娘一样美。
他觉得,那次对那个英国人发泄了一通以后,郁积在自己体内的那种持久不散的毒素似乎都已排泄出去了。自从那天晚上他最后修改完设计蓝图的初稿(可能这是最使他满意的设计图)之后,他记不起有哪个夜晚能和这个夜晚一样心情平静。那些建筑物的主人后来当然把他设计的那些建筑都毁掉了,正像他们要毁掉一切事物一样。没有一座建筑物能逃避掉马上就要把它填塞满的家具、绘画和人。但是在最初的日子里总存在着这样一种宁静,在圆满做完一件事以后[1],痛苦过去了,宁静像假死一样降临到你身上。
在他喝完第二杯威士忌之后,他开口对医生说:“当皮肤检验呈现阴性反应后,是不是就不会再出现反复了?”
“不尽如此。把一个病人就这样放回到社会上还略嫌早些,要连续六个月一直呈现阴性反应才行。即使用我们现在使用的药物,也还有反复的可能性。”
“是不是他们有时会觉得不习惯回到社会上去?”
“常常这样。你知道,他们已经变得离不开他们的小屋和这块地方了。当然,对那些‘燃尽’致残的病人来说,在外部生活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他们无法掩盖他们患过麻风病的烙印。人们总是怀着偏见,认为一旦染上麻风病,就永远是麻风病患者了。”
“我开始觉得你的职业比较容易理解了。尽管如此——那些神父认为自己身后有基督教真理在支持着他们,这对他们在这里工作是个很大的帮助。你、我没有这种精神支柱。仅仅你口头上读的那一点儿基督教神话对你够用吗?”
“我愿意自己处在进化的过程中,”医生说,“假如我生出来是一个会思考的阿米巴虫,那我就要梦想着进化成灵长目的那一天。而且为了那一天的到来,我要贡献自己的一切。进化,就我所知,已经最终地印记到人类的头脑中了。蚂蚁、鱼,甚至人猿都已经没有什么继续进化的余地了,但是在我们的头脑中进化仍在进行——我的上帝——而且是以那么快的速度前进!我记不清从恐龙进化到灵长目中间过去了几亿年,但是在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短短几十年内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从柴油发动机发展到喷气式发动机,看到了原子的分裂,看到了麻风病的有效治疗。”
“变化真像你说得那么好吗?”
“这由不得我们。我们不过随着进化的九级风浪漂泊。甚至基督教神话也是这风浪的一部分,天知道,也许它却是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假定爱在我们头脑中也像技术发展得那么快,世界该会是什么样子?不多的几个例子中确实是这样的,譬如在那些圣徒身上……在耶稣基督身上,如果世上真有过这个人的话。”
“你真的能用这些思想安慰自己吗?”奎里问,“听上去就像是一首古老的进步歌曲。”
“十九世纪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坏。只是因为我们耳闻目睹人类最近四十年中所干的那些可怕的事,我们对进步才采取了讥讽的态度。尽管如此,阿米巴虫还是经过尝试与失败最终才变成类人猿的。即使那时,我想也存在着开始走错了步子和走弯路的问题。今天进化仍然可能造就希特勒那样的恶棍和背着十字架的圣约翰那类圣徒。我怀有一个微小的希望,一个非常渺茫的希望,但愿那个被大家叫作基督的人实际是一粒肥硕的种子,正在寻找一个墙缝生根发芽。我希望基督应是一只没有走错路的阿米巴虫。我要站在能生存下去的进步一方面。我不是翼龙的朋友。”
“但是假如我们没有能力去爱呢?”
“我不敢肯定会有这样的人。爱已被种植在人们的体内,即使在某些人的身上只是阑尾,不能起作用也罢。当然,有的时候人们把它叫作恨。”
“我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它的痕迹。”
“可能你是在追求一种过于巨大、过于重要的东西,或是一种过于活跃的东西。”
“你的话我听着迷信的味道太重,就像那些神父所相信的东西一样。”
“谁在乎这个?我正是靠这种迷信生活。此外还有一种迷信——完全没有被验证过——哥白尼相信的——地球绕着太阳转。要是没有这种迷信我们就不能朝着月亮发射火箭了。一个人必须依靠自己的迷信赌博。就像帕斯卡[2]一样。”他一口喝下杯中的威士忌。
“你觉得你幸福吗?”奎里问。
“我自己认为很幸福。我从没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一个幸福的人会这样问自己吗?我只不过一天一天地活下去。”
“在你的风浪尖上游泳,”奎里嫉妒地说,“你从来不需要女人吗?”
“我需要的唯一的女人已经死了。”医生说。
“所以你到这儿来了。”
“你弄错了,”科林说,“她就埋在离这里一百码以外的土里,她是我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