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来的路上，库比特和达娄一路叨唠个没完，两个人都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而小伙子则直勾勾地瞪视着前方漆黑的夜幕中心那团光亮。他忽然恼怒地说：“你们笑个够吧。”
“嗨，你干得不坏嘛。”库比特说。
“你们笑个够吧。你们以为自己平安无事了，可我跟你们这帮家伙在一起已经待腻了。我真想一走了事。”
“去度个长长的蜜月吧。”库比特说罢，又笑起来。一只猫头鹰饿昏了头，呼啸着猛扑下来，在一个加油站上面盘旋了一下，一下子冲到汽车前灯的光柱里，然后又扑扇着羽毛丰厚的翅膀飞出去猎食。
“我不想结婚。”小伙子说。
“我曾经认识这样一个怪人，”库比特说，“碰上这事吓得自杀了，人家只好把聘礼退回去。”
“我不想结婚。”
“人们常常会有这种感觉的。”
“我说什么也不结婚。”
“你一定得结婚。”达娄说。一个女人从查理路边咖啡馆的窗口向外面凝望着，好像是在等人。她没有瞧一眼这辆从窗前驶过的汽车，只顾等待着。
“喝点儿酒吧。”库比特说。他比达娄醉得厉害。“我刚才带来了一瓶。这下你可没法说你不喝酒啦，我和达娄看见你喝了。”
小伙子对达娄说：“我不愿意结婚。我干吗要结婚？”
“别忘了你自个儿干的那事。”达娄说。
“他干什么了？”库比特问。达娄没有作答，只是很友善地把一只手重重地搁到小伙子的膝上。小伙子也斜着眼睛瞧了瞧这张蠢笨而虔敬的脸，想到别人的忠诚居然也能牵制和驱策你的行动，他不免感到气恼。达娄是他唯一信得过的人，但是他又嫉恨他，仿佛恨他总是充当着自己的顾问。小伙子虚弱地说：“我说什么也不结婚。”一边说一边望着掠过车窗的长长一排彩灯广告——“健力士啤酒助您健康”“请品尝沃辛顿啤酒”“保护肤色，妙龄常在”——一长串的劝诫，总有人指点你做什么，“拥有你自己的家”“婚戒之选——贝内特婚饰店”。
一回到弗兰克旅店，他们就告诉他：“你的女朋友来了。”他上楼朝自己的屋子走去，心里想反抗却又毫无希望。他要进屋对她说：我已经改变主意了，我不能同你结婚；要不，也许这样说：律师说这事到头来还是办不成。楼梯扶手仍旧残破不全，他顺着那个深深的豁口朝楼下那块地方——斯派塞的尸体曾经就躺在那儿——望去。库比特和达娄正好站在那块地方，不知为什么事在哈哈大笑。破楼梯扶手上的一根尖刺划破了他的手。他嘬了一下受伤的地方，进了屋。他心里想：我得镇静，我得见机行事：但是，他感到自己完整的人格已经被刚才在酒吧里尝到的那一点儿酒玷污了。你可以像失去贞操那样容易地失去罪恶，只要沾染一下就从身上消失了。
他瞧了她一眼，只是轻声问了句：“你来这里干什么？”她一听就害怕了。她戴着那顶他不喜欢的帽子，所以小伙子用目光一扫，她便连忙摘掉。“都快半夜了。”他用震惊的语气说，心想：如果方法得当，就能找碴儿同她吵一场架。
“这个你看了吧？”罗丝用央求的口气问他。她拿着一张地方报。他可不想费神去读报纸，但是，报纸头版上登着的那张斯派塞在码头铁拱门下大步疾行的照片却还是进入了他的眼帘。罗丝说：“这上面说——事情是——”
“是从楼梯上掉了下去。”小伙子说，“我跟弗兰克不知说过多少次了，要他把楼梯扶手修好。”
“可你那会儿说他是在赛马场上被他们干掉的。而且他就是那个——”
他故作镇静地正视着她：“那个给你卡片的人？你以前这样说过。也许他认识黑尔。他认识好多我不认识的家伙。这又能怎么样呢？”面对她愣怔的目光，他满有信心地又问了一遍：“这又能怎么样呢？”他知道自己的大脑能筹划出任何背信弃义的计谋，可她是个善良的女孩，受到她的美德限制，有些事情她是想象不到的。他觉得仿佛看见她的想象力正在那片恐惧的广袤沙漠上渐渐枯萎。
“我以为，”她说，“我以为……”她的目光越过小伙子，朝那七零八散的楼梯扶手望去。
“你以为什么？”
他的手指带着强烈的愤恨蜷曲起来，紧紧抓住他口袋里那只小小的瓶子。
“我也不知道。昨晚我一夜没睡好。我做了那么可怕的梦。”
“什么样的梦？”
她惊恐地瞧着他：“我梦见你死了。”
他哈哈一笑，说：“我正年轻力壮呢。”一边厌恶地想起了那个停车场和从蓝西亚牌汽车里发出的诱惑。
“你不打算在这里住下去吧？”
“为什么不？”
“我还以为——”说着，她又直勾勾地盯着楼梯扶手了。她又说：“我害怕。”
“你有什么好害怕的？”他说，轻轻地拨弄着那只硫酸瓶。
“我为你害怕。哦，”她说，“我也知道我根本不用害怕。我知道你有律师，有汽车，还有许多朋友，可是这个地方——”她绝望地结巴起来，竭力想表达出她对他活动的这个区域产生的感觉——一个不断发生意外事故和不明不白事件的地方，那个放卡片的陌生人，赛马场上的格斗，倒栽葱摔到楼梯底下。这时她的脸上忽然现出一种大胆的、不知羞耻的神情，使得他再一次隐隐感到情欲荡漾。她说：“你得离开这里。你得像你自己说的那样同我结婚。”
“这事到头来还是办不成。我见过我的律师了。咱们年纪太小。”
“这我可不在乎。反正怎么也算不上真正的结婚，登不登记没什么两样。”
“你给我哪儿来滚回哪儿去。”他厉声说，“你这个下贱货。”
“我回不去了。”她说，“我被解雇了。”
“为什么？”仿佛手铐正在合拢。他对她起了疑心。
“我得罪了一个顾客。”
“为什么？什么顾客？”
“你不会猜一猜吗？”她说，但马上就激动地说下去，“她到底是什么人？多管闲事……胡搅蛮缠……你一定知道的。”
“我压根儿不知道她是谁。”小伙子说。
她把自己全部虚假的经验——从廉价书本中吸取来的经验——倾注于这样一个问题：“她是不是吃醋了？她是不是一个……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如同隐蔽在一艘诱饵舰上的枪炮一样，隐藏在她天真坦率的问题背后一眼就看穿是占有权的问题。她就像一张桌子或一把椅子那样归他所有，但是一张桌子也同样占有你——通过你留下的指纹。
他不安地笑了一声：“什么？她吗？她都老得可以当我的妈了。”
“那她是想干什么？”
“我要知道就好了。”
“你看，”她说，“我是不是该把这个，”她把那张报纸朝他扬了扬——“给警察送去？”
这个问题的直率——或者精明——使他震惊。跟这样一个已经牵连上这个麻烦却还对真相一无所知的人在一起，怎么能平安无事？他说：“你要小心点，别自找麻烦。”心里却带着沉闷而疲惫的厌恶（这一天真是折腾得够呛）思忖道：到头来我还是得同她结婚。他好容易摆出一副笑脸——这部分的肌肉正在开始运动。他说：“听着，这些事你用不着操心。我会同你结婚的，可以想办法避开法律。”
“何必把法律当一回事？”
“我不愿让人说闲话。对我来说，”他装作生气地说，“只有合法婚姻才行。我们必须正式结婚。”
“这个我们怎么也办不到。圣约翰教堂的神父说——”
“你别太相信神父们的话。”他说，“世间的事他们不如我懂。人的思想时时变化，世界不断前进……”面对她那仿佛雕刻出来的虔敬神态，他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了。那张脸上就像写着字一般清晰地说：人的思想永远不会变化，世界永远不会前进——它总是停留在那儿，是处于两个永恒之间的一片疮痍满目的有争议地带。他们面面相对，仿佛分别来自互相对立的两片领土，然后又像两支军队在圣诞节停止交战似的友善相待。他说：“对你是没什么两样，可我要结婚就得——合法。”
“既然你要这样……”她说着，轻轻做了一个表示完全赞同的手势。
“也许，”他说，“咱们可以这样办。要是你父亲写封信……”
“他不会写。”
“那么，要是我叫人把信写好，让他画个押总会的吧？……我也不清楚这种事该怎么办。也许他可以去找一下地方行政官。这可以让普鲁伊特先生安排一下。”
“普鲁伊特先生？”她立即问道，“他不就是那个——上次审讯时说他当时在这里的那个人吗？”
“这又怎么啦？”
“没怎么，”她说，“我只是想……”可是他却看见她的思绪渐渐飘出了这间屋子，飞向楼梯扶手和那道豁口，完全飞离了这一天……不知谁在楼下打开了收音机——可能是库比特开的玩笑，想要提供合适的浪漫气氛。收音机里播送的音乐经过那架电话机，尖啸着飘上楼梯，钻进了这间屋子。某个人指挥的乐队在某人的旅馆里演奏，这是一天中最后的节目。这声音切断了她的思绪，小伙子感到自己不得不用浪漫的姿态或表达爱意的行为来转移她的思想，但他闹不清这需要多长时间——多少个星期，多少个月——他的大脑可不想接受以年计算的可能性。总有一天他将重获自由。他向她伸出双手——仿佛她是一个带着手铐来的侦探——说道：“我们明天就着手办这些事，先去见你父亲，行吧？”他嘴上的肌肉颤抖了一下，因为他想到这一点：“原来结婚只需要花两三天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