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别呀青春的美丽的花，这样快就凋零了，往后带着痛苦和欢悦，人依旧不断地回忆着！”

——《一个疯子的日记》第十四节。

在福楼拜的函札里面，占去最多的篇幅，是写给高莱女士的情书。他尽量迎合她的热情，但是不由自己，他一来就露出马脚，反而加深她的怀疑。他希望她努力文艺，修成名符其实的女神；然而这位有夫之妇，不安于庙堂的冷静，只想做个尘世的女人。她要艺术当她的装饰，她利用福氏获取人间的虚荣。而福氏连年遭逢变故，正好用她补起自己心情的空虚。一个是混久了巴黎社会的三十五岁的少妇，一个是早熟了的二十五岁的青年，掮着各自的过去，坐在道旁一家茶馆说诳。一八四六年八月十二日，福氏向他的情妇写信道：

“噢，路易丝！我要同你讲一句难堪的话，然而这出于最伟大的同情、最亲切的怜恤。如果从来有一个可怜的孩子，觉得你美，爱你，和我从前一样的一个孩子，畏怯、温柔、颤栗，怕你又寻找你，躲你又追随你，好好地待他，别推拒他，把你的手给他亲亲；他会酩酊一个死去。丢了你的手帕，他会拣起来，拿回去一起睡觉；他会在上面滚来滚去地哭着。”

这可怜的孩子，仿佛《包法利夫人》里面的玉司旦，是十年前的福楼拜，而对象，远在高莱女士相识以前，已经深深印入他稚弱的心灵。

她是《一个疯子的日记》里面的马利亚，而且我们渐渐会知道，她将是福氏所有创造的人物之中，唯一纯洁的女性，我是说，亚鲁（arnoux）夫人。她在沉默中占据了毛诺一生，犹如马利亚的意象，锁在福楼拜的心的深处。他赞美雨果终始如一的爱情，因为他从不忘弃他旧日的情妇杜艾（juliette drouet）：

“我爱长久的热情，忍耐地，一贯地，涉过一切人生之流，仿佛优良的游泳家，不走岔路。”

他说的正是他自己。从他早年的遗著，我们发现若干他的隐秘，而他的“我也爱了个足，在静默之中。”

正好是这一切的注脚。一八三六年八月，福楼拜还不过十五岁，随着父母，来在土镇（trouville）避暑。“荒凉的海滨，潮退下去，你看见一片广大的海滩，银灰的沙子，湿的和浪一样，迎着太阳熠耀。左面是些山石，贴了一层水草，全变黑了，海水懒懒地打着；从远看，在一个炽热的日光之下，是碧蓝的海洋，沉沉地吼着，好像一个巨灵哭泣。”他这忧郁的少年，脑里充满了拜伦的情思，时常一个人在沙滩上散步。有一天早晨，正赶着上潮，他看见一件红底黑道的女大衣，丝穗子已经浸湿，眼看就要卷进浪水；他过去拣起来，放在潮水打不到的地方。有人看见他。午餐的时候，他听见不远有人向他道：

“——先生，我谢谢你的好意。

“我转过身；这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和她丈夫坐在一张邻近的桌子。

“想着别的事，我问她，

“——谢什么？

“——拣起我的大衣；不是你吗？

“我杌陧起来，答道：

“——是。

“她看着我。

“我低下眼睛，脸变的绯红。”

她姓福考（foucault），名字不是马利亚，也不是马利，却是爱利萨（elisa）。同她在一起的男子，是一个德国人，姓施莱新格。他们没有正式结婚，虽然人人把他们看做夫妻，就是福氏自己，感到她神秘的忧郁，不知道他另外还有一个情敌——她的丈夫。她自来少言寡语。为什么她这样缄默，而且如福氏所云，这样“严重（grave）”呢？直到最近，瞿辣·卡利（gérard-gailly）出来揭开了这个秘密。福考小姐，十九岁上嫁给本乡一位姓虞代（judée）的军人，新婚第二年，他随军去了北非洲，五年后他回来的时候，她已经和施莱新格，一个德国人同居，住在巴黎。福氏在海滨认识他们那一年的四月，他们生了一个女孩子，而八月就俨然一家人，来到土镇消夏。虞代活着，接受这一切的变迁，绝不出头抗辩。为什么？没有人知道，瞿辣·卡利假定他犯下不可言喻的过错，正巧施莱新格从中解除他的困难，同时他必须弃绝妻子，保持沉默，和他流放在外一样。犹如她丈夫，爱利萨接受这奇异的安排。她爱施莱新格，有所感于他的慷慨；实际她更爱她丈夫，却又不得不和他分开。这是一个负疾甚重的女子，用隐晦来掩饰她的痛苦，用缄默来说出她的心情。

但是福楼拜，昧于一切，只是发狂地爱她。这不满十五岁的少年，充满了一种神秘的生理的情绪，静静地尾随着这讳莫如深的少妇。她下了水，他远远看着她游泳；她的爱犬上了巉岩，他也冒着险，追过去抱一抱；他吻着她留在沙滩的足印；他和这一家人在海上泛舟，听着她温柔的歌声；在月夜里，他走近她的居室，痴痴望着窗帏透出的灯光。二十年后，轮到她女儿出嫁，他写信道贺，还听见施莱新格在人群里喊叫她粗犷的声音道：“萨（za）！……萨！……”她最先走进他的情绪，也最后离开他的记忆。这是神圣的，不可亵渎的初恋。一八四六年八月八日，和高莱女十讲起来，他追叙他的羞怯道：

“我爱了一位，从十四岁直到二十岁，没有向她说，也没有碰过她一下；差不多一连有三年光景，我就没有感到我是个男子。”

就在这样情形，完结他一生最快乐的暑假。两年以后，他重新来到土镇，然而她不来了……于是，在《一个疯子的日记》里面，这失恋的青年写下他最浪漫的热情的回忆：

“噢，马利亚！我青春的亲爱的仙女，……你知道我没有一夜，没有一天，没有一时，不想着你，不看见你走出海浪，黑头发披了你两肩，盐水珠子挂满了你棕色的皮肤，你湿淋淋的衣服，你埋在沙里的红指甲的白脚……然而初见你的时候，我要是再大上四五岁，再胆大……或者……噢！不，你一看我，我脸就红了。”

他重新寻见她。这时他不再胆怯了，而是一个二十岁的美好的青年。他曾经另外结识了一个陌生的女人，也只是三夜的遇合，他们分了手，赶奔各自的前程。从最高的精神的恋爱，他堕向最低的肉欲的享受，他自己追悔道：

“噢！不，全完了，我在泥泞里弄熄了我灵魂的圣火。噢！马利亚，你目光创造的爱情，叫我拽过泥泞，叫我随手浪费在一个不识者的身上。……”

无论如何，他有了经验，不像先前那样畏缩。他来到巴黎上学，这时虞代因病去世，福楼拜失去他隐隐作祟的情敌。他常到施莱新格家里做客。这一家人和他全要好。他有的是机会向主妇表示他的热情。她默认——如若没有明白接受。不幸福氏病了下来，施莱新格的乐器商行不久要倒卖出去，每况愈下，终于全家离开法国，回到他的故乡。同时福楼拜遇见高莱女士，这名震一时的女诗人：

“说他和她们只是逢场作戏，没有比这再错误的了；一个接连一个，他都真爱；第一次有了激情的时候，他差不多是神秘的；到了第二次，他是纵欲，是胡闹；到了第三次，是文学，是感伤。”

福氏预言的正是他自己。不遇高莱女士，他丢掉，和第二次一样地丢掉，唯有初恋，永生在他的记忆，随着时光的流洗，反而越加清晰，渐渐凝结在他的想象上面。一八五七年三月，他向施莱新格写信，提起往日道：

“命运将你结连在我童年最好的回忆。你知道，我们相识已然二十多年了吗？这一切将我扔在老年人梦想的深渊。人说现时太快。我觉得，吞咽我们的，却是过去。”

这其实是写给另一位看的。他从没有和她断绝音问。他保持着他绮丽的童心，用他的回忆滋润它的根苗。他缩小他的生活，避免一切实际的障碍，垦殖他自己艺术的园地。他超出常人的作为，所以常人不免诽谤：

“例如，说我没有任何情感，说我是一个荒唐鬼，一个跑娼妓的男子……其实和一个童子一样，我照样羞怯，照样能够在抽屉里存放开谢了的花棒。在我童年，我发了疯地爱，头也不回地爱，深深地，静静地。看着月亮来消夜，计划劫婚和意大利旅行，为她：梦想光荣、灵魂与身体的磨难，闻见肩膀的香味而抽搐，以及经人一看而苍白，我全认识，我全尝受过。我们每人心里全有一间禁室；我封住它，然而我没有毁掉它。”

这也许搁久了荒凉，然而这更好他一个人在里面徘徊。他可以当着别的女人贬抑他的初恋，但是他念念不忘于她的光大。一八四六年十月八日，他向高莱女士写信，婉转曲折，表示他的意向道：

“我同你讲过，我只有一个真实的激情。我不过十五岁；这一直延长到十八岁，过了若干年，到我重见这位妇人的时候，我简直有些认不出来。有时我还看见她，然而很少了，我惊讶地审度着她，好比流放的人们，回到他们颓圮的塞堡，不由诧异道：‘我在这里住过，这可能吗？’于是向自己说，这些废墟不总是废墟，如今虽说雨打雪降，你却在这颓圮的炉边取过暖。这也许是一个值得写的华严的故事，然而这却不是我写，别人也不写；这太美了。这是一个七岁到九十岁的近代人的故事。谁完成这桩事业，谁会和人心一样地永生。”

酝酿了二十年，还是他自己过来完成他的心愿。这就是一八六九年的《情感教育》。在这大题目下面，有一个小题目，是：“一个青年的故事”，这青年就是毛诺，大部分就是作者自己，而主要的故事也就是他的故事。他印出一部书，送施莱新格夫人一部书，就在她的书架子上，瞿辣·卡利全看到了，唯有《情感教育》不在……为什么？因为她知道这里的亚鲁正是她后夫的写照，而亚鲁夫人正是她自己。

然而这不是一个新名字，就在一八四三与一八四五年之间，正当二十二岁的时候，他写过一部小说，也叫做《情感教育》。这是他第一次具有长篇小说规模的实验，写的却是两个年轻人的遭遇。二者的实质没有一点相同，如若不是浪漫主义、爱情的憧憬。一个有一双资产阶级的父母，仇视雨果，和遇见蛇蝎一样，将儿子送在巴黎求学，其初住在旅舍，随后寄寓在一家姓罗卢的学馆。他不孤寂了，因为罗卢先生有一位娇妻，和他情趣相投，暗里结下百年的恩誓。在她即将失足以前，她有好些地方类似来日的亚鲁夫人。但是她失了足，而且胜似包法利夫人，和她的情夫偕逃纽约。马上他们发现各自的错误，重返故土，分开手，和一切常人一样，安安详详，没有洒一滴泪，走上不相为谋的人世。他叫做亨利（henri）。另一个叫做虞勒（jules），在乡下税局充一名小事务员，生活在刻苦、梦想、羡慕里面。他写了一出戏，凑巧一个游行的戏班子，光临他小小的城邑。和歌德小说里的情节一样，他爱上了那唯一的女戏子，陪上钱，献上心，临终叫人扔下他走掉。他变的销沉起来，回到书本和思维。于是这两个青年，基于不同的情感的经验，一个“溶化在社会里面，采用它的观念和热情，而消逝于同一的颜色”；另一个“缩向自己，缩进自己，而且不放出一点东西来。”

我们马上看清，这是两个故事，交插在一起，平行发展着。作者先为我们安排好了亨利，然后用一种间接的方法，写信，介绍虞勒出面。这是两个陷于苦闷的青年，于是作者引上两个女人。故事应该热闹了，我们也分外注意，渐渐我们会和高莱女士一样，觉得这里有点儿令人失望。这两个故事有写在一本书里的必要吗！一八五一年一月十六日，福氏答复高莱女士的疑问道：

“你以为应该删去虞勒那一部分，好叫全书一致，无论如何，我不赞同。我们必须来看这本书从前如何育成。虞勒的性格，唯其由于亨利的反衬，才更显然。去掉了一个，另一个就失掉了力量。起初我只想到亨利。一种反衬的必需，不由我不想到虞勒。”

他利用友谊维系这两个青年的关系。虞勒永久呻吟、叙说、发挥，从不留给亨利一个插嘴的机会，他日常的生活充满了他的灵魂，而亨利正好是他目前唯一走运（就虞勒看来）的实例，如若他实现不了自己的梦想，他的朋友至少富有十足的可能。所以他永久写信，永久信托，他不走进亨利的世界。唯其如此，类似高莱女士一般的读者，不肯接受他的存在，他们不体会福氏的必需，而且迎头要问，有什么用、虞勒的引用？这里没有冲突，没有戏剧，好像两条细流，从不交灌，从不泛滥。一个不是英雄，一个更非恶棍，两个人又不是对敌，而且出乎意外，读者想不到虞勒会喧宾夺主，在故事的进行里，终于攫去更多的篇幅，分有作者更多的同情。

因为，说实话，虞勒渐渐变成作者自己。所有虞勒的感受、印象、见解，尤其关于艺术的理论，全是福氏的体验、领悟和心得。研究福氏思想的趋诣，这是一个最早的指南，这部早年遗著的最后两章，长而且重的两章。看完《一个疯子的日记》，《十一月》，甚至于《圣安东的诱惑》初稿，人人会问，这一切怎样和《包法利夫人》，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接连起来？没有福氏信札帮助，我们未尝不可以从这两章明晓其间的过程。这是雏形，然而总算有形。

一个秋天将雨的黄昏，虞勒独自在郊野散步。对着眼前的景物，“唯有他的思想和他言谈”。自然周而复始，仍有再绿的一天，然而人心的废墟看不见二次春光。他逃不开思想，犹如缚在御座的帝王，过去好像离他很远，回忆却生龙活虎地围住他。过去并不死掉，而情绪渐渐溶成不同的观念。仿佛一个自私的人，他摈拒外物的侵入，甚而对于自己，他也失掉同情。幸而他是艺术家，否则他会毫无所感于既往的激情。然而就在如今，不知道为什么，他发现他的遗骸，觉得一切神秘地连缀在一起，超乎人的渺小的了解以外，将过去、现时挽做一团，成功一种现实的真实。今日的他正是已往种种的综合，所以要想了然于今日的情况，犹如解决某种问题，必须一步一步去证实。热情与观念，仿佛一个无终始的圈子，要想求出全盘的幅员，必须跳出圈子以外。想到这里，他觉出他的偏窄与谬误。在这扰攘的人海，全有一个为人不知的目的，目无所睹，然而真实。

这种直觉的思想就是绝对的现实。福氏编了一个奇谲的故事，印证他的理论。虞勒看见、相信他看见，一只龌龊的野犬，尾随在他的后面。他恐吓、驱逐、闪避这只似熟非熟的丧家之犬。似真似假，他的幻觉反而吓住了他，于是他急忙回到家里，关紧大门。他换上寝衣，听着窗外淅沥的雨声，想着适才的遭遇。这种幻觉，如若不是通常所谓的现实，一定是另一种同样真实的现实。幻象消失了，然而思想存留下来。他不相信，过去打开门，只见“狗卧在门限上”。他不再厌憎丑恶了，接受人间一切的现象。

这只癞犬象征什么，没有人敢于指定，但是这里主要的意义，我们敢于确说的，是在通常的现实以外，还有一种现实存在。我们的情绪凝成观念——回忆的，绝对的，直觉的——又扩展成广泛而综合的现象。现今虞勒，也就是作者自己，可以嘲笑人世浮动的现象，和他身受的浪漫主义的影响。说到这里，我们想起最近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的《语录》（propos）。他以为一切情绪、一切环境的变迁，都不过是一种刺激，一种佐助，用来表示他既定的观念。所以我们很容易变成“一本书的人”，重复同样的材料。于是他继续道：

“然而，追本溯源，我们所做的，还不都是这个？说实话，无论标题如何不同，我们一生所做的，还不都是一本唯一而且同一的作品吗？难道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或者贝多芬，每次全创造一件新作品吗？外表上，也许；然而从内容看，他们所有的创造，虽然具有无限的不同，前后变动很大，其实表现的仍只是一个东西。创造者选的路径不同，——其实目的永久一样，仿佛进忒布（thèbes）城，有七个门可走，犹如罗马，便在如今，还有好些道路出入。到了人事过于痛苦的时候，我们便想选好这些道路，从自身解放自己出来，或者好更深深地向内钻入，了解自己。所以：一个是离心的，总想逃开自己，一个是向心的，总问自己！‘你生存的原始面目是什么？’创造的原则永久相同，我们所寻求的，正是别人所寻求的……正因为这种道理，倒难找出一出戏的结论：事物纠结在一起，叫人寻不出一个头绪。”

这差不多可以看做福楼拜的见解。然而他失败了，这第一次长篇小说的尝试。他忽略技巧，忽略小说之所以为小说。他在字句之外，追求一种喜剧的、哲理的感味。根据他悲观的倾向，他永久用故事证明“定于一”或者“殊途同归”的道理。这并不坏，更没有错，可惜他过分放纵自己，渐渐虞勒（一个纯粹生活于内心的枯燥的青年）的思想，压住了亨利的行动，成为一种尾大不掉的奇异的现象。我们晓得作者露面，破坏了全书的一致。这种性格与际遇的反衬，随后福氏得到完美的圆熟，然而在这部小说里面，他却留下最简陋的模型。在一八六九年的《情感教育》里面，我们看不见亨利，或者不如说，他合起亨利与虞勒，造成了一个毛诺，外用德鲁瑞耶（deslauriers）做他的下手。福氏一生独身，却永久忠于友谊。在他创造的世界里面，爱情不及友谊持久，唯其爱情是理想的鹄的。在《布法与白居谢》里面，依然是两个主要人物，幸而做的是同样的工作，如若绝少冲突，却也绝少迳庭。

然而这一切全根据福氏的生性，他自己继续向高莱女士解释道：

“打个譬喻，我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人，一个喜好高声朗诵、诗的热情、鹰的翱翔、句子所有的铿锵的音调和观念的极峰；另一个倾其所能，挖掘真实的东西，事无大小，都好用力剔爬，叫人感到他的出产，犹如实有其物。后者爱笑，而且好以人的兽性为乐。不知不觉，我想把这两种心性的倾向溶在一起，成为《情感教育》（将二者分开，写成两本书，比较容易多了）。我失败了；无论怎样修改这本书（我将来也许加以修改），我总不会完全，这里缺乏的东西太多了，同时一本书之所以脆弱，还就是因为有所缺欠的缘故。一个特点绝不是一个缺点，更无所谓过度与否；然而到了一个特点侵蚀另一个特点的时候，这还是一个特点吗？总之，《情感教育》必须重写，或者至少必须洗刷出来全部的观念，有两三章必须重来一遍，同时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写一章新的，点明为什么同一主干不得不分而为二，这就是说，为什么这一件动作就在某人身上生出这样的结局，而另一件动作便不能够。原因点明了的，结局也点明了的，可惜是由因到果的连贯没有点明。这就是全书的弱点，这就是为什么书不应题。”

二十年以后，他补起这第一次尝试的遗憾。现实也好，浪漫也好，他从自己揉出一个谐和的结论。

这是他一八六九年的《情感教育》，这部书共总分做三卷，上卷告诉我们：一八四〇年九月，有一天早晨，毛诺到外省看过他叔父，坐了船，路经巴黎回家。他这时十八岁，新从中学毕业，脑子装了不少年轻人的幻想，心里洋溢着一望无涯的忧郁。他在船上遇见一位画商亚鲁，带着妻女，到瑞士消夏。亚鲁夫人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到家那一晚晌，正好德鲁瑞耶、他的学友，特地从家乡赶来和他话别。德鲁瑞耶没有钱去巴黎考大学，打算先到外县做名小书记。至于毛诺，两个月以后，拿着乡邻罗克（rogue）的介绍信，来到巴黎。他进谒了银行家党布罗司（dambreuse）一次。他走过好几次亚鲁的画店，明明是试探，却没有胆量进去。有一天，在先贤祠前大空场，法科的门首，聚集了许多学生，像是反对政府，然而栖栖皇皇，究竟不知所以。警察和群众冲突起来，结果捕去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学徒，杜萨笛耶（dussardier）。这总算一条好汉。毛诺，还有一个旁观者，一直跟到派出所，送了他一匣纸烟。

这位旁观者叫做余扫赖（hussonnet），正是亚鲁主办的《工艺杂志》的一个投稿人。随着这根引线，毛诺不时出入画店。这是一个各色艺术家聚会的地方：理论的画家，例如白勒南（pellerin），女文学家，例如法腊滋（vatnaz），还有一个每天准时必到的政论家，罗染巴（regimbart）。另一个准时必到的，便是毛诺。他始终没有遇见亚鲁夫人。好容易亚鲁请他到家里晚餐，又是好友德鲁瑞耶来巴黎的日子。他牺牲了友谊。在亚鲁家里，他遇见好些当代知名的艺术家；听过他们的伟论，也因为亚鲁是画商，他决定亲就白勒南学画。德鲁瑞耶和他住在一起，常常引来他的朋友赛赖加（sénécal），谈论种种社会政治问题。他们反对现行的一切组织。赛赖加最穷，也最激烈。

眼看考期到了，毛诺搏了个名落孙山。他给母亲写信，说他暑假不回去，留在巴黎预备二次考试。他唯恐失去亚鲁夫人的芳踪。在她做生日那天，他获到她的友谊。第二次考试如了意，不幸家境破败，不由他不回到故乡，为人做名见习生。唯一的消遣是伴着罗克的女孩子，讲些浪漫的故事。这样到了一八四五年十二月，他叔父去世，全份产业过在他的手上。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到巴黎看望亚鲁夫人。

接着中卷是：

回到巴黎，毛诺才发现事情出乎意外。亚鲁搬了家，画店收了，另赁铺面，开办一家磁器店；他缩小了应酬的场面，差不多和从前的朋友断了来往，他的《工艺杂志》也由余扫赖接办，改做四不像的《艺术杂志》；亚鲁夫人添了个男小孩，已经三岁了。好友德鲁瑞耶的博士考试也不顺利。唯有罗染巴还是老模样，不过消磨时光的茶馆也另外换了一家。亚鲁依然和气，一见毛诺，就领他来到妓女罗莎耐特（rosanette）的寓所观光。

不过毛诺很想作为一番，他拜访党布罗司，而且挥金如土地请客。在这些虚情假意的朋友中间，只有杜萨笛耶一个人，不贪他有钱，真心和他来往。他的时间不是消费在妓女那面，就是亚鲁夫人那面。亚鲁买空卖空，同时还要供给罗莎耐特使用，于是用他夫人的产业向党布罗司押借现金。亚鲁夫人晓得他在外面胡闹，和他感情越来越坏。有一次毛诺去拜望，正赶着他们吵嘴。德鲁瑞耶向他借定一笔款，打算办报；款提出来了，亚鲁跑来抢了去，偿付一笔到期的债务。好友和他绝了交。亚鲁夫人摈拒他的爱情。百无聊赖，罗莎耐特约他去看赛马；他以为妓女该属于他了，不巧中间出岔，她随了别人。他从前介绍赛赖加在亚鲁的磁厂做事，如今被人辞掉，又逼他荐给党布罗司；毛诺觉得自己面子小，朋友却不原谅他。余扫赖向他借钱，借不到。为了辩护亚鲁，他在宴会上和人闹起来，一直闹到决斗。他从前介绍白勒南给罗莎耐特画像，白勒南见他如今不来买，便放在街上公开展览，毁坏他的名誉。余扫赖抓住他的把柄，在杂志上加以嘲弄。正在苦不可言，母亲来信叫他，他就回去了。

罗克的女儿如今长大了，毛诺禁不起母亲和虚荣的逼诱，口头应下路易丝的婚约。德鲁瑞耶和他恢复了交谊，乘他不在巴黎，去见亚鲁夫人献爱；他没有成功，亚鲁夫人却从他听见毛诺订婚的消息，因为感到嫉妒，反而发现她爱毛诺。

回到巴黎以后，他们一天亲似一天。毛诺租了一所房子，预备散步的时际，强她进来歇息。亚鲁夫人答应出外会他。这一天正赶着革命爆发，落着雨，亚鲁夫人因为孩子病重，忘记她的约会，毛诺一个人站在街头，等到黄昏还不见她来，于是走去约出罗莎耐特，来到为另一个女人设备的金屋。睡到半夜，妓女醒来，看见他伏在枕上呜咽；他告诉她，他太快乐了，因为他想她想了好久。

下卷一开始，就是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

德鲁瑞耶运动临时政府，分发外省做特派员。白勒南组织了一个艺术社，夹在工会里面请愿。银行家党布罗司改了论调，趋访毛诺，劝他去做临时国会议员。唯有罗染巴悲观到底，觉得无论如何改变，实现不了他的政见。看见朋友一个一个兴高采烈，毛诺发了官瘾，出而活动他的议员。党布罗司下乡说是为了他，结局当选的是银行家自己。一方面赛赖加又坚决反对。毛诺灰了心，带着他的罗莎耐特，来在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森林游乐。

有一天看报，说是巴黎巷战又开始了，毛诺发现杜萨笛耶受了伤。不听罗莎耐特自私的劝告，他冒险来寻他的朋友。原来法腊滋女士看上杜萨笛耶，和他住在一起照料。而气焰不可一世的赛赖加，如今反而被囚。得意的是现任议员党布罗司，大开宴会，而毛诺，出乎意外，在这里同时遇见亚鲁夫人和罗克小姐。

毛诺早已忘记后者。他念念不忘亚鲁夫人，可是罗莎耐特怀了孕，要求和他结婚。更不如意的又有德鲁瑞耶，不仅没有成功立业，反而从外省叫人撵回来。毛诺介绍他在党布罗司手下做事，赛赖加出了狱，又帮德鲁瑞耶做见习生。这两位社会革命家如今恨极了他们的群众。毛诺受了虚荣心的驱使，更向党布罗司夫人献爱。后者并不爱她丈夫，只爱他的金钱。党布罗司病危，毛诺为他料理后事。他和党布罗司夫人约好了结婚，然而他们一点没有想到，遗产全份落在死者义女的身上。罗莎耐特生了个男孩子，一心只望完成法律的手续。毛诺周旋于二人之间，罔知所以。

就在这时候，法腊滋女士委托律师，向罗莎耐特催索旧欠。罗莎耐特没有办法，转过身告下亚鲁，要求后者履行他以前的期约——她的瞻养费。法腊滋女士的情人，杜萨笛耶，感于毛诺的恩遇，取出一生的积蓄，交给毛诺，了结两个野女人中间的纠葛。其实毛诺真正杞忧的，倒是亚鲁破产，亚鲁夫人陷于贫困。但是他们宣告破产，毛诺急忙过去看望，他们已经私下离开巴黎。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毛诺以为这一切由于罗莎耐特的控诉，他们的孩子又夭折了，于是一腹怨气，他和罗莎耐特断绝来往。他同党布罗司夫人的婚期公布了。他不知道这全是党布罗司夫人的计谋。从前搭救亚鲁，他曾经向她借款，说是为了杜萨笛耶的债务。她探出他的底细，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寻出亚鲁用他夫人名义所签的债券，暗里委托律师，强迫亚鲁偿付。拍卖的那一天，她揪住毛诺去参观，而且买定亚鲁夫人的信匣做纪念，她胜利了：毛诺和她宣告绝裂。

都市的妇女不可相处，他想起乡间的罗克小姐。不等他回到家里，就见路易丝和新郎步出教堂，新郎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老友德鲁瑞耶。停也不停，他折回巴黎，正好拿破仑第三宣布帝制，屠杀反抗的民众，他远远望见一个大汉叫警察刺死。这是诚恳的杜萨笛耶；而刺死他的警察，即是赛赖加。

他出国旅行。十余年后，有一天黄昏，他独自在屋里，忽然进来一位妇人：

“——亚鲁夫人！

“——菲莱德！

“她握住他的手，慢慢将他扯近窗前，一面看着他，一面重复道：

“——是他！果然是他！”

他们谈到现在，追叙既往，最后诀别：

“但是她好像寻找什么东西，后来问他有没有剪子。

“她取下她的篦子，她的白发全散了下来。

“她用剪子，发了狠，连根剪下一股长发。

“——留着这股头发吧！再见！

“她走出屋子以后，菲莱德打开他的窗户。亚鲁夫人站在走道上，叫住一辆走过的街车。她坐上去。车不见了。

“et ce fut tout.”

他们再没有会面。德鲁瑞耶和他又恢复了交谊。前者的夫人早已随人私奔，而自己在政界混来混去，始终混不出一个名目。这两位老朋友，坐在一起，追悔一生白白过掉，没有成就一桩事业。德鲁瑞耶以为毛诺由于情感过重，而他自己，太讲逻辑。他们觉得最好的时光，还是小时两个人在一起，从花园采了一把玫瑰，怯生生地，偷着去看一个艺妓，结果叫一群女人把他们笑出屋子。

不等《萨郎宝》的风波完全平息，福楼拜埋首预备他的第二部著作。一八六三年五月，他向贡古兄弟写信道：

“我写了两本书的纲要，却没有一个满意。第一本书，是一串的分析，是没有美也没有伟大的庸常的嘈杂。对于我，真理既非艺术的首要条件，我也就不甘心于写这类平淡的东西，虽说实际上，大家爱的还正是它们。至于第二本书，我整个爱它，怕的倒是人民用石头投我，或者政府驱我出境，还不算我见到的实行上的可怕的困难。

这第二本书，是延到十年以后开始的《布法与白居谢》。而第一本，根本他不要写的现实的材料，正是旧事重提的《情感教育》。一方面搜集材料，一方面和布耶等合作，写了一出儿童诗剧《心之堡》（le chateau du cœur），然后从一八六四年九月一日起始，他用了几乎整整五年，直到一八六九年五月十六日，完成他的不美而真正美，不伟大而真正伟大的著作。他用的是早年的《情感教育》的时代，然而他展开了局面，或者镜头，收进一八四八年前后法国的形形色色的活动。他用的依旧是自己的故事，但是他洗刷出去自己，只留下故事，仿佛一根丝线，贯串无数人生的枝节。一八四五年，他写完早年的《情感教育》，但是第二年，和高莱女士写信，他就批评这里的文笔道：

“好天爷！文笔多么生嫩！”

现在他的文笔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所以实际除去标题的雷同，这两部《情感教育》几乎没有一点近似的地方。这好像一个四十岁的成人，和一个二十岁的少年相比，抗着同一的名姓，中间却有二十年的距离。然而这不是说，这里不见日积月累的生长的痕迹。仔细阅读早年的《情感教育》，特别是第二十七章：

“虞勒相信，十九世纪可以写成华严的作品，假使你站远些；然而也不要太远，远的失去细节；然而也不要太近，免得枝节统治了全体。”

我们马上可以看出来，福氏预先为他晚年的《情感教育》下好了注脚。这部小说从一八四〇年开始，叙到一八六七年，中间经过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临时政府、一八五一年的政变，正好是接二连三的大变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国、旧王室复辟以后的走马灯似的波澜。福氏走出这个时代，走到一个相当的地点，不远不近，回身瞭望他身经的世运。一目无余，同时他可以得到事物的正确的比例。生存在各自的时代，一个出生入死的时代，惊心怵目于它的奇幻深谲，每一个作家都想写出它长远的意义，而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有一部伟大的著作象征，或者总括他的时代。所以《红与黑》反映一八二〇年到一八三〇年的政治与社会的演变，司汤达看作十九世纪的纪事；巴尔扎克抱了更大的野心，援用生物学，完成全人类活动的历史与批评。但是前者没有用力描写于连（julien）的背景，同时在这方面，具有若干规模的，更是他伟大的遗著《吕先·勒万》（lucien leuwen）。巴尔扎克用了沉拙的力量，将他的时代分散在每一部的小说里面。承继这种伟大的计划的，不是福氏第一部小说《包法利夫人》，因为这里只写了一个乡村，一个角色，而是我们今日欣赏的《情感教育》。他用一部书写出他纷乱的时代。

和他具有同一趋诣的，是他的朋友杜刚，也写了这样一部书，叫做《力的浪费》（forces perdues）。这正好发表在福氏写作《情感教育》的时际——一八六六年。

“这有好些方面类似我的书。他这本书极其老实，对于我那一代人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因为我那一代人，和现在年轻人一比，变得真和化石一样。一八四〇年的反动，挖了一道深沟，将法国隔而为二。”

杜刚的标题正好用来解释《情感教育》，一切全是力的浪费而已。但是《情感教育》真正伟大的地方，不仅仅在其负有时代的使命，更在其实现作者艺术的理想。前人缺乏的是这个，后人忽略的是这个，而当时一般批评家愚昧的也正是这个。便是作者也有时怀疑自己。在鉴定他早年《情感教育》的失败之后，福氏紧接着叙述他的企望道：

“我觉得美的，我想写的，是一本无所谓的书，一本没有外在的沾着的书，用它文笔内在的力量支持自己，犹如地球不需扶持，停在空中，一本差不多没有主旨的书，或者可能的话，至少看不见主旨。最美的著作具有最少的物质；表现愈切近思想，字愈胶着在上面，消失在里面，这愈美。”

这段话可以惹起一场是非，差不多是福氏一生努力的一个趋向，有时自觉，有时不自觉。这是整个一本书的形成，不是我们通常追求的空灵的风格。唯有一个艺术家可以体会福氏的理想，或者偏见——随便什么也好，反正他做了出来供人观赏。在他所有的作品里面，以现实为对象的《情感教育》，最给我们这种印象。这里是最庞杂、最实质的不易于消化的材料，他用来溶成一种透明的无色的空气。没有一句没有分量，然而我们不觉得分量：这熟了，和八月天的石榴一样，熟的裂了缝。和他所厌憎的司汤达的小说一样，这从时代里打过滚，走出时代的理解以外。他迈过了他的同年。所以《情感教育》，出乎作者意外，逢到非常冷酷的待遇。我们可以从他的函札，看出他的愤懑：

“我叫人踏了个狠，从来没有听提过地狠。读了我的小说的人们，全怕同我谈起，不是怕累及自身，就是可怜我。最宽容的人们，说我不过画了几幅画，而组织、素描，绝对地缺乏。”

这伤透了他。他没有想到这群人离他这样远，远到信口开河。他用了六年工夫写作，他们要用一天的时间毁灭。而第二年，普法之战爆发，立即断送《情感教育》的一切希望。杜刚曾经记载他的苦恼道：

“有一天他和我讲：‘我想做一回交易所的买卖，赚一笔大钱。——为什么？——为收回所有《包法利》的刊行本，扔到火里头，再也不要听人谈起。’反之，他总相信《情感教育》是一部杰作。”

一八七四年七月，和屠格涅夫写信，他依然忿忿于《情感教育》的为人误解：

“从《萨郎宝》起，盛大的胜利就离开了我。我念念不忘的，是《情感教育》的失败；人家不懂这本书，我真不明白。”

他从外在的原因，一直推敲到小说的本身。他寻求他根本失败的原因，最后他发现了，是“透视的虚伪”：

“《瓦塔姊妹》（sœurs vatard），犹如《情感教育》，全缺乏透视的虚伪！这里没有效果进行。读者开始是什么印象，临尾还是什么印象。艺术不是现实。不管怎么样，你必须选择现实供给的材料。”

他以身作则，批评一个后进的作品。几个月之后，和翟乃蒂夫人写信，他进而详细解释《情感教育》道：

“为什么这本书不如我的期望，反而失败了呢？罗般（robin）或许发现了其中的原因。这太对了，就美学而言。这缺乏透视的虚伪。因为用心组合结构，结构反而消失。一切艺术品全有一个点儿，一个尖儿，和金字塔一样，或者叫阳光射在球的一点。然而在人生里面，就没有这回事。不过艺术不是自然！”

这可怜的老人，为了这部心爱的小说，忘掉终身侍奉的艺术的理想，承认自己失败，而且用话驳诘自己！看不起一般的批评，他逃不出它们经年的浸蚀。赛阿（henri céard），另一个后进的小说作家，有一晚晌，向他恭维《情感教育》，只见“他挺直他高大的躯干，带一种差不多野蛮的温柔，答道：

“——那么你爱这，你！这本书没有一个人说好，因为它不这样做：

“于是那两只肥实的手，长而且雅，合在一起，摆成一座金字塔的模样。

“——读众要作品激发他们的幻象，而《情感教育》……

“他翻转他的大手，样子好像一切他的梦想，倒下来，堕向一个无望的深穴。”

然而不是完全无望。乔治·桑最早劝慰他道：

“公理会来的，公理随后来的。如今显然不是它的时光；或者倒不如说，它来的太早。”

这正好是《情感教育》的命运。福氏不像司汤达那样矫情，书后面写着“献与少数的幸福人”，然而起初，这却只是“少数的幸福人”欣赏这本大江东去的杰作。班维乐（banville）爱极了这本书，在他的剧评中间，禁不住写上几句颂扬。十年之后，纪念福氏故去，他进而确定《情感教育》的成就道：

“然而他走的还要远；他用《情感教育》先期指出未来的小说的进展：我的意思是，没有小说化的小说，和城市本身一样地忧郁、迷漠、神秘，而且和城市一样，唯其不物质地（本身不）戏剧，结局更其可怕。”

我们可以说，《情感教育》第一个将小说带出沉旧的形体，走上另一个方向——现代小说共同的方向。这慢慢地、稳稳地替小说征服了一片新土地。古尔孟曾经赞美《情感教育》道：

“在艺术上，只有小孩子和不识字的人们对题旨有兴趣。什么是法国语言最美的小说，这部《奥德修纪》（odyssée）、《情感教育》的题旨？”

没有题旨，古尔孟一语道破福楼拜的小说的趋势，现代小说的趋势。

这是正常的人生，依照人生原来的样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福氏自己以为他的小说失败于“透视的虚伪”，但是我们敢说，如若《情感教育》成功，却正由于具有远近距离的美妙的观念。一八五三年八月，和高莱女士写信，他曾谈起道：

“……正相反，当你写一件想象出来的东西，一切全凭你的着想，甚至于小小的逗号，也和全盘有联带的关系，注意力因之分而为二，同时要不失去天线，同时还得看定脚边。细节再细不过，特别像我这样喜爱细节的人。珠子组成项圈，然而是线穿成项圈；为难的，就在一只手要穿起珠子，不许一粒遗失，另一只手还要握住了线。”

他这时正从事《包法利夫人》。然而《包法利夫人》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背景又是简单的乡村。《情感教育》却扩大局面，从村落跳入世界有数的大都市，从一出纯粹的个人悲剧变成人类活动的历史的片段。他要的不是枝枝节节的效果，而是用枝节缀成的人生的全景。无善无不善，无大无小，这里全有各自相当的地位。这不仅仅像项圈那样精美，而且更有瀑布那样的气势。从山头笔直冲下来，木石不分，白沙黑泥，连水带下山，流向平阔的大地。什么大人物、强烈的性格、明显的面目，都揉混在一起，难以辨识。你觉得他们可憎、渺小；你以为现实猥琐、丑恶；你抽身转回，拒绝和这一切接近，唯恐玷污你的清白，你的一灯如豆的理想。

然而何以不许这一切存在，如若存在？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并不照抄自然。观察一切，承认一切，表现一切；无论如何，绝不删削。与其说他类似道学家、宗教家，不如说他是科学家。

所以福氏告诉一个青年，“依照我，小说应该科学化，这就是说，追求或能的普遍性。”

和美丽一样，丑恶的本身含有美丽。我们要用“心眼”看，不要轻易为肉眼欺骗。一八五七年五月，福氏致信尚特比女士论道：

“你反对人世的偏私、它的卑鄙、它的暴虐，同生存的一切龌龊与猥亵。但是你认清它们了吗？你全研究过吗？你是上帝吗？谁告诉你，人的裁判不会错误，谁告诉你，你的情感不会欺骗你？我们的感觉是有限的，我们的智慧是有穷尽的，我们如何能够获有真与善的绝对的认识？我们会有一天晓然于绝对的存在吗？你要是打算活下去，无论关于什么，你就不用想有一个清晰的观念。人类是这样，问题不在变改，而在认识。”

我们不是道学家，垂青自然，必须自然换上他的长袍马褂。他选择的标准是他自己，而艺术家的标准却是自然自己。一部艺术的制作，不在乎题旨的选择，正如福氏所云，“所有杰作的秘诀全在这一点：题旨同作者性情符合。”

所以他不选择他的题旨，因为他的性情已经事先选择好了题旨。宇宙的现象不可限制，而限制的是作者自己。对于心性和见解一致的单纯的作者，一切是愉快的，仿佛轻车熟马，有弯即转，见坡即上。然而轮到福氏，在他和现实之间，一切变成痛苦，这里不仅是创作的苦难，而且需要克抑一种情感的厌憎。一边着笔，一边疲倦了，呻吟，诅咒，他重新陷入写作《包法利夫人》的恶劣的心情。

然而有什么办法？他必须打破当头的难关。而且怎样打法，他自己往往是现实的仇敌！他冷眼观察他的时代，然而一个他也不同情、他的时代的人物！他爱群众的骚动；因为这里有诗，有形式的美丽，但是马上他指出群众的愚騃。一八六六年一月，他和尚特比女士写信道：

“人类愚蠢的举动，同人类一样永久。我相信，人民的教育与穷苦阶级的道德，全是将来的事。至于群众的智慧，我否认到底，因为无论如何，这永久是群众的智慧。”

在人类一切集合之中，群众最伟大，也最不牢靠。他们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这是一群秀才，怀了无数“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假想。一八六六年的夏天，向翟乃蒂夫人写信，他曾经剖析他们的底里道：

“我能够用很少的日子写出一本社会主义的讲义。至少我认清了它一切的精神和意义。我方才咽下去拉梅耐（lamennais），圣西门（saint simon），付立叶（fourien），而且重新从头到尾翻了一遍浦鲁东（proudhon）。……他们不是为人斥驳，就是受人誉扬，然而从没有人来照直叙说。有一桩事，触目极了，把他们全连在一起：就是对自由的憎恨、对法国大革命与哲学的憎恨。这全是中世纪的老实人，陷于过去而不克自拔的人物。而且何等村学究气！学监气！好比隐修士喝醉了酒，掌柜乐晕了过去。如若一八四八年他们没有成功，全因为他们来在伟大的传统之流以外。社会主义是过去之一面，犹如耶稣会（jésuitisme）是另一面。圣西门的大师是买司特（maistre），而浦鲁东与路易·布朗（louis blanc）极其得力于拉梅耐。……大家本能地感到一切社会的乌托邦的成分：暴虐，反自然，灵魂的死亡。”

不用说，福氏不同情小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任何革命终归徒然。然而他采用这变动的时代，不仅只由于其中可能的悲剧；更由于本身形成的瑰丽：从一个艺术家的眼里看来，便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免狭小：

“正因为我相信人类永久的演进，同它无穷的形体，我恨所有的框架，用来拼命把它装镶进去；所以我恨一切限制它的规式，一切为它而想出来的计划。奴隶制度不是它最后的形式，封建制度更不是，君主政体更不是，便是民主政体也不见得。人眼所望见的天边决不是尽头，因为在这天边以外，还有别的天边，这样以至于无穷。所以访求最好的宗教，或者最好的政府，我以为是一种蠢极了的举动。对于我，最好的也就是垂危的，因为要给别一个挪出位子来。”

一部《情感教育》正好是这种悲观主义哲学的具体化。只要美感深而且长，来源丑也罢、美也罢、好也罢、坏也罢，福氏一律平等看待。政体摇动，物体瓦解，都自然而然呈出一种复杂的崩溃的局面；唯其动作巨烈、紊乱，唯其是生死交替的重要关头，这里才有挣扎、活跃，甚至力的浪费。福氏不止欣赏事物本身，进一步推求事物彼此的关联。这就是为什么，《情感教育》的人物，没有一个不是沾着在各自的环境，真实地生活着，而且为生活所推动着。

还有一个时代，巴黎更和我们的一九三五年次殖民地上海相近的！一个浪头翻上不久，另一个浪头就赶了过来，而每一次水花溅起，总有若干男女随着翻卷下去。谁不是围住谁旋转，施施然，朝不保夕地转动！谁不是见异思迁的毛诺？孩气十足的西伊（cisy）？循规蹈矩的马地龙（martinon）？如若不是单零零的一个，一定逃不出加在一起的综合。我们或许没有戴勒马（delmar），装模做样，貌若无人，永久是“一只手放在心口，左脚向前，眼睛向天，一顶后檐长长的帽子，上面还镶着一圈桂叶，射出富有诗情的视线，和诗句一样，勾引那些太太们。”回头小报上捧成了救国明星。我们或许没有罗染巴，成天到晚，酒馆一坐，借酒浇愁，满腹牢骚，问急了，便是他的“莱茵河”的口号。我们或许没有白勒南，开口艺术，闭口势利，一幅画三分不像人，七分活像鬼，却会高唱艺术革命，向临时政府请愿，立一个类似交易所的艺术公会。我们或许没有余扫赖，浪子文人，专办短命的蚊子小报。我们或许没有法腊滋女士，打起妇女参政的旗帜，和捧云一样地捧一个无聊的戏子，而且睚眦必报，不愧是一个妇女！——这一切我们都有，不是失之交臂的相识者，便是迎头走过的陌生人，然而熟熟的，全仿佛在哪里见过、听说过。我们没有看够摇身三变的政客，老奸巨猾，和党布罗司一样！革命的前一日还是保皇党，后一日连腮帮子都挂满了主义。和他相反，和他一样善于变，我们没有遇见比比皆是的革命者？我们有的是赛赖加，你可以说他狼心狗肺，你可以说他铁面无私，“一朝权在手，便将令来行”，一朝人民嫌他独裁，踢他下台，他会成为皇室走狗，刺死我们全书唯一的正直人、店员杜萨笛耶！

然而有真正的革命者，可惜他们又不在福氏生活之内，不在一般读者生活之内，他看不见他们，他们自己也看不见，他们全都看不见近在身边的巴黎公社！他们熟悉的只有资产阶级社会！

隔着万头攒动的人海、资产阶级社会，是贫贱与富贵的两岸，人力便用在怎样渡过，从卑微而发迹，从贫贱而富贵。虽说波浪滔天，却不是无路可寻；十九世纪为资本主义开辟了两条航线，《情感教育》全加细推呈在我们的面前：一个是金钱，一个是革命。二者绝少合作，然而相成到底。金钱如若是魔鬼的美丽，更是十九世纪以来的美丽。未曾承继遗产的毛诺，上卷未经世故的学生，绝不是中下两卷继承遗产的毛诺。勿须株守乡间，勿须苦学博名，“有钱能使鬼推磨”，二万七千磅的子息是他最好的荐书。他可以重见亚鲁夫人。他马上来到巴黎。黄金一直铺平党布罗司的高石阶，笑脸和毛诺相迎。这是全书一个重要的关键，从此我们失去心地质朴的毛诺，只见他步步高升，从情感跨入虚荣。假定毛诺没有一个及时而死的叔叔，假定全书没有这样一个转机，我们看见两种可能，然而没有一种属于毛诺。他也许是包法利夫人的小情人，不成器的赖昂，临了娶一个本地的寡妇——作者已经预备好了一个罗克小姐，浪漫而且早熟；他也许是《幻灭》中吕席安（lucien de rubempré），巴尔扎克的一个“伟大的”外省人，来在巴黎，鬼混到自尽。不是金钱，最多也只是一个罗克小姐，陪他一同起腻。

他有的是机会，在一群朋友当中，他象征机会。

这是他们分手的因由。毛诺不用革命，然而他们需要革命、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可以一下子补救他们的缺欠的革命。法国资产阶级教他们，甚至于拿破仑教他们，犹如《红与黑》的于连，一样配做人君。他们个个全是吕席安：

“他感到统治帝王世界的一阵可怕的热痒，他觉得自己有力量克服他们。”

他们铤而走险，因为社会不公道，而且不该辱没他们的才干。难道他们没有权利和别人一样，而且格外需要活下去吗？人家堵住他们上进的路口，是谁这样惨酷？他们寻求，必须寻出一个共同的敌人，有了，是政府！

“他们互相同情。一个确乎其不可拔的信条：他们憎恨政府。”

另一种人一点不自私，例如杜萨笛耶，具有同一的目标：

“十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在唐斯闹南（transnonain）街的一家杂货铺前面，他看见好些兵，枪刺染着红血，还有头发沾着他们的枪铳；从这时起，仿佛不公正的化身，政府招他气恨。……地上一切的过恶，他老实不客气地归罪于当道；他恨当道，一种必须的、永久的恨敏化他的感受，掌握他的全心。”

他们不能不革命：这是他们唯一自救以救人的道路。福氏给我们写了几个所谓的革命家。赛赖加，一个工头的儿子，“每天早晨醒来，希望看到革命，一半个月里，改换世界。”德鲁瑞耶，一个衙役的儿子，连学堂听差都在人群叫他“小叫化子（enfant de gueux）”。杜萨笛耶还不如，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私生子。然而三个人，全不相同。毛诺发了财，杜萨笛耶道喜，赛赖加视同堕落，德鲁瑞耶居为奇货。这后两个人有好些相同的地方，嫉妒是其中的一个。然而唯有赛赖加，够的上一个忍字。“他的灰眼透出冷和残酷；他的长而黑的大衣，整个他的打扮，全有学究与教士的气味。”自己不文，是文就妨害社会。一个小资产者强似一堆大人先生。他有一个尖脑瓜，也只认识学理，不像罗染巴，就事论事；不像德鲁瑞耶，一味唯利是图。然而这两个人，更有一样相同，都要统治，然而都失之于刻。赛赖加不怜惜个人，看重的只有群众，群众的力量。他做了亚鲁磁厂的副管事，绝不宽容他的男女工人。毛诺看不过去，说他道：

“——啊！你总算民主党，未免也太残酷！

“另一个傲然答道：

“——民主政体不是个人主义的泛滥。在法律、工作的分配、秩序之下，是同水平！

“你忘记了人性！”

工人起而反抗。他解了职，特地来见毛诺道：

“——总之，我不后悔，我尽我的责任。不过，这全由于你。”

毛诺暗暗一惊，怕人猜出他的隐衷。然而不是：

“——这就是说，没有你，我也许会谋更好的事。”

但是他依旧要毛诺介绍到银行家手下做事。他吃谁的亏，记谁的仇。妨碍他前进的是他自己，他却一一折到别人身上。他进了两次狱，一次军警拘他，二次同志拘他。他出来了，投身警署，充当一名警官！

他同样是一个小资产者。然而赛赖加究竟有些反常，和德鲁瑞耶比较，我们倒同情后者。赛赖加失败于忍，德鲁瑞耶失败于急。他太急，有些饥不择食。穷人用不着脸面，而且全仗破开脸面。没有赛赖加那样冷毅，他是热而自私。便是知己如赛赖加，他也没有当作朋友，他联络，而且怀柔，因为他断定赛赖加富有可能的机会，犹如毛诺富有更多的机会，他缺乏纯洁的友谊。他会嫉妒道：

“——人人不全有你的机会！”

为目的不择手段：目的是他的野心，手段是利用一切。考博士，失败；混入上等社会，失败；还有一条路，幸而！这是巴尔扎克的一个费闹（finot）：

“——……我是一个帽商的儿子，如今还在公德街卖帽子。要我出头，只有来一次革命；我应该发一笔财，可惜社会欠点儿骚乱。”

趁着骚乱，他正好伸下手，捞它一把出来。所以暗地讨厌赛赖加和工人们来往，他容忍着，“因为他好不焦急地等着一个伟大的倾覆，他好扎下他的窝，获得他的地位。”充满了自己，他从来不想了解别人，所以他失败，和赛赖加一样，他失败。他有的是东张西望的眼睛，然而他不往细里盯，仿佛于己有利，他便和身扑过去——扑一个空！于是他义愤填胸：“因为恨，他变得正派了。”他会献媚，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法盖（faguet）以为他有些像《红与黑》的于连。他们属于同一阶级，然而于连有的是清醒的理智，而且是一个爱而被爱的男子。他胆大，是色胆包天；德鲁瑞耶不是胆大，是鲁莽。两个人工于心计，然而前者想透彻了做，后者想不透彻就做：所以于连很少失望，德鲁瑞耶却和弱者一样地破灭。

然而真正被牺牲的，往往是杜萨笛耶一类的正直人。我们爱他，这一腔热血的学徒！他没有德鲁瑞耶的学问，然而他尊敬学问，他要革命，不是由于野心，而是由于他有一颗活着的心；这颗心，同情一切人类的忧患。他厌恨政府，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出路，是因为法国袖手旁观，不援助弱小民族。他知道感激，一个革命家（赛赖加一流的革命家）通常缺乏的美德。毛诺交了多多少少的朋友，只有他一个人不打毛诺的算盘。他愿意人人成功，自己从不居功。这是一个为阶级利益可以献上生命的人，一个无名之辈，他身上带着整个被压迫阶级的印记。人人剥削毛诺，只有他一个人，罄其所有，解救毛诺的危急。他不投机；他看着别人爬上去，再跌下来，也许再爬上去，他还是他自己。他盼望革命；革命来了，回头停也不停又去了，给他留下一个支离破碎的梦想。他从心受伤，而且甚似德鲁瑞耶之流，因为他不会转变，更不会自食其志，然而他绝望：

“——……同时没有办法！没有救药！人人和我们作对！我，我从来没有做过坏事；但是，好像重量，这压在我的胸口。长此以往，我会变成疯子。我倒愿意人家杀了我。”

他终于叫人杀掉，这人就是他旧日的同志赛赖加！直到死，他喊着：

“共和国万岁！”

我们未尝不希望福氏分一点儿心，多写他几笔，然而这种希望却在另一个人物身上实现了，实现得如此完备，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这是画商亚鲁。他并不是坏人。他具有我们人类最大的弱点：没有长性（constance）。年轻时候，他要做一个画家；画家没有做成，倒做了画商；过了几年，他会变成磁器商，变成宗教工艺品的小贩。这是老了一号、俗了一号的毛诺。缺乏高尚的理想，他有他的幻想。他投资，买空卖空，然而不经心市场的来往。他不知道这更需要长性。而且他怎样忠实而又不忠实于他的爱情！许下妻的礼物，他会偷出来，送与他心爱的妓女，过些日子忘了，又偷出来，奉还他心爱的内人。他都爱，然而他都丢掉。他有的是虚荣——谁又没有！罗莎耐特还错将毛诺的决斗解做为了自己！然而他没有尊严。生来是一个俗人，他偏要口口声声艺术；他和人人相好，结果没有一个知已；他不晓得人我之分，更不晓得道义之交：他会讹骗他的朋友，和应付他的仇敌一样。他自以为聪明，而且好面子，好吹牛，不下于任何艺术家。他会向另一个人夸扬自己讹骗的本领。生活于撒诳，他不知道自己撒诳。和一切弱者一样，他无所归宿，因为“他的智慧高的不够期诣艺术，又不像资产者，一味追求利益，所以面面不讨好，他反而毁掉自己。”一枚烂透了的桃子，香、上口，然而是烂透了的桃子。他让读者想起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荒唐鬼于洛，《贝姨》之中的于洛。他有的是毛病，然而挡不住人爱他，罗莎耐特就爱他：

“——有什么关系！……人照样爱他，这骆驼！”

在各种各样的妇女之中，妓女分有福氏不少的同情。十九岁上，他写了一篇《十一月》，记载他和一个妓女遇合，她的身世的自叙正好是罗莎耐特的缩写。这是一篇散文的材料，写入富有诗意的形式。她的身份和地位，应该是我们的名妓杜十娘，但是她不通文理，不会过日子，有时是一篇胡涂帐。她从经验学会或者本能地支配她老少的情人；有的是小心眼儿，而且好使个小性儿，同时她的爱断断续续，也容易厌倦。但是她的赤子之心没有全死，打算而且用力抓住毛诺；她未尝不想自救，然而习惯害了她，和诗人的命运一样，她注定了幻灭，嫁给一个老财主。她的性格非常显明、强烈，狄保戴拿自己比她，一点不错。她和自然一样地自私。毛诺带着她，在枫丹白露避嚣，从报上看见杜萨笛耶受伤的消息，立即要到巴黎去。

“——去做什么？

“——去看他，照料他。

“——你不会丢下我一个人，我想？

“——你跟我去好了。

“——啊！我没有事干，去搀在人群里头打架！谢谢你这番好意！

“——不过，我也不能……

“——咄咄咄！倒像医院缺少看护！再说，他受伤，干你底事？人人为了自己！

“他们撅了一点钟的嘴。

“然后她求他，暂且看一看风势，不要贸然出去惹事。

“——要是人家杀了你怎么说！

“——哼！死算什么，死了也不过尽我的责任！

“罗莎耐特跳起来。起先，他的责任是爱她。不用说，如今他不想要她了。原来他的看法和常人不一样！多么怪的念头，我的老天！”

她同样不了解毛诺：在她的经验里面，赴义的观念和她格格不入。她觉得人人爱她，都为了一时肉欲的兴奋，都是自私自利之徒。渐渐这成为她的信条、人生观，以为人生的意义就在自私自利上面。在这可怕的社会的学习之下，是她变坏了的外省人的气质。她会大煞风景，而且以为自己有理。福氏一点不想渲染她，他晓得龌龊仍是龌龊，涂金敷粉，均归无用。然而她属于妓女，一种变态的社会制度的流弊，自身具有空幻的美丽：身世的流离、荣华的浮留、悲哀的蕴藉，这一切立即兜住一个浪漫者的心灵。一八五三年六月，福氏向高莱女士写信，曾经谈道：

“这或许是一种下流的嗜好，然而我爱娼妓的生涯；我爱它的本身，我忽略它附带的罪恶。看见一个敞领袒胸的女人，在雨底下，从煤气灯一旁走过去，我的心就会忍不住跳起来，犹如看见僧人的长袍，旁边坠着系腰的带结，不知道触到清心寡欲的一个什么暗角落，怪叫我的灵魂痒痒。想到娼妓的生涯，你不由就想到物欲、酸辛、人类关系的空虚、筋肉的热狂、金玉的铿锵，怎样一个复杂的交切之点！一往深处看，不由自己，你就头晕眼花。而且从这里，一个人该长多少见识！该多么忧郁！该怎样梦想爱情！啊！挽歌的作者，你不应该将臂倚住废墟，你应该倚住这些轻快的妇女的胸脯。……对于娼妓的生涯，我责备的只有一样，就是，这原本是一种神话，如今放荡却成了‘外室’（femme entretenue）的事，犹如诗成了新闻记者的事，我们不由沉没在不黑不白的‘半调’之中。圣者没有，娼妓也一样没有了，余下些野鸡之流，和工女相比，尚嫌臭而不可闻也。”

福氏向往于圣者，为了内在生活的富丽，犹如娼妓，富有外在的流动。所以同年八月，他在另一封信内谈道：

“依我看，想来你也一样，绝对的贞节，比起放荡要好的多（就道德而言），不过放荡（如若不虚伪的话）也是一件美丽的事，实地做如若不相宜，梦想总不见得坏罢。自然，人会马上厌倦的！”

不过浪漫也罢，他却反对盲目的热情的妇女的崇拜。浪漫主义最容易让人失却妇女的真面目。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他给尚特比女士写信论道：

“……我相信十九世纪人性的消沉，一个原因是女子的过分诗意化。我觉得圣母童贞的教义，是最聪明的一种政策。在它有利的范围，它限定而且毁灭女性一切的愿望。没有一个作家不颂扬母亲或者情妇。——人一愁苦，就伏在妇女的膝头，哀哀流泪，和一个小孩子病了一样。你想不出男子见了女子，是何等卑贱！”

这未尝不是毛诺与亚鲁夫人的关系。圣佩夫读完《包法利夫人》，向作者写信致意，附有一种期望道：

“虽说我不大知道怎样安插进来才好，我倒愿意看见，在你的文章里面，有个同样真实的人物，而情绪却温柔、纯洁、深沉、蕴藉。这会安慰。这会让人想起，甚至于蠢恶之间，还有善良存在。”

福氏没有忘记他的忠告，然而圣佩夫没有赶上羡赏，就在《情感教育》付印的时候，他去了世。一八六九年十月十四日，福氏向他甥女写信，慨叹道：

“我写《情感教育》，一部分还是为了圣佩夫。然而他死了，一行没有看到！”

因为说实话，福氏这次往书里安插了一个和包法利夫人“同样真实的人物，而情绪却温柔、纯洁、深沉、蕴藉。”这正是贤惠的亚鲁夫人。她代表法国资产阶级大多数的妇女，更象征我们三从四德的荆钗布裙。她识字，她也读书，然而她受的不是特殊的高等教育；她的品德是生成的、本能的，所以深厚；她有乡妇的健康、乡妇的愿悫、乡妇的安天乐命、乡妇的任劳任怨。没有罗克小姐的早熟，没有包法利夫人的情绪，然而她也生长于外省：你可以说做小家碧玉，你可以说做良家妇女。有了这样的贤内助，你又是一个安分的丈夫，你的幸运我们不仅羡慕，而且妒忌——然而万一你是亚鲁，我们怎样可怜她！静静地，和子女在一起，她忍受着风雨的摧残、恶运的转变，而且过来慰贴你负疚的心情。她是资产阶级的理想、资产阶级道德的化身。她有的是温情，服役而且顺从，不闻不问男子的事业，同时有的是信心，从爱情出发的不可动摇的信心。

动摇的一日是发现男子诳骗的一日。亚鲁可以另筑金屋，然而这要不伤她的尊严、她的信托。亚鲁的蹇运她同情，而且她用真心可怜他；到了商业完全破产的时候，她会比一百个男子还勇敢。她会加倍慰藉她失败的丈夫。但是他不仅另筑金屋，而且欺哄她，而且牺牲子女的费用，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妓女——这引起她的反感：所有资产阶级的信条出而成为她的背景。她有的是敏锐的感觉，和她的品德一样，因为没有想象的浮云掩日，倒是真实的、本能的。

她接受了一个情人——也就只是一个！因为她丈夫让她痛苦。她忠实于她的丈夫，犹如她的精神忠实于她的情人。她的自然趋势便是忠实，她用不着挣扎、努力、或者煞费苦心。她希望物质的爱同精神的爱一致，到了不可能的时候，她会分而为二，死生如一。所以她勿需乎拒绝毛诺。她的爱是平静的，没有危险性，却有强韧的持久性。毛诺最后探她的口气，哀求道：

“——那么，你所说的这些女人，都是麻木不仁吗？

“——不是的！不过到了必要的时候，都是聋子。”

充耳不闻是资产阶级妇女的唯一护符。然而到了虽不欲闻亦不可得的时际，她深厚的生性出而拦住她的沦落。不知道苛求，所以她能够终始如一。亚鲁有情妇，她原谅，她不原谅他毁坏子女前途的希望；毛诺有情妇，她原谅，而且知道谁也不会属于谁，所以她永久原谅。逆来顺受，是这种妇女的格言。在这种情爱里面，男女之爱才有更多的母爱、姊弟之爱和忠诚的友谊，只有灵魂在活动。物质的诛求会不息而自息，肉欲的冲动会不止而自止；心永久是洁净的。

便是想象丰颖的毛诺，坐在他情感的女教师身旁，也会不忘而自忘他的无法无天的要求。道德和美丽溶于无痕，生出一种感性强烈的异香。这该是“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最高的修养理想罢。不用勉强，一切自自然然。但是对于初出茅庐的毛诺，问题并不这样自然。他是一个天性不纯，禀赋不厚，然而一往情深的通常的青年。他惜恋的是他抓不住的情绪；他唯恐失掉他的情绪，因为他唯恐坠回现实，失去他生存的凭借；唯其如此，失去他的情绪，他依旧抓住憧憬、情绪的痕迹。所以他能够永久在爱，而且永久维系住初恋——他的理想。有一位少女在医院里疯了，一八五九年二月，福氏向尚特比女士写信解释道：

“你不见她们全爱亚道尼斯（adonis）吗？这是她们永久需要的丈夫。寡欲也罢，多欲也罢，她们梦想爱情，伟大的爱情；要是医治（至少暂时地）的话，不是一个观念就可以见效，这必须一件事实，一个男子，一个婴儿，一个爱人。你也许以为言之过甚。然而人性不是我创造下来的。我相信，最猛烈的物欲是由理想的活跃而不知不觉地组成，同时所谓卑污的肉的糜烂，是由于希冀不可能，妄想神贵的欢悦而产生。我不懂（也没有人懂）这两个名词的意义：灵魂与肉体，一个完结，一个开始。我们感到种种的力，如此而已。”

这也不是两种绝然不同的物体，是相为因果，而且互为消长。所以一个人同时可以纵情淫欲，同时可以追求理想。这中间是种种由反动而生的交错的心理，正如福氏所谓“种种的力”。所以只要亚鲁夫人的指尖轻轻拂了他一下，毛诺会立即切望和罗莎耐特在一起。和罗莎耐特在一起，只要心一动，他马上想起他伟大的爱情。无论男女，只要属于通常的人性，便生活在这“种种的力”的迸击的火花上，为火花所销铄。这样的理想，根据有真实的人生。如果作者将《情感教育》看作一部理想小说，我们认清他的道理，便看出他有他的道理。理性和兽性只是现实的两面。这里不是一个僧人式的全然精神的向上；也不是纯粹物质的沉溺。一个资产阶级的子弟，爱上一个资产阶级的妇人：他们缺乏毅力打出社会的囚笼，更缺乏毅力打出自己的温情。他们接受人世的命运，而且念念不忘人间各自应尽的职分。资产阶级的品德是自私的，爱也是自私的。

说自私，然而不是自利，因为毛诺从来慷慨，从来热衷。许多人慷慨而且热衷，却不是毫无区别地兼善：他们具有经验以及从经验体会出来的哲理。毛诺不然。这是一块软面，可以随心所欲，由人揉搓。他没有显明的人格；他的人格具有弹性，是一张琴，人人可以寻出共鸣。他会将别人的拨弄看作自动，看作自己天才的音籁。不认识自己，他以为认识；自来站在事物的表皮，而且钻不进去，他永久逗留在表皮之外。他富有流动的接受性；再没有比他易与的人，任谁的话都回应在他的心上，任谁的意见都是他的意见；这仿佛河床的污泥，一波一波浸流过它的表面，然而一波一波驰逐过它的表面，留下它来，仍旧是污泥，仍旧在河床沉淀着。外来的势力推动他；看见自己在急流里回旋，他以为是自己波动；或许他有动的意识，然而从来没有形成一种力量、一种意志。这是一个霉了的炮竹，燃也不响。他有的是计划，而且有的是自许。他写诗，因为他读了多少浪漫派的诗人；他学画，因为亚鲁是画商；他想做新闻记者，因为德鲁瑞耶向他借钱办报；他想做议员，因为党布罗司怂恿。他保存着他的文学计划，好像面对面，怕对不住自己。他想写一部美学史，同白勒南谈话的结果；其后又想将法国革命史写成悲剧，另外写一出伟大的喜剧，由于德鲁瑞耶和余扫赖的间接影响。在他工作之中，他情妇的面孔一个一个飘过他的眼前；明明想占有，他却挣扎着，临了不稍迟疑，全身舍过去。他什么都可以来，可惜什么都是个过其门而不入；什么都喜好，却又见异思迁。生来是一个票友，他具有票友的怯怯的骄傲。于是东张张，西望望，走到人生的尽头，才发现自己一无所获，受尽情感的欺蒙。

和拉摩（rameau）的侄子一样，毛诺是落伍者。然而拉摩没有他叔父的天才，禀赋至少驾乎毛诺以上。不能出人头地，他可以流比下走；最可怜是他知道自己不如叔父！他忌妒，以为上天不公道，于是忿而走入相反的隐晦的世途；他有的是虚荣，得不到主人的奖赏，总可以博得奴仆的同情；他会习于无耻，习于垢污，设法博人一笑，聊图一腹之饱；然而他有的是火性，只要看他在酒馆的手之足之，我们就晓得这是怎样一个人生的丑角！怎样富有丑角的牢骚和悲哀！然而毛诺，更属于资产阶级。花完了他大部分的财产，他会吃着他小小的利息，维系他君子人的地位。他连扮演丑角的本领都没有！他有的是廉耻。他有的是虚荣，但是绝不忿而有所作为。他懑，然而他不忿！所以同样一无所成，同样落伍，拉摩近乎男性，毛诺近乎女性，一个反抗，一个顺受，一个阳刚，一个阴柔：所以拉摩孤独，毛诺不愁没有朋友；一个怨恨，一个爱，而且被爱！

有一种人生下来就不预备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的精神生活柔而且脆，人世的折磨引不起他奋斗的心情，反而招他厌腻，不由自己，便将生活内缩，从另一方面逃遁出去。最好的例证是我们水也似的贾宝玉。毛诺不是贵公子，没有贾宝玉不劳而获的际遇，但是他也是厮混在脂粉队里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人吗？他得不到男子的同情，他会获有女子的眷顾：女子崇拜英雄，然而更爱弱者。从这些迷幻的情感，他得到他的教育，犹如《红楼梦》，也只是一部《情感教育》。然而拿贾宝玉和毛诺比较，学校不出大观园，教育该是何等幼稚！他们占有女子的欢心，然而人世——其实贾宝玉始终未曾入世——不懂这些婆婆妈妈的酒令，所以毛诺的教育一用在人世上，便支离破碎，不堪一击。缺乏深厚的资质，宏大的想象，就是这样，和我们的贾宝玉一样，他还全用来集中在爱的实验上。而且天生是个多妻主义者。他最先遇见亚鲁夫人，所以她注定是他的理想；他遇见罗莎耐特，这满足他物欲的要求；他遇见罗克小姐，这成全他一时的即头；最后是党布罗司夫人——和党布罗司夫人结婚，还了得！这餍足他人世的虚荣。凡在人力以外，凡是求而不得的，我们全视如神明，呵禁红尘沾染。我们加以爱护，因为这是我们仅存的一丝希望，在自己连自己也丧失了的时候。所以为了不知所之的亚鲁夫人，他可以割舍其他一切的牵连：因为这伤他的心！他的骄傲！但是年月比任何试验都利害，在骨肉僵冷以前，灵性早经汩没。亚鲁夫人最后遗赠毛诺的头发是白颜色。最好的时光，他晚年想起来的，已然不是他理想的爱，而是他春情初茁的第一幕喜剧。

写到《情感教育》的下卷，福氏忽然杞忧起来，一八六八年三月，向杜蒲朗（jules duplan）写信道：

“……把我的人物和一八四八年的政变穿插在一起，我很感辣手；我唯恐背景吞掉全书的结构，这也就是有历史性质作品的弊病；比起小说里的人物，历史上的人物，更易于惹人注目，特别赶上前者的热情不很激烈的时候；人家觉得拉马丁比毛诺有趣的多。再者，在现成的事实之中，选择什么好呢？我简直是心烦意乱，也就真够苦的！”

他终于选定了全书的材料，然而怎样让通常的读者失望！这在他们传统的了解之外。他们盼望“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澎湃的热情、伟大的功绩，和转移乾坤的人格。然而和背景一样平凡，却是中心人物毛诺，同时同样渺微，同样乏味，同样真实，是他那一群。法盖以为《情感教育》无聊，由于主要人物本身的无聊。狄保戴却驳正道：“为什么无聊的图书就无聊？”乔治·桑总算爱护作者了，以为《情感教育》的“错处就在，人物缺乏挣扎。他们接受事实，从来不想据为已有。”然而福氏正要写他们，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占有人类的最多数。他自己早已想到这些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曾经再三怀疑全书的概念。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一日，他向乔治·桑写信道：

“我怕概念是不可救药地残缺；这样的人物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吗？伟大的效果需要简单的事物，明显的热情。然而在近代的世界，哪里我也看不见简单。”

所以毛诺的存在自有他的必要。这不是一个动人的角色，然而我们人人都有他的性质。怎样可怕！你越摇动，他越发空；什么你也摇不出来，而且你摇到后来会发气，因为你摇不坏他无抵抗的金身。你以为他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不及门子弟，会有一番悲欢离合的变迁；你看见他有许多的计划，觉得他有日成功一位不经见的人物；而且你羡慕他的机缘，以为他如果努力，定会做出一番了不得的事业。但是他怎样有心无力！便是做爱，他也做个拖泥带水！“有一件事让他惊奇，就是他不妒忌亚鲁”；一个爱而不妒的男子！何等消极的性格！何等无趣的性格！不同于既往所有的小说的主要人物，他是一个俗透了的随俗的人！他代表资产阶级的病象，犹如亚鲁夫人，象征资产阶级的妇德。包法利夫人挽不住狂澜；毛诺不挽而自住。包法利夫人想逃开资产阶级的平板的生活；毛诺安于资产阶级的规习，碌碌以终。包法利夫人失望，绝望，伤恸之余，服毒自尽；毛诺失望，永久失望，但是活下去，忘掉人世的羞辱，无声无臭地活下去。福氏序布耶《遗诗》道：

“幻灭是弱者的本色。小心罢，这些厌世者差不多总是无力之辈。”

毛诺不会寻死，他是一个纯粹的弱者；用不着死，而且死前死后同样空虚。还有悲剧比这更其沉痛的？还有人物比这更加腻烦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青年，有多少不是《情感教育》之下的毛诺！

在当时那样貌似伟大的时代，多少人小产、流产，或者无所产！吃苦、受气、没有名、缺钱用，谁不想做出什么来，谁又做出什么来！而且谁又高谁一等，不负当年的夸口、友朋的推许？这样，那样，临了还不都是一样！怎样一个时代，二月革命的时代！差不多都有一个代表，所有的形形色色。一个一个，仿佛一堆拥挤而漠不相干的群众：你推着我，我推着你；你利用我，我利用你；你闪在我的身后，我闪在你的身后；我推翻你，踏过你的背脊，你扳转我，蹬上我的胸口；老实人被牺牲，狡猾者受推戴。有的摔下来又爬上去，有的爬上去又摔下来；前赶后，后赶前，然而逃不出一个“踏步走”，动而不进。各自有各自的梦想——有几个成为事实的梦想！你想做这一件事，结果你另做了一件事；你爱另一个人，却不得不睡在这一个人的枕畔；你以为害他，反而成全了他；你以为成全他，反而害了他；今天你到这一个人家，明天你到另一个人家……“你相信这会有什么结果吗？不要做梦了，一天一天地过去，几件事是有结果的？”人生不是一出圆满的戏。今天你在茶馆遇见他，再去你就遇不见他，隔些年你忘记了，然而你又遇见他！怎样平凡、幻丽的人生！怎样的巧合！怎样的接触！肩摩肩，踵接踵，这一个从小巷溜出来，那一个从小巷溜进去，都走在相同的单调而热闹的走道上。

然而在这一片灰色的茫茫，哪里是一丛粉绿呢？

布雷地耶评论左拉，攻讦自然主义者误将现实认做真实：

“如今正相反，你想绝对现实，如左拉君所云：‘你把自己投在生存的平平无奇的行列上。’你选你日记之中的英雄，你传记的热潮之下的牺牲者，却选了这样一个人物，我敢说，‘在日常简单的生活之中’，我们一打一打地遇见，没有职业、没有地位，尤其是缺乏个性；无论你什么看的艺术，搜寻的艺术、观察与表现的艺术、发现事物与运用语言的艺术是怎样精巧：你惹人厌烦。凡绵续不绝的，都惹人厌烦。唯一而光荣的例证，是福楼拜君的《情感教育》。为什么这种细节的绵续会使人疲倦，为什么会有这种选择的必要？答案在现今是不难的：因为在人生之中，事物应理如是，然而实际上不如是的。我们需要一点理想。”

这差不多和法盖一个鼻孔出气，以为《情感教育》不可卒读。他们传统的批评开除了这部现实主义作品。便是福氏自己，一边写作，也一边怀疑他小说的价值：

“这是一本关于爱情，关于热情的书；一种可以生存于今日的热情，这就是说，消极的热情。我所想象的主旨，我相信是十分地真实，唯其如此，不大解闷也难说。有点儿缺乏事实和戏剧性；而且时间过长，动作未免松懈。总之，我很不放心。”

他甚至于怀疑他的工作：

“使我从心绝望的，是我相信，我在做一件没有用的事，我的意思是说，和艺术的目的相反；艺术的目的是朦胧的心情的激发。然而，一边是近代科学的诛求，一边是资产阶级的主旨，我觉得这绝对不可能；美同近代生活合拢不来的。”

所有乔治·桑、布雷地耶以及法盖的指摘，不能比福氏自己说的更加透彻。然而他依旧继续写下去，终于写了出来。创作家往往走远一步，看向未来，将批评家留在作品后面。这大部分是直觉出来的，绝不是理论所能竟其全功。奇怪的是，布雷地耶那样斥责《情感教育》，却将未来的小说看作：

“人生，共同的人生，环境之下人生的表现；未经选择的人生，如若我能这样讲；同时不为任何学派的偏见所限制；人生，嵌于现实的装饰，然而观察、研究、表现于我们所谓的无限地小，犹如重大的危机，有时颠覆了人生；永久如一的人生，然而永久为它自己的发展的无二的效果所修正：就表面情形看来，这将是，而且将长时间是，小说独有的特殊的鹄的。巴尔扎克决定了这种倾向……”

这正是《情感教育》“独有的特殊的”造诣，不管批评家如何二三其辞。小说想和宇宙的进行——无限一致。运用“未经选择的人生”，是中国通行的小说的特征，冗长、繁琐，然而真实，可怕地粗窳地真实。《情感教育》不是“未经选择”，然而仿佛一部艺术化了的中国小说，却分外和现代接近，而又和我们相离如此之遥，错觉本身就是一种悲剧。这种悲剧只有资产阶级作家才有。眼界小、聚在资产阶级活动本身以内，本身就是悲剧。

◎ 一八五三年五月二十一日，福氏致高莱女士书。

◎ 一八五七年三月三十日，致尚特比女士书。

◎ 参阅《一个疯子的日记》第十节。

◎ 参阅该氏所著：（一）《福楼拜与土镇的幽灵》（flaubert et les fantômes de trouville）；（二）《福楼拜唯一的热情：亚鲁夫人》（l’unique passion，de flaubert madame arnoux）。二书叙述施莱新格夫人身世极详。

◎ 屠格涅夫 福氏的好友，曾有新散文诗一首《到爱之路》，咏道：“一切感情都可以达到爱情——如：恨，怜悯，公平，尊敬，友谊，畏惧——甚至于轻蔑，是的，一切感情……只有一个例外：感激。“感激是一种债务；每人都还他的债……但是爱情却不是金钱。”（于道元先生译）正可以解释施莱新格夫妇的关系。

◎ 一八五六年十月二日，福氏致施莱新格夫人书。

◎ 一八三七年，福氏随父执出游，路经马赛，在施舍遇见一位福寇夫人。她要到秘鲁寻她丈夫去，中途爱上了这十六岁的青年。分手以后，她写了四封热情的长信，但是福氏似乎没有答理。在这一包信皮外面，发现福氏的手迹道：“一八四六年三月二十一夜打开重温。念着马赛的书札，我有一种奇异的懊悔的印象。可怜的女人！难道她真正爱我吗？……一时三刻。”

◎ 参阅《一个疯子的日记》第十七章。

◎ 见于一八四五年的《情感教育》第二十七章。

◎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福氏致包斯盖女士书。

◎ 一八七一年，施莱新格去世，福氏向他夫人写信，不像以往拘谨，有所忌讳，同时他也换掉称呼，令人可以推想二者不言而喻的关系。例如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福氏写信道：“你的信昨天多叫我欢喜，老朋友，永久亲爱的，是的，永久！”同年九月六日，“这就是为什么，亲爱的老朋友，永生的情爱，我不去土镇看你，在这里我认识你，对于我，它永久带有你的足印。”次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庆贺她儿子的婚事道：“我祝你儿子幸福，犹如是我自己的儿子，我拥抱你们俩——尤其是你，我永久的爱人。”同年十月五日，他重提旧事道：“我不再梦想未来，于是过往仿佛从金色的水汽洗脱出来，呈在我的眼前。从这明光四射的背景，好些亲爱的幽灵向我伸胳膊，而其中气象最美丽的，却是你！——是的，你的音容。噢！可怜的土镇！”这大约是他写给她的末一封信。杜刚后来到德国旅行，说在疯人院遇见施莱新格夫人。这可怜的女人居然疯了。福氏死在她的前面，幸而不知道她凄凉的结局。

◎ 见于一八四五年的《情感教育》第二十七章。

◎ 参阅沙皮若（joseph chapiro）所编《霍普特曼语录》（propos de gerhart hauptmann），伊思勒（pierre isler）译有法文本。

◎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福氏致乔治·桑书。

◎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七日，致乔治·桑书。

◎ 参阅杜刚《回忆录》第二十八章。

◎ 一八七九年二月，福氏致徐司曼书（joris karl huysmans，1848-1907 今译于斯曼）。《瓦塔姊妹》（今译《瓦达尔姐妹》）是后者的处女作。

◎ 参阅德沙木与杜买尼的《关于福楼拜》。

◎ 一八七〇年一月九日，乔治·桑致福氏书。

◎ 参阅班维乐的《杂论集》（critiques）。

◎ 参阅古尔孟的《风格的问题》（problème de style）第二节。

◎ 一八六七年二月，福氏致马瑞古（maricourt）书。

◎ 一八六一年，致翟乃蒂夫人书。

◎ 甚似水性杨花的妇女，甚似人情世故的友谊，群众尤其近于忘恩负义。建筑在这样群众的福利之上，却是社会主义者的海市蜃楼。——初版时原句，校者注。

◎ 拉梅耐 基督教社会主义创始人之一，主张建立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为原则的新社会。傅立叶、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蒲鲁东，法国政论家，无政府主义奠基人之一。蒲鲁东主义对巴黎公社前的法国工人运动颇有影响。——校者注

◎ 耶稣会教义（jésuitisme）在法文中同时有虚伪狡诈之意。买司特，今译迈斯特（1753-1821），法国保守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家，反对启蒙和理性主义。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社会活动家。——校者注

◎ 不用说，福氏不同情的二月革命，任何革命。一切终归徒然。——1935年初版原句，校者注。

◎ 一八五七年五月十八日，致尚特比女士书。

◎ 毛诺不用革命，然而他们需要革命。因为唯有革命，可以一下子补起各自的缺欠。他们出身微贱，然而法国大革命教他们，甚至于拿破仑教他们，犹如《红与黑》的于连，一样配做人君。——1935年初版原句，校者注。

◎ 参阅巴尔扎克的《幻灭》（illusions perdues）。

◎ 以为自己明明冤枉。——1935年初版原句，校者注。

◎ 一个工人强似一堆的大人先生。——1935年初版原句，校者注。

◎ 这再合理不过。然而像我们这样中常的人性，赛赖加究竟有些反常，和德鲁瑞耶比较，我们同情的倒是后者。——1935年初版原句，校者注。

◎ 参阅巴尔扎克的《幻灭》（illuisons perdues）。

◎ 参阅法盖的《福楼拜》第七章。

◎ 这是《双城记》里贾尔通（sidney carton）一类的英雄，死于他的所爱，不是一位有夫之妇，却是整个的被压迫阶级。——1935年初版原句，校者注。

◎ 参阅狄保戴的《福楼拜》第七章。

◎ 《拉摩的侄子》（le neveu de rameau），是狄德罗（diderot）著名的遗著。

◎ 参阅法盖的《福楼拜》第七章。

◎ 参阅狄保戴的《福楼拜》第七章。

◎ 一八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乔治·桑致福氏书。

◎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一日，福氏致乔治·桑书。

◎ 参阅勒麦屯（jules lemaitre）的《现代人物》卷之八。

◎ 但是我们的青年——1935年初版原句，校者注。

◎ 参阅布雷地耶的《自然主义小说》。

◎ 一八六四年十月六日，福氏致尚特比女士书。

◎ 一八六二年十二月，致翟耐特夫人书。

◎ 参阅布雷地耶的《巴尔扎克》第八章第三节。

《圣安东的诱惑》定稿的清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