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佳人
国际笔会正在进行期间，听到救护车的警笛，心中不由一惊。波兰的鲁吉奈库氏在开幕式那天受伤了，所以这次又担心起来，不会是外国客人又出事了吧。远来的客人没有时间消除乘飞机的疲劳和紧张心情，又不熟悉东京的情况。法航包机抵达羽田机场时，我前往迎接，当我看到走出机舱的客人个个疲倦的样子，心中忖度着，刚到八月底，很多人都穿上冬装了，觉得很奇怪。我还是一身麻布便装，羽织外褂也很不合礼貌。罗西弗考公爵夫人在《巴黎评论》十一月号发表的《日本十日》文章中说我的衣服为“高雅而富品味的黑衣”。比起这种演出效果来，我为出席会议准备的那双炎夏全日靴从此脱不掉了，一连数日穿着，染上了脚气，很难再穿下去了。所以，会议进行中一旦有空儿，赶快回旅馆光脚过上一会儿。
罗西弗考夫人的《日本十日》列入的日程活动安排十分精确（我不懂法语，查对了地名、人名。日本人的名字都很正确），长达九页，加了十四条脚注。这篇文章的要点，我问了河盛好藏氏，都是赞扬日本的。比如，南禅寺野村别邸的夜宴，场面优美、高雅，无可形容。夫人把京都说成是典雅的藤原之都，并一一对照了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完成于一〇〇四年——夫人注）。美国的伊丽莎白·威宁夫人《源氏物语》读了十三遍。不用说，她们读的都是亚瑟·威利氏的英译本。出席笔会大会的外国文学家中，读过《源氏物语》的人不在少数。去年四月，伦敦国际笔会执行委员会，我和松冈洋子小姐出席了。会后，英国笔会举行的招待晚宴上，我的邻座是一位缺齿而性格偏激的老人，有人介绍说他就是亚瑟·威利氏。我立即通过一种奇怪的方式同他搭话。我说出片段的英语，威利氏说出对应的日语，此外加笔谈。那种笔谈中夹杂着日本字和简单的英文。威利氏汉文、日文自然都懂得，我的英语写比说稍好一点儿。在罗马航空公司以及提包商店，用笔谈很起作用。巴黎的旅馆，我把要洗的衣服交给侍女，问她何时能洗好。对于法语，我一句也不会说，我请侍女写下来，查找词典，才知道是星期六的意思。我同威利氏的对话也啰里啰唆，不成体统，但坚持讲下去了。这个过程中，菜也上完了。有人一直看着我们这种奇怪的谈话方式。威利氏的《源氏物语》，作为普通版，似乎加入教科文组织的日本文学翻译计划之中了。千年前的《源氏物语》，我们的明治、大正和昭和时代，还没有一部小说能胜过它。
威宁夫人作为皇太子启蒙教师来日时，我没有见到过，在笔会大会上一见面，就觉得她是一位静和、谦恭和真诚的女士。表情中可见一抹落寞。由于皇太子的关系，日本笔会邀请她作为贵宾（guest of honor，各国两名代表，开会期间食宿费均由日方支付）出席会议。包括皇太子在内，夫人在日本有许多好朋友，即使没有笔会团体邀请，她也能获得私人朋友的厚遇。听说在东京开会期间，她按照大会日程出席会议，没有缺席一次。她严格尽到了笔会大会邀她来日的义务。小泉信三氏招待夫人也是大会结束以后的事。会后，威宁夫人在日本继续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我乘横须贺线，在电车上碰见了她。夫人从座席上走过来，对我说：“我想跟您聊聊，可以吗？”没有翻译，我感到很困难。夫人应邀到北镰仓斋藤利助氏家里饮茶，正当回来的途中。她说，笔会大会非常成功，她很高兴，并表示深深的谢意。夫人读过我的《雪国》，她似乎看我不大爱说话，就和蔼地走回自己的座席了。
我对罗西弗考公爵夫人，也碍于情面，羞于谈吐。那时，她在法国众多文学家的陪伴下，应邀出席法国驻日大使馆晚餐会，作为笔会大会主办国的会长，我被安排坐在法国大使附近的座席上，大使两边是安德烈·祥瑟氏及其夫人，祥瑟氏下边是罗西弗考夫人，再下边就是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芹泽光治良氏和小松清氏也来了，但他们坐在另一桌上。亲切的祥瑟夫人看我很拘谨，不时送来温和的微笑。其间，公爵夫人主动问我：“您会说英语吗？”我回答：“不会。”夫人又接着说：“怪不得，上回我邀请您到我巴黎的家中做客，您没有来。”那次，山田菊子女史到香榭丽舍酒店请我出席公爵夫人家的沙龙时，我已经去戛纳电影节了。回到巴黎，看到山田女史留给我的信。然而，我又急速离开巴黎赶往哥本哈根，紧接着踏上了归国之途。我把情况对夫人讲了，为自己的失礼而道歉。为了表白这番意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晚宴之后，夫人通过小松清氏翻译，对我说：“下回再来巴黎吧。”大会期间，鉴于对夫人有失礼仪，读了《日本十日》一文，感到非常高兴。
鲁吉奈库氏的受伤使我胆战心惊，但总不能一直沉沦于这样的坏心情中。九月二日，棘手的匈牙利问题(97)得以和平解决，执委会戏剧性地结束之后，大家正要走出产经国际大厦，鲁吉奈库氏头部和身体撞在一块大玻璃上了。不是进出口玻璃门，鲁吉奈库氏身后也没有人推压或撞击。他似乎正在同本国的波兰代表兴奋地交谈，没有注意到眼前的大玻璃。听说他大量流血而倒地，我很担心，真不知他受了怎样的重伤。叫来救护车，搬送到圣路加病院。那家医院通用英语，所以请懂英语的大田氏陪侍身旁。因为马上有外务大臣的招待宴会，听说我要前去探望病人，松冈洋子把我劝止了。日本笔会立即送去了鲜花。当天晚上，我托银座的千疋屋送去果篮。千疋屋打来电话，说受伤者已回帝国饭店，我才松了一口气。第二天一早，大会开始前，我顺路到饭店看他。鲁吉奈库氏折起上半身坐在床上，对我行礼。他头上缠着绷带，手臂和腿脚似乎也受伤了，但不需要住院治疗。翌日，他表示要赠给我一把波兰民间工艺品裁纸刀和雕花小盒子，还有小桌子。这些东西已经托人送到笔会办公室去了。一件就足够了，竟然送了三件，这表明他心情很高兴，也是我接到外国客人所赠礼品中最难得的礼物。鲁吉奈库氏感谢我方对他亲切的应急处置。他自然没能出席会议，但东京日程告以结束的九月六日，日本笔会举办的晚宴上，鲁吉奈库氏额头上贴一小块纱布出现了。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产经大厦的大玻璃本来是应该赔偿的，但大厦方面反而怀着歉意，送给鲁吉奈库氏一份慰问金，并立即更换了一块新玻璃。
昭和三十三年（一九五八）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