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医药学的特点是西洋医学在我国的成长壮大，以及固有的传统医学受到歧视、排斥的过程。出于自身生存的要求，两个医疗体系之间的斗争，便成为这一时期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特点。

第一节　西医的发展和壮大

西洋医学是一种应用性的自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西方人可以用它来治病，中国人同样也可以用它来治病。因此，随着西医影响的扩大，它在我国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迅速壮大起来。

1.医学教育的发展。

已如前述，西方在前一阶段主要是吸引一些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医学，学成后回国，开展业务。但这种形式的作用比较有限。因此，西方教会开始在我国创办一些医学校，较大规模地培养西医师。早在上一阶段的末期，美、英、加拿大的一些教会已经在广州、上海、苏州、北京、四川等一些城市建立医校，其中如1870年嘉约翰就把广州的博济医局改成博济医学校，是为最早的教会医学校。其他较著名的还有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北平的协和医学校、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后改医科大学）、上海女子医学院等。总之，这一时期由各国教会创办的医学院校估计有近20所左右，到抗日战争时期，有些院校由政府承办，成为国立医学院。到1949年以前，由这些西医学院校培养出一大批西医，成为我国这一时期西医的主要骨干。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国立的西医药院校，如早期的北洋医学堂、陆军军医学校、新军军医学堂；民国时期较著名的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药科专科学校等。

总之，这一时期西医药院校林立，大约由教会创办的约20所，而由政府设立的前后不下30所。通过这些学校，培养出大批西医药人才。

2.继续创办医院。

通过早期创办的教会医院，西医逐步扩大了影响。已如前述，到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教会医院业已分布到全国，甚至在较偏远的小城市，也有教会医院的创立。如《中华年鉴》所载，到1936年统计的数字，在全国20个省建立的教会医院已达426所，床位数多达27553张。

以上这些教会医院在初创办时，一般由教会管理和维持经费。随后，逐渐过渡到由教会和中国人共管，甚或单独由中国人来管理。

3.卫生机构、团体和出版书刊。

清末，在政府中首设卫生司。民国时期，于1928年改设卫生部，总管全国医药卫生行政事务，直接隶属于内政部。此后，卫生部曾改为卫生署，时而由行政院管辖，时而由内政部主管，时而恢复卫生部建制，时而又改为卫生署。卫生部（署）之下或设司，或设科，主管医政、保健、防疫、统计，并有直接管辖的一些卫生或医药科研机构，如中央卫生实验所、中央医院、各地防疫处、助产学校、护士学校等。在中央卫生机构之下，各省设卫生局，管理地方医药卫生事务。至于卫生机构的行政领导，几乎全部由西医充任。在医学团体方面，以中华医学会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著。1914年，由一些在西方国家留学归来的医生发起组织中华医学会，次年，在北京开始出版《中华医学杂志》。它们是我国创办较早，影响最大的学术团体和期刊。几乎于同年，还组织了中国护士学会。中华医学会还组织专科学术活动，如最早的医史研究会，就经常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开辟医史专栏、专刊，大大促进了我国医学学术的交流和繁荣。

在这段时期，成立的学术团体和创办的医学刊物，有相当一部分代表不同学派、不同教会的利益。仅以期刊来说，到1949年的前夕，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出版过的大小期刊至少有100种以上。这些学术刊物对于促进我国西医学术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医学专著在前一时期的由传教医生们编译为主，转而成为输入和出版西医主要医著为主。这些西医著作大多为西方医学院校之各科课本，直接引入，其间影响较大的重要医著如内科、外科以及临床前期的基础课本，也有译为中文问世的。此外，也出现一些具有独立见解的西医专著，但为数较少。

第二节　中医兴废之争

中医兴废的问题，是我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在此以前，西方医学已经陆续传入我国，西医作为与传统中医截然不同的一种医学体系，与中医在学术上是无法调和的。作为一种应用科学的西医，同样可以为人民的健康服务，因为科学并无国界。但由于医学的服务对象是人，而掌握医疗技术的医生也是社会的一员，因而社会的因素不能不影响医学本身，从而中西两种不同医学体系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烙上了社会的印记。

1.废除中医的提出和提案。

废除中医的言论，起自近代。

最早提出废止中医的，起自清代一位经学根底很深的学者俞樾。俞氏字荫甫，浙江湖州人。他的经学著作颇丰，其中，有一部《俞楼杂纂》，即列有“废医论”专章。该章从医巫的关系，中医的脉理、药理等方面，提出医道可废的论点。如果说，近代废止中医的言论是由于一些受西洋医学乃至哲学等思想的影响，形成民族虚无主义所致的结果，则俞樾的废医论当不在其列。因为俞氏的生活年代里，西医尚未大量涌入，只是零零散散的活动，且俞氏之废医言论中，无一句涉及对西医的评价。如果要寻找其思想根源，恐怕只能是他本人对中医的无知和偏见。

真正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来对待中医，并积极主张废止中医的代表人物，当首推余云岫。余氏名岩（1879—1954），于1905年赴日本留学，亲眼目睹日本政府以政令消灭“汉医”，通过明治维新而走上富国强民道路的现实，因而认定在我国也唯有走科学救国，消灭中医才是出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一方面对中医的一些理论及其经典著作进行全面的否定，另一方面提出了许多限制乃至消灭中医发展的具体措施，先后发表许多文章和专著，以表达他的这种思想。他的这些文章后来先后收集汇编成《医学革命论》，共3集。

余氏消灭中医的根据，大致是以下这几点，这充分表达在他所著的《灵素商兑》中：认为中医的理论不能成立，“其学说理论，则大谬而无一节可以为信”1，主张必须把中医的所有理论“一切打破”，而不能半信半疑。

否定中医具有疗效。他认为中医之所以能治愈病症，或者是“幸中偶合”，“贪天之功”；或者由于“利用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或者为“精神上之慰藉”，或者为“传语之过量也”2。

基于这种指导思想，他甚至也反对当时颇为盛行的中西医汇通的思想。

他认为，中医是“以太古以来经验所得之治疗法为基础，附会之以谬误之解剖，空想之哲学..而必欲勉强牵合，则有格格不入之势。虽同冶一炉，犹然冰炭水火，貌合神离..亦惟以欺俗世盗虚声而已耳”3。

积极主张废弃中医的另一个代表是汪企张，他和余云岫是同学。他同意余氏的主张，称中医为玄医，积极主张消灭中医，用西医来代替中医。

1《医学革命论集·灵素商兑·引说第一》。

2《医学革命论·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

3《医学革命论·研究国产药物协议》。

主张废弃中医的一派人，不仅是口头上反对，他们还提出十分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集中表现在以余云岫为首的这些人于1929年向国民政府提出的一个提案。这个名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提案，认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这个提案提出了消灭中医的方法（节录）1：（1）处置现有旧医，其方法包括由卫生部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营业；政府设立卫生训练处。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处之补充教育。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享受营业之权利。至训练书发给终了之年，无此项证书者即令停业；旧医研究会等纯属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藉此营业；旧医在1929年已满50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以补充教育，给予特种营业执照，其有效期为15年。

（2）禁止旧医宣传。禁止登报介绍旧医，禁止非科学之宣传；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个提案后来由于中医界的反对而未能通过。但当时的教育部却明令所有的中医学校一律改成“中医传习所”，不予立案，也即政府不承认其具有合法的学历2。

2.三一七国医节。

余云岫的提案在当时是向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的，经该会修改成一份“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委托卫生部加以实施。

这一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全国中医界广大中医及人民群众的反对，全国共有40多个中医药团体联合于1929年3月17日在上海总商会召开全国中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共有262人参加，代表着全国15个省的132个团体。大会经3天会议，最后提出的提案多达100多件，其大致内容包括1：（1）发表宣言，否认废止旧医提案。

（2）组织“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为一永久性医药机构。

（3）组织请愿团晋京，向全国代表大会及政府及其各有关部门请愿，要求撤销废止旧医的提案。

（4）国医学校应列入正规的学校教育系统，准予立案，在各省设立国医药学校、研究所、图书馆及药物陈列馆。

（5）加强宣传中国医药学。

（6）确定三月十七日为国医节。

会后，组成一个代表团晋京请愿，要求取消该废止旧医提案。当时的政府，包括行政院、监察院及卫生部均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的意图。但在实际工作中，却仍坚持其一贯歧视中医的政策，如教育部及卫生部均有训令禁止中医办学校、医院；并明令把学校改为传习所，医院改称医室或医馆，禁止中医利用西药及西法；且由卫生部下令修改“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的会章。这些举措终于又激怒了中医药界，而在同年12月再度开会反对政府之阻碍中医药发展之政令。国民政府不得不于同月复函，称已“命令撤销”上述各项政令，以平民愤。

1930年，一些中医代表向政府建议成立“中央国医馆”，作为发展中医1《医界春秋》，1929年34期。

2《上海医报》，1929年4月。

1据《医界春秋》，1927年第34期。

学术的机构。为了缓和中医药界的反抗情绪，国民党中央于五月同意设立中央国医馆，各省设分馆。次年，该馆正式成立，至1933年，制定了该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后来，又提出《国医条例》，其目的在审查国医资格、“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1。这个提案曾遭到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之反对。几经周折，后来终于在1936年1月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并予以公布。公布时是以国民政府之明令，由其主席及立法院院长签署，以《中医条例》的名义发布的。自此，中医学校才得到合法的地位。

虽然如此，中医在1949年以前的地位仍然不如西医，仍受到歧视，中医的正常发展仍然受到种种限制。

1《国医公报》1933年1卷8期。

第三节　传统中医在限制中的缓慢发展

尽管这一阶段政府对传统医学实行歧视乃至消灭的政策，但由于中医在千百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业已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人民需要它。民间大量的中医仍然没有停止过对于中医的研究和发展。

1.文献学的整理研究。

继承前一阶段对文献学研究的余绪，本时期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成绩。如对古代医典不仅有整理、注疏和诠释，也不乏发挥原意之作。如《内经》方面，私人发挥作品不少，如《秦氏内经学》、《时氏内经学》，还有的从哲学高度论评《内经》，如杨则民有《内经之哲学的检讨》的论文，即属此类。对《难经》，既有考证，如张骥的《难经丛考》等，也有一些发挥，如黄竹斋的《难经会通》等。对《伤寒论》、《金匮要略》，也有不少新的发挥，如曹颖甫之《伤寒发微》，就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值得提出的是有一些医家用西医的观点，对这两部临床经典作了现代的阐述，如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金匮今释》，就是其中的代表。也还有对两书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发挥的，如黄竹斋的《伤寒杂病论会通》即是。

医案医话一类著作，也有不少。著名的医案整理有秦伯末的《清代名医医案精华》、徐衡之等的《元明清名医类案》、《清代名医医案大全》等；个人的医案更多，如陈莲舫、曹颖甫、恽铁樵、丁甘仁等，都有医案著作出版。医话则有裘吉生之《医话集腋》、丁福保之《医话丛存》、许勉斋之《勉斋医话》等多种。

医史学方面著作，是一个丰收的时期。陈邦贤之《中国医学史》，是为国内第一部医学通史。还有李涛《医学史纲》，为中西兼备之医史著作。这方面的教材、讲义也出版了一些。值得一提的是王吉民、伍连德首次以英文写成《中国医史》，包括古代及现代教会医学在我国的发展，在国外颇有影响。

其他如专科史、疾病史的著作也有一些。

2.临床医学及药物学的发展。

在临床医学方面，以内科而言，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但却有一批较有名的临床医家，如陆仲安、施今墨、丁甘仁等，都是京沪有名的医生，治好病人无数，其中多有疑难病症。

在外科方面，张山雷于疡科颇有成就，其心得均见于其著作《疡科纲要》、《疡科治案心诠》。其他还有一些关于淋浊及性病的著作。

这一阶段在针灸科方面也颇有成就。著名的针灸家有承淡安、朱琏等人。承氏不仅针术高明，著作甚丰，且热心于社会事业。他的著作有《中国针灸治疗学》等多种，并创办《针灸杂志》。他还创办针灸研究社，广泛培养针灸人才，他并且善于用现代医理解释针灸，影响很大。朱琏原为西医，早年参加革命，在根据地学习针灸，遂专心研究针灸学。著有《新针灸学》，以科学观点阐释针灸术，此书后来译成俄文及朝文，有一定国际影响。

中药学除陆续有一些整理旧本草的传统著作外，还出现了一些观点较新的著作，如曹炳章的《增订伪药条辨》，对药物不同品种及真伪，进行辨别。温敬修的《实验药物学》、丁甘仁的《药性辑要》、丁福保的《中药浅说》，都已经掺入一些近代药物学的知识。在方剂学方面，除传统中医方剂著作外，丁福保的《中西医方汇通》将中西两种不同的药方加以归类，也颇具特点。3.中西医汇通的发展。

中西医汇通学派是我国近代医学史上的一个特殊医学派别，也是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这个学派继续有所发展，其学术思想的特点和主张可以从下面几个代表人物的介绍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

张锡纯（1860—1933），字寿甫，河北盐山人。他的学术主张可以从他的代表作《医学衷中参西录》去了解。他认为西医所讲的医理多数已包含在中医医理之中，只不过古代医籍语多含混，有待于后人去阐发。他的学术主张不外乎两点，即衷中参西和求实效而重实验。他认为东西文化要互相容纳，使道器合而为一，以冶古今中外于一炉，这特别体现在他的遣方用药方面，常是中西药并用于一方，而以中医方剂为主。他亟力主张中西医者应共同为一个目标而奋斗，认为互相谩骂之风乃医界之大耻。他对医疗效果总是抱客观态度，甚至连《内经》所言，如未经征验，也不敢轻信。这种客观的态度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具有积极意义。

恽铁樵（1878—1935），江苏武进人。他前半生从事教育及编译工作。

直到43岁以后才开始习医，行医仅14年即故去，但在这短短的10多年中，他举办三期中医函授学校，撰著医书20多种，其代表作有《群经见智录》、《伤寒论研究》等。他对中西医两个体系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中西医之基础各不相同，理论亦不同，各有其所长，主张中医要发展，就必须吸收西医之长，并与之化合，以产生新的中医。但他又主张，要汇通两个体系，首先要发展中医，不应满足中医已有的成就。他十分讲求临证的实效，通过采用中西两者之长以求得治疗之实际效果。在这个过程中，他主张尽量利用近代科学之知识，才能达到目的。他是反对废止中医和全盘西化的主张的。陆渊雷（1894—1955），江苏川沙（今属上海）人。开始时是攻读经学，对天文历算、诸子百家，亦颇精通。后改学医，为恽铁樵之学生。他反对消灭中医，但认为中医必须科学化，才能求得生存；认为中医疗病有效，确是事实，“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1，故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阐释这些实效。而他所指的科学，实乃近代科学，包括西医各个学科之基础。他还主张，这个中医科学化之任务，有赖于中医工作者本身。而要研究中医，则必须从中医之证候入手，并针对这个证候，研究药方，以求提高治病之效验。中西医汇通的人物还有不少，主张各有特点，形成这一时期我国医学史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在医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1《生理补证·绪言》。

第四节　革命根据地的卫生工作

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两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对卫生工作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把它视为革命运动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早在红军时期，革命队伍中就十分重视卫生工作，先后多次颁布卫生条例，对一些烈性传染病，也十分注意预防和治疗，这些措施有力地保护红军及驻地群众的健康。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卫生工作是对一些传染病的预防，提倡讲究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把“预防第一”放在卫生工作的首位。当时，已经建立相当健全的卫生行政组织，总管卫生工作。例如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民政厅下面就设有卫生处，辖有中西医药研究会。另外，除了几个行政科室之外，还辖有国际和平医院、医药专门学校等医疗及教育机构。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边区医疗条件甚为困难，政府除多方设法获得药品及设备外，提倡用中医方法，就地采药供医疗用；更重视简便易行的针灸疗法，并且培养出一些骨干，为以后各个时期推广这些疗法准备了很好的条件。

革命战争的年代里，军阵战伤的医护工作占医疗卫生工作的相当大部分。当时有一些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为我国的抗日救亡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援，组成援华医疗队，救治了很多伤病员，其中闻名遐迩的有加拿大的白求恩、苏联的阿洛夫、印度的何棣华、爱德华，还有马海德、米勒、傅莱等等，都为我国在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作出过很大的贡献，有的还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

此外，边区政府十分强调中西医合作，曾提出“中医科学化”、“中西医互相学习”的口号，这些都是1949年建国以后中西医结合政策的先声。革命根据地还十分重视医药卫生干部的培养，如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先后办了一些医学校，包括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第四军医学校，各大区还办有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此外，还不定期地举办一些短期训练班。

所有这些优良的传统和工作，都为1949年建国以后在全国开展医药卫生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仿效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