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1月为“青年讲座”播讲

古希腊一位喜剧作家亚里士多芬（公元前448~前380）说过一个具有深意的故事，谓诸神造人，初时是两性合一的，那就是一身而兼具男女两性。这种两性合一的人初时度着异常愉快与和谐的生活。后来不知何故开罪于神，神加以惩罚，把他分割为半体的两个人，一男一女。从这时起，人即变为半体的不愉快生物，无时不渴望复合为一体。但是一对半体人往往结合错了，原来它们并不是从前给神从整体分割出来的两个半体。这样勉强而错误的凑合，自然会产生不安、不满和摩擦，于是结合之后，又不免要离异。但如两个的半体人配合得当，它们在本能上便立即认识其本来真相，于是充满了和谐与亲爱，成为美满的夫妻。

基于这样一个寓言，英美在习惯上遂常称妻为“较优的

半体”(betterhelf)

又由于同一寓言，可以证明夫妻的关系当以爱情、平等及恒久结合为其主要条件。

爱情具有神秘性。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称它为“盲目的，爱之极者不可能察见自己的痴迷”。德国文豪贝灵豪森vonmunchbellinghausen)则描写为：

“两个灵魂只有一个思想，

两条心做同一的跳动”。

前者形容痴情，后者极言深情，虽表面各有不同，然皆出自真情则无疑义。因此，婚姻的第一条件当为爱情。美国富兰克林有一句名言：“婚姻苟不基于爱情，则爱情将不属于婚姻。”于是夫妇之道苦矣。

关于夫妻的平等，则尽管许多外国人指摘我国重男轻女，但在夫妻的关系上，我国在很古的时候，已有相当的平等观念。“妻”字的意义，据《说文》为“与己齐者也”。《礼记》也有“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又《礼记》哀公问：“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则因妻为父母所主婚，故有特别尊重之必要。其在另一方面，即中古以前的欧洲，习惯上妇女在幼年依赖其父母，在青年依赖其夫，夫死则依赖其子；她如果没有儿子，则依赖其夫之男性最近亲属。此与中国旧日的三从又有什么不同？迟至宗教改革之时，马丁路德才开始说：“婚姻为生育与教养儿女的准备，而这些儿女是仿照上帝的形状而长成的。”他强调：“父母之慈爱与上帝之慈爱相似，儿女即在此种慈爱之下发见圣心的肖像”。从此以后，夫妻的关系遂被认为具有神圣的使命，妻的地位才获得尊重。

所谓恒久的结合，则在我国《易经,序卦传》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其在西方，则《新约•马太篇》有言：“凡上帝所已结合的，人绝对不要把它分裂。”在常用的祈祷书内，有专供结婚时的祈祷文，其中有“从今以后，彼此结合，不论未来的环境较佳或较劣，资财较富或较贫，身体患病或健康，相亲相爱，永矢不渝，死而后已”。

以上是说婚姻的正轨，如果人人都能遵循正轨，自然是恒久的美满姻缘。不过人事未必尽能如意，好景亦往往不常。富勒汤姆论婚姻说：“人不要对婚后幸福因过存奢望而陷于自欺。记取夜莺只在春时几个月歌唱，其在孵卵的时期通常是默不作声的。”英儒培根《论结婚与独身生活》中称：“妻是青年人的情妇，中年人的伴侣，老年人的护士。”其意殆谓择妻如纯粹以“美丽”为条件，则年老色衰，爱情随而变动，惟以爱情为主者，始能历久而不变。这些名言虽出自男性的立场，而以女性为对象，但倒过来说，改以女性的立场，而以男性为对象，也是可以通用的。

但是纯粹的爱情虽可贵，然由于婚姻的影响甚广，爱情遇有特殊情形亦不能不受约束，芬兰哲学家魏斯达马克(e.a.westermarch)(1862-1939)于其名著《人类婚姻史》中有言：“与其说家庭植根于婚姻，毋宁说婚姻植根于家庭。”其意盖谓婚姻之目的在成立家庭。本此目的，则婚姻是对社会与种族的一种义务。因此爱情虽为婚姻的第一条件，却不是惟一条件，也就不得不受道德与理智的约束，我民族向来主张同姓不婚，一般人以为是道德的问题，其实也寓有理智的意义。《国语•晋语》：“同姓不婚，惧不殖也。”又《白虎通》：“不娶同性者何法，法五行，异类乃相生也。”此与西洋生物学原理，谓血亲相婚，所生子女多为不健全者正同。不过同性与血亲究有同，西人只认血亲不宜相婚，疏远之同姓固无疑，实则周朝以前的殷人，亲属经过五世以后则可通婚。到了周朝以后更严格，故《礼记•大传》有虽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有关民法亲属编规定“与下列亲属不得结婚：（一）直系血亲及直系姻亲；（二）旁系血亲及旁系姻亲之辈分不相同者，但旁系血亲在八亲等之外，旁系姻亲在五亲等之外者不在此限；（三）旁系血亲之辈分相同而在八亲等以内者，但表兄弟姊妹不在此限”。是则非同宗之同姓固可自由通婚，即同宗之同姓在八亲等之外者，亦不禁通婚。此项规定更合乎理智。至于直系姻亲与旁系姻亲在五亲等之内不得通婚，则完全由于社会道德的关系，而非受理智上之生物原理所拘束矣。

本着同样的理由，患有不治之疾病者，在结婚后，固当如常用的祈祷书所称：“不论身体患病与健康，永矢不渝”。然在结婚以前，却须审慎抉择，以免结婚后不能实现对社会与种族所负的义务。至于道德上有重大缺憾者，其严重性且较不治之病为尤甚，勉与结婚，不仅未实现其对社会的义务，即爱情亦断难持久。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真正的爱情，断不是德性欠缺的人所具有，反之，德性欠缺者所表现的爱情定然不是真的。只要运用理智，细加体察，将不难发见爱情的真伪。自由结婚首需要男女双方都有高度的阅历与抉择的眼光，才不致受对方的欺骗，或为自己的感情所蒙蔽，致种下终身的大恨。

所谓阅历和眼光与年龄大致有关系。《礼记》内则规定“男子二十冠，始学礼，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在古代社会中，婚姻虽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男子毕竟均有部分之抉择权，故年龄须稍长；女子因不其抉择之权，故年龄规定略低。现在男女均有同等择配之权利，故有的民法规定未成年人结婚应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即假定成年人才具有行为的能力，对于配偶的选择才能做适宜的考虑。又有民法规定男未满18岁，女未满16岁不得结婚，则多分基于生理的关系，与抉择权无何关系。因为无论男女均以满30岁为成年也。现代男女教育渐趋于平等，经济也渐趋独立。为着对于生活水准渴想提高，男女双方辄将结婚时期尽量延缓，希望可藉此达致其所渴想成立家庭后的生活水准。这固然有其好处，但是结婚过迟，则男女交际之勾心斗角，固耗时而枉费不少的心机，且不免陷于西谚所谓“老年才结婚，婚事冷如冰”之弊。总之，凡事过犹不及。结婚过早，固有选择未能审慎，家庭负担过早之虞；结婚过迟，也难免有蹉8它自误，与稽延其对社会应尽责任。因此，无论男女在巳达成年之若干年内，男子具有赡家之能力，女子具有合作维持家庭之能力，彼此均有相当的阅历，与抉择的眼光者，则遇有适当的对象而感情融洽者，随时运用理智与德性加以考核仍认为适当者，实亦不宜故意延迟其结婚时期。我以为，理想的结婚时期，无论男女，当为成年后5年至10年之间，男子自不妨有较多的例外也。

末了，我还想补充几句话，就是夫与妻既以平等为主要条件之一，在理想上自然以学问家世资财相等者为宜，但由于男子有负担家庭生计的更大责任，则学问资财较女子为优尚不成问题，但如女子的学问家世与资财优于男子者，往往产生不良的影响，特别是家世与资财方面。昔齐侯以文姜嫁与郑太子忽，太子忽辞谢；人问其故，太子忽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此中实含有至理。

王云五先生小传

王云五先生，字之端，号岫庐，原籍广东香山，中国出版家、教育家。

清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一日（1888年7月19日）王云五生于上海。他幼年家境贫寒，由大哥在家教读《三字经》、《千字文》等。又因体弱多病，11岁才开始入私塾读书，断断续续不足三年。他14岁时进上海一家五金店当学徒，开始半工半读去夜校学英文，亦然断续不足两年。

王云五18岁时由上海同文馆学生拔任英文教生，兼授算学。因读英文《中国》引发对中国史的兴趣，遂涉猎《二十四史》等典籍。19岁，他由益智书室（英文专修学校）教员转中国公学任英文教师，所教功课是最高两班的英文法和作文，后又兼任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任教期间曾以分期付款办法购得一套35册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每日以二三小时阅读，两三年时间通读一遍。他没上过大学，无一纸文凭，甚至几乎没有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但他学识渊博，胜任教学，乃至成为大学教授，全凭自学成才。他公学任教时的学生有胡适•、朱经农等，日后都成为一代文化名人。后来他在台湾政治大学授课，13年间指导论文无其计数，硕士、博士出其门下者不下百人，被尊称为“博士之父”。

1912年，王云五应孙中山先生邀聘，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府秘书。1913年，应蔡元培邀请就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专门司第一科科长，与普通司科长许寿裳、社会司科长周豫才（鲁迅），并享誉“三司之秀”；他同时兼任国民大学教授，翌年专任中国公学大学部教授。

1921年，王云五经他的学生胡适推荐进商务印书馆，从此与商务印书馆结下不解之缘，除1929~1930年间一度离馆5个月外，一直工作到1946年，历任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等职。这期间，商务印书馆几遭劫难，“一•二八”战役中，商务总厂和东方图书馆被日寇炮火炸毁，他作为总经理领导同仁重整旗鼓；“八一三”事变时，商务馆再度遭日机轰炸，他主持商务馆撤退长沙、重庆，在救亡图存中留有口碑。

抗战军兴，王云五曾以社会贤达身分参与国民参政会。

1946年起，他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官至行政院副院长。1949年后，王云五由香港抵台湾，从1952年起出任台北故宫中山博物馆联合理事会理事长，先后达28年；1954年任“考试院”副院长；1958年任“行政院”副院长；1963年12月辞职，受聘为“资政”。他对社会公益和文化教育服务极为热心，先后担任嘉新文化基金会董事长、台北国父纪念馆兴建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私立铭传商业专科学校董事长，并独立创办云五图书馆。

1964年后，王云五不惮年迈而东山再起，戮力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鞠躬尽瘁，死而后己。196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组织《东方杂志》复刊，使其成为台湾杂志中历史最久、刊行最早的学术性期刊（《东方杂志》于清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刊，发行人初为高梦旦，后为王云五，1946年改由朱经农接任，1949年停刊），复刊版仍由王云五担当发行人。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四十年中，均锐意推行科学管理，致力输入新知，发扬国故，普及文化，开拓文化疆域，是中国出版界的“拓垦英雄”。在王云五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出版适应时代的教科书、工具书，翻译出版世界学术名著，整理出版有价值的古籍，以及推出《万有文库》、《大学丛书》和《丛书集成》等等，对当代中国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云五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他的“身分证”学历栏记录着的是“识字”。但这个“识字”学历的人，却在20世纪上半叶给渴望识字的同胞主编了《王云五大字典》和《王云五小字典》，而且还倡导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那时，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几乎无不知其“王云五”，他的事迹充满了传奇色彩。然而他的成才成功历程，实在是充满了勤奋也充满了睿智，王云五是人们

尤其是自修求学者的一个榜样。

1979年8月14日，王云五在台北逝世。他留给中国现代文化史的东西很多，包括他的著作一百种，其中有关政治思想史和教育思想的论著各逾一百万字。*

♦本文据台湾王寿南先生《王云五先生传略》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