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东渡日本习军事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邵阳东乡蒋河桥（今邵阳市郊区蒋河桥乡）一个贫苦的农家。父蔡正陵，以种田为生，兼做裁缝；母王氏，辅助劳动，勤俭持家。蔡锷10岁时便读完了四书五经。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蔡锷未满13岁，由父亲领着去宝庆府城（今邵阳市）参加院试。主考官是学政江标，很赏识他的智慧和文章，将其补为县学生员（秀才）。同年秋，他返回邵阳，从同邑名子樊锥游，被免费收为弟子。在樊锥指导下，他熟读先秦诸子之书，尤好读《韩非子》、《老子》；同时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关心时局，学业大进。

这时，中国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以变法图强为主旨的维新运动在全国兴起。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湖南时务学堂成立，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唐才常为分教习。在新任学政徐仁铸的举荐下，蔡锷至长沙投考时务学堂，名列第三。其时他还不满15岁，是头班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而“在堂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1。梁启超在学堂大力鼓吹平等、民权学说，他深受影响。曾著文指斥孔子伸君权“流弊无穷”，主张在中国“益之以西人之法”，学习西方的“议院之制”1。又在《湘报》上发表《〈后汉书·党锢传〉书后》、《秦始皇功罪论》等文，揭露历代独夫民贼以及训诂、帖括的“剥民”，造成今日的“无面无祸，无地不祸，无日不祸，其剥愈甚，其受祸更不可拯”2；认为秦始皇的罪过，在“不智民而愚民而已”3。梁启超对他十分赏识，师生自此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1898年8月），湖南地方当局选拔学生出洋留学，应试者5000人，蔡锷以第二名入选。不料八月，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维新运动失败，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学生星散，留学事遂成泡影。稍后，蔡锷与同学唐才质、范源濂至武昌，拟入两湖书院求学，亦以原为时务学堂学生而遭拒绝。于是三人东走上海，次年夏考入南洋公学。时值暑假，他们在南洋公学寄居月余，忽接梁启超自日本来信相招，又得到唐才常的资助，于是东渡日本，留学东京大同高等学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各省蓬勃发展，八国联军大举侵华，攻占天津、北京。在南方，唐才常成立自立会，组建自立军，计划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北、安徽、湖南等省发动起义。蔡锷参加了自立会，并在起义前夕回国。唐才常以其年轻，派他回湖南捎信予黄1《政府公报·命令》，1915年12月13日。

1唐才质：《追忆蔡松坡先生》，湖南《文史资料》第1辑，1961年10月版。2《时务学堂札记》（1898年春），毛注青、李鳌、陈新宪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引用蔡锷著作，凡引自该集者，均只注篇名。

3《〈后汉书·党锢传〉书后》（1898年7月）。

忠浩，促响应。策应未果，起义失败，唐才常等被捕遇害。他幸免于难，重返日本。

为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蔡锷于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决心改习军事。自此他改名锷。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以自费进了陆军成城学校。次年七月毕业后，曾以候补生投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实习。十月，又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因成绩优异，不久改为官费生。

蔡锷在成城、士官学校学习期间，积极参与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黄兴、杨毓麟等创办湖南编译社，发刊《游学译编》杂志，他积极协助工作。曾撰《致湖南士绅书》，详细叙述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由弱变强的过程，指出日本强盛的原因“不过纯用西法，而判断决定，勉强蹈厉，稽合国情已耳”。希望湖南当权的士绅们向日本学习，实行改革，对编译社事“提倡赞成，集成巨款”，并认为，“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同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他曾入社襄理笔政，并以奋翮生的笔名在该报发表长篇政论文章《军国民篇》。文章写道：中国“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奋翮生曰：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又说：人有灵魂，国有国魂，“苟丧厥魂，即陷灭亡”。“故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如日本之武士道。而中国的国魂是什么呢？他闪烁其词：“欲于四千年汉族历史中，搜索一吾种绝无仅有之特色，以认为吾族国魂，盖杳乎其不可得矣。..然而吾脑质中，有一国魂在。”显然，他指的就是军国民主义。次年，拒俄运动兴起，他参加了拒俄义勇队，稍后该组织即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1903年11月），蔡锷毕业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在100多名毕业生中，他的成绩名列第三。同时毕业者尚有蒋方震、张孝准，均名列前茅，为人瞩目，时有“中国士官三杰”之称4。

4《秦始皇功罪论》（1898年9月）。

第二节在湘桂训练新军

光绪三十年（1904）初，蔡锷以日本士官学校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由日本返国。这时他刚到弱冠之年，英气勃发，东南各省督抚争相延聘。七月，江西巡抚夏时聘他为江西续备左军随营学堂监督，不久改任材官学堂总教习及监督。十一月，他辞职返湘。次年一月，他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就任湖南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1905年8月），蔡锷在广西巡抚李经羲的再三敦请下，前往广西桂林，就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并兼随营学堂总理官。八月，又受委为巡抚部院总参谋官。九月，兼任广西测绘学堂堂长。他乘机邀请革命党人谭人凤等入广西活动，共谈国事；又延请他的老师樊锥入幕，恭执弟子之礼。时同盟会已在日本东京成立，黄兴化名张守正来广西活动，蔡锷与之共商革命方略，并曾挂名同盟会。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1906年9月），清廷在河南彰德举行新军秋操，蔡锷奉令前往观操，被选为中央评判官。秋练结束后，他赴北京考察军事，不久返回广西。三十三年正月，广西创办陆军小学堂，他受委兼任陆军小学堂总办；二月，又兼广西兵备处总办。三十四年三月，他被任命为广西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自桂林移驻南宁。宣统元年正月（1909年2月），他奉命前往龙州，任讲武堂总办，旋改任监督，将讲武堂迁于南宁。二年夏，复迁往桂林。不久，他擢升为广西新军混成协协统，兼学兵营营长、督练公所三处（参谋、兵备、教练）及干部学堂总办。

蔡锷在广西，历时6年，身兼数职，为在广西训练新军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他提出，“广西练兵主旨：一、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以此为最高目的；二、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全国一致；三、广西必须为把握全国之枢纽，为完成此事，要密切团结内部”1。练兵的爱国、民主色彩是很明显的。而另一方面，为着扎稳脚跟，团结内部，他处世行事，力求稳健、冷静，避免轻举妄动。广西同盟会支部负责人耿毅、何遂持黄兴介绍信前往联系，他也避免直接接触，还招致了一些年轻的同盟会会员的怀疑和不满。

广西新军原拟编练一镇一协。由于经费拮据，宣统二年（1910），蔡锷决定将已练成的一镇缩编为一个混成协。这样，干部学堂培养的200多名军官就难以全部安置。于是，他采取甄别的办法，考核品行，考试汉文，分别去留。结果，合格录取120余人，其中湖南籍占90余人，广西籍仅30余人。广西籍学生为此激愤不平。一些年轻的同盟会会员遂乘机宣扬蔡锷任用私人，偏袒同乡，排斥广西人。立宪派控制的广西咨议局也开会弹劾蔡锷。从而掀起了一场驱逐蔡锷出广西的风潮。蔡锷沉着应付，不加理睬。直到李经羲（时已调任云贵总督）电邀他去云南任职时，他才决计离开广西前往云南。1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5页。

第三节　在云南响应武昌起义

宣统三年二月，蔡锷抵达云南省城昆明，但未立即受到任用。他在待命之暇，伏案著书，辑录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言论，加撰序言、按语，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作为对新军官兵进行“精神讲话”的材料。他将所选取的语录分为十二章，并在按语中发挥了自己一系列精到的军事见解。蔡锷编辑此书，主要是有感于当时民族危急和清军的腐败，希望能对新军的训练有所“挽回补救”。

同年六月，李经羲奏准任命蔡锷为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下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两标。时值四川保路运动狂飙骤起，全国革命形势急剧高涨。在云南，同盟会的活动亦有相当的基础，云南陆军讲武堂实际成了同盟会的活动场所，堂长李根源，教官李烈钧、方声涛、唐继尧、顾品珍、李鸿祥、罗佩金等皆为同盟会会员，且多为东京士官学校毕业生。蔡锷“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1。武昌起义爆发后，云南革命党人加紧活动。八月二十五日，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刘存厚、殷成献、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等举行第一次秘密会议，策划响应武昌起义。继后，又于二十八日和九月初一、初四、初七连续召开了第二、三、四、五次秘密会议，蔡锷参加了这四次会议。在第四次会议上，与会者歃血为盟，立下誓约云：“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1在第五次会议上，决定初九日（10月30日）晚12时发动起义，并推蔡锷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

初九日晚8时余，昆明起义提前爆发。蔡锷随即宣布革命宗旨云：“满清专制数百年，纪纲不振，政以贿成，四万万同胞如坐涂炭。现在武昌首义，四处响应，皆欲扫除专制，复我民权。我辈军人，何莫非国民一分子。与其被疑缴械，徒手待戮，何如持此利器，同起义军，革命清廷，驱逐汉奸，复我河山，兴我汉室之为愈也！”1起义军经过激烈战斗，于第二日中午攻占了五华山、总督署，云贵总督李经羲逃匿，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杀，起义取得了胜利。云南各地，传檄而定。

九月十一日（11月1日），起义军民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推为云南军都督。军都督府成立后，即向全省声明：起义“宗旨在铲除专制政体，建设良善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护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2。同时发布《讨满檄文》，重申同盟会的纲领。为革新政治，蔡锷设置了军都督府政务会议，订于每星期三照例举行，由省直机关、省议会、参议处各派代表参加，讨论本省重大兴革事项。讨论决定后，由都督下令各单位限期办理。他还通知各单位，根据自身的力量和应办事务的轻重缓急，编制滇省五年政治大纲和办事程限表。这样，使“前清官吏敷衍因循之习，廓除殆尽”3。

1刘达武：《蔡松坡先生年谱》，《蔡松坡先生遗集》卷首第7页，1943年版。1朱德：《辛亥革命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页。1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3孙璞：《云南光复军政府成立记》，《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6页。为了革新政治，蔡锷还采取果断的措施，“更换重要各地方行政官”1。各部、司、局主要负责人，基本上都由同盟会会员和拥护革命的人士担任，撤换了一批腐败的旧官吏。军队中也起用一批年轻军官，以代替不称职的旧军官。大力整理财政，节约开支。整顿厘税，剔除陋规。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又两次带头裁减薪金。结果，都督蔡锷的薪俸，由原来的600两减为60两，与一个副都督（营长）的薪俸相等。“此时都督俸金之觳，举国未有如云南者也”2。不仅如此，他还将“公费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不欲使家有赢余，贫民贫国”3。在他的倡导下，云南上下克己奉公，“廉洁成为一时风尚”4。

云南重九起义胜利后，武汉战事仍然十分紧张。九月十四日（11月4日），贵州宣布独立，但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十月上旬，四川重庆、广安、万县、泸州先后独立，而省会成都仍然控制在清廷手中，社会秩序混乱。西邻的西藏地区，则有英印政府支持达赖喇嘛发动叛乱，围攻拉萨等地，进扰西康藏区。在这种形势下，蔡锷于大力整顿云南内政的同时，又先后派遣军队援川、援黔、援藏。九月下旬，援川军组成，向四川进发。接着组织云南北伐军，原拟取道四川赴鄂，后应邀途经贵阳以援黔。1912年夏，又派遣滇军入藏。这些军事行动，对于支持武昌革命政权，发展全国革命形势，以及抗御英人侵略，镇压西藏叛乱，均起了一定的作用。

1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49页。2蔡锷：《滇省光复始末记》，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9页。3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51页。4《劝捐军资文》（1912年2月）。

第四节　对袁政权的幻想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逐步窃取了国家政权。在这个过程中，蔡锷对袁世凯的认识和态度经历了曲折的变化，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走过了一段弯路。

“南北议和”是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南北议和中，蔡锷对袁世凯是有所警惕并反对议和的。1912年1月20日，他致电孙中山、黄兴及各省都督说：“我军乘此朝气，何敌不克？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太久，糜饷劳师。试问彼于停战期内，西侵秦、晋，南攻颍、亳，朱家宝又已纵兵寿州，我再株守议和，大局必为所误。伏乞大总统赫然震怒，长驱北指，直捣虏廷。”1月26日，又致电孙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说：“现民国中央政府已成立，大总统已举定，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此其一。国民会议，袁世凯欲于北京开议，又欲各省州县皆举代表，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战备，懈我军心。此其二。主张共和，殆全国一致，所反对者惟少数之满清奴隶耳。设开会议而坠袁之狡谋，定为君主国体，则各省必不肯承认，战祸终无已时。此其三。中国此时仍拥戴满清为君主，固理所必无，即别以汉人为君主，亦事势所不容。故君主国体为中国今日所万不能行，必强留存此物，将来仍难免第二、三次之革命。此其四。唐使（绍仪）签订之约，而袁不承认，方在停战期内，而北军袭取颍州，进攻陕州，在清廷亦并未决心和议。此其五。故此时直无和议可言，惟有诉诸兵力耳。至作战计划，孙、陈各都督所见甚伟，滇处僻远，未便遥度，惟有简率精兵，结联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5反对妥协议和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对南北议和后形势的预计也大体是正确的。

但是，当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蔡锷却转而拥戴起袁世凯来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袁世凯业已由临时参议院合法地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另一方面，也是同他渴望国家统一富强和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分不开的。1912年4月11日，他致电北京全国联合进行会及上海各报馆说：“我国政体确定共和，惟幅员辽阔，统一匪易。此时有能挈五族为一家者，敝省无不服从，以期民国早日成立。..及袁公受职，敝省复肃电奉贺，非徒表欣戴袁公之意，实亦喜统一国家之成也。”4月26日，他又发出通电称：“总统就职，宣布共和，薄海欢欣，喁喁望治。乃匝月以来，内则遍地皆伏危机，外则列强尚未承认。究其原因，皆由全国省自为谋，未能统一之故。”又说：“吾国势分力薄，积弱已久，全国士大夫皆思建造一强固有力之国家，以骤跻诸强之列。然政权不能统一，则国家永无巩固之期。在大总统维持全局，或不欲骤与纷更；然大权所在，不能不收集中央，以图指臂相联之效。”1渴望国家统一、强盛，这表明了蔡锷一贯的爱国思想；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身上，则不仅仅是一种幻想，而且恰恰迎合了袁世凯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

其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曾企图借南京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5转见李希泌：《如兹美风义，天下知重师——回忆朱委员长和先父李根源的交往》，《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1《致孙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电》（1912年1月26日）。

和制度来限制袁世凯，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并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袁世凯却坚持要建都北京，并且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如具文。在这场斗争中，蔡锷是支持袁世凯的。1912年3月6日，他致电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及各省都督说：若建都南京，“北边形势当为之变迁，恐遗孽有乘虚窃踞之虞，而强邻启蹈隙侵陵之渐，黄河以北沦入毡裘，甚非国民之利。尚望早定大计，建都燕京，可以控御中外，统一南北，大局幸甚”。

民国成立后，各政党社团林立丛生。蔡锷从国家统一出发，曾参加统一共和党，并被推为总干事。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条件下，他认为国权为民权的保障，主张加强国权。他说：“本党主义，务以国家为前提。..天赋人权之说，只能有效于强国之人民，吾侪焉得而享受之？”强调“国权为拥护人权之保障，..苟国家能跻于强盛之林，得与各大国齐驱并驾，虽牺牲一部之利益，忍受暂时之苦痛，亦所非恤”1。这种偏重国权、轻视民权的观点，在当时显然有利于业已篡夺政权的袁世凯。

正因为这样，当宋教仁酝酿把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合并改组为国民党时，蔡锷首倡军人不党主义，进而倡议解散各党，并声明脱离统一共和党。1912年6月28日，他发出通电说：“现在政党林立，意见纷歧，水火争持，党同伐异，或徇个人之攻击而忘国家、政党之利未收而害已毕见。鄙意先将现时组织之各党自行解散，另结合政见相同之健全分子，以先立雏形，而不必急求党务之扩张，以至于破碎冲突。”8月12日，他又一次通电说：现时政府兀臬，国本动摇，“实因政党为之厉阶。..锷初不察，亦尝预闻党事。今默察时局，熟审国情，窃谓此时以讨论为重，而不必强于主张；以培养为先，而无庸急于号召，较为得之。若广召党员，坚持党见，究之利也而不胜其敝，有也而反不如无。今海内大党，无出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数者。锷妄不自揣，愿与各党诸君子首倡解散之议，以齐民志，而定危局。前锷为同人敦迫，勉厕党籍，今谨宣告脱党，诚不敢隐忍瞻徇，致贻国家之祸”。矛头显然是指向同盟会、国民党的。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4月，又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举行“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孙中山和一部分国民党人决定武装讨袁。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7月15日，黄兴在南京组织江苏讨袁军。接着，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纷纷宣布独立。蔡锷对反袁的“二次革命”是持反对态度的。7月17日，他向袁世凯、黎元洪及北京政府发出“急电”说：“昨准参部寒、删两电，知赣事已决裂。积年痈毒，趁此一决，未始非福。..惟恳分饬皖、宁严防分窜，一面添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8月，熊克武在四川重庆宣布独立，他遵照袁世凯的指令，派兵入川会剿；只是由于“二次革命”很快失败，他的部队才没有与反袁军直接冲突。事后，他还对国民党横加指责，说什么“暴烈派以破坏为事，苟可以达其目的，即牺牲全国而不恤。然其进锐，则其退速。今已一落千丈矣，其剿绝易易也”2。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将在西南地区拥有重兵的蔡锷调往北京。

1《致袁世凯黎元洪黄兴及国务院电》（1912年4月26日）。

2《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会上的演讲》（1912年5月上旬）。

蔡锷离滇前，在滇军营以上军官会上发表讲话说：“现任总统袁世凯原是我们的政敌，戊戌那年，由于他临时告密，我们的师友有的死，有的逃，现在想起来犹有余痛。但衡量中国现在的情势，又非他不能维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帮助袁世凯渡过这一难关。”110月4日，他到达北京，受委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11月，任政治会议议员。次年5月，任参政院参政。6月，加昭威将军名号。7月，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12月，又被任命为全国经界局督办。他尽力职守，颇思有所作为。他特别热心于改革军事教育，曾邀集留日士官同学蒋方震、阎锡山、张绍曾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研讨战略战术。又修订了早年在广西起草的《军事计划》一书，贡献给袁世凯，作为国防计划的纲要。在该书中他提出：立宪制度和义务兵役制，是新国家赖以行进的“两轮”或“两翼”，“而二者之间，尤有至深至密之关系”。由此，他把军事改革与政治改革联系在一起，主张给农民以“土地所有权”，使其能“自由之劳动”；给市民以“自治权”；同时教育贵族爱国家，破除特典、特权。他兼任全国经界局督办后，对经界局事务也作了详细的规划，并在短期内主持完成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和《各国经界纪要》两书。但是，他把富国强兵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则只能被严酷的现实所粉碎。

1《在云南进步党支部欢送会上的演讲》（1913年10月初）。

第五节　发动反袁的护国战争

蔡锷在北京任职期间，正是袁世凯对内实行独裁、复辟帝制，对外大举卖国、换取帝国主义支持的时期。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次年1月10日，解散国会；5月1日，废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随后又陆续恢复前清官制，“民国”成了块空招牌。1915年1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竟于5月9日宣布承认；8月14日，更指使杨度、孙毓筠等组织所谓“筹一国之治安”的“筹安会”，公然鼓吹“君主实较民主为优”；9月19日，又有梁士诒等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要求“变更国体”。一场复辟帝制的丑剧从此紧锣密鼓开台。

面对着国家危于累卵、群魔乱舞的紧迫局面，沉着、机智的蔡锷，冷眼旁观，积极思考。对外来侵略，他毫不含糊，坚决主张抵抗。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他在参政院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说，激昂慷慨，要求拒绝“二十一条”，下定最后作战决心，并制订了对日作战计划2。对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他一方面认识到“此事关于国家前途甚巨，..颇属危险”1；一方面则表面不动声色，暗中筹划对策，伺机行动。

“筹安会”发表成立宣言后第二天，蔡锷就乘晚班车去天津，会见梁启超，彻夜筹划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此后，他一方面与梁启超保持密切联系，一方面与云贵军政人员密电往来，互通声气，嘱令他们“稳静”、“慎重”从事，“加意布署镇慑”2，并促戴戡赴京共同策划。他还密派专使分赴广西、湖南、广东进行联络，与在美国的黄兴也取得了联系。而在公开场合，蔡锷则把自己装扮成帝制运动的拥护者和胸无大志的浪荡公子。8月25日，袁氏爪牙执赞成帝制题名录前来统率办事处试探，他即带头签名表示拥护1。与此同时，他常涉足京中八大胡同妓院，与名妓筱凤仙结萍水姻缘，佯装寄情声色，由此引起夫妻不和，打闹不休。他乘机将母亲、夫人和孩子送回湖南。

蔡母及蔡夫人离京后，袁世凯密派便衣特务闯入蔡锷住宅，翻箱倒柜，检查信件电报，无所获。蔡锷严词抗议。袁故作姿态，饬军警捕拿“盗犯”，并从监狱中提出几名罪犯加以处决，以资掩饰。至此，蔡锷决计秘密逃出北京。

蔡锷逃出北京，转赴云南，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以患病为借口达到逐步脱身的目的。1915年10月下旬，他呈文袁世凯说：“锷于本月初忽患喉痛，因连日从公，未甚留意，迁延日久，病势加剧。近则红肿异常，言语失调，饮食亦为之锐减。迭经医治，未见痊可。现就西医诊视，据云肺胃积热，兼有外感，亟宜避风少言，医药始能收效等语。拟自本月二十九日起，请假五日，以资静摄。”袁批示：“准予给假五日。”211月中旬，他再次呈文袁世凯，以“病体未痊”为由，“拟请续假一星期，赴津就医”。袁批示“准2李文汉：《关于蔡锷的几点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1979年版。1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云南嵩明县教育局1943年石印。

2《致刘显世电》（1915年8月20日）。

1见1915年8月下旬致唐继尧、刘显世、黄永社等各电。

2《关于帝制问题的签名》（1915年8月25日），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813页。予续假七日，俾资调理。”3他到天津后，与梁启超作了进一步的筹划。11月22日，又向袁世凯呈文，说“假期已满，病仍未愈”，请“准予续假三月，俾得迁地疗养。并请派员代理，免旷职务”。袁批示：“着给假两月。”111月末，他第四次呈文袁世凯，说自己“病根久伏，殊非旦夕所能就痊。而北地严寒，亦非孱弱之躯所能耐，一交冬令，病势益加。惟有移住气候温暖地方，从容调养，庶医药可望奏功”。明确要求“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病体早痊”。袁批示：“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归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2于是12月2日，他便在戴戡陪同下，乘日商山东丸东渡日本。离津前，他与梁启超诀别说：“失败就战死，绝对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对不争地盘。”3蔡锷抵达日本后，在黄兴所派张孝准、石陶钧等的接应下，秘密前往神户，然后迅速换乘另一艘日轮，经吴淞口南下香港，复取道河内直奔云南。与此同时，他请石陶钧带着自己的行李去别府箱根，作就医状；并准备了多封亲笔信，让石间日寄一封信给北京袁的亲信唐在礼等人，逐日报告游历状况和养病情形，以掩饰行踪。不久，袁世凯获悉蔡锷潜赴云南，大吃一惊，立即电令蒙自关道周沆和阿迷县长张一鲲，伺机狙击或捕杀。但在唐继尧之弟、警卫团长唐继虞的迎接和护送下，袁的阴谋未能得逞。

1915年12月19日，蔡锷历尽艰险，安全抵达云南昆明。时滇军反袁情绪十分热烈，中下级军官已开过三次秘密会议，酝酿武装讨袁。原国民党骨干分子李烈钧、程潜、熊克武等亦先后来滇，共同策划反袁战争。12月21、22日，在蔡锷、唐继尧的主持下，又联合召开了第四、五次会议，决定立即发动反袁护国战争。12月23日，便以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名义，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惩办帝制祸首，限25日上午10时答复4。同日，蔡锷与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李烈钧、戴戡联名将前电通告各省。次日，他又与戴戡联名致电袁世凯，“为最后之忠告”，要求袁“于滇将军、巡按所陈各节，迅予照准，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发明令，永废帝制。..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1但是，袁世凯不听“忠告”，到期拒不作答。于是，12月25日，正式宣布云南独立，武装讨袁，护国战争爆发。

3《政府公报》1915年11月2日。

1《政府公报》1915年11月21日。

2《政府公报》1915年11月27日。

3《政府公报》1915年12月3日。

4《与梁启超的谈话》（1915年11月）。

1《护国运动期间唐继尧等文电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

第六节　亲赴前线指挥作战

云南独立后，迅即组织了讨袁护国军和护国军云南都督府，蔡锷任护国第一军总司令，唐继尧为云南都督。稍后，又组织护国第二军、第三军，分别以李烈钧、唐继尧（兼）为总司令；另组挺进军，以黄毓成为司令。计划第一军出蜀，第二军入桂，第三军留守，挺进军相机行动。1916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誓师，蔡锷会同唐继尧、李烈钧发布誓词：“以告国人，并自申警：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利思想，悉予铲除。一、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材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与地域观念，自启分裂。一、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消融，绝无偏倚。一、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已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种种族界限。”2蔡锷第一军下辖四个梯团，每梯团各辖两支队，总兵力约7000人。时袁世凯调到四川的北洋军，有曹锟第三师、张敬尧第七师、李长泰第八师，加上四川将军陈宧所率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3个旅，总数不下3万人。但护国军士气高昂。面对强敌，蔡锷沉着指挥，周密规划：遣第一梯团长刘云峰率邓泰中、杨蓁两支队为先遣队，出昭通，取叙府（今宜宾），为左翼；派第二、三梯团长赵又新、顾品珍分率董鸿勋、何海清、禄国藩、朱德四支队，经永宁，进泸州，为中路主力；而以第四梯团长戴戡率熊其勋支队，并由殷承献率华封歌支队协助，取道贵州松坎，攻綦江，进规重庆，为右翼。1915年12月27日，刘云峰所部先遣队出昭通向川边移动。1916年1月14日，蔡锷亲率赵又新、顾品珍两梯团从昆明出发。1月21日，先遣队攻占叙府，川、黔动摇。1月27日，贵州宣布反袁独立。2月2日，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在纳溪宣布独立，响应护国。随后，蔡锷督中路护国军与刘存厚师会攻泸州，同时加强右翼戴戡等部对綦江方向的攻势。2月，护国军与敌军在纳溪、棉花坡一带展开激战。2月23日，蔡锷带病亲赴纳溪前线，直接指挥战斗。2月28日，护国军发起总反攻。战斗激烈艰险，叙府得而复失，纳溪三易其手。由于弹药不继，士卒疲累，乃于3月7日撤出纳溪，退往永宁大洲驿，“盖将休兵以图再举”1。

蔡锷退驻大洲驿后，将司令部设在永宁河中的一条大船上。部队经过一番休整，士气高涨。适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于是3月17日，蔡锷下令分三路大举反攻：中路顾品珍梯团，攻取茶塘子高地；左路何海清支队及刘存厚部，进驻和丰场、牛滚场一带；右路赵又新梯团朱德、金汉鼎两支队，由白节滩向纳溪推进，扫清长江南岸之敌。护国军连日激战，大获胜利，先后攻占江安、南溪等地，3月23日重新夺回纳溪。随后仍退回原地。经此次战役，北洋军在川精锐损伤殆尽，再也无力组织进攻，被迫与护国军停战议和，川南战事遂成胶着状态。

在护国军的沉重打击与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以“大总统”自居。蔡锷与唐继尧等立即发出通电，2《致袁世凯电》（1915年12月24日），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851页。1《告全国同胞书》（1916年1月）。

不仅不承认袁仍为总统，而且要求对袁进行审判。这时，全国各地反袁斗争形势继续高涨，袁党内部也日益分崩离析。4月6日，广东宣布独立。4月12日，浙江宣布独立。5月8日，南方滇、黔、桂、粤等省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国军军务院，推唐继尧为抚军长，蔡锷等为抚军。5月9日，陕西宣布独立，22、29日，四川、湖南也相继宣布独立。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声中，忧病身亡。以反袁称帝为宗旨的护国战争随之胜利结束。

还在护国战争结束前，蔡锷的病况因军务劳顿，日形加剧。紧张的战事结束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他多次请求辞职养病，未获允准。6月24日，北京政府任命他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6月28日，他由永宁出发，经大洲驿、纳溪，于7月1日到达泸州。7月6日，北京政府复任命他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这时，他的喉病“经德医施治后，肿痛更剧，声音全失，精神萎顿，饮食骤减”。但四川军政各方“并力劝驾赴蓉，接前敌将士及各属绅民函电，亦纷纷请求速西上就任”。于是，他于7月21日离开泸州，29日到达成都。

蔡锷到达成都后，带病坚持工作，很希望有所作为。他大刀阔斧地整编在川军队，统一财政收支，并制定军队、官吏奖惩条例。但病势日重，实在无法坚持工作。于是再三电请辞职治病，并保荐罗佩金代理川督，戴戡代理省长兼会办四川军务。8月7日，获准给假两月。8月9日，即离成都东下。8月28日，到达上海。梁启超“会着他，几乎连面目也认识不清楚，喉咙哑到一点声音也没有，医生看着这病是不能救了”1。尽管如此，他还为梁启超的《盾鼻集》作序。然后东渡日本，入九州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离沪时，黄兴特为送行。不意10月31日，黄兴竟病逝于上海。他闻耗悲痛欲绝，于病榻作挽联一副云：“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21916年11月8日凌晨，蔡锷病情严重恶化，自知不起，口授随员，遗电四事：“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同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督军、戴省长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劝；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2延至上午四时，不幸逝世。

蔡锷的逝世，引起了举国上下的悲痛。孙中山特撰挽联云：“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21《护国岩记并铭》（1916年6月），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1176页。2《哭黄克强》（1916年11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