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湘军

湘军起源与初创

清朝兵制的变化始自咸丰年间湘军的出现。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2月）曾国藩在湖南长沙组建起以招募农民为勇、由绅士管带、兵随将转、兵为将有为特色的湘军，从而以募兵制取代了清朝长期实行的兵权掌握于兵部、兵皆世业、将弁由清廷按定制委派的世兵制。

在湘军出现以前，八旗早已腐朽，清朝所依赖的主要军事力量为采用世兵制的绿营。当咸丰二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冲出广西、攻入湖南并向湖北挺进之际，清朝的军队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均一败涂地，无力阻止太平军的攻势。咸丰帝在无奈中于年底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主反动武装，希望以此举措扼杀太平天国。湘军正是作为这样的地主武装中的一支而出现的。

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在湖南湘乡（今属双峰县）因丁母忧守制在籍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接到了清廷“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的谕旨1。十二月二十一日（1853年1月28日），曾国藩来到省城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张的幕宾左宗棠等人“感慨深谈”，“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2。在曾国藩抵达长沙的两天之前，左宗棠代张亮基拟有《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根据湖南能力阻太平军对长沙长达80余日的进攻而终于迫使太平军退兵的经验，强调要编练一支善战的勇营。折中指出：“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3曾国藩对张亮基、左宗棠的这项建议表示赞同，他在到长沙的第二天撰有《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指出：“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原因是“所用之兵，未经练习，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因此，他强调：“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照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他“与抚臣熟商，意见相同”4。这两份内容稍异但根本点相同的奏折，构成了张亮基、曾国藩、左宗棠创办湘军的最初设想。他们都认识到绿营兵训练不精，不足与恃的状况，都想要建立起由绅士管带、招募乡勇并采用戚继光的成法进行编练的军队。恰在此时，张亮基于十二月二十五日调任湖广总督，左宗棠随同前往，曾国藩由“帮同办理”而为独立承担起编练湘军的任务。曾国藩将先前经张亮基、左宗棠檄调来长沙的以王鑫、罗泽南为首的两批湘乡团练编练成第一支湘军陆师。湘军1王先谦编：《咸丰东华录》卷18。

2《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8页。

3《张大司马奏稿》卷1，第35页。

4《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第56页。

的起源实由张亮基、左宗棠启其端，而经曾国藩继其成。

湘军的组建与营制曾国藩组建湘军的过程，可以分为在长沙与衡州的两个阶段。在长沙组军阶段，曾国藩除先收编王鑫、罗泽南两营外，又在咸丰三年（1853）春，招募了由邹寿璋、曾国葆分别管带的湘勇两营。曾国藩还在对驻省城绿营兵的整顿中，奏奖提拔了塔齐布，从而使塔齐布所部绿营改编加入湘军行列，经扩充为湘军的两个营。在八月离开长沙赴衡州前，曾国藩又招募储玟躬、周凤山两营。这样，经曾国藩编练后，湘军在长沙已编成8营。这年八月，曾国藩抵达衡州。在衡州组军阶段，曾国藩不仅扩编了陆营，而且建立了水师。在此阶段，虽有因王鑫与曾国藩不和而独立出去的情况，但曾国藩仍在不断扩充湘军陆营，至咸丰四年（1854）正月，曾国藩率军离开衡州前，编成湘军陆师13营，计5000余人。曾国藩于咸丰三年十月在衡州设厂造船，十二月招募水师弁勇。至咸丰四年正月，船工告竣，制成座船1艘，快蟹船40艘，长龙船50艘，舢板艇150只，又购钓钩船120只改为战船，雇民船100余只装载物资并配以炮位。同月，募得水师弁勇5000人，遂编为10营，湘军水师正式组建。

湘军的营制，分为陆师营制、水师营制和以后组建的马队营制3种。湘军以营为单位，营制源自陆师的编练。咸丰二年十二月奉调到长沙的湘乡团勇已有以360人为一营的营制，经过曾国藩的不断完善，至咸丰三年十月至十二月间，曾国藩初步确定了湘军陆师营制，即一营500人，分为4哨，每哨8队，火器与刀矛各半，此外配长夫180人。1这一营制由曾国藩在咸丰十年（1860）改定于祁门，基本上仿照了在长沙、衡州组建湘军时的营制，即每营500人，另有营官1员、哨官4人，营下分设前、后、左、右4哨，哨辖8队。2水师营制既仿照陆师，又结合自身无前例可循的特点不断完善。有关水师营制，曾国藩在咸丰五年所写《水师得胜歌序》中曾有一些记述，但不具体，罗尔纲在《湘军兵志》一书中根据王定安《湘军记》等文献考订后对此作了阐述：“凡水师，每营营官一员，每船哨官一员。初制营官领快蟹船一只，各哨官领长龙船十只，舢板船十只，合二十一船为一营。..一营共四百二十五人。至咸丰五、六年间，裁快蟹船，减长龙船为八只，增舢板船为三十二只，合三十船为一营，每营共五百人。营官、哨官都在外。”3至于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又设立的湘军马队，仍然是基本上沿用了湘军陆师的营、哨编制。

曾国藩在编练湘军和制订营制的过程中，仿效了戚继光的“束伍”之法来编练军队。所谓“束伍”，即编制军队。戚继光的束伍制以“队”为基本单位，队长辖士兵；队上为“哨”，“四队为一哨”，哨长辖队长；“四哨为一官”，哨官辖哨长；前、后、左、右四“哨官”为一“总”，“把总居之”4。这样，“把总”成为一“总”的统将。湘军营制采用营、哨、队三1参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5。

2《曾文正公杂著》卷2，《营制》。

3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4—95页。

4戚继光：《纪效新书·束伍》卷1。

级的编制，明显地是采用并改进了戚继光的束伍之法。

曾国藩以湘军的营制来编制军队，目的在于使湘军能够完全听命于他，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的办法，改变了绿营官弁由兵部任用，官弁不知兵的状况。在湘军编练成军的过程中，由于勇营是由招募而来，“凡勇皆服原募之人”1。对此，湖南巡抚骆秉璋曾指出：“先择将而后募勇，有将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其长夫又由各散勇自募。”2显然，以此成军规则编练的湘军，较之“官皆补选，兵皆土著，兵非弁之所自招，弁非将之所亲信，既无恩义，自难钤束”3的绿营兵来说，能够“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4，一去绿营呼应不灵、指挥不动的积弊。对此，曾国藩在其晚年奉旨训练直隶练军时归纳了湘军招募制的特色：“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5曾国藩编练湘军时，既注重对所招募兵勇的选择，又不断强化对他们以封建的伦理纲常进行训示。在曾国藩拟订的《营规》中，有一条简明的规条称：“募格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民土气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1曾国藩在招募这些农民为勇而编练湘军时，便一面对他们进行封建纲常的训导，一面以训家规、训营规的方式提高其战斗力。他在长沙每逢湘军各营操演时，便“集诸勇而教之”，声称：“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2曾国藩在训家规时虽未颁布正式条文，但他明确主张在湘军中应当禁嫖赌、戒游惰、慎言语、敬尊长，并强调“将领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3。他还颁布营规，就如何遵守点名、演操、站岗、巡逻、放哨等军营规则来训导兵勇。曾国藩对湘军的教练也十分重视，士卒不仅要掌握冷、热兵器的使用，还要练爬坡、跳坑、系沙袋步行等提高身体素质的能力，经曾国藩在衡州制订十日一轮转的操练日程表，各营纷纷加紧对军事技术的教练。

这样，经过整整一年的编练，湘军迅速地从初创到成军，形成一支拥有陆师13营5000人，水师10营5000人，外加长夫及其他丁役6000人，合计全军约有16000人的不可轻视的军事力量。曾国藩随之由帮办团练大臣而为湘军的统帅。

湘军的发展与撤留1《曾文正公家书》卷6。

2《骆文忠公奏稿》卷7，第62页。

3《清史稿》第14册，第3903页。

4王闿运：《湘军志》，第163页。

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

1《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2。

2《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

3《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2。

湘军编练的缘起是出于镇压太平天国的目的，当其一旦成军之后，所起到的反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统帅湘军从衡州出发趋往长沙，准备北上同太平军作战。曾国藩发布了《讨粤匪檄》，声言太平天国危害巨大，“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自称“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1。湘军从咸丰四年正月出师同太平军作战，到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攻占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在10年半的战争过程中起到了镇压太平天国的骨干作用。其间在咸丰八年和咸丰十年由绿营军组成的江北、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全部击垮后，标志着清朝正规军的崩溃，清政府只好全力依赖湘军同太平军对峙。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被授为两江总督，左宗棠被任命为“襄办曾国藩军务”，左宗棠受曾国藩函嘱在湖南招募了5000人的楚军，该军成为湘军的一个支系。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861年11月2日）的北京政变发生后，操纵清廷大权的慈禧太后进一步重用在镇压太平天国进程中崛起的汉族地主地方实力派，十月十八日（11月20日），曾国藩奉旨受命督办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及提、镇以下文武官员皆归其节制，于是他布署了由三面进攻太平天国的战略：一路由曾国荃率湘军主力从安庆沿江东下，主攻天京；一路由李鸿章招募组建起的淮军进入上海，主攻苏南；一路由左宗棠率楚军进取浙江，形成对太平天国苏浙根据地分路进剿之势。太平天国最终败于湘军及淮军之手。

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占天京之际，人数已发展至30余万，其中直接由曾国藩统辖的嫡系有12万。如此庞大的军队，尽管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其存在对清皇朝统治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曾国藩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深知“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1，于是在攻下天京仅十几天后就上奏以“统军太多”为由，准备对湘军进行裁撤。接着，曾国藩一面陈请其弟曾国荃开缺回籍调养，一面着手遣撤曾国荃所部50000湘军，令一半回籍，余留部分守金陵。曾国藩对曾国荃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则渐渐可以收场耳。”2这一语道出了曾国藩裁撤湘军的苦心。经过一年多的裁撤，曾国藩所直接统辖的湘军，除水师改编为经制兵长江水师，陆师保留了鲍超、刘松山等营10000余人外，其余110000人均被遣撤回籍。在曾国藩大规模裁撤湘军的同时，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所统辖的另一支湘军（楚军）却基本被保留下来。

曾国藩创办湘军，开了募兵制替代世兵制之先河，湘军营制亦为淮军所仿效，其影响深远。

1《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3，第2页。

1《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3，第34页。

2《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926页。

第二节　淮军

淮军的创办及其特点

淮军的创办原因同湘军一样，均是出自同太平军作战的需要。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李鸿章在安徽安庆组建起淮军，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又一支武装。

早在咸丰三年（1853）春太平军攻占安徽省城安庆之际，清廷便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以阻止太平军的攻势。吕贤基奏请简派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安徽籍同乡李鸿章随他帮办安徽团练。李鸿章在籍举办团练5年多，战场上屡屡受挫，于咸丰八年（1858）底投身曾国藩幕府，随同曾国藩办理湘军军务。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率湘军攻占安庆并旋又受任督办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后，嘱李鸿章“创立淮勇新军”，“以济湘军之穷”1，于是李鸿章奉命去创办淮军。

李鸿章创办淮军之前，太平天国在苏南一带非常活跃，对中外反动势力聚集地上海屡屡构成威胁。上海官绅一面借助于华尔的洋枪队（常胜军）防御太平军的进攻，一面派法部主事钱鼎铭赴安庆面见曾国藩请求派兵援沪。身为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的曾国藩在天京上游攻占安庆之后，也企图分兵援沪，“由下捣上”2，形成在天京上游与下游合攻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之势，况且曾国藩还看到“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3，可谓一举两得。曾国藩遂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嘱李鸿章迅速招募淮勇，组建援沪之师。

李鸿章受命后，坐镇安庆，策划按照湘军营制对庐州一带的团练进行整编以组成淮军。他一面写信给庐州团首潘鼎新称曾国藩“意将合阁下照湘军营制募练五百人”，“寄上营制刊本，可覆按照请也”1，一面又在安庆约见合肥团首张树声面商一切。潘鼎新、张树声积极响应，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募勇数营。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2月），由李鸿章招募的淮勇陆续到达安庆，其中有潘鼎新的鼎字营、张树声的树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和吴长庆的庆字营。接着，原由李鸿章办理皖北团练时招募的张遇春的春字营本来归隶湘军，这时也交由李鸿章节制，改属淮军。李鸿章招募的庐州、合肥一带淮勇4营抵安庆后，曾国藩亲自为其“定营伍之法”，凡“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2。淮军创办后，李鸿章于正月二十四日（2月22日）离开曾国藩幕府，前往安庆北门城外淮军营内任淮军统帅。为进一步加强淮军的力量，曾国藩又根据李鸿章的请求，从湘军中调拨8营划归李鸿章率领，其中有韩正国的亲兵营2营、太平天国降将程学启的开字营2营、滕嗣林、滕嗣武的林字营2营、陈飞熊的熊字营1营、马先槐的垣字营1营。这样，新组建的淮军共计13营，每营500人，合有6500人。

淮军不仅在营制上完全仿照湘军，而且李鸿章自认为湘、淮军这种招募1《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4，第13页。

2《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96页。

3《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97页。

1《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1页。

2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8卷，第146页。

制明显优于绿营的世兵制，他后来曾说：“涤帅与弟，治军十余年，皆先选将，而后募营，其营哨须由统将自择，呼应较灵。”3这是湘军、淮军的共性。但李鸿章创办淮军时已同曾国藩当年初创湘军极力强调“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4的招募方式已有明显的不同，淮军各营的统领除潘鼎新为举人、张树声为禀生外，其他诸如刘铭传、吴长庆等人均不属儒生，这是淮军的一个特点。曾国藩在选择营官时要求“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1。到左宗棠招募楚军时就改为“营官多用武人”，“止取其能拌命打硬仗耳”2。待李鸿章创办淮军时，或顺手牵来的是已有数年规模的安徽地主团练，或由曾国藩从湘军中调拨给他数营，这时湘军营官的身份已不再一律要求以儒生为统领，淮军在短短两个多月中成军之急只能广收杂揽了。淮军体系繁杂，且多半来自湘军，这是淮军的又一个特点。

淮军的扩充与作为防军留用淮军成军后，李鸿章急于率兵进抵上海。经反复斟酌，曾国藩与李鸿章决定雇英国轮船由安庆运兵至上海，其间沿长江航线要经过金陵江面，但为早日实现剿杀太平天国的计划，他们不顾“乘夷船越贼境”的风险，于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1862年4月5日）开始从安庆运兵，历经两个多月，淮军13营全部抵沪。

李鸿章在三月初十日（4月8日）到达上海后仅17天，就被清廷任命为署江苏巡抚。他初到上海，感触最深的是由他统帅的这支以勇营组成的军队的素质问题。淮军因武器以刀矛为主和仅配有少量土枪土炮，并且军装不整而受到了外国人的嘲笑。李鸿章又亲眼看到洋兵使用西式武器同太平军作战的情形，在致曾国藩函中作了如此描述：“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鸿章遵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密令我营将弁随从，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1于是，刘铭传所部铭字营率先聘用外国教官教练洋枪，继而其他各营也纷纷仿效。正如李鸿章向清廷奏报的那样：“臣军由江南剿贼，入手本宜水而不宜陆，嗣因西洋火器精利倍于中国，自同治二年以后，分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传习日久，颇窥奥妙。”2淮军聘用外国军官教习枪炮与阵法，却没有采用外国军队的编制，这是淮军以及湘军不同于以后的新军的一个显著标志。李鸿章认识到了外国枪炮的长处，便从购买与仿制两个方面着手，从同治二年（1863）起，李鸿章着手创办了3所洋炮局，主要为淮军提供军火。

李鸿章率淮军抵沪的主要目的是以上海为基地，主攻太平天国苏南根据地。他感到仅以13营之兵颇难完成此任，便大力扩充军队。他抵上海两个月后，就派张树声、吴长庆回安徽招募9营兵力。但这种派人回籍招募的办法3《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4，第22页。

4王闿运：《湘军志》，卷15，页一，《营制篇》。

1《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第2页。

2《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5，第51页。

1《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第20页。

2《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8，第35页。

常常受到各种阻碍而使李鸿章感到“千里募军，殊为耽心”3，因而他不再仿照湘军遣人返籍募兵之法，决意对前江苏巡抚薛焕所辖军队和两淮团练以及太平军降众加以改编，扩充淮军。这样，到同治三年（1864）淮军已增至近40营。李鸿章还在淮军中增设水师，其中刘铭传下辖水师2营，潘鼎新、张遇春各下辖水师1营。

淮军在扩充过程中，不但普遍向使用洋枪洋炮以更新装备的方向发展，而且随着人数的急剧扩充，它日益成为太平天国的劲敌。淮军初到上海就与英、法驻华军队及华尔的“常胜军”勾结起来，遏制住太平军对上海的攻势。接着，淮军在同治二年、三年（1863、1864），先后陷常熟、太仓、昆山、苏州、无锡、常州、丹阳等地，击垮了太平天国的苏南根据地。在湘军攻占天京后，淮军又配合湘军攻下浙江湖州，旋又追剿太平军余部。

在清政府依赖湘军、淮军基本上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无论是湘军还是淮军因性质属于勇营，按清制勇营在事平后予以遣散本是定例。曾国藩对所部湘军作了大规模裁撤，而李鸿章所部淮军却原封不动地只作了一下裁减的样子便被保留下来，这既与时太平军余部尚存、捻军起义方兴未艾有关，又因清廷感到绿营兵已不可恃，于是把在同太平军作战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勇营作为防军保留只能是唯一的选择。这样，裁湘留淮的结果使淮军的地位跃居湘军之上。于是，清朝的军队构成中出现了以勇营屯住各地的情况，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部湘军以及其他未被裁撤的湘军连同被保留的各省仿湘军而建的一些勇营，被称作防军纳入清朝军队的行列，清朝兵制为之一变。

此外，清廷从同治五年（1866）起，由总理衙门大臣奕从绿营经制额兵内挑选精壮按照湘军的营制、营规编练军队，共选练6军，15000人，于是又出现了练军。

由于湘军、淮军以及练军均程度不等地使用了外国新式枪炮，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奕等也认识到近代化的坚船利炮的长处，主张购买与仿制并举，特别是淮军与练军及左宗棠部湘军较普遍地使用了外国新式武器，且模仿“洋人阵式”，表明作为勇营留作防军的淮军与湘军和从绿营兵中挑选而练成的练军，已经同以往的八旗、绿营有了很大的区别，从而成为由旧式军队向新式军队过渡型的军队。但因其营制仍与近代西方国家的军队编制有明显的差异，这与此后以完全仿西法编练的新军还是不尽相同的。就淮军、湘军与八旗、绿营比较，前者已属新式军队。而淮、湘两军与甲午战后的新军比较，前者又成了旧军。

3《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第24页。

第三节　新军胡燏芬与定武军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先是李鸿章的淮军从朝鲜平壤败退至中国辽东，接着刘坤一统率的湘军又全线溃败，继而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盛极一时的淮军与湘军迅速瓦解，清朝军制的落后充分暴露出来。中国在战争中败于“蕞尔岛国”日本的严重现实，引起了许多官员对于改革兵制的思考并纷纷提出一些建议，形成了“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的氛围。其中，出使英俄大臣许景澄的奏请颇有代表性。他说：“自辽海军兴，战守不利，中外论者，审溯兵事得失，无不以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1清廷也觉察到日本是“专用西法制胜”，决定采用西法编练新式军队，声称：“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也。”2这样，编练一支新式陆军以取代淮、湘旧军，就为形势所迫切需要的了。由胡燏芬编练的定武军实开清末编练新军之先声。

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受命在天津办理东征粮台的广西按察使胡燏芬，接到清政府督办军务处令其“主练兵”的任命，于是他在马厂屯驻，募兵训练，聘德员汉纳根为教习，开始编练新式军队的活动。次年春，胡燏芬初步编练成“定武军”，于九月移驻距天津东南70里处的新农镇即小站。小站原是淮系周盛传、周盛波所统领盛军的练兵场，因甲午平壤之战时盛军继任统帅卫汝贵临战溃逃而被处斩，盛军亦由此覆灭。胡燏芬利用此地，编就定武军10营，包括步兵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共计4750人。

胡燏芬在编练定武军时揭露了清朝旧军“军需如故，勇额日缺，上浮开，下折扣，百弊丛生”的情况，指出湘、淮各军武器装备混乱，阵法陈旧，“同属一军，而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前膛后膛，但期备数，德制奥制，并作一家”，“攻守之法，又沿旧习”1。有鉴于此，胡燏芬所编练的定武军，在编制、训练、战术、武器等方面均一改湘、淮各军的旧习，而使用德国陆军的模式。据他在向清廷的上奏中称：“此次创练新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照西法办理。”2以往的“旧军”虽然也部分地采用了西式操点，并装备有新式枪炮，但却是以防勇或绿营的军事建制为其特征，定武军则是完全照西法编练的一支“新军”，它的出现引起清代兵制的重大变化。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1895年12月6日），清政府派胡燏芬督办津卢铁路。两天后，清廷又根据督办军务处的奏请，命令衔至浙江温处道的袁世凯负责督办天津小站的练兵事宜。袁世凯将定武军加以扩编，易名为“新建陆军”。

张之洞与自强军1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二。

2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二。

1《光绪政要》卷21。

2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3556页。

有感于《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1895年7月19日）向清廷呈上《吁请修备储才折》，首先痛陈和约之害：“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害，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接着提出9条“力求补救”之策，其中第一条为“宜亟练陆军”。他指出：“中国自剿平发捻以来，军威颇振，何以此次军务竟不能支。查发捻虽甚猛悍，然究系流寇，与敌国不同。日本用兵，皆效西法，简练有素，饷厚械精，攻取皆有成算”，而“我军则仓卒召募以应之，心既不齐，械亦不足，技又不习”，加上“积习已深，将领以克扣为故，常以应酬为能事”，甲午战败并非偶然。因此，他强调“非一变旧法必不能尽除旧习”。况且“今外洋各国，无一国不汲汲于兵事日夜讲求，淬厉以相角相伺。我若狃于和局，从此罢兵节饷，而不复为振作之计，是中国永无战胜之日矣”。他建议用1年的时间在全国仿德国陆军建制编练陆军30000人，并就江南情形酌量筹议，“拟练万人一军”，其教练之法“悉照洋法”1。

随后，张之洞开始着手编练新式军队。因经费不足，拟编练10000人的设想未能实现。张之洞通过招募和从卫队、护军营中选拔精兵等措施，编成“江南自强军”。该军有步队8营，每营250人，炮队2营，每营200人，马队2营，每营180人，工程队1营为100人，合计成13营，2860人。为得西法练兵的真髓，张之洞聘请春石泰等35名德国军官为自强军教习和担任营、哨两级指挥官，并选中国“壮健有志”的军官为副营官，选天津、广东武备学堂毕业生为副哨官。在训练中，张之洞常常“亲加阅视”，目睹自强军“号令甚严，功课甚勤，兵勇则教以枪炮取准并拆卸修理之法，绘图测量开沟筑垒之事”1。张之洞经过对自强军半年的编练，充分认识到“练兵必须改用洋操”的重要性，并强调“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火必多，技艺必娴熟，勇丁必不当杂差，将领必不能滥充”等7条为“军之体也”，认为“凡事必其体先立，然后其用可得而言”，主张“捐弃旧法，别开局面”，以“舍旧图新”2。这样，张之洞编练的自强军与胡燏芬所编练的定武军开了中国创办新式军队之先河。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由两江返任湖广总督，自强军由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接续办理。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征调自强军到山东归属袁世凯节制操练。后来在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编练北洋陆军时，自强军被编入北洋陆军第六镇。

张之洞从两江返湖广时，随同调走护军前营至湖北。他依照编练自强军取得的经验，加大力度在湖北编练新军。他以从两江调来的护军前营为基础，招募新兵，重新组建了护军前营、后营及工程队，从自强军中选聘德国军营担任教习。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之洞较大规模地扩充了湖北新军，计有护军步队8营、马队1营、炮队l营、工程队1营，武建军步队8营，武恺军步队4营，武防军步队4营，铁路营步队4营，合计9500人。张之洞还设立参谋营务处、督操营务处、执法营务处，负责统辖湖北新军。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确定新军军制，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湖北新军被统一编为陆军第8镇和暂编第21混成协。渊源于自强军的湖北新军成为清末仅1《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7，第17—20页。

1《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8，第3页。

2《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40，第2页。

次于北洋新军的一支武装。

袁世凯与北洋新军在甲午战后清政府裁减旧军与创办新军之际，袁世凯因早在光绪八年（1882）曾随淮军提督吴长庆入朝鲜，负责前敌营务处并帮助朝鲜国王训练“亲建新军”的经历和他在甲午战争中曾办理过驻朝通商事务，并在归国后留任清廷督办军务处差委，积极建议创建新军等因素而被清廷选中为接替胡燏芬负责在天津小站练兵的人选。清廷谕令他在训练新军时须“参用西法”，“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1。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1895年12月16日），袁世凯抵天津小站接任练兵事宜。袁世凯接统定武军后，向督办军务处呈递了新建陆军的营制饷章和聘请洋员合同，得到批准。接着，他在定武军10营4750人的基础上，又招募步队2000人，马队250人，成7000人之数，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的军制与营制比较完备，带有明显的近代化陆军的特色。在军制方面，新建陆军的领导指挥机构已经基本上职能化。该军以督练处为总部，袁世凯自任督练总摄其成。督练处下辖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和督操营务处，这3个任务处的总办在袁世凯指挥下，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管理新建陆军的日常事务。督练处另附设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洋务局、军医局、教习处等机构。这样，新建陆军的领率机关形成了协调有序、职责明显的完整指挥体系。在营制方面，新建陆军分为左、右两翼，翼设统领管辖，统领下设分统，负责各营的训练，营设统带，管辖一营。营下设队，队下设哨，哨下设棚。于是形成翼、营、队、哨、棚5级建制。

新建陆军重视募兵的质量与采取厚给薪饷的办法稳定军队。袁世凯意识到“兵力强弱，在慎选于募兵之始。凡募兵必须遴派委员分赴风气刚劲各处，厚给口食，逐细挑选”1。后来又强调：“练兵之道，养兵为先，兵资饷以为生，饷视兵而尤重，故筹饷为练兵根本。”2光绪二十四年（1898），直隶总督荣禄在帮助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之后，将驻扎在直隶境内的毅军、甘军、武毅、新建陆军等军合编为武卫军，由荣禄本人统辖。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5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被编为武卫右军，仍驻扎小站。从此，“新建陆军”之名由“武卫右军”所取代。武卫军各军编制为10000人，袁世凯趁机添募3000人，增强了实力。第二年，由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不断发展，清廷鉴于山东地方官弹压不力，改派袁世凯接替毓贤的山东巡抚之职，袁世凯带领武卫右军入山东。袁世凯对山东防勇加以裁并改编，编练“武卫右军先锋队”10000余人，加上武卫右军，使其统辖的军队达20000余人。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除袁世凯所部武卫右军在山东避战火外，武卫军其他4军在京、津一带或被消灭，或受重创而溃不成军。

光绪二十七年（1901），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率武卫右军由山东返直隶。此时，清廷正在推行新政，其中一条为编练新军。1《德宗实录》卷378。

1《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1。

2《袁世凯奏议》，第113页。

袁世凯作为北洋大臣兼练兵大臣，在保定设立督练公所，委任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冯国璋为教练处总办，并以武卫右军为基础，从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年（1902—1904）在保定编练起“北洋常备军”。自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和练兵大臣起，他所统辖的新军自然应当是“北洋军”之称的源起。北洋军阀日后的形成，也开始于此。

北洋常备军的营制开始设“镇”一级建制，先后编有5镇，其建制顺序由上到下依次为镇、协、标、营、队、排、棚，使新军的营制更加完善。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设立练兵处，发布谕旨称：“前因各直省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叠经降旨，饬下各省督抚认真讲求训练，以期画一。乃历时既久，尚少成效，必须于京师特设总汇之处，随时考查督练，以期整齐，而重戎政。著派庆亲王奕诓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近在北洋，著派充会办练兵大臣。”1次年，清廷又提出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计划，力求以新军代替旧军。袁世凯利用会办练兵大臣的身份和扩编新军之机会，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编成北洋新军6镇。

北洋新军6镇依次为：（1）光绪二十九年袁世凯奉命挑选八旗兵3000人编练“京旗常备军”，光绪三十一年该军改称北洋陆军第1镇；（2）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令王士珍等人在直隶募兵6000人在保定训练，二十九年编成“北洋常备军左镇”，三十年改称北洋常备军第1镇，三十一年改编为北洋陆军第2镇；（3）光绪三十年，袁世凯借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而需加强防务之机，派人在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募兵编成北洋常备军第3镇，三十一年改编为北洋陆军第3镇；（4）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间，袁世凯以亲军马队为基础，又在直隶、山东、河南、安徽募兵，编成北洋常备军右镇，旋改称北洋常备军第2镇，三十一年改编为北洋陆军第4镇；（5）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以山东“武卫右军先锋队”为基础，从第4镇抽调兵力并从山东募兵，编成北洋常备军第5镇，旋改称北洋陆军第5镇；（6）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将驻扎北京的武卫右军以及归属于他的自强军加以合编，成北洋常备军第4镇，后改称北洋陆军第6镇。

光绪三十一年（1905）北洋新军6镇的建立，标志着作为军事集团的北洋军阀开始形成。袁世凯通过编练北洋6镇，握有京畿一带的兵权。清廷为独揽军权，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合兵部与练兵处为陆军部，试图将“所有各省军队，均归该部统辖”1。袁世凯由此与清廷产生矛盾，他凭借多年编练新军安插亲信使北洋6镇完全听命于他。当光绪三十四（1908）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死去，醇亲王载沣摄政之后，载沣为给其兄光绪帝雪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向慈禧太后告密而酿成政变之恨，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要他回河南彰德“养病”。但袁世凯依然操纵着兵权。他不仅贿赂买通庆亲王奕，而且在朝内朝外遍布着他的“小站旧人”，文官如徐世昌、唐绍仪等，武将如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张怀芝等，均是他的心腹，以袁世凯为核心形成的北洋军阀集团势力，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已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宣统三年（1911），湖北新军发动了武昌起义。袁世凯又被清廷起用，他既通过调派北洋新军去攻打南方的革命军，又以军事力量向清廷进行要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担任临时大总统。袁世1《德宗实录》卷522。

1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601页。

凯则以逼迫清朝皇帝退位的方式来换取孙中山的让位。4月1日，孙中山于南京辞临时大总统职，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自此，袁世凯依恃着北洋新军建立起北洋军阀在中国的黑暗统治。

第四节　近代海军

清廷筹议海防与筹建新式海军

清朝原有旧式水师，无近代化海军。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向道光帝奏称：“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其坚”，“制炮造船，则制已可欲如。”1他又建议奕山筹办“外海战船”，认为“此系海疆长久之计”1。这些主张系开创办近代海军之先声。由于道光帝对林则徐的奏折朱批为“一片胡言”，奕山对林则徐的意见也置之不理，林则徐的愿望未能实现。

第二次鸦片战争津沽失陷，京师遭劫的情况对清朝统治集团带来了较大的刺激。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委托帮办军务的左宗棠上奏陈言：“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2在许多官员主张仿造轮船的同时，清廷于同治元年（1862）准备从国外购进一支舰队。总理衙门大臣奕通过时任总税务司的英人李泰国向英国订购兵舰。次年，购到船舰8艘，由英海军上校阿思本将舰队带到中国。中英双方因舰队的指挥权争执不下，清廷决定遣散舰队，此为“英中联合舰队事件”。此后，清政府开始对设厂造船和筹办海军略加重视。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鉴于“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飚举，无足当之”3的状况，提出“整理水师”和“设局监造轮船”的建议。次年，丁日昌提议“创建轮船水师”，要求设立北洋、中洋、南洋提督，分别驻扎大沽、吴淞口、厦门。福州船政局与江南制造总局仿造的轮船陆续下水，中国有海无防情况开始得到改观，但海防空虚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扭转。

同治十三年（1874），发生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清政府大为震动，要求加紧建立海军的呼声一度高涨，“于是有海防之议”4。总理衙门呈上切筹海防的奏折，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6条“紧要机宜”，请饬沿海、滨江督抚详细筹议。丁日昌通过广东巡抚张兆栋代为递上《海洋水师章程》6条，主张“设北、东、南三洋提督”，分驻天津、吴淞、南澳，建立北洋、东洋、南洋3支海军。3支海军各设大兵船6艘，根钵轮船10艘，每半年会操一次，使“三洋联为一气”1。总理衙门奏请将丁日昌所拟章程发交沿海、滨江督抚，汇入总理衙门筹办海防的奏折，限督抚们1个月内妥议复奏。沿海、滨江督抚的复奏大多对总理衙门提要的6条切筹海防的建议和丁日昌提出的章程表示赞同。又经亲王、郡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的“廷议”，清廷于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年5月30日）确立加强海防与建立海军的方针，任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并拟“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这样，清廷的海防议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的产生与发展。

在光绪十年（1884）的中法战争中，福建海军几乎全军覆灭于马尾之战，1《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5、862页。

1见《海国图志》卷80，第10页。

2《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2，第58页。

3《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2页。

4《洋务运动》第2册，第337页。

1《洋务运动》第1册，第31—32页。

这又对清朝统治集团带来颇大的刺激。于是，要求大力发展和治理海军的议论再起，形成了新一轮的海防之议。

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九日（1885年6月21日），清廷发布谕旨称：“自海上有事以来，法国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我之筹画备御，亦尝开立船厂，创立水师，而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2督抚们的奏折主要围绕着设立海军衙门以统一海军指挥权和设立几支海军两个问题进行了议论。有关设立海军衙门问题，左宗棠主张宜设海防全政大臣，或海部大臣，特建衙署驻扎长江；穆图善建议宜设海部于天津；吴大徵谓宜在京师设水师总理衙门；李鸿章主张或设海部，或设海防衙门。在海军应设立几大支问题上，左宗棠称海军宜立10大军；穆图善说海军宜区4部；杨昌浚认为水师宜设3大支；李鸿章主张宜设水师4支。对于设海军衙门，督抚们与清廷意见一致。关于怎样编练海军，军机处会同总理衙门妥议的结果是：“然与其长驾远驭，难于成功，不如先练一军，以为之倡。此后分年筹款，次第兴办，自可日就扩充。查北洋屏蔽畿辅，地势最为扼要，现有船只亦较他处稍多。拟请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1九月初五日（10月12日），清廷成立了海军衙门，委派醇亲王奕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另派奕、李鸿章会同办理，善庆、曾纪泽帮同办理，并责成李鸿章专司北洋精练海军事宜。海军衙门的设立，是第二次海防之议的重要成果，清政府确立“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方针促进了近代海军的发展。其中在北洋“精练海军”方略的确定，又为北洋海军的迅速成军带来新的机遇。

海军衙门的设立，为统一各支海军的指挥权和筹饷扩充海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作为慈禧太后亲信的奕，在后来却挪用海军经费近1000万两会为慈禧修筑颐和园，又影响了海军的正常发展。光绪十七年（1891）奕病死，总理海军衙门大臣一职由奕继任。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被慈禧太后罢官10年的奕又重新主政总理衙门，并兼管海军衙门。甲午战败后，清廷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1895年3月12日）下令裁撤海军衙门。

在两次海防议的推动下，清廷对筹建海军和加强海防逐步加以重视。在这个过程中，清政府曾建立有4支海军，即福建海军、广东海军、南洋海军、北洋海军。其中以北洋海军规模最大，体制较完备，具备典型性特色。

北洋海军的兴起得益于光绪元年（1875）第一次海防议时清政府“先于北洋创建水师一军”的方针。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在天津设水师营务处，办理北洋海军事务。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奏准任命淮军将领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光绪六年、七年，李鸿章委派驻德公使李凤苞在德国订造两艘铁甲舰，两舰于光绪十一年（1885）编入北洋舰队，分别被命名为定远、镇远舰。同年，李鸿章分别向英、德两国各订巡海快船即巡洋舰2艘，这4艘快船于光绪十四年（1888）编入北洋舰队，分别被命名为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是年，北洋海军主力舰购进并编入舰队，李鸿章认为北洋海军的2《洋务运动》第2册，第560页。

1《清末海军史料》上册，第59页。

正式成军已水到渠成，便亲自主持编就《北洋海军章程》，呈报海军衙门转递慈禧太后。八月二十八日（10月3日），清廷批准了该章程，这标志着北洋海军的正式成军。由于该章程在起草过程中参照了西方国家的海军章程，章程中对船舰等级、人员编制及升擢事宜、俸饷杂支等作了具体规定，表明这是一个带有海军近代化色彩的章程，开了中国军制改革之先河。在《北洋海军章程》的《船制》一章中，提出应添置各类舰艇18艘，合原有之舰艇“共大小四十二艘，以之防守辽渤，救援他处，庶足以壮声威而资调遣”。1此时，北洋海军的舰艇总数已达42艘，总吨位为45000余吨，且形成了以铁甲舰、巡洋舰为主力舰、鱼雷艇等艇船为辅助舰的组军结构，其实力已超过日本海军，中国具有了一支能跻身于世界海军之列的舰队。然而，北洋海军自成军之日起便止步不前了。这主要是由于奕挪用海军经费去修筑颐和园和陶醉于现状等原因所致。从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至甲午战争爆发的6年间，日本却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添置军舰12艘，日本海军在舰船总吨位、航速和炮火的发射能力方面均超过北洋海军。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海军败于甲午之役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清末民初的海军甲午战争之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又出现了重振海军的呼声。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奏吁请“宜亟治海军”，指出：“今日御敌大端，唯以海军为第一要务”，“今日无论如何艰难，总宜复设海军”。他提出的具体建议为：“以南洋、北洋、闽洋、粤洋各设海军一支为正办，若限于物力大巨，则南北洋两支断不可少”1。此时，北洋海军已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清廷为支付对日赔款，又无财力投入海军建设，甚至海军衙门也被裁撤。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在新政诏令中强调要复兴海军。六月十一日（7月29日）的“上谕”中称：“国家讲求武备，非添设海军，筹造兵轮无以为自强之计”1。同时，又督促各省如数拨解福建船厂经费，要求沿海、滨江督抚筹办水师学堂，并派留学生到日本、英国学习海军专业。在筹造兵轮的同时，清政府又从外国订购的一批军舰，包括向英国订造的海天、海圻2艘巡洋舰，向德国订造的海容、海筹、海琛3艘巡洋舰，以及海龙等4艘鱼雷艇和飞霆号驱逐舰。光绪二十五年（1899），从国外订购的各舰均驶至天津海口，北洋海军得以重建，清廷任命叶祖珪为统领，萨镇冰为帮统，统领衙门设于天津紫竹林。此后10年间，海军发展缓慢。宣统元年五月二十八日（1909年7月15日），清政府设筹办海军事务处，“著派郡王衔贝勒载勋、提督萨镇冰充筹办海军大臣”2。载洵、萨镇冰乘轮船前往欧洲考察海军，在意大利订造了鲸波号炮舰，在奥匈帝国订造了龙湍号驱逐舰，在德国订造同安号等4艘鱼雷艇和江鲲号等2艘炮艇，在英国订造了肇和、应瑞号巡洋舰2艘。第二年，两人又到美国、日本考察海军，在美国订造飞鸿号巡洋舰，在日本订造永丰、永翔号炮舰。

在清廷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的同月，将海军分列巡洋舰队、长江舰队两1《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7，第22—23页。

1《清末海军史料》下册，第933页。

2《清末海军史料》上册，第96页。

大舰队，统一划规筹办海军事务处指挥。清廷任命原北洋海军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为巡洋舰队统领，任命原北洋海军定远舰大副沈寿堃为长江舰队统领。巡洋舰队负责海防，有舰艇15艘。长江舰队负责江防，有舰艇17艘。第二年，清政府又改筹办海军事务处为海军部，由载洵任海军大臣。接着，又任命海军提督萨镇冰“统制巡洋、长江舰队”1，设司令部于上海高昌庙，萨镇冰成为首任海军总司令。

清廷于清末两次复兴海军，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世界海军强国的发展水平相比，却是瞠乎其后的。它在抵御外国侵略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建树，而在对内镇压革命方面曾一度成为清廷的工具，但不久便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以起义的形式转向与清王朝相对立的方向。

在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调派萨镇冰率海军军舰15艘驶抵汉口协助北洋新军围攻革命军。留在上海至吴淞口江面的策电号等9艘军舰则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于九月十二日（11月2日）宣布起义。经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以萨镇冰学生身份，不断派人送信劝萨镇冰反正归附革命军后，萨镇冰自行脱离海军统制之职，其所率海军各舰于九月二十二日（11月12日）宣布起义，驶离汉口返航上海。各舰代表在上海推选程璧光为海军总司令，黄钟英为副司令，黄裳治为参谋长。清政府经营的海军转向革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下设包括海军在内的9个部，黄钟英、汤芗铭分别被任命为海军部总长、次长。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临时政府成立之日发布《通告海陆军将士文》，指出：“旷观世界历史，其能成改革大业者，皆必有甲胄之士反戈内向”。“观于吾陆海军将士之同心戮力，功成不居，而有以知共和民国之必将有成也。用敢勉策驽钝，以从吾人之后。吾愿海陆军将士，上下军心，共励初心，守之勿失。”1孙中山对海军起义表示赞赏，希望海军能成为维护共和的力量之一。接着，海军参加北伐。北伐舰队由海容号巡洋舰及其他艇船组成，从上海北上，先后驶至烟台、秦皇岛、大沽、牛庄、营口等处，配合北伐陆军形成强大的阵式，对迫使清廷退位起到一定的作用。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随着临时政府的北迁，海军部从南京迁至北京。袁世凯对海军进行了人事改组，任命原海天舰舰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汤芗铭为海军次长，主管海军部。又任命黄钟英为海军总司令，萨镇冰为顾问，司令部仍设在上海高昌庙。同时，袁世凯又将原来的巡洋、长江两舰队改编为左、右两舰队，规定“左、右两司令所辖之舰队，即按巡洋、长江性质划分权限”2。是年12月，袁世凯又改海军左舰队为第一舰队，海军右舰队为第二舰队。第一舰队有舰艇13艘，由海军主力舰构成。第二舰队有舰艇25艘，基本上仍是以往长江舰队所使用的小舰艇。

袁世凯任用刘冠雄为海军总长显然是为了控制海军。刘冠雄在光绪三十年（1904）任海天舰舰长时，因该舰触礁沉没，本当处斩，经袁世凯力保得免。刘冠雄便投靠于袁世凯，成为其亲信。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开始了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时期，海军亦成为其实施专制独裁统治的工具。

1《清末海军史料》下册，第940页。

1《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4页。

2《中华民国海军史料》，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