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北方兴起了一个新的学派，倡实学实行。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颜元和李塨，故有颜李学派之称。
第一节颜元的家世和生平
颜元，字易直，又字浑然，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因自中年后倡导习行学说，书屋名曰“习斋”，世人尊称为习斋先生。颜元祖籍直隶博野县北杨村，父名颜昶，因家境贫寒，幼时过继到蠡县刘村朱九祚家为养子，改姓朱。颜元出生在朱家，取名朱邦良。时值家中园内凿林，取乳名园儿。后来颜元归宗，取此字音为名。
颜昶在朱家，常受到歧视和虐待，愤懑抑郁至极，萌生了逃离这个家庭的念头。明崇祯十一年冬，皇太极率清兵入关，掠掳京畿地区，颜昶乘机随军逃往关外，自此音讯断绝。这一年，颜元才四岁。八年以后，生母王氏又改嫁，留下他孤身一人在朱家。
颜元的养祖父朱九祚，号盛轩，多年在地方任武职。崇祯十二年，朱九祚任兵备道禀事官，携颜元移居于蠡县城内。当时，国事日非。他曾上言：“今日之兵，皆市井滑徒，顶名食粮。出则抢掠，战则奔逃。且逃后并不知其为谁，此所以仓库日空而战无一卒也。”他提出一种办法，认为可不费粮饷，而得可战之兵数万。其法是：“编各州县富民子弟习弓马者，十家共一兵，复其杂役，马甲器刃令自备。居常训练，每兵一副卒，正兵伤则提副卒补。伍兵土著不可逃。且一身勤王，十家安枕，其孰肯逃？兵利粮给，取之不穷。”1后来清军入关，朱九祚并无反抗的表示。顺治四年（1647），蠡县生员蒋尔恂曾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聚众杀死知县，称大明中兴元年，朱九祚却“率众守里”，对抗蒋尔恂的义军。蒋失败后，清廷驻蠡县兵备授予朱九祚巡捕官职务。不过，他有时也表现出一种正义感。顺治初年，“刘里被圈，旗奴韩某恣横，率意耕田，失产者日众”。九祚“伺其窝盗，围而擒之，鸣于县府”。按律，韩某本应问斩，虽遇赦得脱，但不敢再行肆虐，“里闬穷民不受满人侮，得各租祖田”。顺治八、九年时，地方粗安，清廷裁革省南道，朱九祚便谢任。不久，又因事被人控告，一度逃遁，颜元亦被系讯。讼案完结，家产日落。由于在城内居住费用较大，便返乡居住。晚年“恬退自牧，不入城市。教其子晃及养孙元耕读，是事不与世局”2。
颜元八岁起受启蒙教育，从学于吴洞云。洞云先生善骑射、剑戟，又感慨明季国事日非，曾著有攻战守事宜之书，同时也长于医术和术数。这使颜元从小时起，便受到与众不同的教育。可惜在十二岁时，因遭吴妻怨怒，不能再从先生游。颜元十四、五岁时，又看寇氏丹法，学运气术，娶妻不近，欲学仙。后来知仙不可学，“乃谐琴瑟，遂耽内，又有比匪之伤，习染轻薄”3。十九岁时，又从贾端惠先生学。端惠禁受业弟子结社酣歌、私通馈遗，颜元遵其教，力改前非，习染顿洗。为了科举功名，颜元从十岁起，还学习八股时文。养祖父朱九祚曾想为他贿买一秀才头衔。颜元哭泣不食，说：“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结果，十九岁时，自己考中秀才。
颜元二十岁时，讼后家落，回乡居住后由他担负起全家生活费用。“耕田灌园，劳苦淬砺。初食薯秫如蒺藜，后甘之，体益丰，见者不以为贫也。”1《习斋记余》卷10，《巡捕朱公行实》。
2《习斋记余》卷10，《巡捕朱公行实》。
3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1为谋生计，开始学医。同时开设家塾，训育子弟。二十一岁时，阅《资治通鉴》，废寝忘食，于是以博古今、晓兴废邪正为己任，并决心废弃举业。后来他虽入文社、应岁试，只是取悦老亲而已，不愿以此误终身。二十三岁时，又见七家兵书，便学兵法，究战守事宜，尝彻夜不眠，技击之术亦常练习。这个时期，颜元还深喜陆九渊及王阳明学说，以为圣人之道在是，曾亲手摘抄要语一册，反复体味。
颜元二十五、六岁时，思想又有较大变化。这时他得《性理大全》读之，此书集宋代理学家思想之大成。他深深地为周、张、程、朱等人的学说所折服，从此屹然以道自任。“农圃忧劳中必日静坐五六次，必读讲《近思录》、《太极图》、《西铭》等书。”他乘间静坐，目的是主敬存诚，但周围的人“有笑为狂者，有鄙为愚者，有斥为妄者，有皆为迂阔、目为古板、指为好异者”2，他都毫不介意。康熙三年（1664），颜元听说蠡县北泗村有位王法乾，此人恶僧道，斥佛老，焚时文，读五经，居必衣冠，持身以敬，教家以礼，乡人有目为“狂癫”者，颜元却瞿然惊喜，大呼：“士皆如此癫，儒道幸矣！”遂与其纳交。两人每十日一会，每会，相互“规过辨学，声色胥厉，如临子弟。少顷，和敬依然”。同时各立日记，“心之所思，身之所行，俱逐日逐时记之。心自不得一时放，身自不得一时闲。会日彼此交质，功可以勉，过可以惩”1。后来，颜元与王法乾在对待宋儒的态度上发生歧异。颜元个人家世虽屡遭不幸，但始终以匡时济世为己任。他目睹明季政治日坏，风俗日降，兵专而弱，士腐而靡，极为痛切。据李塨回忆：“先生自幼而壮，孤苦备尝，只身几无栖泊。而心血屏营，则无一刻不流注民物。每酒阑灯炧，抵掌天下事，辄浩歌泣下。”2颜元二十四岁时，便著有《王道论》，后来更名《存治篇》，阐述了他的政治理想。他认为要开万世之太平，必须恢复“唐虞三代”的政治，“井田、封建、学校，皆斟酌复之，则无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之谓王道”3。
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实行井田。为了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颜元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有人认为，实行井田是夺富民之产。颜元反驳说：“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若顺彼富民之心，即尽万人之产而给一人，所不厌也。..况一人而数十百顷，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为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诸子贫，可乎？”不过，如何实行均田的理想，要“因时而措，触类而通”，能实行规划整齐、公私田分明的井田当然最好，否则可按各地情况实行均田。他认为，只有实行了井田、均田，解决了百姓的土地问题，才会“游顽有归，而土爱心臧，不安本分者无之，为盗贼者无之，为乞丐者无之，以富凌贫者无之。学校未兴，已养而兼教矣！”颜元还认为，实行了井田，能“寓兵于农”，使兵农合一，提高军队战斗力。他说：“自兵农分而中国弱..顶名应双，皆乞丐、滑棍，或一人而买数粮。支点食银，人人皆兵。临阵遇敌，万人皆散。呜呼！可谓无兵矣，岂止分之云乎！”而“古圣人之精意良法，万善皆1《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2《习斋记余》卷1，《未坠集序》；卷4《初寄王法乾书》。
1《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2李塨：《存治篇序》。
3《存治篇》。
备。一学校也，教文即以教武。一井田也，治农即以治兵”。兵农合一的好处极多；一是“素练”，陇亩皆阵法，民恒习之，不待教而知。二是“亲卒”，同乡之人，童友相处，情义相结，可共生死。三是“忠上”，邑宰、千百长，无事则教农、教礼、教艺，为之父母。有事则执旗、执鼓、执剑，为之将帅，其孰不亲上死长！四是“无兵耗”，有事则兵，无事则民，不费月粮。五是“应卒难”，突然有事，随地即兵，无徵救求援之待。六是“安业”，无逃亡反散之虞。七是“齐勇”，无老弱顶替之弊。八是“靖奸”，无招募异域无凭之疑。九是“辑侯”，无专拥重兵要上之患。
其次，恢复封建。鉴于明代中央集权高度发展所造成的弊端及明亡的教训，颜元认为要实现长治久安，便应恢复古代的封建制度：“非封建不能尽天下人民之治，尽天下人材之用。”有人认为，实行封建会导致朝政不稳，颜元说：“殊不知三代以封建而亡，正以封建而久。汉、唐受分封藩镇之害，亦获分封藩镇之利。使非封建，三代亦乌能享国至二千岁耶！”“如此者，有事则一伯所掌二十万之师，足以藩维，无事而所畜士马不足并犯。封建亦何患之有？”不过，他也强调，具体如何实行封建，要“师古之意，不必袭古之迹”。
再次，改革学校。颜元极为重视学校和人才的作用，认为：“人才、王道为相生。”不过，“迨於魏、晋，学政不修，唐、宋诗文是尚。其流毒至今日，国家之取士者，文字而已。贤宰师之劝课者，文字而已。父兄之提示，朋友之切磋，亦文字而已。”故曰：“学校之废久矣！”如今，应“痛洗数代之陋”，“浮文是戒，实行是崇，使天下群知所问，则人才辈出，而大法行，而天下平矣！”所以，他竭力反对八股取士，“今之制艺，递相袭窃，通不知梅枣，便自言酸甜。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彼卿相皆从此孔穿过，岂不见考试之丧气，浮文之无用乎，顾甘以此诬天下也！”取代八股取士最好的办法，是重征举：“窃尝谋所以代之，莫若古乡举里选之法。”颜元的这些政治主张，带有浓厚的复古主义色彩，甚至空想的成分，但在当时，应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后来，颜元的学术思想发生重大转变，这些政治主张，并无变化，某些方面还得到深化和发展。
颜元的养祖父朱九祚有一妾，生子名晃，故对颜元颇有闲言。颜元并不知自己父亲非朱翁之子，只以为晃是受到溺爱而已。出于忍让，他尊朱翁之命与养祖母刘氏别居另舍，并尽让田产与晃。
康熙七年（1668），养祖母刘氏病卒。因感祖母恩深，父亲又出走，不能归来殓葬，他哀痛至极。三日不食，朝夕祭奠，鼻血与泪俱下，葬后亦朝夕哭，生了大病。朱氏一老翁见到此情景，十分怜悯他，说：“嘻！尔哀毁，死徒死耳。汝祖母自幼不孕，安有尔父？尔父，乃异姓乞养者。”颜元听后大为惊异，到已改嫁的生母处询问，果得实情，因而哀减。
颜元居养祖母丧，恪守朱子家礼，尺寸不敢违。连病带饿，几乎致死。
虽觉得有许多违背性情处，但认为圣人之礼如此，不敢多疑。后来，他校以古礼，竟发现朱子家礼削删、不当之处甚多。“初丧礼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宋儒家礼删去无算句，致当日居丧，过朝夕不敢食。当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几乎杀我。”“乃叹先王制礼，尽人之性。宋人无德无位，不可作也。”1由此发端，他对宋儒学说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因悟周公之六1《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德、六行、六艺，孔子之四教，正学也。静坐读书，乃程朱陆王为禅学、俗学所浸淫，非正务也”2。次年，便著《存性》、《存学》两篇，学术上自成一个体系。思想转变后，更体会到“思不如学，学必以习”，故改“思古斋”为“习斋”。此后教授弟子，也是让其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诸学，并习射、习骑、习歌舞及拳法武艺，力戒静坐空谈。
刘氏死后，朱晃继续唆使朱翁逐赶颜元，他只得移居随东村安身。康熙十二年朱翁卒，颜元便回博野县北杨村，归宗姓颜，时年三十九岁。
颜元归宗后，日常仍从事农田耕作。有一次客人来访，见他正在扬场，感到十分奇怪。颜元却说：“君子之处世也，甘恶衣粗食，甘艰苦劳动，斯可以无失已矣！”这时，颜元及门弟子日众，李塨便是于康熙十八年开始来问学的。对于新从游者，颜元必先向其申明自定教条其要点是：孝父母、敬尊长、主忠信、申别义、禁邪僻、慎威仪、重诗书、敬字纸、习书、作文、习六艺、序出入、尚和睦、贵责善、戒旷学等。特别是对六艺，尤为强调。每逢一、六日课数，三、八日习礼，四、九日歌诗、习乐，五、十日习射。他兢兢业业，以阐扬儒家学说中实用实行思想为己任。尝云：“天废吾道也，又何虑焉。天而不废吾道也，人材未集，经术未具，是吾忧也。”因吟诗道：“肩担宝剑倚崆峒，翘首昂昂问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将来何计谢苍生。”1对于自己，颜元仍是持身极严，而且与从学者互相规过。有一年，颜元曾买石氏女为侧室，女痴且癫，知是为媒人所欺。于是，令媒人将女领回并讨回原金。不料，媒人又将该女再度转卖给他人。李塨就此事向先生直谏及规劝，颜元听后，悲泣道：“吾过矣！”于是出原金赎女归其父。李塨极感先生改过之勇，从此立日谱以自考。颜元和李塨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约定：“对众不便面规者，可互相秘觉也。云：警惰须拍坐，箴骄示以睛，重视禁暴戾，多言作嗽声，吐痰规言失，肃容戒笑轻。”2康熙二十三年，颜元五十岁时，只身往关外，寻找父亲下落。原来，颜元的父亲颜昶随清军出关后，到了沈阳，有位镶白旗董千总给了他些本钱，开了个糖店，先后娶过妻王氏及妾刘氏，刘氏生两女，名银孩、金孩。颜昶也曾想返里探亲，因入关被阻未能实现，于康熙十一年病故，葬于沈阳附近的韩英屯。颜元到关外沿途寻父，艰苦备尝。当他在沈阳张贴寻人报贴后，被银孩所知。兄妹相见，面对痛哭。颜元祭奠父茔后，亲自御车，奉先父牌位归博野。
从关外归来后，颜元自叹：“苍生休戚，圣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于是在康熙三十年，告别亲友，南游中州。行程二千余里，拜访河南诸儒。在各地，他结交士人，出示所著《存性》、《存学》、《唤迷途》等，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率直地抨击理学家空谈心性、以著述讲读为务、不问实学实习的倾向。寓居开封时，曾与名士张天章研讨学术。天章叹道：“礼乐亡矣，《存学》诚不容不作！”又研讨水政，天章曰：“先生何不著《礼仪水政书》？”颜元答道：“元之著《存学》也，病后儒之著书也，2《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1《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2《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尤而效之乎？且纸墨功多，恐习行之精力少也。”因此，来问学者日众。在商水，访李木天，与言经济。李见颜元佩一短刀，便离座为他演诸家拳法。颜元笑曰：“如此可与君一试。”两人遂折竹为刀，对舞不数合，颜元击中木天手腕。木天大惊曰：“技至此乎！”又与深言经济，木天倾倒下拜。次日，令其子从先生游1。
颜元通过此次南游，愈发感到程朱之学为害的严重。他说自己当年从关外归来时，“医术渐行，声气渐通，乃知圣人之道绝传矣。然犹不敢犯宋儒赫赫之势焰，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但是，“迨辛未游中州，就正于名下士，见人人禅宗，家家训诂，确信宋室诸儒即孔孟，牢不可破，口敝舌罢。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不然终此乾坤，圣道不明，苍生无命矣”2。因此，他一方面著《四书正误偶笔》等，辨析朱熹学说的谬误，一方面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向友人及门生申明训诂、理学、科学的危害，尝大声疾呼：“仙佛之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遍迷贤知。”“非去帖括制艺与读著主静之道，祸终此乾坤矣。”3颜元六十二岁时，肥乡郝公函（字文灿）三次礼聘，请他前往主持漳南书院。颜元到肥乡后，准备很好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亲自拟定各种规章，构想书院规划，并手书“习讲堂”对联云：“聊存孔绪励习行，脱去乡愿禅宗训诂帖括之套”、“恭体天心学经济，斡旋人才政事道统气数之机”。可惜数月之后，该地大雨成灾，漳水泛滥，书院堂舍悉被淹没，他只好告辞归里。后来，因水患益甚，郝公函屡请未往。不久，郝公函来书问安，并附一契纸云：“颜习斋先生生为漳南书院师，没为书院先师。文灿所赠庄一所，田五十亩。生为习斋产，没为习斋遗产。”1从肥乡返回后八年，即康熙四十三年（1704）九月初二日，颜元病故。
逝世前犹谓门人曰：“天下事尚可为，汝等当积学待用。”死后葬于博野北杨村，门人私谥为“文孝先生”。
1《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2《习斋记余》卷1，《未坠集序》。
3《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1《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第二节 颜元的学术成就和贡献
颜元平生注重习行，不尚空谈，故著述不多，有《存学编》四卷，《存性编》二卷，《存治编》一卷，《存人编》四卷，《朱子语类评》一卷，《礼文手钞》五卷，《四书正误》六卷，《习斋记余》十卷等。他的门人锺锌将其言行辑录成《习斋先生言行录》及《习斋先生辟异录》。生平事迹则详载于李恕谷、王源所辑《颜习斋先生年谱》中。
颜元认为中国学术思想演化大势，自孔孟以后，气运日降，儒业日毁，“孟子后之道之学，二千年总成一大谎。”具体认为：“秦火之后，汉儒掇拾遗文，遂误为训诂之学。晋人又诬为清谈，汉唐又流为佛老，至宋而加甚矣。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而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仆窃谓其祸甚于杨墨，烈于嬴秦。每一念及，辄为太息流涕，甚则痛哭！”1颜元学说与程朱理学有根本分歧，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气质之性的善恶问题。宋儒在观察宇宙和人生时，提出了“理”、“气”两个基本概念。虽然也说，理、气是不可分的，但又认为，理是最根本的、第一性的东西。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2在人性论问题上，朱熹同样地把“理”与“气”作为性的根源。认为人禀赋天理产生“天命之性”（又称义理之性、道心），禀赋气质则产生“气质之性”（又称人欲、人心）。我国先秦时期的孟子，只说人性是善的。而说人有“气质之性”，则是宋代二程的发明。朱熹继承此说，认为人的天命之性是“浑然至善”的，专指理而言。而人的气质之性，是理与气杂而言之，人禀受气时有深浅、厚薄、清浊的不同，故性有善和恶的区别。气质之性（人欲）是万恶的根源。
对程朱的理气二元论及理先气后的唯心主义见解，颜元持不同看法。认为不能把理与气割裂。“若无气质，理将安附？”“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3表现了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特别是在人性论上，颜元坚持孟子的性善说，反对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以及认为气质之性是恶的说法。“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善，则气亦善。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乌得谓理纯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他以眼睛作比喻：“譬之目矣，眶、皰、睛，气质也。其中光明能见物者，性也。将谓光明之理专视正色，眶、皰、睛乃视邪色乎？余谓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皰、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气质之性。只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视即目之性善，其视之也则情之善，其视之详略远近则才之强弱，皆不以恶言。”1那么，恶是哪里来的呢？颜元的回答是：来自后天的引蔽习染。他说：“岂不思气质即二气四德所结聚者，乌得谓之恶？其恶者，引蔽习染也。”2譬如人的衣服若著尘触污，人见其失本色而厌观之，命之曰污衣，其实乃外染所成。仅需清洗以去其染著之尘污，虽极垢敝亦不可谓衣本有污。
1《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习斋记余》卷3《寄桐乡钱生晓城》。
2《朱子语类》。
3《存性编》卷1。
1《存性编》卷1。
2《存性编》卷1。
颜元进一步指出，宋儒认为气质之性为恶的说法，会导致一个严重的社会后果：“将天生一副作圣全体，参杂以习染，谓之有恶，未免不使人去其本无而使人憎其本有。蒙晦先圣尽性之旨，而授世间无志人一口柄。”3他著《存性编》的目的，正是为了“使人知为丝毫之恶，皆自玷其光莹之本体。极神圣之善，始自充其固有之形骸。”4第二个方面是关于为学的内容与途径问题。颜元极为看重儒家经典学术思想及儒学人才的社会作用，认为这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他说：“盖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5而要使学术起到经世致用、扶危济难的作用和培养出匡时济世的人才，必须反对空谈心性，重视实事实功。他响亮地提出了“利者，义之和也”的命题，对千百年流行的董仲舒的说教进行了修正。他说：“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孟子极驳利字，恶其掊克聚敛者耳。其实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1由此，在为学的内容方面，颜元旗帜鲜明地起来反对宋明理学的空疏无用，主张学习实事实物。他认为，尧舜周孔时代的“六府”、“三事”，“三物”，才是真学、实学。“唐虞之世，学治俱在六府三事，外六府三事而别有学术，便是异端。周孔之时，学治只有个三物，外三物而别有学术，便是外道。”2所谓“六府”，是指金、木、水、火、土、谷而言；所谓“三事”，是指正德、利用、厚生而言；所谓“三物”，是指六德、六行、六艺而言。具体地说，就是封建社会中修己治人、经邦济世的实用之学。如他在解释正德、利用、厚生时称：“齐明者，正吾身之德也；耳聪目明肢体健，利吾身之用也；寡欲积精、寡言积气、寡营积神，厚吾身之生也，否则非尧舜之修身也。闲男女之邪心，饬彝伦之等杀，正一家之德也；宫室固、器皿备、职事明，利一家之用也；仓箱盈、凶札豫，厚一家之生也。建学校、同风俗，正一国之德也；百工修，百官治，利一国之用也；仓府实、乐利远，厚一国之生也，否则非尧舜之齐治也。”3在上述各项内容中，他最经常和明确强调的是“六艺”，即：礼、乐、射、御、术、数。还常将礼、乐、兵、农并举。如说：“礼乐圣人之所贵，经世重典也，而举世视如今之礼生吹手，反以为贱矣。兵学才武，圣教之所先，经世大务也，而人皆视如不才寇盗，反皆以为轻矣。惟袖手、文墨、语录、禅宗为至尊而至贵，是谁为之也！”1他强调礼，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目的出发的：“圣人之道，莫大于礼。..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有礼则身修，心有礼则心泰。”2他反对重文轻武，则是对宋以后士林风尚的3《存学编》卷1《上征君孙锺元先生书》。
4《存学编》卷1《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
5《习斋记余》卷1《未坠集序》。
1《四书正误》卷1。
2《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
3《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1《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
2《习斋记余》卷1。
直接批判：“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3在为学的方法上，颜元猛烈地抨击理学家的读书静坐、居敬穷理，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习行实践。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试问一日十二时辰，哪一刻是尧、舜、周、孔？”又说：“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人筋骨皆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也。”4读书过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读书乃致知中一事，专为之则浮学。”5因此，只有习行才是最关重要的：“吾辈只向习行上做功夫，不可向语言文字上着力。”“心上思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临事时依旧是所习者出。”6关于习行的思想，是颜元平时强调最多的。这对于反对当时理学的空疏无用，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自然，他所主张的习行的内容，主要是指封建社会儒士阶层的政治实践与道德实践，也包括一些国计民生所需的实用知识与技能。
有一回，一位学者不甚清楚孔孟实学实行与程朱静坐读书的差异，颜元便用极为形象的语言，描绘出两幅裁然不同的画面：“请画二堂，子观之：一堂上坐孔子，剑佩觽，决杂玉，革带深衣，七十子侍。或习礼，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干戚舞武，或问仁孝，或商兵农政事，服佩皆如之。壁间置弓矢、钺戚、箫磬、算器、马策，各礼衣冠之属。一堂上坐程子，峨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杨、朱、陆者侍，或反观打坐，或执书吾伊，或对谈静、敬，或搦笔著述。壁上置书籍、字卷、翰砚、梨枣。此二堂同否？”1当然，这里所描绘的孔子教育弟子的场面，实际已熔铸了颜元自己的理想。颜元在肥乡主持漳南书院时，曾议定书院规模，更是全面、具体地显示了他的学术与教育主张：书院建正庭四楹，曰“习讲堂”。
东第一斋，匾额曰“文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
西第一斋，匾额曰“武备”，课黄帝、太公，以及孙吴诸子兵法，并攻守、阵营、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
东第二斋，匾额曰“经史”，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
西第二斋，匾额曰“艺能”，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
书院大门内东侧，曰“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大门内西侧，曰“帖括斋”，课八股举业。此二斋“为吾道之敌对，非周孔本学，暂收之以示吾道之广，且以应时制，俟积习正，取士之法复古，然后空二斋”1。
颜元的这种规划，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确属别开生面的创新之举。
3《存学编》卷1《学辨一》。
4《朱子语类评》。
5《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6《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存学编》卷1。
1《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1《习斋记余》卷2，《漳南书院记》。
第三节 继承和发展了颜元学说的李塨
李塨，字刚主，号恕谷，直隶蠡县曹家蕞人。生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他是颜习斋学说最得力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发展者。
李塨的祖父名彩，字素先，为人刚直仁厚，好施与，曾因“世乱”，出家资救济里中贫乏者，“劝勿为盗”。李塨的父亲名明性，字洞初，号晦夫，以孝闻名，世称“孝慤先生”。李明性是明季诸生，但“年甫壮，绝意仕进，不复攻举子业”。甲申之变后，清军入关，他“谢世事，不复问”，因念孔孟圣学“以敬为枢”，名其斋曰“主一”。他“每晨兴，读《孝经》、《大学》、《中庸》各遍，然后旁及他书。所读，务身行之”。博野颜习斋曾来访，读其日记及所辑诸书，深为叹服，归家将其姓字书于座上，“出入必拱揖”2。
李塨从四岁起，就由他父亲口授《孝经》、古诗、《内则》、《少仪》等。祖父素先翁弯制小弓，引导他习射。八岁入小学，孝慤先生教他学幼仪，读经书。十五岁时，娶颜习斋挚友王法乾的妹妹为妻。法乾对李塨评价很中肯，曾语习斋曰：“吾近狷，兄近狂，李妹夫乃近中行也。”康熙十六年，李塨十九岁，参加科考，进县学生员第一名3。
康熙十八年李塨二十一岁时，访问了颜习斋先生，“自此深以习斋学习六艺为是，遂却八比，专正学”。从此常随习斋游。颜元曾郑重对他说：“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之气数。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民之瘼矣，尚忍膜外？”李塨闻之泣下，感动异常，决心要尽全力传播习斋的学说，“不传其学，是自弃弃天矣！”1颜元与李塨之间师生之谊甚笃，相互间责善规过亦严。李塨“服习斋改过之勇，跃然志气若增，益效习斋立日记自考”。他的日谱，每个时辰下画一圆圈，按时在圈内画不同的符号，记载自己行为与意念方面的优劣得失。颜元经常评阅他的日谱，曾教以“记事减冗繁而录大纲，家务减琐小而惜精力，看书减而读所现学，习学减而勿贪多”2。
李塨除了受教于颜元外，还先后学琴于张函白、冯颖明，学射于赵锡之、汪若纪、郭金城，问兵法于王余佑，学书于彭通，学数于刘见田，学韬钤于张文升，后来到浙江时，又学乐于毛奇龄。平日他自立课程，一日习礼，三日学乐，五日习律，七日习数，九日习射，书则随时学习。
李塨从二十二岁开始，因力田不足养亲，便兼习医、卖药，并开馆授徒。他到刘村任塾师，修《学规》示从游者，主要条目有：孝父母、尊长者、修威仪、肃衣冠、习幼仪、远异端、重诗书、习六艺、通经史等。对于六艺，尤其重视：“礼乐射御书数，圣学之正务也。有愿学者，随其材而教之”3。二十五岁以后，李塨的政治及学术思想日趋成熟，开始从事著述，并广泛与各地人士交游。
他曾著一册，取名《瘳忘编》。在序中，他说：“宋明学者，如华子病2《李恕谷先生年谱》卷1。
3《李恕谷先生年谱》卷1。
1《李恕谷先生年谱》卷1。
2《李恕谷先生年谱》卷1。
3《李恕谷先生年谱》卷1。
忘，伏首诵读而忘民物。一旦大难当前，半策无施。惟拚一死，并忘其身，嘻，甚矣！予行年二十余，颇踔厉欲有为，而精神短浅，忽忽病忘，每恐其沦胥以溺也。乃捃摭经世大略，书之赫■以瘳之。”1二十八岁时，又书廿一史经济可行者于册，曰《阅史郄视》。三十一岁时，为颜习斋的《存性篇》、《存学编》、《存治编》作序，阐发颜氏学说的真谛及意义。四十岁以后，著《大学辨业》，对儒家的“格物致知”说提出了新看法。著《圣经学规纂》，摘录《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言论，加以诠释。五十岁时，著《平书订》，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
李塨在三十二岁时（康熙二十九年），赴京参加乡试，中举人。他深感时文害世，自此虽应乡试，但不再务举业。他多次往来京师，还到过中州及江南地区，任教师，作幕僚，和各地学者研讨学问。
李塨除在刘村任过塾师外，还在京师任过申佐领和郭子固的家馆。三十七岁至三十九岁时，应郭子坚之请，两次南下，到浙江桐乡佐理政事。沿途，他拜访学者，宣传习斋学说，并学乐于毛奇龄。四十六岁时，应河南郾城知县温益修之请，往郾城佐政。五十一岁至五十二岁时，应汉军旗人杨慎修之聘，两次到陕西富平佐县政，曾建议实行选乡保、练民兵、旌孝节、重学校、开水利等措施，因而政教大行。李塨后来回忆说：“塨比岁为杨慎修敦请西行，幸其虚怀听受，甚获民心。关中学者，颇可晤语。上而当道，下而草泽，皆有虚伫，吾道粗明粗行。两次东旋，官绅士庶送者填途。”1五十四岁时，他又到济南，任知府幕僚，不久即归。六十岁时，被选为通州学政，上任后不久，因病告归。在他六十一岁和六十二岁时，为了讲学会友，传播习斋学说，又曾两次南游。
李塨与颜元一样，强调真正的儒士必须“内外并进”，一方面律己要严，一方面以经邦济世为己任，不过，在个性和处世方法上，他二人也有不同之处。习斋性格高尚，不出，不交显贵。恕谷则为人豁达，广泛交友。习斋一介不取，廉洁自守，恕谷则受馈甚厚，力田致富。有一次，恕谷将入京会友，习斋对他说：“勿染名利。”恕谷答道：“非敢求名利也，将以有为也。先生不交时贵，塨不论贵贱，惟其人。先生高尚不出，塨惟道是问，可明则明，可行则行。先生不与乡人事，塨于地方利弊，可陈于当道，悉陈之。先生一介不取，塨遵孟子：‘可食则食之’，但求归洁其身，与先生同耳。”2恕谷晚年，家道富饶，有人议论他“力农致富’，他说：“非以求富也，聊以自守也。平生志欲行道，今年已迟暮，知无用矣，故遁迹田园。胼手胝足，则雄杰之余勇也。不稼不穑，胡取廛囷，则风人之退守也。”3李塨自六十四岁以后，大部分时间在乡间从事著述，与外人很少交往。
他订《拟太平策》，自称“一生总结是书”，在自序中说：“今幸太平之世，明四目，达四聪，令士皆得陈言。而不思治平之策，则有负于儒矣，非为天下之义矣！”雍正八年（1730），李塨已七十二岁，直隶总督多次聘请他出任《畿辅通志》总裁，李塨推辞不掉，便到保定府莲花池馆内任职，亲撰畿辅通志凡例。不久，又以病归里。
1《李恕谷先生年谱》卷1。
1《李恕谷先生年谱》卷5。
2《李恕谷先生年谱》卷3。
3《李恕谷先生年谱》卷5。
李塨七十四岁时，知病将不起，自作墓志。次年正月病逝，时在雍正十一年（1733）。谢世前曾作绝命诗一首：“情识劫年运足伤，北邙山下月生光。九京若遇贤师友，为识滔滔可易方。”
李塨秉承师教，以躬行经世为要务。与颜元所不同的是，他也勤于著述，曾说：“颜先生以天下万世为己任，卒而寄之我。我未见可寄者，不得不寄之书，著书岂得已哉！”1可见，他从事著述完全是为了传播颜习斋的学说。在政治、哲学和史学方面，李塨著有《瘳忘编》、《阅史郄视》、《平书订》、《拟太平策》、《四书传注》、《周易传注》、《传注问》等。在教育方面，著有《大学辨业》、《小学稽业》、《圣经学规纂》、《论学》、《学礼录》、《学射录》、《学乐录》等。典章制度和考据方面有《田赋考辩》、《宗庙考辩》、《郊社考辩》、《禘祫考辩》等。生平事迹，载于冯辰所辑《李恕谷先生年谱》中。后来，王灏刊《畿辅丛书》，有《颜李遗书》。近代北京的《四存学会》，亦编有《颜李丛书》。较全面地收录了颜元和李塨的著作。
李塨的政治和经济主张，与颜元大体相同，集中表述在《平书订》一书中，后来在《拟太平策》中又进一步系统化。他说：“予尝谓治天下有四大端，曰：仕与学合，文与武合，官与吏合，兵与民合。”2因为他认为，明亡的惨痛教训就在于文武脱节、兵专而弱、士子所学非所用。“明之亡也，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其习尚至于将相方面觉建功奏绩，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毒。”1“其最堪扼腕者，尤在于兵专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其所底。以天下之大，士马之众，有一强寇猝发，辄鱼烂瓦解，不可收拾。..士子平居诵诗书，工揣摩，闭户傝首如妇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钱谷，渺不知为何物，曾俗吏之不如，尚望其长民辅世耶！”2他特别强调，要富国强兵，必须注重“分民”、“分土”、“建官”、“取士”、“制田”、“武备”、“财用”、“刑罚”、“礼乐”等方面的政策与措施。
为了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李塨也主张恢复井田，或者实行均田、限田。“可井则井，难则均田，又难则限田。”3特别是均田，尤认为重要和可行：“非均田则贫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恒产。均田，第一仁政也。”为了实行这个制度，他特别赞赏颜元提出的“佃户分种”法：“今世夺富与贫殊为艰难。颜先生有佃户分种之说，今思之甚妙。如一富家有田十顷，为之留一顷，而令九家佃种九顷。耕牛子种，佃户自备。无者领于官，秋收还。秋熟以四十亩粮交地主，而以十亩代地主纳官，纳官者即古什一之征也。..佃户自收五十亩，过三十年为一世。地主之享地利，终其身亦可已矣，则地全归佃户。”4在人材选拔上，李塨也是反对科举制度，主张乡举里选。如说：“不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不足以得人才。而不废科举，不能行乡举里选、小1《李恕谷先生年谱》卷5。
2《平书订》卷3。
1《恕谷后集》卷4《与方灵皋书》。
2《〈存治编〉序》。
3《〈存治编〉书后》。
4《拟太平策》卷2。
学、大学之法。”5“乡举里选行之，或因时酌略，而大体莫易。”1但李塨不主张事事拘泥于古法，《李恕谷先生年谱》卷一中记：“习斋规先生策多救时，宜进隆古。先生规习斋尽执古法，宜酌时宜。”比如是否恢复封建的问题，李塨说：“惟封建以为不必复古，因封建之旧而封建，无变乱。今因郡县之旧而封建，启纷扰。”2在哲学思想方面，李塨坚持并发展了颜元的理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见解。他对理学家离事言理的唯心主义说教进行了猛烈地抨击：“自宋有道学一派，列教曰：‘存诚明理’，而其流每不诚不明。何故者？高坐而谈性天，捉风捕影，纂章句语录，而于兵农、礼乐、官职、地理、人事、沿革诸实事，概弃掷为粗迹。惟穷理是文，离事言理，又无质据，且认理自强，遂好武断。”3李塨还有一段精辟的言论，明确提出“理在事中”、“理气不二”的唯物主义论断：“朱子云：‘洒扫应对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酒扫应对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则理别为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曰：“有物有则”，离事何所谓理乎？”4在认识论上，颜、李都强调因行得知，不能离行言知。但二人也有差异。颜元最强调的是习行，认为儒家“格物致知”的传统命题中，“格”就是“行”，就是“犯乎实做其事”。人的认识是行先知后，“手格其物，而后知至”。这表明，他最注重感性知识、实践活动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而李塨的看法是，如果只强调读书或只重力行，都是片面的：“不以读书为学，则返之而以力行为学矣，皆与圣经不合。”他认为每个人必须先进行学习，获得真知，才能身体力行。他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是：“格物致知，学也，知也。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行也。”又说：“致知在格物者，从来圣贤之道，行先以知，而知在于学。”1这表明，他比较注重理性认识、间接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应该说，这是对颜元重习行认识论的一个必要补充。
在教育方面。李塨与颜元一样，严厉批判了理学家提倡的习静教育和书本教育。他说：“静坐，十三经未有其说，宋儒忽立课程，半日静坐，则几几乎蒲团打坐之说矣。”并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2他认为，教育所要培养的应该是明德亲民、经邦济世的人才，而欲达此目的，必须“仕与学合”、“学用合一”，他说：“教士之道，不外六德六行六艺。自颜先生倡明此学，而今学者多知之，卓哉见也。.尊德行以此，道问学以此，隐居以此，行义以此。所学即其所用，所用即其所学，此府修事和之世，所以治且隆也。”3值得注意的是，李塨还很详细地提出了他所理想的学制和选士制度，其5《平书订》卷6。
1《〈存治编〉书后》。
2《〈存治编〉书后》。
3《恕谷后集》卷2《恽氏族谱序》。
4《传注问》。
1《大学辨业》卷2《致知在格物解》、卷3《辨后儒格物解》。
2《李恕谷先生年谱》卷2。
3《平书订》卷6。
主要内容是：八岁入乡学，乡师教之孝弟、幼仪、认字，习九九数。读《孝经》、《论语》、《大学》、《孟子》，及《易》、《诗》、《书》、《春秋》、《周礼》等，并习小乐小舞。十五岁，入县学，教之存六德、行六行，讲究经世济民之道，读《资治通鉴》及古文。习礼乐、骑射、六书、九数，作策论。聪颖者可涉猎九经、廿一史。二十岁，教成者进之郡学，教之三学，察试德行学艺。再经藩学、成均，察试后即谓之太学生。然后，分科以为士，共分礼仪、乐律、天文、农政、兵法、刑罚、艺能方域、理财、兼科等九科。乡、县、郡要定期考核这些士子并向政府进行推荐，以供选用。特别是小学，李塨在《小学稽业》一书中详细陈述儿童自八岁至十四岁时，应该学习的礼、书、数、乐四类课程的具体内容。这些，都是颜元所未及探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