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早年的经历

靳辅，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生于后金天聪七年（1633）。其祖先原为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所以有传记其籍贯山东历城。又因始祖于明初以百户从军戍辽阳，并落户此地，故另一些传记视靳辅为辽阳人，《奉天通志》即列靳辅为“乡宦”人物之一。靳辅先人中，始祖清，从军阵亡，得世袭千户，数传至曾祖守臣，祖父国卿，事迹均不显赫，其父应选，官通政使司右参议，算是有点名气了1。

靳辅自幼知书识礼，九岁丧母，执礼如成人。顺治六年（1649）出仕为笔帖式，两年后进入翰林院为编修2。那时，他对朝廷典章制度已很熟悉。顺治十五年改任内阁中书，不久升为兵部员外郎。康熙元年（1662）又升任兵部职方司郎中，七年，晋通政使司右通政，第二年升国史院学士，充任纂修《世祖实录》的副总裁官，九年十月，改任武英殿学士兼礼部侍郎3。

靳辅在康熙十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在任共六年，以地方军政首脑的身份，做了几件为人称道之事。

第一，请求豁免田粮和提倡发展生产。安徽地区连年荒旱，民多流亡，靳辅到任后关心人民的疾苦，尽力号召流民回到生产岗位上，经他召复的有数千户。他到任第二年，查出临淮、灵璧二县虚报开垦田地四千六百余顷，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他就奏请豁免了这份不合理的田粮。但是，靳辅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这就是，他认为真正把地方治理好，不在于“请赈蠲租”，更主要的是发展生产，即“因民之力，教以生财之方”。为此，他主张在安徽地区“募民开荒”、“给本劝垦”、“六年升科”。这位巡抚举例说，凤阳五百里，苏、松三百里，苏、松财赋甲天下，而凤阳的贡税不及苏、松十分之一，虽然地有肥硗，却不应如此悬殊。追究其原因，他认为是苏、松地区水利修得好，小港支河，到处皆有，旱既可以灌溉，涝也得以排水，所以即使受到水旱影响，终究构不成大患。他以此为借鉴，在安徽实行沟田法，以十亩为一畘，二十畘为一沟。把沟里的土堆起来做道，道高沟低，涝则泄水，旱以灌溉。可惜未得具体实行，即因三藩之乱爆发而中止1。

第二，参加平定三藩之乱，维护地方安定。康熙十二年，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因撤藩起兵反清，接着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也相继反，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藩之乱”。第二年，吴三桂、耿精忠的叛乱军队进攻江西，煽动饶州的兵弁起而响应。安徽巡抚驻安庆，地与相近，康熙下令靳辅所在增兵设防。靳辅立即在池州（今贵池）、安庆地方部署军队，不但保卫了本地区的安全，还有力地支援了江西地区的平定三藩之乱的战斗。有个名叫宋镳（标）的人，在歙县山中为乱，声撼远近，1王士祯：《靳辅墓志铭》，见《碑传集》卷75。

2各书记载初仕时间不一，王士祯《靳辅墓志铭》是十九岁入翰林院为编修，即顺治八年初仕，而王启元《靳辅传》则称于顺治六年由笔帖式选充翰林院编修，时为十七岁。《清史稿·靳辅传》称顺治九年以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陆燿《靳辅小传》称顺治七年，年十九。

3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靳辅传》卷155。

1王士祯：《靳辅墓志铭》。

在江苏、安徽及江西地区流窜，与三藩之乱相呼应，靳辅将其追捕归案，消除了隐患1。

第三，大力节省驿站糜费。康熙十五年，因平定三藩之乱，清朝军费猛增，供应非常紧张，负责筹饷的户、兵二部下令裁减驿站经费。靳辅此时上疏指出，“欲省经费，宜先除糜费”。他列举一系列糜费的渠道和可以节省的项目，如外地诸大臣，非紧要事情，不必专门派人传送奏疏，这可使火牌糜费节省十分之四；京城派往外地的官员，可以酌量并减，即解饷解炮，沿途自有官兵护送，亦止需差部员一名，则勘合糜费又可节省十分之三四；严禁各种员役横索骚扰，无名之费节省会更多。以安徽为例，全部所属驿站银二十六万余两，以十分之四计算，一年可省十余万两2。这笔钱既可充军饷，亦可减少驿站本身的困难。康熙帝非常重视靳辅的意见，说：“驿递繁苦，皆由差员横索骚扰，著严行饬禁。”下部议，以靳辅所奏，定为条例。当年靳辅报告，安徽一地存留各属扛脚等项银十一万七千余两，节省驿站银十二万九千余两，总计二十四万余两。康熙帝当即表扬他节省存留驿站各项钱粮为数甚多，具见实心办事，按规定予以提拔，于是加兵部尚书职衔3。

1靳辅：《题明宋镳案》见《靳文襄奏疏》卷8，《清圣祖实录》卷50。2靳辅：《减差节省驿站银粮疏》、《节省钱粮疏》，见《靳文襄奏疏》卷8。3《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靳辅传》卷155。

第二节　总督河道和“一日八疏”

康熙十六年（1677）三月，靳辅从安徽巡抚任上被提升为河道总督，官衔全称为“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这年他已四十五岁，从此到六十岁病逝，一直致力于治河，其间曾被提名当刑部尚书，但没有成为事实1。

滔滔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像伟大的母亲一样哺育了中华儿女，并以五千年的文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在生产水平低下，技术落后，特别是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黄河也像百兽之王的雄狮一样，在诸河中最难驯服。横行在中原大地，到处咆哮，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灾难。从大禹开始，治河成了历代统治者的试金石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公共职能。康熙帝任命靳辅主治黄河，也正是这位有作为的皇帝真想把国家治理好，让百姓不为河患所苦。康熙帝说他从十四岁亲政以后就留心治河的问题。后来发生了三藩之乱，他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写在宫中柱子上，提醒自己2。靳辅出任河道总督之日，正是黄河、淮河泛滥极坏之时。尤其是关系清朝统治命脉的运河也受到严重影响，使江南的漕粮不能顺利地运到北京。黄河自安徽砀山直到下梢海口，南北两岸决口七八十处，沿岸人民受灾，到处流浪，无家可归。黄河倒灌洪泽湖，高家堰决口三十四处。盱眙县的翟家坝成河九道，高邮的清水潭久溃，下河七州县一片汪洋。清口运河变为陆地3。康熙帝派工部尚书冀如锡亲自勘察河工，冀回来报告，不仅河道年久失修，而且缺乏得力的治河人才。现任河督王光裕计划修的几项工程，大部分以钱粮不足未动工，此人根本不具备治河才能，有人建议撤销他的职务1。在黄河、淮河、运河都存在严重问题，许多人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康熙帝选择靳辅作为河道总督走马上任了。

在靳辅未履任之前，清廷九卿会议曾讨论过冀如锡等提出的治河任务。

他们根据视察所见，认为急需修筑堤坝，其中有黄河南岸自白洋河至云梯关，北岸自清河县至云梯关及高家堰、周家桥、翟家坝、古沟等决口，其余溃坏和单薄之堤，也有必要修筑坚固。需要疏浚的有清口一带沙淤及运河受黄流淤淀之处。最迫切的是堵筑淮、扬两岸的堤坝、清水潭决口，还有归仁堤的未完部分工程。他们期待新的河道总督来完成这些任务2。

靳辅没有辜负时人的希望。他上任伊始，有个“八疏同日上之”的佳话，足以表现新任河道总督靳辅胸有成竹，雷厉风行的作风。这件事出现在康熙十六年七月十九日（1677年8月17日）。从时间上看，靳辅三月得到任命，四月六日到宿迁上任（当时河道总督驻地在山东济宁），然后他就开始了视察河道，历时两个月。能在一天之内连上八疏，完全是他亲自调查河道并认真进行研究的结果。他在这次调查中，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反映。他在给康熙帝的奏疏中说：“毋论绅士兵民以及工匠夫役人等，凡有一言可取，一1《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1221。

2《清圣祖实录》卷154。

3李祖陶：《治河事状》，见《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155。

1《清圣祖实录》卷65。

2《清圣祖实录》卷65。

事可行者，臣莫不虚心采择，以期得当。”3而他一日上八疏那种迫切心情，与调查所受触动也有很大关系。他踏着泥泞的河岸，上下千里，观察河水形势，感叹说：“河之坏极矣！”4这是他决心把黄河尽快治好的真正动力。不仅如此，靳辅从这次实际调查和访问中，还确定了他治河的总方针，即“审其全局，将河道运道为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1。靳辅认为，黄河河道坏到如此程度，不能“以尺寸治之”，只顾一点，不及其余，无济于事。他主张必须有个全局观念，从整体上采取措施，把河道、运道合起来共同治理。因为追本溯源，“盖运道之阻塞，率由于河道之变迁”。尤其强调治理黄河的重要性实际关系数省的安危，不能如过去只注意解决漕运的问题，而放纵黄河任意冲刷，如果还是那样，运道也不能保证畅通。他抱定目标是使“已淹之田可耕，见在之地可保，运道可通，额课可复”。在治法上，不全盘否定前人的经验，措施也不千篇一律，“有必当师古者，有必当酌今者；有须分别先后者，有须一时并举者”，总之，因势利导，随时制宜2。后来事实证明，他主要用了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方法，而如“寓浚于筑”等方法皆属创新。在他的总方针下，把具体措施分为八个问题，每题一疏，所以就成了八疏。

靳辅的八疏，皆冠以“经理河工”第几疏，从第一到第八。其中有四疏讲治黄治淮，一疏讲治运河，其余讲治河管理，如筹集钱粮，裁并河官，选贤任能及设兵守护等等。如第一疏讲挑清江浦至海口，就是疏浚黄河下流，从清江浦至云梯关，在河的两旁离水三丈，各挑引河一道，使黄、淮下注，新旧河合而为一。再以新挑之土筑两岸大堤，南自白洋河，北自清河县，两者皆东至云梯关。云梯关至海口还有百里，其中近海二十里，湖大土湿，不能施工；余下的八十里亦尽可能加以疏浚，筑堤束水。这项计划二百天内完成，每天出动十二万三千多民工。第二疏讲挑疏清口，这是关于修治上流淤淀的设想。洪泽湖下流自高家堰西至清口，是淮河与黄河相会之处。他认为下流虽治，而上流有淤淀之处不及早疏通，则淮水直下之时难免阻滞散漫之患，因此主张在小河两旁离水二十丈，各挑引河一道，分头冲洗。第三疏讲的是高堰坦坡，就是迫切帮修堤岸。他提出培修七里墩、武家墩、高家墩、高良涧至周桥闸靠近洪泽湖的残缺堤岸，下筑坦坡，使水来至此平漫而上，顺缩而下，不致怒激崩冲。堤一尺，坦坡五尺，夯杵坚实，其上种草。第四疏讲包土堵决。以前堵塞黄河、淮河各处决口，一律用埽，既费钱又不耐用。靳辅提出筑土御水的方法可改为密下排桩，多加板缆，用蒲包裹土，麻绳捆扎而填之，可省费用一半，而坚固又大大超过下埽。第五疏专讲挑运河。他主张应把运河的河身挑浚，决口堵塞，使运河畅通无阻，免去老百姓盲目加垫。自清口至清水潭二百三十里皆须大为挑浚，以所挑之土倾于东西两堤之外，西堤筑为坦坡，东堤加培坚厚1。其余各疏讲治河管理上的几个问题。这八疏集中地反映了靳辅治河的理想、气魄和可贵的革新精神。清廷列这些奏疏做了认真讨论，但以正值用兵平定三藩之乱，如再大举兴河工，每3靳辅：《河道敝坏已极疏》，见《靳文襄奏疏》卷1。

4王士祯：《靳辅墓志铭》。

1靳辅：《河道敝坏已极疏》，见《靳文襄奏疏》卷1。

2靳辅：《河道敝坏已极疏》。

1均见《靳文襄奏疏》卷1。

天动用民夫十二万余人，恐怕对人民骚扰过分，提出应分别主次，选择其中主要的几项先行动工。康熙帝则下令靳辅再做一番更切实际的考虑。靳辅再次上疏，提出一些修改，如把运土由民夫改为车运等等。其基本内容都被通过并成了他后来实践的指导原则2。

2《清圣祖实录》卷68。

第三节　治河初见成效

与第一次大争论靳辅的治河设想被基本通过以后，他就主持兴工了。浩大的工程一旦开始绝非易事，其间经常遇到困难和争论。幸运的是康熙帝以至高无上的权威认为靳辅忠诚、果敢、沉着、意志坚强，可以担当大任，以致力排众议而信任他。靳辅本人也非常感激皇帝的“知遇”，不怕艰难险阻，不计较个人得失，决心干出一番事业1。

清口是黄河与淮河交汇的地方，云梯关又是淮河、黄河的入海必经之路。靳辅治河的工程是，首开清口烂泥浅引河四道，疏浚清江浦至云梯关的河道，创筑束水堤一万八千余丈，塞王家冈、武家墩大决口十六处2。靳辅的治河有个理论，即欲使下流得治，必治好上流。根据这个理论，为防止黄河下流决口，又提出在上流建减水坝。于是在萧、砀、宿迁、桃源、清河等县河南北两岸，共建筑了十三座，其坝东西宽十二丈，南北长十八丈六尺，中间建立矶心六座，两旁俱用石墙，土内密钉排桩，灌以浆灰，上铺石板，用铁锭相联。每座坝各有七个洞，每洞宽一丈八尺，总计可以泄水之处为十二丈六尺。涨水时可用以宣泄3。

靳辅治河之初，东南水患益深，漕道益浅，故提出“河、运宜为一体”

的治理方针，他说：“运道之阻塞，率由河道之变迁。向来议治河者，多尽力于漕艘经行之地，其他决口，以为无关运道而缓视之，以致河道日坏，运道因之日梗。”根据运河自清口至清水潭，长约二百三十里，因黄水内灌，河底淤高，居民每遭水患，运船也被阻梗。他从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以后督集人夫，对这段运河进行挑浚，一年之内完工。又堵塞清水潭、大潭湾决口六及翟家坝至武家墩一带决口。对清口也进行了深浚。康熙十七年为筑江都漕堤，塞清水潭决口，靳辅到了现场观察。清水潭靠近高邮湖，他就在湖中离决口五六十丈的地方筑偃月形堤，筑成西堤一，长六百五丈，又挑绕西越河一，长八百四十丈，原来工部尚书冀如锡估计这项工程需费五十七万，而靳辅仅费九万，第二年竣工。受到康熙帝的表彰，奏请新挑河名为“永安河”，新河堤名为“永安堤”1。

改变运口是靳辅治河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明朝以来由于黄河的内灌，潘季驯治河时就将南运口移至新庄闸。但是这个运口距黄、淮交汇处仅二百丈，黄水仍不断内灌，运河垫高，年年挑浚不已。加上黄、淮会合，潆洄激荡，重运出口，特别危险。靳辅任河督以后，在康熙十八年一月至四月间，从新庄闸西南开新河至太平坝，又从文华寺永济河头开新河经七里闸，转而西南，亦至太平坝，皆至烂泥浅，移运口于烂泥浅之上。这个运口距黄、淮交会之处仅十里，从此再无淤淀之患，即使重运过淮，扬帆直上，也如履平地2。淮河为害由来已久，原因是黄河的变迁夺去了淮河入海的通路。这不仅影响淮河自身为害，也造成入淮诸水皆泛滥成灾。康熙十五年的一场大水，翟家坝淮河决口形成九条支河，清口却涓滴不出。靳辅督工堵塞决口，包括1王士祯：《靳辅墓志铭》。

2《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靳辅传》卷155。

3《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靳辅传》卷155。

1《清史稿》卷127《河渠志二》。

2《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靳辅传》卷155，靳辅《恭报完工疏·改运口》见《靳文襄奏疏》卷3。原冲成的九河及高良涧、高家堰、武家墩大小决口三十四个。自周家闸经古沟、唐埂至翟家坝南筑三十二里之堤。康熙十八年（1679）大浚清口、烂泥浅、裴家场、帅家庄引河，使淮水全出清口，会黄东下1。靳辅上疏报告了这项治河工程的完成，同时提出山阳、宝应、高邮、江都四州县积水诸湖，逐渐干涸，他要广招农民开垦，下以使无地农民有田可耕，上则可以征收的赋税充实国库，所谓“上下均利”，但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北运口也经靳辅修治。康熙初，漕船到宿迁，由山东濮县南的董口北达。后董口淤塞，改为骆马湖。而漕船从七里闸出口，经骆马湖到窑湾，需走八十里。此段路程湖水浅，水面宽，夏秋则水涨，冬春则水涸，重运多受阻。靳辅主持在湖旁开浚一条皂河，长四十里，上接泇河，下达黄河，漕运从此不再受阻。这项工程刚提出时，清廷曾进行过讨论，工部尚书马喇等表示支持，左都御史魏象枢不大同意。康熙本人以关系漕运，也是同意的2。

从康熙十七年起，靳辅就开始报告湖河决口尽行闭合3，治河工程逐渐取得进展。同时他还就治河工作本身做了不少改革，如裁减冗员，加强属员责任感，严格赏罚，改河夫为兵，划地分守，按时考核，等等4。但是一边修治，一边仍有水患，从而引起越来越大的争论。康熙帝在一次谈话中也问大学士们：“修治决口，费如此多的钱粮，不久复决，此事如何？”被问者都乏良策，只说靳辅提出的期限未到，应当让他继续督修1。到了康熙二十年五月，限期已到，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靳辅上疏说：“臣前请大修黄河，限三年水归故道。今限满而水犹未归，一应大工细册，尚未清造，请下部议处。”康熙帝当即下令给靳辅革职处分，但仍命他戴罪督修2。这年七月黄河大涨，皂河淤淀，不能通舟。很多人主张仍由骆马湖，而靳辅坚持不可，亲自督工挑掘一丈多远，黄落清出，仍刷成河。随后又挑出张庄运口3。

靳辅治河引起的空前大争论是在康熙二十一年。这年黄河在宿迁徐家湾决口，塞住了，又决萧家渡，争论就开始了。当时有一位名叫崔维雅的人，曾在河南、浙江等地任府州县官多年，参与治河，颇有成效。他著《河防刍议》、《两河治略》，对靳辅治河的一套办法多持否定态度。恰值这年五月，康熙帝派户部尚书伊桑阿等勘察河工。崔维雅以候补布政使身份奏上所著书，要求取消靳辅建减水坝的方法，主张顺水之性，疏导与筑堤并举。康熙帝令他与伊桑阿等随行，到现场同靳辅商议。这一行人遍察各项工程，到了徐州，让崔、靳进行讨论。靳辅说：“河道全局已成十之八九。萧家渡虽有决口，而海口大阔，下流疏通，腹心之害已除，绝不应改变计划，破坏已取得的成功，酿成后患。”4这件大事，在地方上无法解决，伊桑阿等回到京城。十月，在一次廷议会上，工部尚书萨木哈等提出萧家渡决口应令靳辅赔修。康熙帝认为，一是修河需要钱粮甚多，靳辅赔修不起；二是如果真的赔修，1李祖陶：《治河事状》，《清史稿》卷128《河渠志三》。

2《康熙起居注》第1册，页455。

3王士祯：《靳辅墓志铭》。

4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靳辅传》卷5。

1《康熙起居注》第1册，页573、594。

2《清圣祖实录》卷96。

3《清史稿》卷127《河渠志二》。

4靳辅有《详陈臆说疏》，驳崔维雅，见《靳文襄奏疏》卷4。

万一贻误漕运仍不好办，所以他没有听取这个意见。这位重视实际的皇帝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先看崔维雅的奏疏，觉得他列的条款似乎可取，而再看靳辅的回奏，又知道崔维雅提出的办法难以实行。又询问在座诸大臣有何良策，大家一致提出靳辅治河多年，应当听听他本人的意见，请他进京商议。康熙帝同意了这个建议1。

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清廷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官员开会，在靳辅本人参加下，讨论他的治河事宜。会上，康熙帝命令靳辅口头说明自己的意见。靳辅说：“臣受河工重任，不敢不尽心竭力，以期有朝一日大功告成。今萧家渡工程，至来年正月一定完工。其余河堤，估计用银得一百二十万，逐处修筑，可以完工。”康熙帝追问：“尔从前所筑决口，杨家庄报完，复有徐家沟；徐家沟报完，复有萧家渡。河道冲决，尔总不能预料。今萧家渡既筑之后，他处尔能保其不决乎？河工事理重大，乃民生运道所关，自当通盘打算，备收成效，不可恃一己之见。”靳辅主动转移议题，指出人事问题比自然灾害影响更大，“若人事既尽，则天事亦或可回”。康熙帝立刻命他对崔维雅的意见发表看法。靳辅就其两点大加反驳，一反对崔维雅计划每天用民夫四十万挑浚，因各省民夫远道而来，最为不便；二反对崔维雅提出建河堤“以十二丈为率”，指出河堤必因地势高下，有的应十五丈，有的七八丈，岂可一律规定丈尺。康熙帝当场也表示“崔维雅所奏无可行者”。五年后崔维雅逝世，议给恤典，康熙帝仍说他“系不端之人。当时曾议修河，若委以此任，不但工不得成，必至事体败坏”1。

这次大争论以崔维雅的方案被否决而告终。靳辅被宽大免赔，仍按原计划督修。康熙二十二年四月，他上疏报告萧家渡合龙，河归故道，同时提出大滔直下，清口附近的七里沟等四十余处出现险情，天妃坝、王公堤及运河闸座，均应修筑。另疏请求让河南巡抚修筑开封、归德两府境内河堤，防止上流壅滞。康熙帝看到靳辅治河，“成与不成在此一举”，所以凡所请钱粮都要迅速解给2。七月，当康熙再次向户部尚书伊桑阿、学士胡简敬等询问河道情况，他们都说河归故道，船只往来无阻。康熙帝高兴地说：“前见靳辅为人似乎轻躁，恐其难以成功。今闻河流得归故道，良可喜也。”3十二月，靳辅得官复原职4。

1《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912。又见《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靳辅传》卷155。1《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920、1494。

2《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981。

3《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1037。

4《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靳辅传》卷155。

第四节　再获成功与争论迭起

靳辅治河，除了每年经常的水患之外，从治理的成就来看，康熙二十二年以前基本上解决了黄河、淮河复归故道的问题，而自康熙二十三年以后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时期的目标是，一方面巩固已有的成果；另方面则寻找永久性的修筑措施了。正是由于不断遇到新的水患和如何建筑永久性的措施，又引起了更加激烈的争论。

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月，三十一岁的康熙帝南巡。十七日到达山东郯城县红花铺。作为总河的靳辅与总漕邵甘及郯城知县方殿元等到康熙帝驻跸的地方朝见皇帝。然后靳辅扈从康熙帝在河、淮之间，详视黄河、淮河、运河的水势、灾情及治河工程进展情况。二十一日，康熙帝特对靳辅讲了自己的感受和对治河的意见。他说：“朕向来留心河务，每在宫中细览河防诸书及尔屡年所进河图与险工决口诸地名，时加探讨。虽知险工修筑之难，未曾身历河上，其河势之汹涌漶漫，堤岸之远近高下，不能了然。今详勘地势，相度情形，细察萧家渡、九里冈、崔家镇、徐升坝、七里沟、黄家咀、新庄一带，皆吃紧迎溜之处，甚为危险。所筑长堤与逼水坝，须时加防护。大略运道之患在黄河，御河全凭堤岸，若南北两堤修筑坚固，可免决啮，则河水不致四溃。水不四溃，则浚涤淤沙，沙去河深，堤岸益可无虞。今诸处堤防虽经整理，还宜培茫增卑，随时修筑，以防未然，不可忽也。又如宿迁、桃源、清河上下，旧设减水诸坝，盖欲分杀涨溢。一使堤岸免于冲决，可以束水归漕；一使下流少轻，可无淮弱黄强、清口喷沙之虑。近来凡有决工处所，皆效其意，不过暂济目前之急。虽受其益，亦有少损。倘遇河水泛溢，因势横流，安知今日之减水坝不为他年之决口乎？且水流浸灌，多坏民田，朕心不忍。尔当筹划精详，措置得当，使黄河之水顺轨东下。水行沙刷，永无壅决，则减水诸坝皆可不用。运道既免梗塞之患，民生亦无垫溺之忧，庶儿一劳永逸，可以告河工之成也。”1康熙帝这番讲话非常重要，一则通过他的实地考察对河患有了切身感受，增强了他对靳辅治河的理解与支持；二则由于亲眼看到靳辅治河已有的效果，给了充分的肯定；三则对以后应采取的措施，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靳辅听了康熙帝的讲话，立刻表示了看法。他说：“黄河为患最大，为功最艰，目前急务，不得不治其大而略其小，故借减水诸坝，使决口水分势弱，人力易施。待黄河尽复故道之后，臣当更议筑塞减水诸坝。”1靳辅把问题引到更实际的地方，指出他从事治河的艰难性质，说明先用减水坝解决迫切的大水患，然后再图长远，塞住减水坝。康熙帝这次南巡还看到治河民工很艰苦，指示靳辅不能让贪官污吏克扣工食，对他们应加意轸恤。十一月十四日回来的路上，康熙帝把所著《阅河堤诗》亲洒翰墨，赠给靳辅。诗说：“防河纡旰食，六御出深宫。缓辔求民隐，临流叹俗穷。何年乐稼穑？此日是疏通。已著勤劳意，安澜早奏功。”2这首诗反映出，康熙帝把治河看做一件大事，当他看到沿河人民生活非常穷困的时候，认识到只有把黄河治好，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他勉励靳辅在已有的成就基础上，朝着大功告成的目标前进。1《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1242—1243。

1《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1242、1243。

2《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1252。

靳辅得到皇帝赠诗，受宠若惊，决心“效犬马之报”。

靳辅根据康熙帝解决防止减水淹民的指示，在宿迁、桃源、清河三县黄河北岸堤内开了一条新河，称为中河。再在清河西仲家庄建闸，引栏马河减水坝所泄的水入中河。这条河，上接张庄口及骆马湖清水，下历桃、清、山、安，入平旺河达海。漕船初出清口浮于河，至张庄运口。中河修成后，得自清口截流，迳渡北岸，度仲家庄闸，免去走黄河一百八十里的险路。这项工程于康熙二十五年动工，至康熙二十七年完成。历史上称赞靳辅开中河好处极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中河既成，杀黄河之势，洒七邑之灾，漕艘扬帆若过枕席，说者谓中河之役，为国家百世之利，功不在宋礼开会通，陈瑄凿清江浦下。”1这时靳辅仍主张再修一些减水闸，而康熙帝认为减水闸有益河工无益百姓，命他详加考虑。康熙二十四年秋，靳辅以河南地在上游，如有失误，江南必将淤淀，又筑考城、仪封堤，封丘荆隆口大月堤，荥泽埽工等。在睢宁南岸龙虎山凿了减水闸四个。不久，一场新的治河之争就开始了。

引起争论的原因和康熙帝大有关系。他看到高邮、宝应等州县湖水泛滥，使广大民田被淹，提出要把这些地方减水坝泄出来的水引到海里。其实这也正是由于靳辅取得了治河的一定成就，使一些人，包括康熙帝，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康熙帝任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主持其事，但是仍受靳辅领导。在修治海口及下河问题上，于成龙和靳辅发生了分歧，他俩也是这场争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于成龙主张疏浚海口以泄积水，靳辅则认为，下河海口高出内地五尺，疏海口引潮内浸，害处更大。他建议自高邮东车逻镇筑堤，历兴化白驹场，束所泄水入海，堤内涸出的土地，丈量以后还给人民，剩余者招民屯垦，收取佃价，作河工费用。此议传到康熙帝那里，怕取佃价，人民负担不起，没有被立即批准2。

康熙二十四年十月，靳辅连奏三本，一是挑浚高、宝等七州县下河令入海；一是帮筑高家堰堤岸；另一是修理黄河两堤。这里靳辅所持的观点，多与康熙帝及众人不同。康熙帝以事关重大，乘寒冬之季，河工有空闲时间，决定召靳辅及于成龙速到京师，会同九卿详加讨论。这次讨论持续时间很久，第一次的讨论从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连续三天。第一天，内阁大学士明珠向康熙帝奏报河工事宜，着重介绍靳辅主张开大河，建长堤，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以敌海潮。于成龙提出开浚原来的河道。二人所议不合，各持己见。提到会上与九卿会议，大家以为于成龙虽是著名清官，但对河工未经阅历，靳辅久任河务，已有成效，应采纳他的意见。但通政使参议成其范、给事中王又旦、御史钱珏等支持于成龙，认为他的意见更有道理。汉大学士王熙只评论“于成龙所议是一旧说，靳辅所议是一创建之策”。汉学士徐乾学明确表示，靳辅之议可行，韩菼则赞成实行于成龙的方案。康熙帝说两人之议似乎都可以成功，但不知哪个对人民更有好处？令询问下河高、宝、兴、盐、山、江、泰七州县现任京官的人，让他们说哪个好？第二天继续讨论，来自江南的学士徐乾学还是提出靳输久任河工，屡著成功，举朝皆以为是，应从靳辅之议。有位翰林侍读，名叫乔■，江北宝应人，他反对靳辅之议，说那样工既难成，又伤损民田、房屋、坟墓甚多，且堤高一丈六尺，束水一1王士祯：《靳辅墓志铭》、靳辅：《中河已竣疏》，见《靳文襄奏疏》卷6。2《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1381—1382。

丈，比民间房檐还高，伏秋之时，一旦溃决，百万生灵俱为鱼鳖，如何使得？若依于成龙之议，工也易成，百姓有利无害。康熙帝倾向于成龙，说他“所请钱粮不多，又不害百姓，且著他做，做得成固好，即不成再议未迟”。第三天，九卿等就乔■所上折子进行讨论。康熙帝问，是否乔■一人之议，大学士们回答说，在京官员十一人皆同此议，而且说明他们都无房屋、田地在那个地方。康熙帝让大家各抒己见，他们表示难以定论。最后决定派工部尚书萨穆哈、学士穆成格会同总漕徐旭龄、江宁巡抚汤斌速到淮安、高邮等地详问地方，二十天内回奏1。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萨穆哈等返回，开始了第二次的讨论，又进行了三天，最后根据萨穆哈对调查的反映，认为挑浚海口无甚利益，应停止下河工程1。康熙帝对此结论不甚满意，勉强同意暂时停止。四月，江宁巡抚汤斌升为礼部尚书，他一改初衷，大谈开浚海口的必要性，说“开一丈则有一丈之益，开一尺则有一尺之益”，还提出具体办法，“以本地民力，本地钱粮，开本地海口”。经他这么一议论，朝廷主张开海口的人多了起来。康熙重新又追究萨穆哈等调查之后没有如实反映情况，在九卿会议上令二人跪下来回答问题，嗣后又将其解职。经过反复争论，清廷决定开下海，任命礼部侍郎孙在丰主持其事2。

这场争论对靳辅极为不利，即不但否定了他的意见，而且使康熙帝对他的信任发生了一定的动摇，当然也引起了更多的人向他展开猛烈攻击。如开海口的争论尚未结束，工部就提出靳辅治河已经九年，未获成功，糜费钱粮，应交部里严加议处。康熙帝说：“河工重大，因一时不能成功，即行处分，另差人修理，恐反致贻误。且俟一、二年后，看其如何？”得到皇帝的谅解，靳辅免遭革职处分，仍留原任。但康熙帝已认为他言语浮夸，说的不能完全兑现，便再寻找别的良法了3。

此波未平，康熙二十五年年底又掀起堵塞减水坝争论之波。孙在丰提出他主持的下河工程，先从海口挑石■等处开始，如遇水势稍减，需将减水坝全部闭塞。康熙帝知道此议与靳辅会发生矛盾，就令两人商议。朝廷有人提议让两人来京辩论，康熙帝决定只令靳辅来京。第二年正月，靳辅至京，回答了内阁及九卿官员所问开下河塞水坝的问题。这些人把靳辅的回答写成折子，十七日交帝阅后，康熙帝问在场官员意见如何？他们反映，靳辅同意可塞减水坝五六处，而高家堰之坝断不可塞。康熙说，塞小坝无意义，关键是塞高家堰大坝。又找靳辅到会面问。会上汤斌主张可塞高家堰，伊桑阿模棱两可，靳辅反对，并讥刺汤斌不懂河工之事。第二天再议，康熙帝问靳辅：“黄河南岸毛城铺一带闸坝可否闭塞？”答：“永塞不便，一年可以。”又问：“既闭之后，可减水势几分？”答：“春夏间可减十分之四，秋冬可减二分。”康熙帝说，能减几分也好，“高家堰之坝也可闭塞”。靳辅虽然又提出几个小问题，表白自己无意与孙在丰为难，但清廷就此决定本年暂塞高邮州、高家堰诸闸，来年堵塞黄河以南诸堤坝。这也使靳辅越来越陷入被动1。靳辅按照自己的考虑，为解决下河地区的水患，在这年的七月上疏提出1详见《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1396—1400。

1《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1426。《清史稿》卷279《靳辅传》。

2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靳辅传》页1413。

3《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1512。

1《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1582—1585。

建重堤，这又导致一场争论。靳辅在奏疏中先从历史上论证高邮、宝应诸湖，宋元以前原是一片良田，在他堵筑清水潭时曾从河底发现过古钱及砖井石街。洪泽湖过去是清河县的洪泽村，因黄河改道使淮水壅不得下而造成的，高邮、宝应诸湖是由高家堰、翟家坝旁流东注的结果，从此良田变为汪洋，为患下河。又以实测说明，运堤比高家堰堤顶低一丈多，因此建减水坝，在堰堤泄水一千方，在运堤则可泄水一千二百方，这使过去三遭大涨而运堤安然无恙。进而指出，运堤所泄之水，以下河为壑，下河之东即大海，浚海口似可缓解水患，但在清江浦至海的南北千余里范围内，只有庙湾、天妃、石■三口为过去泄水入海之处，其余皆可以驰马之路，中间的泰州安丰、东台、盐城诸县，地势卑下，形如釜底，止就釜底挑挖，只能增加釜底的深度。如淮水盛涨，高家堰泄水汹涌而来，仍不能救被淹的民田。然后明确提出他和幕友陈潢设计的办法，即自翟家坝起，历唐埂、古沟、周桥闸、高良涧、高家堰，筑重堤一道。此工一成，好处极多，不仅使东堰堤减下之水北出清口，洪泽湖之水不再淹下河，下河十余万顷之地可变沃产，高宝诸湖皆可涸出田地数千顷，再召人屯垦，可充实府库，而且此堤还可以保护高堰，并使行于堤内河上的商民得到便利。在这篇奏疏中，靳辅专门说了些推荐陈潢的话1。靳辅的这篇奏疏一呈上，廷议同意他的意见，还给陈潢加上了佥事道衔。当时于成龙已任直隶巡抚，康熙帝令将靳辅奏疏给他看看，征求他的意见。于成龙仍坚持“下河宜挑不宜停，重堤宜停不宜筑”，彼此完全对立。一时议而不决。十月十七日，康熙帝在南苑行宫看了靳辅的题本，以挑河事关重大，命户部尚书佛伦等会同两江总督董讷、总漕慕天颜详议。结果董、慕两人对靳辅之议持反对意见，佛伦等主张用靳辅之议。十二月回奏，康熙帝命下廷议，恰值太皇太后逝世，暂时中止了讨论2。

1陈潢，字天一（裔），浙江钱塘人。早年怀才不遇。靳辅过邯郸吕祖洞，见壁上题诗：“富贵荣华五十秋，纵然一梦也风流，而今落拓邯郸道，要与先生借枕头。”靳辅欣赏其豪迈，寻找作者，即陈潢，一见而成好朋友，以后长期以陈为幕客。陈为他治河等积极提供资料、数据和设计方案。陈潢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水利专家。靳辅治河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与陈潢的帮助是分不开的。2《清圣祖实录》卷132。

第五节　跌宕的岁月

康熙二十七年（1688）以后，靳辅进入了他个人生活的晚年。这时虽然只有短短几年，但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总的来看，已非当年可比。

首先使靳辅感到窘迫的是这年正月，江南道御史郭琇上疏劾靳辅治河多年，听命陈潢，今天议筑堤，明天议挑浚，浪费银钱数百万，没有终止之期。又指责他今天题河道，明天题河厅，以朝廷爵位为私恩，从未收到用人得当之效。还说他夺取民田，妄称屯垦，取米麦越境贩卖，特别是违背皇帝的旨意，阻挠开浚下河。疏中对陈潢抨击尤为激烈，斥之为“一介小人，冒滥名器”，提请严厉处分1。在康熙帝处理完太皇太后的丧事，主持议论河工的会上，郭琇又对靳辅攻击一番。户部尚书王日藻反映，他与诸大臣讨论，屯田一事有累于民，可以停止实行，而在高家堰之外筑重堤，应如靳辅所请。康熙帝本人却坚持说靳辅主张筑重堤及屯田，皆属“困民”、“害民”之举，应行停止2。二月，给事中刘楷又上疏劾靳辅用人不当，河工道厅之中杂职人员一百多人，而治河无成，每年只听报告冲决而已。御史陆祖修也劾靳辅“积恶已盈”，用舜殛禹做比喻，暗示应当杀了靳辅。一时之间，靳辅成了众矢之的3。靳辅不服气，上疏为自己辩护。疏中说，他受命治河之日，正是两河极坏之时，而他昼夜奔驰，先堵高家堰，淮水方出清口；旋堵清水潭；挑挖运河，改移运口，迄今永远深通。其向来行运之骆马湖，淤浅不能行舟，他创开皂河，漕艘无阻。至于浚筑经费，原遣大臣估计六百万两，而他苦心节省，一切所用不及原来估计的一半。靳辅列举这些成功之后，对攻击他的人如郭琇、于成龙、慕天颜、孙在丰等，一一进行了驳斥，揭露他们阴谋陷害。如郭琇与于成龙久结兄弟，郭琇与孙在丰又是庚戌科同年，陆祖修是慕天颜的门生，刘楷、陆祖修也是己未科同年。最为彻底的是靳辅揭露出他之所以遭到猛烈攻击，原因在于那些人的田地在下河流域，他们都是当地的豪强地主，清丈隐占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所以这些人“仇谤沸腾”1。

康熙帝认识到奏劾靳辅的人有些不实事求是，不能据以定案，应给本人以陈辩机会。三月八日，康熙帝召集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总督董讷、巡抚于成龙、原任尚书佛伦、熊一潇、原给事中达奇纳、赵吉士等人当面进行讨论。靳辅以河道总督赴会。会上分为两派，一派如董讷等继续攻击靳辅，兼及陈潢；另一派如佛伦等，替自己开脱的同时，仍支持靳辅。两派争得不可开交。主要的对立面是靳辅和于成龙。靳辅重申主张筑重堤，于成龙则指责靳辅千方百计阻挠开下河。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有来有往，越辩越起劲儿。最激烈之处是于成龙说，江南百姓恨靳辅，欲食其肉，靳辅反驳说：“臣为朝廷效力，将富豪隐占之地查出甚多，所以豪强怀恨，与百姓何干？”2董讷感到至尊面前，如此争辩，成何体统，努力加以制止。第二天又继续争论，仍各持己见。于成龙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说靳辅为治河向民间派柳枝不对。靳辅反问道：“柳枝不用于河上，将用于何地？”在这次1《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靳辅传》卷155。

2《康熙起居注》第3册，页1724。

3康熙当时说：“今因靳辅被参，而议论其过者甚多。”见《康熙起居注》第3册，页1733。1《清代七百名人传·靳辅传》页1432引原疏。

2《康熙起居注》第3册，页1740。

讨论中，康熙帝看出于成龙的确不懂河务。但是靳辅固执己见，与众议不合，尤其康熙帝本人也不赞成靳辅的一些主张，所以讨论的结果决定给靳辅革职处分，以福建总督王新命代替他为河道总督，陈潢也被革去佥事道衔。

靳辅刚刚被革职，臣下立即向康熙帝报告了两件事，一是漕运道路阻滞，有人提出希望派靳辅去解决；另一个是中河已开通，实际是报靳辅之功。这两件事都使康熙帝为难。他同左右臣下谈话一再肯定靳辅治河有成绩，如修治上河，不能说不善，京城的官员们赖以为生的就是上河堤岸坚固，漕船能保证通行无阻。于成龙所云“河道已为靳辅大坏”，纯属无稽之谈。这时康熙帝惟恐新任河总完全改掉靳辅治河的成果，搞得前功尽弃。他说：“谓靳辅治河全无裨益，微独靳辅不服，朕亦不惬于心矣。”指出王新命如顺从于成龙将原工程尽行修改，就是各怀私愤。又派大臣前去调查，指示其已建闸坝堤埽及已浚引河，都应如靳辅所定章程，不必更改。这些人回来报告，基本肯定了靳辅的成绩。

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月，靳辅被召扈从康熙帝南巡阅河。二十三日查看中河时，康熙帝问他：“尔当日如何筹画开浚中河？今又云何？”回答说：根据康熙帝以前巡视河工提出的任务想出来的，开浚之后看到不但可以解决水淹民田，还能通漕船，如令漕船由此通行，可免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现在看来，如再把遥堤进一步加修，更保险了。康熙帝听了靳辅的话，指示王新命继续完成中河善后事宜，强调先修遥堤及减水坝。三月，康熙帝根据南巡时江淮百姓、船夫处处称赞原来总河靳辅，念念不忘他的好处，又亲见靳辅所疏理的河道及修筑的上河一带堤坝，的确卓有成效，又见他实心办事，勤勤恳恳，觉得以前对他的革职处分太重，便下令恢复其从前的衔级。这是给靳辅恢复名誉，却不是官复原职。

靳辅第二次被革职以后，连续在家闲居三年。其间曾三次担负临时性的任务。第一次是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同工部尚书苏赫等查看通州运河，提出在沙河建闸蓄水，通州下流筑堤束水，都被采纳了。第二次是康熙二十八年，扈从康熙帝南巡阅河。第三次是康熙三十年九月，奉命同户部侍郎博际、兵部侍郎李光地等阅视黄河险工，行前康熙帝特别提到靳辅“于河务最为谙练”1。第二年正月还奏，报告了黄河南北两岸无冲损的减水坝及应加培的单薄处，并绘图呈览，下九卿会议，令如靳辅所议实行2。还有一次，康熙二十九年三月，漕运总督董讷以北运河水浅，拟尽引南旺河水北流，仓场侍郎凯音布也请浚北运河，康熙帝召靳辅咨询，靳辅提出从北运河两旁下埽束水，不必引南河北流。这时靳辅以治河专家发挥了作用。

康熙三十一年（1692）二月，运河同知陈良谟告发河道总督王新命勒取库银六万零七百两，康熙帝更加重视选择河总人选。他说：“倘河务不得其人，一时漕运有误，关系非轻。”他比较了几个可供任命的人选，还是决定罢免王新命，重新起用“熟练河务及其未甚老迈”的靳辅为河道总督。康熙帝说这可以解除他“数载之虑”3。靳辅以体衰多病推辞，不许，命顺天府丞徐廷玺作为协理，帮助他，也就走马上任了。

靳辅这一次东山再起，尽管已年老体衰，却仍决心为治河贡献一切智慧1《清圣祖实录》卷153。

2《清圣祖实录》卷154。

3《清圣祖实录》卷154。

和力量。他上任不久，陕西西安、凤翔地区遭灾，康熙帝下令截留江北二十万石漕粮，命从黄河运到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县北）。靳辅接受这项任务以后，亲自督运，水路只能运至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然后陆路运到蒲州。因做得出色，得到康熙帝嘉奖。但是他的病日益严重，就在这时他还连连上疏，复陈两河善后之策及河工守成事宜，对如何继续修治黄河、淮河及运河提出了宝贵的意见1。他还上一疏，要求恢复已故陈潢的职衔及过去因讨论河工而受处分的尚书熊一潇等名誉。七月二十六日以后，因发烧不止，靳辅请求退休，被批准。十一月，这位为治河而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专家逝世于任所，终年六十岁。清廷按例给予祭葬。康熙三十五年，清廷批准江南人民的请求，在黄河岸边为靳辅建祠。靳辅死后，被追赠为工部尚书。四十六年，康熙帝南巡之后，在一次对吏部官员的谈话中，对靳辅的治河作了全面的评价。他说：“康熙十四五年间，黄、淮交敝，海口渐淤，河事几于大坏，朕乃特命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自受事以后，斟酌时宜，相度形势，兴建堤坝，广疏引河，排众议而不挠，竭精勤以自效，于是黄、淮故道次第修复，而漕运大通，其一切经理之法具在，虽嗣后河臣互有损益，而规模措置不能易也。至于创开中河，以避黄河一百八十里波涛之险，因而漕挽安流，商民利济，其有功于运道民生，至远且大。朕每莅河干，遍加咨访，沿淮一路军民感颂靳辅治绩者众口如一，久而不衰。”这位清代最有作为的皇帝为奖励靳辅的功劳和贡献，再一次决定给他加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世职2。

1见靳辅：《治河奏绩书》卷4《治纪》。

2《清圣祖实录》卷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