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岁时
节日风俗
元旦、立春和上元节清代的岁时节日风俗很多，它反映了清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首先是元旦的风俗。农历正月初一是元旦1，又称元日、新年。新年元旦的庆祝活动一般要持续数日，清人的记载多为“交贺三日”、“三五日乃止”、“自元日至上元无虚日”之类的语言。大致来说，初一至初五是新年元旦的高潮，但是如果加上伴随元旦喜庆的其他活动，一般要到上元灯节为止。为了迎接新年元旦，从腊月二十四日起，家家要打扫房屋，扫舍之后，便贴年画。大年初一的前一天，叫做除夕，又称“大年三十”。除夕一般要换门神、换桃符，更春联。“桃符以画，春联以书”2，桃符画神荼、郁垒，门神画秦叔宝、尉迟敬德之像，也有画钟馗的。一些地方还有贴彩钱、糊窗花的习俗。清人在十二月二十三（四）日送灶王升天之后，年三十的晚上要迎接灶王返回。不少地方还有在堂中悬挂祖先遗像祭祀的风俗，有的地方还要拜天地。除夕合家团聚，还有吃团年饭、喝分岁酒，并且多做些饭，往往够吃几天，清人叫做“宿岁饭”或“隔年陈”。卑幼以次拜其尊长，叫做“辞年”或“辞岁”，小孩都可以得到长辈送给的“压岁钱”。辞年之后，有的地方便睡觉休息了。有的地方还要“守岁”，不愿让这一年空空过去，人们在院里或门外点燃榾柮、柴草，还有焚苍术辟瘟丹的，或燃爆竹辟邪，或听静卜来岁吉凶，“家人围炉团坐，小儿嬉戏，通明不眠，谓之守岁”1。
元旦是从夜里子时算起的，元旦的首要事项是祀神祭祖、拜尊长。在守岁的人家，子时一到，便已开始，没有守岁的，大多是五更起来，史书记载常用“五更”、“鸡鸣”、“味爽”、“夙兴”等词汇。清人整肃新衣、陈牲设醴，放果品面食、燃烛烧香、焚楮、放爆竹，一些地区还在院中燃柏柴、煤火，叫做“旺火”。做好上述准备工作，便拜天地祖宗，接着卑幼向尊长磕头，“家众以次拜跪称寿”2。然后人们吃煮饽饽（清人又叫馄饨，即水饺），天亮以后，邻族戚友交相拜贺，开始了热闹的拜年，清人将此又叫做“贺岁”、“贺年”、“贺元旦”等。贺岁的方式有亲去和投帖两种方式，各地使用的含义有些差别，一般是“亲者登堂、疏者投刺而已”3。大年初一有很多忌讳：“元旦，为岁朝，比户悬神轴于堂中，陈设几案，具香烛，以祈一岁之安，俗忌扫地、乞火、汲水并针剪，又禁倾秽实粪，讳啜粥及汤茶淘饭。天明未起，戒促唤男子，出门必迎喜神方位而行”。1拜年一般要持续三、五日，期间一般市不列肆三天。亲朋拜年，要留下喝春酒，元旦期间，人们还盛行互相请客吃饭，称为年节酒。
1本文引用日期，皆为农历。
2李光庭：《乡言解颐》第65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1顾禄：《清嘉录》卷12《守岁》。
2雍正《朔州志》卷3《方舆·风俗》。
3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第4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顾禄：《清嘉录》卷1《岁朝》。
初三，清人有些单独的风俗习惯。甘肃静宁州“撤祖先奠，夜焚楮门外，酹酒，名曰送家亲”2。湖北宜昌府“燃烛于大门外，将檐端所挂松枝合楮焚之，谓之烧门神纸”3。广东琼山县“书帖钉赤口，谓之禁口”4。
初五，清人多称破五。北方有关于“五穷”的风俗，陕西府谷县“夙兴扫室中尘垢于筐，作纸妇人一个，负以米面，纸裹送至门外，焚香放花爆而还，谓之送五穷，榆林人是日饱食，谓之填五穷”5。甘肃静宁州“五日除舍，谓之扫五穷”6。江南则有接路头神的风俗，苏州府“五日为路头神诞辰，金锣爆竹，牲醴毕陈，以争先为利市，必早起迎之，谓之接路头”7。
初六日，也有些特殊的风俗。山西保德州“六日爆豆撒出逐蝇”8，陕西府谷县“六日夙兴，炒黑豆撒于屋角，谓之爆六甲”9。这是防治虫害的措施。清人称初七为人日。这天的风俗丰富多彩，各具特色。河南新察县“妇女剪彩为燕，或帖或插戴”10。陕西延安府“用糠着地上，以艾炷灸之，名救人疾，俗以疾切声相近也”1。安徽桐城县“亦各祀其先，妇女迎紫姑，置米与花于妇女旧鞋中，以嫁鼠，置盐于火笼中作响，谓之炒杂虫”2。江西瑞州府“各以辛菜治羹，曰七宝羹，自此男女各勤其职，谚云‘吃了七宝羹，各人做零星’。”3湖北德安府还“以是日阴晴占人休咎”4。福建省永福县“街市张灯鼓吹，扮台阁为乐”5。
初八为祭星神的日子。传说这天诸星下界，人们要燃灯祀星，也叫做“顺星”。正月初八也叫做谷日，一些地区以星象、阴晴占水旱、丰歉。
初九为天日。这天是玉皇的诞辰，各道观设醮，赐福解厄，以祝平安。
初九日还禁屠宰，初九也叫做“上九”。
初十是地日，陕西省有一特殊风俗，如府谷县“十日名鼠嫁日，是夜家人灭烛早寝，恐惊之，致害百谷，齧衣裳”6。
总之，元旦风俗丰富多采，是大型的综合性节日。
立春这个节气，也是一个节日，节令无定期，在正月者居多。宋代的《东京梦华录》已有详细记载。在清代，“立春日，各省会府州县卫遵制鞭春”7。立春是地方政府为主进行的节日。
2王烜：乾隆《静宁州志》卷3《风俗》。
3聂光銮：同治《宜昌府志》卷11《风土志·风俗》。
4李文恒：咸丰《琼山县志》卷11《舆地四·节序》。
5郑居中：乾隆《府谷县志》卷4《风俗·岁时》。
6聂光銮：同治《宜昌府志》卷11《风土志·风俗》。
7顾禄：《清嘉录》卷1《接路头》。
8王克昌：康熙《保德州志》卷3《岁时》。
9郑居中：乾隆《府谷县志》卷4《风俗·岁时》。
10莫玺章：乾隆《新蔡县志》卷4《乡俗》。
1洪惠：嘉庆《延安府志》卷39《岁时》。
2廖大闻：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3《学校志·附风俗》。
3黄廷金：同治《瑞州府志》卷2《地理·风俗》。
4赛音布：光绪《德安府志》卷3《地理下·风俗》。
5陈猋：乾隆《永福县志》卷1《舆地·风俗》。
6郑居中：乾隆《府谷县志》卷4《风俗·岁时》。
7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第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立春的前一天要迎春，通常是地方官率乡民在城外东郊迎春1，不过迎春的仪仗和内容各地略有差别。在河南新蔡县“伶人为甲仗鬼神之状，震金鼓跳叫县堂，遍及大夫家，逐疫颂喜，其市井小民，妆扮士农工商，随官师士大夫出郊迎春，四远男妇偕出郊境，看土牛与芒神物色”2。总的来看是由贱民扮演杂剧，社伙出郊迎春，迎春是要“看土牛与芒神物色”，进行验占。验占的目的有如下几种：占水旱、寒燠等气候，占闲忙，求吉祥。
立春日，地方官要进行鞭春礼，也叫做“打春”。《靖嘉录》记载：“太守鞭牛碎之，谓之打春”。立春日清人还要吃春盘、春饼、罗卜，叫做“咬春”，主要在北方流行。有的地方还有“送春”的风俗，如安徽太平府，“所在官司鞭春牛如制，如其色，制小土牛，颁缙绅家，谓之送春”3。清人认为这是古颁春之意。“拜春”（即贺春）也是立春节的风俗。如苏州“士庶交相庆贺，谓之拜春”4。
迎春与立春的内容，有的地区分得清楚，有的地区则不甚清楚，一些地区甚至合为一天。
由上可知，立春节是以农事为主，兼有娱乐、饮食、交际、信仰等方面内容的综合性节日。
正月十五日是上元节，又叫元宵节、灯节，是一个隆重的节日。
上元节往往要持续数天，在北方，大部分地区从十四日到十六日，欢庆三天，南方的时间要长些，一般是四五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当然也有些贫瘠地区，只是一两天。
清代的上元节注重张灯。通常在十三、十四日要试灯，十五日正灯，十六、十七日落灯。到了灯节，各处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灯，湖南长沙府“元宵剪纸为灯，或悬之庭户，或列之街衢，或携以行，至有龙灯、鳌山踏球者，城市彻夜游观，好事者放花炮起火”1。诸灯中以鳌山规模最大，也较为普遍。清人灯节中，还喜作“黄河九曲”，如山西定襄县“上元街巷悬灯火通宵，社火或搭灯市，屈曲盘拖，鼓乐导行，士女杂遝，俗为黄河九曲”2。上元节还有猜灯迷的习俗，迷底皆经传诗文、诸子百家、传奇小说及谚语、什物，猜中者，以纸墨、巾扇、香囊、果品食物为赠。
上元佳节也是亲朋宴饮的好时机。人们的主要食品是元宵，清人又叫做汤圆、面圆、粉团等。南方多用糯米做成。一些地区还有互送元宵的习惯。考察大量清人方志以后，似可得出这样的看法：清代的上元节不是以吃元宵为主，而是以看灯、观戏等娱乐为主，因此，多数记载把后一项称为“闹元宵”。
上元节必有民间的社会团体组织文化娱乐活动——社火（也叫社伙），社火的内容多是杂戏，主要有竹马、旱船、龙灯舞、舞狮等内容，人们扮演戏剧故事、民间传说中的人物，还往往踩着“高跷”，清人常称之为演杂剧、1关于春牛、芒种的制作以及地方官迎春礼仪，请参阅王道瑞：《“春牛芒神图”及古代迎春活动》，载《历史档案》1986年第2期。
2莫玺章：乾隆《新蔡县志》卷4《乡俗》。
3黄桎：康熙《太平府志》卷5《地理志·风俗》。
4顾禄：《清嘉录》卷1《拜春》。
1吕肃高：乾隆《长沙府志》卷14《风俗》。
2王会隆：雍正《定襄县志》卷1《地理志·风俗》。
故事。
荡秋千也是一些地区上元节娱乐的内容之一。
上元节还有“走百病”的风俗。据《帝京岁时纪胜》记载：“元夕妇女群游，祈免灾咎。前一人持香辟人，曰走百病。凡有桥处，三五相率以过，谓之度厄，俗传曰走桥。又竟往正阳门中洞摸门钉，谶宜男也。”走百病的风俗较为流行，但各地还有不少差别。首先是名称，又叫散百病、游百病、遣百病、除百病等；其次为日期，有的地方在正月十五日，但大部分地区是在正月十六日傍晚以后；再有地点，或登高走桥、或赴庙行香、或郊游为乐，不一而足；最后是参加者也不同，京师等地“妇女出游”，绝大部分地区为“士女出游”，“男女结伴”，而河南偃师更饶有趣味，竟是“男结伴遍游寺庙街巷曰游百病，女执五色彩线用艾灸松柏，曰灸百病”1。验卜也是上元节的习俗。主要内容是问紫姑神，湖北省还有“赶毛狗”的风俗。荆州府“元夜迎紫姑卜问丰歉，各乡村燃炬火，以照田间，声彻远近，谓之赶毛狗”2。有的地方有听声验占的习惯，如安徽泾县“十六日听灶求兆，以卜休咎”3。上元节人们也没有忘记祀神祭先。河南泌阳县“祀祖祭先，常供以外，复设汤圆、水茶枣卷、面灯”4。山西保德州“元宵拜扫先茔”5。
上元节还有迎神赛会的习俗。如福建龙岩州“祈禳会首以神田所入为会，作戏队，导引城隍神，遍历境内，以祈神炾”6。
综上所述，清代的上元节是一个大型的综合性节日。有观赏花灯、举行社火、祀神祭祖、卜问咎休、登高走桥、祈免灾咎、亲朋欢聚、盛吃元宵、迎神赛会、秋千为戏等众多的内容，集中了祭祀、庆贺、社交、娱乐诸种成分。
清明与端午清代的清明节是一个较大的节日，全国普遍举行，而寒食节约在清明前一天，只在个别地区单独举行，有些地区将某与清明节合而为一了。
两个节日有何区别呢？相传寒食节起于晋文公悼念介子推事，该日要禁火冷食，祭扫坟墓（野祭），添土挂纸钱；清明节折柳枝插头，或玩秋千。寒食是为了纪念，清明是为娱乐。
当然，在清明节与寒食节合二为一或只有清明节的地区，就看不出此疆彼界了。清明节的主要的内容是扫墓，就是祭祀祖先的坟墓，又叫做墓祭、展墓、拜扫、上坟等。人们为祖先的坟墓除草添土，或在树枝上挂些纸条，或在坟上插一禾棍，上挂纸钱、纸条，带着祭品，焚烧纸钱，举行个祭祀仪式，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如果是新葬者，都在社前祭扫，当时流传着“新坟不过社”的谚语。在聚族而居的地区，祭祀祖先有宗族在祠堂进行的。清明节的第二项重要内容是插柳于门和簪柳于首。当时有谚“清明不戴1汤毓倬：乾隆《偃师县志》卷5《风俗志》。
2倪文蔚：光绪《荆州府志》卷5《风俗》。
3李德淦：嘉庆《泾县志》卷1《沿革·风俗》。
4倪明进：道光《泌阳县志》卷3《风土记》。
5王克昌：康熙《保德州志》卷3《岁时》。
6彭衍堂：道光《龙岩州志》卷7《风俗志》。
柳，来生变黄狗”。柳的用意为辟邪、明目、延寿命、红颜不老、占水旱等项。折柳比较一致，戴柳有些差异，或男女皆戴、或妇女戴、或儿童戴，所戴柳为柳毛、柳尖、嫩柳、柳叶等。在一些地方柳只插或供于神堂。
清代以北方为主的地区，还流行踏青、荡秋千，一些地方有放风筝等娱乐性风俗。山东昌邑县“女作秋千戏，士出郊游，谓之踏青”1。这是比较特殊的例子，通常情况下男女都踏青，不过荡秋千确是以妇女为主的。河南《邓州志》认为“树秋千架，妇女竞相推引，开元以来所传半仙戏也”1。至于放风筝，北京“各携纸鸢线轴，祭扫毕，即于坟前施放较胜”2。陕西延绥镇“分朋较射，儿童放风筝，两日为止”3，另外还有成年人“较射”的风俗。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称端阳、重午、天中节，是受人重视的节日。
一到端午节，家家以蒲艾插户。蒲，是指菖蒲，使用最多的是艾，甘肃很多地方则插柳。湖南长沙除了蒲艾以外，还“门悬葛藤”。很多地区还要贴“门符”，门符五花八门，有桃符、天师符、朱符、赤灵符、避兵灵符、符箓、朱书雷箓等等。
端午节人们还要佩戴些东西，有以下几种：一是佩艾，多是艾虎；二是戴符，有五毒符、寿源道符、神符；三是香囊，有五色香囊、朱砂袋；四是茧虎；此外，还有佩蒜、苍术以及葛蒲的。以上多是妇女、儿童佩戴。儿童还要在手臂上绕五色丝线，以为可以延寿，这种五色缕又叫长寿线、续命缕、长命缕、百命索，个别地方妇女也有系的。
还有在端午节午时饮雄黄酒和菖蒲酒，用雄黄末或菖蒲屑和酒，常常还要加上朱砂。饮毕，要将酒洒向屋中四壁、角落，以辟虫蛇。很多地区在小孩的面颊耳鼻涂酒，以避毒。
为避毒、祛病，端午节还有采百药的风俗。甘肃静宁州“采百草造百药”4。湖南醴陵“医家群相采药，相传此日天送灵临门”1。南方采药还要沐浴。四川高县“沿山采药煎水净身，云免疮疥”2。福建汀州“午时采百药煎汤沐浴，云祛百病”3。
更有兴趣的是不少地区有用装墨蟾蜍涂肿毒的风俗。如河南新蔡县“捉虾蟆衔墨用涂疮肿”4，湖北东湖“捕蟾蜍以墨入腹中，俟乾取出，涂肿毒有验”5。
端午节吃粽子，常称为食角黍。角黍的种类很多，不仅家人吃，还要向亲戚朋友赠送。
南方还有赛龙舟的风俗。在无水的城里，“城中人缚竹为船，用五色纸1周来邰：乾隆《昌邑县志》卷2《风俗》。
1姚子琅：乾隆《邓州志》卷2《风俗》。
2《帝京岁时纪胜》第16页。
3洪惠：嘉庆《延安府志》卷39《岁时》。
4王烜：乾隆《静宁州志》卷3《风俗》。
1徐淦：同治《醴陵县志》卷1《舆地·风俗》。
2敖立榜：同治《高县志》卷18《风俗》。
3乾隆《汀州府志》卷6《风俗》。
4莫玺章：乾隆《新蔡县志》卷4《乡俗》。
5聂光銮：同治《宜昌府志》卷11《风土志·风俗》。
糊饰，鸣金鼓，沿街作竞渡状，名曰旱船”6。
端午节还有不少其他风俗。如祭祖先、祀瘟神；弟子拜师，小孩入学；放风筝和射柳。此外云南宣威州“吞黑豆七枚，云可除疾”7。安徽桐城县“僧道用五色纸作符，送各檀越家”8。端午节的来历至今是众说纷纭的问题，我们在讲人们纪念屈原吃粽子、赛龙舟时，一定不要忽视端午节预防各类疾病瘟疫孳生为灾的风俗。
乞巧、中元及中秋七月初七的晚上，清代民间有姑娘或童女乞巧的风俗，叫做乞巧节或七夕。用现代的语言，也可称为姑娘节。
七夕首先陈瓜果、焚香于庭，祭祀牵牛（或称河鼓）、织女（或称天孙）二星乞巧。乞巧用的“巧果”很出名，在苏州“七夕前，市上已卖巧果，有以白面和糖，绾作苧结之形，油汆令脆者，呼为苧结，至是，或偕花果，陈香烛于庭，或露台之上，礼拜双星，以乞巧”1。
祭毕便正式乞巧，其形式多样，各具特色。一般是月下穿针乞巧，常用七孔针、五彩丝线；有用针缕瓜果乞巧者；还有用蜘蛛乞巧的，如江西瑞州府“妇女置蛛妆盒中，观其成网，以验巧拙”2。安徽繁昌县“闺秀设茶果于露台乞巧，夸朝中有蛛丝罗其上者，谓之得巧，略如《荆楚岁时记》”3；豆芽也可用来乞巧，如四川汉州“以绿小豆浸磁器内生芽，长数寸，摘浮水面，视影成花卉形为待巧”4；也有用“丢针”乞巧的，《帝京岁时纪胜》云：“幼女以盂水曝日下，各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如椎，因以卜女之巧”；山西阳城县“浮藤萝丝于水，名曰乞巧”5，安徽有看巧云的风俗，太平府“俟云雾乞巧”6。乞巧方式杂然纷陈，目不暇接，姑娘们精诚所至，一定会变得更聪明、灵巧的。
一些地区还流传着望天河以卜米价低昂的风俗。如湖南宁远县“七夕夜望天河为来年米贱之征，十一日至十四日河汉复见，年岁不佳，至十五日后复见，群相乐，杜子美诗云：‘米价问天河’是也”1。
七夕，有祭祖的习俗。湖北荆州府“俗又于是夕祭祖弥，谓之迓亡阵，享七日，焚楮荐之，曰送亡。新死者，则于是月朔迓祭，于此夕奠送”2。云南、广东等地也有七夕祭祖的风俗。七月十五日是中元节，为人们祭祀祖先、怀念亡灵的日子，或称“鬼节”，有的地方也叫做“七月半”，陕西府谷还6李文恒：咸丰《琼山县志》卷11《舆地四·节序》。
7刘沛霖：道光《宣威州志》卷2《风俗》。
8廖大闻：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3《学校》。
1《清嘉录》卷7《巧果》。
2黄廷金：同治《瑞州府志》卷2《地理·风俗》。
3曹德赞：道光《繁昌县志书》卷2《舆地·风俗》。
4刘长庚：嘉庆《汉州志》卷15《风俗》。
5赖昌期：同治《阳城县志》卷5《风俗》。
6黄桂：康熙《太平府志》卷5《地理志·风俗》。
1徐淦：同治《醴陵县志》卷1《舆地·风俗》。
2倪文蔚：光绪《荆州府志》卷5《风俗》。
有个别致的名称——麻谷节。
清代中元节的祭祀活动往往提前三天或数天已开始，常常要在十四日焚冥衣、楮钱寄往阴间，奇怪的是广西新业县却在十六日祀先。
寺院做盂兰盆会是清代普遍流行的，在北京“庵观寺院，设盂兰会，传为目莲僧救母也。街巷搭苫高台、鬼王棚坐，看演经文，施放焰口，以济孤鬼。锦纸扎糊法船，夫至七八十尺者，临池焚化，点燃河灯，谓之慈航普渡”3。
北方的祭祀，还有用麻谷表示哀思的。河北祁州，“供麻谷祭墓”4。别处则悬麻谷，山西定襄“以麻谷悬各门首，亭午请而祭之”5。所以府谷人把中元节叫做麻谷节，原因在于麻谷是祭祀祖先的主要用品。
山西等地还有做面人的风俗。如阳高县“十五日墓祭，家家送面人”1。阳城县“抟面肖麻谷、人物各形，竟祀田祖，并上塚焚纸祀先”2。注意，这里还有祀田祖的内容，我们在其他地区也看到类似情形。逐蝗也是中元节内容之一。如陕西延长县“中元祭八蜡逐蝗”3。
祭祀祖先，哀悼亡者，定在七月十五日，清人有解释，在山西武乡“俗传地官赦罪之辰”4。朔州人认为“中元地官校籍之辰”5。
八月十五日是中秋节，也有叫做“八月节”和“八月半”的，中秋时分，合家团聚，所以还可称为“团圆节”。
清代的中秋节普遍有吃月饼和水果的风俗。月饼也叫“团圆饼”，不仅自己吃，亲友之间还要互相赠送。各地都有拜月、赏月的风俗。清人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拜月由女子进行。有的地方是儿童。拜月前，人们以瓜果、月饼供月，进行祭拜。浙江云和县“儿童陈月饼，罗拜于庭，谓之拜月”6。拜月毕人们要赏月，在皎洁的月光下，举杯邀明月，吟诗歌唱，品尝各种瓜果、月饼。赏月者喜登高望月，赏月在一些地区叫做玩月、看月华等。
清人还喜欢以月光卜来岁。有卜来岁元旦的，如山东昌邑县“以月之明暗，卜来岁元旦之晴雨有验”7。普遍流行的是卜来岁上元节晴雨的。湖北荆州府“此夜之月，关乎来岁元夕，俗有‘云掩中秋月，雨洒上元灯’之谚”1。清代流行着“摸秋”的风俗。安徽繁昌的中秋夜，“妇女联袂出游，遇菜圃辄窃南瓜为宜男，兆名曰摸秋。亦有中年乏嗣者，亲友于是夕亦取南瓜，用鼓吹爆竹饷之，谓之送子”2。湖南永州送瓜有特色，“人有艰嗣者，戚友3《帝京岁时纪胜》第27页。
4王楷：乾隆《祁州志》卷1《舆地·风俗》。
5王会隆：雍正《定襄县志》卷1《地理志·风俗》。
1房裔兰：雍正《阳高县志》卷2《风俗》。
2赖昌期：同治《阳城县志》卷5《风俗》。
3洪惠：嘉庆《延安府志》卷39《岁时》。
4白鹤：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
5汪圣嗣：雍正《朔州志》卷3《方舆·风俗》。
6伍承吉：同治《云和县志》卷15《风俗》。
7周来邰：乾隆《昌邑县志》卷2《风俗》。
1倪文蔚：光绪《荆州府志》卷5《风俗》。
2曹德赞：道光《繁昌县志》卷2《舆地·风俗》。
取南瓜。以一父母具存，兄弟众盛之稚子，着衣冠乘马捧瓜，后以一人持枣树枝，挂香数百炷，鼓吹送至其家”3。这里送瓜用一位“小全人”，还要取“早树子”的谐音，可谓用心良苦。
士人在中秋节有自己的特殊活动，或携带月饼等礼品拜访师长，或祭祀文昌星和魁星。
寒衣、冬至、腊八与祭灶十月初一是人们为祖先亡灵送寒衣的节日。这时，天气寒冷，人着棉衣，于是，也挂念祖先会在阴间受冻，就用布或纸做成衣服焚化，送给祖先，使他们温暖地渡过严冬。因此这个节日叫做寒衣节或烧衣节。
届时，清廷“时享宗庙”，颁宪书，乃国之大典。士民家祭祖扫墓，如中元仪。“晚夕缄书冥楮，加以五彩帛作成冠带衣履，于门外奠而焚之，曰送寒衣。”这里，寒衣是在门外烧的，实际上清代绝大部分地区要诣先茔，焚寒衣于墓前。寒衣节是清代普遍流行的节日，这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清代除个别地方外，一般都不过十月十五日的下元节，寒衣节就显得重要了。寒衣节同清明、中元一样，很多地方有城隍出巡的风俗。
寒衣节还有其他风俗。有祭祖先、土神的；有祀牛、劳牛的，如贵州普安直隶厅“土人祀牛王，食牛以糍糕，即以其余挂之角上”1。广东佛冈厅“农家以粉糍挂牛角劳牛”2。十一月的节气——冬至在清代被普遍地作为节日。冬至日是一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所以又叫长至。此后，进入“数九”，最为寒冷，可谓“冬至”了。冬至节一般“仪如元旦”，在一些地区又称“亚岁”，它的仪文礼节重于常节，因此清人有“冬至大如年”的谚语。清皇朝重视冬至节。“长至南郊大祀，次旦百官进表朝贺，为国大典”3。地方上，“官府行朝贺礼毕，群相称贺”4。此节尤为士人所重。冬至日在北半球，越往北越昼短夜长、气候寒冷，冬至节也是北方重于南方。
清人有冬至节祭祖的风俗，或祀于家，或祭于墓，在聚族而居的地区，像清明和中元一样，在家庙祭祀祖先。此外，冬至节还要拜孔子、拜老师和尊长。如河南偃师县“士人祭始祖、拜先师、拜先生”5。有的地方还为皇帝祝寿，如安徽铜陵“长至日祝圣寿”6。
事实上，清代除士人尤重冬至节外，一般的民人也亲友间互相拜贺，称为拜冬、贺冬。
冬至开始数九，清代还流行数九歌和消寒图的风俗。对于后者今人略疏，请看《帝京岁时纪胜》的记载：“至日数九，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毕，则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图’。”
东南还盛行作节令食品。
3隆庆：道光《永州府志》卷5《风俗志》。
1王粤麟：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卷4《风俗》。
2龚耿光：咸丰《佛冈厅志》卷3《土俗》。
3《帝京岁时纪胜》第36页。
4聂光銮：同治《宜昌府志》卷11《风土志·乡俗》。
5汤毓倬：乾隆《偃师县志》卷5《风俗志》。
6朱成阿：乾隆《铜陵县志》卷6《风俗》。
综上所述，清代的冬至，是一个包含祭祀、交际、节气、饮食等多种内容的综合性节日。
十二月初八是腊八节。上古有腊祭的风俗，佛教传入中国后，传说十二月八日是佛祖释迦牟尼得道成佛的日子，从宋代开始，佛寺在这天行佛事，做腊八粥，并送予施主的风俗，固有的和外来的风俗掺在一起。
每到腊八节，人便早起，根据各地的物产和家庭的经济情况，用各种米、豆、果品等物做成腊粥，成为节日的主食，或者还要祭祀或馈赠。《帝京岁时记胜》载：“腊月八日为王侯腊，家家煮果粥。皆于预日拣簸米豆，以百果雕作人物象生花式，三更煮粥成，祀家堂门灶陇亩，合家聚食，馈送亲邻，为腊八粥。”
腊八食粥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风俗。或凿冰祀神、贮窖；或作腊肉、腊醋、腊酒、腊水，如荆州府“是日人家汲水贮盎，谓之腊水，酿秫曰腊酒，盐脯曰腊肉，盖亦周礼之昔酒，大易之腊肉也”1。人们认为腊八节做的食物经久不坏。而且认为把腊八粥“遍置于花木上，次年无虫且茂”2。
清廷中颇重视浴佛节，实际对腊八节也很重视。如曾为雍正帝藩邸后改为喇嘛庙的雍和宫，在腊八节，宫内要用大锅煮腊八粥供佛，喇嘛僧人诵经，然后把粥分给一些王公大臣品尝。
腊八节还有些人生仪礼值得注意。如河北祁州“童男髠发，童女黔耳”1。湖北随州“或亦为女郎穿耳问名”2。
腊八节的日期也有特殊者，河北、山西的一些地区是分初五、初八两部分的，如山西武乡县“初五日以干蔓菁及诸豆合煮，名曰五豆，初八日以后枣果作粥，名曰腊八粥”3。山西解州、泽州腊八节不在初八而在初五。杭州的腊八粥，是在十月八日4。
总之，清代的腊八节已普遍流行，这是以饮食为主的节日，其他意义不很明显。
十二月二十三（四）日的晚上，清代民间有祭灶神的风俗，是灶王节。
该节临近元旦，有的地方又叫“小年”、“小年夜”，“小除”等名称。祭灶神的日子，大致来说，北方多在二十三日，南方多在二十四日。特殊情况也是有的，湖北宜昌府二十二日祀灶，二十三日扫屋，而广东遂溪县则是二十五日送灶。
清人认为十二月二十三（四）日，灶王爷要升天汇报人间的善恶事，因此人们为他送行，请他吃好的，而为人们隐恶扬善。祭灶时要燃灯，由男子拜祭，口中要说“勿以恶事言上帝”之类的话。但不能保证灶王爷不说坏话，人们便采取一些措施。浙江《云和县志》载：“二十三日夜祀灶，物用粉团糖饼，谓灶神朝天宫言人过失，用糖牙，取胶牙之意”；有的用酒糟涂抹灶门，醉得灶神不能乱说话，这叫“醉司命”，湖南醴陵就有此俗。陕甘地区祀灶还有用雄鸡的风俗，说是送神归天。为灶神饲马，常将草剁碎，和上豆1倪文蔚：光绪《荆州府志》卷5《风俗》。
2黄卬第：乾隆《成县新志》卷2《风俗》。
1王楷：乾隆《祁州志》卷1《舆地·风俗》。
2文龄：同治《随州志》卷12《风俗》。
3白鹤：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
4黄华节：《腊八粥》，载《东方杂志》31卷1期。
子，放在旁边，或者扔在屋顶。
此外，“赶乱岁”、“口数粥”、“照田蚕”的风俗别具一格。照田蚕就是以光照田间示秋报，《永州府志》载：“村落燃火炬照田亩，烂然遍野，以祀丝谷，谓之照田蚕”。苏州则叫做“照田财”。《永州府志》又载：“煮赤豆作糜，合家同食，虽远出未归者，亦分贮之，小儿与童婢皆与，名曰口数粥”。《清嘉录》认为，这是为了辟瘟气，如果“杂豆渣食之，能免罪过”。“赶乱岁”之俗，山西《武乡县志》说：“武俗娶亲正七二八以至六腊皆论利月，惟自十二月二十四日及除日，阴阳家以为百神登天，时无禁忌，名曰赶乱岁。故一切嫁娶，凡早有妨碍者，至此皆不论利月，亦不另择吉日云”。祭灶也为清廷所重，每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皇帝自于宫中祀灶以为常”1。
除了以上介绍的十二种主要节时节日外，清代还有填仓、龙头、春社、文昌会、花朝、三月“上巳”、浴佛、天贶、重阳等重要岁时节日。
1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第82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第二节 木兰秋狝
木兰秋狝盛典
木兰（muran），满语，汉译为“鹿哨子”或“哨鹿围”。原本是捕鹿时使用的一种工具，以桦皮或树木制成，长二三寸，状如牛角喇叭。用嘴吹或吸，发出“呦呦”鹿鸣之声，引诱鹿来。有人说是学牡鹿声，唤牝鹿来，将其捕获1。清代在今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境辟出专门的地方，供皇帝打猎，久之便称这个地方为木兰围场，简称木兰2。
秋狝，是中国古代早就有的习俗。春天打猎叫搜，秋天打猎称狝。《尔雅释诂》谓：“狝，杀也”。《释文》明确说：“秋猎为狝”。《注》：“顺杀气也”。《周礼·春官·小宗伯》称：“狝之日莅，卜来岁之戒”。《夏官·大司马》说：“中秋教治兵，遂以狝田”。《清史稿》把清代皇帝的木兰秋狝列为军礼之一，并引《周官》为依据，说“如是，则讲武为有名，而杀兽为有礼”3。其实清代皇帝的木兰秋狝应是起源于满族固有的狩猎习惯和后来为维护清朝大一统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传统。
清代的木兰秋狝，是在入关前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入关后顺治各朝经常出猎的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一项国家大典。主要是康熙、乾隆两朝举行的，雍正一朝未曾举行，乾隆之后逐渐废止。和先辈相比，康熙、乾隆两朝的木兰秋狝体现为更加有目的、有组织、有固定地点和时间，遵循一定章程的一种皇帝围猎活动，也更加隆重和制度化。
木兰围场在北京东北一千余里之外，承德市北约四百里，为辽代上京临潢府所属的兴州地方，清初属翁牛特蒙古等部4。围场本身周一千三百余里，南北相距二百余里，东西相距三百余里。顺治时期“塞外行围”已至其地。康熙十六年（1677），当平定“三藩”之乱初见成效之时，这位大清皇帝巡视长城内外，初次在内蒙接受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等部王公贝勒的朝见1。二十年再度巡幸内蒙，继续接见喀喇沁等部蒙古王公贝勒，并处理有关事务。就在这次巡幸中，有喀喇沁、翁牛特藩王献地“肇开灵囿”之说和明确提出“酌设围场”，而且给前往相度地势的大批官员以各种赏赐2。围场的设立当以此为始。康熙四十二年又在承德建行宫，四十七年建成。乾隆时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展，成为举世闻名的“避暑山庄”和热河行宫。自康熙二十二年起至六十一年止，皇帝每年都离京到避暑山庄巡幸，或再到木兰行围。只有康熙二十一年和三十五年因往东北谒陵及追击噶尔丹未得成行。乾隆帝即位后，自六年起，每隔年一次，十六年以后一年一次，巡幸避暑山庄或到木兰秋狝，直到嘉庆四年（1799）逝世为止3。
1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3。
2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
3《清史稿》卷90《礼志九》。
4《清史稿》卷90《礼志九》。
1《康熙起居注》第1册，页327—328。
2《热河志·围场一》卷45《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686—687页。
3乾隆在位六十年，自六年起，不但隔年一次或一年一次到避暑山庄，而且嘉庆四年逝世前为太上皇三年，也年年到避暑山庄。
所谓木兰秋狝，其真正的含义是到木兰围场行猎讲武。但是清代以避暑山庄为第二个都城，凡是到避暑山庄及其附近巡幸、集会和处理政务、消遣游乐都和行围一样泛称为木兰秋狝。实际上不都是行猎。乾隆帝到避暑山庄持续近六十年，仅六年至五十六年中，有四十次秋狝4。
木兰秋狝频繁举行，包括的内容很多，然而其目的性，康熙帝只说是为习武训练，实际还有别的。他在生平最后一次行围时强调，从前有人“以朕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条奏者，不知国家承平虽久，岂可遂忘武备”。然后列举清军平定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等，“立功绝域”的业绩，归结为“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之所致也”1。还有一个是在木兰秋狝时接见蒙古四十八旗的领袖，加强对塞外民族的控制2。乾隆六年准备第一次木兰秋狝，宣称其目的主要有三：一是遵循祖制；二是习武练兵，三是怀柔蒙古。因为在此之前监察御史丛洞上奏，以“第恐侍从以狩猎为乐”和“纪纲整肃，营务罔弛”为由，请求“暂息行围，以颐养天和”。乾隆帝针锋相对指出，“古者春菟，夏苗，秋狝，冬狩，皆因田猎以讲武事。我朝武备超越前代，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故，皆因平日训肆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忾。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晏安，骑射渐至生疏矣。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而纪纲整饬，政事悉举，原与在京无异。至巡行口外，按历蒙古诸藩，加之恩意，因以寓怀远之略，所关甚钜”。他还为乃父雍正未曾举行木兰秋狝辩护说：“皇考因两路出兵，现有征发，是以暂停围猎。若在撤兵之后，亦必举行。”于是乾隆把他的木兰秋狝目的罗列为，“朕之降旨行围，所以遵循祖制，整饬戎兵，怀柔属国，非驰骋畋猎之谓”3。这番言论基本上反映了他们秋狝的目的，所差的就是从康熙帝到乾隆帝，都否认他们有以“狩猎为乐”，或为“嬉游而来”4。但是有时的确以此为目的，或夹杂这样的目的。
有清一代举行木兰秋狝，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康熙帝即位之初，比较朴素，仅规定皇帝行围驻所设护军统领、营总各一人，率将校先往度地势，或备院设行营，建帐殿。缭以黄髹木城，立鹿门，覆以黄幕。其外为网城，宿卫屯置，不越其所。十年，罢木城，改黄幔1。十六年，康熙帝首途内蒙，以巡阅边外调喀喇沁郡王扎什、公乌忒巴喇并塔布囊西达等率兵丁一千五百名为向导2。二十年确定了木兰围场的地点。二十一年制定行猎纪律，康熙帝下令每年派兵一万二千人，分三班，一次四千人，于四、十、十二月，赴口外行猎。部院衙门官一并参加“娴习骑射”3。二十二年，康熙帝出古北口行猎，至木兰围场，置行官，张黄幔，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和赏赐蒙古王公台吉、蒙古众官兵及管领围场的蒙古王公台吉等4。二十三年，由黑龙江将4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
1《清圣祖实录》卷299。
2毕梅雪、侯锦郎：《木兰图》页11。
3《清高宗实录》卷136，页10—11。
4《康熙起居注》第3册，页1891。
1《清史稿》卷90《礼志九》。
2《清圣祖实录》卷69，页11—12。
3《清圣祖实录》卷106，页13—14。
4《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1026—1029。
军选送精骑善射的满洲兵四十人，分隶上三旗，组成虎枪营，置总统、总领管辖，扈从皇帝围猎，所谓“大狩行田，遇有猛兽，列枪以从”5。从三十四年起，康熙帝一行出古北口外巡历，命大学士阿兰泰留京处理章奏，从此有“留京”之说6。至四十二年热河避暑山庄建立，木兰秋狝的行程就先期由北京出古北口，到热河。至中秋后，再到围场，渐趋固定为成例。
设官管理木兰围场也是从康熙时开始的。木兰围场是这个皇家大狩猎场的总称。地处蒙古各部落的中央，按当时的四至，东北为翁牛特，东及东南为喀喇沁，北为克西克腾，西为察哈尔，南为热河1。这里林木葱郁，水草茂盛，群兽聚以蕃息。围场的四周，树以木栅，称为柳条边，以分别内外。进出有道口。围场之内，又按地形和草木稠密的分布，划分为一个个小围场。每个小围场，均选择一处平坦高冈为中心，四周有稠密的林木。整个木兰围场包括这样的小围场六七十处2。各个小围场之间相距远者数十里，近者只有几里。围场设立以后就派了翁牛特和阿鲁科尔沁等部的王公为管领。康熙四十五年正式设总管一员，章京八员。乾隆十八年进行一次大改动，除把总管从四品提为三品，章京从六品提为五品以外，又设左右翼长各一员，秩四品，骁骑校八员，秩六品。总管归属于理藩院，统辖翼长、章京、骁骑校等。守卫围场的是驻防的八旗满洲、蒙古兵丁，康熙、雍正年间不到二百人，乾隆十八年增至八百人。他们按八旗方位，以一旗为一营房，每营统五卡伦（哨所），总计四十卡伦。“各有地界，分司稽察”3。乾隆时还设置综理行营王公大臣一人，凡启行、校猎、驻跸、守卫诸事皆归其统属。又在全部六七十处小围场中，每年选择十八九处，或二十处作为秋狝之所，其余隔年一轮换，以使野兽得到繁殖，时人赞称“盖于讲武中寓好生之德”4。设围所在，必事先通知并作好一切准备。届时官兵赴场布列，祗俟御跸临围。乾隆帝每次行猎，除原来的蒙古四十九旗及喀尔喀、青海诸部蒙古分班从围以外，还有来自数万里之外的土尔扈特等部。二十年，更定网城置连帐一百七十五，为内城，设旌门三，分树军纛，称为金龙。外设连帐二百五十四，为外城，设旌门四，称为飞虎。外周设宿卫警跸，立帐房四十，各建旗帜，由八旗护军官校环卫1。
举行木兰秋狝多在七、八月。先期各驻防长官选派精于骑射的人赴京练习。按例，每年蒙古各部要选一千二百五十人为虞卒，叫做“围墙”，以供参加合围之役。届时，皇帝戎装乘骑出宫，扈从引导如巡幸之仪。既驻行营，禁止兵士践踏田禾，骚扰吏民，不准夜行，违者治罪。统围大臣亲临场所，按旗整队，中建黄纛为中军，左右两翼以红、白二纛分别标志之。两翼末，满语称为乌图里，各建蓝纛为标志，皆受中军节制。管围大臣皆以王公大臣领之，蒙古王、公、台吉为副。两乌图里则各以巴图鲁侍卫三人率领驰行，蝉联环帀，自远而近。围制有二：一是行围，只以数百人分翼入山林，围而5《清史稿》卷90《礼志九》。
6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
1《热河志》卷45《围场一》。
2木兰围场之内的小围场数目，各书记载不一，但不出这一范围，故此以约数记之。3《热河志》卷46《围场二》。
4《清朝文献通考》卷139《王礼考》15。
1《清史稿》卷90《礼志九》。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
不合，满语叫阿达密；二是合围。合围之制，则在五鼓前，管围大臣率领蒙古管围大臣及虞卒、八旗劲旅、虎枪营士卒、各部落射生手齐出营盘，根据围场山川大小远近，纡道绕出围场之后，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齐至看城，满语叫乌图里阿达密。看城，就是黄幔城。围既合，自乌图里处虞卒脱帽用鞭擎之，高声传呼“玛尔噶”口号，玛尔噶为蒙语，意即帽子。声传至中军，共三次。中军知围已合，乃拥纛徐行，左右指挥，以等待皇帝入围。皇帝是秋狝的中心人物。他在入围或出哨的当天，于日出前，自行营乘骑先至看城稍息，等两翼乌图里蓝纛到后，出看城，佩櫜鞬，在随从诸大臣等拥护下，由中道直抵中军。在中军前半里许，周览围内形势，了如指掌。而行围的快慢进止，由其亲口指挥。这时二三十里之内的禽兽都被围在皇帝左右，任他逐射。当他射中时，诸部围观，莫不欢欣踊跃，把围猎推向高潮。如遇有虎，则围暂不行，等皇帝看完殪虎之后，听皇帝之令而行。每围场收，至看城，皇帝即驻马。只看诸王、射生手等驰逐余兽。如值当日看城场内兽集过多，则根据皇帝所发命令，特开一面使逸，但仍禁围外诸人逐射。“获兽已，比其类以献”1。猎罢，皇帝返回大营，称为散围。诸部各按队归营，傍晚则一天行围宣告结束，颁所获于扈从诸人。一次木兰秋狝，皇帝有几天这样的行围或出哨。
如果是哨鹿，则在鹿始鸣时出猎，即每年白露之后（或秋分前后）2。模仿鹿鸣之声，而引诱其至。其制与常日不同。这时皇帝于五更放围之前出营，其余侍卫及诸备差人等，分为三队。约出营十余里，按皇帝之令，停第三队。又四五里，停第二队。又二三里，将至哨鹿处，停第一队。至此皇帝身边只有侍卫及扈卫十余人。渐闻清角声扬，远林呦呦，低声应和，“倏听枪声一发，咸知圣武神威，命中获鹿矣。群皆欢欣引领”。这是在一个很少数人的范围内，扈从皇帝射鹿。然后“听旨调遣，而三队以次皆至上前矣”3。乾隆帝曾在一次木兰秋狝时，乘骑望见鹿群，命一侍卫举假鹿头，作呦呦声，引牧鹿至，亟发矢射获，取其血以饮，“不唯益壮，亦以习劳也”4。戴假鹿头，模仿鹿鸣，甚至穿鹿皮衣，是当时哨鹿的通常形式。
木兰秋狝的围期，大致从中秋后一日始，经二十天左右。围猎未完，或秋雨过多，泥淖艰阻，因而奉令中辍者，谓之“减围”。如未猎而止，则谓之“停围”1。
作为一次木兰秋狝，除了出哨围猎以外，还包括每日的宴赏、处理章奏及政务。特别是礼成的最后一次盛大的宴会和赏赐，设大蒙古包作正殿，旁列四蒙古包，参加秋狝的蒙古各部落王公台吉、官兵人等和扈从皇帝的各类人员，都要入会并分别给予赏赐，是一次怀柔蒙古等少数民族的重要大会，也是一次论功行赏的大会。会上要奏乐和演出“布库”、“诈马”、“跳驼”等戏。布库，亦称撩脚，就是徒手相搏，胜败以仆地为定。诈马，是在生马驹中，持长竿，竿头系绳圈，突入驹群，乘驹惊，而持竿圈住驹首，舍己马跨驹背以络络之。驹不服，辄跳跃作人立，善骑者夹以两足始终不下来，过1《清史稿》卷90《礼志九》。
2《清史稿·礼志九》说“恒在白露后”。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谓在“秋分前后”。3昭梿：《啸亭杂录》卷7《木兰行围制度》。
4《清史稿》卷90《礼志九》。
1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4；卷16。
一会儿迫使生驹贴伏。跳驼，则牵驼高八尺以上者立于庭，表演者在驼旁，忽然跃起越驼背而过，到地仍直立不仆。这些都是蒙古戏，为他们的“绝技”2。
衰落和废止木兰秋狝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康熙、乾隆所要达到的目的基本上都如愿以偿。他们以木兰秋狝为娱乐，当广大人民深受贫困和酷暑煎熬的时候，率领皇子王孙及文武官兵，跃马弯弓奔驰在塞北草原，以追捕野兽尽情玩耍，消愁解闷。尤其在军事上习武训练，继承和弘扬满族一贯的英勇善战传统，在政治上加强和蒙古各部的关系，使北部边防得到稳定和保证安全。同时还使一些文臣武将经受忠诚和能力的考验，按照他们的标准，提拔或革除其官爵。乾隆帝因为跟随康熙帝秋狝，临危不惧而得到赏识，道光帝因跟随乾隆帝秋狝，表现机智勇敢，也被赐黄马褂、花翎1。成为他们登上皇帝宝座的一个预兆和条件。尽管如此，木兰秋狝并没有一直坚持下去。早在乾隆末年，已不像过去那样年年举行。而自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六年，整整十年没有举行一次木兰秋狝。嘉庆帝在位二十五年，断断续续共举行过十一次。道光帝即位后于第四年宣布停止本年木兰秋狝，以后二十五年间，既未宣布也未举行。咸丰帝在位十一年也未举行，只是第十年，因八国联军入侵，来个戏剧性的“木兰秋狝”，实际是到热河逃难，和本来意义的木兰秋狝毫不相干。可以说，兴隆一时的木兰秋狝，自乾隆末年开始走向衰落，经嘉庆，至道光已废止。
关于木兰秋狝的衰落和废止原因，看来很复杂，也是多方面的。皇帝个人不积极，臣下劝阻，天不作美，围场内兽类减少等等因素均起了作用。但是主要的是时代的发展，情况的变化，木兰秋狝在军事和政治上失掉了重要意义。乾隆帝自己不积极举行木兰秋狝可说是从退位为太上皇前三四年已露端倪，而明确表现出来则在乾隆五十九年，即前一年。那时他对臣下提出当年停止行围说：“今岁雨水较多，道路泥泞。且朕八旬有四，非畴昔驰马射猎时可比”。同时宣布来年也不行围，“明岁六十年，亦不进哨。仍在热河举行庆典。礼毕进京。俟丙辰归政，称太上皇帝时，朕仍进哨。不必乘马射猎，惟安坐看城，以观嗣皇帝率领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外藩人等行围。实千古罕觏之盛事，惟尔臣仆恭遇嘉祥，亦必共相欢忭也。”1如果乾隆帝因年事过高，暂停行围，可以理解，那么嘉庆帝登极一再拖延举行木兰秋狝，就显得皇帝本人已对此不太感兴趣了。加上社会危机日深，嘉庆六年发了一道《特谕》声称：镇压了连续五年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稍涉自满，致干天和”，自六月初一，大雨五昼夜，宫门水深数尺，屋宇倾圮者不可以数计，“此犹小害”，而桑乾河决漫口四处，京师西南隅几成泽国，村落荡然，转于沟壑，闻者痛心，见者惨目，除派官员稽查抚恤之外，“因思今秋往木兰行围，大营所用车辆，及除道成梁等事，皆需民力。此次大水所淹，岂止数十州县，秋禾已无望矣。若重费民力，予心不忍，况畋猎近于嬉游，我皇2赵翼：《簷曝杂记》卷1。
1《清史稿》卷10《高宗本纪一》，《清史稿》卷17《宣宗本纪一》。
1《清高宗实录》卷1437，页42—43。
考自乾隆六年始行秋狝，今秋虽系六年，尚在皇考三周年内，远行射猎，终非所宜，朕意今秋停止巡幸。庶息民劳而省己过”。他命诸臣速议，结果诸王、大学士等九卿会议一致赞成2。这里明确提出“畋猎近于嬉游”，十九年嘉庆帝也以“恐劳民力”，停止进哨。只是不愿秋狝大典废在他手里，坚持举行到最后。至道光时则完全不同了。道光四年就此所发上谕说：“今岁秋狝木兰，允宜遵循成宪，肄武绥藩，然不可不审度时事，量为展绥。所有今岁热河亦著停止。此朕不得已之苦衷，非敢耽于安逸也”3。出自一位多次参加木兰秋狝的皇帝之口，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说法，既没有彻底否定木兰秋狝的历史作用，又就当时情形而言，木兰秋狝已无积极意义，说是停止当年举行，也是宣告永远废止。
臣下劝阻，对废止木兰秋狝也是有影响的。乾隆六年，丛洞以“第恐侍从以狩猎为乐”等为由，企图阻止木兰秋狝，没有被接受，斥为“识见未广”，反映当时这一活动还有必要举行。半个世纪以后，已非当年可比。乾隆五十七年，蒙古王公等奏请暂停进哨，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也就欣然同意了1。嘉庆时臣下劝阻最力，嘉庆七年六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汪承需被召见，既面奏“顺天府属雇车掣肘。咨商直隶总督协济车辆，已露为难之意”，后又折奏请停止行围，“据称本年麦收分数稍减，民力不无拮据，并称高宗纯皇帝临御六年，始举秋狝，今亲政甫及四年，即再缓一二年举行，亦不为迟”。在皇帝坚持之下，认为这些说法“殊不成话”，那年还是举行了2。第二年，嘉庆帝已经到了承德，正欲继续举行木兰秋狝，总管围场的副都统韦陀保呈报“今年围内天气较寒，水涸草枯”。嘉庆帝以为是牲畜减少，借水草为词，派人前往调查，岂料派去的人和蒙古王公等共同恳请停止行围。嘉庆帝仍不相信，又派监牧马匹的王大臣绵循等再往详查，情况属实，终于停止了本年行围3。
有时也因天气不好而停止木兰秋狝。嘉庆元年、二、三年，均“以雨停秋狝”4。六年又“以水灾停本年秋狝”5。十四年“以哨内春夏雨多停止秋狝”6。十八年九月初一，“以阴雨减围”7。
当然最为扫兴的是围场遭到破坏，兽类和树木日趋渐少。追溯其时间，大约也在乾隆末年已有征兆。嘉庆帝说，乾隆五十七年以后因皇上年岁增高兼以连年雨水过大，屡次停围，“自应生息蕃滋，倍加充牣”，而实际恰恰相反。这是清朝由盛到衰的转变时期，影响到木兰围场也是一派衰败景象。嘉庆七年他自己举行第一次木兰秋狝，亲眼看到“鹿只已属无多”。第二次派人查看“竟至查阅十数围，绝不见有麋鹿之迹”。这一年也就没有行围。2《清仁宗实录》卷84，页4—5。
3《清宣宗实录》卷64，道光四年正月壬申。
1《清高宗实录》卷1410，页11。
2《清仁宗实录》卷99，页6—7。
3《清仁宗实录》卷118，页37—40。
4元年、三年见载于《清史稿》卷16，《仁宗本纪》二年只见载于《清仁宗实录》卷20。5《清史稿》卷16《仁宗本纪》。
6《清仁宗实录》卷216。
7《清史稿》卷16《仁宗本纪》。
九年，本想照常举行，还是得到信息，“以牲兽稀少，停止本年秋狝”1。围场的树木和野兽继续减少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嘉庆八年发现早有人偷打野兽，因此被拿获的犯人就有二百余名，估计漏网的会更多。后来几乎连民带兵等把围场视为猎取的对象。嘉庆帝说：“闻近日该处兵民潜入围场，私取茸角盗卖，希获厚利，又有砍伐官木人等，在彼聚集，以致（指麋鹿）惊窜远飏，而夫匠等从中偷打，亦所不免，是以鹿只日见其少。此皆由管理围场大臣平时不能实力稽查”。为此把乾隆五十七年以后历任管围的大臣及官员皆分别给予处分，同时完善和修改围场一切章程2。九年，嘉庆帝对特设围场副都统，严立章程，专职稽查，仍然不见成效，非常愤怒，指斥说：“因近年来砍伐官用木植之外，多有私砍者，并任令奸徒私入捕捉牲畜，以致鹿只远逸，实属不成事体”3。然而往后更有甚于此者，山冈上下多有人马行迹，并有车行轨辙，山巅林木也较前稀少4。有人竟取便从围场走来走去了。十八年，嘉庆谕内阁：“近年哨内牲兽稀少。此皆由于偷砍树木及往来取便行走之人，惊逸兽群，致乏牲兽。”于是派靠近围场的喀喇沁王满珠巴咱尔，每年不拘时日，进哨三次，尽行稽查，除把偷砍树木，及偷盗牲兽者拿交围场总管会同办理之外，傥有往来行走之人，亦即查明拿究1。
总之，由于嘉庆帝的坚持与努力，原来的基础尚未完全破坏，木兰秋狝勉强举行，直到他本人逝世。而后来就不再举行这一大典了。围场也在同治元年（1862）开围放垦，光绪二年（1876）设围场厅，1913年建围场县，和地方行政体制一样了。
1《清仁宗实录》卷118，页89；卷132，页13—14。
2《清仁宗实录》卷118，页39—40。
3《清仁宗实录》卷132，页14。
4《清仁宗实录》卷233，页20—21。
1《清仁宗实录》卷272，页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