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张璁

议礼之争

张璁（1475—1539）字秉用，号萝峰，世宗赐名孚敬，字茂恭，浙江永嘉人。弘治中考中举人，先后七次赴京会试，终不第。居乡中治学益力，遂贯通古今，尤精“三礼”。张璁性格耿直，争强好胜，凡事不随便附和，常与士大夫评论时政，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

正德十六年（1521），张璁始中进士，时年四十七岁。适世宗入登帝位，议追崇所生父母之礼。时内阁首辅杨廷和草武宗遗诏，策立世宗，又总朝政凡四十余日，颇事威福，乃指示礼部尚书毛澄，规定世宗继嗣为孝宗之子，礼以汉定陶王和宋濮议为式，不能过分追崇所生父母，并说有异此议者即是奸邪，可处以斩罪。会张璁观政于礼部，心非其说，遂上疏论陈其事。张璁指出，汉哀帝和宋英宗原本是定陶王及濮王的儿子，他们分别被汉成帝和宋仁宗预养宫中为嗣子，其为之后的身份是明确的，今武宗无嗣而崩，大臣遵祖训迎立今上，武宗遗诏亦只称兴献王长子云云，遗诏未有要其为大宗后嗣之意。张璁陈述了这些事实后，提出了议礼的主张，当今皇帝以伦序当立的身份入继大统，与汉宋继嗣的事例迥然不同，追尊原为藩王的父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张璁还从礼制上分析了朝中大臣师法濮议的错误，第一，《礼》中有明文规定，长子不得为人后。而世宗恰恰是兴王独子，如为人后，则违反礼法而自绝其宗。其二，世宗生母尚在，如按杨廷和、毛澄的主张，则世宗只能称其母为皇叔母，母子关系就要变成君臣关系，这样又违反了子无臣母之义。于是张璁建议，在京师建立兴王之庙，迎养生母，以全尊亲养母的大孝。世宗本意要追尊父母，无奈被杨廷和等人控制下的廷议牵制，所以一看到张璁的奏疏，十分高兴，连声赞叹，“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1世宗将璁疏交付内阁拟旨批答，要阁臣等重议追尊之礼。杨廷和凭借权势，胁制廷臣附从己意，他并不把这个初入仕途的新科进士放在眼里，“斥曰‘秀才安知天下事’”2。然而杨廷和却无法回答张璁的诘难，于是唆使科道官员交章弹劾张璁。时世宗之母兴献王妃蒋氏至通州，闻廷议将以己子为他人子，十分不悦，留驻不进。世宗乘机以归藩养母相要挟，杨廷和等人大窘。张璁又撰写《大礼或问》，辨论继统与继嗣的区别。并就礼制上的尊崇及墓庙诸事析说甚详。《大礼或问》在部分朝臣中传阅，颇有影响。礼部侍郎王瓒赞同张璁所议，并在朝官中传播其事。张璁决定要把《大礼或问》奏呈世宗，杨廷和得知，非常恐慌，布置翰林修撰杨维聪等人诱阻之，张璁不从。世宗看了《大礼或问》后，要礼部议处，杨廷和知道自己控制不了局势，于是拟敕下礼部，诡称奉孝宗张皇后懿旨，追赠世宗之父兴献王为兴献帝，母则称兴国太后，祖母邵贵妃则称皇太后。此举意在略作让步，以厌世宗之心，并称奉皇太后懿诏，云云，表示廷议仍未尝以之为是，借以在心理上牵制世宗。1《明史》卷一九六《张璁传》。

2《明通鉴》卷四九，正德十六年七月。

杨廷和为了减少和消除张璁在朝中的影响，他指示吏部将其授职为南京刑部主事，使其远离京师，不再妨碍自己推行所议。张璁到南京后，与同官刑部主事的桂萼结为政治盟友，二人讨论古礼，研究与杨廷和等人斗争的策略，等候时机，再度掀起议礼的斗争。

张璁在南京任职期间，京师发生了几桩与议礼有关的事件。世宗任命皇亲蒋荣为安陆祠祭署奉祀官，按杨廷和的安排，世宗既为孝宗之后，议以崇仁王朱厚炫嗣兴国，则应由崇仁王奉祀，群臣上疏争其事，世宗不予理会。关于庙乐，廷议以“正统本生，义宜相间”，主张安陆祠庙较太庙用乐应降低等次，世宗置廷议不顾，命用八佾乐舞，又自制乐章，“迎神曰太和，初献曰寿和，亚献曰豫和，终献曰宁和，彻馔曰雍和，还宫曰安和。”1这个乐章和太庙诸帝享用的乐章完全一样。

同安陆庙祀相类的事，还有世宗祖母寿安皇太后的丧礼。按杨廷和的安排，世宗既为孝宗之子，其庶祖母的丧礼较嫡祖母应有所减杀，定为哭临一日，丧服十三日而除，文移两京，不以诏告天下。世宗不遵所拟，服丧二十七日，服除视朝，不鸣鞭，不鸣钟鼓。世宗还不顾杨廷和的阻挡，将邵太后袝葬茂陵。祭祀是封建皇朝的大政事，然而某些庙祀礼制毕竟属于皇室私事，杨廷和不可能过分干预。以上事件表明，世宗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杨廷和的安排，他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推翻其决定。

京师的这些消息给张璁、桂萼极大的鼓舞，嘉靖二年十一月，桂萼上疏重议大礼，世宗立即纳其议，要朝臣集议其事。杨廷和自揣难以维持旧议，于是辞职。杨廷和去后，赞成张、桂观点的人渐次增多，许多人上疏赞助其说。世宗下诏，命张璁、桂萼入京参加关于大礼的廷议。内阁蒋冕、毛纪，礼部尚书汪俊为了阻挡张璁等入京，不惜作出让步，改动兴王的称号。嘉靖三年四月，诏称武宗为皇兄，称孝宗皇考，称兴王本生恭穆献皇帝，称兴王妃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改动的实质是在兴王尊号中加一个“皇”字，虽称兴王为父，却冠以“本生”二字，以志区别。张璁、桂萼在赴京师途中获知这一新情况，为了彻底击败政治对手，二人毅然上疏请去“本生”二字，指出问题的关键，孝其亲不在于一个皇字，“惟在于考与不考”1。世宗接到两人的奏疏，大喜过望，复下诏催促张璁、桂萼等速来京师。张璁等到京师后，“复条上七事，极论两考之非，以伯孝宗考兴献为正”2。张璁又奏上《正典礼第七上十三议疏》，全面阐述议礼涉及的问题。世宗十分欣悦，特旨擢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不久免去党附杨廷和的蒋冕、毛纪、汪俊的职务，廷杖左顺门哭谏诸臣。三年九月，张璁等议礼诸臣参与廷议，决定称孝宗和张皇后为皇伯考皇伯母，称兴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兴王妃为圣母章圣皇太后。至此，张璁的议礼主张实现了，张璁在朝廷中的政治地位由此确立。嘉靖四年，记述大礼议的过程的《大礼集议》书成，后赐名《明伦大典》，张璁进官詹事兼翰林学士。五年七月，升兵部右侍郎。六年内阁大学士贾咏与巡按山西监察御史马录及三法司诸臣涉嫌借李福达案陷害张璁、桂萼及支持议礼的武定侯郭勋，世宗着意保护议礼诸臣，尽换法司官员。世宗命张璁署都察院，桂萼署刑部，方献夫署大理寺，重新审理李福达案。张璁等尽反其狱，1《明伦大典》卷九。

1《明伦大典》卷十三。

2《明伦大典》卷十三。

并借此案打击异己者，株连四十余人，史称大狱。大狱之前，科道尚狎视张璁，欲借京察拾遗之例打击之，大狱之后，旧党诸臣都不敢轻视张璁了。改革弊政，抑制宦官张璁掌握了国家监察大权后，立即运用监察之权，改革弊政。他反复申明太祖规定的宪纲，像太祖那样严格地约束官僚集团。首先整顿都察院，对不遵守有关规定、耽误公事的“河南等道监察御史傅元等二十员”查催赴部。1又疏请对失职的科道官员进行惩治，严格检查十三道的工作效率，要求各官在规定的时限内将题奏涉及的公事办完，对办事拖沓的人员轻则量行戒谕，重则参劾别用。张璁在院，斥去失职的科道官员二十多人，补充以比较廉明和干练的人员，改善了都察院的状况。正德以来，都察院、刑部、大理寺三法司非常散漫，竟然到中午才开始办公，相沿成例。张璁请申饬三法司堂官严督所属，早上散朝后，就各回衙门开始办公。张璁尤其痛恶官僚的贪污和行贿，都察院行文京内外各衙门，“敢有仍科派小民馈送京官者，在外许巡按御史纠察，在内许缉事衙门访捕，依律治罪”1。张璁执法严格认真，打击了正德以来贿赂之风，史称“一时苞苴路绝”。嘉靖前期，吏治得到改善。嘉靖六年冬，张璁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一入内阁，他立即对翰林院的积弊进行清理。正德以来，形成一些陋习，如规定由内阁教习的庶吉士才可进入翰林，其他部门的官员虽有文学才能亦不能入充翰林官员。由是，内阁将翰林职位在门生弟子中递相授受，形成结党营私的局面，损害了封建国家的利益。张璁疏请革除此弊，不拘内外官员，只要文学才行出众，都可以被推荐和召试授翰林之职。同时对现在翰林院官进行考核，将考核不符合要求的二十二人罢黜或外调他职。同时任命大理寺少卿黄绾、福建按察副使张邦奇等为翰林官员。张璁还加强了庶吉士的拣选和考核。

张璁借世宗平台召对的机会，密请撤除各地镇守中官，其后又屡次请求施行。由外藩入继帝位的世宗目睹正德中宦寺之祸，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张璁限制宦官势力的努力得到了成功，先后革去镇守、守备内官二十七员。正德中受中官控制的腾骧四卫改隶兵部，宦官势力遭到抑制和削弱。

张璁立朝，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不徇私情，即使与同议大礼的霍韬等人亦每因政事相争，不少假借。张璁对朝廷耿耿忠心，深得世宗嘉许，特赐银章二枚，文曰“贞良忠一”和“绳愆弼违”。时杨一清为首辅，翟銮先于张璁入阁，而世宗待张璁礼遇特隆。七年加张璁少保兼太子太保。《明伦大典》书成，复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

官场倾轧张璁利用议礼作为取得政治权力的手段，掌权后，他就致力于政治改革，清理正德以来的弊政。张璁因议礼而获得皇帝的不次拔擢，一般人视为干进，致使张璁等未能在士大夫中建立相当的威信，当时六卿都是很有资格的人物，他们表表自树，政治上同张璁保持距离。如胡世宁、王守仁等人，他1《张文忠公集》卷三《催取风宪官员》，载《敬乡楼丛书》，民国黄群排印本。1《张文忠公集》卷三《禁革贪风》。

们在议礼中观点同张璁基本相同，但却不愿与张璁一起为争礼而斗争。对大礼持相同态度的人尚如此，其他的人就不用说了。因之张璁等的改革缺乏深厚的人事基础，每论事立议，虽其主张明显的合理合法，却必定不能在大范围内获得推行，加上世宗专制严酷，张璁的举措受到一定限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受到影响。此外，张璁还受到“应机玩世，持禄苟安”的庸俗官僚杨一清的牵制。1正嘉之际，杨一清在家闲居，因赞成张璁的大礼之议，得以被荐入阁。杨一清在武宗朝边功甚著，劣迹也不少。再相后，乘张璁整顿翰林院之机，“送乘间引所厚入院”，又“多循旧弊，用私人，受馈遗”2。于是张璁和杨一清产生嫌隙，进而相构不已。张璁在与杨一清的斗争中遭到很大的打击，八年八月，张璁被给事中陆粲论罢，幸而霍韬力为之辩，一清乃致仕，璁得召还，遂任首辅。杨一清始去，张璁又受到夏言的牵制。世宗自大礼议后，以制礼作乐自任，如分祀天地，罢太宗配祀等，夏言在更正祀典上迎合世宗，获得世宗的信任。张璁自取得政治权力后，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并不醉心于礼乐上的繁文缛节，对世宗兴作礼乐多所谏正。于是夏言和张璁相轧。十年七月张璁再次被迫致仕，后虽被召还，其改革的锐气和努力遭到极大的削弱。

张璁和桂萼在议礼时密切合作，取得了对杨廷和斗争的胜利，执政后两人都锐意于革弊，但他们却免不了封建官僚的通病，二人因序位之尊卑发生龃龉，逐渐失去政治上的团结，以致使张璁遭到杨一清、夏言势力的攻击而蒙受重大损失。其后，张璁与议礼中的政治盟友桂萼、方献夫、霍韬、黄绾等无多改善，十四年张璁疾作，屡疏乞骸骨。十五年四月致仕，十八年二月卒，适世宗南巡在承天，闻之伤悼不已。赐谥文忠。璁传世有《礼记章句》、《敕对录》、《谕对录》、《大礼要略》、《钦明大狱录》、《张孚敬诗集》、《张文忠公集》。

1支大纶：《世穆两朝编年史》卷二《永陵编年信史》，万历刻本。

2霍韬：《石头录》卷四；《玉堂丛语》卷六。

第二节桂萼

均平赋役，屡忤官吏

桂萼，字子实，号古山，江西安仁（今江西东乡东北）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丹徒知县，史称其人性刚使气，屡忤上官，后调知浙江青田，不赴。用荐起知武康，复忤上官下吏，还遭到御史白简弹劾。桂萼不但屡忤上官，他和一般的胥吏书手的关系也不协调，这种情况在封建社会中实属少见。桂萼在县任职，非常了解缙绅势家及豪强地主欺隐土地逃避赋役的情况，深知赋役不均给朝廷的统治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因之，他积极致力于均平赋役的工作。然而官豪势家总是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把赋役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官豪势家不但通过诡寄、飞洒等诸种手法欺隐土地，又独占肥沃的土地，却只按低税率交纳很少的田租，不愿为农民“分粮”和“为里甲均苦”1。只要有志于清理赋役积弊改变不公正状况的州县正官着手于丈量土地或均平赋役，“势家即上下夤缘，多方排阻”，使之不能有所作为。桂萼历次任上，都致力于均平赋役。正嘉之际，他任成安知县，排除多方阻难，终于完成了清丈土地的工作，成安“原额官民地二千三百八十六顷五十九亩九分”，清丈之后，“均量为大地二千七百八十一顷四分五厘”2。丈地之后，桂萼“计亩征粮，民不称累”，纠正了当地社民享无税之田、屯民供无田之税的不合理现象。桂萼看不惯官场中的贪污腐化，痛恨势家豪强和地方官吏上下勾结、在征赋派役中营私舞弊的各种丑行，这就是桂萼屡忤上官下吏的社会原因。正德中，武宗政荒，大臣苟于利禄，士风日下，吏治黑暗，北方刘六、刘七和四川爆发的农民起义震撼了明朝的统治，武宗无子，因之引起了严重的统治危机。桂萼满怀经世济国之志，锐意革弊，而每被抑挫，他对正德以来的腐败政治十分愤激不平。

以正大礼而入阁嘉靖初，桂萼由成安知县迁南京刑部主事。他身在闲曹，却非常关心国事和政局的变化。当他通过乃兄翰林修撰桂华获知朝中关于大礼议的斗争，即赞成张璁的主张。不久张璁被杨廷和党排挤到南京，桂萼与张璁在仕途上都多次受到挫折，对政治现状非常不满，两人在南京日相讨论，研究对杨廷和集团的斗争策略。

嘉靖二年十一月，桂萼上疏请正大礼，疏中强调指出，宋人范纯仁已把预养为嗣的英宗和入继之主作了区别，而当今皇帝入继帝位分明是入继之主，为什么要遵从为预养的宋英宗而制订的濮议之礼呢？桂萼还指出杨廷和所议“灭武宗十有六年之统，泯遗诏禅受之旨，而夺兴献帝不可夺之嫡宗，且使兴国太后处慈寿皇太后之间，礼莫之尽”1。世宗采纳了桂萼的意见，决心重议大礼。

1《明经世文编》卷一八○，《请修复旧制以足国安民疏》。下引同。

2《成安县志》卷三《赋役考》，明刊本。

1《桂文襄公奏议》卷一《请正大礼疏》，康熙刻本。

桂萼等人上疏激烈地批评杨廷和的议礼方案，世宗又不断降敕诘责杨廷和，朝官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附从，杨廷和自知难以维持，于是辞职。杨廷和既去，赞成张璁、桂萼观点的人渐次增多，世宗决定召张、桂入京。内阁蒋冕、毛纪为了阻挡张、桂来京，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动提出在兴王尊号上略作让步，称世宗父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和“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但仍考孝宗母昭圣，并请下敕谕停召张璁和桂萼。桂萼、张璁在凤阳途中接到诏书，桂萼复上疏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皇不皇，惟在于考不考，请在尊号中去“本生”两字，名正言顺地追尊自己的父母。既至京师，桂萼又与张璁联名上疏，极论两考之非，指出两考是一种欺骗，实际上是剥夺皇帝尊奉父母的神圣权利。

桂萼、张璁初到京师，杨廷和党的势力尚盛，二人颇为孤立。刑部尚书赵鉴与给事中张翀等勾结，阴谋扑杀桂萼和张璁。世宗通过厂卫侦知其事，立即任命桂萼、张璁为翰林学士，两人又受到武定侯郭勋的保护。三年七月，由于礼部侍郎何孟春、翰林修撰杨慎等人的煽动和要挟，发生了群臣在左顺门哭谏争礼的事件，世宗杖责诸臣，同时罢免了毛纪、汪俊、何孟春等人的职务。世宗旋即任命赞议大礼的席书为礼部尚书，会同桂萼等齐集廷臣，议定兴王尊号，三年九月下诏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追尊兴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为圣母章圣皇太后。由于桂萼和张璁密切配合，奋力抗争，他们的议礼主张得以实现，桂萼等终于通过议礼击败杨廷和集团，在朝廷中确定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嘉靖四年，桂萼升任詹事，仍兼翰林学士。由于内阁首辅费宏的裁抑，桂萼和张璁虽列名翰林，却不获参与经筵，不参与献皇帝实录的修纂，不参与教习庶吉士等。费宏去职后，情况才有改变。六年三月桂萼升任礼部右侍郎，是年杨廷和余党借李福达案倾陷赞议大礼的武定侯郭勋，而欲牵连加罪于桂萼诸臣。世宗痛恶旧党借事罗织，尽换三法司诸官，以桂萼署刑部，张璁署都察院，方献夫署大理寺，重审李福达案。会搜查御史马录私书，内阁贾咏及都御史张仲贤、工部侍郎闵楷、御史张英、大理寺寺丞汪渊等密谋陷害大礼诸臣的私书被发现。贾咏引罪致仕，其他人则纷纷下狱候审。桂萼密承世宗风旨，认真审理此案，狱词颇详。该案最积极的策划者巡按山西监察御史马录承认犯了故入人罪，于是旧党利用李福达一案倾陷大礼诸臣的阴谋暴露无遗。桂萼等对该案进行判决，大略言李福达非白莲教，马录仇恨郭勋，构成冤狱，又列出了原来审理此案及与该案有关诸臣的罪过。世宗悉从桂萼所言，将该案编成《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1李福达获得释放，马录等论戍，其因此案逮系廷杖、戍边、削籍诸臣凡四十余人。桂萼等以平反有功，受到嘉奖。是年京察，旧党犹借拾遗之例攻击桂萼，桂萼疏请斥逐杨廷和在言路的私党，实行科道互纠，世宗下令速举。于是京察和互纠罢黜科道十三人。是年旧党经过两次重大打击，一蹶不振。桂萼、张璁的政治地位日益巩固，赞议大礼的方献夫、霍韬、胡世宁、李承勋等渐居要职，1穆宗即位，御史庞尚鹏据四川蔡伯贯一案，奏称李福达实为白莲教魁首，请为马录、颜颐寿等平反，《明史》采其说，称“由是福达狱始明”（《明史·马录传》）。然而同时代的郭子章怀疑庞论（《国榷·嘉靖六年》）。支大纶亦不赞成庞论（《世穆两朝编年史》）。高拱、张居正坚持认为桂萼的判案是正确的，修穆宗实录时，居正削去洗雪大狱的诏书和庞尚鹏疏。按高拱持之最力，居正逐高拱，仍在实录中保留高拱的奏疏（《穆宗实录》、《万历野获编》卷十八）。

朝局人事焕然一新。

嘉靖六年九月桂萼改吏部左侍郎，旋升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明代尚书兼学士自桂萼始。任礼部甫逾月，迁吏部尚书，获赐银章两枚，文曰“忠诚静慎”、“绳愆匡违”，和内阁辅臣一样，桂萼获得了密疏言事的特殊权利。七年正月，加太子太保。《明伦大典》书成，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八年二月，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

创立一条鞭法桂萼执政后，发舒多年以来的政治抱负，革除现实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积极主张均平赋役和清丈土地。桂萼久任地方，熟知下情，他悉心研究基层政权下的赋役之法，看到了业已推行的均徭法和十段册法的局限性。均徭法中的户等划分标准很不一致，户等一样，而实际丁产可能相去甚远；户等一样就要承担同等的差役。均徭法行之不久，它的弊病就暴露出来了。再说十段册法，实施其法必须对各户丁粮作彻底清理，在此基础上均分十段，乃能奏效。然而此地十段和彼地十段的丁产仍很难一致，徭役的负担仍不均平。桂萼根据自己的经验，向朝廷提出了最新的赋役改革意见。嘉靖九年（1530）十月，桂萼进呈《任民考》疏，提出取消照黄册派定年份轮役的老办法，改以一省之丁粮供一省之役。时户部尚书梁材根据桂萼的建议，规定了新的赋役征法：“合将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丁粮总于一府，各府丁粮总于一布政司。而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行。”1根据桂萼的意见颁布的赋役征法奠定了“一条鞭法”的基本原则。桂萼在改革方面承续了赋和役合并以及化繁为简的趋势，把各种役目并为一项，按丁粮一次编定，俱于秋粮征收。桂萼的主张比同时代的十段册等改革完善得多彻底得多，他的改革方略是明代各类赋役改革的总结。

同桂萼相先后，许多地方行政官员都推行了赋役的改革措施。万镗提出赋役的均平应“在县不止以里论，而当均于一县。在州不止以县论，而当均于一州。在府而所均当益广矣”1。万镗所论，限于一府，而桂萼提出了在一布政司范围内通融科派，均平负担。不难看出，桂萼创立了一条鞭的赋役征收法则，又以内阁大臣的身份在朝廷中倡导实行，他比同代改革者高出一头，较之于顽固守旧反对赋役改革的前内阁首辅杨廷和，不啻霄壤之别。2中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的发展，从两税到一条鞭法，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桂萼在这个变革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桂萼的赋役改革实践中，均丈土地是改革的前提条件，桂萼极为重视均丈土地的工作。他认识到只有把欺隐的土地清理出来，登记入册，朝廷按丁产佥派徭役的原则才能切实贯彻，桂萼多次上疏，强调重新丈量土地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他在《进任民考疏》中指出：“臣闻仁政必自经界始，今之经界存乎版图。自正统末，天下吏阴坏版图，诸色田土散漫参错，难以检讨。”1《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四一《桂文襄公奏议》卷八《进任民考疏》。1《西园闻见录》卷三二，赋役前，哈佛燕京学社排印本。

2杨廷和为首辅时，曾拟旨反对役法的改革，见《明世宗实录》卷一四，嘉靖元年五月。桂萼还提醒世宗，势家豪强总是反对丈量土地，朝廷要下决心，要由有关大员会议其事，订出实施措施方案，才能有效地完成清丈工作。土地一经清丈，版籍澄清，各种违法行为就难以掩盖。桂萼丈量土地的主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均丈土地的意义为许多士大夫所认识，世宗朝郭弘化、唐龙、简霄、顾鼎臣都继桂萼之后，疏请核实田亩，均丈土地。据各种史籍记载反映，嘉靖年间有许多地方都进行了均丈土地的工作。

宦海沉浮桂萼还积极会同张璁，在嘉靖前期进行政治改革，肃清言路，加强都察院的监察职能，清理翰林院积弊，改变正德以来内阁控制翰林院以及内阁同六部结党营私的现象。桂萼还用世宗所赐银章密疏奏事，请“除百数十年弊习，罢还镇守”1，襄助张璁请撤除镇守内臣之举。

桂萼等大礼诸臣以议礼为手段取得政治权力，在论资排辈和等级观念极强的封建士大夫中，被认为逢君干进。许多重要人物赞成其议礼主张，但在政治上却同桂萼等人保持距离，如胡世宁、王守仁等。桂萼等在朝中仍显势孤力单。此外，守旧派政治势力虽经打击，仍寻找机会向桂萼等实施反扑，甚至达到不择手段的程度。如羽林指挥刘永昌越位妄奏，硬说都督桂勇与桂萼同族，表面上请削桂勇兵权，实则动摇桂萼的地位。旧党甚至利用星变为言，阻遏改革。

桂萼和张璁在议大礼中密切合作，取得了对杨廷和集团斗争的胜利，其后又锐意革弊，取得了显著的政绩。入阁后，桂萼与张璁逐渐失和，遭到夏言势力的攻击，而使大礼诸臣蒙受损失。在大礼诸臣中，有不少王学的弟子，如方献夫、黄绾等，桂萼和张璁反对程颐的濮议，对王守仁带有新倾向的学术思想持包容的态度。桂萼等执政后，推荐王守仁任总督两广兼巡抚。桂萼希望对两广土酋实现有效的控制，为明朝建立巩固的边疆和屏障，防止安南莫登庸的向北扩张。王守仁平定了思州、田州卢苏、王受的叛乱。为防止归顺的土酋复起叛乱，桂萼要求王守仁久任两广，责以抚处三年。会王守仁疾作，举郧阳巡抚林富自代，不俟命下而径归。桂萼恶王守仁不奉行自己的靖边之策，两人关系恶化。王守仁死后，桂萼攻击王守仁并请申禁其学。方献夫、霍韬又各上疏替王守仁辩解，大礼诸臣意见各不相同，杨一清、陆粲乘隙攻击，八年八月桂萼和张璁一度被解职，遭受重大挫折。九年四月后被召回入阁，翌年正月引疾乞归，八月卒于家。赠太傅，谥文襄。桂萼著有《历代地理指掌》、《明舆地指掌图》、《桂文襄公奏议》。

1《皇明经世文编》卷一八○《密论四事》。

第三节杨慎

青年入仕，宦途坦达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祖籍江西庐陵，六世祖避元末乱徙湖广麻城，再徙入蜀，遂居四川新都（今属成都）。祖父杨春，官至提学佥事。父杨廷和（1459—1529），成化进士，改庶吉士，正德二年（1507）入阁，官至内阁首辅。杨慎正德三年（1508）会试下第，入国子监，拔历而事于礼部，尚书刘宇颇重之。正德六年（1511）举进士。及至殿试，内阁首辅李东阳“密以制策题示”1，故杨慎“所对独详”，于是列名一甲第一，取得状元头衔。这次科场作弊，大概做得很秘密，一般人无法知晓，所以没有发生政治风波。再者杨慎毕竟不是胸无点墨，在京师颇有才名，故未引起人们訾议。日后事露，史家还是把此事记载下来。李贽《续藏书》记载说，京师民众称杨慎为“面皮状元”。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也称为“关节状元”。明代以来，实行八股取士，士子为应试而习时文，惟抄袭或揣摩程文以应试。明代科举答案限在永乐年间纂定的《性理大全》一书之内。成化中礼部右侍郎周洪谟奏请订正朱熹注“四书”、“五经”之误，宪宗以《性理大全》一书为天下士子“习学已久”为由，不准更改1。这种科举考试，不是造就人才，状元并非就很有学问。许多状元自及第后即默默无闻，无论政治上还是学术文化等方面俱无大贡献。再有，殿试时一甲三人的名次确定，也有很大的随意性。科名高下，往往取决于偶然因素，不关乎才学的高下，状元亦非必是人才之冠。一甲状元，例以相貌端正或体貌伟壮者为之，许多文优而因貌寝被改变科第名次的史不绝书。如建文进士王艮廷试本第一，以貌丑屈为第二，遂以胡广为状元。有的掉换科第名次的原因非常荒谬，如万历进士朱国桢，以名同国姓，且似佳谶2，于是拔为第一。甚至因姓名所用字难认而被任意更换名次，永乐十三年乙未科初拆卷，得第一名陈循，因与考官同乡，避嫌改置第二，而擢林文秸第一，既而又以秸字难认，于是又改洪英为第一。有的纯出皇帝私意，如洪武十八年，本应黄子澄第一，“既启封，上自以梦故，用丁显为状元”，黄子澄反被抑为三甲进士。又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皇帝梦中听见雷声，遂拔雷鸣为状元。不难看出，在封建专制的社会条件下，状元属谁全凭帝王及考官的意向。状元非必真才。

杨慎既中高第，例授翰林院修撰。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武宗微行巡行于宣、大、榆林诸边。杨慎上疏切谏，未成，称病归。

世宗嗣位，杨慎改经筵讲官。武宗崩后，佞幸江彬伏诛，中官为恶者或已服罪，而大珰张锐、于经以纳金银获免，杨慎借讲《舜典》之机，言“圣人设赎刑，乃施于小过，俾民自新，元恶大奸，则无可赎之理”1。嘉靖二年（1523），参与纂修《武宗实录》，充纂修官。

1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二《科试考》。

1《万历野获编》卷一四《减场解元》。

2《万历野获编》卷一五《廷试》。

1《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廷争大礼，获罪遣戍嘉靖三年（1524），大礼议之争又起。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张璁请世宗继统而不继嗣，继而提出伯孝宗而考兴献。杨慎之父杨廷和坚持己议，不赞成世宗改变初议，其在内阁封还御批四次，前后执奏凡二十余疏。世宗坚持召桂萼、张璁至京重议大礼。杨廷和无奈，致仕归去。在议礼一事上，杨慎完全站在其父一方，对张璁等的议礼主张大加挞伐。张、桂来京后，被擢为翰林学士。杨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疏，言“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2。表示不愿与桂萼、张璁等同列，并以请求罢斥己职相挟。世宗怒，切责杨慎等诸臣，予以停俸处分有差。逾月，杨慎又偕学士丰熙等疏争议礼。当此之际，杨廷和虽已去职，其追随者皆居重位，如蒋灵、毛纪、汪俊、何孟春等，在他们的操纵下，詹事、翰林、言路及六部诸司等各部官员具疏，廷争大礼。世宗将诸臣之疏留中不下。

嘉靖三年七月戊寅，朝罢，杨慎偕吏部侍郎何孟春倡言于众，要群臣跪哭宫门，给皇帝施加压力，听从群臣的意见。杨慎呼吁：“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1杨慎遂与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人在金水桥南拦阻散朝的百官，胁制众人跪哭谏争，并威胁说：“今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2于是二百四十余名朝官俱跪伏左顺门。皇帝命司礼中官谕众臣退去，众人说要得皇帝遵从议礼前议的谕旨才肯散去。诸臣由早晨跪到中午。世宗大怒，命锦衣卫士执丰熙等八人下诏狱。杨慎与王元正撼门大哭，跪伏的众臣应之，声震殿庭。世宗益怒，命四品以上官员到午门听上谕，宣布给予跪伏者停俸处分。又命收禁五品以下官若干人杖之。杨慎服杖之后，又被谪戍到云南永昌卫（今属大理）。

嘉靖六年（1527）冬，云南寻甸、武定土司安铨、凤朝文叛乱，流劫于嵩明、杨林、木密等地，进而围攻省城。杨慎适在戍所，慨然曰：“此吾效国之日也。”于是戎服执戈，帅百余人往援木密。入城后，“与副使张峨谋固守”3。杨慎在滇，时领戎役，或于永昌，或于沪州，或于重庆。杨慎虽身为戍卒，地方大吏及黔国公镇守中官都很优待他，故杨慎得乘间游历云南，咏诗为文，以抒其怀。而世宗因议礼一事最恨杨廷和和杨慎，每每向左右索问杨慎的情况，阁臣或以既老且病搪塞，世宗才稍稍放松他。世宗大婚，生皇子等，例行赦免，而杨慎等不能获得赦免的恩典。杨慎在云南三十余年，除了奔丧等特殊情况，不得随便奏请还家。根据有关法律条例，戍卒年满六十者可以请求由子侄替役。六十五岁的杨慎乞求有关衙门准许。而“军卫及当道皆唯唯，转相推调”1。杨慎又委托门人走云南巡抚的后门，皆不得要领。地方官虽善视杨慎，但谁都怕皇帝怪罪，不敢越过界限。因之，杨慎有子而壮，却仍要以衰迈之躯，荷戈趋伍，对于一个曾一度风云于政坛的封建士大夫来说，这是莫大的悲剧和打击。杨慎年届七十，私自归蜀，巡抚急遣四名指挥使逮之，械还。嘉靖三十八年（1559）卒于戍所。隆庆初，赠光禄少卿，2《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1《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2《明史》卷一九一《何孟春传》。

3简绍芳：《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载《新都县志》。

1杨慎：《与同年书》，转引自《杨慎诗选》第142页注文，四川人民出版社版。天启中，追谥文宪。

杨慎在云南，努力从事于文化学术活动。其一生著述，绝大部分成于云南。杨慎在云南结交广泛，行迹所至，总是以其为中心聚集一批士人。云南为各族杂居之所，许多少数民族士人也都趋从杨慎。经常与杨慎从游的滇中士人有吴懋、王廷表、胡廷禄、张含、李元阳、唐锜等，称杨门六学士。上述六人加上杨云山，又称杨门七子。与杨慎过从甚密的还有白族士人董难和丽江土知府木公。从杨慎在云南的诗文序中可以看出，同他交游的有百人之多。这些士子在杨慎的影响下，砥砺志学，大多取得了成功。杨门六学士之一的大理人李元阳系著名的白族学者、进士，曾为翰林院庶吉士，早年归乡，与杨慎唱酬甚密。编撰《云南志》、《大理府志》，元阳还辑刻了不少书籍，可惜大都佚而不传。

杨慎与望风慕学的云南士人交往中，除了诗文词曲外，他还致力于经书、史书、子书的研习，甚至还涉足于书画医学等领域。杨慎对学问的广泛学习研究，其著述的辗转抄录和传播，推动了云南文化的发展。杨慎还在临安等地教授生徒。凡杨慎所至，各族士子皆从游向学，其门生弟子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如杨元达叙刻师作《诗话补遗》，梁佐编刻《丹铅总录》。洪武中沐英入滇，军兴之际，焚毁图籍，云南文化遭一大厄。自杨慎在滇，传播中原文化，培植人才，开启一代学风，其流风遗教，世代受人景仰。

需要提及的是，杨慎身为戍卒，因役事之间而往来各处，他不可能随身携带许多图书资料，况且地处偏僻落后的云南，图书资料也缺乏而难于寻找。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从事文化学术活动，这是难能可贵的事。所以杨慎许多时候和场合下，凭记忆写作，产生了许多失误，从而影响其著述的准确和质量。同时，在杨慎身上也不免一般文人士大夫的某些毛病，间亦有弄虚作假的缺点，但这与他传播中原文化和在文化学术活动中孜孜不倦的追求相比，始终是瑕不掩瑜。

著作等身杨慎幼承庭训，甚警敏。既在翰林，见闻益广。武宗叩问疑义，众不能答，杨慎广征博引，一一作答。尝奉使过镇江，谒见杨一清，阅所藏书，叩以疑义，一清随口成诵，杨慎十分惊异，于是克服松懈自满情绪，愈加肆力于古学。既戍云南，戎余多暇，书无所不览，尝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他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1。由于杨慎勤于学问，史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其“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清代修《明史》时，尚有许多杨慎的著述还未刊出。近人根据新都升庵祠堂藏书、《四川省图书馆书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古今图书集成》、《新都县志》、《新都年鉴》、丛书《函海》、《升庵合集》、《绛云楼书目》、《文瑞楼书目》、《顾修汇刻书目》、《益部谈资》、《万有文库》、《丛书集成》等统计，杨慎著作则有四百种左右。1这是一个粗略的统计，佚而不传的亦在其中，其中有重复的书目，因为杨慎的著述经多次刊刻和编辑，有一些书名是后人分类的类目，而并非升庵著作1《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1参阅陈廷乐：《简辑杨升庵著述评选书目》，载《昆明师范学院院报》。的原名。

有的是他人的著作，也有伪托杨慎所著，这些尚待进一步考证和清理。

目前全国各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或私人藏书中，可见到的杨慎著述，包括杨慎所撰、所编、所辑、所选、所评注、所批点的共约一百三十四种。2还必须指出，署名为杨升庵的著作中，有一些并非杨慎所撰，有的是刻书之误，张冠李戴，有的是有意伪托。这些情况有的已经考证出来，有的已露痕迹，尚待进一步清理。如清代胡蔚把明人倪辂所撰的《南诏野史》列为杨慎的著作，并为之作序。此本初刻于乾隆，再刻于光绪，原版存云南省图书馆，印本流传颇广，故世人皆以为杨慎撰《南诏野史》。近人的《丛书书目汇编》亦将该书列为杨慎著作，即编者以讹传讹而编入之。3又《滇载记》一书，今各家均以杨慎之作目之。近人方国瑜研究结果表明，此书非杨慎所作，据《滇载记》嘉靖二十二年刻本，该书有姜龙的序，姜龙字梦宾，嘉靖初以副使任云南兵备道，《明史》有传。姜龙与慎极相友善，杨慎初来滇，姜龙适在任上，龙于五年解职，杨慎有诗文记颂其政，姜龙归后，二人亦诗文日相往来。姜龙原序说：“（龙）俄起废承乏边圉，杨子用修由侍从论时事忤旨，谪戍博南，相得甚欢。暇则相与稽古问俗，茫然莫溯其源，漫索之民间，得敝帙于故博士张云汉氏，曰《白古通》。白，即僰从省也。其事怪，其词鄙，盖滇地与身毒密迩，汉使之入也，假道于彼，则其怪也，有所蒙袭，无足究者。其书不著作者姓氏，亦不审昉于何代，意其经几译，而后属之书，文何由雅也。余辄以慁杨子，芟薙芜陋，括以文章家法，成一方之志，词旨简奥，足补史氏之阙。”1结合其他史料考较，该序表明，杨慎与姜龙稽古问俗，时在嘉靖四年，删正其书，亦在该年。姜龙解职后，携该书归，与陆粲共赏而校刻之，在嘉靖二十二年。姜、杨从张云汉处得到的《滇载记》，已从僰文《白古通》屡经译述，转为汉文。姜龙所得即为已译述为汉文之本。惟其词鄙陋，经杨慎芟薙芜陋，括以文章家之法，稍加整理而已。再从《滇载记》的内容看，有的史事出自《白古通》，有的录自汉文史籍，乃编纂之书。且该书未经仔细考校，多有粗疏错讹，如言南诏王会隆立于会昌十三年，会昌仅六年，何言十三？此书出自杨慎，当不至此。再从该书刊行情况看，陆粲最早刊行。收入丛书，则为嘉靖二十三年陆楫的《古今说海》最早。陆楫刻此书时，削去姜龙之序。后辗转传刻，亦无姜序。杨慎于是捏造作书经过，言其由僰文《白古通》、《玄峰年运志》翻译而成。万历《云南通志》为之铺张宣扬，于是，点窜前人之作而据为己有的事实遂不为世所知。

梁启超曾经指出，杨慎撰述文章很好，但手脚有点不干净，喜欢造假。1也就是说，杨慎的治学态度颇不严谨。如其杂著中的《汉杂事秘辛》，不著撰人名，杨慎自序述云，“得于安宁州土知州万氏”。明人沈德符指出，此乃杨慎所伪作，许多学者也持相同看法。2杨慎著述中的杜撰、附会等不实之处，在明代就有人进行清理过，如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沈德符《万历野2参阅《杨升庵研究论文集》，杨升庵博物馆、新都县杨升庵研究会编印，1984年。1参阅《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四《滇载记》；王文才、张锡厚辑：《升庵著述序跋》上卷《滇载记》。1参阅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评语》。

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二“子部小说家类三”。

获编》都有一些记载。明人陈耀文撰《正杨》四卷，系统地考正其误。据近人研究，杨慎著述多成于云南，但其所记与云南有关者，除词章外则甚少。惟《滇程记》记其入滇之经历。所撰《云南山川志》，简略而无足取，世人因重其人而屡刻其书。其《丹铅总录》以博雅著称，其中关于云南史事者仅数条而已，且大多错误，殊无价值。有的人认为杨慎对云南地方史事颇有研究，这实在是一个错觉。盖杨慎有关云南所作，大多诗歌词章，或乘雅趣而发之，有裨史事之著作则极少。3一般来说，杨慎的学术性著述可分为五种类别，第一类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后世学者所重视，如《转注古音略》、《异鱼图赞》、《滇程记》、《古音骈字》等。《转注古音略》尤见功力。顾炎武撰《唐韵正》时，引用了很多杨慎的材料。《异鱼图赞》则被认为可以与宋祁之《益部方略》相颉颃。1第二类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书本身在体例、内容、征引等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如《奇字韵》，慎作该书时，对汉唐学者的研究成果似乎不曾注意，因而大大降低了该书的价值。属于这一类的书还有：《古音丛目》、《古音列要》、《古音余》、《古音附录》、《水经注碑目》、《谭菀醍醐》、《丹铅总录》等。

第三类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书，如《经子难字》，其书上卷是杨慎读诸经义疏所记，有《易》、《诗》、《书》、《三传》、《三礼》、《尔雅》，下卷是读诸子所记。杨慎读书时“或摘其文句，或摘其字音，绝无异闻，盖随手杂录之文，本非著书”2，其孙杨宗吾“过珍手泽”而编帙成册，这样的书当然没有什么价值。又如《六书索引》，杨慎著此书时，其所征引“不注所出者，十之四五”3，使人们不得不怀疑它的可靠性。类似的还有《谢华启秀》、《檀弓丛训》等。

第四类是他人之作，如《滇载记》、《别本家礼》。《别本家礼》题作杨慎撰，实乃丘濬之《家礼仪节》。4类似的还有《广夷坚志》、《翰苑琼琚》、《词林万选》等。

第五类是杨慎的伪作。如《汉杂事秘辛》，清初学者胡震亨指出，该书的内容与汉代典章制度不符，虽杨慎复生，也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与胡震亨意见相似的还有姚士粦、沈士龙、王谟等。5《汉杂事秘辛》虽然是伪作，然而其文字佳丽，描写精细，颇有生气，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具有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和欣赏价值，不以史作目之，可划属文学史上传奇小说的范畴。杨慎的伪作还有《石鼓文音释》，据杨慎称，《石鼓文》拓本得于李东阳之手，李东阳告之曰“我犹及见东坡之本，篆籀特全，音释兼具”云云1。3参阅《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四《南园续录·滇载记》。

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五“子部谱录类”。

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三“经部小学类存目一”。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三“经部小学类存目一”。

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五“经部礼类存目三”。

5参阅胡震亨：《汉杂事秘辛跋》，姚士粦：《汉杂事秘辛跋》，沈士龙：《汉杂事秘辛跋》，王谟：《汉杂事秘辛跋》，均转引自王文才、张锡厚辑：《升庵著述序跋》。

1杨慎：《录石鼓文音释序》，参阅《升庵著述序跋》。

后来陆深、朱彝尊等学者发现了杨慎作伪的明证2，又李东阳犹叹惜“拾阙补残能几何”，怎么能有“篆籀特全”的东坡拓本送给杨慎？很明显，《石鼓文音释》是一部伪作，这样的伪作则毫无价值。

杨慎的诗歌在明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正嘉之际，明诗由台阁体转向李梦阳等的前七子时代。李梦阳、何景明等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文坛上影响极大。杨慎受诗法于李东阳，他在贬谪云南之前，即与何景明订交，论诗谈艺，而颇有异同。杨慎不赞成李、何等人专崇盛唐的主张，认为应上溯汉魏六朝及初唐，从中汲取营养。杨慎善七律、七绝，其诗或自然清丽，或绮藻丽辞，或雄浑蕴藉，追踪汉魏六朝，仿佛三唐，取得较高的文学价值。总之，杨慎独立于前七子之外，独树一帜。尤其贬到云南后，接近人民群众，诗的风格和内容更臻至境。前七子之后，复有后七子之兴起，论明诗者，多着墨于一代文学的主流，于杨慎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有所忽略。

总之，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先进的汉民族中原文化乃是杨慎的主要历史功绩，同时杨慎还是一位诗人、文学家，一位知识广博的学者。

2参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三“经部小学类存目”，《石鼓文音释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