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对外政策确立于洪武、永乐两朝，以后被长期沿袭下来。在明朝存在的二百七十多年间，虽然不同时期在具体内容上有些变化，但其指导思想和主要方针并无多大变化。

明太祖在位期间，对周围邻国采取睦邻友好政策，不断派遣使臣，广加招徕，力图建立起正常的友好关系。但出于巩固内部统治和防御北元再起的考虑，又厉行海禁，禁止私人出海贸易，也禁止外国商人来中国经商，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长期保持不变。因此，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明朝的对外政策又趋于保守和内向1，在与外国的联系方面，又多处于被动的地位2。永乐时，一方面继续实行海禁，另一方面又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并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明中期以后，海禁时紧时松，中国海商和倭寇相勾结，出现了嘉靖年间的倭患。隆庆以后，部分地开放海禁，私人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明初制定的禁海政策至此基本瓦解。与此同时，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中国沿海，这给中国带来了机会，使中国有可能融入世界潮流，“走上与西方世界同步发展的轨道”1，但也蕴藏着危机。

1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页。2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1毛佩琦等：《中国明代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第一节　与朝鲜的关系

明朝与朝鲜基本上保持着往来聘使的关系，万历年间的援朝抗倭，明军两次出兵，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也在两国关系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明末，随着女真族在东北的崛起，两国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明初的交往明初朝鲜称高丽，国王为王颛。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即位，朱元璋即遣使持书前往高丽谕告。次年，高丽国王颛也遣使上表庆贺明朝开国，井请封号。朱元璋应其之请，于洪武三年遣使持金印文诰，封王颛为高丽国王，从而确立了两国的宗藩关系，“自是贡献数至，元旦及圣节皆遣使朝贺，岁以为常”2。是年，明朝开科取士，诏准高丽等国“行修经明之士，..贡赴京师会试，不拘额数选取”3。这一年，高丽参加会试的有三人，其中金涛及第，授东昌府安丘县丞，后因不通汉语，回到高丽。洪武五年高丽派一百五十多人前往南京国子监留学，途中因遇海难，溺死三十九人。“帝悯之，遣元枢密使延安答里往谕入贡毋数”4。

洪武七年（1374）高丽国王颛为权相李仁人所弑，李仁人拥立权臣辛肫之子辛禑为王，遣使来明入贡，明太祖却而不受。直到洪武十八年朱元璋见辛禑地位日益稳固，才不得不正视既成事实，加给辛禑高丽国王封号，并追谥王颛为恭愍王。

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高丽东北面都指挥使李成桂发动兵变，除李仁人，囚禁了国王辛禑，十月辛禑让位于子昌。次年，李成桂废辛昌，拥立王颛之后王瑶（恭让王）。洪武二十四年王瑶让位于李成桂，改国号为朝鲜，“王氏自五代传国数百年，至是绝”1。二十六年，李成桂遣使来明，贡马九千八百余匹，明太祖回赐纻丝绵布等近二万匹。建文初，李成桂因年老体弱，逊位于次子芳果（定宗），两年后芳果亦因病让位于五子芳远（太宗）。

明成祖即位，朝鲜太宗遣使朝贡。永乐五年（1407）朝鲜十四岁的世子提得到明朝允准，作为进表使率各级官员五十余人，至明京师南京。次年正月到达南京，进贡马匹金银器物。成祖数次召见，厚加赏赐，“赐织金文绮。2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朝鲜》。

3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朝鲜》。

4《明史》卷三二○《朝鲜传》。

1《明史》卷三二○《朝鲜传》。

及归，帝亲制诗赐之”2。永乐十六年朝鲜太宗李芳远以年老逊位，废世子禔，传位于第三子祹。明成祖遣使赴朝，封为朝鲜国王。时明“已迁北都，朝鲜益近，而事大之礼益恭，朝廷亦待以加礼，他国不敢望也”3。

万历年间援朝抗倭日本战国群雄，经过近百年的战争，到十六世纪末期，丰臣秀吉陆续削平了其他封建诸侯，统一了日本。万历十三年（1585），日本天皇任命他为“关白”（摄政），又兼太政大臣。这时日本社会随着庄园经济的瓦解，商业资本发展迅速。统一后的日本商人积极要求开辟海外市场，丰臣秀吉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策划侵略邻国朝鲜。

万历二十年（1592）初，丰臣秀吉正式发布命令，出征朝鲜。侵朝日军共计十八万余人，舟师数百艘，分为九军，四月十二日在朝鲜釜山登陆，分兵北犯。“时朝鲜承平久，怯不谙战，皆望风溃”1。日军迅速占领王京（汉城），进而攻占平壤。在三个月时间里，日军几乎占领了朝鲜全国。朝鲜国王李昖逃到义州（今辽宁义县），遣使向明朝告急，请求出兵援助。

明朝得报，遂派副总兵祖承训、辽东游击史儒率军三千余去朝鲜作战，结果明军全军覆没，史儒战死，祖承训只身逃回。败报传来，明朝大为震动。神宗即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经略，以提督陕西总兵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部署军事，前往支援。次年一月，抵达平壤城外。平壤东南临江，西枕山陡立，迤北牡丹台高耸，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日军筑设炮台。李如松指挥攻城，城上日军炮矢如雨。李如松坐骑被击毙，仍换马再战。部将吴惟中被铅丸击中，也仍奋呼督战。经过激烈战斗，明军大败日军，史称“平壤大捷”。收复平壤后，明军与朝军乘胜追击，相继收复了开城、汉城等地。日军连战皆败，伤亡惨重，退到釜山一带。于是汉江以南千有余里的朝鲜故土都被收复。然而在援朝抗倭战争即将取得完全胜利之际，明朝兵部尚书石星却力主与日和议罢兵，丰臣秀吉以和议为缓兵之计，不仅留驻釜山的日军始终未撤，而且暗中加紧准备，企图卷土重来。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丰臣秀吉又调集十四万大军，再次侵入朝鲜。

明朝以兵部尚书邢玠为总督，佥都御史杨镐为经略，麻贵为提督，再次赴朝抗倭。在朝鲜军队的密切配合下，连败日军。次年七月丰臣秀吉死去，日军人心动摇。明军乘势加紧发动进攻。日军企图从海上逃走，副总兵邓子龙和朝鲜统制使李舜臣，统率水军邀击于釜山南海，大败日军。邓子龙年逾七十，意气风发，直前奋击，日军死伤无算。朝鲜李舜臣也曾在日军第一次2《明史》卷三二○《朝鲜传》。

3《明史》卷三二○《朝鲜传》。

1《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

侵朝时，多次打败日军。在这次海战中，邓子龙和李舜臣都壮烈战死。这次海战，取得了抗倭战争的最后胜利。

万历年间的援朝御倭战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扩张的气焰，维护了朝鲜的独立和明朝边境的安全，但同时也应看到，战争极大地消耗了明朝的国力，加剧了明朝的财政亏空，削弱了明朝在东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因此，正如《明史·朝鲜传》所言：“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国与属国迄无胜算。”

女真与朝鲜的关系万历末女真族在东北崛起，努尔哈赤所向披靡，攻占了明朝辽东大片土地，建立后金政权，企图问鼎中原。自努尔哈赤兴起后，由于朝鲜地势重要，后金和明朝都竭力结好朝鲜。后金的目的是要切断朝鲜与明朝的来往，以消除后顾之忧。而明朝的意图则是要联络朝鲜，牵制后金，使明军与“丽（朝鲜）兵声势相依，与登莱音息相通，斯于援助有济”1。尽管后金百般离间朝鲜和明朝的关系，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朝鲜仍和明朝合作。皇太极上台后，为了缓解三面（朝鲜、蒙古、明朝）受敌的境况，以争取时间，储备力量，进取中原，于是他不断向明朝廷提出议和。崇祯四年（1631）至五年，是皇太极议和活动最频繁的时期，他向明廷“上疏称臣，求款再四”2，而且要朝鲜出面，“绍介其间”，转奏明廷，“以表其诚悃”3。尽管如此，掠夺明朝和朝鲜的军事行动却并未停止。

天启七年（1627，后金天聪元年）二月，皇太极不宣而战，派遣阿敏等人统率三万多八旗兵进入朝鲜，连陷义州、定州等地。朝鲜国王李倧逃往江华岛，派使者前往阿敏驻地求和。朝鲜政府在后金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被迫签订“江都和约”，这个和约基本上割断了朝鲜和明朝的联系。

崇祯九年（1636，清崇德元年）十二月，皇太极以朝鲜“助明害我”为借口，第二次对朝用兵。皇太极率十万大军渡过鸭绿江，直指朝鲜京城。次年一月，后金兵围攻京城，朝鲜国王李倧退守南汉山城，后金兵又将该城包围，迫使朝鲜国王投降，签订城下之盟。朝鲜断绝和明朝的一切来往，向清称臣纳贡，变为清控制下的藩属。至此，明朝与朝鲜结束了往来聘使的关系。1《明熹宗实录》卷十三，天启元年八月庚午。

2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三《朝鲜国咨三》。

3《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二八。

第二节　与安南的关系

安南古称交阯，自汉至唐为中国属郡，五代时独立成国，一直和中国保持着藩属关系。元朝时，安南国王陈氏受封世为国王。明代除永乐至宣德间有战事发生外，双方一直保持着睦邻友好关系。

用兵安南和交阯明初，朱元璋即遣使告谕安南，并因其请，封授安南国王陈日煃，建立了明与安南的宗藩关系。洪武末年，安南国相黎季犛擅权，逐杀陈氏，独揽朝政，立其子黎苍为皇帝，自称太上皇，改姓胡氏。黎苍改名胡■。成祖即位，胡■遣使奉表朝贺，并求封号，诈称陈氏宗嗣已绝，“支庶沦灭，无可绍承”1。成祖不明安南内情，遂于永乐元年（1403）由十一月封胡■为安南国王。胡■受封不久，前安南国王之孙陈天平从老挝至南京，陈诉黎氏篡逐真相，请求明朝出兵征讨黎氏。永乐三年成祖遣使前往安南查问内情，黎苍遂遣使“入朝谢罪”，并且“请迎（陈）天平归，奉为主”。第二年，成祖派征南副将军黄中、吕毅，大理卿薛嵒领兵五千护送。黎苍却设“伏兵邀杀天平，（黄）中等败还”，成祖大怒，“决意讨之”2。

其实安南为当地一小霸主，它向南侵略占城（今越南南方），向北侵占广西思明府（今广西宁明）的禄州、西平州等地，还侵云南的宁远州，黎氏不甘心仅封为王，这为成祖所不能容忍1。因此，成祖为安定南方，阻止安南向外扩张，发大兵征安南。

永乐四年（1406）七月，明成祖命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将军，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及新城侯张辅为左右副将军，调兵八十万，兵分数路出征安南。京畿及荆、湖、闽、浙、广西兵出广西凭祥，巴蜀、建昌、云南、贵州兵出云南蒙自，两路齐头并进。十月，朱能病死于龙州，张辅受命代将其军。明朝传檄，历数黎氏父子二十大罪，并表明，这次出兵意在恢复陈氏子孙的王位。安南倾巢而动，全线布兵堵截，号称二百万。张辅等攻下多邦城，进克东都。次年三月，张辅、沐晟追击黎氏父子于富良江中，斩首数万，夺船三百艘。黎季犛、黎苍先后被俘，安南尽平。

明成祖败黎氏后，在安南依内地各省建置，改安南为交阯，设置交阯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命吕毅为指挥使，黄中为副，黄福为布政使兼按察使。下设十五府，分辖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县，正式将安南变成明朝的一个省。

1《明太宗实录》卷十九，永乐元年四月丁未朔。

2《明史》卷三二一《安南传》。

1参见毛佩琦：《明成祖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36页。弃交阯后与安南之关系成祖发兵征安南和交阯布政司的设立，是违背安南人民的意愿的，所以激起了安南的反明斗争。永乐六年（1408）八月，安南陈氏旧官简定起兵反明，称日南王，纪元兴庆。成祖得报，再命张辅领兵二十万出征。永乐七年简定称上皇，立陈氏后裔陈季扩为大越皇帝，纪元重光。张辅兵至安定，简定兵败被擒，押解至京师处死。永乐八年十二月，陈季扩遣使请降，明成祖不复王封，而以陈季扩为交阯布政使，季扩拒不受命。永乐九年张辅、沐晟再次出兵征安南，安南继续抵抗。战争延续三年，至永乐十二年交阯重新平定。张辅受命镇守交阯。永乐十四年（1416）冬，张辅在安南已逾十年，奉召还京。次年正月，交阯清化府巡检官黎利乘机起事反明，明军极力镇压。洪熙时明军将领不和，屡次失败。

宣宗即位，安南反明斗争规模仍很大。后来黎利谎称在老挝访得陈氏之后陈暠物故，并请明朝对他册封。明朝遂命黎利“权署安南国事”。不久，黎利即正式称王，向明朝朝贡不绝。正统元年（1436）明英宗正式册封黎利之子黎麟为安南国王。两国之间又恢复了正常的友好关系。

第三节　与日本的关系

明初中日两国的交往

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由来已久，唯元世祖发舟师东侵日本，覆没海中，所以终元之世，日本与中国不再通使。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修复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遂于洪武二年（1369）遣行人杨载出使日本。次年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赴日，详细解释了明朝的睦邻政策。日本国王良怀知道明朝与元不同，遂于第二年遣使奉表贡马，并送还在明州、台州掠去的中国人七十余人，洪武四年十月抵明都南京。明太祖宴赏使臣，并命僧人祖阐等八人送日本使者回国，回赐良怀文绮纱罗。

洪武后期，明朝和日本的关系有所疏远，虽然仍把日本列为不征国之一，但互相间使臣往来绝少。胡惟庸案后，明太祖疑胡惟庸“欲藉日本为助”，因此“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1。自此以后，终洪武朝日本贡使未再来中国。明成祖即位后，于永乐元年（1403）即派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出使日本。将行，日本使臣已至宁波，十月到达南京。明朝优礼相待，对使臣所带货物，包括违禁的兵器之类，均准按时价出售，并遣使随日本来使回访。此后两国又恢复了贡使往来。

明初，在宁波设市舶司，日本商人须持明朝发给的“勘合”（即凭证）

贸易。永乐初，成祖定议日本十年一贡，人不过二百，船限两艘。但实际上日本来中国贸易的人和船舶，都超过规定的数目，并且携带的私物也特别多，甚至超过贡物十倍。宣德初年改为人不过三百，船不过三艘。即使这样，仍不能满足日本的需要。

明初的倭寇明初，日本一些在国内失意的土豪与浪人，在中国沿海地区，武装走私，抢掠商民。当时称为“倭寇”。终明之世，一直存在倭寇问题，尤其是嘉靖年间，“倭患”成为举国震动的大事。但明前期和嘉靖时期的倭寇问题有着不同的特点，性质也有所不同。

明朝初年，从辽东经山东、浙江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在在出没”2，甚至登岸剽掠。洪武二年（1369），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领卫所士兵力剿倭寇，生擒数百人，但倭寇仍时出剽掠。于是明朝廷便大大加强海防，筑城列寨，增置卫所，添造战船。洪武朝先后在辽东到广东沿海1《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2《明史》卷九一《兵志》。

设置五十余卫，计有士兵二十余万。每百户设一战船，千户所十船，每卫五所，共有船五十，每船旗军五十名1。

永乐时，成祖一面与日本修好，同时仍加强沿海防御。永乐九年（1411）正月，命丰城侯李彬、平江伯陈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师剿捕海寇。十四年，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万人，于山东沿海巡捕倭寇。十七年，总兵刘荣（刘江）领导军民在辽东望海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抗倭战役。这年六月，倭寇分乘三十多艘船侵犯辽东，登岸后直奔望海埚。望海埚，位于金州卫金线岛西北，距金州城七十余里，是辽东沿海的要塞，地势高广，可驻兵千余。刘荣任辽东总兵后，筑石堡，置烟墩瞭望。一日，二千余倭寇乘船前来，刘荣自烟墩得报，命都指挥徐刚伏兵于山下，又派百户江隆率壮士“潜绕贼船，截其归路”。倭寇到埚下，刘荣举旗鸣炮，伏兵奋勇杀敌，倭寇大败，死者枕藉。望海埚之役，明军“生擒数百，斩首千余”2。倭寇受此沉重打击，不再敢大规模侵扰。

嘉靖时的“倭患”

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到嘉靖时又猖獗起来。明朝中期以后，国势日益衰落，尤其到嘉靖时，海防废坏，倭寇“剽掠辄得志，益无所忌”1，倭患日益严重。嘉靖二年（1523）四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僧宗设，右京兆大夫高贡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后至宁波。宋素卿原是宁波人，后来投奔日本。他贿赂明市舶太监，得先查阅瑞佐货物，市舶司设宴时也使瑞佐上坐。宗设不平，袭杀瑞佐，并俘获了明军的指挥官袁琏，都指挥刘锦亦战死海上。嘉靖帝闻讯大怒，听从了夏言的建议，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置之”2。于是，撤销了市舶司，海禁更加严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巨商和海盗便和倭寇相勾结，亦商亦盗，兼行劫掠。这也是嘉靖时期倭患严重的主要原因和突出特点。

嘉靖二十六年（1547），明朝命巡抚赣南的右副都御史朱纨巡抚浙江，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朱纨到任后雷厉风行，着力整顿了海防，“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3，处死李光头等走私海商及海盗九十余人，震动一时。闽浙海商因而失去商利，遂群起攻击朱纨，朱纨愤而自杀。明朝也罢设提督海防军务的巡抚御史或巡视大臣。于是海防更加空虚，海盗与倭寇的活动也更加猖獗了。

1《续文献通考》卷一三二《兵考》。

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

1《明史》卷二○五《朱纨传》。

2《明史》卷二○五《朱纨传》。

3《明史》卷二○五《朱纨传》。

面对倭寇的侵扰，明朝不得不再设巡视大臣。嘉靖三十一年（1552）以佥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及福、兴、漳、泉四府。王忬到任后，在浙、闽沿海地区逮捕沿海各地作为内线的猾民，倭寇因而“不复知中国虚实与所从向往”4，其在海中的船只，也得不到菽粟和火药，往往自行遁走。王忬又巡视诸未筑墙的府、州、县，建城三十余处。但不久他便被调任大同巡抚。

嘉靖三十三年（1554）五月，明朝任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不解部务，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便宜行事”1。同年秋，又改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专总督军务讨贼，解兵部事2。张经是福建侯官人，曾总督两广军务，为当地少数民族拥戴。他受此重任，“亦慷慨自负。中外忻然，谓倭寇不足平”3。

当时倭寇二万盘踞在华亭（松江）柘林川沙洼。张经选将练兵，筹划捣毁倭寇的巢穴。次年陆续调集两广土司兵，分配给总兵官俞大猷、参将汤克宽和游击邹继芳等，俟永顺、保靖苗兵到达后，即展开决战。可在此时，工部右侍郎赵文华又受命到浙江祭告海神，以镇倭寇，兼督察沿海军务，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赵文华来到东南，即催促张经出兵，张经自以为地位比文华高，“心轻之”4，不予理会。赵文华极不满意，竟密疏诬告张经“糜饷殃民，畏贼失机，欲俟倭饱飏，剿余寇报功，宜亟治”5。世宗得疏大怒，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诏令逮治张经。

然而就在此时，永顺、保靖苗民已到，倭寇自柘林侵犯嘉兴，张经派参将卢镗从水陆两路进攻，大败倭寇于石塘湾。倭寇行至王江泾，张经又令永顺、保靖土兵夹击，斩首二千级，倭寇大败。余寇奔窜柘林，纵火焚巢，驾舟二百余艘出海而逃。张经指挥作战，取得王江泾大捷，一时称为自有倭患以来“为战功第一”6。

王江泾大捷后，世宗命将张经逮解进京，这年十月，将张经斩首。与此同时，世宗以赵文华督察军务，赐铸关防。赵文华自此“出总督上，益恣行无忌”1。张经死后，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得赵文华荐引，巡抚浙江，又晋为总督，以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十六年，胡宗4《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

1谈迁：《国榷》卷六一，嘉靖三十三年十月辛巳。

2谈迁：《国榷》卷六一，嘉靖三十三年十月辛巳。

3《明史》卷三○八《严嵩传》附《赵文华传》。

4《明史》卷三○八《严嵩传》附《赵文华传》。

5《明史》卷二○五《张经传》。

6《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

1《明史》卷三○八《严嵩传》附《赵文华传》。

宪虽然诱杀了海盗徐海、汪直等人，沿海屡获胜利，但“新倭复大至”2，对闽、浙沿海地区侵扰如故。

嘉靖三十五年（1556），戚继光受命任参将，守台州、金华、严州三郡，负责御倭事宜。戚继光到浙江后，请求在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夫，组织、训练新军，得到朝廷恩准。嘉靖三十八年秋，他亲自来到义乌，招募了三千人，制定纪律，严格训练。戚继光还创造了“鸳鸯阵”的战术，将盾牌、狼筅、长枪、叉、钯、棍、刀等长短武器联合使用，各尽所能，密切配合。经过两个月的训练，戚继光招募的这支军队就成为战斗力很强的精锐部队，开赴抗倭战场。由于这支队伍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

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大掠浙东桃渚、圻头。戚继光率部急趋宁海，扼桃渚，在龙山大败倭寇。倭寇逃遁，乘虚袭击台州，戚继光回军与战，也大获全胜。戚继光先后九战九捷，俘馘一千余。此后，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在宁波、温州一带大败倭寇，浙东的倭患遂告平息。

嘉靖四十一年（1562）福建成为倭患的中心，福建明军连连告急。戚继光被调入闽，在横屿、福清、兴化等地又获全胜，班师回浙。戚继光还浙后，又有大批新倭来福建。福建倭患再起，明廷急调俞大猷往剿，任命俞大猷为镇守福建总兵官，以戚继光为副，领兵剿倭。次年四月，戚继光至闽，与刘显、俞大猷分三路进攻平海，戚继光所率戚家军首先登上敌垒，刘、俞部相继突入，斩首二千二百，戚继光以军功升都督同知，世袭千户，并代俞大猷为总兵官。次年春，戚继光相继败倭于仙游城下、同安王仓坪等地，斩获颇多，余倭掠渔舟出海去。福建倭患至此亦被平定。嘉靖四十三年（1564）广东总兵俞大猷在提督两广兼理巡抚吴桂芳的支持下，与其他将领先后击败倭寇于海丰等地，广东倭患也得到解除。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但抗倭战争也使明王朝消耗很大。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犯台州等地起，“七八岁间，所破城十余，..官军吏民战及俘死者不下数十万”1。为了御倭，明朝几乎帑藏空虚，不得不在江南实行加派，全国各地精兵良将也被调往东南沿海，因此有人指出：“由于倭寇的侵扰，明朝东南沿海富庶之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农工商业生产，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2通过这场战争，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开放海禁的重要性。明朝廷也鉴于嘉靖时“倭乱”的教训，到隆庆时开始部分开放海禁。

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

1王世贞：《倭志》。

2郝毓楠：《明代倭变端委考》，《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

第四节　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明朝初期，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最为密切。太祖在位时，琉球、暹罗、占城、爪哇诸国先后遣使入贡。成祖即位，多次遣使到各国招徕，宦官郑和几次出使，尤为一时盛举。

郑和下西洋“西洋”在明代是指婆罗洲（今文莱）以西地区，以东称东洋。郑和出使所经地区多是东南亚各国。永乐年间，对外交往有所高涨。成祖即位后，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维持明朝在这些地区的地位，宣扬国威，不断遣使四出，这时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使者，郑和是其中的佼佼者。

郑和本姓马，云南昆阳州（今云南晋宁）人。洪武时入官，初在燕王藩邸任职，后随朱棣起兵有功，擢升为太监，赐姓郑，俗称“三保太监”。郑和出身穆斯林世家，又信佛教，东南亚各国人民多信佛教，穆斯林也很多。而且郑和通晓诸国文化习俗，又知兵习战，能武能文，自是恰当人选。郑和出使这些地区，特别有利于发展与这些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永乐三年（1405）六月，郑和与副使王景弘奉命出使。郑和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经福建五虎门出海，到达占城（今越南南部）。经南海入西洋，途经爪哇、暹罗、苏门答剌、阿鲁、旧港、满剌加，经锡兰到达印度半岛的南端古里（今印度卡里卡特）回航。永乐九年九月返回南京。郑和这一次航行共有船只六十二艘，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每船可容千余人。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具有当时最先进的航海设备。永乐五年、七年郑和又两次出使，他积累了更丰富的航海经验。

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郑和受命远航阿拉伯和东非一带，作第四次远航。次年冬出发，到永乐十三年七月返回，历时一年八个月左右。这次出使到了波斯湾口的忽鲁谟斯（今属伊朗），接着又到了阿拉伯半岛南端的剌撒、阿丹（亚丁），又到了红海东岸的圣地天方（麦加）。同时，郑和使团还沿非洲东海岸南下，依次到了木骨都束、卜剌哇（今属索马里）、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等地。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起友好关系。接着，郑和在永乐十五年冬至永乐十七年七月、永乐十九年冬至二十年八月，又进行了第五次和第六次的出使。

郑和数次出使西洋，虽然意在宣扬国威，开拓朝贡贸易，发展对外友好关系，但毕竟开支浩繁，所以屡屡遭到臣下的反对。明成祖一死，继位的仁宗便听从了夏原吉的建议，“罢西洋取宝船”。西洋宝船的罢设，其原因似乎不仅限于此。明朝经过洪武、永乐两朝的开创，其国力强盛，已非昔比，若单从财力上讲，此时应具备更充足的物质条件。但其关键在于，随着明初国内统治的逐渐巩固和对外的开拓，明朝也正面临着一个时期的重大转折。到仁、宣时，仁宗、宣宗二帝无论从阅历还是本人能力讲，都远逊于太祖、成祖二帝，而且由于社会的稳定，使他们无力也无心向外开拓发展，他们意在如何守住大明的江山。所以这次罢设后，直到宣德五年（1430）六月，宣宗“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命郑和组织第七次出使。这次出使从宣德六年十二月至宣德八年七月，历时一年七个月，历经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虽然如此，但这次出使规模和影响却远非前六次可比。在这次出使前，郑和在太仓刘家港天妃宫立《通番事迹记》碑，后在福建长乐也立碑勒铭，历记以前数次下西洋的始末，保存了极其珍贵的史料。之后，明朝政府再未进行过类似大规模的出使活动。

郑和的出使远航，在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史和航海史上都是罕见的壮举，它增强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以郑和为首的官兵数万人，远航海域，作出了重大贡献。使团随行人员马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分别记录了航行诸国的见闻。《郑和航海图》和郑和的《针位编》，也是远洋航行的宝贵资料。与东南亚各国之关系明朝初期，东南亚各国不时入贡，关系极为密切。洪武时规定，琉球、占城等国来朝就“任其时至”1，不作限制。另外，明政府还设置市舶司负责中外贸易事宜。洪武三年（1370）在宁波、泉州、广州分别设置，并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2。洪武七年一度罢设，由沿海地方长官负责。永乐元年（1403）又依洪武初制设市舶提举司，“寻命太监提举市舶”3。

永乐年间，东南亚各国不断遣使和商队来中国。据统计，永乐二年（1404）暹罗、日本、琉球、中山来了两次。永乐三年，暹罗、琉球、山南、山北来了两次，琉球、中山来了三次1。郑和下西洋以后，来中国的更多。如郑和第一次出使于永乐五年回国，“是年，琉球、中山、山南、婆罗、日本、别失八里、阿鲁、撒马尔罕、苏门答剌、满剌加、小葛兰入贡”2。除少数的几个国家外，大多数国家使节的来访都与郑和的出使有关。许多外国使节就搭乘郑和的船只来中国。永乐十七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回国时，就带回了十七个国家和地区的贡使。永乐二十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国时，随郑1《明史》卷八一《食货志》。

2《明史》卷八一《食货志》。

3《明史》卷五五《职官志》。

1《明史》卷六《成祖纪二》。

2《明史》卷六《成祖纪二》。

和来中国朝贡的共十六国，各国“悉遣使”，“贡方物”3。这在中外关系史上，不能不说是极大的盛事。

在郑和下西洋期间，除了一些王子、王妃外，共有四个国家的国王八次来华访问。这也是以前朝代所不曾见过的。

一是满剌加。永乐九年（1411），满剌加王拜里迷苏剌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朝，受到明皇朝热烈而隆重的欢迎。永乐十七年，继位的新王又率领妻子和陪臣来中国谢恩。其子继位后，于永乐二十二年和宣德八年（1433）又两次来华，其中最后一次在明朝的南北两京逗留了一年半时间，直到宣德十年四月，明朝才派船送其回国。从永乐九年到宣德八年的二十二年间，满剌加王三人四次来华。

二是苏禄。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王、西王、峒王同时来朝。他们“各率其属及随从头目凡三百四十余人，奉金缕表来朝贡，且献珍珠、宝石、玳瑁等物”4。原来苏禄并不在朝贡国之列，这次以如此规格的朝贡使团来华，使明朝廷感到惊讶和高兴，认为苏禄三王“倾国来归，鳞次阙下，亦向化之笃也”1。明成祖亲自设宴款待，并根据苏禄国王的要求，为他们加封，赐诰命及袭衣、冠服、印章、鞍马、仪仗。明朝为苏禄国王加封，实际上就是承认了苏禄为独立国家和苏禄国王的地位2。但在他们回国途经德州时，东王巴都葛叭哈因病去世，即葬在德州。东王眷属和陪臣守灵者，大都长期住在中国，其子孙长期享受“廪粮”、“布钞”等，受到诸多优待。明中期以后，因各种原因，两国官方较少往来。

三是浡泥（今加里曼丹岛）。永乐六年（1408）八月，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领妻子弟妹等家属及亲戚、陪臣等一百五十余人来明朝京师，奉表朝贡。明成祖在奉天殿召见，亲与交谈，在华盖殿和奉天门，接连设宴款待，并命大臣一人在馆舍陪侍，赐予仪仗及金银丝绢等器，甚为丰厚。但麻那惹加那乃不幸于十月间病死南京会同馆，明成祖为此“辍朝三日”，命厚葬于安德门西，建陵树碑，谥恭顺王，并“命有司岁于春秋用少牢祭之”3。永乐十年袭封的国王遐旺带领母亲和妻子再次来朝，明成祖对他的馈赠也十分优厚。

四是古麻剌朗（即麻剌，今属菲律宾）。永乐十八年（1420）十月，国王剌义亦敦奔率妻子陪臣来朝，第二年至福建，国王因病而死。明成祖闻讯非常悲痛，“命有司治坟茔，葬以王礼”4。

3《明太宗实录》卷二五○，永乐二十年八月壬寅。

4《明太宗实录》卷一九二，永乐十五年八月甲申朔。

1张燮：《东西洋考》卷五。

2朱亚非：《从苏禄国王来华看明朝与苏禄关系》，《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济南出版社1993年版。3《明太宗实录》卷八四，永乐六年冬十月乙亥朔。

4《明太宗实录》卷二三六，永乐十九年夏四月丙辰。

第五节　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

明朝建立之初，在中亚地区兴起了帖木儿帝国。十三世纪时，随着蒙古人征服区域的扩大，曾形成窝阔台、察合台、伊利和钦察四个汗国。后来，封地较小的窝阔台并入察合台。十四世纪初，察合台分裂为东、西二部，相互间不断发生战争。1370年，帖木儿夺得西察合台的统治权，占有西部广大地区，成为中亚盛国，被称为帖木儿王国。明太祖在位期间，两国即有使臣来往。明成祖先后亲征鞑靼、瓦剌，但对帖木儿王国遣使修好，使臣和商旅往来不绝。

帖木儿帝国帖木儿在位初期，对东方的明朝纳贡修好。洪武二十年（1387）九月，帖木儿首次遣使到明朝，贡马十五匹，骆驼两头。朱元璋赐宴款待其使臣，并赐其白银十八锭。自此以后，帖木儿每年都遣使贡马、驼和其他方物。洪武二十七年，帖木儿遣使贡马二百，并携带表文，盛称朱元璋“臣帖木儿僻在万里之外，恭闻圣德宽大，超越万古。..今又特蒙施恩远国，凡商贾之来中国者，使观览都邑、城池，富贵雄壮，..又承敕书恩抚劳问，使站驿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1。此后，帖木儿的使臣每年都来，有时一年两次，贡马上千匹。帖木儿王国输入中国的主要是马匹，其次是骆驼、玉石及刀剑等物。中国与之交换的货物主要是丝绸、瓷器等。除了官方的朝贡贸易外，民间的贸易和交往也频繁起来。

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朝派遣给事中傅安、郭骥等率将士一千五百余人，赴帖木儿都城撒马儿罕，竟被帖木儿扣留。当时帖木儿在西方战胜奥斯曼帝国，俘虏奥斯曼的国王，名震中亚，便准备对明朝用兵。永乐初，成祖曾遣使往谕，并责备帖木儿不来中国朝贡之过。帖木儿扬言要征服明朝。永乐二年（1404），帖木儿领兵八十万东来攻明。明朝廷闻讯后，敕谕甘肃总兵官宋晟准备迎战。但次年春初，帖木儿在中途病死，大军返回。

帖木儿死后，贵族间又掀起争夺王位的内战，其孙哈里承袭王位。哈里不想和明朝交恶，就在永乐五年（1407）派使臣送傅安等人回国，恢复和明朝的友好关系。明成祖对其使臣盛情款待，赏赉甚厚，并派使臣往祭故王帖木儿，又赐新王哈里以银币，以后其贡使往来不断。如永乐六年，明成祖派遣傅安再为使臣，赴哈烈地区，与帖木儿第四子沙哈鲁通好。沙哈鲁也遣使随傅安来明朝贡。永乐十二年，成祖命吏部员外郎陈诚同宦官李达出使帖木儿帝国，次年哈里又遣使随陈诚等入贡。

明代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除洪武末年至永乐初曾一度紧张以外，一直1《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四·撒马儿罕》。

到万历年间，都是和睦相处的。据《明实录》等书记载：自洪武年间至万历九年（1581），帖木儿朝贡使团至明首都多达五十余次，明政府从洪武至天顺年间也至少有十一次正式遣使撒马儿罕。另外，双方贸易往来自洪武至万历，也始终没有间断。但从明初起，帖木儿的使者每次入京，都要采购大批丝织品而归，然而从帖木儿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马、狮子、鹦鹉等禽兽和玉石，除了马以外，其他的东西对中国并无多少经济效益。对此，明朝官员也从经济利益出发多次展开讨论，但明政府为巩固和帖木儿的关系却并不计较经济得失。明朝廷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从周边形势来考虑。蒙古族在明代是北部边防的主要威胁，而帖木儿无论在地缘还是血缘上均与蒙古族接近，因此明政府在积极防范蒙古各部的同时，需要和帖木儿保持较好的关系1。所以，明在与帖木儿的交往中所求的并不在经济的得失，而在于政治上的得益。

陈诚出使西域陈诚（1365—1457），字子鲁，号竹山，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九年（1396）陈诚奉命第一次出使“西域”，赴撒里畏兀儿建置安定等卫。永乐年间先后四次奉命出使中亚一带。永乐十一年（1413）九月，宦官李达、陈诚率使团离京，次年正月从肃州卫出发，出嘉峪关西行。直至永乐十三年十月回到北京。这次西使，他们访问了撒马儿罕、哈烈、达失干等地。每到一地，他们首先交上玺书，接着献给当地国王文绮、纱罗、布帛等物。陈诚一行回国时，撒马尔罕遣使来中国朝贡。次年，使臣回国，成祖派陈诚、鲁安随行。中亚各国盛情接待了他们一行，帖木儿帝国国王沙哈鲁盛情款待，并遣使护送陈诚回国。永乐十六年四月陈诚回到北京，五月，成祖下令：“升行在吏部郎中陈诚为广东布政司右参议，嘉其奉使哈烈之劳也。”1永乐十六年十月至永乐十八年（1420）十一月，陈诚又奉命出使中亚。永乐二十二年四月至十一月，再次奉命出使，中途召回。永乐年间四次出使，其主要使命均与帖木儿帝国有关。明成祖一再遣使西域，与帖木儿王国修好，从而稳定了西部边陲。

陈诚第一次出使时，将行程和沿途见闻写成《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前者为西使的日程记录，后者则是对所历各处山川形势、风俗人情的考察。尤其是《西域番国志》分地记载，共录西域诸国十八处城镇，内容极为丰富，其后明人凡涉西域之书，几乎都曾取资于此书。此书成为研究中亚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的宝贵资料。

1朱亚非：《略论明朝与撒马尔罕的关系》，《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济南出版社1993年版。1《明太宗实录》卷二○○，永乐十六年五月庚申。

第六节　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的入侵

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西欧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欧洲各国为了积累资本，迫切要求发展海外贸易，东方世界成了重要目标。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便来到南洋群岛一带，继之首先和中国发生了关系。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紧随其后，亦纷纷来到东方。

葡萄牙占澳门葡萄牙人于明正德九年（1514）首先抵达广州沿海的屯门岛。次年，葡驻满剌加总督派遣菲莱斯特罗正式出使中国，开始了葡官方与明朝的正式交往。

正德十二年（1517），葡驻满剌加总督派安特拉德和皮莱资等人率船队驶抵广州，广州地方官员以其素不通中国，拒绝葡人登岸。后来他们强行驶入中国内河，进入广州城。广州总督陈金不敢擅自做主，便奏请朝廷定夺。正德十五年皮莱资到南京，觐见了南巡的明武宗，要求与中国通商，未被获准。嘉靖初，世宗命葡使回广州听候处置，皮莱资被系于广州监狱，嘉靖三年（1524）五月死于广州。

葡人来中国，主要目的是要发展和中国的贸易，而明朝则一直推行海禁政策，对朝贡以外的私人海外贸易一概禁止。中、葡之间的这种矛盾，就决定了冲突势所难免。

正德十六年（1521），以御史邱道隆、何鳌力奏，明朝下令将占据屯门（今广东深圳蛇口）的葡人驱逐。明军在汪鋐的带领下，进占屯门，葡人寡不敌众，战死甚多，有些被明军俘虏，葡人乘夜遁去。嘉靖二年（1523）初，葡萄牙船只五艘来广州，请求通商，遭到拒绝。葡人遂转攻广东新会，又遭备倭指挥柯荣的打击，俘虏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缴获船只两艘，并夺回被葡人掠去的中国男女十多人。这两次冲突后，葡人在广东不能得逞，遂转向闽、浙一带，并与沿海海商勾结。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抚朱纨派都指挥卢镗率兵进攻宁波附近的双屿，将葡人全部驱逐。次年，朱纨又和福建巡海道副使柯乔率兵进攻福建的浯屿（今金门），也大获全胜。

葡萄牙人虽一再被明军所驱逐，但在中国沿海占据一个通商据点的念头始终没有放弃。位于珠江口边的澳门成了他们觊觎的目标。

澳门原属香山县，故又称香山澳。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商向海道副使汪柏行贿，托言货船遇到大风浪，打湿了货物，请求在澳门晾晒。阴谋得逞后，便打算长久居留下去。他们在澳门修筑房屋，扩充居地，建造炮台，并设官治理。到万历时，葡人继续在澳门扩展其势力，来澳门者多至万余人。神宗即位后，即向澳门的葡萄牙商船抽取舶税。每年可得税银二万余两。葡人居住澳门，每年贿赠明朝官吏银五百两，其后转归官府。明朝因有利可得，遂听任澳门被葡人独占。但明廷对在澳门的葡人却一直戒备森严，因此终明之世，澳门未出现大的混乱局面。

西班牙迫害华侨西班牙人紧随葡萄牙人之后来到中国沿海。隆庆五年（1571），西班牙人以武力征服了吕宋，并以吕宋为基地，与中国进行交往。

万历二年（1574）冬，中国海盗头目林凤率战舰六十二艘，水手二千人，士卒二千人南下吕宋，与西班牙人发生武装冲突。当时明朝对海外情势所知甚少，海禁政策也一直未彻底废除。明朝命广东提督殷正茂和福建巡抚刘尧诲克期剿除，于是福建巡抚刘尧诲为彻底剿除林凤，派把总王望高率领战船两艘前往吕宋，约西班牙人出兵夹击。林凤势不可支，率余部遁去。万历四年明朝准予漳州合法请引的船只，往吕宋商贩，于是两国有了贸易上的往来。

与此同时，因吕宋资源丰富，且有金矿，比较容易开发。但西班牙人少，当地土人又不习耕作，所以西班牙占领吕宋后，极力招徕华人。明朝后期，中国沿海人民前往吕宋垦殖、采矿或从事其他手工业生产，人数越来越多。另外，西班牙人为了得到中国的商品，促进吕宋的繁荣，他们特地在马尼拉附近为中国商人建立了一个丝绸市场，即华侨所说的“涧内”。不少华侨在涧内长期住了下来，很快达到万余人。他们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但却引起了殖民者的疑惧。于是有了西班牙人对华侨的迫害和华侨的英勇反抗。

万历二十一年（1593）八月，西班牙殖民者役使华侨远征摩鹿加岛。摩鹿加岛古称美洛居，以盛产香料闻名，故又称香料岛。最初被葡萄牙人占领，后来荷兰与葡人争夺香料产地，荷人将葡人驱逐，占据了该岛。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经合并，葡人遂向吕宋西班牙人乞援。西班牙新任驻吕宋总督达斯麻雷那斯企图以此为借口，将摩鹿加岛置于西班牙人的控制之下。达斯麻雷那斯遂遣战舰百余艘，载西班牙军士七百人，士兵铳手四百人，弓箭枪手一千人，组成远征军。另外，西班牙人又在吕宋征发华人二百五十名随征。西班牙人视华侨如奴仆，“日夜驾船，稍倦辄箠之；或刺杀，苦毒备尝”1。于是华侨潘和五率领华侨在海上起义，杀死了西班牙总督达斯麻雷那斯，以及许多西班牙士兵，西班牙人仓猝不知所措，纷纷跳海逃生，许多人淹死海中。潘和五等人驾船离去，迷路到了安南。

万历二十五年（1597），西班牙殖民当局突然下令驱逐大量华侨出境。

万历三十一年，西班牙殖民者对吕宋华侨进行了第一次大屠杀，死难华侨达二万五千人。这次事件的导火线是所谓的“采金案”。万历三十年，自称“善望气”的张嶷奏言，吕宋机易山产金银，每年可采金十万两、银三十万两。1张燮：《东西洋考》卷五《吕宋》。

于是福建税珰高宷派海澄县丞王时和、百户于一成偕张嶷前往吕宋勘验。因事属虚妄，当然只能无功而返。西班牙人因此事而怀疑中国有异谋，怀疑明朝将派兵夺占吕宋，故对华侨严加防范，将华侨家中的铁器全部收缴。并扬言，如中国派兵来犯，就先把华侨全部杀掉，华侨因而惊恐不安，便在城外设防自卫。西班牙人认为华侨要大举反叛，遂派军队前往攻杀。华侨奋起反抗，但因多是商人，不习攻战，组织得也不好，因此许多华侨被杀戮，其中以漳、泉人为多。

于是不少华人纷纷返回家乡。华人离开后，西班牙人贸易收入锐减，于是又招抚流离的闽商前往吕宋。与此同时，明朝也遣商往谕西班牙人“无开事端”1，不要再杀害华人。万历三十三年以后，逃离吕宋的华人又陆续返回。但到崇祯十二年（1639），吕宋华人又遭到一次屠杀，被害者高达二万二千人2。

荷兰侵占台湾荷兰，明代史籍称之为红毛夷或红毛番。它来东方较葡、西二国要晚。

万历二十九年（1601），荷兰武装船队到达澳门，请求准予贸易，葡萄牙人严加戒备，不许登陆。明朝驻广东税使为平息争端，召荷人首领入城游览。荷人在澳门一个月，毫无所获，怏怏而去。这是荷兰与中国第一次发生关系。万历三十一年（1603），荷兰军舰驶抵澳门，劫夺葡萄牙一艘商船。万历三十三年荷兰军队再次来到澳门，终因葡人防守坚固，荷人只好无功而还。此后，荷兰人又多次进犯澳门，均未得逞。

荷兰人在广东一无所获，便想在福建沿海夺占一个通商据点。澎湖离福建很近，又是海上交通要道，荷兰人打算扼此咽喉水域，阻绝别国船只往来，独占与中国的贸易之利。

万历三十二年（1604）八月，荷兰军舰驶抵澎湖，他们伐木建屋，想长期占领此地。福建地方官派人往谕，令其撤离。荷人向福建税使高宷行贿，迁延不去。福建沿海的一些私商也纷纷前往澎湖，与荷人进行贸易。明朝的一些官员力请剿除。于是总兵施德政派兵严守要塞，令材官沈有容率兵往谕，令其退兵。同时施德政下令严守海岸，断绝海上接济之路，又声言预作火攻，荷人终于离去。这次占领澎湖，前后约五个月。

天启二年（1622），荷兰派遣雷伊尔斯苏恩率舰船来华，其目的是夺占澳门或澎湖。因在澳门无机可乘，便驶往澎湖。荷兰人一面以澎湖为据点，修筑城堡，并和海寇勾结，互相接济，一面又往福建濒海地区进犯。天启三1张燮：《东西洋考》卷五《吕宋》。

2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402页；邱炫煜：《明帝国与南海诸蕃国关系的演变》，台北兰台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362页。年，南居益代替商周祚为福建巡抚，力主将荷人驱逐。天启四年二月，南居益遣将夺占了镇海港。南居益见荷兰人仍无退意，便令漳州和泉州发兵接应，调大兵围击。荷兰人虽武器精良，但终因寡不敌众，且补给困难，感到难以固守，遂遣使请求缓攻，最后表示愿毁城撤退。这年八月，荷兰船十三艘遁去。

荷兰人从澎湖撤走后，便占领了台湾南部，他们修筑城堡，加强防务。

陆续修建了安平城（又名台湾城，荷名热兰遮城）、赤嵌城（今台南，荷名普罗文查）。与此同时，他们还建学校，设医院，招民屯垦，并以此为基地，与中国、日本进行贸易。天启六年（1626），西班牙人为了与荷兰人相抗衡，侵占了台湾北部的鸡笼（基隆）和淡水。崇祯十五年（1642）荷兰人驱逐了西班牙人，将台湾全部占为己有。

第七节　传教士来华与中西文化交流

耶稣会士来华

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传教士的足迹也开始进入东方。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后，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仅有的几个旧教国家与罗马教会形成旧教同盟，并于1540年成立了耶稣会，致力于复兴罗马教廷势力，于是耶稣会努力向海外发展。

耶稣会士来华始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这年八月，耶稣会士沙勿略经过一番奔波，来到广州沿海的上川岛，打算寻找机会进入广东传教，但明朝海禁甚严，他无法登陆，不久即病逝于岛上。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耶稣会士随之而来，澳门不仅成为商业贸易的基地，还是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前站1。

万历二年（1574），耶稣会士范礼安等四十一人来到澳门，企图进入内地传教，未获批准。但他在澳门经过一番调查，认为到中国传教，要适应中国的习惯，掌握中国的语言文字。万历七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来澳门，学习中文，次年去广州，向两广总督馈赠礼物。万历十年，他又获准到肇庆传教，十六年回国。意大利另一传教士利玛窦曾同罗明坚在肇庆传教，苦学汉文。他认识到“到中国来传教决不是强大的舰队，声势浩大的军队，或是其他人类的武力所能奏效的..要传扬圣道，总得凭书籍才行”2。万历十七年，利玛窦移居韶州，开始使用知识传教。以后他又到过南京、北京与南昌等地。他在中国传教适应中国的国情并能迎合各阶层的爱好，因而受到礼遇。万历二十九年（1601），他偕同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再次到达北京，得到明神宗的赏识，赐留居北京传教。万历三十八年病死北京。利玛窦在中国二十八年，研习中国儒学，与明朝官员和士大夫交往，先后撰写、翻译天文、数学、地理、语言、美术、音乐等方面的著述多种，为在中国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作出了贡献。

利玛窦死后，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接替他在中国传教。龙华民不善于与士大夫交往，但却致力于在普通群众中发展教徒。万历时先后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如庞迪我、毕方济、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都坚持利玛窦的传教思想，将传教与传播科学知识结合起来，将天主教义与中国儒学思想融合起来，因而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一时期，教徒人数大增。据樊洪业统计，万历十七年（1589）教徒人数有八十人，到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去世，已有二千五百人，万历四十五年中国教徒达到一万三千人1。明朝末年，发1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页。2裴化行：《利玛窦司铎与中国当代社会》第二册，第216页。

1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展到三万八千余人2。

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教相比，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传播更快。明末清初，出现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一些西方科学技术也开始在国内传播并开始初步实践。如在天文历法方面：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帮助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修改历法，完成了《崇祯历书》，这是当时较准确的历法。明代历法，兼用大统、回回历，但预测天象谬误时有发生，从明中期起，不断有人倡议改历，均未能实行。利玛窦来华后，他在传教期间也注意到了中国急需改革历法，就广泛向中国官吏、学者介绍西方天文历法的先进。他在李之藻等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先后译著西方历算书籍多种，如《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乾坤体义》。之后来华的耶稣会士如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等人多通晓西方天文历法，一时在中国士大夫中造成很大影响。崇祯二年（1629）在徐光启、李之藻的坚持下，明朝设西方历局（简称西局）修历，并吸收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进局工作。次年五月邓玉函卒，又征传教士汤若望、罗雅各入局译书、演算，督修历法。西局设立前后达十四年，成就可观，崇祯皇帝将几次进呈的历书共一百三十五卷赐名为《崇祯历书》，明季改历工作基本完成。传教士在华期间，还更新了中国的天文仪器，制成浑仪、天球、地球、日晷等多种天文仪器。汤若望还带来了西方望远镜，并撰《远镜图说》加以介绍。与此同时，他们还与中国天文学家一起编撰了一大批天文历法书籍，如汤若望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合作编成的《西洋历法新书》受到学界重视，“言历者莫不举为俎豆”1。

在数学方面：来华传教士大多精通西方数学，利玛窦数学造诣较深，是介绍西方数学的第一个传教士。他介绍到中国的第一本数学著作是《几何原本》，此书自万历年间刊行起，至清代多次出版，影响极大。继利玛窦之后，其他传教士也不断介绍西方数学，涉及几何学、三角学、算学等方面的内容。在地理学方面：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图》成为第一部让中国人了解世界地理的较为准确的地图。他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地球为圆形，地球有南北二极，以及赤道、经纬度、五大洲等地理知识，在当时影响极大，然而，其中也有很多谬误。再如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分叙五洲各国，详细记载了当时各国风土地理知识，开阔了国人对边界地理认识的视野。

在物理、机械学方面：西方物理学在明末开始传入中国。汤若望的《远镜图说》，介绍望远镜的制法及其原理，如凸镜凹镜的配合，光线折射反射原理等。瑞士人邓玉函与儒生王徵共译《远西奇器图说》和王徵撰《诸器图2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页。1《清史稿》卷二九三《畴人传（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

说》论述了各种机械的制造方法，也对许多机械原理作了介绍。意大利人熊三拔与徐光启合译《泰西水法》一书，介绍了西方的农田水利，讲述了水利知识及水利器械的构造、图式和原理。

在兵器制造方面：徐光启曾向利玛窦学习西洋火器的制法，万历四十七年（1619）因辽事紧急，徐光启受命练兵，有意购西炮，募炮手以佐教演。天启二年（1622）外患日亟，徐光启上练兵制器之疏，“力请多铸西洋火炮，以资城守，帝善其言”1。于是明朝令传教士罗如望、阳玛诺、龙华民等制造铳炮。崇祯时还设铸炮厂。崇祯九年（1636）汤若望制成战炮二十门，又令再铸五百门。随着火器的制造，介绍西方火器的书籍也有刊印。由汤若望口授、焦勖笔译的《火攻挈要》（又称《则克录》）介绍了火器的制造方法及使用火器的基本原理、西铳的一些知识。

此外，传教士还将医学、建筑、音乐、绘画、语言、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传入中国。与此同时，他们也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介绍到西方，在西方社会也引起很大影响2。

西学的输入，对于突破中国专制制度下封闭的文化状态，开阔人们的视野，客观上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当然，西方传教士传播的科技知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传教士们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播宗教，传播科学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加以使用，因而他们传播的知识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对于当时欧洲先进的科学成果如伽利略、哥白尼等人的伟大成就不能也不敢毫无保留地介绍过来，因而这也影响了西学在中国的深入和传播，再加上当时中国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和闭塞的小农经济，也使中国社会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吸收和推广受到局限，因而传教士所传播的科学知识，除了天文历法和武器制造因统治者的需要稍有发展外，其余的或昙花一现，或稍起波澜，但不久就湮没无闻了。尽管如此，但这毕竟使中西之间在科技领域有较大规模的沟通，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1《明史》卷二五一《徐光启传》。

2参考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中《西学东渐及其影响》一节，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朱亚非：《利玛窦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明代中外关系研究》，济南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