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兵入关及大顺政权的抗清斗争
清兵入关
崇祯二年（1629）以后，清兵多次进入京畿、山西，围宣府，入永宁，攻大同，破代州，甚至屯兵于皇陵所在的天寿山1。其时清兵入关的目的，主要是劫掠，而不是占地，每于饱掠后即退。这些军事行动对明朝君臣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压力，更甚于军事方面的压力。
崇祯十六年（1643），清帝皇太极死，其弟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拥立皇太极第三子福临，此举引起清政权内部的斗争，在一段时间里，不向关内用兵，稍微减轻了明朝廷的压力。
对在西安建立的李自成大顺政权，清政权曾试图与之结成反明的联盟，但未得到响应。大顺军进入北京，大顺政权取代明政权，成为清军通向中原的最重要的障碍。
原明朝边将吴三桂的降清，对清廷来说，是绝好的时机。吴三桂在其父吴骧调入京师提督御营后，继任镇守宁远的都指挥使，封平阳伯，镇守山海关至滦县、昌黎一线。崇祯十七年三月下旬，吴三桂突然发兵，夺取已为大顺军控制的山海关。消息传到北京，李自成认为，山海关掌握谁手关系重大，便亲率主力四十万进行征讨。吴三桂自知不敌，派使者与多尔衮联系，寄希望和清军联合作战。多尔衮答应出兵，但他不承认所谓“合兵”，同时要求吴三桂投降。吴三桂接受了投降的条件，入清营见多尔衮，髡发称臣。清兵出动十余万，由多尔衮统率，吴三桂则充当了清兵入关的先锋。
山海关一片石之战首先在大顺军和吴三桂军之间展开。多尔衮先按兵不动，一来窥测大顺军的虚实，并在作战中削弱其力量，二来检验吴三桂的投降是否真心。直到恶战了两天，双方消耗都很大，吴三桂军已明显支持不住，多尔衮才“使铁骑数万，以白标为号，绕出吴兵之右”1，给予大顺军突然的冲击，战场的形势立即发生变化。在清兵和吴三桂军的合击下，大顺军由优势转化为劣势，损失惨重，“虽刘宗敏勇冠三军，亦中流矢，负重伤而回”2。李自成不得不率败兵退回北京。吴三桂因功受赏，清政权封他为平西王。李自成认识到山海关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在思想上过于轻敌，对吴三桂公然降清，和清兵同吴三桂联合的形势没有充分的估计，未做周密安排便仓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六○《清兵入塞》。
1《明季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清兵始末》。
2《明季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清兵始末》。
促出兵，导致山海关战役的失利。战后，大顺政权面临严峻的形势，清兵可以长趋直入，大顺军分布数省，一时难以召集。既无险可守，又无足够的守城力量，退出北京在所难免。问题在于，是主动退出，还是拒守不成再撤。李自成选择了前者。四月二十九日，他在紫禁城内的武英殿举行了即位典礼，然后运草入宫，放火焚烧明朝的宫殿、太庙以及北京九门。大顺君臣离开北京，经山西退回西安。
五月初，多尔衮率清军一部进入北京。他一面派兵南下追击，很快控制了京畿，一面根据谋臣范文程和降清的明朝经略洪承畴的建议，对明朝士大夫采取安抚政策，在北京为崇祯皇帝治丧。降清的原明朝官僚，不论是否与大顺政权合作过，一律官复原职。被农民政权没收的明朝勋戚的赐田、家产，尽数归还。这一政策对改变北京士大夫的态度，稳定京畿的形势，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农民军，多尔衮也采取了征讨与招降并举的方针。大同总兵姜瓖是原明朝将领，这时首先背叛大顺政权，向清廷投降。镇守代州的将领唐通也是明廷降将，在清廷招降下，突然袭击李自成的重要战将李过，拜表降清。镇守长治的平南伯刘忠虽然没有投降，但在清军逼近时弃城而走，晋南的防线随之崩溃。十月初一，清顺治皇帝在北京举行大典。
清兵入关以后，特别是清政权建都北京以后，关内的政治格局和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都把抵抗清兵作为主要的任务。既没有投降清廷，也没有投降农民政权的原明朝势力，则纷纷打出复明的旗号，拥立明朝宗室为帝，建立起各自独立的政权。这些政权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了明朝后期的官僚门户之争和腐败的政治，对大顺政权、大西政权持敌对立场。但在李自成和张献忠死后，他们也希望利用存留下来的农民军力量。各地的抗清斗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大顺政权的抗清斗争清政权移都北京以后，大顺政权据有陕西，被清政权视为第一大敌。摄政王多尔衮命英王阿济格及汉将吴三桂、尚可喜等攻取陕北，命豫王多铎及汉将孔有德、耿仲明等由河南攻取潼关，对西安形成夹击之势。两路清军中，多铎一路进军迅速，潼关危急，李自成、刘宗敏等亲率大顺军赴援，与清军激战。从清顺治元年（1644）的年底到顺治二年的年初，几经交手，大顺军均处下风。与此同时，北路清军也加快了进军速度，由陕北向西安逼近。李自成被迫将主力撤守西安。不久，潼关失陷。
潼关一失，西安无法再守，李自成又一次弃都而走。李自成率军十余万人，南下河南、湖广。从战略上考虑，与东部的大顺军联成一气，求得发展，也不失为一条出路。但受山海关、潼关战败和先后放弃北京、西安的影响，大顺军士气低落，产生了畏战情绪，李自成本人在接连失败的形势下，似乎也失去了驾驭全军，控制战局，挽狂澜于既倒的能力。在客观上，陕西各路总兵中的原明朝将领纷纷降清，只有高一功在榆林，李过在延安，仍然坚守阵地，阿济格率师追击李自成，没有后顾之忧，来势很猛，使李自成无暇进行通盘的战略考虑。
清顺治二年（1645）三月，李自成部占领武昌，撤离陕西的大顺军，加上召集来的襄阳、荆州等地的大顺军，合计二十余万，还有相当的实力。但是阿济格抢先一步，先是在武昌围城，迫大顺军弃城而走，接着，在阳新的富池口打败大顺军。因此，李自成的东进，完全不是从容的战略转移，而是力不从心的败退。四月，大顺军老营驻扎九江附近，为清兵攻破，刘宗敏被杀，宋献策投降，牛金星逃匿。大顺政权面临崩溃，东进的道路完全被堵断，李自成不得不率余部折向西南。五月初，李自成率义子张鼐及少数大顺军兵士行至湖北通山九宫山，突然遭到地主程九伯组织的当地团练的袭击，李自成在格斗中身亡。大顺军将领郝摇旗、刘体纯、李来亭坚持了长期的抗清斗争。郝摇旗、刘体纯在清康熙元年（1662）战死，李来亨在巴东茅麓山一直坚持到康熙三年。
第二节 弘光政权的建立和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
弘光政权的建立
明朝实行两京制度，在朱由检自缢、北京城易主之后，南京成为有实际内涵的另一个政治中心，成为原明朝官僚最集中的地方。在南京，很快展开一场拥立新帝的斗争。当时逃难到淮安城的有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崧。凤阳总督马士英主张拥立朱由崧，因为他是神宗皇帝的孙子，而朱常崧是神宗皇帝的侄子。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侍郎吕大器、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日广及原礼部侍郎钱谦益等主张拥立朱常崧，理由是朱常崧比朱由崧贤明，当立贤不立亲。马士英得到江北总兵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的支持，拥兵迎朱由崧进入南京，先给他以监国的名义。1644年五月，朱由崧即帝位，年号弘光。户部尚书高弘图与史可法、马士英等被推入阁，史可法仍掌兵部事，马士英仍督师凤阳。
弘光政权坚持与大顺政权为敌的立场。当大顺军和清兵双双南下，对南京都形成威胁时，弘光政权把对付大顺军作为当务之急。史可法提出，“目前最急者，无逾办寇”1。马士英则认为，坐视大顺军和清兵两虎相斗，是当今上策。但在广大士民的眼里，弘光政权是明皇朝的合法继承者，清兵与大顺军的斗争基本结束以后，清政权与弘光政权的矛盾突出起来，弘光政权成为南方人民反抗清兵的一面主要旗帜。
另一方面，尽管马士英和史可法反对大顺政权的立场是一致的，具体的执政纲领却有区别。以史可法为首的官僚集团包括许多东林党人，他们主张实行比较开明的政治，减轻人民的负担，免去崇祯年间的加饷杂派。为了加强弘光政权的实力，他们还仿效朱元璋占据应天时的做法，兴修水利和开垦屯田。对待清政权，他们的立场是“复故土以光祖业”，号召四方义师勤王，共守南京。在具体措施上，史可法提出，设淮安、扬州、庐州、泗州四镇固守，设凤阳、徐州、滁州、六合四镇图攻，督师驻扬州调度。
这些措施是对崇祯时期政策的否定，反映了某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可惜的是，弘光政权很快就压制了这种精神。以马士英为代表的另一个官僚集团，对史可法等人持排斥的态度。他们把东林党人论不可立福王的书信奏告朱由崧，又指使高杰、刘泽清等向南京施加压力，指名要史可法督师。史可法无奈，在朱由崧即位的第二天，自请督师。朝政由马士英把持，因投靠魏忠贤被列为逆党的原太常少卿阮大铖得到重用。他不但要为自己洗去恶名，而且要为整个逆党翻案。明末党争在新的形势下重新炽烈，东林党人受到打击，吕大器、高弘图、姜曰广等先后被罢免。
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对清政权采取妥协议和的立场。他们派使臣北上谈1《史忠正公集》卷一。
判，提出的议和条件是：第一，于天寿山立陵，改葬朱由检；第二，割山海关以外地区；第三，每年供给大清国钱币十万。江南士人痛恨马、阮之流，视之为南宋时的秦桧。
作为明朝宗藩制度的代表人物，朱由崧腐朽的本质很快就暴露无遗。他依靠马士英、阮大铖，把一切朝政托付给马士英。他放纵马士英和内官勾结，鬻官卖爵，公开定价：武英殿中书一千二百两，文华殿中书一千五百两，布政司吏员五百两，按察使司四百六十两，以下不等。当时的民谣说：“金刀莫试割，长弓早上弦。求田方得禄，买马即为官。”1田指中官田成，马即马士英。在生活上，朱由崧追求奢华、享受。皇宫内悬挂着一副对联，写道：“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但见月当头。”
当时，隶属于弘光朝廷的军队尚有相当数量。但在镇压明末农民起义中发展起来的武臣成为不同于以往的新式军阀。他们不尊重朝廷，不接受朝廷辖制，相互之间也矛盾重重。
史可法督师淮扬，一面布置防务，一面试图经略中原，命高杰北征，收复河南失地。清顺治二年（1645）初，睢州总兵许定国与清军勾结，杀死高杰。史可法闻讯，赶至徐州，进行安抚，以高杰外甥李本身提督高部。在回扬州途中，得知黄得功部有异动，他又忙派人加以宠络。不久，左良玉兴师东进。弘光朝廷视其为寇，制定“寇至则防寇，寇去则防敌”的方针，命史可法回卫南京。为处理内部纷争，史可法疲于奔命，不要说再次主动出击，连部署有效的防御也不可能。
清军夺取陕西以后，多铎一路开始东征，在河南归德分兵，一路向毫州，一路向徐州。四月下旬，经由毫州一路的清军逼近扬州，史可法一昼夜赶回扬州，指挥守城。他传令各镇兵马援守，竟无人应命，扬州总兵李栖凤、监军李岐凤拔营降清，史可法更加孤立。清兵以大炮轰开城池，他拔剑自刎，未死，为清兵俘获。多铎劝降，史可法抱定“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信念，以身殉难。清兵进入扬州城，进行了野蛮的屠杀。清兵屠城十日，被杀的居民数十万，扬州成为一座空城。史称“扬州十日”。
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占领南京。朱由崧逃窜，在芜湖被俘。他被押进南京时，百姓夹路唾骂，投掷瓦砾，表现出对他的轻蔑和痛恨。弘光政权仅维持了一年，就灭亡了。
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就是从反对剃发开始的。
清兵占领北京时，曾下令剃发。为了避免与汉族人民的矛盾骤然加剧，又宣布暂缓一年执行。占领南京以后，清廷认为心理上征服广大汉族人民的1《明季南略》卷二《时语》。
时机已经成熟，再次颁布剃发令，所征服的地区，以十日为限，“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清兵以剃发匠人随军，挑担过市，强制剃发，抗拒者砍头，把头挂在挑担上示众。这种高压政策，使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反抗情绪更加高涨，未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抵抗更加顽强。苏州、松江等地群众组织乌龙会，就以反对剃发为宗旨，遇有剃发者立即处死。
江阴人民的抗清斗争也是从反对剃发开始的。顺治二年六月，多铎向江阴县派去县令，限县民三日内剃发。诸生许用倡言：“头可断，发不可剃。”四城内外响应者数万人，用县中所存火药器械装备起来，逮捕清守备官，在城内搜寻奸细。明朝原典史阎应元被推举为指挥。他组织群众，修缮城池，制造火器箭弩，准备迎敌。围城的清兵及降清的刘良佐部共二十多万人，大规模进攻从七月初开始。江阴人民在阎应元、陈明遇等人领导下，英勇作战，击退清兵无数次进攻，杀敌三王爷十八大将，给以清兵从来未有的重创。八月二十一日，江阴失陷，阎应元、陈明遇等牺牲。为了报复，清兵屠城三日，杀人十七万之多。有人歌颂江阴人民“八十日戴发效忠”，“六万人同心死义”。1嘉定经过清兵与抗清义兵的反复争夺，斗争十分激烈。顺治二年闰六月，降清的明朝将领李成栋驻守嘉定城外，委派官员，推行剃发令。南翔镇、石岗镇和王家庄等地人民纷纷组织民兵，赶走了清朝官员，打败了清兵，占据县城。崇祯时曾任浙江右参政的官僚侯峒曾和进士黄淳耀被推举为领袖。在他们鼓动下，义军守城十余日。城破后，侯峒曾投池，黄淳耀自缢。李成栋纵兵在城内进行了第一次大屠杀。清军退出后，一个叫朱瑛的抗清人士重兴义师，再据县城。七月下旬，清兵攻破嘉定，进行了第二次大屠杀。八月中旬，一支明军反攻嘉定失败，清兵进行了第三次大屠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嘉定三屠”。
此后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还持续了很长时间，不过，已是在清朝统治下的反抗斗争，与两个政权之间的对抗不属于同一性质。
1《明季南略》卷四《江阴纪略》。
第三节 大西军的抗清斗争
与大顺政权一样，张献忠在四川建立的大西政权和大西军，坚持抵制清政权、抗御清兵的立场。在大顺政权与南明弘光政权相继败亡后，清军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西南。清朝廷一面向张献忠招降，一面组织军事征讨。招降诏书说，张献忠率众来归，可优加擢叙。征讨的清军以肃王豪格为主帅，郡王罗洛宏、贝勒尼堪等为大将。张献忠对清廷的招降置之不理，而对于清军的征讨，他决心抵抗，却没有做出认真的部署。由于部将刘进忠的背叛，使大西政权一开始便处于危难之中。
刘进忠为大西军将领，驻守川北遂宁，与汉中相望。清军汉中守将马科原是大顺军将领，有一定的实力。张献忠告诫刘进忠不要轻动，但他没有听从，恃勇轻进，袭击汉中，被马科打败，折兵大半。张献忠大怒，下诏书责骂，辞句严厉。刘进忠恐惧，向清军投降，充当清军入川的向导。在这同时，四川的明军也向成都逼近。张献忠感到成都无法再守，“乃拔营尽起，相率走川北”1，打算由四川进入陕西。
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豪格率清兵入川，一昼夜三百里，动作神速。通过对大西军俘虏的审讯，清兵获知张献忠的动向，而大西军对清军的情况则一无所知。当两军在西充县境内凤凰山隔水相望时，张献忠还不相信清兵已至，险些把报警的探兵杀死。在敌情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他亲自带七八名士卒，不穿盔甲，不携长枪，出营观探虚实。结果被一支冷箭射中要害，坠马而死。
张献忠之死，标志着与明、清两代王朝相抗衡的大西政权的灭亡。但大西军在李定国、孙可望等人的领导下，与南明永历政权联合，继续抗清。李定国指挥的军队，转战四川、湖南、广西、广东、云南等省，清顺治九年（1652）攻克桂林，使降清封王的孔有德畏罪自杀，撤离长沙时，击毙清军元帅尼堪，使清廷大为震惊。另一路大西军在刘文秀率领下，恢复重庆，逼近成都，在成都以北的保宁县包围了吴三桂，使他险些丧命。大西军和大顺军一样，在南明抗清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明季南略》卷十《张献忠乱蜀本末》。
第四节 南明其他政权的抗清斗争
弘光政权灭亡以后，志在抗清复明的士大夫，拥戴不同的藩王，在南方各省又相继建立了几个政权。
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灭亡的消息传到浙江，原籍鄞县的明末官僚钱肃乐，联合号称六狂生的宁波秀才董志宁、陆宇■、王家勤、毛聚奎、华夏、张梦锡等，在宁波举义反清，明定海总兵王之仁起兵响应。在这一事件的推动下，余姚、东阳等地都出现抗清义军。余姚山中的一支义军，号“世忠营”，是由明末著名学者黄宗羲组织的。浙江义军和原弘光朝廷的官僚，如总督江上军务的尚书朱大典、协理兵政的尚书张国维、总兵方国安等，将流落在台州的鲁王朱以海迎到绍兴，以监国的名义建立政权。在鲁监国的旗号下，义军控制了福建的长乐、永福、兴化、海口、福安等地。朱以海一度入驻福宁州。清兵南下浙、闽，鲁监国的军队接战不利，所经营的地盘相继失去。大臣张煌言、武将张名振等奉朱以海占据舟山。顺治六年，清军攻下舟山。朱以海沿金门、天台逃亡。顺治八年，张煌言劝说朱以海去鲁监国名号，接受永历政权的辖制。
清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差不多与鲁监国建立的同时，原弘光朝廷委任的镇江总兵郑鸿逵、南安伯郑芝龙、礼部尚书黄道周、福建巡抚张肯堂等人迎奉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改福建为福京，福州为天兴府，建元隆武，由郑氏兄弟主持军事，黄道周为首辅，张肯堂为左都御史，政权粗具规模。隆武政权得到福建以外各地义军的拥护。明湖广巡抚何腾蛟招抚了李自成的部将李过、郝摇旗、袁宗第、王进才等及左良玉的旧部，号荆、襄十三家军，这时也投到隆武的旗帜下。
朱聿键“性率直，喜诗书，善文翰”1。崇祯八年，他曾兴师勤王，因未曾奉旨，反遭弹劾，禁锢凤阳。后被弘光朝廷赦免，避难到浙江。他的品行和经历既不同于昏庸的朱由崧，也不同于无所作为的朱以海，本该有一番建树，但是，他既然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对邻近的鲁王政权就不能不有所猜疑，对明末农民军的余部就不能不有所忌讳。在隆武的旗帜下，各派抗清力量无法联合起来，朱聿键主要是依靠郑芝龙的军事力量。
郑芝龙原来是福建沿海一带的海盗头目，后来接受明朝的招安。他虽然拥立朱聿键，对兴复明室却并不热心。降清的明朝大臣洪承畴和他是同乡，二人早就秘密勾结。
黄道周出师北伐，是隆武政权下最壮烈的一幕。黄道周弟子散布江西，他请求去江西募兵。朱聿键要郑芝龙助资助饷，郑芝龙不与一钱。黄道周凭着朱聿键发给的密札百道，招来门下百人。闻风而至的群众达数千人，没有武器，便用农具、木棍装备起来，号“扁担兵”。黄道周的夫人还组织了“夫1《明季南略》郑七《闽中立唐王》。
人军”作为后援。北伐军进至广信府，准备攻打徽州。兵败，黄道周被清兵抓去，不屈而死。在他穿的袍子上，有用血写的“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
由于郑芝龙撤回仙霞岭守军，南下福建的清兵得以直趋福州。驻守延平的朱聿键出奔。郑芝龙以征剿海寇为名，弃朱聿键于不顾，回到南安老巢。在位一年的隆武帝在汀州被俘，死于福州。
郑芝龙不听他的儿子郑成功的劝告，决意降清。使他失望的是，清廷既没有对他封王，也没有任命他为闽粤总督，而是把他送到北京，做了“寓公”，后因郑成功始终不肯投降，而把他处死。
隆武政权的大学士苏观生在朱聿键死后，于广州拥朱聿键之弟朱聿■称帝，建元绍武。绍武政权根本没有来得及和清军交手，朱聿■等人还在练习朝仪的时候，李成栋率领的清兵已打进广州城。这个政权只存在了四十天。隆武政权灭亡后，原弘光朝廷的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在肇庆拥立桂王府永明王朱由榔建立永历政权，据有两广、湖广、云南、贵州、四川、江西等地。永历政权的主要地盘在广西，由瞿式耜镇守桂林，形势比较稳定。
永历政权是南明政权中历时最长的一个政权。大顺军余部在内的荆襄十三家军，和张献忠的部将李定国、孙可望等先后归附永历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南明政权和明末农民军的联合抗清。何腾蛟、瞿式耜在明末官僚中是比较开明和讲求实务的人物，在各派抗清力量中努力调和。然而在不同派系的官兵之间，不同派系的农民军之间，官兵和农民军之间，矛盾重重，不是靠一两个人的意愿和努力就可以化解。郝摇旗因受不了官军的歧视，与刘体纯等仍屯兵于荆襄地区，发展为夔东十三家军，永历政权无力节制，削弱了抗清的力量。
顺治四年（1647），清朝在广东的大将李成栋和在江西的大将金声桓等分别在广州和南昌打出反清的旗号，依附永历政权。李成栋派人接朱由榔还都肇庆，与金声桓策划夺取赣州，打开广东、江西通路。这一变局牵制了清军，使永历政权得到了极好的发展机会。何腾蛟的部将收复了全州（今全县），瞿式耜的部将围攻永州，李过、高一功攻打长沙，北上汉水间。但李成栋、金声桓二部未能实行协同作战的计划，也未能与永历政权的其他力量联合作战，只一年时间，便被清军逐一击败。
顺治六年初，荆襄十三家军内部矛盾尖锐，何腾蛟在湘潭只有三十多名士卒守城。清兵乘虚而入，何腾蛟被俘，绝食七日后被杀。湖广的抗清武装失去了统帅，全线崩溃。
顺治七年十一月，清将孔有德攻陷岩关，永历政权守将不是弃城逃跑，就是出守阳朔，桂林也差不多成了一座空城。瞿式耜、张同敞（总督，张居正后人）置生死于度外，秉烛危坐。清兵把他们关押在民舍，二人赋诗唱和，得百余首，题为《浩然吟》。十天以后，清兵在独秀山下把他们杀害。
桂林丧失，永历政权在广西无立足之地。朱由榔依附孙可望、李定国，辗转于贵州、云南。孙、李二人争夺权位，关系本来就不相睦，现在要争夺对朱由榔的控制权，矛盾更加激化。顺治十二年，李定国奉朱由榔至昆明。孙可望由贵州进攻云南，被李定国打败，向清军投降。顺治十五年，清军分三路攻云南，清将铎尼的中路军迅速抵达曲靖，使昆明两面受敌。永历政权由昆明退到永昌（今保山），由永昌退到腾越（今腾冲），再由腾越逃入缅甸。李定国沿怒江设三道埋伏，虽被吴三桂攻破，总算遏住清兵穷追的势头。清康熙元年（1662），缅甸当局把朱由榔交给清军处置，吴三桂用弓弦把他绞死，李定国得到这个消息也悲愤而死，坚持了十多年的永历政权灭亡。
第五节 郑成功坚持抗清斗争及收复台湾
郑成功在永历旗号下进行的抗清斗争和对台湾的收复是明清之际最重要的事件。郑成功本名森，隆武帝见到他很是喜爱，赐姓朱，后来他就被称为“国姓爷”。郑芝龙降清，他深以为耻，举起“背父救国”的大旗，招集义军。他的队伍开始用隆武年号，后改用永历年号。郑成功将中左千户所（今厦门）改为思明州，作为根据地，积极筹备北伐。到顺治十五年（1658）为止，他三次北伐，九征闽、粤，成为清廷在东南的心腹大敌。与此同时，张煌言也屡次出师北伐，与郑成功相配合。
顺治十六年，郑成功自任招讨大元帅，以张煌言为监军，联合北伐。此次军事行动出动水陆大军十七万，分八十三营，声势迅猛。义军在崇明岛登陆以后，破瓜洲、镇江，包围南京，震动江南。最终由于轻敌和指挥上的失误，对南京的围攻被瓦解，郑成功退回福建。向徽州进军的张煌言势孤力单，被清军击败。张煌言返回浙东一带坚持反清斗争，康熙三年（1664）被捕，在杭州城外就义。
郑成功退回福建以后，决定攻取在荷兰殖民者统治下的台湾岛，作为反清的根据地。荷兰人进入台湾是在明天启四年（1624），他们先侵占台湾南部，后来又从西班牙殖民者手里夺取了台湾北部。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台湾人民不断进行着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斗争。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率领舰队，渡过海峡，直驶台湾，经过几个月的战斗，终于迫使荷兰殖民者投降。郑成功在台湾创建政府，制定法律，开办教育，奖励生产，对台湾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事件的意义，不但在于郑成功父子以台湾为根据地，又进行了二十年的抗清斗争，更在于收复了被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占的这块领土，在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