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太祖洪武开国，经惠帝、成祖、仁宗、宣宗，约六十七年，是明代的前期。就明代的历史来说，这是明朝的盛世。明太祖朱元璋注意到大乱之后休养生息对巩固政权的必要，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招诱流亡农民垦荒屯田，实行免税三年或永不起科制度；迁徙长江下游无业农民到淮河流域、边远地区、空旷地区开垦，推行军屯制度，注意水利的兴修，提倡种植经济作物等等。朱元璋的这些措施，使明朝初期的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较前有所增加。
明成祖夺取帝位后，迁都北京，削除藩王势力，进一步加强专制集权统治，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成祖继位之初，继续推行屯垦和移民政策，征收的粮食和布帛都达到很高的数量。在此基础上，明朝廷与国内各少数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也加强了。从永乐七年（1409）起，朝廷分别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设有地方官司，还在今西藏、青海地区设立了行政机构。明成祖至宣宗时，还多次派遣郑和出航南洋群岛及印度洋一带，航程远至非洲东岸的红海和麦加。这一航海纪录，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和达·伽马到达好望角要早半个多世纪。
成祖时，宦官开始被赋予重大职责，宦官权力越来越大。宦官权力的过大，长期成为明代政治中的一个危险的毒瘤。
第一节 明初政治
明初的统一战争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在北伐中原期间，朱元璋正式建立了明皇朝，建元洪武，建都应天府。
洪武初年，元在中原的统治虽已结束，但退据上都的北元还具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仍不时窥视着中原，意欲卷土重来。另有无丞相纳哈出率二十万大军屯据东北，夏政权据有四川，元梁王据云南，秦、晋、关、陇地区也有大大小小的武装力量。在这样的形势下，朱元璋的当务之急，无疑是继续征战，消灭割据势力，统一全国。
洪武二十年（1387），明军出动二十万大军，以冯胜为大将军，蓝玉、傅友德为副将军，大举征讨东北的元丞相纳哈出。强兵压境，纳哈出不敌降明，东北的割据势力被消灭。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奉命率十万大军入漠北，追击北元势力，在捕鱼儿海（今贝儿湖），杀元太尉蛮子，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在逃亡途中为部将所杀。北元的威胁不复存在。
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命汤和、傅友德帅军分两路进击四川，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便攻克重庆、成都，夏主明昇降，夏政权覆灭。
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傅友德、蓝玉、沐英奉命出师征云南。当年十二月，蓝玉、沐英攻克昆明，傅友德率军攻下乌撒，梁王在逃亡途中自缢而死。翌年二月，大军攻下大理，云南全境悉平。
经过长期征战，朱元璋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奠定了明皇朝的稳固统治。
明初各项制度的改革与确立朱元璋不仅在战争硝烟中创建了明皇朝，而且为了使朱明皇朝长治久安，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对于整个明皇朝的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元璋首先对国家官僚机构进行改革。洪武初年，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元代旧制。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首先宣布，在地方上废除元旧制——行中书省的制度，代之以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司，分别行使行中书省之职责，三司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牵制，以防止地方势力过大而闹独立性的可能。是年，除南京直辖区外，全国共设立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后，又增设云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下属二级：府（州）、县。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从诛丞相胡惟庸入手，对朝廷机构进行了改革，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朝廷政务改由六部分理，并提高六部的品秩，各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
与政治改革相应，朱元璋在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洪武初年，朱元璋便与刘基研究创立了明代特有的卫所制度：军籍世代沿袭，实行耕战结合，平时屯耕，战时出征；自京师至郡县，皆立卫所，在军事重地设卫，次要地方设所。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在废除丞相制的同时，也废除了统管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代之以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每府各设左右都督。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无权调动军队。逢有战事，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兵部发布调令，都督府长官奉命出征。经此改革，朱元璋把军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洪武年间，还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洪武三年（1370），明皇朝开始推行户帖制度，规定：户帖“各书户之乡贯、丁口、名、岁，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铃记”；“男女田宅牛畜备载”；“籍藏于部，帖给之民。仍令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1。户帖制度的实行，改革了元末户籍散失、赋役征发无据的状况，为明皇朝的赋役征收提供了依据。洪武十四年，明皇朝又建立了黄册制度，它比户帖制度更为详细，管理也更为严密。洪武二十年，又在全国范围内丈量土地，制成《鱼鳞图册》，用以核实田亩赋税，以防隐漏。朱元璋十分注重法律的制定，洪武年间，曾颁行了《大明律》、《大诰》等一系列法典。早在吴元年（1367），朱元璋即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制定了《律令直解》，其后几经修订，至洪武三十年，编纂成《大明律》，正式颁行。《大明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它以唐律为蓝本，简于唐律而严于宋律。朱元璋惩元代吏治之弊，对官吏的贪污罪惩治特别严厉。《大明律》规定，官吏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枭首示众，甚至有对贪赃者施以剥皮实草之刑。朱元璋执法相当坚决，即使是皇亲国戚也决不姑息，驸马欧阳伦因贩运私茶触犯刑律，即被赐死；开国功臣汤和的姑父因隐田漏税而被治罪。朱元璋致力于明朝法律的制定，欲给子孙留下一部“一字不可改易”的法典，用以维护明皇朝的长治久安。
朱元璋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无疑对巩固明皇朝的统治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朱元璋在这些改革中旨在加强皇权、加强专制统治的做法，也给明皇朝的统治埋伏了危机。
封诸王，戮功臣在加强皇权、加强专制统治的同时，朱元璋又实行了分封制，除长子朱标被册立为太子外，他的二十三个儿子和一个从孙都被封为藩王，分驻于全1《续文献通考》卷十三《户口考》。
国各个军事要地，以“藩屏帝室”。这些藩王各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千人，多者至万人。如宁王朱权，就藩喜峰口外的大宁，“带甲八万，革车六千”1，俨然是一支不小的武装力量。分封制无疑与朱元璋力图加强皇权、加强专制统治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大臣叶伯巨当时就上书指出“裂土分封”，会造成许多国中之国，恐怕数世之后，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割据势力，并以汉初吴王濞七国之乱和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为鉴，告诫朱元璋“分封逾制”，祸患马上就会降临。忠言逆耳，朱元璋非但不听叶伯巨之劝，反而骂他是离间骨肉，立即派人把他抓来关入牢狱。1叶伯巨所预见的分封之祸，并未等到数世之后，仅在朱元璋死后的第二年就应验了。
朱元璋为了子孙能坐稳皇帝的宝座，处心积虑，不惜大肆屠戮为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功臣大将。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处死胡惟庸，事隔十年，又以胡案株连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昇、毛麒、李伯昇等一大批大臣，并宣布他们为奸党，此案连坐受诛者达三万余人。三年以后，又发生了蓝党大狱。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的功臣蓝玉，为锦衣卫指挥蒋告发谋反，于是，不仅蓝玉一族被诛，还牵连到武臣曹震、张翼、朱寿，吏部尚书詹徽等，被诛者达一万五千余人。朱元璋利用胡、蓝之狱，杀了四万五千人之多，“元功宿将相继尽矣！”2此外，屡建大功的朱元璋的亲侄朱之正，亲外甥李文忠，开国功臣徐达，大将冯胜、傅友德等都无一幸免于难。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原本是为子孙计，以防止功臣宿将居功自傲，不利于子孙的统治，不料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其孙建文帝朱允炆却因他杀戮过甚，而找不到可领兵御敌的大将，最后为燕王朱棣所打败。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把负责警卫的亲军都督府的仪鸾卫改为锦衣卫，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的大权，开了明代厂卫特务统治的先河。
朱元璋把封建专制发展到了极端，采用了种种令人发指的统治手段，实际上，这恰恰暴露了其专制统治的极度虚弱和不得人心。
1《明史》卷一一七《宁王权传》。
1《明史》卷一三九《叶伯巨传》。
2《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
第二节 “靖难之役”与永乐年间的政治
惠帝削藩，燕王起兵
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朱元璋去世，太子朱标早于洪武二十五年病殁，皇位由十六岁的皇太孙朱允炆继承，年号“建文”。
朱允炆即位后，以兵部侍郎齐泰辅政，任之为尚书；以东宫伴读、翰林撰修黄子澄为太常卿，同参军国事。朱允炆“仁柔少断”，登上皇位后，更感到诸王以叔父之尊，“各拥重兵”，虎视眈眈，对自己形成很大威胁。在与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密议后，决定削藩以根除祸患。此时，诸藩王中数燕王朱棣最年长、权势最大、军功最高，就连精明过人的朱元璋在临死前也虑及燕王权势过大，一再告诫：“燕王不可不虑。”为了对付燕王，黄子澄建议先剪断燕王的手足。于是，洪武三十一年八月，惠帝朱允炆先从燕王的同母弟封藩开封的周王橚开刀，将其废为庶人，革去王封，迁徙到云南。翌年四月，封藩大同的代王桂以罪被废为庶人，幽禁大同；封藩青州的齐王榑因罪被废为庶人，囚于京师；封藩荆州的湘王柏闻变，在王府自焚而死。六月，岷王楩亦被废为庶人，徙置漳州。
诸王被削藩后，燕王开始称病家居，暗中则加紧练兵，收罗异人术士，赶制军器。六月，惠帝得到密报，燕王府旗校于谅等图谋不轨，暗结死士，便下诏切责燕王，并将于谅、周铎逮捕处死。燕王即佯装疯癫，走呼市中，抢夺酒食，甚而卧在土中竟日不起。然而，暗中，他却与谋士僧道衍加紧策划，令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勇士八百潜入府中守卫。此时，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布政使张昺已接到朝廷之命，率兵包围了燕王府。七月，燕王在端礼门埋伏了甲士，设计诱杀了谢贵、张昺，“遂夺九门”，迅速控制了北平。燕王朱棣正式起兵，上书天子，指斥齐泰、黄子澄为奸臣，打着“清君侧”的旗帜，号称“靖难”之师，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夺位之战，史称“靖难之役”。大战四年，朱棣即位朱棣起兵后，“拔居庸关，破怀来，执宋忠，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平。二旬众至数万”1。朱允炆急忙调兵遣将，以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十三万，驻兵真定，前锋九千人抵雄县。朱棣率师夜渡河，袭雄县，城破，“九千人皆死”。此时，耿炳文部将张保降燕，备告耿军虚实，燕王纵张保复归，诱使耿军移师渡河。耿军刚移动，燕兵骤至，燕王与部将张玉前后夹1《明史》卷五《成祖纪》。
击，“炳文军不得成列，败入城”2。燕王大胜，俘副将李坚等，斩首三万。耿炳文退回真定，众尚十万，坚守不出，朱棣围城二日不下，引兵往援永平。惠帝闻耿炳文败，遂遣曹国公李景隆代领其军。李景隆合兵五十万，进驻河间。李景隆是个膏粱子弟，未尝习兵见阵，燕王深知其底里，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燕王以世子留守北平，诚其坚守勿战，以牵制李景隆大军。自己则率军打败永平守军后北趋大宁，挟制宁王权，吞并了其属下八万骁勇善战的蒙古兵，因而实力大增。李景隆久攻北平不克，后又遭燕王回军杀来，大败逃归德州。建文二年（1400）夏，双方再战于白沟河（在今保定与涿县之间），李景隆合兵六十万，双方激战两日，最后又以官军大败告终。李景隆逃回德州，燕军追至，李景隆再逃至济南，燕军又围济南。都督盛庸和参政铁铉坚守济南城，燕王攻城三月不克，退师北归。
惠帝遂命盛庸代李景隆为大将军，统帅诸军北伐。铁铉进为兵部尚书，参赞军务。建文二年十二月，盛庸、铁铉屯兵东昌（路府名，治所在聊城），“背城而阵”1。燕王率军攻破沧州后，在东昌与盛庸大军相遇。燕王率军直冲盛军左翼，冲不动，转而攻击其中坚，盛军故意放开防线，将燕军放入阵中，“围之数重”2，燕军为火器所伤甚众，大将张玉也死于阵中。幸亏燕将朱能及时率骑救援，燕王才得以突围，返回北平。这一仗，王师大胜，史称：“自燕兵犯顺，南北日寻干戈，而王师克捷，未有如东昌者。自是燕兵南下由徐、沛，不敢复道山东。”3建文三年（1401）中，燕军与盛庸军多次激战，各有胜负。燕军所据，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双方处于僵持状态。建文四年，燕王得到南京空虚的情报，决心南下，“临江一决”。燕王麾师南下，绕过铁铉驻守的济南，攻破东阿、汶上、邹县、徐州，渡过淮河，攻克盱眙、扬州，驻军江北。盛庸率军沿江御战，几次皆失利溃败。燕军最终渡江攻进南京城。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朱穗开门迎降，宫中火起，皇后死于火中，惠帝朱允炆下落不明。
建文四年（1402）六月，朱棣在南京奉天殿即位，改翌年为永乐元年。
朱棣上台伊始，便大开杀戒，对不肯投顺的建文遗臣进行了残酷的屠杀。朱棣首先公布了以齐泰、黄子澄为首的五十余名的“奸臣”榜，将他们逮尽杀绝并加族诛。名士方孝孺因为惠帝穿孝痛哭、拒绝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被朱棣处以割舌和寸割的磔刑，并被诛灭九族及其门生，号为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兵部尚书铁铉、礼部尚书陈迪、大理寺少卿胡闰、刑部尚书暴昭、右副都御史练子宁、左佥都御史景清等均因不肯屈从，而被处以残酷2《明史》卷一三○《耿炳文传》。
1《明史》卷一四四《盛庸传》。
2《明史》卷一四四《盛庸传》。
3《明史》卷一四二《铁铉传》。
至极的剥皮、凌迟处死的极刑。同时被株连而死的不计其数，后人称之为“瓜蔓抄”，即连疏族远亲也不放过，都在诛除之列。这个“雄武之略，同符高祖”1的明成祖，诛除异己的手段之酷烈，较之乃父朱元璋杀功臣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朱棣奉行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他在诛除异己的同时，大大封赏“靖难之役”中的有功之臣。
疆域迈汉唐，国名播西洋朱棣“少长习兵”，“智勇有大略”，“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2。确实，在朱棣统治的二十二年中，这两方面的成就是不可抹煞的：一是明朝的疆域得到了极大的开拓和巩固；二是他多次派遣郑和出使西洋，使得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
明皇朝建立后，北部的蒙古地区和东北境始终是多事之地。洪武年间，明太祖为歼灭北元势力，屡次征讨漠北，直至洪武二十一年，蓝玉追击到捕鱼儿海，才消灭了北元的残余势力。永乐初年，蒙古分为三大部：兀良哈部、鞑靼部、瓦剌部。三部之间不断发生战争。永乐七年（1409）二月，朱棣遣郭骥出使鞑靼，要求“相与和好”，不料鞑靼杀死了使节。同年七月，朱棣命淇国公丘福为大将军，率师十万征讨鞑靼，明军在胪朐河遭鞑靼骑兵包围，全军覆没。永乐八年，朱棣亲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远征鞑靼，在斡难河大破鞑靼军，鞑靼可汗本雅失里仅以七骑逃脱。本雅失里于永乐十年为瓦剌部所杀，明朝廷遂封鞑靼阿鲁台为和宁王。永乐十九年（1421），鞑靼部又起兵骚扰兴和等地，朱棣又多次率军亲征，沉重打击了鞑靼部，巩固了边防。
永乐十年（1412），瓦剌势力逐渐强大，在杀死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后，向明皇朝多所要挟，并不断骚扰边庭，阻遏明朝的西北通道。永乐十二年，朱棣亲率三十万大军，出塞征讨瓦剌，在忽兰忽失温大败瓦剌军，瓦剌顺宁王马哈木逃遁。翌年，马哈木遣使向明朝谢罪，恢复了对明的朝贡。
在东北，永乐二年（1404），朱棣设置了奴儿干卫，七年，又建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这是明朝廷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同时还开通了东西两条驿道，保证文书传递、贡赋粮饷的运送。在西北，永乐年间建立了众多的羁縻卫所，如建于西北要冲的哈密卫，朱棣先后封其首领为忠顺王、忠义王，并颁给金印、建筑王城，待遇一如朱姓亲王。这些优抚政策无疑是有效的，哈密卫的政务一直由明朝廷直接控制。
1《明史》卷七《成祖纪》。
2《明史》卷七《成祖纪》。
永乐年间，明皇朝与乌斯藏交往密切，相处很好。永乐四年（1406），噶举派黑帽寺主哈立麻应邀到南京朝贡，朱棣亲自接见，设宴款待，封其为“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物等。永乐十一年，萨迦寺喇嘛昆泽思巴亦应邀到南京朝贡，明成祖封其为“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赏赐无算。十二年，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入朝，明成祖封授其为“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印诰”。永乐年间还开通了雅川（今四川雅安）至乌斯藏的驿路，沿途设立了驿站。终明之世，乌斯藏“奉贡不绝”。1在西南，朱棣平息了田琛与田宗鼎之间为争夺职位而引发的战乱，增设了贵州布政使司，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和开发。
《明史》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2，故遣郑和等通使西洋。其实不论其初衷如何，朱棣的这一举动，客观上促成了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促进了明朝与西南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了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郑和七下西洋，六次在永乐年间。他先后到达三十余国，航程最远达非洲东海岸、红海海口。由于对外关系拓展的需要，朱棣还在翰林院下开设了“四夷馆”，以学习少数民族文字和外语。
然而，朱棣的好大喜功、耀武扬威的性格，也不免在处理外交事务上造成失误。永乐四年，朱棣派兵入安南，平定黎氏之乱后，下诏改安南为交阯，设立交阯布政司，使之成为明皇朝的一个辖区。这一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安南人民的愿望，安南人民不断起来反抗。为了平定安南人民的反抗，明皇朝屡屡遣军南征，战争持续了二十多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直至宣德五年（1430），才不得不宣布撤销交阯郡，恢复安南。
迁都北京永乐十八年（1420）十一月，明成祖诏告天下，正式迁都北京。
朱棣因封藩北平，又从北平起兵夺得帝位，永乐元年正月即诏改北平为北京，接着又改为顺天府，并在北京设立行部。此后，又多次迁徙直隶苏州等十郡和浙江等九省商民、山西居民来北京，以促进北京经济的发展。永乐四年，下诏扩建九门、六部、诸司公廨。七年，朱棣便借北巡之名，居住北京，在北京设行在六部，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命皇太子所决庶务，六科月一类奏”1。永乐十四年，“作北京西宫”。永乐十八年，北京宫殿正式落1《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
2《明史》卷三○四《郑和传》。
1《明史》卷七《成祖纪》。
成，明成祖即下令以北京为京师，将国都迁往北京。
明成祖迁都北京，并不仅仅因为北京是其“龙兴之地”，更重要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认为北京“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即有将国都北迁之意。而元朝建都北京近百年，使漠北与中原地区加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朱棣的迁都与元朝从上都迁往大都同样都有出于长远的政治上的考虑。
永乐十九年（1421），鞑靼阿鲁台复叛，不断骚扰兴和等地，明成祖于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率军亲征，在最后一次亲征途中，病死榆木川，终年六十有五。
第三节 “仁、宣致治”
永乐以后，仁宗、宣宗采取了宽松治国、息兵养民的政策，取代了明初以来的严猛政治，在他们治国的十二年间，成为明朝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宽松、吏治清明的时期，历史上称其为“仁、宣致治”。
仁宗治国明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病死于榆木川，遗诏由皇太子朱高炽继位。同年八月，仁宗朱高炽即位，诏改翌年为洪熙元年。
朱高炽八月即位，至第二年五月病死，在位仅短短的十个月。然而，在这十个月中，朱高炽一反其父的所作所为，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一上台，便宣布停止北征、宫使采买、营建工程及西洋宝船等劳民伤财之举。永乐年间，这些盛大的活动频频举行，是一笔巨大的财政开支，郑和下西洋，一次多达数万人，如此大规模的出洋，永乐年间即有六次；北征鞑靼、瓦剌，南征交阯，连年不断用兵，这些无疑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苦难。仁宗刚即位就果断地停罢了这些糜费之举，施行“恤民之政”，这无疑是一项有利于社会休养生息的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
仁宗时期，还进一步提高了阁臣的地位，使内阁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后，由于政务繁忙，难以应付，便置“四辅官”以协助处理政务，但四辅官皆老儒，不能胜任其职，设置仅一年就罢废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但朱元璋是个猜忌心极重的帝王，终洪武一朝，这些大学士对朝政很少有参决权。永乐时期，阁臣设置成为常制，并明确阁臣的职责是“参预机务”，内阁开始成为明代官僚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此时阁臣的官秩仅五品，权位远逊于尚书。地位权力的限制，使阁臣在政务决策中难以发挥大的作用。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仁宗以杨荣、金幼孜、杨士奇、黄淮等正三品官员兼任大学士，以此进一步提高了内阁的地位。其后，仁宗又复设官品高达一品的公孤官虚衔，并授之以内阁大学士，使阁臣的权位远远高过部权。宣德时，阁臣已获得票拟权，开始直接参预处理国家政事，阁权已相当于相权。1仁宗即位三月，即下诏礼部将“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2。当年朱棣残酷屠戮建文旧臣，株连无数，积怨甚深。连《明史·成祖纪》“赞曰”在颂扬他的卓越功绩时还不忘加上这样一句评语：“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德亦曷1参见汤纲：《明史》第三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2《明史》卷八《仁宗纪》。
可掩哉！”仁宗的这一道诏令纠正了明成祖的残酷报复政策，这多少反映了仁宗对这种报复政策所持的否定立场，以及其实行“恤民之政”的决心之大。这也成为仁宣两朝推行文官政治的一个辅助措施。仁宗时，还平息了与北部边疆鞑靼部、兀良哈部的战端，恢复了往来边市贸易。
史称：仁宗“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1尽管仁宗在位时间甚短，但其所施行的政策却为宣宗一朝所继承，以致后代史家将这一时期称之为“仁、宣致治”。
宣宗平汉王之乱洪熙元年（1425）六月，皇太子朱瞻基即位，诏改翌年为宣德元年。
宣宗即位一年后，明皇室便又发生内乱。宣德元年八月，汉王朱高煦效仿其父的“靖难”之役，上章指责仁宗违背洪武、永乐旧制，诰封文臣，指夏原吉等为“奸臣”，在其封地乐安起兵，对其侄儿宣宗朱瞻基发难。然而，朱高煦远没有其父来得幸运，他曾命亲信枚青潜入京师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而张辅反将枚青执送朝廷；他约山东都指挥使靳荣共同起事，结果为山东布、按二司官觉察而阴谋败露。朝中无内应，地方无援兵，朱高煦一开始就陷于孤立之中。而宣德时的形势，亦非建文初期所能比拟。宣德时期，历经永乐、洪熙两代，在朝廷中已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稳定的统治集团；而永乐时期，明成祖一再削夺封藩诸王的实际权力和兵权，使他们的力量不足与一镇相抗衡。这些，都是宣宗战胜朱高煦的有利条件。
朱高煦公开举起反叛的旗帜，宣宗决定派阳武侯薛禄帅兵征讨，但召集群臣计议时，大学士杨荣却力劝皇帝亲自出征，户部尚书夏原吉也认为“荣策善”，主张宣宗亲征。于是，八月初十日，宣宗命郑王瞻埈、襄王瞻墡留京居守，亲自帅五军将士，以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将前锋，蹇义、杨士奇、夏原吉、杨荣等扈从，向汉王所据的乐安城进发。二十日，宣宗大军至乐安城外，将乐安城围得水泄不通，朱高煦的护卫军见此阵势，龟缩在乐安城中不敢出来。宣宗敕书谕降。二十一日，朱高煦出降，被解回京师，禁锢于皇城内，后被处死。宣宗胜利回朝，对有决策之功的杨荣、夏原吉等大加赏赐。
任人唯贤，息兵养民1《明史》卷八《仁宗纪》。
史称：“仁、宣之际，惩吏道贪墨，登进公廉刚正之士。”1这也是“仁、宣致治”局面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宣宗曾对臣属们谈到致治在于用人：君子进，小人退，人君大有为；小人进，君子退，人君就不能有所作为。“君子小人之进退，人君之用舍”，“有关世道如此，岂可不慎？”1宣宗是个励精图治的有为之君，他的致治用人的思想在宣德年间得到了切实的贯彻。宣德年间有几次较大的人事调动，对宣德的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宣德三年（1428），蹇义等一批元老年岁已大，相继退职，“两京六部堂官缺，帝命延臣推方面官堪内任者，蹇义等荐九人”2。这次被推荐的九名官员中，就有政声卓著的都察院左都御史顾佐，顾佐取代了贪墨被黜的都御史刘观后，即“奏黜严暟、杨居正等二十人”，同时荐举进士邓棨、国子生程富等四十余人堪任御史3。经过这一番整肃，官吏的贪浊之风有所收敛，朝纲肃然。宣德五年六月，蹇义、杨士奇等先后推荐了况钟等九位知府。同年九月，周忱、于谦等六位被荐任巡抚。
其中，况钟任职苏州知府，周忱巡抚南直隶苏、松等府县期间，治绩最为突出。江南重赋，租税积欠，人民逋逃是由来已久的问题。至宣德初年，苏州府积欠的税粮已达八百万石，相当于全国岁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虽然从宣德初年起，宣宗屡诏减赋，但由于积弊既久，并非几纸减赋诏令所能解决。周忱巡抚江南，深入民间，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针对赋税不均的情况，创立了“平米法”，采取了平均分摊增耗、统一使用斛器的标准、减粮长三人为一人等具体措施，均平赋税，减轻了民户负担。针对赋税过重的情况，周忱和况钟对苏州府的田税作了仔细的调查和精细的计算，提出将其田租减去七十二万石，后以为定制。明人张萱在《西园闻见录》中称道周忱任巡抚期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仁、宣致治”局面的出现，与任用了周忱、况钟等一大批廉能之士是分不开的。
宣德年间还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是放弃了交阯，采取了息兵养民的政策。自永乐年间出兵征讨安南黎氏，把安南置为明皇朝辖下的交阯布政司后，安南屡次起兵反抗，明皇朝不断派兵征剿，无岁不用兵，用兵最多时达八十万，交阯的战事成了明皇朝的一大历史包袱。宣德元年（1426），于洪熙元年（1425）二月出征安南的荣昌伯陈智兵败，宣宗接到败报后，已有意放弃交阯，后两次在文华殿召见大臣，商讨解决交阯问题的根本办法。但明皇朝在交阯经营了二十年之久，“劳费多矣”，一旦要放弃，就连蹇义、夏原吉这样的股肱之臣也表示反对，因此，宣宗一时也未能痛下决心。宣德二年，征讨交阯的安远侯柳升全军覆没，征夷将军、成山侯王通接报后无心再1《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赞曰”。
1《明史》卷一五七《郑辰传》。
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3《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
战，遂私自接受黎利的请和，立坛为盟，从交州退师。接着，黎利以原国王陈氏三世孙陈暠的名义遣使上表明朝廷，要求复国。宣宗欲藉此“罢兵息民”，“遂纳其言”。十一月，宣宗命礼部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罗汝敬等为使节，“赍诏抚谕安南”，“尽撤军民北还”1。至此，明宣宗彻底甩掉了这个备受困扰的历史包袱，进一步去施展他的息兵养民、安民求治的政策。
1《明史》卷九《宣宗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