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以后，学者多高语周、汉、秦、魏，薄清淡简朴之文，如仁和龚自珍璱人，邵阳魏源默深。其为文皆出入诸子，往往有奇气。而上元梅曾亮伯言，独绍姚姬传之学，以教门人，湘乡曾涤生起而和之，则桐城一派复盛。至于道咸之际，士之为古文者，何其众也！虽当洪、杨倡革命之军，海内云扰，而讲艺著文之风不绝，岂非导扬而振厉之者有其人耶？涤生《欧阳生文集序》述乾隆以降桐城派授受渊源甚详。具录如下：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箸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襢之后进，义无所让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絜非、宜兴吴德旋仲伦。絜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蓺叔、陈溥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宾子序，皆承絜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仲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焘伯琛、溆浦舒焘伯鲁，亦以姚氏文家正轨，违此则又何求？最后得湘潭欧阳生。生，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于巴陵吴君、湘阴郭君，亦师事新城二陈。其渐染者多，其志趣嗜好，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自洪杨倡乱，东南荼毒。钟山石城，昔时姚先生撰杖都讲之所，今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沦为异域，既克而复失。戴钧衡全家殉难，身亦欧血死矣！余来建昌，问新城、南丰兵燹之余，百物荡尽，田荒不治，蓬蒿没人，一二文士转徙无所。而广西用兵九载，群盗犹汹汹，骤不可爬梳。龙君翰臣又物故。独吾乡少安，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而舒焘前卒，欧阳生亦以瘵死。老者牵于人事，或遭乱不得竟其学；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聪明早达，太平寿考，从容以跻于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则业之成否又得谓之非命也耶？欧阳生名勋，字子和，殁于咸丰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几。其文若诗，清缜喜往复，亦时有乱离之慨。庄周云：“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而况昆弟亲戚之謦咳其侧者乎？”余之不闻桐城诸老之謦咳也久矣！观生之为，则岂直足音而已！故为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见文章与世变相因，俾后之人得以考览焉。

按姬传受业姜坞（姚范），后与殿麟（吴定）、悔生（王灼）师海峰。台山（罗有高）、絜非（鲁九皋）师梅崖（朱仕琇）。硕士（陈用光）学于絜非，更事姬传。姬传之徒，伯言、异之（管同）、孟涂（刘开）、植之（东方树）最著。硕士行辈差先。伯言其年家子，异之典试所得士也。仲伦（吴德旋）、春木（姚椿）、生甫（毛岳生）出姬传门少后。姜坞曾孙硕甫（姚莹）亦姬传高第弟子，而名业特显，不徒以文称。秋士（彭绩）品诣孤峻，尺木（彭绍升）其族子，究心理学，尤与台山善。子居（恽敬）、皋文（张惠言）私淑海峰，同时拔起者，小岘（秦瀛）、祁孙（陆继辂）其尤也。湘皋（邓显鹤）善硕甫，月沧（吕璜）归向桐城，尝问道于仲伦、春木，以所学倡于粤西。其乡人伯韩（朱琦）、翰臣（龙启瑞）亦请业伯言。子序（吴嘉宾）、通甫（鲁一同）、位西（邵懿辰）、子余（孙鼎臣），皆从伯言讲论者也。石州（张穆）以朴学鸣，与伯言论不合。鲁川（冯志沂）兼师两人。异之子小异（管嗣复）传父业而早卒。植之之门，惟存庄（戴钧衡）著称。曾涤生自以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其《欧阳生文集序》，吴南屏不以为然。然南屏为文，固实不出桐城派之绪论也。最近惟吴汝纶挚甫、张裕钊廉卿为文守桐城家法云。

咸同以来，宿学老师，遗风未沫。承其流者，经学考据则俞樾、戴望，骈体小词则李慈铭、谭献，皆不愧一时之选。光绪以后，诽议杂兴，或以桐城派局于议论，遂有复尚龚自珍、魏源之文，恣为驰骋开阖之致。于是新闻评议之书，竞盛于世矣。

综而论之，则清之文学，不逮于明，明文不逮宋元。殆皆经义八股之弊，深著人心。有以汩其聪明材智，使莫能自进于高明广大之域。此盖明以来有识之士，所为深讥而屡叹也。盖科场程试，其束缚之方法最严。既定之以八比之式，又限其修短之制。明郎瑛《七修类稿》云：“本朝科场，自洪武三年第一场经义，限五百字；四书义一篇，限三百字。第二场礼乐论，限三百字。第三场时务策一道，一千字以上。”按此即清制限字之所由始也。清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康熙七年，定乡、会试复用八股时文，限五百五十字。二十年，限六百五十字。……四十五年三月，陈廷敬奏‘会元尚居易，首篇一千二百余字。向来作文不得过六百五十字，所作违例，应斥革’，从之。乾隆四十三年，复限以七百字。”夫以发挥义理之事，而限其字数，使言者不得尽其辞，已为无理。及其末流，考官欲避剿袭之弊，乃好割截经文上下句命题，谓之截搭，尤属可怪。倪鸿《桐阴清话》曰：咸丰丁巳，河南学使俞樾出题多割裂。如试武陟县题曰《苟为无本七》，试修武县题曰《王知夫苗乎七》，试林县题曰《户求水》，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合场哗然，几至罢考。为御史河南曹芗溪登庸弹劾，奉旨革职。因忆嘉庆间歙县鲍觉生侍郎桂星督学河南时，出题亦多割裂。士子逐题作诗嘲之云：“礼贤全不在胸中，扭转头来只看鸿。一目如何能四顾，本来孟子说难通。”（顾鸿）“世间何物最为凶？第一伤人是大虫。能使当先驱得去，其余慢慢设牢笼。”（驱虎）鲍、俞皆一时名士，尚犹如此，其余更无论矣。以文为戏，未有甚于此者也。光绪庚子以后，始废八股试士之法，此为近数百年文学上之一大变。甫及十年，遂革命。故文学复兴之功，正所望于继今以往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