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文学总论
《唐书·文艺传序》谓唐文章“三变”：“盖以王、杨为一变，燕、许为一变，韩、柳为一变也。”《群书备考》承其说，曰：“唐之文章，无虑三变。王、杨始霸，如丽服靓妆，燕歌赵舞，虽绮丽盈前，而殊乏风骨。燕、许继兴，波澜颇畅，而骈俪犹存。韩愈始以古文为学者倡，柳宗元翼之，豪健雄肆，相与主盟当世。下至孙樵、杜牧，峻峰激流，景出象外，而窘裂边幅；李翱、刘禹锡，刮垢见奇，清劲可爱，而体乏浑雄；皇甫湜、白居易，闲澹简质，每见回宫转角之音，随时间作，类之《韶》《夏》，皆淫哇而不可听者也。”
姚铉《唐文粹序》曰：“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陈子昂起于庸蜀，始振风雅，繇是沈、宋嗣兴，李、杜杰出。六义四始，一变至道。洎张燕公以辅相之才，专撰述之任，雄辞逸气，耸动群听，苏许公继以宏丽，丕变习俗；而后萧、李以二雅之辞本述作，常、杨以三盘之体演丝纶，郁郁之文，于是乎在。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邃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轥轹，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湜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然悬诸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扬、孟，斯得之矣。至于贾常侍至、李补阙翰、元容州结、独孤常州及、吕衡州温、梁补阙肃、权文公德舆、刘宾客禹锡、白尚书居易、元江夏稹，皆文之雄杰者欤！世谓贞元、元和之间，辞人咳唾，皆成珠玉，岂诬也哉！”
然有唐一代，最盛者莫如诗，有“初、盛、中、晚”之分。大抵高祖武德元年以后百年间谓之“初唐”，玄宗开元元年以后五十年间谓之“盛唐”，代宗大历元年以后八十年间谓之“中唐”，宣宗大中元年以后至于唐亡谓之“晚唐”。严羽《沧浪诗话》曰：“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夫既有“盛唐”“晚唐”之名，则大历以还之诗即“中唐”矣。唐诗分“盛唐”“中唐”“晚唐”，实始于此。有唐一代，享国既久，诗人又多，分而为三，未始无见。乃沧浪又有云：“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人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又曰：“大历之诗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渐入晚唐矣。”然则“盛唐”“中唐”“晚唐”亦止以大判而论，不能划然区分。至后世推求愈密，又于“盛唐”之上增出“初唐”名目，则自元杨士宏所选《唐音》始，其书分“始音”“正音”“遗响”，而“始音”惟王、杨、卢、骆四家，“正音”则初唐、盛唐为一类，中唐、晚唐为一类，“遗响”亦备列诸家，而方外及女子附焉。是“初、盛、中、晚”分而不分矣，殆亦以其中固有不可分者乎？“始音”止王、杨、卢、骆四家，其理亦不可解。盖杨伯谦所谓“‘始音’‘正音’‘遗响’者，论诗体不论时代也”。至明高棅《唐诗品汇》，分“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九格——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为“大家”、为“名家”、为“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为“余响”，方外异人等诗为“旁流”——则踵杨氏之说而衍之，“初、盛、中、晚”区以别矣。然品类愈歧，体例愈舛矣。
沈骐《诗体明辨序》曰：“唐以诗名一代，而统分为四大宗。王、魏诸人首开草昧之风，而陈子昂特以澹古雄健振一代之势，杜审言、刘希夷、沈佺期、宋之问、张说、张九龄亦各全浑厚之气于音节疏畅之中。盛唐稍著宏亮，储光羲、王维、孟浩然之清逸，王昌龄、高适之闲远，常建、岑参、李颀之秀拔，李白之朗卓，元结之奥曲，咸殊绝寡伦；而杜甫独以浑雄高古自成一家，可以为史，可以为疏，其言时事最为悚切，不愧古诗人之义，盖亦诗之仅有者也。中唐弥矜琢炼，刘长卿以古朴开宗；韦应物、钱起之隽迈，卢伦、顾况、刘禹锡之扬，及元白唱和之作，韩、柳古风之体，张籍、贾岛、孟郊之清刻，李贺之怪险，是其最也。晚唐体愈雕镂，杜牧高爽，欲追老杜；温、李西昆之体，婉丽自喜；皮、陆《鹿门》诸章，往往超胜。若夫诗余之体，肇于李白，盛于晚唐。然晚唐之诗，不及其词，亦各有其媺也。”
至于“初、盛、中、晚”之辨，高棅《唐诗品汇》论之尤详，其《序》曰：“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故有近体、往体、长短篇、五七言律、绝句等制，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陊之于终。至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晚唐之殊。详而分之，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耸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澹，刘随州之闲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臣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奇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群玉、李频辈，尚能黾勉气格，埒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焉。是皆名家擅场，驰骋当世。或称才子，或推诗豪，或谓五言长城，或为律诗龟鉴，或号诗人冠冕，或尊海内文宗，靡不有精粗、邪正、长短、高下之不同。观者苟非穷精阐微，超神入化，玲珑透彻之悟，则莫能得其门而臻其壸奥也。”
至选次唐诗为集，在唐时已多有之，最著者如芮挺章之《国秀集》、元结之《箧中集》、窦常之《南薰集》、殷璠之《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之《中兴间气集》、李康成之《玉台后集》、令狐楚之《元和御览诗》、姚合之《极玄集》、韦庄之《又玄集》、顾陶之《唐诗类选》等。宋则王安石之《唐百家诗选》、赵蕃之《唐诗绝句》、洪迈之《唐人万首绝句》、周弼之《三体唐诗》等。金则元好问之《唐诗鼓吹》，明则高棅之《唐诗品汇》、李攀龙之《唐诗选》、钟惺之《唐诗归》等，其余不可胜记。至清康熙间敕编《全唐诗》，采辑二千二百余家，视宋计有功之《唐诗纪事》，多至千余家（计有功《纪事》录千一百五十家），可为集唐诗之大成矣。
诗文之体，皆至唐而大备。诗体既具上论，文体至韩、柳倡复古，而为后之言古文者所莫能外。其余如令狐楚之章奏，传之李义山，自三十六体行，始有“四六”之名，为俪文之极靡矣。小词号为诗余，发于李白诸人，盛于唐末，又诗之变也。
魏晋以来，儒教与道、释二家争为雄长，齐、梁间渐有调和三教之论，独至唐而三教并隆。高祖、太宗相继崇尚经术，屡幸国子监，登用名儒。及《五经正义》成，后世言经学者皆宗之。唐与老聃同姓，太宗特位老子于释氏之上。高宗遂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太宗遣玄奘如印度，及其还也，译经、论一千三百三十余卷，于是释氏诸宗渐备于此土。故儒释道三教俱盛唐世。乃至景教、回教，亦于唐时流入诸夏。则唐之文教，可谓极其广大者矣。
第二节 唐初之风尚与陈隋文人
唐兴，陈、隋遗彦，往往布在朝列。禅代之初，陈叔达与温大雅，同掌文诰。武德初，隐太子与秦王、齐王相倾，争致名臣以自助。于是太子有詹事李纲、窦轨，庶子裴矩、郑善果，友贺德仁，洗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师谟，率更令欧阳询，典膳监任璨直，典书坊唐临，陇西公府祭酒韦挺，记室参军事庾抱，左领大都督府长史唐宪，学士萧德言、陈子良。秦王有友于志宁，记室参军事房玄龄、虞世南、颜思鲁，咨议参军事窦伦、萧景，兵曹杜如晦，铠曹褚遂良，士曹戴冑、阎立德，参军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典签苏干，文学姚思廉、褚亮，敦煌公府文学颜师古，右元帅府司马萧瑀，行军元帅府长史屈突通、司马窦诞，天策府长史唐俭、司马封伦，军咨祭酒苏世长，兵曹参军事杜淹，仓曹李守素，参军事颜相时。齐王有记室参军事荣九思，户曹武士逸，典签裴宣俨，文学袁朗。及太宗既即位，诸人多见礼异。所谓“十八学士”者，当于后论之，其余大抵振名于前代，骋翰于新朝。此外又有孔绍安，蚤与隋末诗人孙万寿齐名。谢偃之赋，李百药之诗，并号“谢李”。王绩为文中子之弟，与杜之松等，标隐逸之文。寒山、拾得，高方外之趣，并极一时之选矣。
后渚置酒 陈叔达
大渚初惊夜，中流沸鼓鼙。寒沙满曲渚，夕雾上邪溪。岸广凫飞急，云深雁度低。严关犹未遂，此夕待晨鸡。
秋夜独坐 袁朗
危弦断客心，虚弹落惊禽。新秋百虑净，独夜九愁深。枯蓬惟逐吹，坠叶不归林。如何悲此曲，坐作《白头吟》。
侍宴咏石榴 孔绍安
可惜庭中树，移根逐汉臣。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
古意 王绩
松生北岩下，由来人径绝。布叶梢云烟，插根拥岩穴。自言生得地，独负凌云洁。何时畏斤斧，几度经霜雪。风惊西北枝，雹陨东南节。不知岁月久，稍觉枝干折。藤萝上下碎，枝干纵横裂。行当糜烂尽，坐共灰尘灭。宁关匠石顾，岂为王孙折。盛衰自有时，圣贤未尝屑。寄言悠悠者，无为嗟大耋。
少年行 李百药
少年飞翠盖，上路勒金镳。始酌文君酒，新吹弄玉箫。少年不欢乐，何以尽芳朝？千金笑里面，一搦掌中腰。挂缨岂惮宿，落珥不胜娇。寄语少年子，无辞归路遥。
杂诗（朱子以为诗人未易到此） 寒山
城中蛾眉女，珠佩何珊珊。鹦鹉花间弄，琵琶月下弹。长歌三日响，短舞万人看。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
第三节 太宗之文翰及十八学士
唐初文学，既承陈、隋之遗风。先是，太宗最好文学，初建秦邸，即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论典籍，杂以文咏。几日昃夜艾，未尝少怠。诗笔草隶，卓越前古。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启之。
《大唐新语》：“太宗谓侍臣曰：‘朕戏作艳诗。’虞世南便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太宗曰：‘卿恳诚若此，朕用嘉之。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乃赐绢五十匹。先是，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永兴之谏，颇因故事。”盖太宗虽好文学，仍慕绮丽之风。上之所好，下必有甚。当时惟魏徵《述怀》犹有古意，而他篇什罕传。其余如李、谢之诗赋，长孙无忌之《新曲》，李义府之《堂堂词》，并是宫体之遗。上官以后，遂为沈、宋，其流益靡。虽有马、周之章、疏，颜、岑之笔札，然犹未能遽进于古也。
虽然，太宗奖励文雅，并隆玄释。老子与唐同姓，太宗尊之在佛之上。而玄奘之至西域，亦在此时。且有《五经正义》之纂集，故三教兼重，实自太宗。又集文士，编纂类书，如《文馆词林》《文苑英华》之类，为一时盛制焉。
帝京篇 唐太宗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城阙，风烟出绮疏。
十八学士者，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道玄、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勖。其中或以功业显于当世，或尤以文雅见重，且多为前代之遗贤。而入《唐书·儒学传》者有陆德明、颜相时、孔颖达、盖文达四人，入《文艺传》者仅蔡允恭一人而已。诸人率有著述，或传或不传。要之文章之美，当推虞世南、褚亮、许敬宗、蔡允恭等。至于姚思廉之史学，陆德明、孔颖达之经术，当于后别论之。
虞世南，越州余姚人，出继叔陈中书侍郎寄之后，故字伯施。性沉静寡欲，与兄世基同受学于吴顾野王。文章婉缛，慕仆射徐陵，陵自以类己，由是有名。太宗尝称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然世南篇章仍沿声律之体。说部书载：“世南以犀如意爬痒，久之叹曰：‘妨吾声律半工夫。’”太宗作宫体诗，而使世南和之，虽尝据以为谏，其体格故有相近也。及卒，太宗为诗一篇，追述往古兴亡之道，既而叹曰：“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朕此诗将何以示？”令起居郎褚遂良诣其灵帐读讫焚之。其集三十卷，诏褚亮为之序。
褚亮，字希明，杭州钱唐人。博览，工属文，太宗为秦王时，以亮为王府文学。每从征伐，尝与密谋。子遂良亦有文采。
许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善心子也。隋时官直谒者台，奏通事舍人事。入唐为著作郎，兼修国史。高宗时为右相卒。
蔡允恭，荆州江陵人。有风采，善缀文。仕隋，历著作佐郎、起居舍人。炀帝属词赋，多令讽诵之。入唐，为文学馆学士，贞观初，除太子洗马。
中妇织流黄 虞世南
寒闺织素锦，含怨敛双蛾。综新交缕涩，经脆断丝多。衣香逐举袖，钏动应鸣梭。还恐裁缝罢，无信达交河。
奉和秋日即目应制 许敬宗
玉露交珠网，金风度绮钱。昆明秋景淡，岐岫落霞然。辞燕归寒海，来鸿出远天。叶动罗帷扬，花映绣裳鲜。规空升暗魄，笼野散轻烟。鹊度林光起，凫没水文圆。无机络秋纬，如管奏寒蝉。乃眷情何极，宸襟豫有旃。
奉和望月应魏王教 褚亮
层轩登皎月，流照满中天。色共梁珠远，光随赵璧圆。落影临秋扇，虚轮入夜弦。所欣东馆里，预奉西园篇。
述怀 魏徵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藩。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新曲 长孙无忌
阿侬家住朝歌下，早传名。结伴来游淇水上，旧长情。玉珮金钿随步远，云罗雾穀逐风轻。转目机心悬自许，何须更待听琴声。
第四节 经术之统一及小学
自汉末郑康成遍为诸经作注，兼采今古文，当时服虔、何休各有所说，经义至于汉季备矣。魏世王肃始与郑氏立异，而或谓伪《古文尚书》，即出于王肃、皇甫谧等。晋初清谈方盛，惟杜预治《左氏春秋》，颇为学者所尚。自后中原丧乱，经籍道息。国统分为南北，经术亦遂分途。《隋书·儒林传序》曰：“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隋时南北之学渐合，而立国未久，莫臻厥盛。据《北史·儒林传》，谓开皇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刘士元、河间刘光伯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所制诸经义疏，缙绅咸师宗之”。盖经术自后汉有今、古学之分，及郑康成混而合之。晋以后又有南、北学之分，刘焯、刘炫混而合之。至于唐初撰《五经正义》，多采二刘。故经术至唐统一矣。
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颖达既卒，博士马嘉运驳其所定义疏之失，有诏更定，未就。永徽二年，诏诸臣复考证之，就加增损。永徽四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于是异说渐废。五经疏者，《易》主王弼，《书》孔安国，《左氏》杜预解；而郑康成所注之《易》《书》，服虔所注之《左氏》，皆置不讲。故说者谓五经疏多取南学，盖二刘以北人好南学，孔颖达等承之。至是经术定于一尊，南学行而北学微矣。
《唐书·孔颖达传》曰：“颖达与颜师古撰五经义训，凡百余篇，号《义赞》，诏改为《正义》。”则当时修五经疏，颖达实与颜师古同总其事。此外同修者，《周易》有马嘉运、赵乾叶，《尚书》有王德韶、李子云，《毛诗》有王德韶、齐威，《春秋》有谷那律、杨士勋，《礼记》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硕、张权。标题颖达一人之名者，以年辈在先，名位独重耳。颖达字仲达，冀州人，隋时博士。入唐已耄年，为十八学士之一。
《颜师古传》曰：“师古，字籀，其先琅琊人。太宗尝叹五经去圣远，传习寖讹，师古于秘书省考正，多所厘正。既成，悉诏诸儒议，于是各执所习，共非诘师古。师古辄引晋宋旧文，随方晓答，谊据该明，出其悟表，人人叹服。帝因颁所定书于天下，学者赖之。俄拜秘书少监，专事刊正古篇奇字，世所惑者，讨析申熟，必畅本源。又为太子承乾注班固《汉书》上之。时人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师古为之推之孙，所著又有《匡谬正俗》，多考正文义，学者尚之。”
当时又有陆德明，亦在十八学士之列，所著《经典释文》传于学者。德明，名元朗，以字行，苏州吴人。受学周弘正，陈时已有名。唐既定五经义疏，然实以九经取士。《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穀梁》为小经。盖以经文多少言之也。
自汉儒多训释群经，晋宋以后，则诸史杂书，亦有注解。隋唐之际，士尤精研小学。《唐书·曹宪传》曰：“宪，扬州江都人。仕隋为秘书学士，聚徒教授，凡数百人，公卿多从之游。于小学家尤邃。自汉杜林、卫宏以后，古文亡绝，至宪复兴，炀帝令与诸儒撰《桂苑珠丛》百卷，规正文字。又训注张揖所撰《博雅》，分为十卷，学者推其该博，藏于秘阁。贞观中，扬州长史李袭誉荐之。以弘文馆学士召，不至，即家拜朝散大夫，当世荣之。太宗尝读书，有奇难字，辄遣使者问宪，宪具为音注，援验详确，帝咨尚之。卒年百余岁。宪始以昭明太子《文选》授诸生，而同郡魏模、公孙罗、润州许淹、江夏李善，相继传授。于是其学大兴。《经籍志》载宪著《尔雅音义》二卷，《博雅》十卷，《文字指归》四卷。许淹撰有《文选音》十卷，公孙罗亦有《文选音义》，李善著书尤多。”
《李邕传》曰：“父善，有雅行，淹贯古今，不能属辞，故人号书簏。显庆中累擢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为《文选注》六十卷，敷析渊洽，表上之，赐赍颇渥。善后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又撰《汉书辨惑》三十卷。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选》，释事而忘意，书成以问邕，邕不敢对，善诘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试为我补益之。’邕附事见义，善以其不可夺，故两书并行。”
宋王谠《唐语林》云：“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有覆注成者，有三注、四注者，当初旋被传写之误。其绝笔之本，兼释音训，义解甚多。”盖唐初经术统一，训诂之学盛行，学者多精究古书、奇字、义训。李善注《文选》主别名一学，其余以小学著书者尤不可胜纪矣。
第五节 诸史之纂集
高祖践祚于大乱之后，经籍亡散，秘书湮缺。令狐德棻始请帝重购求天下遗书，置吏称录，不数年图典略备。又建言：“近代无正史，梁、陈、齐文籍犹可据，至周、隋事多脱捐。今耳目尚相及，史有所凭，一易世，事皆汩暗，无所掇拾。陛下受禅于隋，隋承周二祖，业多在周。今不论次，各为一王史，则先烈世庸不光明，后无传焉。”帝谓然。于是诏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主魏，中书令封德彝、舍人颜师古主隋，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主梁，太子詹事裴举、吏部郎中祖孝孙、秘书丞魏徵主齐，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文学姚思廉主陈，侍中陈叔达、太史令庾俭、令狐德棻主周。整振论撰，多历年不能就，罢之。贞观三年复诏撰定，议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书为已详，惟五家史当立。德棻更与秘书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师次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次齐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陈二史，秘书监魏徵次隋史，左仆射房玄龄总监。修撰之原，自德棻发之也。德棻，宜州华原人。时又有邓世隆、顾引、李延寿、李仁宴，皆以史学称，惟延寿所撰《南北史》见行于世云。
岑文本，字景仁，邓州人。沉敏，有姿仪，博综经史，美谈论，善属文。贞观初，除秘书郎，上《籍田》《三元》二颂，辞甚工，擢中书舍人。所草诏诰或繁凑，即令书童六七人随口并写，须臾悉成。时中书侍郎颜师古以谴罢，太宗曰：“朕自举一人。”乃以授文本。先与令狐德棻撰周史，史论多出文本。郑亚《李德裕集序》曰：“高祖革隋，文物大备。在贞观中则颜公师古、岑公文本兴焉。”盖颜、岑并以文诰齐称当时也。
姚思廉，察之子也，少受《汉书》于察，尽传其业。寡嗜欲，惟一于学，未尝问家人生赀。历仕陈、隋。初，察在陈尝修梁、陈二史，未就死，以属思廉。唐初，思廉表父遗言，有诏听续。
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人，隋内史令德林子。七岁能属文。父友陆乂等共读徐陵文，有“刈琅琊之稻”之语，叹不得事。百药进曰：“《春秋》‘鄅子借稻’，杜预谓在琅琊。”客大惊，号奇童。百药名臣子，才行世显，为天下推重，诗尤其所长，樵厮皆能讽之，与谢偃赋并称“李诗谢赋”。所撰《齐史》行于时。
李延寿世居相州，贞观中累官至御史台主簿，兼修国史。初，延寿父太师，多识前世旧事，尝以宋、齐、梁、陈、齐、周、隋天下参隔，南方谓北为“索虏”，北方指南谓“岛夷”，其史于本国详，他国略，往往訾美失传，思所以改正，拟《春秋》编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殁。延寿既数与论撰，所见益广，乃追终先志。本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二年，作本纪十二、列传八十八，谓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尽陈祯明三年，作本纪十、列传七十，谓之《南史》。凡八代，合二书百八篇上之。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甚远。时人见年少位下，不甚称其书。迁符玺郎，兼修国史，卒。尝撰《太宗政典》，调露中，高宗观之，咨美直笔，赐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秘阁，仍别录以赐皇太子云。
按：自德棻建议修梁、陈、周、齐、隋五史，而《晋书》亦成于当时史臣之手。故欲观唐初史笔，则有晋、梁、陈、周、齐、隋六家之史，及李延寿之南、北史。《晋书》百三十卷，惟陆机、王羲之两传论皆称“制曰”，盖太宗自撰之辞也。刘知幾谓贞观中诏前后晋史十八家，未能尽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然唐人所撰类书、注释，犹每称引王隐、虞预、朱凤、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沈约之书，与徐广、干宝、邓粲、王韶之、曹嘉之、刘谦之之纪，及孙盛、习凿齿、檀道鸾之著述，要自新撰成而旧本渐废矣。刘元海与高祖渊同名，史臣至不敢加贬语，且曰“元海人杰”，又曰“策马鸿骞，乘机豹变”。委曲献谀，一至于此。
其余诸史利病，可略而言。姚思廉之《梁书》《陈书》，并承其父察之业，李百药《北齐书》亦缵其父德林之绪。江左文雅之邦，故思廉叙述较为优赡，其排比次第，犹是汉晋以来相承之史法也。北齐立国本浅，鲜丰功伟烈足资史材，列传诸人或上接魏朝，或下逮周世，徒以取盈卷帙，节目丛脞，未足观美。令狐德棻专叙《周书》，同修者有岑文本、崔仁师、陈叔达、唐俭，颇因周隋时柳蚪、牛宏之书。刘知幾于《周书》颇多贬辞，谓：“宇文开国，事由苏绰。军书辞令，皆准《尚书》。太祖敕朝廷诸文，悉准此。……而令狐不能别求他述，用广异闻，惟凭本书，重加润色。遂使周室一代之史，多非实录。”《隋书》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皆署唐魏徵等奉敕撰，志三十卷署长孙无忌等撰。据《史通》，则撰纪传者为颜师古、孔颖达，撰志者为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按贞观三年诏修隋史，十五年又诏修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故《隋书》十志，皆不以隋代为限，梁、陈、周、齐诸书之无志者，皆可借此考见。《律历志》出于李淳风，《五行志》或以为褚遂良作，《经籍志》以四部分列，垂为后世定法。汉以后、唐以前之著述，赖以存其目者多矣。《兵志》之作，亦自《隋书》为始，《唐书》以下，殆沿其例欤。
南、北史意存简要，体为通史，视旧史为约。而纪、传之外不别作表、志，颇足缺憾。其列传以姓分衍，卷第无法。南则王谢分支，北则崔卢系派。故家世族，一例连书，朝代不晰，几近家传，施于国史，多所未安，不得援《史记》世家之例为比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