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班氏父子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也。祖况，成帝时为越骑校尉，父稚，哀帝时为广平太守。彪性沉重好古。年二十余，更始败，三辅大乱，彪避难，依隗嚣于天水，伤时方艰，乃著《王命论》，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嚣终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深敬待之，接以师友之道。彪乃为融画策事汉，总河西以拒隗嚣。及融征还京师，光武问曰：“所上章奏，谁与参之？”融对曰：“皆从事班彪所为。”帝雅闻彪材，因召入见，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暗，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

其后彪子固修《汉书》，多本诸彪。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所著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

固字孟坚，彪之子也。年九岁能属文，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父彪卒，固居乡里，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总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自为郎后，遂见亲近，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汉德，以为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不实，盖自谓得其致焉。固自《汉书》以外，其他词赋多可观。

第二节　蔡邕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闻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陈留太守督促发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师，称疾而归，闲居玩古，不交当世。感东方朔《客难》，及扬雄、班固、崔驷之徒，设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韪其是而矫其非，作《释诲》以戒厉云。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扬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分别首目，连置章左。帝嘉其才高，会明年大赦，乃宥邕还本郡，邕自徙及归，凡九月焉。先是，董卓当国，颇礼敬邕。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辞谢，乞黔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驰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狱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时年六十一，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兖州、陈留闻皆画像而颂焉。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议论、《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执》、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

郭有道碑　蔡邕

先生讳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实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国命氏，或谓之郭，即其后也。先生诞应天衷，聪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笃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广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测已。若乃砥节厉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遂考览六经，探综图纬。周流华夏，游集帝学。收文武之将坠，拯微言之未绝。于是缨之徒，绅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麟介之宗龟龙也。尔乃潜隐衡门，收朋勤诲，童蒙赖焉，用祛其蔽。州郡闻德，虚己备礼，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举有道，皆以疾辞。将蹈洪崖之遐迹，绍巢由之绝轨，翔区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禀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以建宁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怀哀悼，靡所置念，乃相与推先生之德，以图不朽之事。佥以为先民既没，而德音犹存者，亦赖之于纪述也。今其如何而阙斯礼！于是树碑表墓，昭铭景行，俾芳烈奋乎百世，令闻显于无穷。其词曰：于休先生，明德通玄。纯懿淑灵，受之自天。崇壮幽浚，如山如渊。礼乐是悦，诗书是敦。匪惟摭华，乃寻厥根。宫墙重仞，允得其门。懿乎其纯，确乎其操。洋洋缙绅，言观其高。栖迟泌丘，善诱能教。赫赫三事，几行其招。委辞召贡，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斯民悲悼。爰勒兹铭，摛其光耀。嗟尔来世，是则是效。

《蔡邕集》中，始多碑文。任昉《文章缘起》谓碑文始于汉惠帝《四皓碑》，今不传。挚虞《文章流别论》曰：“夫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烦，亦有由也。质文时异，则既论之矣；且上古之铭，铭于宗庙之碑，蔡邕为杨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日知录》曰：“《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宴各三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文人受赇，岂独韩退之谀墓金哉！”

荀悦，字仲豫，俭之子也，俭早卒。悦年十二，能说《春秋》。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沉静，美姿容，尤好著述。灵帝时，阉官用权，士多退身穷处，悦乃托疾隐居，时人莫之识，从弟彧特称敬焉。初，辟镇东将军曹操府，迁黄门侍郎。献帝颇好文学，悦与彧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累迁秘书监、侍中。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辩，通见政体，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五典以经之，群籍以纬之，咏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监既明，后复申之。故古之圣王，其于仁义也，申重而已。”又著《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然悦所著文章最为世所重者，尤在《汉纪》。

汉纪序　荀悦

昔在上圣，惟建皇极，经纬天地，观象立法，乃作书契，以通宇宙。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汉四百有六载，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惟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乎万嗣。圣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顾后，是绍是继，阐崇大猷，命立国典。于是缀叙旧书，以述汉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