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武帝之文翰
柳子厚曰：“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当文帝时始得贾生明儒术，武帝尤好焉，而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相如之徒作，风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于是宣于诏策，达于奏议，讽于辞赋，传于歌谣。由高帝讫于哀、平、王莽之诛，四方之文章盖烂然矣。”然则西京文学，固当以武帝时为极盛。武帝蚤慕辞赋，即位之后，卫绾为丞相，即请罢奏郡国所举贤良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浸浸向儒术矣。遂以安车蒲轮，征申公、枚乘等，议立明堂，置五经博士。元光间亲策贤良，则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然武帝本负雄才大略，故所选士，亦不执于一方，虽称黜黄老刑名之言，而主父、严安、徐乐之伦以纵横进，左右近臣，往往用滑稽诙嘲取容者众矣。又作新声变曲，雅乐或摈焉。于是一切小说、志怪、乐府及五、七言诗歌之体纷纷并作，不可胜记。有汉文学之极盛，未有加于此时者矣。
汉高祖好楚声，当世多化之，武尤喜《楚辞》，使淮南王为《离骚》作传。至立乐府，遂启新声，亦不过楚声之变而已。武帝词翰美丽，犹《楚辞》之遗音，今录其一篇，以见其体。《汉志》有上所自造赋二篇，《隋志》有武帝集一卷。武帝时代文学之盛，盖由人主之好尚有以启之与？
悼李夫人赋
美连娟以修嫮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近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释舆马于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阳。秋气僭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神茕茕以遥思兮，精浮游而出畺。托沉阴以圹久兮，惜蕃华之未央。念穷极之不还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荾荴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的容与以猗靡兮，缥飘姚虖愈庄。燕淫衍而抚盈兮，连流视而娥扬。既激感而心逐兮，色红颜而弗明。欢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茫茫。忽迁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飞扬。何灵魄之纷纷兮，哀悲回以踌躇。执路曰以远兮，遂荒忽而辞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见。寖淫敝荒，寂兮无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乱曰：佳侠函光，陨朱荣兮。嫉妒阘茸，将安程兮。方时隆盛，年夭伤兮。弟子增欷，洿沫怅兮。悲愁于邑，喧不可止兮。响不虚应，亦云已兮。嫶妍太息，叹稚子兮。懰栗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岂约亲兮？既往不来，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宫，不复故庭兮。呜呼哀哉，想魂灵兮！
景帝诸王，多致意于文学，皆与武帝兄弟也，而河间献王尤崇儒术云。河间献王名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称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艺文志》以献王所对《上下三雍宫》三篇，列在儒家是也。《毛诗》出自赵人毛公，以授贯长卿，长卿父贯公，与毛公同为献王博士，实受《春秋左氏传》训故，其传自梁太傅贾谊云。
鲁恭王余，以孝景前三年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所谓壁中书也，孔氏古文由此行。
中山靖王胜，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惩吴楚七国行事，欲侵削诸侯。建元三年，胜等入朝，闻乐而泣。问其故，胜为对词甚美，《汉书》载之。又《西京杂记》：“鲁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为器，意甚玩之。中山王为赋……恭王大悦，顾盼而笑，赐骏马二匹。”
长沙定王发，孝景前二年立。《艺文志》有长沙王群臣赋三篇。
广川惠王越，孝景中二年立。《艺文志》有惠王越赋五篇。
第二节 经术派
武帝即位，文景时博士，多有存者，又特征申公于朝。其时窦太后尚存，莫能用也。至于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而辕固、韩婴皆在京师，已具齐、韩、鲁之诗。时河间献王又好毛氏，则四家诗之说，于是备矣。后世治《诗》者惟传毛氏。其余三家诗，清世颇有次集之者。独韩太傅婴《外传》，至于今未阙。考其文议，一何醇乎！于是《易》有数家之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得《逸书》十余篇，因以起其家，盖司马迁、倪宽尝从而问焉。董仲舒、公孙弘皆治《公羊春秋》，最有显名。《穀梁》虽有江公传之，然义不如董生。《礼》则孝文时有徐生善为颂，至是其弟子皆为礼官。他因经术传业造论者，不可胜纪。
《儒林传》曰：“公孙弘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白丞相、御史言：‘制曰……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谕下。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它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呜呼！此岂利禄之路然哉？要之察用经术之士，自武帝始矣。
董仲舒在景帝时已为博士。元光元年，以贤良对策，天子异焉。至于三册之，以为江都相，复相胶西王。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颂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今所传《春秋繁露》即是），十余万言。盖博士派至仲舒，而其言始纯于儒术。《汉志》春秋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隋志》有《汉胶西相董仲舒集》一卷。当时公孙弘与仲舒同学，而倪宽亦从博士受《尚书》，并有文采云。
士不遇赋 董仲舒
呜呼嗟乎！遐哉邈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悠悠偕时，岂能觉矣？心之忧欤，不期禄矣。皇皇匪宁，只增辱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不出户庭，庶无过矣。重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辩诈而期通兮，贞士耿介而自束。虽曰省于吾身兮，繇怀进退之维谷。彼实繁之有徒兮，指其白而为黑。目信嫮而视眇兮，口信辩而言讷。鬼神不能正人事之变戾兮，圣贤亦不能开愚夫之违惑。出门则不可以偕往兮，藏器又蚩其不容。退洗心而内讼兮，亦未知其所从。观上古之清浊兮，廉士亦茕茕而靡归。殷汤有卞随与务光兮，周武有伯夷与叔齐。卞随、务光遁迹于深渊兮，伯夷、叔齐登山而采薇。使彼圣人其繇周遑兮，矧举世而同迷。若伍员与屈原兮，固亦无所复顾。亦不能同彼数子兮，将远游而终慕。于吾侪之云远兮，疑荒涂而难践。惮君子之于行兮，诫三日而不饭。嗟天下之偕违兮，怅无与之偕返。孰若返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纷既迫而后动兮，岂云禀性之惟褊。昭同人而大有兮，明谦光而务展。遵幽昧于默足兮，岂舒采而蕲显？苟肝胆之可同兮，奚须发之足辨也？
王十朋曰：“汉贾谊伤于激切，司马迁过于驰骋，相如淫于靡丽，班氏父子极于广侈，扬子云恣于僭妄，王子渊涉于浮夸，东方朔入于诙谐，蔡邕流为萎藂，所取者惟董仲舒之发明王道耳。”
第三节 历史派
《汉志》录史书，附于《春秋》。《春秋》，史之祖也。然推史之职掌，固渊源于道家。老子，周室之守藏史也，故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亦其职掌然矣。自孔子修《春秋》，而后以大义为褒贬，谓黄帝、颛顼之事，传说不经，则录书自唐、虞以下，老氏之徒，固不善斯旨。（庄子称老子听孔子说《春秋》，盖当时老子未以孔子之法为是也。）汉兴，陆贾作《楚汉春秋》，其是非大抵本于儒者。（如《汉志》《高祖传》《孝文传》皆列儒家。）及司马谈为太史公，推念先世为周室太史，则复宗道家。观谈所论六家旨要，信矣。迁承其业，自称继《春秋》发愤，然卒始于黄帝，以寓其微志。迁虽缪于孔氏之法，原夫史之出自道家，亦无讥焉尔。是以其议论，往往与春秋儒者之术抵牾，要之能远绍史官之所掌。班固之徒，纷然起而议之，岂非不知类哉？古之为史者，或以断代为书，记一时之事。迁贯穿经术，驰骋古今，上下数千年间，文约而义丰，可谓博雅矣。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谓之实录。故后世言史者，必祖司马迁云。
先是，司马谈为太史公。迁之为太史，缵其父业也。其《自序》至有文采，今节录之。迁《自序》曰：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阸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发愤且卒。而子迁适反，见父于河雒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女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称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大王、王季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柜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记。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迁之述此，盖谓其著书以继《春秋》也。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共百三十篇。迁后以李陵事被刑，后复为中书令，其《报任少卿书》有曰：
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惟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观此则迁终身之志，惟在《史记》一书矣。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至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汉志》《史记》百三十篇，又司马迁赋八篇。
《史通》曰：“《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事迹错糅，前后乖舛，至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鲁史旧名，目之曰《史记》。自是汉世史官所续，皆以‘史记’为名。迄乎东京，著书犹称《汉记》。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惟无表而已。其后元魏济阴王晖业，又著《科录》二百七十卷，其断限亦起自上古，而终于宋年。其编次多依仿《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为一科，故以‘科录’为号。皇家显庆中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纪、传群分，皆以类相从，各附于本国。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也。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规新录。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遽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
吕祖谦曰：“太史公之书法，岂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说乎？其指意之深远，寄兴之悠长，微而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乎此，而起意在彼，若有鱼龙之变化，不可得而踪迹者矣。”
茅坤曰：“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若此者何哉？盖具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非区区句字之激射也。”又曰：“屈、宋以来，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而蕴藉百家，包括万代者，司马子长之文也。”
李涂曰：“子长文字一二百言作一句下，更点不断。惟长句中转得意出，所以为好。文字若只说得一句，事则见矣。”
王维桢曰：“史迁之文，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续颠，或繁条而约言，或一传而数事，或从中变，或自旁人，意到笔随，思余语止，若此类不可毛举，竟不得其要领。”又曰：“《史记》文体议论叙事，各不相淆。然有不可歧而别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孙弘、郑庄等《传》，及《儒林传》等序，此皆既述其事，又发其义。观词之辨者，以为议论可也；观实之具者，以为叙事可也。变化离合，不可名物，龙腾凤跃，不可缰锁。文至是，虽史迁不知其然，昔人刘勰论之详矣。条中有镕裁者，正谓此耳。夫金锡不和不成器，事词不会不成文，其致一也。”
第四节 词赋派
文人类病不通经术。然古之善词赋者，犹必以经术缘饰。司马相如尝从胡安受经，其晚年出《封禅书》。秦宓曰：“汉诸儒不识封禅之礼，惟相如发之矣。”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终军之徒，本词赋之材，或受业博士，或通经善论义理，并为武帝亲信，常在左右。要其文采闳丽，未若相如之绝伦也。故《汉书》以西蜀自相如游宦京师，而文章冠天下，此岂虚言哉！盖汉兴好楚声，如朱买臣等，多以能为楚辞进。相如独变其体，益为恢诡广博无涯涘。武帝读《大人赋》，而飘飘然有凌云之致。考其体制，信与当时作者异也。然至武帝时，则上下竞为词赋，滋多于前代矣。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名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上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虚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讽谏。奏之，天子大说，赋奏，天子以为郎。亡是公言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云梦所有甚众，侈靡多过其实。既，相如拜为孝文园令。上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赋》。相如既奏《大人赋》，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后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来求书，奏之。’”其遗札书言封禅事。所忠奏焉，天子异之。相如诸赋，文繁不可悉载。独载《哀二世赋》。其辞曰：
登陂陁之长坂兮，坌入曾宫之嵯峨。临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参差。岩岩深山之谾谾兮，通谷兮谽谺。汩淢噏习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广衍。观众树之蓊薆兮，览竹林之榛榛。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弥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呜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坟墓芜秽而不修兮，魂亡归而不食。敻邈绝而不齐兮，弥久远而愈。精罔阆而飞扬兮，拾九天而永逝。呜呼哀哉！
《汉书》：“赞曰：司马迁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讽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汉志》杂家有《荆轲论》五篇，为司马相如等所作。又有相如赋二十九篇。
《西京杂记》：“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又曰：“长安有庆虬之，亦善为赋，尝为《清思赋》。时人不之贵也，乃托以相如所作，遂大见重于世。相如将献赋，未知所为，梦一黄衣翁谓之曰：‘可为《大人赋》。’遂作《大人赋》言神仙之事，以献之，赐锦四匹。”
王楙《野客丛书》曰：“作文受谢，非起于晋、宋。观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别在长门宫。闻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文君取酒，相如因为文以悟主上，皇后复得幸。此风西汉已然。”
《荆轲论》，《文章缘起》作《荆轲赞》，以为相如作，是赞体之始。后班固《汉书》有赞，仿相如也。
严助，会稽吴人，严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举贤良封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繇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屡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惟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因留侍中，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汉志》儒家有《庄助》四篇，又《严助赋》三十五篇。
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悦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汉志》有朱买臣赋三篇。
吾丘寿王，字子赣，赵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诏，诏使从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迁侍中中郎。《汉志》儒家有吾丘寿王六篇，又有吾丘寿王赋十五篇。
终军字子云，济南人也。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至长安上书言事。武帝异其文，拜军为谒者给事中。从上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一角而五蹄；时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辄复合于木上。上异此二物，博谋群臣，军上对甚有文采。《汉志》儒家有终军八篇。
严葱奇者，或言严夫子子，或言族家子，严助昆弟也。从武帝行至茂陵，诏造赋。《汉志》有严葱奇赋十一篇。
第五节 纵横派
武帝虽好儒术，其后亦慕纵横之说。主父偃者，齐国临菑人也，学长短纵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齐诸子间，诸儒生相与排傧，不容于齐。家贫，假货无所得，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人见。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是时徐乐、严安亦俱上书言时务。书奏，上召见三人，谓曰：“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乃拜偃、乐、安皆为郎中。徐乐，燕郡无终人，严安，临菑人。又有胶仓亦以上书待诏，或作聊苍。《汉志》纵横家有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庄安（即严安）一篇，待诏金马聊苍三篇。
谏伐匈奴 主父偃
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今臣不敢隐忠避死以效愚计，愿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夫务战胜，穷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运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得其民不可调而守也，胜必弃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国，甘心匈奴，非完计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之不足，兵革之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琊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盖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边，闻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谏曰：“不可。夫匈奴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帝悔之，乃使刘敬往结和亲，然后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秦帝积众数十万人，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于，适足以结怨深仇，不足以偿天下之费。夫匈奴行盗侵驱，所以为业，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兽畜之，不比为人。夫不上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使边境之民，靡敝愁苦，将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权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愿陛下孰计之而加察焉。
第六节 滑稽派及小说
班固称武帝之世，滑稽则东方朔、枚皋。盖滑稽之徒，长于讽喻，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时有胜于正论大道者矣，故其人往往皆负卓越之才，含辞章之美。设小以观大，而足以动人之情焉。凡小说、志怪之流，皆滑稽派之旁支也。武帝之时，文学之盛极矣，于是变而益奇，万趣杂露，不可方物。虞初之书，虽不可见，然其奇丽，可推知矣。
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才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朔初来上书曰：“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书诗，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朔文辞不逊，高自称誉，上伟之，令待诏公车，久之得为常侍郎，稍见亲近。是时，朝廷多贤才，上复问朔：“方今公孙丞相、倪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先生自视何与比哉？”朔对曰：“臣观其臿齿牙，树颊胲，吐唇吻，擢项颐，结股脚，连脽尻，遗蛇其迹，行步偶旅。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者。”朔之进对澹辞皆此类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而朔尝至太中大夫，与枚皋、郭舍人倶在左右，诙啁而已。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其辞曰：
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释，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备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廪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所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辏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时异事异。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诗》云：‘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谓用于文、武，得信厥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学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鹡鸰，飞且鸣矣。《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诗》云：‘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纩充耳，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盖圣人之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则敏且广矣。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魁然无徒，廓然独居，上观许由，下察接舆，计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我哉？若夫燕之用乐毅，秦之任李斯，郦食其之下齐，说行如流，曲从如环，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国家安，是遇其时也，子又何怪之邪？语曰：‘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莛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繇是观之，譬犹鼩鼱之袭狗，孤豚之咋虎，至则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处士，虽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或于大道也。”
又设非有先生之论。朔之文辞，此二篇最善。其余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汉书》：“赞曰：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今后世多传闻者。而扬雄亦以为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蔑如也。然朔名过实者，以其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非夷、齐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易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儿童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汉志》杂家有东方朔二十篇。
武帝既征枚乘，道死。诏问乘子，无能为文者，后乃得其孽子皋。皋字少孺，乘在梁时取皋母为小妻。乘之东归也，皋母不肯随乘，乘怒，分皋数千钱，留与母居。年十七，上书梁共王，得召为郎。三年，为王使，与冗从争，见谗恶，遇罪，家室没入官，皋亡至长安。会赦，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人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使匈奴。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受诏所为，皆不从故事，重皇子也。初，卫皇后立，皋奏赋以戒终。皋为赋善于朔也。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故其赋有诋娸东方朔，又自诋娸。其文骫骳，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百二十篇（《汉志》所录即此），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
武帝既好滑稽无实之说，故当时小说大盛。《汉志》小说家，有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虞初，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师古曰：“《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又有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封禅方说》十八篇，皆在武帝时。而今所传东方朔《十洲记》及《神异经》，为志怪所祖，而《汉志》不载，岂刘向以为庸人所附，遂删削之与？
第七节 小学派
《汉书·艺文志》曰：“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
许慎《说文解字叙》曰：“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萧何草尉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大史，并课取者，以为尚书。史官或不正，辄举劾之。”
然汉兴小学，至武帝时益盛，今可证者三事：
（一）壁中古文 鲁恭王坏孔子宫所得，颇有异体。
（二）《凡将篇》 司马相如所作，其字颇有出于《仓颉篇》以外者，然无有复字。
（三）犍为文学尔雅注 《尔雅》为训诂所祖，《七录》武帝时有犍为文学注《尔雅》三卷，或以为郭舍人也。
陆德明《释文叙录》曰：“犍为郡文学，卒史臣舍人，汉武帝时待诏。阙中卷。”
朱彝尊《经义考》曰：“犍为舍人，注《尔雅》。贾氏《齐民要术》引有二条，其一‘斪斸谓之定’，注云：‘斪斸，鉏也，一名定。’其一‘菥蓂，大荠’，注云：‘荠有小，故言大荠。’而今本《尔雅》注疏俱无之。”
又曰：“按舍人待诏在汉武时，此释经之最古者。其书虽不传，间采于邢氏之疏，及陆氏《释文》。”
第八节 新声乐府
汉兴，乐好楚声。至武帝时，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而帝莫能用，始立乐府，集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于是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曰：“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盖自负作乐之事而称其祥征也。顾上林乐府，所施皆郑声，儒者或病之。虽然，亦文学上之巨变矣。
《李延年传》曰：“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女弟得幸于上，号李夫人。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
《外戚传》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为昌邑哀王。蚤卒，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帐帷，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按李延年歌及武帝此诗，盖即所谓新声变曲者也。《汉志》有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三篇，殆亦新声之流与？
《郊祀歌》十九章，即李延年、司马相如等所造。而有署名邹子乐者四篇，录一篇，以见其体：
天马（《汉书》：“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天马之歌》，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李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作《西极天马之歌》。”）
太一况（同贶），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俶傥，精权奇，籋浮云，晻上驰。体容与，迣万里，今安匹？龙为友。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经千里，循东道。
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
《渔洋诗话》曰：“乐府之名，其来尚矣。世谓始于汉武，非也。按《史记》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又令唐山夫人为《房中之歌》，《西京杂记》又谓戚夫人善歌《出塞》《入塞》《望归曲》，则乐府始于汉初。武帝时，增《天马》《赤蛟》《白麟》等十九章，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集五经之士，相与次第其声，通知其意，而乐府始盛。其云始武帝者，托始焉尔。”
第九节 诗歌
武帝既为新声，而当时始盛有五言、七言之体。先是，枚乘已作五言诗，然自来皆言五言始于苏、李，以《古诗十九首》中，有枚乘作者，特据《玉台新咏》耳。《十九首》果出苏、李前与否，未可知也。而七言及联句之体，并出于是时。今略论之。
（一）五言 《汉志》不录苏、李诗，隋始有汉骑都尉《李陵集》二卷。然河梁赠答，自古所传，任昉曰：“五言始自汉骑都尉李陵与苏武诗。”其来固已久矣。
与苏武诗 李陵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悢（音亮）悢不能辞。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
别诗 苏武
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昔者长相近，邈若胡与秦。惟念当乖离，恩情日以新。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我有一樽酒，欲以赠远人。愿子留斟酌，叙此平生亲。
元稹《杜甫墓志》曰：“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工为五言。虽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词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
秦少游云：“苏、李之诗，长于高妙。”
（二）七言 《东方朔传》已有所作七言，今不可见矣。惟武帝《柏梁诗》相传为七言及联句之始。
柏梁诗（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乃得上坐。）
日月星辰和四时（帝），骖驾驷马从梁来（梁孝武王）。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石庆）。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卫青），刀笔之吏臣执之（御史大夫倪宽）。撞钟伐鼓声中诗（太常周建德），宗室广大日益滋（宗正刘安国）。周卫交戟禁不时（卫尉路博德），总领从官柏梁台（光禄勋徐自为）。平理请谳决嫌疑（廷尉杜周），修饰舆马待驾来（太仆公孙贺）。郡国吏功差次之（大鸿胪壶充国），乘舆御物主治之（少府王温舒）。陈粟万石扬以箕（大司农张成），徼道宫下随讨治（执金吾中尉豹）。三辅盗贼天下危（左冯翊盛宣），盗阻南山为民灾（右扶风李成信）。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椒房率更领其材（詹事陈掌）。蛮夷朝贺常舍其（典属国），柱枅欂栌相枝持（大匠）。枇杷橘栗桃李梅（太官令），走狗逐兔张罘罳（上林令）。啮妃女唇甘如饴（郭舍人），迫窘诘屈几穷哉（东方朔）。
按《周颂》“学有缉熙于光明”，七言之属也。七言自《诗》《骚》外，《柏梁》以前，有《宁封》《皇娥》《白帝子》《击壤》《箕山》《大道》《狄水》《获麟》《南山》《采葛妇》《成人》《易水》诸歌，俱七言。或曰始于《击壤》，或曰已肇《南山》，或曰起自《垓下》。然“兮”“哉”类于助语，句体非全。惟《宁封》《皇娥》《白帝》诸歌及句践时《河梁歌》，略为具体，然悉见于后人之书，疑是模拟之作。故自汉魏六朝，下及唐宋以来，迭相师法者，实祖《柏梁》也。
又六言始董仲舒《琴歌》，亦在武帝时。任昉《文章缘起》以为大司农谷永作者，非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