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严实（附严忠济、严忠范）

严实（1182—1240），字武叔，金末泰安长清（今属山东）人。幼时警悟，略知诗书。成年后，志气豪放，喜交结，好施与，屡次因事入狱，被“侠少辈”拚死救出。

在金衰蒙兴的乱世，在蒙古、金、宋争夺山东的三角斗争中，严实显露了他的军事才能，而且表现出他善于随机应变的性格，从而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

1213年，蒙古军队攻掠山东后北归，金东平行台调民为兵，任他为百夫长。第二年，他击败灵岩张汝楫军的进攻，升任长清尉。1218年六月，权长清令。八月，宋军攻取益都，乘胜西进，严实外出督租，还时长清失陷，不久即被收复。金行台听信谮言，疑严实与宋人有谋，以兵围长清。严实携家避于青崖崮，宋于是授他为济南治中。严实乘机分兵四出略地，太行以东均受其节制。1220年三月，金河南军攻彰德（即相州，今河南安阳），宋守将单仲求救，益都张林逗留不行，严实往救不及，单仲被擒。经历此战后，严实知宋不足凭恃。八月初，金山东招抚高居实遣人招严实，严实未予理会。这年秋天，严实谒木华黎于军门，献出所部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三十万户。木华黎承制任他为山东西路行尚书省事。接着，他攻下曹州（今山东荷泽）、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单州（今山东单县）。但其留镇青崖的偏将李信，有罪惧诛，叛降于宋，杀害其兄与夫人杜氏。1221年，他收复青崖，擒诛李信；并进而攻占东平，与石硅分而据之。1222年，宋将彭义斌说青崖晁海叛，掠严实家人，又率军西下，与严实盘旋。1225年四月，彭义斌进围东平，严实久等蒙古孛里海军不至，遂与彭氏连和。彭严结拜为兄弟，共攻河北，但严实家眷被彭义斌留在东平。七月，彭义斌下真定，道西山，与孛里海等军对阵，严实乘机又与孛里海军配合，大败宋军，擒获彭氏；在此反复中，严实留在东平的家眷也全遭彭氏部将杀戮。不久，他又收复了先前丢失的州县。冬天，蒙古主将带孙攻取彰德，第二年攻取濮州、东平；1227年带孙、孛鲁攻取益都，收降李全。在蒙古加紧经略山东的过程中，严实都大力配合，立有功劳；同时劝阻带孙等在彰德、濮州等地屠城，使数万百姓免遭杀戮，并约束部将，毋敢妄行杀掠。从此，严实成为蒙古治下集军民财权于一身的大的汉人世侯之一，“有全魏，有十分齐之三，鲁之九”1。在1229年蒙古建汉军三万户以后，他作为一个千户隶于史天泽万户麾下。

1230年四月，严实朝见窝阔台大汗。窝阔台赐宴终日，赐金虎符，称他为“真福人也”。当时耶律楚材已向大汗条陈十八件事，建议遏止世侯势力，州县官吏必须奉汗命才可以征发科差，并定下诸路课税。但不久，近臣别迭等主张将中原变为牧场，楚材力言不可。这年十一月，蒙古置十路征收课税使，以张瑜、王锐使东平。严实对楚材此举颇为不满，但后来听从幕僚宋子贞的劝告，支持了这项财权上的变动，基本上交出了征收赋税的权力，使境内人户的赋税负担得以减轻。

1元好问：《东平行台元公神道碑》，《遗山先生文集》卷二六。

1232年正月三峰山战役后，蒙古增置汉军四万户，授严实为东平路行军万户，下属八个千户。增置汉军四万户是为了加速灭金，东平军队也参加了围攻归德等战斗，但未立大功；同时，严实则可能因年老而在灭金战争中事迹不显。

在灭金以后，1236年窝阔台命怯烈台率领一支探马赤军镇守东平。同年，蒙古在中原完成户籍的括编，在此基础上制订赋税定额，施行划境之制。当时投下势力与邻近世侯都企图乘机侵占严实地域，因其部属王玉汝、齐荣显等力争而得以保住二十余城。1237年九月，窝阔台诏令严实不再参与征伐。1238年，蒙古勋贵企图在东平“裂土析民”，也因王玉汝在窝阔台面前力争而得以避免。

严实及其后继者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力图维持封建统治。为此，他“辟田野，完保聚”，“以劝耕稼，以丰委积”，1236年以后进一步“贷逋赋以宽流亡，假闲田以业单贫”1。也为此，他开设幕府，延纳流落在各地的士大夫。“东平严公喜接寒素，士有不远千里来见者”2。在东平严氏幕府中，著名的人物有张特立、康晔、刘肃、宋子贞、商挺、王磐、李旭、徐世隆等，他们后来多半成为忽必烈时代的名臣。一代名士元好问也常去东平，与严氏父子及其幕僚交往频繁。在蒙古灭金以后，严实还率先开办东平府学，兴学养士，以元好问、王磐、康晔等为师，受业者多至数百人，其中孟祺、阎复、李谦、徐琰（此四人号称“四杰”）、夹谷之奇、李之绍、申屠致远和曹伯启等后来也成为大儒名臣。东平当时也是保存和恢复儒家礼乐的中心。

1240年，严实病卒，其子严忠济袭职。中统二年（1261），追封为鲁国公，谥开惠。子七人，名忠贞、忠济、忠嗣、忠范、忠杰、忠裕、忠祜。严忠济袭东平路行军万户、管民长官后，“开府布政，一法其父。养老尊贤，治为诸道第一。领兵略地淮、汉，偏裨部曲，戮力用命”（《元史·严实传》）。他起初统领十七千户，1255年奉命在山东括编新军二万余，其弟忠嗣、忠范为万户。1259年，从忽必烈征宋建功。1260年五月，忽必烈听取姚枢“建监司以治诸侯”的建议，立十路宣抚司，即以姚枢为东平路宣抚使。当时。“诸侯惟严忠济为强横难制”，姚枢到东平路后“置劝农、检察二人以监之”1。这年六月，即诏严忠济等发精兵一万五千人赴开平。1261年五月，“诏罢东平路管民总管，兼行军万户严忠济，仍敕式戒诸路官寮无是效焉”2。六月，以严忠范接任此职。在平定李璮之变时，严忠范从征立功，并与史天泽一起在军前擅杀李璮。接着，忽必烈削夺世侯权力，严忠嗣于1263年罢官家居。1265年二月，严忠范被调至中枢，任兵刑部尚书。这年闰五月，以平章政事廉希宪行省事于东平、济南、益都、淄莱等路，严氏在东平一带的地方的实权终于全被削夺。到了年底，严忠范的尚书一职也被免去。

1元好问：《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铭》，《遗山先生文集》卷二六。2苏天爵：《曹文贞公祠堂碑铭（有序）》，《滋溪文稿》卷十。

1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

2王恽：《中堂事记》中，《秋涧集》卷八一。

第二节　董俊（附董文炳、董文用、董文忠）

董俊董俊（1186—1233），字用章，金真定藁城（今属河北）人。少年时种田，成年后浏览书史，擅长骑射。蒙古代金后，河北大乱，藁城令立靶募兵，董俊挽强弓一发中的，受募领兵。1215年，木华黎帅兵南下，他率军投降，此后成为一位著名的世侯。

1219年，董俊升任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县）事，佩金虎符。他与金真定守将武仙对峙，在曲阳大败武仙。1220年八月，武仙穷蹙而降。木华黎授董俊龙虎上将军、行元帅府事，驻藁城，不久升左副元帅，其部众号为匡国军。他曾对木华黎进言：“武仙黠不可测，请加以防备。”1225年二月，武仙果然杀史天倪反叛蒙古，再投金朝。一时间，藁城近旁州县大多改变旗帜，董俊“险夷一节”1，孤军坚守，后更拥护史天泽为主帅攻克真定，帮助史天泽稳定了河北局势。1232年，他参与围攻汴京之役。1233年，金帝逃奔归德，他又追击围攻，死于战阵。

董俊去世时，已为蒙古立下汗马功劳。临阵作战，他总是身先士卒，勇气慑众；且器度弘远，善战而不妄杀，南下伐金时，收归为奴者，都纵放为民。作为汉人世侯，他不是势大权重者，但以忠孝著称当世。攻克汴京时，他将儒士侍其轴延归藁城，教授诸子。他曾说：“射，百日事耳；《诗》、《书》，非积学不通。”（《元史·董俊传》）子有九人：文炳、文蔚、文用、文直、文毅、文振、文进、文忠、文义。文炳、文用与文忠，事功亦显。董文炳董文炳（1217—1278），字彦明，董俊的长子。十六岁时丧父，少年老成。1235年，以父荫任藁城令，虽年纪尚轻，但明于听断，以恩济威，为属下折服。当时正值括编户籍，凡敢隐实者诛，籍没其家，他竟使民聚口而居，减少户数，减轻了赋役负担。不久，因抵制府官索求无厌，弃官而去。

1253年秋，董文炳率部下四十六人赶赴大理从征，备尝艰辛，受到忽必烈的表彰。从此追随忽必烈，“有任使皆称旨，由是日亲贵用事”（《元史·董文炳传》）。1259年，随忽必烈中路军伐宋，他率弟文用、文忠及敢死士兵在阳逻堡抢渡长江。1260年，忽必烈即位，他受命宣慰燕南诸道，第二年擢任山东东路宣抚使。忽必烈组建侍卫亲军，他被任命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佩金虎符。1262年，参与平定李璮之乱，围困济南时招得李璮爱将田都统缒城投降；接着任山东东路经略，率亲军靖平山东乱局。后来，忽必烈剥夺世侯权力，唯董氏不予触动。

至元三年（1266），董文炳代史氏两万户为邓州光化行军万户、河南等路统军副使，奏准始颁将校俸钱。七年，改任山东路统军副使。九年，迁枢密院判官，行院事于淮西，筑正阳两城（今安徽颍上东南、霍丘东北），夹淮相望，作捣宋腹心之势。十年，拜参知政事。这年，元军大举伐宋，他先在正阳挡住宋将夏贵的猛攻，九月自正阳南下安庆（治今安徽潜山）。十一1李冶：《董俊神道碑》，《畿辅通志》卷一七一。

年正月，他与伯颜在安庆会师，迫使宋守将范文虎归降，又随大军顺江而下，攻克当涂、采石。在十二年（1275）三月打下建康（今江苏南京）后，他进驻镇江。在镇江战役中，他又大败张世杰、孙虎臣的水军，获战船七百艘，宋军力从此穷蹙。

这年十月，元军分三路进趋临安（今浙江杭州），董文炳居于左路。他下江阴（今属江苏），招张暄，顺江出海，进取澉浦，第二年（1276）正月已占有盐官（今属浙江）。这时伯颜中军已抵临安城北，张世杰企图使宋帝逃往海上，但董文炳军绕出临安城南，堵住了宋帝的入海之路。不久，宋帝赵遣使上表投降。二月，董文炳等人进入临安城，“罢宋官府，散其诸军，封库藏，收礼乐器及诸图籍，取皇帝诸玺符上之丞相”1。三月，伯颜班师，诏令董文炳留守治事，他使李璮将宋史及注记五千余册北送国史院。伯颜奏称，平宋时，怀徕安集之功，董文炳居多。七月，以董文炳为中书左丞。这时，他与阿剌罕经略浙、闽，并恪遵敕令，“所过禁士马无敢履田麦”2，一路攻取台州、温州、漳州、泉州、建宁、邵武等地。泉州蒲寿庚降，他以蒲氏素主市舶，宜重其事权，解所佩金虎符相予。此事虽有专擅之罪，但事后忽必烈不仅免予追究，而且再赐他金虎符。

十四年，忽必烈在上都召见董文炳，派他到大都视事，“中书省、枢密院事无大小，咨即而行”3。董文炳留其子士选在上都宿卫，本人即赴大都，但不到中书省办公，唯以平素威望抑制阿合马的专权用事。他说：“主上所托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细。且吾少徇则济奸，不徇则致谗，谗行则身危，而深失付托本意。吾是以预其大政，而略其细务也。”4十五年夏，董文炳已有病，但仍加任佥书枢密院事。不久他病笃而卒。后赠平章政事，谥忠献。子士元、士选，均有事功。

董文用董文用（1224—1297），字彦材，董俊第二子。十岁时父死，由长兄文炳教育成人。藁城为庄圣太后唆鲁禾帖尼汤沐邑，1250年董文用谒见太后于和林，后入忽必烈藩邸主管文书，“讲说帐中，常见许重”（《元史·董文用传》）。

1253年，董文用与其弟文忠从忽必烈征大理。1257年，受命授皇子读经，并召遗老窦默、姚枢、李俊民、李治、魏璠等于四方。1259年随忽必烈伐宋有功。

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董文用历任左右司郎中、兵部郎中与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他主持开挖唐来、汉延、秦家等渠，垦辟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大片水田，招徕四五万户，授田种，颁农具。当时宗王只必铁木儿属下在地方上需索无算，凌暴官府，他不畏权贵，加以遏止。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设立司农司，董文用受命为山东东西道巡行劝农使，他走遍山东各地劝农，“五年之间，政绩为天下劝农使之最”（《元史·董文用传》）。十二年（1275），丞相安童奏任他为工部侍郎，以代阿1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元文类》卷七○。

2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元文类》卷七○。

3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元文类》卷七○。

合马私人纥石里。安童遭谗被派往西北边境，他也受到诬陷，但忽必烈不予理问。十三年，出任为卫辉路总管，佩金虎符。适逢灭宋后所得图籍、金玉、财帛等北运繁忙，他会集旁郡立驿置法，使运事不废，又不伤民力。十六年，免官归乡，闲居读书赋诗。

至元十九年（1282）阿合马被杀后，朝廷选用旧臣，董文用受召为兵部尚书，从此与闻大事。依照他的建议，整顿了按察司机构。转任礼部尚书，迁任翰林、集贤二院学士，知秘书监。当时中书右丞卢世荣专权，以聚敛为功，无人敢言。董文用当面责问：“牧羊者，岁尝两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献之，则主者因悦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无以避寒热，即死且尽，毛又可得哉！民财亦有限，取之以时，犹惧其伤残也。今尽刻剥无遗，犹有百姓乎！”（《元史·董文用传》）卢世荣竟不能对。

二十二年（1285），他受命出任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在杭州推迟修建佛塔以纾民困。第二年，他为保养民力，谏止用兵日本。二十五年，改任御史中丞，举用贤能之士胡祗遹、王恽、雷膺、荆幼纪、许楫、孔从道等十余人为按察使，徐琰、魏初为行台中丞。当时桑哥专权，他独不阿附，且向忽必烈具奏桑哥奸状。后又迁任大司农、翰林学士承旨。二十七年，受命为皇孙授经。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去世时，亲信的汉人旧臣，惟有董文用尚存。成宗铁穆耳即位后，常召他入帐中问事，升为资德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

大德元年（1297），董文用卒，后封赵国公，谥忠穆。

董文忠董文忠（1230—1281），字彦诚，董俊第八子。1252年，他入侍忽必烈潜邸，次年从征云南。1259年，从忽必烈伐宋，渡长江，围鄂州。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置符宝局，董文忠受命为郎，自此随事献纳，备受亲信。忽必烈称他为董八而不呼其名。

至元二年（1265），安童为中书右丞相，言事忤旨，董文忠代为解释而得到允可。八年，侍讲学士徒单公履欲奏行科举，忽必烈召人廷议，董文忠称诗赋无益于治国，科举乃亡国余习，阻止此事。十一年（1274）伐宋，民困供馈，他奏免常岁横征。后又请罢官卖农具之税。有诏盗者杀无赦，他奏请当分罪之轻重，不可一概处死。忽必烈怒杀罪犯，他又敢奏请覆实辩诬平刑。阿合马柄政，大立亲党，他奏请召还廉希宪为相。十六年，更奏请军国之事先启真金太子而后奏闻，使太子负责视事。礼部尚书谢昌元请立门下省，廷臣奏以董文忠为侍中，阿合马称不可使“盗诈之臣”居其间，意指文忠，文忠忿加辩斥，“且攻其害国之奸”（《元史·董文忠传》）。

至元十八年（1281），升典瑞局为监、郎为卿，仍以董文忠任其职，并佥书枢密院事。“留居大都，凡宫苑、城门、直舍、徼道、环卫、营屯、禁兵、太府、少府、军器、尚乘诸监，皆领焉”（《元史·董文忠传》）。原隶中书省的兵马司也改由董文忠掌管，阿合马屡请夺还，不能得逞。忽必烈对他极为信任，曾对皇太子说：“竭诚许国，能于大事多所建明者，惟董文忠为然。”1此年冬十月病卒，后封寿国公，谥忠贞。

1《枢密董文献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四。

第三节　张柔

张柔（1190—1268），字德刚，金末元初易州定兴（今河北徐水北）人，世代务农。“少倜傥不羁，读书略通大义，工骑射，尚气节，喜游侠”（《元史·张柔传》）。1211年蒙古代金后，特别是1214年五月金帝自中都（今北京）南迁汴京（今河南开封）后，河北在战乱中盗寇蜂起，张柔聚族党数千家，结集在西山东流寨，选壮士进行自卫，从此形成一股远近闻名的地方势力。

金朝为了抵御蒙古，竭力笼络河北地方武装。金中都经略使苗道润先授张柔为定兴令，后升他为清州防御使，后又遥领永定军节度使，又兼雄州管内观察使，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1218年六月，苗道润为贾瑀所杀，张柔檄召苗氏部曲于易州军市川集会，决意复仇，得到拥戴。金廷闻知，即任张柔为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本路经略使，行元帅事。

正当张柔集绪军队讨伐贾瑀时，蒙古大军已进入紫荆关。八月，张柔率军迎战于狼牙岭，马蹶被执，遂以众降，仍受任旧职。接着，张柔作为蒙古的部将，攻下易州（今河北易县）、安州（今河北安新西南）、保州（今河北保定）、雄州（今河北雄县）。贾瑀盘踞孔山抵抗，因往山下汲水之道被切断，终于投降，张柔遂剖贾瑀之心以祭苗道润。

这年冬天，张柔徙治满城。金真定帅武仙会兵数万来攻，张柔大军不在，帐下仅数百人，竟以老弱妇女登城虚张声势，亲率壮士出敌后大破攻城金军，并乘胜攻克完州（今河北完县）。第二年（1219）春天，张柔进而攻拔祁州（今河北安国）、曲阳和定州（今河北定县）。攻打定州时，张柔与武仙之将葛铁枪战于新乐（今河北新乐东北）。他临阵颔中流矢，击落二齿，仍拔矢而奋战获胜。武仙遣藁城令刘成进攻，张柔生擒刘成而后释放。武仙又会兵攻满城，张柔亲自登城拒战，再中流矢，但仍带伤击败攻城敌军。到这年八月，张柔再次大举进攻，控制了深冀以北、真定以东三十余城以及许多山寨，于是“威名震河朔”1。在满城，张柔“定列数条，劝民修治耒耜，树艺桑麻”2，恢复了这里的农业生产，将这里建成自己的可靠地盘。在他的治下，数千驱口被释为良民。

正是凭借了史天倪和张柔在河北的军力和地盘，木华黎才在1220年经略河北西路时，迫使金真定守将武仙宣布投降。武仙投降以后，木华黎以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武仙为副。此后张柔当仍返驻满城，在1221年曾出兵攻克中都南面的固安和信安（今河北霸县东）。在以后木华黎继续经略山东与陕西的军事行动中，张柔似未在军前效力。《元史》本传称他“加荣禄大夫、河北东西等路都元帅”，似未必有据，不见于其他载录。但传文称燕帅孱赤台与张柔不和，陷害张柔，使中都行台“幽之土室”，险遭杀害，可知他一度颇不得志，甚至处境危险。

1225年二月，真定武仙杀史天倪反叛，史天泽求援，张柔才出兵战败武仙。以后他又分遣部将攻略彰德（即相州，治今河南安阳）以及大名府路、山东西路一些地方，这些军事行动都是在带孙和孛鲁的统率下进行的。蒙古在这年十二月授他为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1226年，他出兵从孛鲁攻1王鹗：《张柔墓志》，《元朝名臣事略》卷六《万户张忠武王》引。

2王磐：《张柔神道碑》，《畿辅通志》卷一六八。

益都，迫使李全投降。

1227年春，张柔以满城地窄，不能容众，移镇保州。保州在战乱中已荒废十几年，“柔为之画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入城，疏通沟渠以泻卑湿，通商惠工，遂致殷富；迁庙学于城东南，增其旧制”（《元史·张柔传》）。使保州重建成燕南一大都会。他自己也成为燕南的著名汉人世侯，领治城镇三十有余、军队数万、民户十万。在治理地方时，他信用儒士毛居节、贾辅等人，颇获实绩。

1232年张柔参加伐金，升任汉军万户。张柔对部众说：“吾用兵，杀人多矣，宁无冤者。自今以往，非与敌战，誓不杀也。”围攻汴京，张柔军在城西北，金兵屡出接战，他横戈单骑陷阵，所向披靡。当金帝渡河企图进围卫州时，张柔等在沤麻冈（长垣西北）击败金兵，迫使金帝返回黄河以南。1233年正月，金帝奔归德（今河南商丘），崔立以汴京降，张柔入城，于金帛一无所取，唯独进入史馆，取走《金实录》并秘府图书，并访求耆德及燕赵故族十余人卫送北归。接着，他参与进攻归德，金帝又奔蔡州（今河南汝南）。攻破蔡州城时他的军队率先攻入。在蔡州，他俘获状元王鹗，即解其缚，待以宾礼。亡金士大夫投奔到他门下的也有一批。后来，王鹗以及郝经、乐夔、敬铉等士子成为张柔幕府中的著名人物。王鹗教授张柔儿子读书达九年之久。一代名士元好问也与张柔有密切交往。

金亡后，张柔入朝，窝阔台大汗表彰了他的战功1，授以金虎符。1235年春，蒙古大举伐宋，兵分中、东、西三路南下。这年十月，窝阔台第三子阔出（又作曲出）所领中路军攻下枣阳时，张柔夺外城并绕出敌后立功。接着，他从太赤攻徐州与邳州（治今江苏邳县南）立功。1237至1238年间，他参加了曹武（在今湖北京山东）之役、光州（今河南潢川）之役、黄州、（今湖北黄冈）之役与滁州（今安徽滁县）之役，均有战绩。攻拔滁州时，飞石中其鼻，张柔裹疮复战，率精锐先登。这时张柔主力军实际上是按照蒙古大军东略淮南的行动而转移到了东路。与此同时，他的部将何伯祥率军在德安（今湖北安陆）、郢州（今湖北钟祥）、复州（今湖北天门）以及沿江上下作战。但是这时蒙古代宋之举目标有限，只是摧毁宋的地方行政机构，掠夺居民和财物，主要是一种惩罚性的军事行动，有的地方攻占以后又被宋军夺了回去。

1239年，张柔奉命以本官节制河南诸翼兵马征行事，河南三十余城均属他管辖。在此后近二十年间，他为蒙古守卫河南南部与安徽西北部的防线，并不时出击威胁宋军。1240年，诏令张柔等八万户伐宋，攻占寿州（今安徽凤台）。1241年，保州升为顺天府，但张柔率军驻于杞县（今河南杞县之南）。1240至1242年间，张柔不止一次从淮河中游渡河进略安丰（今安徽寿春）、和州（今安徽和县）、滁州、扬州等地，迫使南宋竭力加强战略要地安丰的守备。1244年，宋军收复寿州，但第二年，又被察罕与张柔的军队夺回。攻下寿州后，张柔欲留兵守城，察罕不从。在泗州（在今江苏盱眙隔淮河之北）战胜宋军后，其部下夹谷显祖得罪反诬，张柔一度被执留北方，但得到大臣们的辩白保护而度过危难。此后，张柔仍驻杞县，不断进扰淮西与淮东一些州县，对南宋的东线构成威胁。

1史文有载张柔此时升军民万户，但时间上或有差误，参见黄时鉴：《关于汉军万户设置的若干问题》，《元史论丛》第2辑。

1251年，蒙哥即汗位后，张柔仍为军民万户。1254年，他奉命移镇亳州（今安徽亳县）。亳州四面皆水，他在这里“葺民居，建府第，城壁悉甃以甓，又为桥梁，以通归德，人民坌集，商旅舟车往来，如承平时”1。他还在这里修复孔子庙，设学授徒。

1259年，蒙古大举伐宋，张柔列于中军，从忽必烈渡江，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这年十一月，忽必烈得知蒙哥死讯后北还，命他总领蒙古汉军，在白鹿矶建城以为久驻之计，并遣将掠地千里，南至潭州（今湖南长沙）。在这次伐宋战事中，他的部将张果、王仲仁列于西路军，随蒙哥征蜀；王安国、胡进、田伯荣、宋演，从宗王塔察儿攻荆山。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张柔奉诏班师。张柔至上都朝贺时，正值廷议削汉人世侯之权，诸世侯请他出面阻拦，但他上言表示，对于世侯，“请选老成之人监之便”1，遂有十路宣抚使的设立。阿里不哥争位，忽必烈北征，诏张柔入卫，至于庐朐河（今蒙古克鲁伦河）上，后分其兵三千五百守卫京师，以其子弘庆为质。1261年，张柔以《金实录》献于朝廷，并请致仕，诏封他为安肃公，命其第八子张弘略袭职。但1262年忽必烈讨伐李璮之变时，仍召张柔与弘略率军出征。李璮求救于宋将夏贵，夏贵从蕲州（今湖北蕲春）北上，渡过淮河中游，推进到亳州、徐州、邳州一带，张弘略率军将他击退。参与李璮之变的王文统被忽必烈处死，张柔是竭力支持的。李璮在济南被捕杀，张柔也参与其事。李璮之变平定后，忽必烈追问当时与李璮通信者，发现唯独张弘略的书信都以忠义相劝。忽必烈削世侯权时，张弘略被解除军职，但仍领兵宿卫京师。

至元三年（1266），加张柔荣禄大夫，判行工部事，主持大都的城建，张弘略也佐其父为筑宫城总管。四年，张柔进封蔡国公，第二年去世。在元初汉人勋臣中，张柔与史天泽一样，都被称为“拔都”（英雄）。据载，后来忽必烈曾说：“史徒以筹议，不如张氏百战之立功也。”2后赠太师，谥武康。延祐五年（1318），加封汝南王，谥忠武。

张柔有子十一人，除上面提到的张弘略外，张弘范事功最显，另有传。

1王鹗：《张柔墓志》，《元朝名臣事略》卷六《万户张忠武王》引。

1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五一《张柔传》。

2虞集：《淮阳献武王庙堂之碑》，《道园学古录》卷十四。

第四节　史天泽

史天泽（1202—1275），字润甫，燕京永清（今属河北）人。其曾祖史伦，因筑室发土得金而有财，逢金季乱世，建家塾，招学者，纳豪士，济艰困，以侠义著称，在河北诸郡组织清乐社四十余个，每社近千人，成为地方上一大豪强。其祖父史成硅、父亲史秉直，均继承家业家风。1213年木华黎征伐河北、山东时，史秉直率数千人到涿州（今河北涿县）降附。木华黎命史秉直管领降人家属，驻屯在霸州（今河北霸县），任其长子史天倪为千户，三子史天泽为帐前总领。史秉直又招附十余万家，迁于北方；1214年，从木华黎攻北京（今辽宁宁城西北），克之，授北京“行尚书六部事”（按：即管领政务的官员），此后遂移家于北京1。史天倪在清乐社成员中选壮勇万人为义兵，号清乐军，以从兄史天祥为先锋。在木华黎麾下，史氏一家屡建战功。

1220年，木华黎在占有河东多数地方后折而经略河北西路，金真定经略使武仙归降。木华黎以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武仙副之。史天倪劝木华黎禁止剽掠，致使河北金将士归降者增多。1221至1224年间，史天倪转战于河北、山东与山西各地。1225年，武仙的党羽据西山腰水、铁壁二寨叛，史天倪将叛军剿杀。武仙谋作乱，设宴邀天倪而杀之。事变发生时，史天泽正护送母亲北归。府僚追到燕京告变，史天泽即南还，行抵满城，招集到许多士马。孛鲁得到事变消息后，命史天泽袭兄职为都元帅，并派笑乃䚟将蒙古军三千赴援。

史天泽与笑乃䚟合势进攻卢奴。武仙骁将葛铁枪拥众万人拒战，史天泽奋战败之，生擒葛铁枪。接着，史天泽连下中山（今河北定县）、无极（今河北无极）、赵州（即沃州，治今河北赵县）等地，并于当年六月收复真定。不久，宋大名总管彭义斌与武仙联合，谋取真定，仍未成功；史天泽且斩杀彭义斌，勇名大振。彭义斌亡，南宋从此尽失河朔。数月后，武仙潜结内应，夜里斩关入城，史天泽东奔藁城求得董俊援兵，且笑乃䚟军也赶到，旋即收复。笑乃䚟欲杀叛人，史天泽说：“他们都是被胁迫而为，并无该杀之罪。”在他的劝说之下全予释放。接着史天泽攻克武仙盘踞的西山抱犊等寨，武仙遁去。史军南下，进克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卫州（治今河南汲县）。史天泽以真定为中心，任用原金朝治下的儒士和官员，缮城壁，修武备，招集流散，存恤穷困，几年之间，颇有治绩。他在这里成为一大汉人世侯。

1229年，窝阔台即大汗位，朝议设立三大元帅分统汉军，遂立三万户，任史天泽为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1230年冬，武仙复屯兵于卫州，史天泽围而攻之，金将完颜合达率十万军来援，仍无济于事，武仙逃逸，卫州收复。而后，天泽受命在东线削弱金的防守力量。1232年春，窝阔台由白坡渡河，诏史天泽出兵河南相会，兵至，三峰山之战已获大捷，遂奉命略地汴京以东，招降睢州（今睢县）、泰康（今太康）、柘城、瓦岗等地。1233年正月，金帝自汴京出奔，先渡河而北至黄龙岗，令完颜白撒西袭新乡、卫州，史天泽率轻骑进援获胜。金帝乘船东下，进入归德（今商丘）。撒吉思不花不听史天泽劝告，在睢阳背水而营，全军覆没。金帝再逃入蔡州（今汝南），蒙古各路军队会集进攻，史天泽在北路结筏潜渡汝水血战立功。1《史秉直神道碑》，《乾隆永清县志》所收《永清文献》。

蔡州城破，金帝自缢而死。

金亡后，史天泽回到真定。当时，赋税苛重，尤其是为了交纳赋税，借贷西域商人的债银，一年以本加倍算利，以后每年连息加倍计算，称为“羊羔利”。史天泽奏请官偿一本息而止，得到中书令耶律楚材的支持，且普遍推行。1238至1239年间，真定一带遇到蝗灾，百姓又借债贡赋，积至银一万三千余锭，史天泽倾其家资，其属下官吏也争相效法，代偿债银。他又奏请以中户为军户，上下户为民户，按贫富定赋额，获准后布告诸路，为定制。真定达鲁花赤忙哥撒儿率领的数万蒙古军散处各地蹂躏庄稼，史天泽也奏准使蒙古军徙居岭北，保护了农耕生产。

灭金以后，史天泽继续参加蒙古代宋的战事。1235年，从皇子曲出攻枣阳（今属湖北枣阳），他先登力战而克。继攻襄阳（今湖北襄樊），他驱二舟勇士直捣峭石滩，破宋守军犄角之势。1237年冬，他从宗王口温不花围攻光州（今河南潢川），连破其外城、子城；再攻复州（今湖北天门），请督四十勇士攻破宋舟三千连成的“栅”，敌惧而降。又攻寿春（今安徽寿县），史天泽独当一面，击败夜出斫营的宋兵，乘势连下滁州（今安徽滁县）、盱眙（今属盱眙）和宝应（今属江苏）等淮东州县。这些征战，“虽会诸道兵共事，其伐谋制胜，敌忾树功，未尝不在群帅之右”1。1241年，史天泽引侄史楫见窝阔台，因原系奉诏承袭兄天倪之职，请解职还授与楫，窝阔台嘉其让官，别任史楫为真定兵马都总管。

1252年春，史天泽入觐蒙哥大汗，受赐卫州五城为分邑。当时，“汉地不治”，地方官的暴虐，苛重的征派，使许多地方再次发生人口流散、土地荒芜的现象。在邢州（治今河北邢台）、京兆以及最后从金国夺取的河南，这些情况尤其严重。忽必烈受命主持漠南汉地军国重事，即以史天泽为河南经略使。史天泽到任后，“选贤才，居幕府，以清其源；置提领，布郡县，以察奸弊。均赋税以苏疲困，更钞法以通有无，设行仓以给军饷，人始免攘夺矣。立边城以遏寇冲，民皆得以保全矣。诛奸恶以肃官吏，立屯田保甲以实边鄙。利则兴之，害则去之，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1。又以侄史权、史枢戍唐州、邓州屯田，逼宋襄、樊。1257年，蒙哥对忽必烈产生猜忌，派阿兰答儿、刘太平等到陕西、河南钩考钱谷。阿兰答儿对河南官员罗织罪名，但史天泽以勋旧而独见优容，史天泽说：“我是经略使，是非功罪，理当我责，今舍我而罪余人，心何能安。”于是许多人得到开释。

1258年，史天泽从蒙哥伐宋，攻入西蜀。第二年夏，兵围合州（今四川合川）的钓鱼山，攻而不下。宋将吕文德挥船千余，溯嘉陵江而上，蒙古军迎战于三槽山（在今合川县南）西，不利。史天泽奉命抵御，分军为两翼，跨江注射，亲率舟师顺流纵击，夺宋舰百余艘，三战三捷，追至重庆而还。七月，蒙哥在前线受伤后去世，史天泽和群臣奉灵柩北还。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帝位，首召史天泽，问以治国安民之术。

史天泽上疏，建议“立省部以正纪纲，设监司以督诸路，霈恩泽以安反侧，退贪残以任贤能，颁奉秩以养廉，禁贿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应，内外休息”（《元史·史天泽传》）。忽必烈命他到长江中游撤回军队，事毕，授他为河南宣抚使，不久兼江淮诸翼军马经略使。

1苏天爵：《丞相史忠武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1苏天爵：《丞相史忠武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中统二年五月，他受任为中书右丞相，遂将先前所说治国安民之术次第施行。他主持中书省，定省规十条，使政务运作井然有序。1252年括户百万有余，此时诸色占役者已过大半，他奏准悉予罢除。税粮和科差，他坚持以统一的标准征派。他在大臣们中间协调弥合，发挥各人的作用，自称“天泽武臣，何克负荷。但物务未安者，老夫通译其间，为诸君条达耳。相则何敢当。”认为自己只是充当诸宰臣与皇帝间通译（用蒙古语上传下达）的角色1。他善于“体时顺势，通变制宜”，使汉法在特殊的条件下得以推行。论者以为“中统至元初治”的出现，史天泽出力甚多。

这年九月，史天泽扈从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十一月，在昔木土脑儿地方大败阿里不哥。

中统三年二月，山东李璮发动变乱，从益都率军进据济南。忽必烈先命宗王哈必赤总督诸军南向讨伐；四月，增派史天泽专征，诸将皆受节度。史天泽到达济南，对哈必赤说：“李璮诡计多端，又有精兵，不宜与他硬拚，应当长期围困。”于是，指挥各路将士开河筑环城，将李璮困在济南。七月时，济南城中粮绝，军心溃散出降，李璮投大明湖自尽未遂而被俘。史天泽、张柔、严忠济等立即将李璮在军前处死。接着，大军东行，益都闻风而降。李璮之变发生后，有人究其原因，以为汉人世侯之权太重。史天泽于是奏称：“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这年十二月，忽必烈在各路实行军民分职，史氏子侄解除兵权者达十七人。不久，其右丞相之职也被免去。

至元三年（1266）二月，忽必烈以史天泽为枢密副使。四年六月，复以史天泽为中书左丞相。五年九月，仍以史天泽为枢密副使。六年，诏命史天泽与驸马忽剌出主持进攻襄阳军务，第二年因病回燕京。至八年正月，史天泽告老，未获允准；五月，受任为平章军国重事，特许仅预问大事。

至元十年二月，宋吕文焕以襄阳降元；四月，忽必烈决定大举代宋。十一年三月，诏改荆湖枢密院为行中书省，伯颜、史天泽并为左丞相，率大军自襄阳水陆并进。史天泽行至郑州（治今钟祥）遇疾，返还襄阳，随即又回到真定。忽必烈遣其子史杠与御医驰视，史天泽临死奏言：“但愿天兵渡江，慎勿杀掠。”死后，元世祖诏赠太尉，谥忠武。后累赠太师，进封镇阳王，立庙。

史天泽及其家族是蒙元初期河北最大的一支地方势力，汉地世侯的首要代表，为巩固和发展蒙古贵族在中原的统治立了大功。他是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主要大臣之一，也是元朝唯一的官至右丞相高位的汉族显贵的代表人物。他与当时的多数世侯不同，他从未奉仕于金或宋，而在归附蒙古以后则一心相随到底。旧史称他“临大节，论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立论多出人意”，“出将入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人以比于郭子仪、曹彬云”（《元史·史天泽传》）。他四十以后始折节读书，酷嗜《资治通鉴》。他好贤乐善，金亡后归依的名士颇多，他均待以宾礼，并在一起讲究经史，推明治道。他对赋诗和写杂剧也有兴趣，与一些杂剧作家来往密切，元初真定杂剧的兴盛当与他的支持有关。史天泽有子八人，名格、樟、棣、杠、杞、梓、楷、彬1，均官至要职。

1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一。

1《新元史》卷一三八《史天泽传》列八人之名，无彬，有构。

第五节　李璮

李璮（？—1262），字松寿，是元朝与金、南宋之交盘踞淮北山东的豪强李全之子；一说为李全养子，因改姓更名，并以李全原籍益都潍州（今山东潍坊）为己籍2。

1211年，蒙古开始大规模攻金。山东各地豪杰纷纷乘势攻劫州县，反金自雄。1214年，李全起兵于潍州，后与杨妙真所部红袄军合并，转战于鲁南、山东沿海岛屿历数年。1218年春，因岁饥乏食，全率部渡河归附宋朝。此后，他倚宋为后援，乘“山之东，河之北，盗之区，兵之冲也”的形势3，往来胶西淮北，伺机坐大。1222年，李全进据益都，始全力经营其地。1226年春末，蒙古军灭活动于河北、山东的彭义斌部，逼降拥众五十余万的济南军阀张荣后，西攻益都。秋，蒙古筑长围，夜布狗砦，断全粮道。李全婴城固守至翌年初夏，终因粮尽，举城向蒙古输诚4。未几，留屯在南宋边地山阳（今江苏淮安）的李全所部被别支忠义军攻杀。全闻讯后，向蒙古军帅孛鲁国王断指发誓“归南必畔（宋）”，遂受蒙古山东淮南楚州行省之职，率军南下，进据宋楚州（今江苏淮安）。他利用宋廷“内图进讨、外用调停”的姑息政策，一面以“反正”之名向宋朝骗索饷粮，一面则“岁贡于大元者不缺”，依违两端，据地自重达四五年。1231年，全领军攻宋江北重镇扬州。军败，全于退却途中骑陷泥淖不能拔，被追兵乱枪刺死。

李全死后，残部推全妻杨妙真权主军务，退回山东。1232年，“杨代入觐，得绍夫职”1。因此主持华北财政的耶律楚材称她为“杨行省”。杨妙真领山东益都行省的时间似乎不长，便引退辞任。益都行省之职即由李璮继承，时在窝阔台汗前期2。1233年，蒙古并委任散术台氏纯只海为益都行省军民达鲁花赤。

李璮受任前后，其势力似尚局限于益都一路之地。蒙古灭金前一年，“金人以海（治在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沂（今山东临沂）、莱（今山东掖县）、潍等州降”（《元史·太宗纪》），足见这时益都周围地区多不在李璮集团手中。然而，此后不到十年，他的势力就逐渐伸展到益都以东和东南的差不多整个山东半岛。据民国《牟平县志》卷九《昭武大将军总管万户姜房墓碑》（碑立于1255年），在碑主病死于1240年以后，其长子和次子分别由“山东淮南等路行省相公李君、先少保（按此指李全）之子上表汗廷，使袭胶（今山东胶县）、潍、莒（今山东莒县）、密（今山东诸城）、宁海（今山东牟平）等州总管万户及宁海州刺史之职”3。可见上述地域均已在李璮管领之下。2《元史》卷二○六本传：“或曰璮本衢州徐氏子，父尝为杨州司理参军”。按1218年李全降宋；翌年，宋廷命贾涉为淮东制置使并节制李全等部“忠义军”。据《齐东野语》卷九“李全”条，贾涉因李全之请，命参幕徐稷一子过继给李全，更名为璮。

3程矩夫：《张荣世德碑》，《雪楼集》卷十六。

4《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附《孛鲁传》；《宋史》卷四七六《李全传》。《元史》卷一《太祖纪》谓全降于丙戌（1226）十二月，未确。

1许时献：《董进神道碑》，《益都金石志》卷四。参见森田宪司：《李璮称乱前事迹考》，《东洋史研究》47、3（1988.12）。

2李璮败死于1262年。《元史》本传说他“专制山东者三十余年”。是其袭职当在1230年代初。3参见森田宪司前揭文，并参民国《牟平县志》卷九载《玄都观碑》。

不过，他虽然保持着“山东淮南等路行省相公”的称号，实际上未曾控制过位于淮南的宋朝边地。1252年，李璮攻占宋北境的海州，将州治从位于海岛的东海县移回旧址。蒙哥汗后期，璮又出兵攻拔涟水相连四城，与宋隔河相峙，直逼淮南东路。是为李璮势力所至的最南线。

在处心积虑地拓大地盘的同时，李璮采取各种方式巩固和加强对自己辖境的实际统治权力。益都民户在窝阔台朝丙申（1236）分封时被划为成吉思汗幼弟铁木格斡赤斤的份子。李璮娶斡赤斤后王塔察儿的妹妹为妻，即应在丙申分封之后。通过政治联姻方式与黄金家族中“东诸侯”之长缔结起“肱脾相依”的关系1，当为李璮在北方诸侯中表现最为桀傲不驯的重要原因。益都地处蒙宋对峙的战略要冲，也经常被李璮利用来“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元史·李璮传》）。蒙哥汗时期几次征调诸路兵，李璮都“诡辞不至”。而他攻下海州之后，却向朝廷要求从东平等路份运饷给军，即使运输代价高至“率十石致一石”亦所不惜（《元史·商挺传》）。在辖地之内，他还试图逐渐确立制度化的官制，并修湮废多年的试院、文庙，招聘儒生，期望以秩序化的统治来延揽人心。

1259年，蒙哥汗死于四川攻宋前线。黄金家族内部随即爆发了忽必烈、阿里不哥兄弟争夺汗位的战争。中统年间，世祖不得不以相当的兵力应付盘踞漠北的阿里不哥。李璮显然是想利用这种形势，进一步巩固自己割据山东东路的地位与权益；他对世祖政权的违抗态度也越来越不事掩饰。1260年，世祖亲征北边，“群臣躬履牧圉”，李璮蓄养精兵七、八万，却独以御宋为辞，“即不身先六军，复无一校以从”。大汗回京以后，诸侯纷纷朝觐，惟李璮不至。中统二年（1261）正月，璮以御宋为名，擅自发兵修益都城防，以砖石筑墙，外掘深堑围之。蒙古奄有华北之后，普遍禁止诸路修置城壁，李璮的举动，确实是异乎寻常的。北方各地的马匹，当时“无论军民，概属括买”，而此令独不及李璮地盘，璮并散遣部下到辖境外以高价与政府争购军马。1260年以后，北方各路通用中统钞，惟璮境使用宋政府发行的涟州会子。纳于朝廷的盐课也被他侵吞，作括兵之用。中统初，世祖尚无暇南顾，因此对宋采取遣使修好的慎重策略，不欲轻启边衅。但李璮却在淮边潜师侵宋，想破坏国信使郝经的使宋之命。他与北方其他世侯之间窥测时势，批评朝政的联络活动也相当频繁1。李璮与其同乡和岳丈、首任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之间更保持着密切的交通。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中曾有“期甲子”等语，表明李璮早已向王文统透露过自己的预谋2。

中统二年（1261）冬，世祖再次率军亲征漠北。李璮抓住这个机会策动叛乱。不料到十二月，世祖即还跸燕京。但这时举兵称乱，已如箭在弦上，无容迟疑。三年正月底，他用早已布置的私驿召回留质燕京的儿子李彦简，三四天后，即尽杀境内蒙古戍军，宣布以涟、海等城献于宋，公开称叛。李璮举事之前，朝廷对他的用心即已有所察觉。粘合南合和张宏等人，曾在事先向世祖进言，谓李璮必反。由于当日北边未靖，中原守备空虚，世祖只能1郝经：《班师议》，《陵川集》卷三二。

1《元史》卷一四七《张弘略传》：“李璮既诛，追问当时与璮通书者，独弘略书皆劝以忠义。”可见与璮通书者，多有不属忠义之辞。

2《元史》卷二○六《王文统传》。按“期甲子”者，未必如王文统本人解释，是要李璮到甲子（1264）举事，以“迟其反期”，或即泛取“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之意，暗指谋反等。对他专用安抚、姑息之策，表面上不动声色。中统元、二两年之间，元廷加璮为江淮大都督，赐金、银符共六十余枚，褒赏奖谕竟至再三。种种殊遇，其实都是为了将他暂时稳住。三年初，李彦简逃归山东，世祖立即召谋臣姚枢入对，要他预测李璮动向。可见朝廷对益都事态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根据姚枢的判断，李璮举事之后，有三种战略可供选择：“使璮乘吾北征之衅，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回答：“出下策。”（《元史·姚枢传》）

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姚枢的看法。

二月三日，李璮称乱时，他本人似乎南在涟、海一线。璮事先虽已遣人向南宋纳款，但晚至二月初一降书方递达临安。宋廷认为“情伪难凭”，要李璮实献出涟、海，以示诚信。李璮于初十致书宋廷，保证“来意真确”，在此前后，宋朝方正式接收涟海诸城，遂于二十四日诏封李璮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等路军马、齐郡王。这段交涉表明，李璮在公开叛乱之前，并没有与宋取得确实的联络；起事后即匆匆领兵北走益都、济南。自二月末至五月，宋两淮边军乘李璮之乱，在滕（今山东滕县）、徐（今江苏徐州）、邳（今江苏邳县）、宿（今安徽宿县）一线频频出攻。李璮也没有向南移兵，以期与朱军腹背相倚。可见他向宋纳款，仍是玩弄“挟敌国以要朝廷”的故伎，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与宋连和，负固持久”的策略1。另一方面，李璮返益都不久，即进据济南；此后顿兵济南达两月之久，直至被元军团团围住。又可见他也根本没有奔袭燕京，拒元北征之师于居庸之外，乘中原人心未定，以乱求变的胆魄。他采取的，恰恰是姚枢所说的“下策”，即出兵济南，坐待山东诸侯应援。

李璮起兵之后，便立即从涟海趋赴益都。初八日，璮入据益都，发府库犒其将校。十七日，元廷诏令山东各地修筑被拆毁的城垣以御李璮。这时，河北山东各路世侯从征北的军队虽已班师南还但似乎还来不及回到各自原来的驻地。因此元廷只好指令他们“尽发管内民为兵以备”2。同时，命令济南万户张宏、归德万户邸浃、武卫军炮手元帅薛军胜等部主力会滨（治在今山东滨县东北）、棣（今山东惠民），割断在平滦（今河北卢龙）担任总管的李璮之子李南山（王文统女儿所生）与山东的联系，而水军万户解成，张荣实，大名万户王文广，东平万户严忠范所部则集结东平。二十日，元廷又诏令汇集于滨棣、东平的军队分别由北、南两路向济南靠拢，以期将李璮封锁在山东东路。但是，李璮比元军抢先一步抵达济南。张宏守城之卒数不满千，只好携祖父张荣弃城出奔。二十六日，李璮占领济南。张宏在告变京师途中遇讨璮元军，遂充前锋回攻济南。在益都一线相峙。他虽然也屡次出击元军，但是总的战略意图都是用主力固守济南，坐待北方世侯的响应。以致在最关键的几十天里，他在军事上竟一无进展。

1黄溍：《跋宋朝遗墨二首》，《黄金华集》卷二一；《宋史》卷四五《理宗纪》五；参见周良霄：《李璮之乱与元初政治》，《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辑。

2中统二年十月中，“命亳州张柔、归德邸浃、睢州王文干、水军解成、张荣实、东平严忠嗣、济南张宏七万户，以所部兵来会”。是知诸侯主动多随忽必烈出征朔漠。翌年二月李璮兵临济南，张宏守城之卒不满千人。是知从征漠北的汉车虽已南返，却尚未回到本藩。

辽金以来，以宋为正朔的观念在北方淡漠已久，因此恢复宋室的号召很难有多少政治感召力；汉人世侯们亲眼看到了蒙古军队的作战能力，也认识到诸侯之间实力均衡、互相牵制的复杂形势，所以往往满足于大汗君临之下割据一方的实权和地位；在蒙古最高统治集团中，世祖的确更被他们视为最适合于推行汉法的君主人选。因而尽管这些汉人军阀在平时的私下谈论里或有诽议朝政的不逊之辞，但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他们绝对不肯轻易地举兵，反抗元廷的。李璮称乱后即传檄各路，结果只有太原路总管李毅奴哥，达鲁花赤戴曲薛以及邳州万户张邦直（张荣子）响应1。其他人非但不起而支持，而且多在元廷督责之下带兵参加对他的围剿。李璮把成功的赌注完全压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上，结果只能一步步地将自己引向坐而待毙的死路。

就在李璮顿兵观望的时候，元廷逐渐完成了围攻济南的军事部署。四月初，济南郊外已集结了“十七路人马”（《元史·王綧传》），高丽军队也奉调助攻。元军开始树栅凿堑，围困济南。四月底，诏右丞相史天泽专征山东，诸将皆受节度。史天泽接受军前行中书省参议宋子贞的建议，与前线统帅宗王合必赤商定，急增深沟高垒，“以岁月毙之”（《元史·史天泽传》）。五月初，元军又在原有围城工事基础上进一步构筑环城。是月中旬，济南被完全困死。从此李璮身陷孤城，不复得出。六月初，宋军曾由海路北上，进攻沧、滨等州（均在今山东），是举或有接应李璮的意图，但未克成功。除济南、益都等大城池外，山东东路大部很快被元军规复。

重围之中的济南，全力作围兽之斗将近一月，士气逐渐衰落。李璮先“取城中子女赏将士，以悦其心”。以后粮饷日渐不支，又“分军就食民家，发其盖藏以继”。至六月中旬，城内粮尽力竭。“甚至截屋檐拌盐饲马；已而亦无，相将食人”。于是全城人情溃散。李璮本人也情绪低落，“日复昏沉沉”。七月十三日，璮勉强整军出战，希冀突围。但因缺粮乏力，被元军掩杀，仓皇退回城内。守军由是陆续“什佰相结、缒城以出”。至“十九夜一鼓、有大星坠于府治。李拈香而拜曰：‘李璮死于此’。于是坐庭中，以镊摘去长髭。二十日早，吩付众人出，各讨路去”。是日城溃。璮自手刃爱妾，乘舟自投城内大明湖中，因水浅未死，被元军捉获1。

李璮被擒后，即被带到宗王合必赤帐前。史天泽向合必赤建言：“宜即诛之，以安人心。”随即由史天泽等人会审李璮。据《前闻记》的描述，当日的审问场面说：“严相公（指严忠范）首问曰：‘此是何等作？’王（指李璮）答曰：‘你每与我相约，却又不来。’严就肋下刺一刀。史丞相问之曰：‘何不投拜？’王不答。又问曰：‘忽必烈有甚亏你处？’王曰：‘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史唤黄眼回回砍去两臂，次除两足，开食其心肝，割其肉，方斩首。”看来史天泽很担心李璮会更多地暴露北方世侯之间在私下窥测时局，指摘朝政，甚至语涉反意的隐密，因此一反“慎密谦退”1李毅奴哥与戴曲薛以璮檄“传行旁郡”，事觉被拘，故山西未发生实际军事对抗。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姚燧：《徐德举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八。张邦直在宋军攻邳州时，可能曾与徐邳总管李杲哥一起出降。宋军退去后，“杲哥自陈能保全州城’。元廷先原其罪，十多天后即诛杀之。张邦直在四年后被处死。

1《前闻记》；《元史》卷二○六《李璮传》。又王恽《统神武颂并序》亦记曰：“癸酉（引按即十九日），有星蓬蓬，■若矢石，妖声堕空。因之出降，群凶率同”。可见流星确实促成了李璮军心的最后崩溃。见《秋涧集》卷一。

的稳重作风，在军前擅命处死李璮。

翌日，史天泽即引军东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开门迎降”（《元史·史天泽传》）。李璮之乱至此完全平息。

三齐叛乱牵涉到很多被世祖委以文、武要职的汉人亲信。中书平章王文统与李璮长期秘密沟通，“有反状者累年”，事发后与其子王荛一同被诛。推荐过王文统的刘秉忠、张易、商挺、赵良弼等人都受到忽必烈的怀疑。商挺从关中被急召回都，受到软禁和盘查；赵良弼更被“威刑临恐，谴诃百至”1。至于史天泽在济南城下之日匆忙杀李璮灭口，回朝后则以“擅杀自劾”2。忽必烈虽未加罪责，但璮与汉地世侯们私下交通，他心里显然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上，世侯中间走得最远的如济南张荣之子张邦直，或即已在宋兵呼应李璮从南线发动攻击时，献邳州城投降过宋朝。在汗位争端尚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过分追究北方世侯与李璮之乱的关系，可能把他们逼到公开与朝廷对抗的立场上去，这会给世祖政权本身带来很大危害。因此，世祖很快停止追究，在政治上继续优容各地世侯，以免迫使他们铤而走险；同时也充分利用他们害怕朝廷深究的自危心理，裁削私家权力，把这些专制一方的军阀变成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统治下的文武官僚。从中统三年起，元廷先后在北方汉地实施兵、民分治，罢世侯、置牧守、行迁转法，易置汉人将领部属、将不擅兵等制度。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李璮之乱失败，进一步促成世祖政权对华北各地统治的集权化过程。

1《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商挺，赵良弼条；姚燧：《姚枢神道碑》，《元文类》卷六○。2王恽：《史天泽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第六节　汪世显（附汪德臣、汪良臣、汪惟正）

汪世显

汪世显（1195—1243），字仲明，汪古部人。汪古本阴山（今内蒙大青山）部族，为金朝属部，隶西京路，故元人称汪氏出于“山西将种”；有一支汪古人徙居巩州盐川（今甘肃陇西），世显先人世为其长，因取汉姓汪氏1。金贞祐二年（1214），世显以军功擢千夫长。巩州为金边防要地，置元帅府统军戍守。正大二年（1225），元帅田瑞反，陕西行省讨之，世显时为巩州门将，开城纳行省军，遂平田瑞。转官，先后授领同知平凉府事、领陇州防御使。六年，改兼巩昌府（巩州升）治中，转同知，兼参议帅府机务，佐知府兼总帅、巩昌行省（正大八年加授）完颜仲德招集陇右诸州散亡士卒数万，移巩昌府治于石门山，依险坚壁备御蒙古。天兴元年（1232），汴京危急，完颜仲德奉旨率部赴援，承制授世显便宜总帅，代统军队留镇巩昌。三年初，金亡，秦州（今甘肃天水）元帅粘葛完展自称行省，假造蜡丸诏书，欲兼制巩昌，世显不服，攻杀完展，并其军，成为秦、巩最强大的势力，但仍奉金朝正朔1。又数次遣使向南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请求“内附”（《宋史·赵彦呐传》）。明年（1235），蒙古太子阔端经略秦、巩，兵临巩昌，遣汪古人按竺迩谕降，十月四日，世显献所统诸城军民归降蒙古，阔端赐以蒙古章服，令仍任其旧官职。

世显降蒙后，随即被派遣领本部兵从征南宋，进攻大安军（今陕西宁强西北）境，为宋兵所阻，退回。1236年，复从阔端攻蜀，为前锋，进至大安，击溃南宋调来的思、播（今贵州北部）田氏、杨氏援军（苗军）；在阳平关与宋边防主力曹友闻军激战中，单骑突阵，及与后军会合，大败宋军，曹友闻战死，蒙古军冲破了四川门户，遂长驱而入。1237年春，世显出其不意率部夜取遂宁（武信城），尽得其府库。接着进兵攻掠普州（今安岳）、资州（今资中）。1238年，从都元帅塔海绀卜再入四川，军至葭萌之南，宋守将阻山为栅，世显选精骑夺栅而入，乘胜攻占资州，进掠嘉定、峨眉等地而还。1239年秋，复隶塔海麾下攻蜀，破开州，进抵万州。宋军列阵万州长江南岸，世显乘夜伏兵上游，而于北岸布舟为疑阵，及战，率伏兵乘革舟顺流而下，袭破宋舟师，追击于夔州（今奉节），过巫山，为宋京湖制置使孟珙援军所阻。次年春，蒙古军回师挟江两岸西进，至涪州（今涪陵），世显奉命于江面架浮桥以渡军队，两日而成。继而分领南道之军围攻重庆，宋守军顽强抗击，不能克，以天气暑热退兵。其年秋，赴和林入觐，太宗嘉奖其功，赐金符。

1240年，世显与其他蒙古军帅再度率部入蜀。时宋四川制置使陈隆之置司于成都，修完城池，坚壁守御，并向蒙古军下了战书；十月，蒙古军围攻成都多日，有宋将田都统（名显）约下城出降被发觉，世显急指挥将卒架梯攻城以救之，田开此门内应，蒙古军遂攻陷成都，俘陈隆之。世显随即率精锐五百为前锋驰攻汉州（今广汉），三日后，诸军皆至，又攻三日，守将王1王鹗：《汪忠烈公（德臣）神道碑》，《陇右金石录》卷五。

1《金史》卷一二四《郭虾■传》。据姚燧《巩昌路同知总管府事李公（节）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一），粘葛完展实为秦州帅。

夔驱火牛突围走，城陷。十三年春，阔端召世显入见，论功，授为巩昌便宜都总帅，赐虎符，统领秦、巩、定西、金（今榆中）、兰、洮（今临洮）、会（今会宁）、环、陇、庆阳、平凉、德顺（今隆德）、镇戎（今固原）、原（今镇原）、阶（今武都）、成、岷、叠（今迭部）、西和等二十余府州1，军民财赋皆听其裁决。巩昌便宜都总帅府辖土之广，为各地汉人世侯所不及，汪氏成为在蒙古卵翼下专制一方的最大地方势力。不久，世显病死。中统三年（1262），追封陇西公；延祐七年（1320），加封陇右王。有子七人。汪德臣汪德臣（1222—1259），字舜辅，世显次子。十四岁入质于阔端，赐名田哥，常从狩猎，以善射得到赏识。世显死（1243），阔端命其袭父职为巩昌便宜都总帅。其年秋，领兵入蜀，接援攻打泸州等处的蒙古军退还。时宋四川制置使余玠备御有方，蒙古军进展不利。1245年，德臣率部为前锋，攻掠了东川的忠州、涪州（今涪陵）等地。次年，蒙古分兵四路攻蜀，德臣等攻打蓬州运山城（在今蓬安东南，余玠所建，移州治于此），地势险峻，督步兵攻之，守军以擂石阻击，毙其坐骑，其弟直臣也在攻拔外城战斗中丧生，进攻受挫，乃退兵。1251年夏，余玠统领大军围攻兴元（汉中，蒙古占领后于此设官置守，立兴元行省），蒙古急发各路军救援，德臣集属下诸州兵昼夜兼程赶至兴元。余玠见蒙古援兵大至，即撤围南还。

宪宗即位，德臣入朝，换赐新符印，使仍任原职；所陈奏地方利病诸事，都被采纳。针对南宋加强了防守并不时出兵北攻，蒙古方面也采取了持久攻防的策略，在沿边一带筑城积谷，置军屯守，作为攻宋前沿基地1。1252年，德臣奉旨修复攻蜀战争中毁坏的沔州城城垣、房屋，部署官属，很快就完成。同年冬，从都元帅太答儿出兵攻掠成都等地，进围嘉定（今乐山），被余玠派来的援军击退；回师途中，经左绵、云顶、隆庆、剑门等处，都遭到宋军截击，力战得还2。

1253年，宪宗复令德臣修筑利州城（益昌），四川北部蒙古占领区的各处屯戍皆听其节制，并令都元帅太答儿等协同建城，可见十分重视。时忽必烈进兵大理，道出临洮，特召德臣入见报告利州建城事，视为攻蜀大计3。德臣请求免徭役，减课税，运粮、屯田以充实利州贮备，为持久计，忽必烈皆许之，并令置行户部（管理财赋的机构）于巩昌，设漕司于沔州，造纸币、发盐引以通商贩，实军储；又令临洮元帅赵阿哥潘等佐德臣建城。德臣奏准以兄忠臣权领总帅府事，自己得以专心从事利州建城。于是择州东宝峰山修1按：史称汪氏所统24州。据《元史》卷六○《地理志》，巩昌便宜都总帅府初统5府、27州之地，除上引碑文所载者外，尚有隆庆（今四川剑阁）、临洮、徽、金洋、河（今临夏）、利（今广元）巴、沔（今略阳）、龙（今江油北）、大安、褒、径（泾川）、邠、宁等府州，即除陇右全境外，尚包括大片四川北部地。

1据姚燧《姚文献公（枢）神道碑》（《元文类》卷六○），姚枢向忽必烈献此谋，转奏宪宗，被采纳。2王鹗《汪忠烈公（德巨）神道碑》及《元史·汪德臣传》记载此役都有缺略。据《元史·纽璘传》，汪氏所部巩昌军属蒙古都元帅太答儿率领。关于进攻嘉定之役，宋朝方面有更详细记载，参见胡昭曦：《宋蒙（元）关系史》页190。

3《元史》卷三《宪宗纪》误记此事于宪宗二年（1252）八月，据《世祖纪》，应为三年八月。筑城垣，又荐弟良臣为巩昌军帅，领兵屯利州嘉陵江南为外卫，并屯田于白水。利州本宋边防重镇，四川制置司曾一度置于此，是通向蜀中的咽喉要地，蒙古在此建城引起宋人惊惧，采取不时出兵袭击的办法来阻扰；建城开始时一切都需重建，后援又少，十分艰苦。1254年春旱，嘉陵江枯涩，漕运困难，粮食不继，诸将提议放弃，德臣杀乘马分食将士，并出兵到邻近的宋嘉川（今旺苍）、阴平（今剑阁西北）、彰明（今江油南）等地抢粮，先后得七万余石。不久，后方（鱼关、金牛）水、陆粮运皆至，屯田麦亦有收成，军心始安。在建城的同时，他还以攻为守，侵掠宋境，使宋人不敢来犯。其年夏，遣所俘宋将招降苦竹隘山城（隆庆府治，今剑阁北），守臣南清献城降，附近山寨也相继归附；四川制置使余晦遣将率兵数万到紫金山（今盐亭东）建城，德臣乘其未就，选精骑夜袭，破其栅，宋军败走。1255年，宋人收复苦竹隘后，两次派兵运送粮饷支援苦竹，都被德臣袭夺，可见其精斥候、善用兵。他招集流亡，完善守备，兴复农商，在鱼关到沔水间涉渡困难处架设桥栈，经过五年的经营，不但守住了这一前沿战略要地，还使利州成为“行旅通便，市肆翕集”的名城。1258年10月，宪宗亲统大军攻蜀，至利州，巡视城郭，十分赞赏德臣有胆识，称赞他“身甚小而胆甚大”，并说：如果不是守住此地，让宋人先得，那么四川咽喉之地就没有把握何时可以平定了（姚燧《汪忠臣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二），命立碑纪其功。

南征大军兵马极多，须渡过嘉陵江和白水交会处，水流湍急，以船运渡要费许多时日，德臣集工联舟为浮桥，一夕而成，兵马渡江如履平地，又受嘉奖。遂领本部兵从宪宗南下。在攻取苦竹时，德臣率将士鱼贯而登，宪宗称赏其勇；奏请遣人招谕龙州（今江油北），其守臣不战而降。十一月，攻拔长宁山城（潼川府治），诸将欲分掠其民，德臣奏请安辑之；进至嘉陵江边，乘舟顺流东下，宪宗命他为御前先锋。抵大获山城（阆州治，今苍溪东南），夺其水门，守臣杨大渊降，德臣奏请赦其以前杀使之罪以劝诱其他守臣归降，宪宗采纳其言，授大渊官，命从征。进取运山城，令杨大渊遣人招谕，守臣张大悦降，为之引见宪宗，于是青居城（顺庆府治，今南充市南）、大梁城（今广安东北）皆降，蒙古军遂入合州。1259年，宪宗亲自指挥攻打州治钓鱼山城（今合川县城东北），守臣王坚率军民顽强抵抗，连攻五月不克。六月，德臣选精兵夜登其外城马军寨，杀寨主及守兵，但遭到王坚反击而退。他又单骑亲至城下，呼王坚名劝降，几乎被城内射出的飞石击中，因此染病，不久死。中统三年（1262），追封陇西公。有子六人，长子惟正袭职。

汪良臣汪良臣（1231—1281），世显第四子。十六岁就跟随兄德臣出征（攻蜀），为偏将。1253年，德臣奉旨建利州，荐他为巩昌军元帅，领兵屯田于利州之白水（今白龙江），并守州之南为外卫，以防宋人来袭。1258年，宪宗统大军攻蜀，良臣回巩昌，掌理对南征军的资粮供应，诏命权便宜都总帅府事。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位于开平城，弟阿里不哥也在漠北和林称汗，兄弟争位。掌管陕西政务的大臣刘太平、霍鲁怀和屯驻六盘山的蒙古军主将浑都海等都拥护阿里不哥。五月，世祖所遣陕西、四川宣抚使廉希宪至京兆（今西安），捕刘太平等下狱，并遣使传旨命浑都海入朝，浑都海不奉命，杀使者，起兵响应阿里不哥。时京兆无兵备，希宪急命良臣率秦、巩之军讨伐浑都海。良臣起初还以未得诏旨为辞推托，希宪随宜将自己所佩虎符、银印授之，称奉有密旨，命他为总帅，统领陕西汉军守备沿河一带，于是受命出兵。浑都海见京兆方面有备，率部西去，七月，与阿里不哥所遣阿兰答儿统率的军队会于甘州（今张掖），即合兵东进，并遣人策动陇、蜀诸将，来势甚猛。良臣军与诸王合丹等及蒙古官八春统率的军队会合，与敌军相拒于删丹（今山丹）。九月，大战耀碑谷，两军对阵时，适大风扬沙，白昼晦暗，良臣乘机命军士下马持短兵冲敌阵左，绕出阵后，再溃其阵右而出，八春军则从正面攻之，大败敌军，获阿兰答儿、浑都海，解送京兆处斩1。此战粉碎了阿里不哥据有关陇地区的企图，对世祖统治地位的稳固确立起了很大作用。

二年，入朝于上都，世祖盛赞其战功，良臣谦称自己只是奉行统兵诸王的成算而已，益受嘉奖，诏就佩已给虎符，授巩昌路同签都总帅（授官制文见王恽《中堂事记》），军民官皆听其节制。至元元年（1264），奉命代兄忠臣出领屯戍青居的巩昌军1。青居（顺庆府）是当时东川蒙古军大本营，由巩昌总帅领本部军佐蒙古征南都元帅钦察同戍，与大获山城（阆州）元帅杨大渊、运山城（蓬州）元帅张大悦、大良城（广安）元帅蒲元圭所部军联成一片，合称东川四帅府。宋将昝万寿率战船200艘溯嘉陵江来袭青居，良臣击退之。三年，授阆、蓬、广安、顺庆等路征南都元帅，与钦察同为东川四府最高统兵官。四年九月，良臣以钓鱼城险绝难攻，奏请在逼近其地的母章德山建立城寨，以控扼钓鱼城宋军，诏从之，于是将青居巩昌军南移九十里，夹嘉陵江东西筑武群、母章德两城（今武胜南）戍之，“昼则出逻设伏，夜则画地分守”；五年三月，改母章德山城为定远城，武群山城为武胜城。出兵攻重庆，败宋将朱禩孙之军。六年，授东川副统军。八年，侄惟正顾念他多年在外领兵作战劳顿，向朝廷请求由自己代替他，于是良臣回巩昌。九年，复授为巩昌便宜都总帅，兼本路诸军奥鲁总管。

当时，元朝已占领四川三分之二地区，至元八年于成都分立行省治之。

九年，四川行省也速带儿统兵征建都（今西昌地区），成都防守虚弱，签省严忠范又失于戒备，宋嘉定知府昝万寿乘机来攻，大败元军，进入成都外城，掳居民而去。忠范等省官竟弃城逃。十年，世祖以良臣熟悉四川军事政治情势，召入朝，委以蜀事，授为枢密副使、西川行枢密院事（时罢行省，复立西川行院），遣赴成都。十一年，世祖颁诏大举攻宋，西川行院亦奉旨出兵攻嘉定等地，并传诏招降嘉定安抚使昝万寿；万寿不从，益修城壕，缮甲兵，凭险坚守。十二年，良臣率军向嘉定诸山城发起猛攻，预计宋人在城外设有1本段据《元史》卷四《世祖纪》、卷一二六《廉希宪传》、卷一五五《汪良臣传》、卷一五九《商挺传》及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危太朴续集》卷二）等综合写成。耀碑谷决战时间，《耶律希亮神道碑》作八月，《元史·世祖纪》作九月丙戌，《李忽兰吉传》作十月。此从本纪。决战地点，《李忽兰吉传》又作合纳忽失温（qanaqosi’un，此言“墙嘴”），当是耀碑谷的蒙古名。1《元史·汪良臣传》缺载其调戍青居的年代。据姚燧《便宜副总帅汪公（忠臣）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二），中统三年汪惟正还巩昌后，忠臣“独保戍（青居）三年”，入觐，“以久劳于边，代以忠惠（良臣）”，是应为至元元年事。此与《李忽兰吉传》所载“至元元年，令与同签总帅汪良臣还蜀，守青居”正合。由于本传漏略，以前史家都将良臣在东川的一段经历归入中统年间，如战昝万寿，攻重庆与宋将朱禩孙等成，皆于《宋史》无征，实误。

埋伏，事先大搜山谷，清除了伏兵，遂进围嘉定，歼灭出城逆战的宋军。五月，昝万寿遣部将奉书乞降，良臣为之保奏，请免其死，诏准之，并授签书行院事。取嘉定后，良臣与西川行院也速带儿等统兵顺流而下，招降了沿江紫云（今犍为）、叙州（今宜宾）、泸州（今泸川）诸城，进围重庆。东川行院兵亦南下合围。良臣分领本部兵攻忠州，并令部将到涪州策应，以阻断下游宋军对重庆的救援。十三年，宋合州安抚、制置副使张珏突围入重庆，加强了防守，并遣部将收复了泸州和涪州。元军久攻重庆不克，解围而去。十四年，良臣与西川行院诸军回师攻泸州，自春至冬，经过激烈战斗，始破其城。十五年春，再次围攻重庆，张珏拒降，率兵出城抗敌，良臣与之战，被射中四箭。次日，诸将督军士猛攻，宋都统赵安开城门迎降，遂取重庆。张珏犹率兵巷战，败，乘舟遁，被元军追获。良臣入城后，禁士卒俘掠，发粟赈饥，安辑人民。不久，夔州等城皆降，元朝占领了四川全境（仅钓鱼城至次年初始降）。四月，诏令良臣率立功蒙、汉军官及降臣入觐1。十六年正月，良臣奏言：“西川军官父死子继勤劳四十年，乞显加爵秩。”诏从其请。时罢东、西川行院，复立四川行省，乃授良臣为中书左丞、行四川中书省事2。良臣陈奏治蜀十五事，皆被采纳。回到成都后，着手兴复遭受长期战祸严重破坏的四川地区。同年七月，四川行省罢，改授安西王相，不受。十八年夏，病卒。

汪惟正汪惟正（1242—1285），字公理，蒙古名扎剌儿，德臣长子。1259年，德臣死于合州，惟正奉宪宗旨至四川军中，经伯父副总帅忠臣和巩昌军将校推奉、诸王乃蛮台认可，权袭父职，守青居。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位，正式授为巩昌便宜都总帅。时留戍青居的蒙古军帅乞台不花与浑都海相结，欲起兵响应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惟正遵照廉希宪传达的世祖旨意，缚乞台不花斩之，世祖嘉其功，令统掌东川军事。二年，入朝。三年，奉旨还巩昌，而由忠臣领兵与都元帅钦察戍守青居。同年，率本部军平定西蕃部长火都的叛乱。

至元八年，以叔父良臣出戍青居多年，戎马劳顿，奏请由自己替换他。

时良臣已于青居之南建武胜城以备御合州宋军，惟正又在其地临嘉陵江作栅，扼其水路，夜悬灯笼于栅间，中置火炬，顺地势蜿蜒，可照百步之外，以防敌方夜袭。九年，率兵攻掠忠州（今忠县）、涪州（今涪陵），破其七寨。伯颜统大军攻宋，惟正奏请率部由嘉陵江出夔峡东下，与伯颜并力取杭州。世祖命他仍留在四川攻略。十二年，惟正及东川行枢密院（至元十年置，巩昌军属之）其他各部军与西川行院军共同围攻重庆，率本部兵夺其洪崖门，俘宋守将。十三年，略地涪州，克山寨23所。

十四年三月，奉旨自东川还镇巩昌。十五年，请王土鲁乘安西王忙哥剌赴漠北平定昔里吉叛乱之机，在六盘山发动叛乱，安西王相府令都元帅别速带领兵讨伐，以惟正为副。别速带不习兵，军行无纪，惟正帮助他正部曲、1《元史》卷十《世祖纪》。原作汪惟正，应为良臣。

2罢东、西川行院，见《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世祖纪》至元十六年正月分置川蜀四宣慰司，复立行省当在同时。

肃行阵、严斥候。过平凉，又选巩昌军精锐者补充。军抵六盘，土鲁据西山，惟正将别速带所统安西军分为左、右翼、以巩昌军居中，距敌一里许，令军士皆下马持弓引满，待敌突骑逼近，齐射之。敌败走，麾兵追击，擒土鲁，乱平。安西王还，嘉奖其功。世祖召惟正入朝，赐白金、锦衣，加授开成路（即以安西王夏宫所在六盘山地区置，今固原南）宣慰使。十七年十月，王相府罢，复立陕西四川行省，惟正授中书左丞行陕西四川中书省事，分省于四川。四川经过数十年战祸，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避匿。惟正用心安抚，人民渐安。

当时各地诸侯的世袭管领本境兵民之权早已被削夺，独汪氏犹掌巩昌二十四州军民。至元十九年七月，诏罢去惟正的巩昌便宜都总帅职衔，收其制令、虎符，而以巩昌路达鲁花赤别速帖木儿兼巩昌平凉等二十四处军前都总帅府达鲁花赤。终于也削夺了汪氏的军权。二十一年七月，惟正奏：“一门兄弟从仕者众，乞仍于秦、巩州置便宜都总帅府，仍用元帅印，即其兄弟四人择一人为总帅，总帅之下总管府令兼之。汪氏二人西川典兵者，亦择其一为万户，余皆依例迁转。”（《元史·世祖纪六》）世祖从其请，于是汪氏权力又得到恢复。二十二年，惟正调任陕西行省左丞，入朝于上都，奏准将巩昌军民站户因饥流入四川并被括为四川军站户者归还巩昌。还至华州，病卒。

弟惟和，授巩昌便宜都总帅。至元二十六年六月，惟和奏：“近括汉人兵器，臣管内已禁绝，自今臣凡用兵器，乞取之安西官库。”世祖曰：“汝家不与它汉人比，弓矢不汝禁也，任汝执之。”（《元史·世祖纪十二》）二十九年，复授总帅兼府尹，仍佩虎符。其所统州县虽有减少，而原有权力基本上一直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