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　　周

一　周族的兴起和西周王朝的建立

从公元前11世纪末到公元前8世纪，是中国史上的西周时期。

周族早期的历史 　周是兴起在渭水中游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古老部落。渭水有很多支流，漆水、沮水之间，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是周能够勃兴的一个重要因素。

相传周的始祖后稷，名弃，其母姜嫄，有邰氏女，出野，践巨人迹，感而生弃。后来弃就留在他母亲的氏族中，安家立业，这就是《诗经》中所说的“即有邰家室”。

后稷诞生的传说，反映出周人在后稷以前，尚未脱离母系氏族社会的历史阶段。从后稷起，古文献上便记载着周人父系祖先的名字，这些名字，显然是周人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标志。

《诗经》上说，后稷长于种植，他种植的稷、黍、麦、豆、瓜、麻等农作物都长得很茂盛 [1] 。古书上又说帝尧曾举弃为农师。这些传说反映了在遥远的古代，周人在耕作技术方面是颇为擅长的。

自后稷十几传至公刘，迁居于豳（今陕西旬邑）。《诗经》上说，当时周的整个部族成员到豳以后，在那里建立庐舍、豕牢，然后在靠近河流的原野，开拓田畴，划分疆埸，分配土地，继续他们的农业生活 [2] 。

周人迁豳后，就渡过渭水，“取厉取锻”，改进农业生产工具，提高了农业生产技术，并开始“彻田为粮”。所谓“彻田为粮”就是强制人民用劳役的形式提供地租。

自公刘九传至公亶父，这时被称为戎狄的西北诸游牧部落，也向渭水流域移动，周人受到他们的压迫，公亶父率周人去豳，而迁居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和周人同时迁徙的还有其他邻近的部落。迁居岐山后，周人的社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他们开始营城郭，建室屋，设官司，并把各部落的人民分别组织在很多被称为“邑”的地域性组织之中，即所谓“以邑别居之”。看来周至公亶父时，已粗具国家雏形，所以后来的周人称公亶父为太王，尊奉他为周王朝的奠基人。

周和商很早就发生了关系。武丁时的卜辞中有“璞（伐）周”的记载。《易经》中载武丁伐鬼方，周人也参加，并因战功得到商的赏赐。这些史料说明了周至晚在武丁时已接受了商王朝边侯的封号。

公亶父死，子季历立。这时周人渐渐强盛，先后打败了西落鬼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 [3] ，基本上击退了来自西北的游牧部落的威胁，巩固了周人在渭水中游的统治。周人的强大，引起了商王朝的不安，故商王文丁杀掉了季历 [4] 。

季历死，子昌立，是为周文王。从季历起，商周接触日益增多。商为了结好于周人，曾把挚君之女大任嫁给季历，后来又把莘君之女大姒嫁给文王。由于商周关系愈来愈密切，周人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受商文化。

文王对农业生产颇为注意。《尚书•无逸》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又说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不敢盘于游田”。还有的古书说，文王宣布了“罪人不孥”、“有亡荒阅”的法令 [5] 。“罪人不孥”是不把罪人的家属籍没为奴婢。“有亡荒阅”是逃亡的人必需找回来。更重要的是他推行“耕者九一”，即“九一而助”的办法，把劳动地租制度化。

注意内政的同时，文王又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首先讨伐的是西北方面的犬戎，又伐密、邗等小国。文王还发动了戡黎（今山西黎城）的战争，他东进的意图已越来越明显，使商人大为惊恐。最后灭崇（今西安市长安区）。崇侯虎是商王的亲信，周灭崇使商王朝失去了商在渭水流域的一个立足点。 周灭崇后，迁都于丰（今西安市长安区），巩固了周人对渭水流域诸部落的统治。但终文王之世，周人未能摆脱商王朝的控制。

武王伐纣 　文王死，子发立，是为武王。武王即位后，迁都于镐（今西安市长安区），积极准备伐商。这时商的统治已经在内外矛盾的交织中濒于崩溃，因而失去了对周的防御能力。

武王即位后，“东观兵，至于孟津（今河南孟州）”。这一次进军，只不过是一种大规模的侦察或试探而已。公元前1046年 [6] ，才发动了真正的伐商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武王率戎车300辆，虎贲3000人，甲士4. 5万人，并联合了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方国部族。武王的军队，顺利地渡过了黄河，没有遇到抵抗。不久即进据商都朝歌郊外的牧野（今河南卫辉北），这时商王纣发兵仓皇应战。《诗经》说：“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古书上说，当时商军虽多，但在前线倒戈，战争以武王的胜利而结束。商最后一个王帝辛，自燔于火而死。

管蔡以武庚叛 　牧野之战，周打败了商王组织的军队，商因此而覆亡，但没有彻底全部消灭商的势力，跟着就发生了以武庚为首的商人的武装叛乱。

周灭商后，封纣子武庚于商都，利用他统治殷遗民。周统治者又把商的王畿分为邶、卫、鄘三个封区，分别由武王弟管叔、蔡叔、霍叔去统治，以监视武庚，谓之三监 [7] 。

周王朝建立四年，武王就死了，子成王诵年幼，不能管理这个新建立的国家，于是武王弟周公旦“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管叔、蔡叔对此不满，放出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由于王位继承问题，周统治阶层内部发生了矛盾。以武庚为首的商人残余势力便利用这个机会和管、蔡勾结，发动徐、奄、熊、盈等东方诸部族，举行大规模的武装叛乱 [8] ，企图推翻周的统治。

据《尚书•大诰》说，武庚叛乱，声势浩大，致使周人的根据地“西土”也出现了骚动和不安。周公主张用武力讨伐叛乱，有些周贵族不同意，周公作《大诰》，就是为了说服那些在叛乱面前动摇和畏缩的贵族。据《逸周书•作雒》说，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终于协调了统治阶层内部的分歧， 出兵东征。

周公东征，遇到了商代残余贵族顽强的反抗。经过三年的残酷战争，周公削平了商代残余势力的叛乱，并压服了以奄为首的东夷诸部落，杀武庚、管叔，流蔡叔、霍叔。在这次战争中，周人才真正遇到商代贵族的有力反抗，也才真正征服了商人，把自己的势力伸张到黄河下游，南及淮河流域。

在结束武庚叛乱后，周统治者就把巩固广大的东方地区的军事占领，作为自己首要的政治任务。

周统治者首先把参加武庚叛乱的商顽民，强制迁徙到洛水北岸，命令他们兴建一座成周城（今洛阳东30里）。这座城是周人控制整个东方地区最重要的政治军事枢纽。

周统治者命令商顽民在成周附近定居下来，告诫他们说：“今尔尚宅尔宅，畋尔田。”又说：“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这就是说要商顽民在洛邑附近，安家落业，老老实实种田，永远做周人驯服的顺民，如果敢于反抗，就要遭受严厉的惩罚 [9] 。

周统治者又挑选一批商遗民，编成一支军队，驻守成周，这就是常见于铜器铭文的“成周八师”。周统治者利用这支军队镇压商代的残余势力，也利用他们进攻东夷和淮夷。

周初的封建 　在兴建成周城同时，周统治者又大封诸侯，在商代国家的废墟上，全面地建立起新的封建诸侯。

周初封建的诸侯，绝大多数是同姓子弟。《荀子•儒效篇》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也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

同姓的诸侯，都是文王、武王、周公的后裔。《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耼、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周初所封同姓诸侯，当然不止这些，当时的情况大概正像《荀子•儒效篇》所说，周的子孙，只要不是疯痴，都变成了显贵的诸侯。

周初诸侯，不都是同姓子弟，也有异姓的诸侯。这些异姓诸侯，有些是周人的亲戚，有些是归附周人的一些小国的首领，还有所谓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后裔。

周初的重要封国 　在当时的封国中，最重要的是卫、鲁、齐、晋、燕、宋 等国。

卫是武王弟康叔的封国，都朝歌（今河南卫辉北）。鲁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都奄（今山东曲阜）。周统治者把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赐康叔，把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封赐伯禽。周统治者告诉鲁、卫之君，对待殷遗民要“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这就是说，在推行政令时，要照顾殷人的习俗，在疆理土地，亦即在改变土地所有制的时候，则要依照周的法制。 [10]

宋是微子启的封国，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微子启是归顺于周的商贵族，周封他于宋，并把一部分商遗民交给他去统治。

齐是太公吕望的封国，都营邱（今山东临淄）。周统治者授权于齐，可以讨伐有罪的小国。

晋是成王弟叔虞的封国，都唐（今山西翼城），国号唐，叔虞子燮改为晋。山西南部是夏之故墟，所以《左传》说“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周统治者把居住在晋国的夏遗民“怀姓九宗”封赐叔虞，并告诉叔虞对待与戎族杂处的夏遗民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就是说，在推行政令时要顺应夏人的习俗，疆理土地则要适应戎人的成法。

燕是周贵族召公奭的封国，都蓟（今北京）。近年北京出土一批带有匽（燕）侯字样的周初铜器，在辽南也发现不少商、周铜器，证明召公之子确实分封于蓟。周初的燕统治着今河北北部、辽南的一些地区，燕成为周北土的屏障。

齐、卫等大国之君都是周王最亲信的人，他们统治着一些要害之地。周在其完成分封之后，其统治也大大地巩固起来了。

册封 　封建诸侯，要举行一种隆重的仪式，谓之锡命。在仪式中，受封者从周天子接受册命，称为册封。《左传》说到封康叔时，“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康诰》就是册封康叔的册命。

册封的主要内容是授民授疆土，即把某一地区的土地连同这土地上的人民封赐诸侯，让他们去建立侯国。《左传》载康叔受封时“聃季授土，陶叔授民”。鲁公受封时，也是“锡之山川，土田附庸”。被封赐的人民，都是当地的居民，不是从外地移入的。《左传》说鲁国是“因商奄之民”。《诗•大雅•崧高》说申伯受封时，也是“因是谢人，以作尔庸”。诸侯自己带到封国去的，只是祝宗卜史，官司奴仆和军事扈从。

诸侯对天子要承担镇守疆土、捍卫王室、缴纳贡物、朝觐述职等封建义务；还要随时准备率领自己的武士、军队，接受天子的调遣，参加战争。

诸侯有权把自己封区内的土地和人民封赐给自己的家族和亲信以为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也要承担从征、纳贡等义务。

卿大夫又有自己的家臣，家臣对卿大夫也要承担各种的义务。

这种层层叠叠的分封，就构成了以周天子为首的等级制度和上下的从属关系。《左传》昭公七年说“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正是这种等级制度和上下的从属关系最具体的说明。

二　西周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

土地所有制 　周天子位于封建的最顶端，名义上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诗•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周天子把王畿之内的土地，作为自己直接管理的领地，王畿之外的土地则分封诸侯。诸侯是自己封国内的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左传》昭公七年说：“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

王畿之内的土地有一部分是王室的藉田，由司徒来管理。每年春耕时，周天子率领他的大臣举行一次亲耕藉田的典礼。当然，所谓亲耕，只是一种仪式，而“终于千亩”的则是被称为“庶人”的平民 [11] 。王畿之内的山林川泽，天子也派有虞人、麓人、川衡等官吏管理。除此以外的土地则由天子封赐给他的大臣作为采邑，《中鼎》铭载，王把 土赐给中为采邑。《 尊》铭载，王把 赐给 为采邑。

周天子有时也不以“邑”的名义而以田若干赐给大臣。《 》铭载，王“锡田于敛五十田，于早五十田”。《大克鼎》铭载：“王若曰：克……锡女田于匽，锡女田于渒，锡女井家 田于 ，以厥臣妾，锡女田于康，锡女田于匽，锡女田于 原，锡女田于寒山。”有时赏赐的土地也以里计算。《召卣》铭载：“王自 赏毕土，方五十里。”

诸侯和卿大夫都有权把自己的一部分封地再分赐给自己的臣属。《卯 》铭载 伯呼命卯曰：“锡于 一田”，“锡于 一田，锡于队一田，锡于 一田”。《不 》铭载，白氏赐给不 “臣五家，田十田”。贵族之间也可以彼 此交换田地，不过土地买卖的情况还没有发现。

天子和诸侯都有权把封赐出去的土地收回。《大 》铭载周天子把封赐给 的田地收回，改封他人。但一般说来，诸侯和卿大夫是把自己的封国或封邑传给子孙。按宗法制的规定，当时合法的土地继承人是嫡长子。被封赐的土地，也成为各级贵族世袭所有。

社会阶层 　西周社会属于统治阶层的贵族，分各种等级，从高到低有天子、诸侯、大夫、士，各级贵族都是土地所有者。《国语•晋语》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这几句话，具体地说明了这种等级关系。士以下都是被统治者，主体部分是平民。

周族征服者建立作为据点的城及其附近的郊，被称为“国”，居于其中的主要是周的统治者贵族以及周族的平民。国人有一定的参政权力，只有他们才能为国家当兵作战。

“国”之外的广大田土被称为“野”，在其上的农业劳动者，主要是被征服地区的居民等，他们被称为野人，又称庶人、庶民，是西周时期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也是被统治阶层的主体。

“国”中的农、工、商，和“野”外的庶人构成了西周社会中的被统治阶层。

贵族们又称“君子”，田野里劳动的农人被称“野人”或“小人”，“君子”和“野人”或“小人”是对立的。《孟子•滕文公》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两句话也道破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

《大盂鼎》铭载，康王赏给盂“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宜侯 》铭载，康王赐给矢土地和“庶人六百又六〔十〕夫”。从这些史料看，庶人的地位很低，但并不像奴隶那样一无所有。《诗•豳风•七月》说：“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瑾户，嗟我妇子，日为改岁，入此室处。”这说明当时的农业劳动者有自己的妻子儿女，家室庐舍。《诗•周颂•臣工》说：“命我众人，庤乃钱铸，奄观铚艾。”《载芟》也说：“有略其耜，俶载南亩。”这说明他们有自己的生产工具。

此外，也存在着部分奴隶，主要作为家奴而存在。铜器铭文中有关于赏赐“人鬲”、“臣妾”的记载，也有用匹马束丝赎回奴隶的记载 [12] 。这些奴隶多来自战俘，但其总体数量和用于农业生产的比例都不高。

井田制与地租 　古文献上说，周代实行过井田制。关于井田制，《孟子•滕文公》曾有这样的说明：“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 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从这段话看来，井田制的主要内容是把土地划分为方块，井田之中，有公田，也有私田。《诗•小雅•大田》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正是公田私田存在的说明。公田的收入归公室或用于公共支出，私田的收入才归农民自己。《孟子》说：“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即农民在田官的监督下必须先耕种公田，然后才种自己的私田。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田地是经常要更换和调整的，一般是三年就须“换土易居”，即重新分配土地。当然，换地不能超出一定的范围，“死徙无出乡”，成为严格的禁令。因此，所谓井田制，实质上就是劳役地租制。

田野上劳作的农人，被规定在十月向贵族纳禾稼，把黍、稷、禾、麦等最好的粮食连同麻纻全部献给贵族，此外，还要向贵族提供其他各种贡献。他们要用自己的织物“为公子裳”，用自己猎取的狐狸“为公子裘”，打猎后还要“献豜于公”，一年之中十分辛苦，自己吃的是野菜，“六月食郁及奠，七月烹葵及菽”，到了年终，还是有“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之叹。

除贡物外，农民还要担负徭役等。据《诗•豳风•七月》记述，当时农民到了冬季，要替贵族作各种服役，如修理房屋，凿冰，割草，搓索等等。

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周代的农具，见于古文献的有耒、耜、钱、铸、铚等。现在已经发现的西周农具，金属制的不多，绝大部分都是用木石、兽骨、蚌壳制作的。

双齿的耒和铲状的耜，是周人的主要农具。耕田用人力，通常是协作，这就是所谓耦耕。《诗•周颂•噫嘻》说：“十千维耦”，《诗•周颂•载芟》说：“千耦其耘”，说明了当时农业的繁荣。

周人第一年开种的田称为菑，第二年耕种的田称为畲，第三年耕种的田称为新。《诗•小雅•采芑》说：“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诗•周颂•臣工》说：“如何新畲”。这里所说的“菑”、“畲”、“新”，就是指耕种年数不同的田地。第三年耕种以后，地力已衰竭，周人就用抛荒的办法以恢复地力。数年之后，再次开种。

《诗•小雅•甫田》说：“或耘或籽，黍稷薿薿。”《诗•周颂•良耜》说：“其铸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这些诗篇说明周人对于除草培苗已很重视。

《诗•小雅•白华》说：“彪池北流，浸彼稻田”，这说明周人已经知道应用人工灌溉。当然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们还是依靠天然的雨水。《诗•小雅•甫田》说：“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说明了周代的农人仍 须向大自然祈求恩惠。

《诗经》中记载的西周的农作物品种很多，重要的谷物有黍、稷、稻、粱、菽、麦等，种植最多的是黍、稷。在同一种作物中，还分出不同的品种。《诗•生民》说：“诞降嘉种，维柜维秠，维糜维芑”，柜、秠是黍的两种嘉种，糜、芑是粟的两种嘉种。《诗•周颂•思文》说：“贻我来牟”，来是小麦，牟是大麦。《诗•周颂•丰年》说：“丰年多黍多徐”，稌是稻的一种。桑、麻的种植很普遍。桑、麻在《诗经》中常见，麻往往与禾、麦并提。《诗经》有关于“蓺麻”、“沤麻”、“绩麻”的话。桑是养蚕的饲料，蚕丝和麻的纤维都是周人做衣服的主要材料。

狩猎在农民经济生活中还占有一定的地位。农民要用狩猎补充自己的生活资料，还有向贵族提供猎获物的义务。《诗•魏风•伐檀》说贵族是“不狩不猎”，而他们却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

周代的手工业，有官府手工业和属于农民家庭副业的民间手工业，但都是为了自给自足而生产，只有少数的手工业品用于交换。

官府手工业的工匠，铜器铭文中称之为“百工”。《国语•晋语》说：“工商食官”，这表明工是隶属于官府的，他们是向王室或贵族领取生活资料的专业工匠。

西周的官府手工业，以冶铸青铜器为主，王室或被封诸侯都有自己的青铜冶铸作坊。随着大封诸侯，青铜冶铸技巧也传播到全国许多地方。现在所知，北面到辽宁、河北，东面到山东、江苏、安徽，南面到河南南部以及湖北，都曾经发现过西周的青铜器。铸造方法大抵继承了商人的技巧，不过类别和数量要比商代为多，铭文也比商代的长，这都显示出青铜器制造业有了进一步发展。

陶器制作方面出现了板瓦和筒瓦。虽然当时瓦只限于使用在天子、贵族的宫室上面，但它的出现，在建筑史上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西周时带釉硬陶比商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西安、洛阳、江苏、安徽的周墓中都发现有带青釉的陶器。

商贾也和百工一样，多半是隶属于官府和贵族的。交换媒介是用贝或一定重量的铜块，铜器铭文中有“王锡（赐）金百寻”或“取遗五寻”的记载，寻就是指铜块的重量单位。铜器铭文中有关于用玉器等物和贝交换的事实，则贝在当时也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

三　西周的政治制度

官制 　西周由于土地层层分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土地所有的等级结构，就使得这个政权既具有地方分散性又具有等级从属关系。

周王是最高首领，是诸侯的共主，他自称是天的元子，所以称为天子。实质上，以周王为首的西周政府，对它所封建的侯国，保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但它直接统治的地区，则只限于王畿以内，即以镐京和成周为中心的一些地区。

西周时期的王室和侯国的政治机构，已难详考。根据《诗》、《书》和铜器铭文所载，可以看出当时王室最重要的官职是卿士，卿士是天子的辅佐。《尚书•顾命》把卿士列于邦君之前，《诗•小雅•十月之交》列卿士于众官之首。铜器铭文中也把卿士寮放在诸侯之前。

太师、尹氏也很重要。《诗•小雅•节南山》说：“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这里所说的师就是太师，尹就是尹氏。在这首诗中又说：“尹氏太师，维周之氐，秉国之均，四方是维。”《诗•大雅•常武》说：“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又说：“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这说明了太师、尹氏都是掌握国家军政大权的一些重臣。

常见于古书和铜器铭文中的“三有事”或“三事”，是指司徒、司马、司空而言。据古书记载，司徒一般是管土地、赋役，司马是管军政，司空是管筑城、开沟、修路等工程。除“三有事”外，还有掌管刑狱的司寇。

见于古书的西周官名，尚有太保、太史、太宗、冢宰、趣马、膳夫等，统兵作战的官有“师氏、亚、旅”等。这些众多官职的出现，说明了当时政治机构的庞大。

王室的官吏都是由大小贵族充任的。由于他们世代占有土地，所以也世代垄断官职。当时不但有“世官”，还有“世职”，铜器铭文中记载王命令大臣继任其父祖旧职的例子很多。

周天子把畿外之地分封诸侯，诸侯中绝大多数是姬姓贵族。天子和诸侯除了君臣关系外，还保持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关系，这种宗法关系，对于维系西周贵族的统治是一种重要的力量。《诗•大雅•板》说：“大邦维屏，大宗维翰。”又说：“宗子维城。”这里所说的“大宗”、“宗子”就是指同姓诸侯的长子，周天子依靠他们作为屏翰来保卫自己的统治。

按照周制，大国诸侯有时还可兼任王室的官吏，如周初卫康叔为周司 寇，周末郑桓公为周司徒。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设置和王室类似的官吏，还拥有军队，他们各自成为一方之主。西周时，诸侯尚未强大，他们还能听从天子的号令，向天子纳贡。《左传》昭公十三年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除纳贡外，还要朝觐述职，出兵从征。天子还有权干涉诸侯的内政，有些侯国的官吏要由天子任命。天子还可以惩治和撤换诸侯，周夷王曾烹齐哀公而立其弟静 [13] 。周宣王曾派兵伐鲁，杀伯御而立其弟孝公 [14] 。

西周时畿外的封君一般都称为侯，如鲁、卫之君称鲁侯、卫侯。畿内的封君多称伯，如芮伯、郑伯。侯、伯当是爵位的名称。西周时称公比较普遍，王朝大臣都称公，如周公、虢公，公在当时也可能是一种爵位。另外侯、伯之臣民称侯伯为公，则公又成为君主的同义语。

兵制 　属于周王室的军队有周六师和虎贲。周六师是由周人组成的，驻在周京所在的西土地区，所以铜器铭文中称它为西六师。六师是周的主力军，昭王、穆王曾率六师出外远征。殷八师是殷遗民编成的，将帅则由周人充任。周人对南方各族多次的征战，往往是六师、八师并用。虎贲是周王的禁卫军，武王伐纣，即以虎贲为先锋。

刑罚 　《尚书•康诰》说：“文王作罚。”《牧 》铭亦载：“不用先王作刑，亦多虐庶民。”周人很早就依靠刑罚来加强他们的统治。

《左传》文公十八年说西周时有刑书九篇，刑书中规定：“窃贿为盗，盗器为奸。”触犯了这种规定的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说明了当时的法律已经把保护私有财产和标志封建等级制的名器当作首要的任务。

《尚书•吕刑》说周代有墨、劓、剕、宫、大辟五刑，而且五刑之属多至3000，当时刑罚既苛且滥的状况是可以想见的。铜器铭文中有关于官吏对其下级施用鞭刑和墨（黥面）刑的事。西周时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即使贵族、官吏犯法，他们也完全可以按“金作赎刑”的规定而交纳金货以免罪。用铜几百爰赎罪的事，在铜器铭文中是有例可寻的。

四　周和其他各族的关系

周和东夷、淮夷的关系 　当周人覆灭了商王朝，继续向黄河下游进军的 时候，很快就遇到了强大的东夷、淮夷等东方部落的抵抗。东夷和淮夷是分布在今山东和淮河流域这一广大地区之内的最早的居民。他们聚族而居，从事农业生活。在商王朝统治时期，他们之中有一些部落已经在商文化的影响之下，走到了历史上文明时代的边缘，但更多的部落，可能还停留在氏族制的阶段。在殷周之际的历史变革中，东夷和淮夷受到了震动。西周初年，薄姑（今山东临淄）和奄（今山东曲阜）曾经参加以武庚为首的商代残余势力的叛乱，曾顽强地抵抗了周公的东征。经历了三年的持续战争，周人才把他们镇压下去。

胜利的周统治者在今山东境内建立了齐、鲁等封国，要这些诸侯把东夷和淮夷置于自己的军事控制和政治支配之下，但东夷和淮夷的反抗并未停止。《尚书•费誓》载鲁伯禽和淮夷、徐戎有过激烈的战争，鲁国受到的威胁很大，以致不敢打开国都的东门。

据铜器铭文记载，自周初以至厉王、宣王之世，周王朝和东夷、淮夷诸部落间，不断地发生战争。淮夷中最强大的是徐方。周穆王时，徐偃王曾起兵攻周，一直打到黄河边上。铜器铭文中也有穆王时周与淮夷作战的记载。厉王时周人和南方又有许多战争。《后汉书•东夷传》说：“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虢仲 》铭亦载：“王南征，伐南淮夷。”

淮夷的铜可能是周人掠夺的重要对象之一，铜器铭文中“孚金”的记载不少。也掠夺人口和牲畜。《师 》铭载发生于周宣王时的一次战争中，周人“ 孚士女、羊牛，孚吉金”。

铜器铭文中称被征服的淮夷为“帛晦人”或“帛晦臣”，意思就是贡纳之臣。《兮甲盘》铭说：“淮夷旧我帛晦人，毋敢不出帛，其积，其进人，其贮”，又说“敢不用命，则即刑 伐”，就是要淮夷向周王朝交纳布帛和其他财物，还要提供劳动力，否则就要受到讨伐。把淮夷置于周的统治和奴役之下，这是周人不惜付出很大力量不断征伐南淮夷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和楚、吴的关系 　西周时楚人分布在汉水流域到长江中游的两岸。楚的历史很悠久，早在商代就和商人有过接触。今河南南阳、信阳都发掘出西周时期的遗迹，说明周人在很早时已经占领了河南南部。在湖北圻春发现西周早期的木建筑和其他一些遗物，则周人有些据点已深入到长江边上。

西周时周和楚发生不断的冲突，在西周早期的铜器铭文中，一再提到周人“伐楚荆”、“伐反荆”的事。古书中记昭王率师远征楚人的记载颇多，说昭 王打了败仗，“丧六师于汉”，昭王最后死在汉水之中 [15] 。表明楚人是难以制服的。

宣王时，宣王封其舅申伯于谢（今河南南阳），谢是周通向楚的门户，宣王封申伯一事，可能是为了加强对南面的攻守。与此同时，周人的军队又出现在江汉地区。《诗•大雅•江汉》说：“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又说：“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经过频繁的战争，江汉流域在宣王时曾被划入周的势力范围之内。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逃奔荆蛮建立吴国的传说，这个传说反映出早在殷末，周人已经到达了长江下游，统治着那里“断发文身”的土著居民。

在今江苏发现过不少西周的铜器和遗址。《宜侯矢 》说康王时周封虞侯矢于宜。可见西周初期，在今江苏境内也有过周人的据点，尽管在后来较长时期内，扎根在那里的一些来自中原的周人和周已没什么联系，但他们对开发长江下游一带还是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周和西北、东北各族的关系 　分布在周的北面和西北方面的是一些游牧部落，其中最强大的是鬼方和严允。早在商代，他们就紧紧地跟在周人的后面，企图进入渭水流域。西周时，他们还是不顾周人的抵抗，向东南推进。《小盂鼎》铭载，康王二十五年，鬼方和周人发生过一次规模很大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周人大败鬼方，俘获鬼方一万三千多人，酋长三人，还俘获车、马和很多的牛羊。

《国语•周语》说，穆王时，“犬戎氏以其职来王”。穆王并强徙一部分犬戎于太原（今甘肃平凉、镇原一带），这里所说的犬戎，或许就是严允。

穆王以后，严允日益强盛，经常向南袭击，成为周的严重威胁。《后汉书•西羌传》说：“夷王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虢季子白盘》铭也提到这次战争，说虢季子白“经维四方，薄伐严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双方激战于洛水（今陕西洛河）北岸，这一带离周的统治中心不远。由于严允经常对周侵袭，使周人的兵役负担加重。《诗•小雅•采薇》：“靡室靡家，严允之故，不遑启居，严允之故。”这就是当时行役者发出的感叹。

宣王时，严允已逼近周都。《诗•小雅•六月》说：“严允匪茹。整居焦穫，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六月》诗中又说到当时周宣王派尹吉甫迎击严允。 《兮甲盘》铭也说到这次战争，铭文中说“伐严允于 ，兮甲从王，折首执讯”。宣王并没有打退严允和其他西北游牧部落的进攻。《竹书纪年》载宣王命秦仲伐西戎，秦仲败死。到幽王时，申侯、缯侯联合犬戎攻杀幽王于骊山下。戎狄势力的强盛，逼迫周统治者在渭水流域无法继续立足下去。故幽王死后，子平王只得迁都于洛邑。

肃慎是居住在今东北境内的少数民族。《国语•鲁语》说武王克商之后，“肃慎氏贡楛矢、石磬”。《书序》说：“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息慎即肃慎，早在西周初年，周人和肃慎之间的往来关系已被载入于史册。

《左传》昭公九年传，记周大夫詹桓伯之言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歧、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确实，周灭商以后，周的疆域和其势力范围比商王朝更大，现在证之考古发现，《左传》这段话比较接近于实际状况。

古书和铜器铭文中有关周人和各族的关系，大部分是属于战争的纪录，但隐藏在它背后的则是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往来，这应是历史的主流。

五　西周的衰亡

自成、康、昭、穆至共王统治时期，是周的盛世。到懿王时，内外矛盾交织并乘，周王朝便开始走上衰败的道路。

首先是统治者内部矛盾的加剧。到夷王时，“诸侯或不朝，相伐”，王室不能制；或有来朝，夷王也不敢坐受朝拜，他甚至要“下堂而见诸侯” [16] 。其次是民族矛盾的加剧。紧紧跟踪周人的西北诸游牧部落，到懿王时，以日益加强的攻势，向渭水中下游推进，成为周王朝的威胁。

夷王死，厉王立。铜器铭文记载厉王时南征的事相当多，看来当时周和楚的关系也很紧张。厉王既要加强西北边境的防御，又在东南开辟战场，显然处于两面作战的形势之下。战争使周王朝甚至也损害贵族们的利益。史载厉王以荣夷公为卿士，荣夷公好利，垄断山林川泽之利。山林川泽在当时是各级贵族所共同的享有品，厉王把山林川泽之利收归王室所有，是违背典章制度的。《国语•周语》说：“厉始革典”，大概就是指此而言。

厉王专利，引起了贵族和平民的怨恨，他们都发出了怨言。《逸周书》说：“下民胥怨，财力单竭，手足靡措。”为了压制舆论，厉王使卫巫监谤，“以 告，则杀之”。于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邵公规谏厉王，他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但厉王不听。矛盾愈来愈尖锐。到公元前841年终于爆发了国人暴动。据《 》铭载，参加这次暴动的，除国人外，还有“正人”、“师氏人”等。显然这次暴动是有低级贵族、武人参加的。暴动没有遇到来自王室方面的武装镇压，史载当时国人围王宫，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今山西霍县），朝政由诸侯共管，史称“共和行政”。

共和行政，维持了14年，厉王死于彘，诸侯归政于厉王之子宣王静。宣王在位46年，“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史称中兴。《诗经》上有很多诗篇歌颂宣王的武功，从这些武功诗看来，宣王在对严允、西戎和徐、楚的战争中，都取得了一些胜利，并新建了韩、申等几个封国。但宣王也遭遇到一系列的失败，他命秦仲伐西戎，秦仲败死；伐太原之戎、条戎、奔戎，都打了败仗。最大的失败，是公元前789年的千亩之战，“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与此同时，对南方的战争也失利，史称“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企图补充军队，结果引起大臣们普遍的反对 [17] 。

宣王并没有打退外来的威胁，反而在频繁的战争中，激化了社会内部的矛盾。《诗经》中有很多诗篇说到当时兵役繁重，统治者把平民当作野兽，驱于旷野，使他们脱离了生产，长期远戍，以致町畽变成鹿场，田园鞠为茂草。留在农村的农民亦瓶罍俱罄，“杼柚其空”，不得不抛弃家园，逃亡他乡。

据古书载，宣王元年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诗•大雅•云汉》说，这次旱灾带来了严重的饥馑，致使“周余黎民，靡有孑遗”。

很多低级贵族也遭到大贵族的劫夺，变为琐尾流离之子。《诗•大雅•瞻卬》：“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正是反映这一事实。这些破落的贵族对于无休止的“王事”和不公平的待遇，也表示不满。《诗•小雅•北山》反映了贵族愤恨的情绪。在这首诗中，他们提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同样的人，“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

显然在宣王统治的半个世纪中，国内外的矛盾都更加深化了。

宣王子幽王即位的第二年，关中发生大地震，“岐山崩，三川（泾、洛、渭）竭”。这次地震是很严重的。《诗•小雅•十月之交》所说的“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就是描述这次地震所造成的灾情。由于旱灾和 地震同时来临，使农业受到严重的危害，从而给人民带来了饥馑。《诗•大雅•召旻》说：“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人民因灾荒而到处流亡。严重的自然灾害，更加速了周的灭亡。

和天灾同时，西北诸游牧部落的侵袭，更加严重，致使当时的诗人，发出“日蹙国百里”的感叹。就在这时，王室内部发生了王位继承的斗争。史载幽王嬖爱褒姒，废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立褒姒所生的伯服为太子，引起了申侯的叛变。公元前771年，申侯与缯侯引进犬戎，入攻西周，将幽王杀死于骊山下（今陕西临潼附近），西周遂亡。

第二节　春　　秋

一　春秋时期的政治形势

周东迁和诸侯的强大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放弃镐京而迁都洛邑。从这年到公元前476年，是中国史上的春秋时代。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共有一百四十几国 [18] 。其中重要的是齐、晋、楚、秦、鲁、郑、宋、卫、陈、蔡、吴、越等国。

西周末年，关中因为受战争和灾荒的破坏而残破不堪，周统治者的实力也大为削弱，平王依仗晋、郑等诸侯的力量而东迁。

东迁后的周，起初尚占有今陕西东部到豫中一带的地方，后来有些土地被秦、虢等国割去，周的领土仅局限于洛阳周围几百里的范围之内。过去以封建从属关系而形成的统一纽带逐渐废弛，中原各诸侯国不再定期向天子述职和纳贡。周王室由于贫弱而不得不放弃天子的尊严，向诸侯伸手去“求赙”、“求金”、“求车”。周实际上已和一个小国差不多，它不能对各诸侯发号施令，反而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必须依附于强大的诸侯。东迁之后，周天子失去其天下共主的地位。西周时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遂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各个强国为了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争作霸主，故而春秋时期出现了大国争霸的斗争。

齐桓公的霸业 　齐在经济、文化上都较为先进，春秋时号称泱泱大国。公元前685年，齐襄公死，桓公继位，他任用管仲为辅佐。管仲整顿了齐国的内政，经济获得了发展，齐的国力大为充实。桓公稳定了国内的局势之 后，便积极开展对外活动。首先是拉拢宋、鲁两国，接着把郑也争取到自己这边。这时戎狄势力很盛，对华夏的一些小国有极大的威胁。公元前661年，狄伐邢（今河北邢台）。公元前660年，狄又破卫（今河南淇县），卫只剩下遗民5000人。齐于是出兵救邢存卫，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史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由于齐联合了华夏各国，击退了戎狄的进攻，把一些小国从戎狄的蹂躏下拯救出来，从而提高了齐在中原的威信。

南方的楚国，从武王到文王，不断向北发展，灭掉了邓、申、息等国。到成王时，楚的势力已逼近中原。这时由于齐开始称霸，故一向服属于楚的江、黄等小国转向于齐。楚当然不会甘休，于是连年伐郑，以此来对齐施加压力。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鲁、宋、陈、卫诸国之师，讨伐追随于楚的蔡国，蔡溃败，齐于是伐楚。当时楚也很强，而且也不肯向齐示弱。最后双方结盟于召陵（今河南郾城）。齐这次虽然未能把楚压服，但楚北进的锋芒却受到了挫折。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又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参加盟会者有鲁、宋、郑、卫等国的代表，周天子也派人前往。这次盟会规定，凡同盟之国，互不侵伐，必须共同对付外敌。通过这次盟会，齐桓公遂成为中原的霸主。桓公死，诸子争立，齐国从此之后就失去了霸主的地位。齐称霸时间虽不长，但对于阻止戎狄和楚人的入侵中原还是起了一些作用。

晋文公的霸业 　晋在春秋初年是很小的。晋建都于翼（今山西翼城），它的疆域包括今晋南和汾、浍流域一带。《国语》说晋国是“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晋西面有吕梁山，东面、南面有太行山和中条山，《左传》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于邻。”这样的地理环境，对于晋和中原的交往是大有妨碍的。

晋在春秋初期的几十年间，内乱一直未停息。到公元前678年，武公才结束了长期的分裂状态而把晋统一起来。到献公时，他把原来晋国的一军改为二军以扩大兵力。随后灭掉了耿（今山西河津）、霍（今山西霍州）、魏（今山西芮城）三个小国，接着又灭虢（今河南陕县）、虞（今山西平陆）两国，晋的疆土开始从黄河北岸伸展到南岸。另外又占领了黄河以西的一些地方。晋开始强大起来。

献公死，诸子因争位而酿成内乱，相继在位的是碌碌无能的惠公和怀公，晋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19年的公子重耳，在秦的援助下回国继位，他 就是有名的晋文公。《左传》说他备尝“险阻艰难”，所以即位后能任用有才干的赵衰、狐偃等人，并注意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经过文公的整顿，晋政权得到了巩固，并出现“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

公元前635年，周王室发生了王子带之乱，周襄王出居郑以避难。晋文公出兵杀王子带，护送襄王回国。襄王为了酬谢文公的功劳，把阳樊、温、原和 茅之田（今河南济源、武陟一带）赐给晋国。文公兴兵勤王，不仅获得了土地，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晋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

自从齐霸中衰以后，楚又成为中原局势的支配力量，不仅鲁、郑等国都屈服于楚，甚至像齐这样的大国也受到楚的威胁。野心勃勃的晋文公，为了要称霸于中原，就必须先对付楚。

公元前633年，楚围宋，宋告急于晋。晋人先去侵伐楚的与国曹和卫，并将侵占到的曹、卫之田送给宋。楚遣使至晋，表示愿释宋围，但交换条件是晋也必须从曹、卫撤兵。而晋人私许曹、卫撤兵，使曹、卫背楚而从晋，晋又拘楚使以激怒楚。公元前632年，晋联合了秦、齐、宋，出兵车七百乘，与楚大战于城濮（今河南范县），楚人战败。晋文公和齐、鲁、宋、卫等七国之君盟于践土（在今河南原阳县境），并得到周王的策命。这年冬天，晋又会诸侯于温（今河南温县），周王也被召赴会，晋由于胜楚而跃升为中原的霸主。

文公死，襄公立。襄公依靠的是文公手下的一批老臣，晋并没有因为文公死而中断其霸业。

秦霸西戎 　在晋称霸之时，秦也很想向东扩展自己的势力。晋文公刚死，秦穆公即乘晋丧而派兵偷袭郑国，后因郑有备而退回。但在行经殽地时（河南渑池、洛宁一带），遭到晋伏兵的狙击，秦师全军覆灭，三帅都被晋俘获。公元前625年，秦伐晋，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秦又战败。过了一年，秦穆公亲自率兵伐晋，渡过黄河后烧毁乘舟，晋人见秦有决一死战之心，不敢应战。这次秦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秦的国力终究不如晋，特别是秦东进的道路被晋牢牢地扼住，所以秦无法向东迈出一步。出于这种原因，秦只能转而致力于征服邻近的戎人，史称穆公“益国十二，遂霸西戎”。

楚庄王的霸业 　在晋文、襄称霸期间，楚不敢与晋争锋，所以只能向邻近小国去寻衅。楚穆王时期，楚先后灭掉了江（今河南正阳）、六（今安徽六安）、蓼（今河南固始）等小国。晋襄公死后，晋国大权旁落于赵盾之手，他为了树立自己的势力，在贵族中展开了兼并斗争，使得晋放松了它的争霸活动。楚穆王末年，范山向穆王说：“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晋的无暇外顾，给楚提供了到中原夺取霸权的机会。

穆王死，庄王立。庄王初年，楚国发生好几起贵族暴乱，与楚邻近的群蛮、百濮也都乘机进行骚扰，但不久都被庄王平息。庄王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左传》说他在内政方面作过一些改革，因而减少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摩擦。另外，在生产方面也有所发展，所谓“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楚的国势为之一振。

公元前606年，庄王伐陆浑之戎，观兵于周郊，并派人向周王去问九鼎之轻重，以表示有吞周的意图。公元前598年，楚又攻破陈的国都。次年又兴兵围郑，郑被困三月才被楚攻破，郑降于楚。晋闻讯后，派大兵救郑。晋楚两军大战于邲（今河南郑州北），这时晋国政令不行，将帅不和，晋军为楚所败而狼狈逃归。公元前594年，楚又围宋达九月之久，宋向晋告急，晋畏楚而不敢出兵。这时宋、郑等国都屈服于楚，庄王便成为中原的霸主。

鞍之战和鄢陵之战 　随着晋霸的中衰，和晋一向站在一边的齐，渐渐对晋产生藐视的态度。齐顷公时，齐一面和楚联结，一面不断对鲁、卫两国用兵。公元前589年，鲁、卫两国因不堪齐的侵伐而向晋乞师，晋派大军到靡笄山下（今山东长清），齐、晋大战于鞍（今山东济南），齐师战败。齐和晋结盟，并答应归还所占鲁、卫的土地。这次战役的结局表明，晋仍是强大的，齐企图代替晋的霸主地位是难以实现的。

晋战胜齐，又引起了楚的不满，是年冬，楚以救齐为名而大兴兵。楚又举行盟会于蜀（今山东泰安），参与者有齐、秦、鲁、卫等十国，声势很盛。这时期晋不敢与楚争，楚也不敢攻晋，晋、楚基本上处于相持阶段。

公元前580年，晋厉公立，厉公很有重整晋国的意愿。他即位之初就打败了狄人和秦人。晋人一向称齐、秦、狄、楚为“四强”，而这时除楚之外，都为晋所制服。

公元前579年，晋、楚两国在华元的调停下议和，但两国都无诚意，只是矛盾的暂时缓和。到公元前576年，楚就首先不遵守盟约而向郑、卫进兵。次年，晋因为郑服于楚而伐郑，郑求救于楚，楚恭王亲率大军救郑。晋、楚两军大战于鄢陵（今河南鄢陵），楚战败而退兵。

晋的战胜，助长了厉公的骄傲情绪。他于公元前574年，“欲去群大夫”，杀掉了郤至、郤锜、郤犨，想以此来加强君权。但晋公室弱而卿大夫强的趋势已难以扭转，所以次年厉公又被栾书、中行偃所杀。

晋悼公复霸 　晋厉公被杀之后，晋卿大夫之间的斗争渐渐缓和，故在悼公统治期间，晋势稍振。

悼公在对付戎人方面采纳魏绛和戎的策略，即用财物去骗取戎人的大 片土地，以代替过去的军事杀伐。这样便可把兵力抽出来以加强对中原的争霸活动。

公元前571年，晋在虎牢（今河南汜水）筑城以逼郑。鄢陵之战以来，郑一直服从于楚。这时，郑经不住晋的压力而又倒向于晋。《左传》说悼公时“晋三驾而楚不敢与争”。这时晋、楚俱弱，但比较起来，晋略占优势，楚不敢与晋对抗，故而悼公能复霸。不过，晋的霸业，至此也接近于尾声了。

向戌弭兵 　公元前546年，宋向戌继华元而提出弭兵之议，当时像晋、楚、齐、秦等大国都表示同意。是年六七月间，晋、楚、齐、秦、宋、卫、郑、鲁等十四国在宋都开弭兵之会。齐、秦是大国，邾、滕是齐、宋的属国，这四国不参与盟约。会上规定，晋、楚之从国必须交相见。就是说两国的仆从国必须既朝晋又朝楚，承认晋、楚为共同的霸主。霸业由两强来平分，这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不是两强势均力敌，这一现象是不会出现的。

弭兵之会以后的几十年中，由于两强力量接近于均衡，战争比以前减少了。

吴的强大和攻陷楚之郢都 　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春秋前期和中原各国没什么来往，所以史书上缺乏有关吴的事迹。

公元前583年，晋采纳从楚逃亡到晋的申公巫臣的策略，扶植吴国以制楚。晋派巫臣到吴，把中原的乘车、射御、战阵教授给吴人，又“教之叛楚”。吴果然开始扰楚，属于楚的一些蛮夷，也渐被吴吞并。

公元前515年，吴公子光杀王僚而自立，即吴王阖闾。《左传》称阖闾与民“辛苦同之”，吴日益强盛。公元前512年，吴灭徐（今安徽泗县北），楚的卿大夫这时已感到吴将是楚不易对付的劲敌。

逃亡于吴的楚臣伍员受到阖闾的重用。他认为“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他建议吴王把吴军分成三部分，每次出一师以击楚，如此轮番的去扰楚，便可削弱楚人，而后以三军攻之，一定能把楚打败。吴王接受了这一计谋，果然，从楚昭王即位之后，“无岁不有吴师”，使楚疲于奔命。

公元前506年，吴大举攻楚，吴军溯淮而上，转战于小别山、大别山一带。吴与楚战于柏举（今湖北麻城），楚军失利。从攻楚以来吴五战皆捷，吴军遂攻入郢都（今湖北荆州），昭王奔于随（今湖北随州）。楚申包胥入秦乞师，秦襄公派兵车500乘以救楚。楚人在秦的援助下，把吴军逐出楚境。楚由于这次失败而失去了它强大的霸国地位。

吴伐越和越灭吴 　与吴相毗邻的越国，乘吴忙于攻楚之际而经常去袭击吴。公元前496年，吴伐越，战于槜李（浙江嘉兴），吴师战败，吴王阖闾负 伤而卒。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报父仇而败越于夫椒（今江苏苏州），又乘胜而攻入越都。越王勾践率领5000甲盾而退保于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并使人向吴求和。伍员要求夫差灭越以除心腹之患，但夫差因胜越而骄傲自满，不听伍员建议而许越议和。

吴胜越以后，自以为从此可无后顾之忧，故一心想到中原和齐、晋试比高下。公元前486年，吴人在邗（今江苏扬州附近）筑城，又开凿河道将长江、淮水连接起来，辟出一条通向宋、鲁的水道。

随着吴的强大，中原的鲁、邾等国都屈服于它。吴为了压服齐人，于公元前485年，派舟师从海上去伐齐。次年，吴又兴兵伐齐，大败齐师于艾陵（今山东莱芜），齐军主帅国书被杀，吴俘获齐兵车达八百乘。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鲁、周等国会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在会上吴与晋都争作霸主，晋由于国内内乱未止，故不敢与吴力争，吴夺得了霸主的位置。

《左传》说夫差时，“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又说他不恤民力，“视民如雠”。吴在争霸方面虽有所得逞，但连年劳师动众，造成了国内的空虚。

越王勾践战败以后，不忘会稽之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越的国力渐渐恢复起来。而吴对此毫不警惕，吴王夫差为参加黄池之会，竟率精锐而出，使太子和老弱留守。越王勾践乘虚而入，大败吴师并杀死吴太子。夫差闻讯，匆匆赶回，与越议和。由于吴的长期穷兵黩武，民力凋敝不堪，难以和越对抗。公元前473年，越灭掉了吴。

勾践灭吴后，也步吴之后尘，以兵北渡淮，会齐、晋诸侯于徐州，越兵横行于江淮以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华夏和戎狄蛮夷的关系 　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春秋时中原各国因经济、文化上较先进而自称为华夏，和他们相毗邻的或是错杂居住的则被称为戎狄蛮夷。

戎和狄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和其北面。北戎、山戎在今河北或辽宁一带。姜戎、陆浑之戎本在今甘肃境内，后来被迁徙到今河南中部。狄分为白狄、赤狄。白狄在今陕西境，白狄别种的鲜虞、肥、鼓三国在今河北西部。赤狄有潞氏、留吁、铎辰、东山皋落氏、廧咎如，大约都在今晋东南。夷分布于今江淮流域或沿海等地，如齐的东面有莱夷，淮、泗流域有淮夷。楚的南面有群蛮、百濮。

据古文献记载，不少戎狄的生活方式以至语言、礼俗都和华夏人不同，如姜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被发左衽”似是戎狄 人普遍的习俗。有些戎狄和华夏并无种族上的差异，如姬姓、姜姓之戎，他们和周人本是同族之人。他们之所以被周人看作戎人，原因就是他们文化上落后于周人。

春秋早期，戎狄势力颇盛，华夏各小国固然受到较大威胁，就连晋、齐等大国同样也遭到戎狄人的侵伐。春秋中期后，华夏各国日益强大，许多戎狄蛮夷被他们征服和吞并。在今陕西境内的许多西戎被秦所灭，赤狄、白狄大多被晋所灭。齐灭莱夷，大部分淮夷小国被楚、鲁所灭。楚还吞并了南方蛮族所建立的小国或部落。军事上的征服，使一些戎狄蛮夷被强制接受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到春秋末，大多数居住在中原或靠近中原的各族逐渐地融合于华夏族，华夷之间的差别、界限也就渐渐地泯灭了。

二　春秋时期的经济发展

贵族与庶人 　春秋时各国都按宗法关系而进行分封，故而受封地者多为公族出身的卿大夫。受田的多少依封建等级的高低而定，如晋国之制，卿受“一旅之田”，一旅之田为500顷。上大夫受“一卒之田” [19] ，一卒之田为100顷。卫国的制度是卿可得百邑之封 [20] 。卿大夫除受封地之外，还可因功而得到赏田。《左传》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较多，如郑君因子展、子产破陈有功而赏赐他们几个邑。宋君赏向戌60邑。当时国君也可从卿大夫手中把土地收回，另外，卿大夫抢夺别人田地之事也很多，如鲁闵公之傅“夺卜 田”，晋国“先克夺蒯得田于堇阴” [21] 。当时土地还没有成为商品，所以买卖田地的情形还未出现。

卿大夫在自己采邑内，具有生杀予夺之权。他们任命家臣为邑宰去治理采邑，可以派宰去杀死有罪的家族成员。采邑内设有武装组织，任命司马或马正去管理。晋国的韩氏、羊舌氏两家的封地达九县之多，每县都可以出100辆兵车。

采邑内也有手工业和商业。鲁国叔孙氏的郈邑中有管理手工业、商业的工师和贾正 [22] 。 卿大夫从国君那里获得土地，因此他们也必须为国君尽一定的义务，除了要向国君交纳贡税之外，还得为国君提供军队和粮草。

在采邑中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是庶人或小人。他们要为“君子”去耕种公田以提供徭役租。《国语》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正反映出当时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庶人除了种公田之外，还有许多沉重的徭役负担。各国国君为了筑城和修建宫室台榭，都要征调大量的庶人去服劳役，为此而“妨于农收”的事，当时是经常有的。农人有不堪压迫而沦为盗贼的，也有被迫而组织武装暴动的。

田制和税制的变化 　春秋时期，田亩制度基本上沿袭自西周。《左传》说楚国是“井衍沃”，即在平原地区划成许多的井田。经济上先进的齐、郑等中原国家，也同样保存着井田制。《国语•齐语》说：“陵阜陆瑾，井田畴均，则民不憾。”子产治郑，实行“田有封洫，庐井有伍”。这些例子表明，管理好井田，成为施政内容的不可缺少部分。可见，这种田制在当时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春秋时期土地利用率方面较过去有了提高。西周时耕地连种几年就要弃置不用而另换新地。春秋中叶开始，实行自辕其处的辕田制，即农民无须换土易居，而仅在自己小片田地上分区休耕即可。

春秋早期，还是“藉田以力而砥其远迩”。所谓“藉田以力”，就是指农人在种私田之外，还须共耕公田，提供力役地租。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种公田一事愈来愈行不通了。《诗•齐风•甫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甫田即公田。公田中长满了野草，说明由于农人的消极怠工，公田荒芜的现象日趋严重。

随着农民种私田积极性的提高，共耕公田的做法逐渐被废弃了，而是按农民实际的耕地面积来收取实物税。如齐桓公时，实行“相地而衰征”，即把私田分成等级以征税。公元前594年，鲁国宣布“初税亩”，即履亩而税，取代传统的“藉田以力”的徭役租。过去农民除耕作公田外，很少与国家发生关系。现在随着国、野的逐渐泯灭，国家除了要对农民履亩征税，还要农民承担兵役。国家对人口、土地的控制逐渐加强了。

工商业的发展 　农业的发展对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独立富商的出现，是春秋时期工商业较过去有了进步的重要标志。春 秋晚期，晋国都城绛的富商“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 [23] 。特别到春秋末年，民间的富商日益增多，如越大夫范蠡弃官后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孔子弟子子贡经商于曹、鲁之间，“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24] 。由于经济的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规模扩大，产品流人市场增多。旧的“工商食官”制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故而民间独立的商人应运而生。

与商人阶层出现的同时，是金属铸币的开始铸造、使用。春秋晚期，周景王嫌钱轻而铸大钱。在山西侯马春秋末晋的遗址中，发现有铸作钱币的作坊。早先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海贝、计量铜块，到春秋末不得不让位于金属钱币。

三　西周、春秋的文化

孔子及儒家学派 　春秋末期，宗法制度已走向崩溃，世秉国政的公族已越来越腐朽和无能。出身于较低层贵族的士，开始在政治、文化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由于礼坏乐崩，一些能顺应当时需要的学说思想产生出来。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孔子是中国早期社会中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在天道观方面，孔子是信神和畏天命的，表明他未能摆脱西周以来天命鬼神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对天命鬼神又持怀疑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并认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间的问题放在优先的地位，树立起儒家重视人事的一贯传统。

孔子对周礼很重视，把西周看做是理想的时代，尽管他对于旧制度认为应该有损有益，而不是全部照搬，但他对古代仍是比较向往的。

在孔子的哲学体系中，仁的思想是其重要的核心部分。仁是由孔子最早提出的，所谓仁就是“爱人”，他认为仁是贵族才能具备的一种品德。

在政治观点方面，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反对国君横征暴敛，反对用残杀的手段统治人民。他提倡“为政以德”，即试图用德化的方法来使人民在统治者面前能够俯首听命。

孔子一生中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对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自己是虚心地向别人学习，而且是“学而不厌”，对学生是“诲人不倦”。他倡导“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作风。他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使得许多出身非高贵的人也可获得文化知识。战国时期学术文化和教育的发达，孔子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尚书》《春秋》《诗经》 　今文《尚书》28篇，其中有少数成书于战国，其余的均为西周和春秋时的作品。《尚书》是周王及诸侯的命令、文告一类的文书，是铜器铭文以外的最古老的散文，其中保存着不少古史材料。

春秋时鲁国官修的《春秋》，是流传至今的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它通过极为简练的文字，概括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并表示出作者对这些事件的褒贬。《春秋》对于后世历史编写起到了示范的作用。

《诗经》是一部从西周到春秋的诗歌总集，里面共收诗305篇。《周颂》、《鲁颂》、《商颂》为庙堂诗歌，《小雅》、《大雅》多出于贵族、官吏之手。15国风中有贵族的作品，但以民歌为多。《周颂》和《小雅》、《大雅》产生于西周，其余的多为春秋时作品。《诗经》内容包罗甚广，从祭祀、征伐到民间的恋爱、劳动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成为它所选择的题材。《诗经》是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的文学作品。

第三节　战　　国

《史记》将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定为战国七雄历史的开端，从这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这期间各国混战不止，战国就由此而得名。

春秋时一百多国，经过不断兼并，到战国初年，见于文献者约有十几国。大国有秦、魏、赵、韩、齐、楚、燕，即所谓的“战国七雄”，此外还有越国。小国有周、宋、卫、中山、鲁、滕、邹等。当时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分布在四周，北面和西北面有林胡、楼烦、东胡和仪渠，南面有巴、蜀和越人。

七国的疆域情况大约如此：秦的国土包括今陕西关中和甘肃的东南部。魏约占有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中部、东部。赵约占有今山西北部、中部和河北的中部、西南部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韩约占有今河南中部、西部和山西东南部。齐占有今山东北部、河北东南部。楚约占有今湖北全省以及河南、安徽、湖南、江苏、浙江等省的一部分。燕约占有河北北部和内蒙、辽宁、吉林的一部分。

一　社会经济的发展

铁器的广泛使用 　春秋末到战国初，铁工具开始在生产中广泛使用。《管子》说农夫必须有铁制的耒、耜、铫，女工必须有针和刀，制车工必须有斤、锯、锥、凿，否则就不能成其事。《孟子》提到“铁耕”，证明当时耕田必定用铁器。根据解放后丰富的考古发掘材料，更加证实了战国时铁工具大量出现这一事实。现在所知，辽宁、河北、山东、河南、陕西、湖南等省都出土有铁器。毫无问题，铁器的使用和生产已普及于许多地区。出土的工具，种类颇多，有犁头、锄、臿、镰、铚之类的农具，也有斧、锛、凿、刀、锤等手工工具，这些铁工具代替了过去的木、石和青铜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进作用。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铁器的使用，增强了开荒的能力，使耕种面积不断扩大。当时记载中常提垦辟草莱之事就说明了这点。耕作技术也有了相应的变化，主要是出现了深耕，这是使用木、石工具时无法实现的。《孟子》、《韩非子》说：“深耕易耨”、“耕者且深，耨者熟耘”，表明深耕已经普遍推行。《庄子》说：“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蘩以滋”，《吕氏春秋》说深耕可使“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使禾、麦得到好收成。深耕不仅能提高亩产量，而且还可减轻虫、旱之灾，所以受到人们的特别重视。大约和使用铁器同时，也开始用牛耕田，《国语》说：“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就是一个例证。

施肥和人工灌溉也有了发展。《荀子》说：“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并认为“田肥”，就可多收谷实。战国时的粪主要是指以水沤草或焚草为灰，《礼记•月令》说把田间野草烧灰，既除草害，也能肥田。《周礼》有薙氏，专掌“杀草”。这些记载都是关于用草作肥料的例子。《周礼》中还提到施种肥之法，以兽骨汁浸种，可使作物生长得更好。人们对于人工灌溉也很重视，《荀子》说：“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中原一带种稻，更非人工灌溉不可，《战国策》记载西周君放水，东周君方得种稻的故事。《周礼•稻人》讲到如何在田中放水和蓄水。战国时还出现一种叫桔槔的汲水工具，是利用杠杆原理做成的，多用于小面积土地的灌溉。

战国时出现了有关农学的著作。《管子•地员篇》记录了许多有关土壤的知识，并指出结合哪些土壤应该种植何种的作物。《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是战国末的重要农学著作。其中十分强调“深 耕熟耨”，既要耕得深，还要多耕多耨。在整地方面认为在田间须开沟作垄，好依土壤湿、燥不同而决定将作物种在沟中或垄上。种植作物必须疏密适中，整齐成行。对于农时极为注意，认为播种、收获都必须“得时”，过早为“先时”，过迟为“后时”，这样都会影响谷物的产量和质量。这些先进经验的提出，反映了当时农业技术的进步。

战国时农产量比过去有了提高。据魏李悝的估计，魏国100亩田平常年景能收粟150石，如遇大丰收可增加到300石或600石。《吕氏春秋》说：“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随着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能提供多一些的剩余产物应是无疑问的。

水利工程的兴修 　水利灌溉工程在战国时获得很大发展，这对农田灌溉和航行都有很大好处。

魏在惠王时曾开大沟引河水南入圃田泽（今河南中牟县西），又引圃田之水到大梁。魏襄王时，邺（今河北临漳）令史起，开渠引漳水灌溉邺一带的土地，使盐碱地变成良田，改变了当地的经济面貌。

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在今四川灌县附近，将离堆凿开，使岷江变为两股，以分水势，既解除了岷江水害，又使成都大平原得到灌溉和通航之利。这一工程即后来有名的都江堰。

战国末年，秦用韩国水工郑国，在关中开渠以沟通泾、洛二水，即所谓的郑国渠。渠长三百余里，渠两岸的“泽卤之地四万余顷”，变成“收皆亩一钟”的良田，史称关中于是成为沃野，秦国更为富庶。

田制的变化 　战国时，井田制已走到尽头，当时的土地仍基本为国家所掌握，国家直接向农民授田，也叫行田。《周礼•遂人》说：“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吕氏春秋•乐成》说：“魏氏之行田也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授田只是给予使用权，且有期限，农民所受之田不能据为私有。授田的对象主要是平民，有的国家还授给外来者，以招徕人民增强实力。

授田基本都以一户100亩为标准，所谓“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 [25]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26] 。由于生产力提高，百亩之田不仅能养活一家人，还能养活更多的人，《孟子》里说，“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 [27] 农民接受国家的田地后，就要承 担田租和力役。田租一般为十取一。除田租外有时还要交纳芻稾。睡虎地秦简《田律》规定：“人顷芻稾，以其受田之数，无狠不狠，顷入芻稾三石、稾二石。”

此外国君也会把大片土地赏赐给一些贵族和功臣。魏吴起曾许诺赏给有功的战士“上田上宅”，秦将王翦还向秦始皇请求“美田宅、园池甚众”。

由于主要是由国家掌握着大量耕地，故田地还不能大量随意买卖。只有个人所有的住宅、园圃才能买卖。战国初，赵中牟之人已有卖住宅、园圃者。

授田制虽然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但农民在沉重的租税负担下，生活仍是十分贫困。魏李悝曾对农民的收支情况作过计算，他说五口之家的小农，种田百亩，一般情况下百亩之田年收150石粟，交纳十一之税需要15石，五人每年口粮共需90石，余下的45石出售后可得1350钱，而全家衣着、祭祀两项支出就须1800钱，这样每年尚亏空450钱，至于疾病、丧葬之费，以及其余的苛捐杂税还未计算在内。另外，战国时农民还有很重的力役负担。《孟子》说农民“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又说在凶年饥岁之时，老弱冻饿而死，壮者流散于四方。破产的农民，或“嫁妻粥子”，或流亡，有的进入城市作小商贩或小手工业，也有的去作佣工，《韩非子》提到雇佣工去耕耨或排涝。有些流亡破产的农民甚至“聚群多之徒”，在深山广泽林薮中，作掘墓或抢劫之事。

手工业的发展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铁器用于手工业，大大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

《周礼•考工记》记载官府手工业分制造木器、铜器、玉器、陶器和染色等不同工种。《考工记》有“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等记载，这又表明在每一工种之中还分不同的专业。手工业内部分工如此细密，反映出手工制造业的发达。

冶铁是新兴起的一种金属冶铸业。随着社会上对铁器的大量需要，冶铁业得到迅速发展。《管子》说：“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则当时人已知道通过矿苗来找矿的方法了。在《山海经》中提到出铁之山很多处，有“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这样的话。人们对铁矿如此之注意，表明了冶铁生产的规模不断地在扩大。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出土的战国铁器，其中以农具、手工工具的数量为最多，兵器、日用器皿则较少。在河北兴隆发现有铸造斧、锄、镰、凿等工具的铁质铸范四十付，在河南新郑发现了泥质的铸范。范的发现，进一步证实战 国时已有热铸技术。通过对实物的化验，知道最初多用块炼法而得到纯铁。后来掌握了热铸法。战国晚期，又学会了将纯铁加热渗炭而制成钢的技术。在战国时期的几百年间，由于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冶铁技术获得了很快的发展，这在世界冶金史上也是非常突出的事。

青铜器制作在战国手工业中仍占有重要地位。青铜制品除官僚、贵族所用的礼器、乐器、铜镜之外，还有数量较多的各种兵器和货币。在冶铸技巧方面也有进步。《周礼•考工记》记载有“钟鼎”、“斧斤”、“戈戟”、“大刃”、“削杀矢”、“鉴燧”六齐。齐是指铜、锡的比例，这说明当时在铜、锡比例的掌握上已有很丰富的经验。

战国时错金银器大为盛行，即用红铜或金、银在铜器上镶嵌出文字或花纹，这是一种精细的工艺技巧。

战国时纺织品生产也颇为发达。东方的齐国以多“文采布帛”著名于世。长沙出土的楚简上，有“罗”、“阿缟”等纺织物名称，反映出品种的繁多。楚墓中出土有织出菱形纹的丝绢残片，还有织得很细的麻布，每平方厘米有经线28支，纬线24支。此外还发现绣有夔凤纹的丝织品。

盐在战国时有较大规模的生产。燕、齐两国以产海盐著称，《管子》说：“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魏国的河东有大盐池（今山西运城），生产的池盐也很有名。

漆器生产在战国时也很发达，楚墓中常出土一些精美的漆器，有杯、奁、豆、匣等物，色彩鲜明，花纹绚丽。

战国时手工业生产仍有相当大部分是由官府经营的。《管子》提到统治者很重视盐业的收入。《管子》又提到齐设有“铁官”，甚至铁矿山也为官府所垄断，严禁人民入内。河北兴隆出土的铁范，上有官府名称的铭记。当然设铁官者不仅限于齐、燕两国。盐、铁业能为统治者提供巨大的收入，因而官府是不轻易放弃的。据器物铭文记载，三晋和秦管理、监督铜器生产的官吏是“工师”或“丞”。秦国冶铸铜器的工匠，常由“鬼薪”、“隶臣”等罪犯奴隶担任。

战国时民营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魏猗顿以煮盐致富，魏的孔氏，赵的卓氏、郭纵，都以冶铁成业。孔氏“家致富数千金”，郭纵甚至“与王者埒富”。由此可见，民营作坊具有很大的生产规模。

商业交换的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加强，导致了交换的发达，正如《孟子》所说，当时农民不从事手工业，可获得布帛和陶器、铁器，而手工业者不耕田也能得到粮食。《荀子》说当时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翮、 齿革、丹干，东方的织物和鱼盐，西方的皮革、文旄，都出现在中原的市场上。交换又使各地区间经济上的联系逐渐密切起来。

商业交换兴盛，商人也日益增多。在交通方便、经济繁荣的三晋、周、鲁等地，居民中以商贩为业者占有相当的比例。战国时商人靠买贱卖贵和囤积居奇来牟取暴利。著名的大商人白圭，根据“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准则，丰年时收购粮食，抛售出丝、漆、茧，荒年时又售出粮食而收进帛、絮。当时有“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的说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商人对扩大产品流通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为了适应商业交换的需要，各国都铸造了大量的金属钱币，当时各国钱币形式是不一样的。三晋和周以铲状的铜质布币为主，燕、齐则以铜质的刀币为主，刀、布早先曾当作交换的媒介，所以在钱币形式上还有所保留。楚国通行小方块黄金作的“郢爰”币，还有是贝形的铜币，也即后人称之为“蚁鼻钱”者。为了使用起来方便，在各国铜币中，也有大小、轻重之别，如晋阳、安邑布各分为“二 ”、“一 ”、“半 ”三种。战国晚期，三晋、周、齐都铸造过一些圆孔或方孔的圆钱，秦统一后，圆钱便成为固定不变的形式了。战国时钱币往往由城邑来发行，钱币上多铸有地名，常见的有安邑、阴晋、垣、邯郸、晋阳、离石、蔺、长子、皮氏、高都、安阳、即墨、襄平等一百多个地点。这说明当时铸造钱币的城邑相当的多。

战国时度、量、衡实物资料流传下来的不少，有铜尺、铜权、铜量等。重要的铜量有齐子禾子釜、陈纯釜和秦商鞅量。战国时一升约合200毫升，一斤约合250克，一尺约合23厘米。值得注意的是各国度、量、衡标准渐趋于一致，应是商业交换频繁的结果。

在货币出现的同时，高利贷资本也活跃起来，当时称之为“子贷金钱”。放债者有商人，也有像孟尝君这样的贵族官僚。史载孟尝君每年利息收入达十万钱之多。《孟子》说农民经常要向别人去借贷，《管子》说有些农民甚至靠告贷维持生活。当时有所谓“倍贷”者，即利率达100%。广大贫苦农民，自然是高利贷残酷剥削的主要对象。

春秋时作为统治中心的城邑，到战国时往往成为交换的中心，当时如周的洛阳、魏的大梁、韩的阳翟（今河南禹州）、齐的临淄、赵的邯郸、宋的陶（今山东定陶）、卫的濮阳（今河南濮阳）、楚的郢（今湖北荆州）、燕的蓟（今北京），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有名的商业城市。《战国策》说战国以前，“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战国时则“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城邑规模扩大，人口增多，这和工商业的发达有 一定的关系。《战国策》说齐都临淄“甚富而实”，“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城市的繁华情景，可见一斑。

战国时不少城邑的遗址，现在已作过勘探。齐都临淄城址，东西约广三公里，南北长四公里。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址，长宽各达四公里左右。这和文献上说的“七里之郭，五里之城”，颇为符合。在燕下都的城址内，城北部发现不少大宫殿建筑遗迹，在其周围有冶铁、烧陶和骨器、兵器、钱币作坊遗址，居民住区集中于城西南部。围绕着城墙还有一道起护卫作用的城壕。通过对燕下都城址的勘查，可以了解到战国时大城市的规模和城市布置的一般情况。

二　各国的变法和君主集权制度的形成

魏、楚、齐、韩的变法改革 　战国初年各国为富国强兵，都进行了变法活动。各国中以魏国进行变法为最早，开始于魏文侯时。文侯礼贤下士，师事儒门弟子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又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这些出身于小贵族的士参与政治，标志着世族政治开始为官僚政治所替代。

李悝是魏文侯、武侯时参加政治改革的重要人物之一。

李悝曾兼采各国成文法而作《法经》。《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 [28] “盗篇”中规定大盗要戍边为守卒，重者则处以死刑。甚至还禁止道路拾遗，李悝说拾遗是有“盗心”的表现，犯者要受刖刑。“贼”指伤人、杀人，“杀人者诛”，其家属没入于官。“盗”、“贼”两篇都是对生命、财产如何保护的具体条文，李悝认为它最重要，所以列于《法经》之首。《法经》中规定一人越城者诛，“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以上要处死。这些规定显然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活动。对于盗窃符、玺者要处重刑，又禁止人民议论法令，违者要处死。这些条文都是为了保护王权和加强专制主义。

李悝作《尽地力之教》。他认为农民“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即要农民加强劳动强度，以增加国库收入。李悝又作“平籴法”，即在丰年时向农民多征粮食以作为储备，供荒年时调剂之用，农民便不致因饥馑而破产、流散。李悝这些措施，“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楚在悼王时，魏吴起奔楚，悼王用吴起进行变法。当时楚“大臣太重”、“封君太众”，吴起的改革便先从摧毁贵族封君势力入手。他下令：“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另外又“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命令这些贵族迁徙到边远旷虚之地 [29] 。这样，国家收入增多了，吴起便用这笔钱来养兵。进行改革仅一年，悼王死，旧贵族攻杀吴起于悼王丧所。楚肃王即位，便以伤害悼王尸体的罪名惩治了旧贵族，“夷宗死者七十余家”，使旧贵族遭到很大的打击。

齐威王时，即墨大夫治即墨，“田野辟，民人给”，阿大夫治阿，则“田野不辟，民贫苦”。威王诛阿大夫而重赏即墨大夫，“齐国大治”。威王用邹忌为相，邹忌也注意“谨修法律而督奸吏” [30] 。由于齐国和三晋一样地实行君主集权和法治，到威王末年，“齐最强于诸侯”。

韩昭侯时，“申不害学术以干昭侯”，昭侯用申不害为相。申不害的“术”是要求君主“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即君主应有一套控御臣下的办法。史称申不害“修术行道，国内以治”。

秦商鞅变法 　秦在战国初年，社会经济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公元前408年“初租禾”，即从力役地租转化为实物地租；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表明商业交换也正在活跃起来。秦的这种发展，比起关东各国仍要落后一步。秦孝公时，秦国是“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受到楚、魏两国的侵迫。秦在外交上地位颇低，不能参与中原各国之盟会，各国都以“夷狄遇之”。秦孝公在内外压力下，迫切地要求变法图强。

卫人公孙鞅，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任事。公叔痤死，鞅听说秦正下令求贤，于是离魏而入秦，“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便用他进行变法。后来秦封公孙鞅于商，故又号为商鞅。

公元前356年，商鞅下变法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凡民有二子以上不分家者，“倍其赋”。把大家庭拆散为小家庭，无非使农民能更多地提供租税和力役。对于农民“致粟帛多者”，可免除徭役或租税；不努力耕作，和弃本逐末者，全家都要被罚为奴隶。又鼓励人民立军功，有功者可得爵，私斗者则要受罚，宗室无军功者，便不能取得贵族身份，新的军功贵族按爵位高低来决定他们占有田宅、奴隶的多少和服装的等次。

商鞅的新法令和旧贵族的利益是有抵触的。新法实行了一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当时太子也违法，商鞅严惩太子的师傅以儆众，从此无人敢公开反对。实行几年之后，秦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公元前350年，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商鞅又下第二次变法令，禁止家人“同室内息”，为使父子、男女有别；“平斗桶、权衡、丈尺”，即统一度量衡制。将全国的小都、乡、邑集合成41县，县置令、丞，旧贵族的封邑遭到彻底的破坏。又下令废井田，开阡陌，实行授田制。

秦经过变法，国家开始富强。对外方面首先是向魏进攻。公元前354年，夺取了魏的少梁（今陕西韩城），公元前352年，商鞅率兵围安邑（今山西夏县），公元前340年，商鞅又虏魏将公子卬而战胜魏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子惠文王即位，商鞅被杀，但变法的成果仍沿袭不变，终于使秦走上日益强大的道路。

官制和兵制 　各国经过变法后，在国君之下有一套受他控御的官僚机构，确立起君主集权制。战国时是“量能而授官”，即官吏由国君任免，完全改变了春秋时世族垄断官职的局面。战国时也起用平民做官，如申不害、蔺相如都出身低微，不过普遍的情况仍是由宗室、同姓或大族担任要职，如齐国的诸田，楚的屈、昭、景三家。

官僚机构中地位最高者为相，当时称为“相邦”或“丞相”、“宰相”，独楚国称为令尹。相是国君的助手，《荀子》说相是百官之长，治理朝中之“百事”，和春秋时执政有相似之处，所不同者相一般不率兵出外作战。相下面的重要官吏有司徒、司空、司寇、尉、御史等。

官吏一般都是领取实物俸禄，以代替过去的采邑。高官的俸禄在三百石以上，有“食禄千钟”或三千钟、万钟者。百石、五十石是小官之俸，最低者有所谓“斗食”者。各国宗室受封者不少，如齐的靖郭君、孟尝君，魏的信陵君和赵的平原君。大臣立大功者也受封，如赵封廉颇为信平君，燕封乐毅为昌国君，秦的魏冉、范雎都封侯。不过战国的封君在封邑中无统治权，且不能长期世袭，仅是食租税若干户而已。

战国时大小官吏都靠玺来行使其权力。玺是国君发给的，可随时“夺玺”或“收玺”。国君掌握了玺，也即掌握了对官吏的任免权。国君还通过“上计”来对官吏进行考核。“上计”是官吏将一年应收赋税数，分别书写在两片木券上，一片交国君，年终时国君以券来确定官吏的成绩。《韩非子》中关于县令在“上计”时被国君收玺免官的例子颇多。《荀子》说相“岁终奉其 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则对于相这样的高官也不例外。

各国都开始在地方上设立属于中央管辖的县，县下面又有乡、里之类的组织。《战国策》用“百县”来表示魏国设县之多。秦商鞅变法后，全国设立了41县。各国在边远地区，为了加强防御力量，又设郡以统县。魏有上郡，楚有汉中郡、黔中郡、巫郡，赵有云中、雁门等郡。郡的大小不一，如韩的上党郡有17县，赵的代郡和燕的上谷郡各有36县。郡设有守，守既管地方行政，又管军队和防守。县设有令，令下面还有御史、丞、尉，此外还有管理市的官吏。乡、里中设“里正”、“伍老”等直接统治农民的小吏。守、令都由国君来任免。

战国时各国都实行征兵制。战争发生，凡属适龄的男子都有可能被征调去作战。此外也还有相当数量装备较好的常备兵，并受过一定的训练，当时称为“练卒”或“练士”。

兵权操于国君之手，作战时由国君任命将帅。国君通过虎符来调动军队。虎符是铜铸的，分左右二符，有子母口可扣合起来。右符在王所，左符归将领，将领如无王符就不能发兵。根据秦《新郪虎符》铭文记载：地方上发兵超过50人，就必须有王符。 [31] 可见国君对军队控制是异常严密的。

三　七国的兼并战争和秦的统一

战争规模的扩大 　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比春秋时更为激烈和频繁，规模也更大。各大国都拥有雄厚的武装力量，三晋、齐、燕各有带甲之士数十万人，秦、楚两国各有“奋击百万”。在作战时往往是大量出动，战国末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出兵40多万人。秦为了灭楚，动员兵力达60万人之多。春秋时的大战，有时数日即告结束，战国时则短者要数月，长者可以“旷日持久数岁”。作战双方都要求消灭对方实力，因此一次战役中被斩首的士兵是数万或数十万，正如《孟子》所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充分反映出当时战争的残酷性。战争中消耗的物力也是惊人的，《战国策》说一次大战，仅以损失的兵甲、车马而言，“十年之田而不能偿也”。当然战争的费用都是由人民来负担的。

各国都致力于发展坚甲利兵。像楚、韩两国，都以武器制作精良而著称于世。战国时兵器仍以青铜为主，普遍使用的是铜戟和铜剑。铁兵器也开 始使用，如《史记》说“楚之铁剑利”，《荀子》说：“宛钜铁他（矛），惨如蠭虿。”战国末年已有钢制的剑、戟，这已为考古材料所证实。铠甲除皮制的之外，还出现了铁甲。铁制的头盔也同时出现。新发明的重要武器为弩，弩是在弓上安装木臂和简单的机械，有很强的发射力。韩国所造的劲弩，可把箭射至六百步以外。作战器械方面，攻城用的云梯、冲车，水战用的“钩拒”，战争中常见使用。

作战方法、兵种，也随着战争规模扩大而发生变化。受地形条件限制较少的步战越来越重要，车战则渐居次要地位。北方民族骑战之法也传入中原。赵武灵王即提倡“胡服骑射”。为了便于骑战，公元前302年，赵下令“将军”、“大夫”、“戍吏”都要穿胡服。《战国策》记载七国各有骑数千匹或万匹，骑兵这一新的兵种在各国已得到推广。

为了加强防御，各国不惜动用大量人力来修建长城。齐长城西起于平阴防门（今山东平阴），南面到海边的琅琊。魏为了保护其河西地，曾在今陕西洛水以东筑长城。赵国修长城于漳水、滏水流域，武灵王又在阴山下修长城。燕国在大破东胡以后，造长城西起于造阳（今河北怀来），东止于襄平（今辽宁辽阳）。燕、赵北边长城，都是为防御北方各族的入侵而建造的。

魏的强盛和徐州相王 　魏经过政治改革后，成为春秋末战国初年的一个强国。文侯、武侯两世，魏灭中山国，东面屡败齐人。西面侵入秦之河西，派李悝、吴起守西河、上地，一再挫败秦人的进攻。

到武侯子惠王时，魏更加强盛。公元前361年，惠王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从此更加紧了对宋、卫、韩、赵等国的进攻。公元前354年，魏攻赵，围邯郸。次年，魏攻陷邯郸，但齐也胜魏于桂陵（今山东曹县）。公元前344年，惠王在逢泽（今河南开封东北）开会，并“率十二诸侯，朝天子于孟津”，魏惠王开始称霸于天下。

公元前343年，魏攻韩，韩求救于齐，齐派田忌、孙膑击魏救韩，魏军在马陵（今河南范县濮城镇），为齐伏兵所败，损失十万兵，主将太子申、庞涓都战死。魏在西面则屡败于秦，失去了少梁（今陕西韩城）和安邑（今山西夏县），河西屏障开始被秦突破。战败于马陵的次年，秦商鞅又率兵伐魏，虏魏将公子卬。魏一再战败，已不能独霸天下，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今山东滕州）相会，互尊为王，承认魏、齐的对等地位，以共分霸业，并缓和魏、齐的矛盾。

秦的对外进攻和疆土的扩大 　秦经过商鞅变法，国势蒸蒸日上，秦首先进攻的对象是魏国。公元前333年，魏战败于秦，次年魏割阴晋（今陕西华 阴）与秦。次年秦又大败魏兵，虏魏将龙贾，次年魏又纳河西地，次年秦渡河取汾阴（今山西万荣）、皮氏（今山西河津），又攻下了焦（今河南陕县）。次年魏只得割上郡15县向秦求和，从此魏失去了在河西的全部领土。

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也开始称王。秦的强大和不断向东进攻，给予三晋很大的威胁。公元前318年，魏公孙衍起来联赵、韩、燕、楚“合纵”攻秦。结果被秦打得大败，将帅被俘。公元前316年，秦攻占赵的中阳（今山西乡宁）、西都（今山西平遥），公元前315年又攻占赵的蔺（今山西离石西）。公元前314年秦又大败韩军于岸门。公元前308年，秦武王派甘茂攻下韩有名的大城宜阳（今河南宜阳），秦的势力从此向中原步步深入。

公元前312年，秦、楚大战于丹阳（今河南淅川一带），楚大败，楚的军将死于此役者七十多人，怀王又派兵袭秦蓝田（今陕西蓝田），又败于秦。秦取得楚汉中地的一部分，置汉中郡。楚的西北门户于是落入秦人之手。秦惠王又不断攻打义渠之戎，以扩大秦的领土。

公元前316年，蜀有内乱，秦惠王派司马错一举而灭蜀，于是“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齐宣王伐燕和燕破齐 　魏、齐相王以后，魏日益衰弱，关东六国中最强者就只有齐国了。在燕王哙晚年，让国于大臣子之，太子平聚众攻子之，引起了内乱。公元前315年，齐宣王派田章率兵攻燕，仅50天便攻下了燕。由于齐军对燕人的蹂躏，燕人起来反抗，赶走了齐兵，但燕国也因此而残破。赵武灵王护送燕公子职回国继位，是为燕昭王。

齐到湣王时，对外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公元前301年，齐率韩、魏去攻楚，败楚于垂沙（今河南泌阳一带），杀楚将唐蔑。公元前296年，齐又联合三晋、宋等国“合纵”攻秦，秦也不得不退出一部分侵地以求和。齐和燕又战于桓之曲，燕损失十万兵。齐这几次的大胜，对各国都有很大震动。公元前288年，齐和秦曾一度互相称帝，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表明齐和秦是东西的两强。公元前286年，齐又灭“五千乘之劲宋”，使得“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齐因连年兴师用兵，造成“穑积散”、“民憔悴、士罢弊”，灭宋以后，齐实际上已成强弩之末。

燕昭王即位之后，礼贤下士，乐毅等人都奔赴燕，经过28年而“燕国殷富”。公元前284年，燕联合三晋、秦、楚而大举伐齐，齐无力抵御，燕将乐毅很快就攻下齐都临淄，湣王出走，不久就被杀。齐除莒、即墨以外的七十余城，都为燕占领，并成为燕的郡县。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子惠王立，惠王以骑劫代乐毅，齐将田单举兵反攻，杀骑劫，大破燕兵，收复了所有失地， 迎齐襄王人临淄。齐虽然取得胜利，但国力未能因此而重振。

楚的削弱 　楚在战国时，地广人众，在关东各国中是比较强大的一国。公孙衍“合纵”攻秦之时，楚怀王曾被推为纵约长。怀王时楚又灭越，楚国的疆域扩大到长江下游的沿海地区。自从秦、齐两国日益强盛，楚也不断和秦、齐进行斗争，但都遭到失败，最后楚怀王被秦诱至秦国而死于秦。

到楚顷襄王时，统治者“淫逸奢靡，不顾国政”，又不修城池，不设守备。公元前280年，秦攻下楚的汉北地及上庸（今湖北竹山），司马错又从蜀而攻楚的黔中郡（今湖南西部），次年，秦将白起更是引兵深入，攻下鄢（今湖北宜城）、邓（今湖北襄樊附近）和西陵（今湖北宜昌西），次年攻占了郢都，秦军继续南进，一直打到洞庭湖边上。楚的军队溃散而不战，楚顷襄王逃窜于陈（今河南淮阳）。秦在占领的楚地上设立黔中郡和南郡，从此“楚遂削弱，为秦所轻”。

赵的向北发展和长平之战 　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改革了军事装备和作战方法，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武灵王向北进攻，“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武灵王晚年，传位于子惠文王，自号为“主父”，“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当时关东各国除齐以外，当以赵的国力最为雄厚。尤其在燕破齐后，能与秦较量者更是非赵莫属。公元前270年，秦、赵战于阏与（今山西和顺），赵将赵奢大败秦兵。

公元前266年，秦昭王用范雎为相，昭王采纳了范雎的“远交近攻”之计，这样既能破坏各国的“合纵”，又能使秦得到的领土得以牢固占有。公元前263年，秦攻占韩的南阳（今河南沁阳一带），使韩和其上党郡隔绝。郡守冯亭便以上党降赵。秦和赵为争夺上党郡而发生了有名的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赵军被困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因粮绝而全军降秦，秦将白起坑杀赵卒四十余万人于长平。次年，秦军又乘胜而进围邯郸。秦攻了两年多未攻下，后来魏信陵君及其他国家派兵救赵，秦解兵而去。经过长平之战和邯郸之围，赵国在实力上，受到严重的损失。

秦灭六国 　由于秦在对外兼并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到秦昭王末年，属于三晋的上郡、河东、上党、河内、南阳等地都被秦攻占。秦南面有巴、蜀以及汉中郡、黔中郡、巫郡。疆域之大，六国罕有能与其匹敌者。尤其是中原的不少经济、文化先进的地区大都为秦所有，大大增强了秦的实力。这时关东六国已次第削弱，像韩、魏两国甚至入朝于秦，“委国听令”。秦对六国的斗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到秦庄襄王时，东周、西周都已被秦灭掉，“秦界至大梁”。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吕不韦为相，不韦招致天下宾客，准备灭六国。公元前237年，秦王政亲自执政，以李斯为佐。开始大规模出兵，与此同时，又用金钱收买六国权臣分化其内部，以配合军事上的猛烈攻势。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以韩地为颍川郡。公元前229年，用反间计杀赵将李牧，次年攻下邯郸，虏赵王迁，赵公子嘉逃至代，自立为王。公元前226年，秦破燕，燕王喜逃至辽东。次年，秦决河水灌魏的大梁城，城破，魏王投降，魏亡。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60万人攻楚，虏楚王，次年，秦完全攻占楚地，楚亡。公元前222年，秦攻燕辽东，虏燕王喜，又攻代而虏代王嘉，燕、赵两国亡。公元前221年，灭齐，天下统一。

战国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水利、交通、商业等方面都有了发展，使各地区经济上的不平衡性渐渐减少，彼此间联系加强，经济的发展首先为全国统一准备好了条件。政治方面，各国都废除了贵族封邑制，开始实行郡县制和君主集权，为出现大一统的国家奠定了基础。经过战国全国从分裂走向统一，是长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全国的统一对于中国历史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秦能够最终统一全国，是有原因的。秦变法比六国更为成功，对旧贵族势力铲除较彻底。秦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后来都比关东各国先进。秦昭王时有名学者荀卿曾到秦国去过，他说秦国实行法治很成功，政治不腐败。他认为秦从孝公至昭王，军事上屡能获胜，决非偶然。

四　各少数民族

在燕、赵、秦的北面，有东胡、林胡、濊、洦、楼烦和匈奴人。大约在今东北、河北北部，是东胡、濊、洦的分布区。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和晋北分布着林胡、楼烦，匈奴人又在他们的北面。

不少北方民族陆续被燕、赵两国所征服。赵武灵王曾大破林胡、楼烦，以侵占的土地建置为郡县。战国末赵将李牧又“灭檐褴，破东胡，降林胡”。燕昭王时，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修筑长城，并建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战国时匈奴尚未强大起来，故它和中原各国的接触还不多。

在辽宁、内蒙和河北北部一带，发现不少属于战国时期的古墓，出土有不少的青铜剑、戈、匕首和工具、马饰，有的墓中还有铁器和燕的铜币，这些古物无疑是东胡或濊、洦人所遗留下来的。从这些古物能清楚地看到中原 文化给他们留下的影响。

战国时蜀人分布在今四川北部和西部一带，巴人分布在川东的嘉陵江、长江沿岸。

秦惠王因贪图蜀地物产富饶，派司马错灭蜀，同时也灭巴。秦把蜀王降为蜀侯，并派陈庄为蜀相以监督蜀人。公元前301年，蜀起来反抗，秦又派司马错定蜀，后来就开始在蜀、巴设立起郡县。

约相当于中原商周时，蜀人就已进入青铜时代，到战国时已有发达的青铜文化。成都扬子山出土有青铜的鼎、罍、盘、盉、戈、矛、弩机等物。在昭化、巴县发现用大木挖成舟形棺的古墓，出土有铜剑、铜钺等物。这些遗物当是巴人所遗留下来的。蜀人和巴人的文化，能看出它们受到秦、楚的影响。

越人分布地区颇广，北至浙江、江西，南到两广、福建等地。战国记载中已有“百越”、“扬越”、“瓯越”、“闽”的名称，名号不一，则表明越人部族分散。

根据考古的发现，知道战国时越人在文化发展上是不平衡的。有些地区的越人可能还未脱离石器时代，也有像在广东、广西境内的一些越人，他们已能制造出精美的青铜钟、鼎和多种的工具、武器，工艺水平已接近中原各国，器形、花纹和楚的基本相同，当然也保存了一些地方特色，这表明当时的这些越人和楚的关系极为密切。

五　战国的文化

学术的繁荣和百家争鸣 　随着社会大变革的到来，以往学在官府的传统被打破了，少数贵族已不能再继续垄断文化知识，文化教育开始普及于民间。于是“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社会上涌现出大量的文学游说之士。

各国国君为了富国强兵而争相礼贤下士，甚至一些官僚、贵族也招贤养士。齐国在临淄稷门设馆，延请了邹衍、慎到等76人，给予他们优厚的生活待遇，让他们不任职而论国事。由于养士之风的盛行，文学之士的队伍不断扩大，他们著书立说，上说下教，文化学术获得空前的发展。

《汉书•艺文志》说：“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为了适应政治需要而学术思想的流派日益增多。战国时除孔、墨显学之外，还有道、法、阴阳、名辩等家。甚至同一家之内也不断地再分化成小的宗派，如“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各家都抱着“以其学易天 下”的宗旨，而且他们确是“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因此各国的君主对各家是“兼而礼之”。由于不主一家，并允许各家之间展开相互的批判和论战，便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正是这种争鸣，大大地促进了思想学术的活跃和繁荣。

诸子的学说和思想 　墨子名翟，约生于春秋末年，鲁人，是墨家的创始人。

面对当时的实际，墨家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这样十种主张。尚贤是要求做到“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就是说出身低贱的人只要有才能，君主也应擢用他们，以此来反对贵族的世官制。墨家又提倡节用来反对当时君主和贵族的奢侈无度，以“去无用之费”。又提出非乐、节葬来反对贵族久丧厚葬和对钟鼓之乐的沉溺。墨家竭力宣扬天下如能“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从兼爱的观点出发，墨家提出非攻以反对当时以强欺弱的残酷战争。

墨家尊天事鬼，相信天有意志，能降祸福于人，认为君主如违背兼爱、非攻或节用、尚贤，就将受到天和鬼神的谴罚，反之，则能受到福佑。

老子的事迹不详。写成于战国时的《老子》，是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依据。

老子哲学中具有自发的辩证法因素。他认为事物中总包含着大小、有无、长短、强弱、生死等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彼此又是互有联系的，还可相互转化，弱可变强，小可变大。“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认为“反者道之动”，即认识到矛盾的运动，是事物发展的推动力。

在政治上，老子主张无为。老子指出，国家不安定是统治者所造成的。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针对这种情况，应该“损有余而补不足”，使农民生活得到一些改善，国家就易于治理了。

庄子名周，宋人，他曾作过漆园吏。庄子是老子以外的道家重要代表人物。

把世间事物都看做是相对的，这是庄子哲学的一个特点。他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标准去衡量事物，那么有时就可以把大小、寿夭颠倒过来。他又说儒墨两家各以对方所是为非，所非为是，最后争辩不出一个结果。在庄子看来，认识事物的客观是非标准是没有的，他在认识论上走向了相对主义。

相对主义也被运用到人生和处世这方面。庄子要求人们对于诸如寿夭、生死、祸福等现象不必计较。根据相对主义，人们判断社会政治的是非善恶的标准也是没有的，庄子认为讨论尧和桀的是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庄子对待生活的态度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要“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斗争是无必要的，一切都顺从命运、安于现状就可以了。

孟子名轲，邹人。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下，是战国中期儒家学派中的大师。

孟子主性善之说，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而仁、义、礼、智这四种品质是先天固有的。他要求人们通过存心养性，使这些品质扩而大之，以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孟子这种理论对后来儒家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又导引出关于仁政的学说。仁政的具体内容就是要求统治者注意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处境。他认为最要紧的是应该让农民不失去土地，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样才能使农民不致起来反抗，统治才能巩固。

孟子对统治者是否得民心也特别强调。他说尧、舜之得天下，主要是民心所向，而桀、纣之失天下，主要是失去了民心。他说国君如果“暴其民者”，就将得到“身弑国亡”的下场。如商纣那样的暴君，臣下把他杀死，不算是弑君行为。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赵人。他的学识异常渊博。他批判各家，又吸取各家之长。他曾在齐的稷下讲过学，并取得稷下首领的地位。荀子是战国末儒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

道家的自然观被荀子所接受。他把天看做是自然界，“天能生物，不能辨物”，断言天是没有意志的。天有变化和运动的规律，但和人间的治乱并无关系，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至于生产上的歉收和社会上出现动乱，主要是“楛耕伤稼”和君主“政险失民”所造成的。道家虽承认天具有物质属性，但觉得人在自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荀子则比道家前进了一大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论点。

儒家崇礼的传统，也为荀子所继承。但他所讲的礼，已被他灌注进一些法治的成分，和孔子所讲的礼有所不同。荀子和孟子相反，是性恶论的主张者，这也是他要用礼义教化和刑罚来加强统治的理论依据。他对于实行法治和君主集权非常重视，他认为君主应该“量能而授官”，并做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王霸并用，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是荀派儒学的一个特点。

荀子认识到民众的力量是强大的。他把君主和人民譬喻为“舟”和“水”，他用“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话来提醒当时的君主们。荀子仍沿袭了儒家的重民思想，他认为欲求国家之安定，就须“平政爱民”，“轻田野之税”，“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

韩非，战国末韩人。他和李斯都曾师事荀况，他是战国末年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

韩非把人类历史看做是发展变化的。他说从上古的有巢氏、燧人氏到夏禹，人的物质生活逐步有所改善。如果有人在夏禹时再去钻木取火，构木为巢，那就势必被鲧、禹所讥笑。同样道理，今天若有人还想颂扬尧、舜、汤、武，那也必定被今天的君主耻笑。所以他认为应该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即所谓“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他说：“上古竞于道德”，“当今争于气力”，因此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当今就必须依靠法治和暴力。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各个法家学派的经验，认为法、术、势三者必须并重。君主制订出法律之后，还要有一定的权势，否则法令就贯彻不下去。再就是国君要有一套控驭臣下的权术，否则，君主的地位不会巩固。他又以商鞅、申不害为例，说明只用法或只注重术都是有缺陷的。这种法、术、势的说法，是后来实行专制主义政治时所必须遵奉的准则。

韩非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由于这样，治国就不能离开刑赏。他说：“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还说：“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用德治、仁义等手段，他认为是不可取的。他不仅主张用刑法，而且还特别强调“明主峭其法而严其刑”。他认为不用严刑酷法就镇压不住人民。韩非主张实行专制主义，而且要把它扩大到思想领域。他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就是不允许法家以外各个学派的活动和存在。他以上这些主张，在秦统一后曾得到实现。

《孙子》十三篇是战国时的一部杰出军事理论著作。

孙子对于了解敌我双方十分重视，认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还把辩证的思想贯注于军事哲学方面。他认为对立的条件是会相互转化的，有时少可胜众，弱能胜强，处于不利地位也可转败为胜。孙子特别强调仅懂得军事学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法则是不够的，提出“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即必须结合具体情况而灵活掌握。

流行于战国时的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对后来中国长期的政治和文化 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散文和诗歌 　从战国开始，由于教育逐渐普及和学术思潮的活跃，对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重要的标志是，当时出现了明白易晓和内容丰富的散文，它从过去仅是少数人看得懂的古奥的诰命体中解脱出来。当然，文学上的这种变化，也有助于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

成书于战国早期的《左传》，长于记事、记言，语言简练生动，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它不仅是史学中的名著，而且也是一部文学的杰作。另外如《战国策》，也善于叙事，而且带有夸张，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诸子的作品，虽为谈论哲理的著作，但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像《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都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主要特点是文笔流畅，语言丰富，逻辑性强，而且也运用譬喻、寓言来加强说理。《庄子》的文章还富于想象，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出现于战国时的各种体裁的散文名著，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直被后代的人们作为学习的楷模。

诗歌方面的重要作品是屈原、宋玉所作的《楚辞》。屈原的《离骚》，是一首抒情长诗，它想象丰富，词藻瑰丽，是古代诗歌中的杰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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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诗•大雅•生民》。

[2] 　《诗•大雅•公刘》。

[3] 　《竹书纪年》。

[4] 　同上。

[5] 　见《孟子•梁惠王》及《左传》昭公七年。

[6] 　根据2000年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

[7] 　此说据郑玄《毛诗谱》。《逸周书•作雒》、《汉书•地理志》的说法与此不同，认为是三分商王畿，武庚治其一，三叔统治其二。

[8] 　《逸周书•作雒》。

[9] 　《尚书•多方》。

[10] 　《左传》定公四年。

[11] 　《国语•周语》。

[12] 　见《令 》、《令鼎》、《麦尊》、《大盂鼎》等器铭。

[13] 　《史记•齐太公世家》。

[14] 　《国语•周语》。

[15] 　见《竹书纪年》及《吕氏春秋•音初》。

[16] 　《礼记•郊特牲》。

[17] 　《国语•周语》。

[18] 　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19] 　《国语•晋语》。

[20]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21] 　《左传》闵公二年、文公八年。

[22] 　见《左传》定公十年、昭公二十五年。

[23] 　《国语•晋语》。

[24] 　《史记•货殖列传》。

[25] 　《汉书•食货志》。

[26] 　《孟子•梁惠王》。

[27] 　《孟子•万章》。

[28] 　《法经》主要内容见于桓谭的《新论》（见董说的《七国考》）。

[29] 　《韩非子•和氏》。

[30] 　《史记•田完世家》。

[31] 　见《秦汉金文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