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作为唯心主义哲学和世界观，实用主义有其特点、特征和特定的具体内容。我国五十年代对实用主义进行过群众性的广泛批判，取得很大成绩。但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应该进一步实事求是地进行批判和评价。本文只着重谈实用主义是导致折衷主义和诡辩论的理论来源之一这个方面的问题。
实用主义可以随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时代而有其不同的表现，产生不同的作用，但作为典型的哲学流派、世界观或者意识形态来说，它是有其典型的共同代表性的特点和特征的。
在西方哲学史中，实用主义最初出现在希腊哲学里。诚如恩格斯所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作为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流派的实用主义，我们有必要看一看它在希腊时的萌芽和先驱。
为方便计，我们可以把实用主义分为：
（一）古典的素朴的实用主义，以希腊的普罗泰哥拉斯和智者派为代表。
（二）现代的实用主义，以美国的詹姆斯、杜威、英国的席勒尔，以及中国的胡适等人为代表。
古典的实用主义
古典实用主义应以智者派的开创者普罗泰哥拉斯为代表。“实用主义”（pragmatism，希腊文为πργμα）这个字就最初出现在他的著作中。
普罗泰哥拉斯的思想集中地表现在一个著名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里。这话说完全一点，就是认为个人是衡量事物存在与不存在，真伪善恶的尺度或标准。这个命题表明了如下几层意思：
（一）普罗泰哥拉斯所代表的古典实用主义首先是一种人本主义（或译人文主义）。它认人为世界的根本，而不是以神或物质、自然为世界的根本，它所强调的是人，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哲学观点，这在当时反对多神教有一定的进步历史意义。
（二）其次是主观主义、感觉主义。他所注重的人乃是个人，他的话实质上是说，个人、个人的意见、感觉、兴趣、意志、欲望就是事物存在与否、真伪善恶的标准。举例来说，天气冷热的感受、食物味道的酸甜的感觉均以各个人自己为评判的尺度。这些感觉和感受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就是同一个人，前后也不尽相同。他完全从人的变化不居的感觉出发来看问题，所以可以说是一种感觉主义。因为他把人的感官知觉认为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他不愿离开感官知觉去探讨事物本身是什么样子。在他看来，事物对每个人来说，就是它们呈现在他个人前面那样，严格点说，就是呈现在当时当地的个人前面那样。
（三）普罗泰哥拉斯的感觉主义同时是一种相对主义，即事物之存在与不存在，真与不真是相对的，是以个人为标准的，是以个人某时某地不同的感觉为权衡的。这种相对主义是基于主观化赫拉克利特的变易观。由于世界是变动不息的，事物在变动中，每个人，每个人的感觉也随时在变动中，因此，知识只能是相对的，与变化中的个人的感觉相对。我们以后还可看到，现代实用主义的庸俗化进化论，正如智者派之主观化赫拉克利特的变易哲学一样，他们在认识论上同是相对主义。
智者派的政治社会思想方面是强权主义。智者派强调人的感觉、兴趣、意志和欲望是权衡或评判事物的标准，就必然要否定理性，走上强权主义的道路。在柏拉图的《国家篇》和《高尔吉亚篇》都报道了智者派的强权主义思想。他们认为国家是欺压弱者以为强者谋利益的工具，国家的基础不是正义，只有权力才是正义。他们认为只有老弱者、怯懦者、失败者才抱怨强权，反对不公正或非正义。无人自愿作公正的事，只要有机会、无危险，人们都愿做不公正的事。他们说，公正的人与不公正的人竞争，公正者必然吃亏失败。 他们不站在正义一边，愤世疾俗，而是公开在政治上替强权辩护，否认正义。
一位叫卡里克里斯的智者公开说：“按照自然的规律，忍受非正义是一种耻辱，但是按照人为的规律，作非正义的事才是一种耻辱。”他的意思是叫人打破人的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办事，不要忍受非正义，而作非正义的事是符合自然法则的。他指出按照自然规律，较聪明和较有权力的人应享有较多的东西。“自然以很多方式启示给人，无论在人类、在动物内，以及就一切城市和一切民族来说，正义在于强者统治弱者，强者比弱者享有更多的东西。”“强有力的人应该打破一切人为的束缚。不要限制他自己的欲望，并且让它们有充分的发展。” 简单讲来，智者派主张：“强权就是公理”，赞成强权而蔑视正义，这就是智者派实用主义的政治主张。
智者派的实用主义观点与他们哲学上的折衷主义是分不开的。折衷主义与机会主义、妥协适应有内在联系。“智者”是富于常识、富于教养，各处旅行、见闻广泛的有知识、有智慧的人。他们以掌握有广博的知识和“智慧的人”自居，以教导知识、接受报酬为业。主要是教人修辞学和辩论术，并不专门教导自己这个学派特有的学说。各派的学说，只要受教的人有需要，他们都愿教导。所以智者派在哲学上并不是一个单一体系的学派，而是一个以兜售各派学说、获取报酬为业的职业集团。他们都是折衷主义者，利用不一致的、甚至互相矛盾着的知识，以求适应自己的利益和不同人的欲望和要求。
他们自己并没有固定的主张、纲领、原则，但有一个总的倾向，即着重寻找青年，传授知识，获取报酬。同时，他们有一项重要职业，就是帮人打官司。在打官司时，他们利用他们的广博知识，替人辩护，只求诉讼胜利，不求传播真理。今天可以用这些理由替甲辩护，明天又可以根据另一原则替乙辩护，把有理的说成无理的，无理的说成有理的，甚至替最坏的事情去寻找出最好的理由予以辩护。他们只求辩论胜利，只要沾得上边，什么知识和理由都可以扯来辩护。因此，他们这种辩护律师的职业也有助于促使他们成为折衷主义者，同时也促使他们依附权势，主张强权。
智者派的折衷主义还表现在不可知论、怀疑主义和反对专研哲学方面。普罗泰哥拉斯反对希腊传统的多神论，不相信诸神，但理论上很不彻底，他只是说：“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象什么样子。有许多东西是我们认识不了的；问题是晦涩的，人生是短促的。” 这种不可知论是折衷、调和、不求理论的彻底的表现。当然也可以说是有一定进步性的“羞答答的无神论”。
智者派只求对哲学有一定的常识作为装饰，以表示自己有教养，但反对认真专门研究哲学。这最足以说明实用主义的折衷主义和反对追求哲学真理的一面。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中描写一个智者卡里克里斯告诫苏格拉底道：“对于哲学如果在适当的年龄，作适度的研究，倒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和成就，但是哲学搞得太多就会毁坏人的生活。即使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如果他到了晚年还一直研究哲学，他必定对于一个受尊敬的人应该知道的许多东西（指人情世故、文学艺术、政治法律等）一无所知。” 这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杜威曾宣称“要研究人的问题，不要研究哲学家的问题”和胡适所胡说的“哲学是坏的科学”，“哲学要关门”等反对研究哲学的说法了。
智者派要求具有广博的知识，但不要求认真的哲学知识。他们教人辩论，替人在法庭上打官司，不从一贯的理论根据出发，只求胜不求真，这就必然使得他们在辩论的时候采取诡辩的方法，因为“诡辩是依据未加批判和反复思考的毫无根据的假设而发的议论” 。诡辩论和折衷主义有时是很难分开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概念的“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 。智者派不依赖原则和客观内容，为了辩论取胜、强词夺理，对于任何知识、理论、概念随意“加以主观地应用”，就表明了他们折衷主义的本质和诡辩的手法。
智者派进行诡辩的根本出发点是求胜不求真。由于智者认为强权即公理，利用自己广博的知识为有权势、有资财的人服务，故只图取胜。由于智者是折衷主义者，根本不承认客观真理，而且反对研究哲学，只求适应当时自己或某些人的利益，不求掌握真理，所以只求胜不求真。当然脱离了客观真理，是决不会获得真正最后胜利的。
试看智者派所提出的如下的诡辩：
在求学的人是聪明或不聪明这一问题上，如果你回答：“求学的人不聪明。”他便辩论道：“求学的人必定聪明，因为聪明的人才会求学。例如讲课的老师，一般在所讲的问题上比听讲的学生有较多的知识，较为聪明。聪明的学生才学得到东西，不聪明的人如何能求学呢？”反之如果你答：“求学的人聪明。”他又辩论道：“求学的人必定无知，因为无知的人才求学，聪明的人何必求学？例如不知文法才学文法。” 这里的诡辩所在，首先是从无批判的根据出发来辩论。如“聪明的人才求学”或“无知的人才求学”都是没有经过批判的根据。对于所根据的重要概念没有下定义，意思是含混的，辩论的两方可以片面地各执一词进行诡辩。在这里，“求学”和“聪明”两词都显然包含有歧义。智者派利用歧义，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来进行诡辩。此外，这个诡辩还包括一种形而上学的前提，即把聪明和无知对立起来并加以绝对化。事实上，没有绝对聪明的人，也没有绝对无知的人，每个人都有所知，都有所不知，都从不知到知——即在求学或学习过程中。
又如另一个诡辩，问题是“拔去一根头发能不能成为秃头”？如果你答：“不能。”他便一根又一根不断地拔下去，直至逐渐拔成秃头，用以表明只要拔掉那最末一根头发，就能使人成为秃头。如果你回答：“能成为秃头”。那么他就只拔掉一根头发，显然就不能成为秃头。 这个诡辩也表明诡辩者偷换概念，两面取巧，利用文字的歧义进行诡辩的手法。在这里“拔去一根头发”可以有“只拔去一根头发”的意思，也可以有“不断地一根一根地拔去头发”的意思。由此可见，利用语言的歧义，或歪曲对方语言的意义，借以与对方辩论，是诡辩派的重要伎俩。然而，黑格尔却从“不断地一根一根地拔去头发而变成秃头”这种说法，看到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则。他指出希腊智者派某些诡辩的例子，如果只“解释为学究式的玩笑，那就会陷于严重的错误，因为它们事实上涉及到思想，而且对于思想的性质有所认识，于实际生活，特别是对伦理关系也异常重要” 。黑格尔这里所说的“思想”显然是指辩证法思想而言，从上下文看来，“思想”也是指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和质量的统一为尺度的对立统一的思想。不过尽管某些诡辩的例子“涉及[辩证]思想”，但是诡辩总是与辩证法正相反对的东西，我们必须强调用唯物辩证法去揭露和批判诡辩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危害性。
此外，还有在问题的提法上去捉弄对方以进行诡辩。例如，诡辩者忽然对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曾经停止打你的父亲吗？”在问题的提法上，诡辩者就在设置陷坑捉弄对方。假如你回答：“是。”这就自己承认曾经打过自己的父亲，不过现在停止打了。假如你回答：“否。”这就意味着你还没有停止打你的父亲。无论正反两面去答复，都会上当。这是一种不正当的诡辩伎俩，在复杂问题里面隐藏了一个假定，无论肯定回答还是否定回答，都要承认这个假定，使你不自觉地上了当。要避免上诡辩者的当，只能回答：“我既没有停止，也没有打他。”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这种无理的问题提法，拒绝从正面和反面去答复他。
根据上面的话可以说：
（一）智者派的诡辩是与折衷主义相联系的，因为诡辩者可以为对立的命题各自辩护，既可替正的方面辩护，也可为反的方面辩护，只求适应当前情况，取得一时论辩上的口头胜利，不求真理，换言之，诡辩者是不依据原则的人。
（二） 诡辩者从无批判的无根据的前提出发，亦即“把本身片面的、抽象的规定，认为是可靠的” ，只求适合个人当时特殊情形下的利益来进行诡辩。譬如说，以“为了活命”为根据，去替小偷的偷窃行为，士兵的临阵逃脱辩护；以“爱好和平”为根据，去替叛徒出卖祖国、投降敌人的行为辩护，都是典型的诡辩。
（三）从歪曲对方的语言或利用语言的歧义，偷换概念而进行诡辩和从问题的提法去捉弄人以进行诡辩，是诡辩论者特有的伎俩。在实际斗争中是诬蔑陷害对方，是用“莫须有”的罪名去指鹿为马的无赖态度，后果是极其恶劣的。对于这类诡辩，缺乏辩证法教养的人很容易上当，正因为诡辩者的这种伎俩，在古希腊曾流行过一个时期，成为当时社会上一门求生的职业，吸引不少青年跟他们求学。
诡辩的方式在古典的实用主义者智者派那里所表现的，大致如此。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古典的实用主义及其诡辩是出现在希腊奴隶制社会时代，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在当时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他们的人本主义虽然是强调个人的、不可知论的，但是反对当时多神教的迷信，他们的强权主义虽然是偏激的，但主要是服务于工商业奴隶主而动摇着贵族奴隶主的统治，他们把奴隶社会的传统、信仰和权威搞乱。他们的诡辩尽管是反辩证法的，但有一部分是表现希腊人重天真的理智游戏，开理智玩笑以启发人的思想，教导人用名词审慎。这与现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流派的实用主义所导致的现代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恶毒无耻的诡辩是有其本质上的差别。
现代的实用主义
作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以詹姆斯、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在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最近七八十年内都是美国哲学的主流。它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条件下资产阶级对企业冒险、投机、成功、效果的颂扬和要求，它充分表现了美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本家企业竞争、大资本家吞并小资本家的权力崇拜。
罗素曾经说过，杜威的实用主义“是与美国工商业时代和集体的大规模的企业要求相符合的”。而杜威死不承认，他反驳道，“罗素把实用主义的认识论与美国工商业的令人厌恶的方面相联系，其不通正如我把他的哲学与英国地主贵族的利益相联系” 。足见他是极不愿意揭穿他的哲学理论的社会根源的。
现代实用主义者首先持方法至上论。詹姆斯常常强调实用主义是一个方法。杜威嘲笑认识论的研究没有意义。他说，近代科学高度发展，已成事实，而哲学家们还在那里呆问“科学知识何以可能？”岂不可笑。因此他主张应该把认识论变成寻求知识和促进科学的方法论。胡适也曾大谈：“实验主义者千言万语都在教人一个方法。”他们这种离开立场和观点而孤立片面地谈方法，显然是有意掩盖其反动立场和唯心观点的。然而尽管他们表面上好象偏重方法，实际上他们的方法不但是不科学的，反辩证法的，而且也是与诡辩有联系并导向诡辩的。
说句公道话，詹姆斯和杜威在著作里或者在论辩时，还不是显明地在进行诡辩。尽管他们的实用主义与希腊的智者派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我们还不应给他们扣上诡辩派的帽子。不过他们的观点和方法有可以导致诡辩论的倾向。
詹姆斯用词很不审慎，词语的意义规定欠清楚，常常引起混乱，使读者迷惑。譬如，他就常滥用“假设“一词，他认为上帝是一种假设，业已证实的真理也是假设。这样滥用名词最易使思想混乱，导致诡辩。
詹姆斯在方法论上最注重直觉，在他同时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中，他最推崇直觉主义者柏格森。他的同事桑提耶纳在《学派的各种风向》（the winds of doctrine）一书中说：“詹姆斯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很象一位诗人。”这句话本意是在恭维他，然而却揭穿了他的非科学的神秘本质。詹姆斯最反对黑格尔，用了很大力量与黑格尔主义作斗争。他也曾表示过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赞赏，不过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洞见”和“印象”来赞赏。他说：“黑格尔能把自己放在变动不息的宇宙中而得到一个活的印象。” 这充分表明詹姆斯直觉化、神秘化黑格尔的辩证法。
杜威虽然大肆宣扬“实验方法”、“实验逻辑”，然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创立或运用什么科学方法或实验方法。记得在美国哲学界庆祝杜威七十诞辰的哲学讨论会上，杜威的老同事、哥伦比亚大学乌德布里几（woodbridge）教授批评他说：“杜威虽然高谈实验方法，然而他的著作却不是根据实验的成果报告写成，事实上他仍然采用了辩证法。”杜威也只好承认道：“没有人可以著关于哲学的书而不运用辩证法的。”既然揭穿了杜威实验方法的老底，不能再吹嘘“实验方法”，于是便只好打出“辩证法的招牌”。然而杜威只是庸俗化黑格尔的辩证法，多少从心理学、生物学方面采纳了一点发生方法和比较方法。有时他也试图在对立面中寻求其共同之点，但看不出有什么对立统一和矛盾发展。譬如杜威在《确定的寻求》一书中，试图综合理性派和经验派，认为他们尽管互相对立，然而两派的共同之点在于轻视行动，企图“寻求确定不移的真理”。他这种说法是根据他自己所谓以行动为中心的哲学原则的，足见他的“行动”既不是理性派与经验派的对立统一，也不是从两派中吸取教训，为这两派矛盾发展的成果。
此外，杜威早就提出著名的所谓思维的五步，其中第一步，叫做“困难的发生”或“有问题的情境”，多少有一些“矛盾的发生”的意思，其中第三步，“假设的提出”，多少近似提出解决矛盾的设想或方案，以解决当前发生的实际困难。但辩证法在这里已经庸俗化了，受到很大的歪曲，根本失掉其逻辑发展的意义，因为这里所谓“假设”并不是从前面所谓“困难”，“有问题的情境”或矛盾中内在辩证发展而出的，而是出于实验者的主观揣测、尝试，或从外在的偶然碰巧遇到的情况出发的。
如果说，诡辩方法在詹姆斯、杜威那里还不是显明的话，那么在中国的实用主义代表胡适那里却占了显著的地位。胡适作为中国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当时是起过一些作用的。这里仅就胡适某些接近诡辩和折衷的言论作为例证，说明实用主义是导致折衷主义和诡辩论的思想根源之一。
胡适为了适合个人当时特殊情况下的利益，经常为互相矛盾的说法辩护。譬如：当五四运动初期，启蒙思想高涨的时候，他就主张“孔家店应打倒”，因为孔子的学说维护吃人的礼教，阻碍进步。但是后来蒋家王朝提倡文化复古期间，他又写了一本《说儒》的册子，称赞孔子有“存疑的理性主义”，歌颂“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和“仁以为己任”的新教义，说孔子“做了那中兴的儒者的不祧的宗主，成了外邦人的光”。时而提出一些片面理由，攻击孔子，时而又找出另外一些片面理由，赞美孔子，说不出思想变化发展的过程，只是适应个人当前的利益，适应当时环境的需要。这是实用主义的特色，也是折衷或诡辩的特色。
又如，胡适为了适应半殖民地社会，贬低民族文化，颂扬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需要，他一面宣称：“东方的精神文明应该打倒。”因为算命、扶乩、缠脚、讨小老婆、打麻将牌等都是东方的精神文明，所以应打倒。同时另一方面，他又说：“西方的精神文明应该提倡。” 因为汽车、轮船、机器都是西方的精神文明，所以应提倡。表面上看来似乎有理，实际上是对于“精神文明”一概念没有下确定的定义来进行诡辩。他在“东方精神文明”概念里只片面挑选出一些落后的东西，因而说要打倒；在“西方精神文明”概念中又只提出科学技术或一般叫做“物质文明”等先进的东西，因而说要提倡，而对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有意省略不提。结果对于东西方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并未实事求是地、历史地比较论别，深入地进行理论探讨，只是故意歪曲“精神文明”这个名词进行诡辩。其前提都是未经批判的、片面的、没有明确下定义的概念。
胡适对于哲学也有其正相反对的看法。当他在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想当哲学家的时候，他宣称：“哲学前途有无限光明。”因为中国系哲学与西洋系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哲学”。但是当他看到马克思主义思潮高涨，他自己的哲学业已破产，为了骗取青年不被马克思主义“牵着鼻子走”，以便把青年带向历史考证的故纸堆中的时候，他又大叫“哲学无用”，“哲学要关门”，“哲学是坏的科学”（他甚至还有过取消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考虑）。他在学术思想上的主张常常前后判若两人，动辄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不求矛盾的解除，而全凭诡辩或折衷于两种根本相反的说法来适应自己当时的不同需要。
胡适曾利用诡辩否认中国有军阀，并替军阀开脱。在军阀内战时期，当时有人曾写公开信问胡适何以不把军阀列入“五大仇敌”之一，因为“扰乱固皆军阀之所为”。胡适用歪曲字义的手法诡辩道：“其实中国哪有军‘阀’可说？只有军人跋扈而已。”他的意思是说中国没有象德国的容克世家和日本的德川幕府那样的世袭军阀。他以此来为他关于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南北军阀不是打倒的对象的结论作诡辩，以便替当时的北洋军阀开脱。
胡适还进一步从极其荒谬的前提出发，歪曲扰乱和扰乱的产物等名词的意义进行诡辩，借以为军阀开脱而打击当时的共产党人和进步民主人士。他说：“‘扰乱固皆军阀之所为’，此言颇不合史实。军阀是扰乱的产物，而扰乱大抵皆长衫朋友所造成。二十年中的军阀斗争，何一非无聊政客所挑拨造成的……近年各地的共产党暴动，又何一非长衫同志所煽动组织的。” 对方所反对的军阀，是指军阀机构、包括替军阀搜括民财的官吏和依附军阀的文人政客在内。胡适把军阀与依附军阀的文人政客割裂开，把全部扰乱之罪转嫁于依附军阀的文人政客身上，反而认“军阀为扰乱之产物”，显然是利用“军阀”二字的歧义来替军阀辩护，而且军阀的社会基础是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胡适利用诡辩来替军阀开脱，实即替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辩护，而恶毒攻击当时的共产党和民主人士，说他们也是造成扰乱的“长衫朋友”。
请再看胡适如何明目张胆地用诡辩来替帝国主义辩护。他说：“帝国主义为什么不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他的问题实无异于说：“帝国主义为什么不侵害帝国主义？”换个例子，他的问题无异于问：“强盗为什么不抢窃强盗？”他的结论实质是：“今强盗既不抢窃强盗，所以强盗就不是强盗，他也不抢窃老百性，老百姓之被抢窃是由于自己活该。”由此足见，胡适这里是利用诡辩来反对当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胡适就是这样通过诡辩来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
综上所述，现代实用主义继承了古代实用主义、折衷主义和诡辩论的衣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来为帝国主义作辩护。就这方面来说，现代实用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期的产物，是现代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哲学上的反映，它和现代其他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一样，都有其共同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
由于实用主义在任何时期都会有不同的表现，所以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当对于可以导致折衷、诡辩的各种形式的实用主义提高警惕，揭穿它们的诡辩伎俩，并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它们进行认真的批判，这样才能不致受骗上当，从而在思想战线上为四个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