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说来稀奇。前不久发生的事本该清楚地记得，但原原本本、有条有理从头道来却无可能。它就像条断了的锁链，有些事依稀在目，有些则散乱无章，只剩下零星片断和淅沥秋雨。是的，只剩下零星片段，至于那秋雨嘛，那是对酌夜话之后、十一月份的事了。当然，那是下的黏糊糊、湿淋淋的雨夹雪。当然，你们也知道莫斯科十一月的天气，用不着我来描绘。十一月的马路上尽是泥泞，单位里也都肮脏不堪。但这还是一半，若算上家中的不如意事，那才糟呢！你们且说说，怎样才能除去衣服上的油渍？我用尽各种法儿，油渍依然如故。例如，我在油渍处涂上汽油，油渍慢慢融化乃至消失，我很得意，因为再不会为不整洁而苦恼了。可我一早起床，取下钉子上的衣服一瞧，油渍又出现了，还外加一份汽油味儿。用沸水烫，用茶叶末擦，用香水抹，见鬼，结果一样！我愤然，我苦恼，但没有用。看来命定把这带油渍的衣服穿到破旧的了。不过我怜惜其他人，希望他们少有这样的烦恼。
如此这般，想除去油渍而又不能，后来鞋带断了又断，咳嗽时重时轻，每天带着晦气去《河运报》上班，为潮湿、失眠而愁苦。当时我处于孤家寡人的境地。利科斯帕斯托夫不知为什么去了高加索；我那朋友，即曾偷过他手枪的，奉调去了列宁格勒；而邦巴尔多夫患了肾炎，在医院住着，有时我去看望他。但是，当然啦，压根儿顾不上谈什么剧院，而且他也明白，自从《黑的雪》受挫以后，再触及这话题不尽相宜，说说肾炎倒可以，因为从中可以得些安慰。于是我们谈肾炎，甚至重谈克利治病的逸闻。谈则谈，于我无多大兴味。
其实每次见到邦巴尔多夫我都想起剧院。我曾发誓不去想剧院，不过这誓言并不真实，不提可以，思念却无法禁止。我有足够的自制力，我禁止自己提问。
而剧院像是死了，再没有音讯传来。因我怪僻，躲离人们远远的，独自一人彳亍于旧书摊，在昏黄之中翻阅那些蒙尘的杂志。我记得，在那里倒也见过一幅奇妙的画面……凯旋门……
其时淫雨已止，突然来了寒流，我阁楼的窗玻璃上布满了霜花。我呼吸着透进的冷气，明白到再干写而不演的傻事是不可能的了。
但每值夜晚，从楼板下面便传来华尔兹曲声。大概谁在练琴。一再重复的华尔兹又使小匣子里升起了图像，奇特的、少见的图像。例如，匣子底部仿佛有个鸦片窟，于是我懒懒地给它取了个标题：“第三场。”蓝色的烟雾，一个阴阳脸的女人，一个穿燕尾服的瘾君子，第三人是个斜眼、柠檬脸的家伙，手持芬兰刀一步步向他逼近。你们瞧，这不是梦呓、胡说八道吗？类似这第三场的剧稿往何处投呢？
不过我并没有把想的写下来。这里有个问题，当然，是涉及我自己的问题：一个把自己埋在小阁楼的人，经受了失败，而且患上了忧郁症（我自己心中有数），为什么不首先考虑第二次自杀？
我坦率承认，第一次的未遂自杀使我产生了畏惧情绪，对再次自杀不由有点儿犹豫。但真正的原因不在于此。生死自有天命，只是时间未到。不过，且不在这问题上说开去。
至于外部世界，要与它完全割断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往往藕断丝连。那一时期不时从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那儿收到或是五十，或是一百卢布。我还订有三份戏剧杂志和一份《莫斯科晚报》。
这些书报大致都能准时到我手中，翻阅戏剧动态栏目时偶也遇到有关熟人的消息。
例如，十二月十五日我读到：
“著名作家伊斯梅伊尔·邦达列夫斯基的剧本《蒙马特勒的日子》即将脱稿。它描写了侨民生活。据闻作者拟将此剧投送老剧院。”
十七日我打开报纸，碰见一条消息：
“知名作家叶戈尔·阿加佩诺夫按联谊剧院约请正赶写他的喜剧《小叔子》。”
二十二日披露了如下消息：
“剧作家克林克尔在与我社工作人员会面时，曾谈及他将为独立剧院专门撰写一部剧本。他本人透露，此剧反映内战时期卡西莫夫附近的广泛图景，剧名暂定为《发难》。”
之后类似消息像雹子般哗哗而下：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至于报纸，在它第三版上画了个年轻人，带张阴森森的脸，像要跟谁干架似的，下面的文字说明是：伊·普罗克。正剧。第三场即将完稿。
奥尼西姆，安巴科诺夫。前者写了出三幕剧，后者写了出四幕剧。
一月二日的消息使我大感委屈。
它是这样写的：
“顾问米沙·帕宁在独立剧院召开了戏剧工作者座谈会。议题：为独立剧院创作现代剧。”
消息的标题是：“到时候了，早就到时候了！”该文指责独立剧院迄今是唯一未上演过现代剧目以反映当代生活的戏院。“而与此同时，”文中写道，“正是它，首先是它，独立剧院，能够开创出现代戏剧，因为它拥有如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和阿里斯塔赫·普拉托诺维奇这样的大师。”
接着严正批评了剧作家们至今未能创作出无愧于独立剧院的剧本。
我有自言自语的习惯。
“对不起，”我委屈地噘起嘴巴，“怎说没有人写过剧本？那桥、那手风琴、那雪地上的血印呢？”
大风雪在窗外呼啸，我觉得窗子就是风雪呼啸中那座该死的桥，手风琴仍在响个不停，我还听到了无情的枪声。
杯中的茶早已凉了。一张大胡子脸从报纸上瞅着我，在大胡子下面刊登了阿里斯塔赫·普拉托诺维奇发给座谈会的贺电：
“身在加尔各答，心向你们。”
“哦，独立剧院里的生活像那水闸下的潺潺流水般喧腾着哩，”我一边打哈欠一边喃喃，“可我像被埋在坟茔里。”
夜，在悄悄逝去，明天也将无声地流失，从我这失意人身畔将流过多少那样的日子啊！
我托着酸痛的膝盖，一颠一跛地走向沙发，脱下外衣，蜷缩起身子给表上弦。
又过了许多这样的夜晚，只记得冷得难以入睡。白天怎么打发的，已无丝毫印象。
我清楚地记得的仅是正月下旬，二十号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
我打从宫殿里的一个巨大厅堂走过。烛台上烧着一支支粗大的描金蜡烛，云烟氤氲。我的装束非常奇怪，下身穿的是紧身裤。简而言之，我不是在本世纪，而是在十五世纪。我打从大厅里过，腰里挂了把佩剑。妙不妙在我是个显要人物，而妙在我那把佩剑，守门近侍见之皆畏惧三分。任何美酒都不能像这佩剑那样使得我陶醉，因此我微笑着，不，在梦中微笑着，无声地向宫门走去。
梦境是如此喜人，乃至我醒后还笑了好久。
就在这时有人叩门。我裹起被子，趿拉着破鞋走近房门。女邻居探手入内递给我一个信封，信封上“独立剧院”四个烫金字在闪光。
我哗啦一声撕开封口（这信现在还在我面前，我决定把它一同带走），信笺上印着同样的四个烫金字。福马·斯特里日以又粗又大的笔迹写道：
亲爱的谢尔盖·列昂季耶维奇：
快来剧院！明日中午十二点开排《黑的雪》。
您的福马·斯特里日
我苦笑着脸坐回沙发，眼痴痴地盯着信笺，心里还在想那把佩剑，后来把目光挪到膝盖上，不知为什么想起了柳德米拉。
有人嘭嘭擂门，擂得挺有劲儿。
“马上开门。”我说。
进来了邦巴尔多夫，脸蛋又白又黄，病后的身子精瘦精瘦的，连嗓音也变了。
“您已经知道了？我是专程来告诉您的。”
我顾不得一身穷酸相，拖着被子热烈地吻了他。信笺落到了地上。
“怎能发生这样的事？”我俯身捡起被子和信，问。
“我也莫名其妙，”亲爱的客人答道，“也许这奥秘任何人、任何时间也都解答不了。我想，这是帕宁和斯特里日共同策划的，但怎样策划的，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它超出了人力范围。简单说，这是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