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头看,头顶上空悬着个光艳艳的紫红色圆球,在它一边硕大无比的玻璃匣里放着银色花环,飘带上写有一行字:“献给我们钟爱的独立剧院莫斯科的老观……”(下面一字被折在飘带里。)迎面是一幅幅微笑的演员像,不过这些照片常常更换。
远处偶或传来调门带点儿忧伤的合唱,或是闷声闷气的、像在澡堂子里似的对话。我朗读剧本的时候那边正在演戏。
我不断地用帕子拭去前额沁出的汗珠,发觉有那么个人,五短身材,脸刮得光光的,一头浓发,站在门下目不转睛地瞧我,像是在思考。
我记住的便是他,其余人在记忆中一带而过。除他外永铭记忆的还有那个银花环。但印象最深的是他。这次朗读的地点已不在实验舞台,而是改在大剧院了。
晚上走出来时我回头看了看我刚才待过的剧院。它在市中心,傍着中央商场,商场对面是“疝气带和紧身褡”招牌,一幢乌龟壳似的不显眼房子以及几盏积木形状的昏暗街灯。
第二天,我披着秋天的暮色又来到大剧院。我记得,我踩着柔软的粗地毯绕过一个大厅,约摸是演出大厅,但见里面人来人往。戏剧季节开始了。
绕过大厅,来到一间办公室,摆设令人赏心悦目,桌后坐着个五十开外的人,净脸,一双欢快的眼睛。他便是策划部主任安东·安东诺维奇·克尼亚热诺夫。
克尼亚热诺夫的书桌上方挂了幅色彩明朗的画,画着大红穂子的窗幔,窗幔后是淡青色的花园……
“啊,马克苏多夫同志,请坐,”主任把头一偏,殷切地招呼道,“我们已恭候多时,恭候多时了!请坐,请坐!”
我坐进一张舒适的皮圈椅。
“听说了,听说了,听说过您的脚本了,”克尼亚热诺夫边说边微笑,并且无缘无故地张开双手,“非常出色的脚本!自然,这样的脚本我们还从未上演过,但这次我们将一反常规,把它搬上舞台……”
克尼亚热诺夫愈说眼睛愈亮。
“……而且能发大财,”他说,“那时候您将出入车马!是的,出入车马!”
“这人不简单,”我暗想,“这个策划部主任……很不简单……”
克尼亚热诺夫越表示欣慰,我越感到紧张。
谈了几句,他伸手按铃。
“现在我们领您去见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如俗话说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们的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是位绝顶大好人……连苍蝇也不舍得打死一只!苍蝇!”
但应声而来的绿领章听差报告:
“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还没有来。”
“现在没有到,等会儿就到,”克尼亚热诺夫依然高高兴兴,“要不了半个钟点准定到!而你们一扯起来就要许多时间,您不妨在剧院先转悠一圈,参观一番,上小卖部喝杯茶,来个夹心面包。务必来个夹心面包,别让咱售货员莫兰娃·伊万诺芙娜的好心受委屈!”
于是我便去参观。脚下的地毯使我感到舒服,岑寂的、半明半暗的剧院使我心头乐滋滋的。
就在半明半暗中我结识了一位人物,与我相仿年纪,瘦高个。他自我介绍道:
“彼得·邦巴尔多夫。”
邦巴尔多夫是独立剧院的一名演员。他说他听说过我的剧本,按他意见,剧本挺不错。
我俩一见如故,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聪明,观察力非常敏锐。
“愿去瞧瞧休息室里的画廊吗?”他彬彬有礼地问。
我欣然从命,跟他来到休息室。地方很大,也铺了灰地毯,间壁上挂有好几排照片肖像,一概镶在圆蛋形涂金框内。
从第一幅画上向我们凝眸睇视的是个半老徐娘,眉目清秀,云鬓高耸,颈肩袒露。
“法国著名女伶伯恩哈特。”邦巴尔多夫讲解道。
著名女伶旁是个大胡子男士。
“安德烈·帕霍莫维奇·谢瓦斯基亚诺夫,主管舞台照明。”
谢瓦斯基亚诺夫的邻人我认得:莫里哀。
莫里哀之后是位太太,歪戴薄饼小帽,脖子上围条丝巾,丝巾两端在胸前打了个领带结,手里捏块花边帕子,跷起一个小拇指。
“柳德米拉·西尔韦斯托芙娜·普里娅欣娜,我们剧院的女演员。”邦巴尔多夫作介绍时眼中亮起火花,但,斜睇了我一眼后未再多说。
“对不起,请问这位是谁?”我问,端详着画上冷冷的脸,曲发上戴着月桂冠,身着古罗马长衣,手执五弦琴。
“尼禄皇帝。”邦巴尔多夫眼中火花一闪,旋即熄灭。
“为什么……”
“是按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意思挂的,”邦巴尔多夫绷着脸说,“尼禄是歌手,也是位演员。”
“哦,原来如此。”
尼禄皇帝之后是《聪明误》的作者格里鲍耶多夫,后面是脖子上围着浆翻领的莎士比亚。之后是个陌生脸,原来此人姓普利索夫,四十年来一直主管剧院的旋转舞台。
接下去是日沃基尼、哥尔多尼、博马舍、斯塔索夫、史迁普金。 之后,从画上瞧着我的那人简直“帅”极了:神气地歪戴枪骑兵高筒军帽,下面是一张老爷式脸庞、涂蜡膏的胡子、骑兵的将级带穗肩章、猩红领、骑兵子弹带。
“已故的克拉夫季·亚历山德罗维奇·科马罗夫斯基-比翁库尔少将,皇家枪骑兵禁卫团团长。”邦巴尔多夫说罢见我感兴趣,又道:
“说来非同寻常。有次他从彼得堡来莫斯科小住两日,在捷斯托夫府上吃罢午宴,夜晚上我们的剧院看戏。当然,坐第一排。看呀,看呀……已不记得当时演的哪出戏了,但目击者说,当看到一个树林的场景时,将军突然动容,掏出麻纱帕子来拭眼里的泪水。林子沐浴在晚霞里,睡前的鸟儿在枝头啁啾,舞台后响起了邻村的晚祷钟声……把将军感动得哭了。
“剧终后将军到办公室去看望阿里斯塔尔赫·普拉托诺维奇。据检票员后来说,将军走进屋,喑哑着嗓子激动地说:‘教教我,我该咋办呢?!’”
“他们关上门,在办公室里……”
“请原谅我打岔,这阿里斯塔尔赫·普拉托诺维奇是什么人?”我问。
邦巴尔多夫诧异地瞅我一眼,但立刻抹去脸上的惊奇表情,解释说:
“在我们剧院,一共有两位领导——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和阿里斯塔尔赫·普拉托诺维奇。请问,您大概不是莫斯科人吧?”
“不,我是……不……请继续往下说。”
“……在办公室里谈了什么,不得而知。但大家知道将军连夜往彼得堡发了封电报,内容如下:‘彼得堡。我皇陛下。小将深感作为陛下独立剧院一名演员更为合适,请恩准退休。科马罗夫斯基-比翁库尔。’”
我啊哟了一声,连忙问:
“结果怎样?!”
“结果出人意料地满意,”邦巴尔多夫说,“半夜两点,电报由侍从呈交正睡觉的亚历山大三世。当时皇帝身上只穿一件睡衣,一把胡子,一个小十字架……皇帝说道:‘拿来我看,我手下的头目出什么事了?’读罢涨红着脸,哼哧着鼻子,足足十分钟说不出话来。然后吩咐:‘把铅笔给我!’就在电文下写了御批:‘别让我在彼得堡再见到他。亚历山大。’写完躺下睡了。
“第二天将军身着礼服,直接来到排练厅。
“御旨经涂以油漆保存,革命后改由剧院存档。您可以在我们的珍奇博物馆读到它。”
“他演哪些角色?”
“沙皇、统帅和富家奴仆,”邦巴尔多夫回答,“您可知道,这里演得最多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本子,商贾之类……后来我们很长一段时期演了《黑暗势力》……您当然明白,我们演员重视演戏演得逼真……而他样样精通,怎样给太太递手帕,要不要斟甜酒,又能说得一口流利法语,比法国人还说得纯正……他最喜欢坐幕后装鸟叫。有一次,场景是春天的农村,他坐在后台的高脚凳上学那夜莺啼啭。瞧,他那段往事有多古怪!”
“不!我不敢苟同!”我急急争辩,“你们的剧院这么好,我若处在将军地位,同样……”
“卡拉特金、塔廖尼,”邦巴尔多夫顺着一个个指给我看,“叶卡捷琳娜二世、卡鲁索、普罗科波维奇、谢韦里亚宁、巴基斯蒂尼、埃弗利比特、女装缝纫车间主任博贝廖娃。”
一个挂绿领章的一路小跑,来到休息室禀报,说是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到了。邦巴尔多夫随即握了握我的手,神秘地低声嘱咐:
“但愿您坚持到底……”说罢消失在半明半暗之中。
绿领章在我前面迈着轻巧的碎步引路,时而向我招招手,露出病态的微笑。
我们走的长廊每隔十步便有一个装在玻璃框内用电灯照明的警示牌:“轻声,一旁在排练!”
一个戴金丝夹鼻镜的、也挂有绿色领章的人坐镇长廊尽头,见把我领来,霍地起身轻声说:“阁下好!”接着撩开绣有“独立剧院”的金字门帘。
我进入一个有墓形顶盖的房间。顶盖中心亮着一盏水晶吊灯,一条条绿绸带从中央呈辐射状向周围延伸,室内布置着柔软的丝绒面家具。又是一道门帘,帘后是扇毛玻璃门。戴金丝夹鼻镜的新向导并不入内,而是做了个邀请手势,说:“阁下请进。”嗣后消失不见了。
我轻轻扣一下门,转动镶有鹰头的银把手,气动弹簧咿呀一声,把我放入门内,不料脸又撞在帘子上,好不容易挣开帘子……
……吓得我几乎灵魂出窍!……但,至死我也将记得总管剧院财务的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的办公室。
刚进办公室,左角里的巨大挂钟便当当响起,从钟面小门里走出个小仙女,跳起了小步舞。
室内灯光缤纷。桌上的灯是绿莹莹的。不,更确切点说,不是一般桌子,而是办公桌。不,也不是办公桌,而是某种复杂的装置,那上面有数十个存放信件的立斗。另一盏支在美女的一条曲起的银腿上,那美女还拥着一个电动打火机。
另有一盏红灯照耀着紫檀木桌子上的三部电话机。而在另一个小桌上,是盏小小的白炽灯和一部扁平的进口货打字机,以及第四部电话机及一沓印有独立剧院抬头的金边信笺。除此之外,还有从天花板照射下来的大灯。
脚下不再是灰毛毯,而是台球桌用的那种细呢,再在它上面铺上寸厚的樱桃红地毯。硕大无比的沙发上放有几个枕垫和一根土耳其烟袋。剧院位于莫斯科中心地带,这会儿正是大白天,但无论音响或是光线一概渗不透厚厚的窗幔,这里永是岑寂的夜晚,总是弥漫着皮革、烟草和香水的气息,暖融融的空气抚爱着你的手脸。
墙壁上蒙着压花羊皮。它上面挂一幅巨形照片。照片上的人有一头艺术气派的美发,一双眯缝的眼,两头尖的胡子,手持长柄镜。我琢磨这人不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便是阿里斯塔尔赫·普拉托诺维奇,但究竟是哪一个,心里没底。
转椅倏地一转,坐在上面的那人冲我回过身来,展示了他脸上黑黑的法国式箭胡,箭头直指眼梢。
“马克苏多夫。”我说。
“请原谅,”那人用男高音回答,同时做了个手势,“稍等片刻,等我读完手中文件……”
……读罢文件,挪开挂在黑丝带上的夹鼻镜,揉了揉倦怠的眼,然后瞪住我,默默地,直愣愣地,毫不客气地,就像审视一台新买的机器。他不隐瞒他这是在审视,甚至还眯起眼。我把头扭过一边,但不管用,仍逃不出他的视线,于是坐在沙发里不知如何是好的了……“这家伙……我不妨以眼还眼!”最后我想。我用了好大气力硬逼使自己镇定下来,也用眼去瞪他,同时对策划部主任克尼亚热诺夫隐含不满。
“除非是克尼亚热诺夫眼瞎了,”我想,“这哪是个大善人?苍蝇……苍蝇……瞧他那双深凹的冷冷眼睛!里面蕴藏着铁的意志,魔鬼的勇猛,动摇不了的决心……再说那法国式的箭胡……怎么会不敢欺负苍蝇!他更像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中的头目……叫什么名字来着?见鬼,忘啦!”
沉默终于由加夫里洛打破,他人为地一笑,拍拍我大腿说:
“这么说来,要签合同了?”
转椅一个反方向急转,加夫里洛手里出现了一张合同书。
“未经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同意,我还不知道该签不该签呢。”说完这话向墙上的照片投去短促的一瞥。
“感谢上帝,这回我可猜到了,”我想,“墙上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
“签了不知道会不会挨骂,”加夫里洛又道,“不过,为了您,我就冒天下之大不韪吧!”他朝我友好地一笑。
此时未经敲门,便撩起门帘进来一位脸容端庄的年轻太太。她朝我看了一眼,我连忙一鞠躬,说:“马克苏多夫……”
年轻太太男子汉般紧握我的手回答:
“奥古斯塔·梅纳热拉基。”介绍完后坐到凳子上,从绿绒衫小口袋里掏出金烟嘴,点燃烟,轻轻敲打起打字机字键。
我把合同书读了一遍,说实话,我什么也不明白,也不想明白。
我只想说:“上演我的剧本得了,我什么都不需要,只消赐我权利,让我每天来这儿,在沙发上躺两个小时,呼吸呼吸甜甜的烟味儿,听着滴答钟声作无限制的幻想!”
幸好没有说出声。
我只记得合同中常常出现“若是”、“鉴于”等字,而每一条款均以“作者无权”作为开头。
作者无权将所写剧本转让莫斯科其他剧院。
作者无权将所写剧本转让列宁格勒任何剧院。
作者无权将所写剧本转让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任何城市。
作者无权将所写剧本转让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任何城市。
作者无权自己出版所写剧本。
作者无权要求剧院——要求什么?忘了(第二十一条)。
作者无权对……提出异议——对什么?也记不清了。
只有一条,第五十七条,是例外,它的开头是:
“作者有义务”。根据此条作者有义务“无条件地、毫不拖沓地对所写作品进行修正、改动、补充或精简,若是管理处,或某委员会,或某单位,或某组织,或某社团,或有权过问此事的个人提出某种意见。与此同时,除十五条所定稿酬外,不要求增加任何酬金。”
我注意到稿酬二字后留有空白,空白处我画了道指甲印以示疑问。
“多大数目的稿酬您认为是合适的呢?”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扫眼问我。我回答:
“安东·安东诺维奇·克尼亚热诺夫说可定两千卢布……”
我的对谈者沉吟半晌。
“是啊,”他在“啊”字后又停片刻,方续道,“唉,钱哪,钱!世上因为钱出了多少恶行!我们大家只是想钱,但有谁想过灵魂?”
在我困难的生活中很少去想那些有教育意义的箴言,因此,不由惶惶然,暗忖:“谁知道呢?也许他是对的……受钱的驱使,我的心肠变得狠毒了……”为了恪守礼貌,我叹了口气。我的对谈者也叹了口气作为对我的回答,然后调侃地向我眨了眨眼——这就与叹气大不协调了。他像谈隐私般悄悄问:
“四百卢布,怎样?啊?为您破例,啊?”
应该承认我非常失望。我囊空如洗,正期望着这两千卢布。
“也许能付一千八?”我问,“克尼亚热诺夫说……”
“他想赢个好名声。”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苦起脸答。
有人敲门。绿领章工作人员端来一个托盘,洁白餐巾盖住了一只白银咖啡壶、一只牛乳壶、两只橘红色涂金瓷碗和夹心面包——两份夹上等鱼子的,两份夹干咸鱼脊肉的,两份夹干酪的,两份夹冷煎牛里脊的。
“您把文件送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了吗?”奥古斯塔·梅纳热拉基问进来的人。
那人不好意思地瞅着托盘。
“我去小卖部了,是伊格涅托夫送的。”他说。
“我没有差伊格涅托夫,是差的您,”梅纳热拉基道,“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送信不是伊格涅托夫的事,伊格涅托夫做事冒失,他会把事情搅乱的,他不会照吩咐的那样传话……怎么啦,您想要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闹病?”
“想要谋杀他。”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在一旁火上浇油。
捧着托盘的那人叹了口气,一只茶匙落到了地上。
“您去小卖部那会儿帕金人呢?”奥古斯塔·梅纳热拉基追问。
“帕金找汽车去了,”被问者答道,“我得去小卖部拿吃的,所以对伊格涅托夫说:你代我上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府上一趟。”
“那么博布科夫呢?”
“博布科夫去张罗戏票。”
“放在这里吧!”奥古斯塔·梅纳热拉基一按电钮,从墙里伸出一块用餐木板。
绿领章工作人员像是躲过了大灾大难,高兴地放下托盘连连后退,撩开门帘,用脚后跟蹬开门,一溜烟逃之夭夭。
“唉,应该想想灵魂,克柳克温!”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冲他背后说。然后转过头来,亲昵地问:
“四百二十五卢布,如何?”
奥古斯塔·梅纳热拉基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左手中的夹心面包,只用右手打字。
“也许,一千三?当然,我说这话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我手头缺钱,要付裁缝……”
“缝的便是您身上穿的这一套?”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指指我的衣服。
“是的。”
“缝工太差,”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当即下了评语。“应该把那裁缝撵出去!”
“不过,您瞧……”
“我们这里,”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似有难处,“订约时就付作者酬劳,这样的事尚无先例。但您嘛……四百二十五!”
“一千二,”我洒脱地应道,“没有这数目我过不去,景况窘迫……”
“您赌过跑马没有?”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关切地问。
“没有。”我深表惋惜。
“我们有个演员景况窘迫,便去赌跑马。居然吉星高照,赢了一千五。但您把筹码压在我们身上毫无意义。我友好相告:压多了,包输无疑!唉,钱!要钱干吗?我没有钱,反觉一身轻快,生活安宁……”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翻转口袋让我瞧。果真空空如也,只有一串钥匙。
“一千。”我说。
“得,我豁出去了!”他表现得那样英勇无畏,“定下个数!哪怕为此丢脑袋,给您五百!签字吧!”
我签了合同。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向我说明,将要给我的这笔钱是预支性质,要用上演收入来冲账,今天先支我七十五卢布,两天后支一百卢布,到星期天再支一百,余款十四日结清。
上帝啊!到过办公室后,这街道看来是多么忧悒,多么缺乏诗情画意!细雨蒙蒙,载运木材的大车陷在院门口进不去,马车夫向马声嘶力竭地吆喝,过路人因天气不佳而绷着脸儿。我把神圣的合同藏在胸口匆匆回家,尽可能不去瞧那萧条景象。
在我房里遇见了来访的好友(参见手枪那桩子事)。
我用湿手拿出合同,大声道:
“你读读!”
我的好友读罢合同大为生气。
“狗屁不通!算什么合同!你长的是榆木脑袋不是?”他问,“居然在这上面签字!”
“不懂剧院规矩你少发言!”我道。
“那是怎么回事,‘有义务,有义务’,但他们承担哪些义务呢?”我的朋友不服气。
于是我兴奋地告诉他,画廊是多么绚丽多姿,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是多么真诚。我还提到了伯恩哈特和卡马罗夫斯基的轶事,我企图描述出挂钟里的小仙女怎样跳起小步舞,咖啡如何冒热气,走在呢毯上如何舒适,因为我头脑里仍回荡着挂钟的报时声,我目睹过金质烟嘴和电炉里红通通的火焰,甚至目睹过尼禄的画像。
“是尼禄皇帝跟你签合同不成?”我的朋友揶揄道。
“你不懂!”我嚷着从他手里夺回合同。
我们决定共进早点,派了杜亚妮的弟弟前往商店采购。
下着绵绵秋雨。但多好的火腿!多好的奶油!这是幸福的时刻。
尽人皆知莫斯科天气多变,过了两天,又是美好的、风和日暖的日子。我忙着去剧院,心里甜甜的,因为一百卢布即将到手了。走近剧院,见悬着一张朴素的海报,上面写道:
本季度上演剧目预告
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
索福克勒斯——《厄勒克特拉》
洛贝·德·维加——《羊泉村》
莎士比亚——《李尔王》
席勒——《奥尔良的姑娘》
奥斯特洛夫斯基——《不合时宜的人》
马克苏多夫——《黑的雪》
我站在人行道上傻得张大嘴巴,幸好没被小偷拿走钱夹子。来来往往的行人推我,搡我,嘴里骂骂咧咧,可我眼睛仍不离海报。后来我躲往一旁,想瞧瞧来往的公民们对海报有何种印象。
观察的结果是:没有,也谈不上印象。除开有那么三四个人瞥一眼海报外,谁都不屑一顾。
但不过五分钟,痴等终于得到了丰厚回报。从去剧院的人流中我认出了叶戈尔·阿加佩诺夫的大脑袋。他身边还有一群人,包括咬着烟斗的利科斯帕斯托夫和一个有着一张愉快胖脸的陌生人。走在最后的是个阿富汗人,不知怎的穿件夏季穿的黄大衣,不戴帽子。我退到一尊雕像后面偷偷窥视。
他们走到海报一旁站住了,利科斯帕斯托夫第一个读了海报。他的脸还在笑,嘴里还在继续说笑话,但当读到《羊泉村》时忽地脸色煞白,出现了并非做作的惊恐。
阿加佩诺夫也读了,读罢说:“呣……”
胖胖的陌生人眨巴起眼睛。“他一定记起在什么地方听说起我的姓氏……”我暗想。
阿富汗人用英语询问他的同伴上面写的是什么……阿加佩诺夫只是简单地回答“海报,海报”,并用手在空中画个四方块。阿富汗人摇摇头。当然,他什么也没有明白。
这群人的脑袋瓜忽被人流遮挡,忽又露将出来,交谈声忽被市声淹没,忽又传进我耳管。
但见利科斯帕斯托夫回头对阿加佩诺夫说:
“您也见了?这是怎么回事?简直是发疯!……”
后面的话被风刮走了。
我听到的仅是他俩交谈的片言只语。阿加佩诺夫用的是男低音,利科斯帕斯托夫用的是男高音。
“那小子是打从哪儿冒出来的?……”
“……还是我最早发现他的呢!”
“就是那个……”
“嘿——嘿——嘿……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我从雕像后面走出来。
利科斯帕斯托夫第一个看到了我。使我为之惊愕的是他眼睛里的变化。眼睛还是那双眼睛,但眼里蓦地出现了某种新的、使人退避三舍的神情……
“好呀,老弟!”他招呼道,“好呀,老弟!万万没有料到!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接着是你!平步青云!确实高明!哈,现在你当然不认朋友啦!我们这等人怎配跟莎士比亚攀交情!”
“你少来这一套!”我羞怯地说。
“瞧,连话也说不得了!唉,上帝保佑你,我对你并无恶意。让我们亲个嘴吧,小老头儿!”接着把他满脸的荆刺贴到我的面颊上。
“请认识一下!”于是我认识了目不转睛地看我的胖子。那人自白:“克鲁普。”
我还认识了阿富汗人。他以蹩脚英语说了个长句子。我不懂,也就没有回答。
“你的剧本是在实验舞台上演吧?”利科斯帕斯托夫向我打听。
“确切的情况不知道,”我说,“但听说是在大舞台。”
利科斯帕斯托夫悒悒地看了看亮亮的蓝天。
“行,”他低声道,“但愿上帝保佑你成功。你的小说不走运,但,谁知道呢,也许你的剧本能红火。只是别骄傲,请记住:没有什么比忘掉朋友更糟的了!”
克鲁普专心致志地瞅着我。我发现,他最最用心研究的是我的头发和鼻子。
寒暄一阵后彼此道别。可是,见也难,别也难。叶戈尔与我握手时问我有否读过他的新书。我倒抽一口凉气,说未能拜读。叶戈尔顿时沉下脸来。
“他哪有时间读呀,”利科斯帕斯托夫从旁打趣,“他根本没有读当代作品的时间……不过,我这是说着玩儿的……”
“不妨一读,”叶戈尔谆谆告诫,“在那书上我花过心血。”
我进了剧院,正要上楼,见靠门的窗子大开,绿领章工作人员在用抹布擦拭玻璃,而文学家们的脑门恰好在模糊的窗玻璃外闪过,利科斯帕斯托夫的声音从外传来:
“他像冰上的鱼,没命地蹦呀,跳呀……”
眨眼间海报像是在我头脑里倒了个个儿,我顿时感到——不妨私底下说实话——一定要想出个法儿蹦出去,把我写的糟糕剧本予以完善。但怎么完善呢?暂不知道。
……就在上楼的楼梯上不期然遇见一位金发男子。他身材矮壮,手里拿着个鼓鼓囊囊的皮包,眼里透着焦急的神色。
“是马克苏多夫同志吗?”金发男子问。
“是我……”
“我找遍了整个剧院,”新相识道,“请允许我自我介绍:导演福马·斯特里日。好,一切就绪。良马得主,您已不用着忙了。合同签了吗?”
“签了。”
“那么您是自家人了,”斯特里日语气坚定,眼睛发亮,“我说,再签个约,凡今后所写剧本,统统归我们上演。我吐口沫为誓!”斯特里日把一口吐沬啐进痰盂。“现在起,您的这个本子由我执导,花上两个月,到十二月十五日便可彩排。反正排练席勒的剧本不费多少手脚,易如反掌……”
“请原谅,”我怯生生地说,“他们对我说过,我的剧本将由叶夫拉姆比娅·彼得罗芙娜负责……”
斯特里日脸色骤变。
“什么叶夫拉姆比娅·彼得罗芙娜?”他严正责问,“压根儿轮不上叶夫拉姆比娅,”他声音像铁,“这与她毫无干系!她将与伊利钦合导《院落里的厢房》。我是早跟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谈妥了的,如果谁挖墙脚,我就写信去印度告,而且用挂号——如有此必要的话!”福马·斯特里日不知怎的提高起嗓门,显得不安,“把本子交给我!”他下命令道,同时伸出手来。
我解释说,原稿还没来得及誊抄。
“他们在想什么呀?”斯特里日扫视一下四周,“您去脱衣间见波莉克谢纳·托罗佩茨卡娅没有?”
我瞠目不知所问。
“没去?今天她休息。明儿您带本子去见她,以我的名义请她把原稿在打字机上打出来!不必客气!”
这时出现了一位衣着雅致的人,彬彬有礼地说道:
“请您这就去排练厅,福马·谢尔盖耶维奇,马上要开始了。”
于是福马夹起皮包掉头而去。临别时再次嘱咐:
“明天您去脱衣间!以我的名义!”
我在原地站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