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是最短的一章。黎明时忽觉脊梁发凉，过了一阵，打起了寒战。我蜷曲身子，连头蒙在被子里，方觉好些。但也只一分钟，一分钟后突然发烧，然后发冷，碰得牙齿格格响。幸好我有温度计，一量，三十八点八。看来，我是病了。

到了早晨——至今还记得那个早晨——心想睡它一觉。可刚合眼，就有个戴眼镜的人俯脸说：“留他住下吧！”而我连连说：“不，不行。”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兴许是我梦见，兴许真的在我房里。可怕之处在于他给自己斟上一杯白兰地，我却抢来把它干了。巴黎？令人难以忍受！在富丽堂皇的大歌剧院里居然做那种下流的手势！一幕幕的景象浮现，消失，浮现，消失。

“说句真心话，”我独自叨叨，此时破窗幔外已是大白天了，“说句肺腑之言：昨天见着了新的天地，可这新的天地叫我恶心，我不想跨进它。这是另一世界，丑恶的世界！……嘘！别让人听见！”

我嘴干唇裂，读不成放在枕边的杂志，也无力伸手取凳子上的温度计量我的热度，我似乎想去什么地方，接着神志便模糊了起来。模糊中依稀见过《河运报》社同仁，也见过飘浮无定的医生的脸。一句话：重感冒。过了好几天，热度才慢慢消退，神志不再昏迷，不再看见香榭丽舍大街，不再看见有人对着太太的帽子啐口沫，巴黎也不再那样广袤无垠、绵亘百里了。

我开始感到饥饿，因而好心的女邻居、工长的妻子煮了肉汤，放在断柄的盏子里端来让我喝下。我想重读一遍自己写的那篇文章，但只读了十行。

第十二天我算恢复了健康。使我惊奇的是这十二天里鲁道菲并未来看过我，虽则我曾写信邀约。

第十二天我出门来到“医疗器皿供应处”，见铁将军把门，于是乘上电车，用病弱无力的手扶住窗框，将鼻子贴紧冰冻的玻璃，行驶好久，方来到鲁道菲的住家。按了按门铃，不开，又按了按，从门里出来个小老头儿，厌恶地瞪了我一眼。

“鲁道菲在家吗？”

小老头儿顾自看着他脚上的袜子和便鞋，只回答两个字：“不在。”

我提出一连串问题，甚至是愚蠢的问题：他上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为什么“供应处”上了锁？他这才张嘴问我是什么人。我原原本本讲了事情经过，包括我那篇小说。末了老头儿说：

“他一星期前去了美国。”

鲁道菲为什么躲起来？那期杂志哪儿去了？“供应处”出了什么事？什么样的美国？他怎样去的？这老头儿是什么人？——我一概不知，也恐怕永远无法知道，揍我一顿也不知道。

在我虚弱的脑子甚至闪过这样的念头：莫非这一切——鲁道菲其人，印就的杂志，香榭丽舍大街，瓦西里·彼得罗维奇以及钉子划破的耳朵全是梦？但回到家中，我那九本瓦蓝封皮的杂志依然在，小说确是刊登了的，有过这回事，不假。

遗憾的是那期文章的作者我一个也不认得，所以无从打听鲁道菲的确切消息。

我又一次去了“供应处”，那里只有一家咖啡馆和一些铺有方格眼台布的桌子。

谁给我解释一下，那几百本杂志搬去哪儿了？如今在什么地方？

这样的古怪事为我生平所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