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敲门，来势汹汹，敲了又敲。我把手枪塞进裤袋，有气无力地说：

“请进来！”

房门打开了。我吓得像根木桩子似的钉在地上。是他，绝对没错。他高踞在我面前，脸上有个神气十足的鼻子，两道倒竖眉毛。脸影在半明半暗中晃动，我仿佛见到了他方下巴上黑黑的山羊胡子。一顶无檐软帽歪戴在左耳上，只是少了根插羽。

简而言之，我面前站着靡菲斯特。后来我方看清，他穿了件大衣，脚上套着亮闪闪的长筒雨鞋，腋下还夹着皮包。“没什么奇怪的，”我暗想，“他要在二十年代的莫斯科出没，必须如此打扮。”

“鲁道菲。”魔鬼说话用高腔，而非男低音。

其实他不用做自我介绍，我认出了他。我这房间住过文学界很有点儿名气的人物——唯一一家私营出版物《祖国》杂志的编辑兼社长伊利亚·伊万诺维奇·鲁道菲。

我从地板上站了起来。

“能不能开亮电灯？”靡菲斯特问。

“很抱歉，无法照办，”我回答，“灯泡的钨丝烧断了，而我没有第二只。”

扮成编辑模样的魔鬼玩了个小小的巫术——随手从皮包里拿出灯泡。

“您经常随身带有灯泡？”我惊奇地问。

“不，”魔鬼阴着脸说，“只是凑巧。我刚去过商店。”

房间重被照亮。鲁道菲脱去大衣。我悄悄收起承认偷枪的纸片，魔鬼佯装成没有看到的样子。

各自就座。一时我俩都不作声。

“您写了部小说？”鲁道菲终于开口了。

“您打从哪儿知道的？”

“听利科斯帕斯托夫说起。”

“不错，”我回答（利科斯帕斯托夫也就是那个老作家），“有那么回事，我……不过……一句话，写得很不成样。”

“哦，”魔鬼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眼。

原来他根本没有山羊胡子，是阴影对我开了个玩笑。

“拿来我瞧瞧。”鲁道菲无疑是下命令。

“不值一读。”我答道。

“拿——来——我——瞧——瞧。”鲁道菲说时一字一顿。

“书报检查官不会让通过的……”

“先拿出来瞧瞧。”

“那还只是个手写稿，而我的书法见不得人，字像鸡爪……”

连我自己也没发觉，手自动打开了存放我那倒霉小说的抽屉。

“任何笔迹我都能分辨，读手写体等于读印刷体，”鲁道菲向我解释，“这是职业养成的……”笔记本子不知不觉间到了他手里。

一小时过去了。我坐在煤油炉旁管烧水，鲁道菲管阅读。无数想法在我脑海翻腾。首先是关于鲁道菲。应说他是个优秀编辑，能在他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是件光荣之事，我为大编辑亲顾寒舍而高兴，即使以靡菲斯特面目出现也罢。但从另一方面说，小说可能不招他喜欢，果真那样，那就太遗憾了……此外，我感到自杀在最最有趣的地方被打断，已经无法完成，明儿起我不得不又忍辱偷生。此外我应请他喝茶，但我没有配茶的点心。总之，头脑里一团乱麻，更不消说白白偷了手枪的事儿也搅在一起。

鲁道菲读罢一页又一页。我企图探明小说留给他的是个什么印象，但徒劳无功，鲁道菲脸上一无表情。

在他拿起帕子擦眼镜片那会儿，我在蠢话之外还加上一句：

“利科斯帕斯托夫关于我这小说说什么来了？”

“他说您这小说在哪儿也披露不了。”鲁道菲冷冷说着翻过一页去。

“利科斯帕斯托夫不够朋友！不帮着说两句好话……”我心中暗想。

半夜一点钟我们喝了茶，两点时鲁道菲读毕最后一页。

我坐在沙发上惴惴不安。

“嗯。”鲁道菲嗯了一声。

我且不言语。

“您这是想模仿托尔斯泰。”鲁道菲说。

“您说我模仿哪个托尔斯泰？”我问，“姓托尔斯泰的多得很……名作家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或是在国外逮住阿历克谢皇太子的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或是古钱及古代奖牌收藏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或是写《战争与和平》的文学泰斗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他想逼我道出我以往一直加以隐瞒的小小秘密：我读完了大学的两个系。

“毕业于教区小学。”我干咳一声，然后作答。

“原来如此！”鲁道菲唇边透露出一丝微笑。

后来他又问：

“一星期您刮几次脸？”

“七次。”

“请原谅我的唐突，”鲁道菲说，“您是怎样刮的？用的是什么刮脸刀？”

“先用发蜡涂抹一遍。请问，为什么这些……”

“请原谅，”鲁道菲回答，“只不过问问而已。”接着又说：“这倒有趣：只读完教区小学，却天天刮脸，而且横躺在地板上，紧挨煤油炉子。您呀，是个不大好侍候的人！”后又骤地改变语调，严厉地说道：“您的小说通过不了报刊保密检查总局，谁都不敢刊用，无论是《朝霞》或者是《黎明》。”

“这我知道。”我憋住气回答。

“但我收您这篇小说，”我的心被他说得咯噔了一下，“而且按页计算稿酬（他报了个极小的数目。多少，我忘了）。明天便可在打字机上打它出来。”

“它有四百页呀！”我用干嗓门喊道。

“我把它分成几部分，”鲁道菲言之铮铮，“打字室的十二位小姐明天天黑前便能打完。”

我停止反抗，决定服从鲁道菲。

“打字费用在您稿费内扣除，”鲁道菲续道，而我木偶般频频点头，“再者，应删去三个辞藻，它在第一页、第七十一页及三百〇二页。”

我翻开一看，第一个辞藻是“启示录”，第二个是“天使长”，第三个是“魔鬼”。我顺从地画去了。说实话，我当时想说，这种做法未免天真。但我看到鲁道菲的脸色，旋即默然。

“再者，”鲁道菲说，“跟我跑一趟检查局，并且恳请您在那里不开口。”

我受不了这份委屈。

“如果您认为我会说些……”我煞有介事地申辩，“那么我可以待在家里……”

鲁道菲不理睬我的委屈，继续说：

“不，您不能待在家干坐，得跟我走一趟。”

“到那里我做什么呢？”

“乖乖坐在椅子里，”鲁道菲吩咐道，“无论他们说什么，您都报以恭敬的微笑……”

“但……”

“话，由我来说！”鲁道菲语句斩钉截铁。

之后他要过白纸，用铅笔在上面写了几条条款（现已记不起内容），他自己在条款下面签了字，也逼我签上姓名，再从皮包里拿出两张崭新的纸币，把我的稿子塞进皮包，倏地人无影踪。

我通宵失眠，在房里彳亍踱步，对着灯光审视这两张纸币，不时啜一小口凉茶，想象着书店里的陈列柜，许多人拥进书店打听我写的小说，然后各自在自己家中，坐在灯下读我的作品，有的人还出声朗诵。

天啊，我多傻，多傻！但我那时年事尚轻，请别嘲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