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廊尽头，响起了隆隆鼓声，所有人的眼睛都朝门看去。布雷南眼里噙着泪水；斯比内尔抿着嘴，细瘦的颈前那只喉结痉挛似的牵动；阿尔芒手插在上衣口袋里，乌黑的络腮胡子遮着一张铁青的脸。窗户紧闭，但还是听得到从广场传来的吼叫声；他们高喊：“不要波旁家族！共和国万岁！拉斐德万岁！”天气十分炎热；阿尔芒额上冒出一颗颗汗珠，但是我知道，沿着他的脊梁骨闪过一阵寒颤。此刻，我在窥探他们的内心；我感觉到他微湿的掌心有一种金属的凉意，我自己掌心有一种阳台铁栏杆的凉意。他们曾经高喊过：“安托纳·福斯卡万岁！卡莫纳万岁！”一座教堂在黑夜里烧了起来，胜利的火焰冲向天空，失败的黑色尘埃雨点似的落在我心头；空气中有一种谎言的味道。我抓住栏杆，想：“一个人就无所作为了吗？”他握紧手枪的枪柄，想：“我会有所作为的。”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准备去死。
鼓声突然歇了，响起了脚步声，那个人出现了；他含着笑，但是脸是苍白的，跟阿尔芒一般苍白。横在他胸前的三色缎带下，他的那颗心怦怦跳着；他的嘴发干。拉斐德走在他旁边。阿尔芒的手慢慢地从口袋里伸出来；我抓住他的手腕。我说：
“没用，我把子弹退膛了。”
大厅里升起了一个洪亮的声音：海的声音、风的声音、火山的声音；那个人走过我们面前；我紧紧握住阿尔芒的手，这只手在我的手指间变得软弱无力；我把枪夺了过来。他向我看看，脸上泛起红晕。
“这是背叛。”他说。
他朝门口走去，跑下楼梯。我跑在他后面。广场上，他们挥动三色旗，有几个人还在喊：“共和国万岁！”但是大多数群众默不做声；他们两眼盯着市政厅窗户，他们在犹豫。阿尔芒走了几步，紧紧抱住一根路灯杆，像个醉汉；他的腿在哆嗦。他在哭。他哭是因为他被征服了，因为他的生命得救了。他躺在床上，肚子打了个窟窿，他是个征服者，他死了；他在微笑。突然又响起吼声：“拉斐德万岁！奥尔良公爵万岁！”阿尔芒抬起头，看见将军和公爵在市政厅阳台上拥抱，身上都披了一面三色旗。
“赢了！”他说。他的声音不带怒气，然而有一种极大的倦意。“您没有权利那样做，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这是没有意义的自杀，”我冷冷地说，“公爵算什么？什么都不是。他的死不会改变什么。资产阶级下决心要篡改革命，他们会成功的，这个国家要建立共和制还不成熟。”
“您听听他们，”阿尔芒说，“他们像孩子似的受人拨弄。就没有人要他们睁开眼睛看看？”
“您自己就是个孩子，”我碰他的肩膀说，“您以为暴动三天就能把全国人民教育过来啦？”
“他们要自由，”阿尔芒说，“他们为自由流了血。”
“他们流了血，”我说，“但是他们知道为什么吗？他们真正的意愿是什么，连自己也不明白。”
我们走上了塞纳河河滨道，阿尔芒走在我旁边，拖着两条腿，垂头丧气的。
“昨天胜利还在我们手中，”他说。
“没有，”我说，“你们并没有胜利，因为你们成功了也没有能力维持。你们没有准备。”
一件宽大的白色法衣，鼓满了水，在河面上漂。靠岸停着一条船，桅杆上挂一面黑旗；有几个人抬来几副担架，放在斜坡上，人群伏在桥栏杆上一声不出，扑面升起一股气味，这是里维尔的气味，罗马广场的气味，战场的气味，胜利与失败的气味，相形之下，鲜红的血显得那么黯淡。他们把尸体堆到船上，再铺上一层干草。
“他们白死了。”阿尔芒说。
我望着阳光照耀下的茅草，底下是长满蛆虫的人肉在发酵。为人类、自由、进步、幸福而死，为卡莫纳而死，为帝国而死，为一个不属于他们的未来而死，为最终不得不死而死，白白而死。话已经到我嘴边，但是我没说出来；我已经学会了怎样跟他们说话。
“他们是为了明天的革命而死的，”我说，“在那三天，人民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还不知道如何使用，但是明天他们会知道的。要是您去从事未来的准备工作，而不是毫无意义地去殉难，他们会知道的。”
“您说得对，”他说，“共和国需要的不是殉道者。”
有一会儿，他身子倚在桥栏杆上，两眼盯着那条载尸船，后来他转过身：
“我要去报馆。”
“我跟您一起去。”我说。
我们离开河滨道。拐角处，一个人正把一张告示往墙上贴。上面写着一些粗大的黑字：“奥尔良公爵不是波旁家族的人，他是瓦卢瓦家族的人。”远处，在一道栅栏上，我们看到撕破的共和派宣言。
“什么事都做不成了！”阿尔芒说，“而昨天，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做！”
“要耐心，”我说，“您前面有整整的一生。”
“是的，这全亏了您。”
他勉强向我笑笑：
“您怎么猜着的？”
“我看见您给手枪上膛。要看透您的心思不难。”
我们穿越马路，阿尔芒眼睛盯着我困惑不解：
“我在想，您为什么那么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我对您说过，我非常爱您的母亲，由于她我把您看做一位亲人。”
他一声不答，但是当我们走过一面弹孔累累的橱窗前，他停住脚步。
“咱们俩很像，您从来没有注意到吗？”他说。
我望着两个人的映像：我这张几世纪来没有变化的脸，他这张涉世未久的脸，还有他的黑色长发、络腮胡子、热情的眼睛；我们都有一样的鼻子——福斯卡的鼻子。
“您想到什么啦？”我说。
他迟疑一下：
“我以后跟您说。”
我们走到《进步报》报馆的大楼前；人行道上有一群衣衫褴褛的汉子，他们用肩膀猛撞紧闭的门。他们叫喊：“我们要枪毙这些共和分子！”
“啊！这些蠢人！”阿尔芒说。
“我们从后门进。”我说。
我们绕过这一排房屋，敲门，门上小窗开了，然后大门打开一条缝。
“快进。”瓦隆说。
他衬衫敞开，胸前冒汗，手里握了一支长枪。
“你去试试，叫加尼埃下决心走。他们要杀他。”
阿尔芒几步蹿上了楼梯。加尼埃坐在编辑室一张桌子旁边，围在一群青年中间。他们没有武器。只听到从街心传来沉闷的枪声、喊杀声。
“您还等什么？”阿尔芒说，“从小门溜走。”
“不。我要接待他们。”加尼埃说。
他害怕。从他扭歪的嘴角、痉挛的手指，我可以看出他害怕。
“共和国要的不是殉道者，”阿尔芒说，“别让他们把您杀了。”
“我不愿意他们捣毁我的印刷机，烧掉我的稿件，”加尼埃说，“我要接待他们。”
他声音坚定，目光严峻。但是，我感觉到他内心是害怕的。他若不害怕，无疑会同意走的。他高傲地补充了一句：
“我一个人也不留。”
“这话白说，”我说，“您知道，这些青年不会离开您的。”
他环顾了一下，显得犹豫不决。这时刻，听到一声巨大的开裂声，一群人疯狂冲上楼来。他们喊：“杀死共和分子！”玻璃门打开了，他们拥了进来，刺刀挺在前面，样子醉醺醺的。
“你们要干吗？”加尼埃说话声音干咽。
他们迟疑了，其中一个人喊：
“我们要剥掉你这个共和分子的臭皮囊！”
他往前扑，我纵身跳到加尼埃前面，当胸挨了一刺刀。
“你们是些杀人犯？”加尼埃叫道。
他的声音从很远地方传入我耳中；我觉得血湿透了我的衬衣，眼前是一片迷雾。我想：“这次我可能要死了，我可能完了！”后来，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桌子上，胸前扎了一块白布。加尼埃说个不停，这些汉子朝门口退去。
“不要动，”阿尔芒对我说，“我去找个医生。”
“用不着，”我说，“刀卡在一根骨头上。我没什么。”
在街上，在窗下，他们继续喊叫：“枪毙共和分子。”但是，这些汉子已经旋转脚踵，走下楼梯。我站起身，掖上衬衫，扣上外衣。
“您救了我的命，”加尼埃说。
“别谢我，先看看生命留给您的是什么。”
我想：“这一来，他还要带着害怕的心理活上几年。”
“我回去休息。”
阿尔芒跟我一起下楼，我们不出声走了一会儿，然后他说：
“您是应该死的。”
“刀卡在……”
他打断我的话：
“挨了这么一刀，一般人没有能站得起来的。”
他抓住我的手腕：
“把真相告诉我吧。”
“什么真相？”
“您为什么要照顾我？为什么咱们俩那么像？刺刀并没有卡住，您怎么又会不死的？”
他说话口气异常兴奋，手指痉挛似的抓住我的胳膊：
“很久以前，我就怀疑……”
“我不明白您想说些什么。”
“从小我就知道，我有一个祖先，他永远不会死，从小我就希望碰见他……”
“您母亲跟我说起过这个传奇……”我说，“您能相信吗？”
“我一直深信不疑，”他说，“我总是在想，他若对我有些情意的话，我和他一起可以轰轰烈烈干一番。”
他的眼睛亮了，怀着激情望着我；查理五世把头扭了过去，下嘴唇往下挂着，在垂落的眼皮下，眼睛像死了似的，而我答应说：我们轰轰烈烈干一番。我一言不出，阿尔芒不耐烦地对我说：
“这是一桩秘密？为什么要神秘兮兮的？”
“您相信我不会死以后，看着我不害怕吗？”
“那有什么可害怕的？”
他笑了一笑，神采飞扬，一下子显得非常年轻；我心中有什么东西动了：平淡无奇的、带着一种年代悠久、有点陈腐的香味。喷泉在歌唱。
“是您，对吗？”
“是我。”
“那未来属于咱们的了，”他说，“谢谢您救了我的命！”
“先不要高兴！”我说，“会死的人在我身边生活是危险的。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生命一下子显得那么短促，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像会有结果。”
“我知道，我不多不少只有一个普通人的生命，”他说，“有了您不会有任何变化。”
他望着我，仿佛第一次看到，他已经起了贪心，要利用出现在他面前的大好机会。
“您见过的世面可多啦！您参加过大革命吗？”
“参加了。”
“您以后给我说说，”他说。
“我那时并不很关心，”我说。
“啊！”
他打量我，有点扫兴的样子。
我突然说：
“我到了。”
“我上您屋里坐会儿，打扰您吗？”
“什么都不会打扰我的。”
我推开图书室的门。玛丽亚纳在椭圆形镜框里微笑，她青春的肩膀袒露在蓝色长裙上。我说：
“她是您的外曾祖母。我的妻子。”
“她很美。”阿尔芒有礼貌地说。
他的目光在房里扫了一遍。
“这些书您都看了？”
“差不多都看了。”
“您一定是个大学者。”
“我对科学已不感兴趣。”
我望着玛丽亚纳，我想谈谈她，她死了很久了；但是对阿尔芒，她今天才开始存在；她会在他心中复活，美丽、年轻、热情。我说：
“她对科学充满信心。她跟您一样，相信进步、理性、自由。她热诚地献身于人类的幸福……”
“这些您不相信吗？”他说。
“当然，”我说，“但是她，这是另一回事。她充满活力，凡经她碰过的东西，无不有了生命：花、思想……”
“女性经常比我们慷慨。”阿尔芒说。
我拉上窗帘，对他这句话没有回答。我点了一盏灯。对他来说，玛丽亚纳是什么呢？千千万万死人中的一个死人。她在椭圆形镜框内含着一成不变的微笑，她永远不会重生。
“您为什么对科学不感兴趣了？”阿尔芒说。
他累得有点摇摇晃晃，眼皮眨个不停；但是，没有从我这里获得好处以前，他打定主意不离开。我说：
“科学不会使人超越人的本性。”
“有必要超越吗？”
“对您肯定没有必要。”
我突然加上一句：
“您该休息会儿。您看来精疲力竭了。”
“我这三天睡眠不足，”他说时，含歉地笑了一笑。
“在同一天内死后又复生，”我说，“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您躺在沙发床上睡吧。”
他往长沙发上倒了下来，说：
“我睡会儿。”
我依然站在沙发旁。夜正在来临。那边，暮色苍茫中，响彻着节日的欢呼声，但是在这间拉上窗帘的工作室内，除了阿尔芒轻微的鼾声，听不到别的。他已经睡了。四天来，他第一天摆脱了恐惧，摆脱了希望；他睡了，守夜的是我，在我内心深深感到这一天的重量，这一天在窗子后面进入了沉重的弥留阶段。佩尔戈拉城内阒无一人的广场，佛罗伦萨的远不可及的金色圆顶，卡莫纳阳台上淡而无味的葡萄酒……但是他也有过胜利的陶醉，听过马拉泰斯塔的狂笑，见过安托纳临死时的微笑；卡利埃望着黄浊的河水嘿嘿冷笑：我到了；而我，两手撕破自己的衬衫，生命使我窒息。他胸中有过希望，乌云密布的空中也有过红彤彤的太阳，平原远处也有过蓝色的山影，天涯也有过悠悠远飘的帆影，倏忽失落在望不见的地坳里。我俯身看阿尔芒，望着这张年轻、抑郁不欢的脸；他梦见了什么？他睡着，唐克雷德、安托纳、查理五世、卡利埃也曾这样睡过；他们都很像；可是对每个人，生命都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只有本人才能体会。这么一个生命是永远不会重现的；在每个人身上，生命没有一点一滴不是崭新的。他不会梦见佩尔戈拉的广场，也不会梦见黄浊的大河，他有他的形形色色的梦，是我无法剥夺其一丝一毫的。我永远无法脱胎换骨，做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我可以试图为他效劳，但我不会用他的眼睛观看事物，不会用他的心体验感情。尾随我身后的永远是红彤彤的太阳、黄水的咆哮、佩尔戈拉的可憎的孤独：这是我的过去！我从阿尔芒身边走开；对他，也像对其他人一样，我不应该抱任何希望。
黄色的天空中浮现一团青烟，接着，这团青烟拉长了，飘动了，断了。某处，银色沙滩上，一片棕榈树影朝着一块白色卵石爬去。我多么愿意躺在这块沙滩上；每次我强迫自己讲他们的语言时，总感到空虚和疲劳。
“在印刷和出版问题上，把一张起义号召书张贴在当局人士事先知道的场所，才构成现行罪。最近一个月来，凭押票而加以逮捕的作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在犯现行罪时被抓住的。”
隔壁房间里，阿尔芒在高声念我的文章，其他人听着；有时，他们高兴得鼓起掌来。他们鼓掌，要是我推开门，他们的脸马上板了起来。我徒然每夜和他们一起工作，徒然写他们要我写的每篇文章，我在他们眼中还是一个陌生人。
“你们把一个无辜的人从他家里劫走，进行非法控告，几星期关在暗牢里，还妄加罪名，理由是他在失望和愤怒中对你们的官吏说了一句挖苦话，我要说你们这是在践踏法国人民用鲜血争取来的神圣权利。”
这几句话是我写的，而我在想：“玛丽亚纳会对我满意的。”但是这几句话，我已认不出来了；在我心中有的只是一片沉默。
“这一篇文章会引起轰动。”加尼埃说。
他已走到我跟前，望着我，神经质地扭动嘴。他愿意对我说几句恭维话，唯有他一个人看见我不怕，但是我们没有谈过心。
“等着打官司吧，”他终于说，“我们会赢的。”
门砰的一声开了，斯比内尔进来。他脸色红扑扑的，鬈发上还沾有凉意和夜气。他把围脖扔在椅子上，说：
“伊夫里暴动了。工人捣毁了纺织机，殴打了拿刺刀冲锋的军队。”
他说话太急，结结巴巴。他并不关心工人，也不关心捣毁的机器和流血；他很高兴，因为给报馆带来了重要消息。
“死人了吗？”加尼埃说。
“三个。伤了好几个。”
“死了三个……”
加尼埃脸上表情紧张。他的心也不在伊夫里、叫声、枪声上；他在设想大字标题。军队手提刺刀冲向工人。他已经在斟酌文章的开头。
“他们捣毁了机器！”阿尔芒说，“应该跟他们解释这是愚蠢的……”
“那又怎么样？”加尼埃说，“重要的是那边发生了暴动。”
他转身对斯比内尔说：
“我上排字房去，你跟我来。”
他们出去了，阿尔芒坐在一张靠椅里，脸对着我；他在思考。
“加尼埃错了，”他终于说，“这些暴动对事情毫无好处。您对我说过，应该首先教育人民，您是对的。”
他耸耸肩膀。
“您想想，他们竟把机器也捣毁了！”
我没有回答。他也不等待回答。他迷惑不解地观察我，我没法猜知他在我脸上看到了什么。
“麻烦的是他们不信任我们，”他说，“夜校、公共集会、小册子，靠这些我们没法接近他们。我们说的话他们听不进去。”
他的声音中有一种呼吁。我笑了：
“您要我做什么？”
“要影响他们，必须生活在他们中间，跟他们一起工作，与他们并肩作战，应该做他们的一分子。”
“您要我做一个工人？”
“是的，”他说，“您可以做大量工作。”
他贪婪地望着我，我在这样的目光下感到安全，因为我仅是一种供人利用的力量。我既不使他害怕，也不引起他的好感，他利用我，如此而已。
“要一个会死的人这样做，是一个很大的牺牲。但是对您，十年、十五年的生命算不了什么。”
“这确实算不了什么。”我说。
他顿时容光焕发：
“那么您同意了？”
“我可以试试，”我说。
“喔！这不难，”他说，“您肯试，您就会成功。”
我重复一句：
“我试试。”
我躺在蚂蚁窝旁，她来了，我站起身，她跟我说：“做一个普通人。”我还听到她的声音，我望着他们说：“这是些普通人。”但是，在夜色沉沉的印刷间，我在湿腻腻的卷纸上涂红的、黄的、蓝的颜色时，我不能堵住另一个声音对我说：“人是什么？他们能对我做什么？”机器的嗡嗡声震得我们脚下的地板发颤，这也是这个停滞而又动荡的时代的颤声。
“还要很久吗？”那个孩子说。
他站在一张矮梯子上，在一只研钵内调颜料。我感觉到他的背弯了，两腿发麻了，还有那颗又空又重的头，直拉了他往地上冲。
“你累了？”
他连话也没回答。
“你休息会儿。”我说。
他在矮梯的最高一级坐下，闭上眼睛。早晨以来，蘸了颜料的画笔在卷纸上来回涂个不停，从早晨起，都是同样混浊的光线、颜料的气味、节奏均匀的机器声：永远、永远。从早晨起，自开天辟地以来，永远是厌倦、疲劳和时代的颤声。纺织机永远、永远响彻卡莫纳的大街小巷，响彻根特的大街小巷，梭子穿过来——穿过去——穿过来——穿过去；房屋燃烧了，烈焰中升起了歌声，鲜红的血和玫瑰色的沟水流在一起，机器顽固地响着：永远、永远。手把笔浸入红色的浆液，手拿笔在纸上用力涂画。孩子的头耷拉在胸前，他睡着了。对他们来说，活只是不死而已。在四五十年的时间内不死；最后，还是死了。挣扎有什么用呢？不管怎么样，他们不久都会解脱的，每个人都要先后死去。在那里，棕榈树影朝着卵石爬去，海水拍着沙滩。我想跨过这道门槛，试图去变成一块普通的石头。
孩子睁开眼睛。
“钟没有敲吗？”
“五分钟内要敲了。”
他笑了。我贪婪地把这声笑珍藏在心中。由于他脸上这道神采，机器的嗡嗡声、颜料的气味，这一切都变了；时间不再是一条不涨不落的河川；在人间还有希望，还有惋惜，还有恨与爱。最后，是死了；但是首先，他们是活着。不是蚂蚁，不是石头，而是人。通过这声笑，玛丽亚纳又在向我招手：信任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做一个人。我把手放在小孩头上。这个声音我还能听上多久？当他们的笑、他们的泪在我心中引不起一点回声的时候，我会变成什么呢？
“完了。”我说。
那个人还是坐在椅子边上，带着迟钝的表情凝视靠在枕上的这张青色面具。一个女人死了，七层楼的那个得救了：事情也可以恰好相反；至于我，这没有一点区别。但是对这个人来说，死的偏偏是这个女人：他的女人。
我离开房间。流行病一开始，我便申请做护理人员，整夜给他们敷发疱药，放水蛭。他们愿意治好病，我也竭力把他们的病治好；我竭力侍候他们，不对自己提出问题。
路是空的，但是可以听到右边传来一阵响亮的铁器声，这是一辆炮车颠簸着滚过来，炮车是用来运送棺木的。有人说，一路的颠簸常常会把木板震碎，尸体滚落街头，五脏六腑流得满地都是。有几个人用床垫、木板抬了白皮肤黑斑纹的尸体，走在玫瑰色街面上，横七竖八地往沟里扔。能外逃的都外逃了，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有的骑驴，他们越过暗道，乘驿车，乘大车，乘轿式马车，他们飞奔着越造了巴黎的城门。法国议院贵族、大资产者、官吏、议员、有钱的人，个个逃跑了，那些逃不了一死的人夜里在荒弃的宫廷里跳舞，早晨听高大的黑衣僧侣在广场上讲道。穷人没法逃，他们留在瘟疫横行的城内，他们躺在床上，不是发冷，便是发烧，脸上铁青，脸上黑灰，遍体长满深色的斑点。早晨，尸体沿门摆成一排，死亡的气味直冲云霄；在阴霾的天空下，垂死者送往医院，关在门后奄奄一息；他们的家属、他们的朋友徒然簇拥在铁门外面，只是听到他们临终的咽息。
我推开门。阿尔芒坐在床前，加尼埃站在桌子旁边，桌上点了一支蜡烛。
“你们怎么来了？”我说，“太大意了！你们不信任我？”
“我们不能由他一个人孤零零死去。”阿尔芒说。
加尼埃没有说话，他双手插在口袋里，两眼注视床上躺的人形。我俯身看斯比内尔。皱缩的皮肤紧贴着骨头，在这张发青的羊皮纸下已经勾勒出一个骷髅的头形；他的嘴唇苍白，额上冒出一颗冷汗。我摸摸他的手腕，冷的，湿腻腻的，脉息几乎不跳了。
“没治了吗？”阿尔芒说。
“一切办法都试过了。”
“他已经满脸死气……”
“二十岁，”加尼埃说，“他那么热爱生活……”
两个人绝望地瞧着这张干瘪的脸。这个行将消灭的生命，对他们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斯比内尔的生命，他才二十岁，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松柏道上跳跃的每一块金色斑点一样独一无二；我望着贝娅特丽丝，问自己：“她像不像那些朝生暮死的昆虫？”我爱她，她显得无动于衷；我不再爱她了，她的死不比一个蜉蝣生物的死更有分量。
“他能挨到天亮就还有救。”我说。
我把手伸进被窝，开始慢慢地、猛力地揉捏这个冰冷的身子。我抱他躺在我的披风上，两手揉捏他年轻的肌肉，我已是第二次使他降生在这个世界，他却腹部带了个窟窿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给他带来了玉米、干肉，他却对着自己的脑袋打了一枪，因为他饿得要命。我把他揉捏了好一会儿，在我的手指下，微微的暖气朝他的心房里钻。
“可能他顶得住。”我说。
外面，有人在我窗下奔过，他们无疑是奔向救济站去求救的，救济站的红灯在路角发亮。然后又是一片静默。
“你们应该离开这里了，”我说，“你们留在这里对他没用。”
“我们应该留在这里，”阿尔芒说，“我死的时候也喜欢好朋友待在身边。”
他温情地望着斯比内尔，我知道他不怕死。我转身向加尼埃；这个人令我纳闷，他眼里没有情意，只有恐惧。
“想想，感染的危险性是很大的。”
他的嘴微微撅了一下，我又一次觉得他有话要和我说，但是他不动声色；几乎从来没有看到他笑过，也没有人知道他想些什么。突然，他走到窗前，打开窗户：
“发生什么事啦？”
街上人声鼎沸。每天到了晚上，都有人在十字路口点上一堆火，希望能够净化空气。我们通过火光，看到一群破衣烂衫的男女，拖一辆板车通过广场。他们叫道：“打死那些不给饭吃的人！”
“这是些叫花子。”加尼埃说。
一项法令规定，夜间把垃圾污秽运走后，才许他们去捡破烂；他们走投无路，恨恨地喊：“打死那些不给饭吃的人！”他们喊过：“魔鬼的儿子！”把口水啐在地上。
加尼埃关上窗户。
“我们要有几位领袖人物！”阿尔芒说，“人民已经成熟了，可以进行一场革命了。”
“最多是一场暴动，”加尼埃说。
“我们应该有能力把一场暴动转化为一场革命。”
“我们太四分五裂了。”
他们前额贴着玻璃，梦想暴动，梦想骚乱；我望着他们，对他们毫不理解。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对待最终难免一死的生命认真得好笑：为什么他们这样绝望地瞧着斯比内尔？有时候，他们又轻率地去接受覆灭的命运：为什么毫无意义地留在这间有毒菌的房间里？为什么策划流血的骚动？
有一个声音喃喃地说：“阿尔芒！”
斯比内尔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珠就好像已经溶化了，眍䁖在眼眶深处；但是，这是两只活的眼睛，看得见东西。
“我要死了吗？”
“不会，”阿尔芒说，“安静睡吧。你得救了。”
他的眼皮闭拢了。阿尔芒转身问我：
“这是真的吗？他得救了？”
我摸摸斯比内尔的手。手不是冰冷的，脉息在跳动。我说：
“他要挨过今夜。可能他挨得过今夜。”
黎明已经来临了。一辆黑色大篷车在窗下经过，挨家挨户收了棺材，都堆在车幔下面。沿着玫瑰色街面，大板车挨家挨户往上城走去，苫布底下尸体愈堆愈高。阿尔芒闭上了眼睛，坐在一张椅子上睡着了；加尼埃靠墙站着，脸部毫无表情。十字路口，火熄灭了，叫花子驱散了。很长一段时间，广场是空的，后来一个看门的出现在门槛上，疑虑重重地察看石子路；有人说，有时早晨会在门廊下，找到由一些神秘的手扔出来的肉块和奇怪的糖果；据说，有人在井里、在屠宰场的肉里放毒，有一个大阴谋威胁着人民；谣传我和魔鬼订了密约，他们经过我面前时轻蔑地啐口水。
加尼埃喃喃说：
“这一夜他挨过来了。”
“挨过来了。”
斯比内尔脸上泛起一丝血色，他的手是温暖的，脉息在跳动。
“他得救了，”我说。
阿尔芒睁开眼睛：
“得救了？”
“几乎可以肯定。”
阿尔芒和加尼埃对望了一眼，我转过眼睛。通过这一眼，他们彼此交换了内心迸发的喜悦感情；通过这些捷报的交流，他们找到了面对死亡的力量、生活的理由。我为什么要转过眼睛呢？斯比内尔他二十岁，热爱生活，我向他呼吁来救救我，我记起他炯炯有神的目光，青年人的口吃；我救了他，我在冰湖里游过去，把他驮到岸上，抱在怀里；我到印第安村子找寻玉米和肉，他一边笑，一边狼吞虎咽；腹部一个窟窿，太阳穴上一个窟窿；这个人会怎么样死呢？我内心迸不出一点喜悦的火星。
“怎么啦？”加尼埃说。
在《进步报》编辑室内，编辑委员会和人权社的各部主任集合在年老的布鲁索周围。他们都带着焦急的神情望着我。
“我要参加高卢社和组织委员会，都没有成功，”我说，“我只是跟人民之友社有了接触，他们倾向于起义。但是他们还没做出任何决定。”
“不知道我们的决定，他们怎么能做出他们的决定呢？”阿尔芒说，“不和他们商量，我们又能决定什么呢？”
一阵静默后，加尼埃说：
“应该做出决定。”
“既然没能协调我们的工作，”老布鲁索慢条斯理地说，“还不如放弃不干；这种条件下，发动一场真正的革命是不可能的。”
“谁知道呢？”阿尔芒说。
“即使起义不成只是一场暴动，也不是没有好处的，”加尼埃说，“每次反抗后，人民更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人民与政府之间的鸿沟也更深了。”
全室骚动了。
“我们会冒大流血的风险，”有一个声音说。
“大量的血，还白流。”另一个说。
他们乱哄哄地讨论了一会。阿尔芒低声问我：“您怎么想？”
“我没有想法。”
“您经验丰富，”他说，“您应该有个想法……”
我摇摇头。我怎么能当他们的顾问呢？在他们眼里，生与死意味着什么我知道吗？这是要由他们来决定的。如果生仅仅是为了不死，为什么要生呢？但是死是为了生，这不是荒唐的骗局吗？这不应该由我给他们选择。
“当然会发生一些事的，”阿尔芒说，“要是你们不愿起义，至少要采取措施，万一起义爆发了知道该怎么办。”
“这是对的，”加尼埃说，“不要提口号，但是做好准备，人民要是行动，我们跟着他们行动。”
“我怕他们不估计一下局势就行动，”布鲁索说。
“不管怎么样，共和派应该支持他们。”
“恰恰相反……”
大家又七嘴八舌议论开了；他们说话响亮，眼睛闪光，声音发颤；在这些墙壁的另一面，在这个时刻，也有几百万人在议论，带着闪光的眼睛、发颤的声音；议论时，什么起义、共和国、法国、世界的前途都在那里，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至少他们是这样想的；他们把人类命运紧紧贴在自己心上。全城围绕一座灵台吵吵嚷嚷，灵台上放着谁都不关心的拉马克将军的遗体。
这天夜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睡觉；大家沿着巴黎的环城道与各派进行联络。如果起义成功，应该努力说服拉斐德接受权力，唯有他的名字才具有号召群众的威望。加尼埃委托阿尔芒在事成后跟共和派领袖谈判；至于他自己，在奥斯特里茨桥旁布置了一些人后，自告奋勇去鼓动圣马尔索郊区暴动。
“谈判该由你去，”阿尔芒说，“你说话比我有分量。福斯卡比我们更接近工人，他去守奥斯特里茨桥。”
“不，”加尼埃说，“我一生中谈得够多了。这次我要战斗。”
“要是你被人杀死，那就糟了，”斯比内尔说，“报纸怎么办？”
“没有我，你们照样办得很好。”
“阿尔芒说得对，”我说，“我认识圣马尔索区的工人，让我来组织这次暴动。”
加尼埃嘿地一笑：
“您救了我一次生命，已经够了。”
我望着这张神经质的嘴、两道皱纹、痛苦的脸、严峻但有点不可捉摸的眼睛。他盯着天涯，天涯后面隐藏着汹涌咆哮的河流，高高的芦苇尖上摇摆着绿色花穗，鳄鱼睡在温暖的泥地里；他说：“应该让我感到我活着，即使为此死也甘心。”
上午十时，人权社和人民之友社的全体成员、医科学生、法科学生集合在路易十五广场。综合工科大学学生没有赴会；谣传他们接到了禁令。群众头上飘扬着幡旗、三色旗、绿叶树枝；每人手拿一个标志，有的挥动手中武器。天空阴暗，细雨濛濛；但是，希望的猩红色火焰燃烧着每个人的心。有一些事就要通过他们发生，这点他们深信不疑。他们还深信不疑自己能做出一些事来，手痉挛地抓着手枪的枪柄，为了证实这条信念不惜去死，为了证明自己的生命在世界上是有分量的，不惜去献出生命。
灵车由六个青年牵引，由拉斐德执绋；一万名保安警察排成两队跟在后面。政府在沿途布置了岗哨；这种炫耀力量的做法不但没有安定民心，反使暴动更有一触即发之势。街道、窗台、树杈、屋顶上挤满了人；阳台上悬着意大利旗、德国旗、波兰旗，提醒人们世界上还有法国政府没能打倒的暴君。人民一边走，一边高唱革命歌曲。阿尔芒在唱，还有我从霍乱中救出来的斯比内尔也在唱。一看到龙骑兵，个个怒火中烧，随手扳下树枝、捡起石头作为武器使用。我们经过旺多姆广场，拉车的青年离开了预定的路线，绕圆柱一圈。有一个人在我背后叫：“要把我们引向哪儿？”有一个声音回答：“引向共和国。”我想：这是把他们引向暴动，引向死亡。共和国对他们到底意味什么？他们准备战斗，但是获得的果实是什么呢？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但是他们相信，获得果实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因为他们准备好了要以血来换取。我说过：“里维尔算得什么？”但是安托纳觊觎的不是里维尔，而是自己的胜利；他为胜利而死，死得心满意足。他们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为了使自己的生命成为人的生命——不是蚂蚁，不是小飞虫，不是石堆。我们永远不让自己变成石头——火刑架在燃烧，他们在唱歌。玛丽亚纳说：“做一个普通人。”但是怎么做呢？我可以随着他们共同前进，我可不能随着他们共同冒生命的危险。
走到巴士底广场，我们看到综合工科大学学生朝我们飞奔而来，披头散发，衣衫凌乱；他们不顾禁令私自跑了出来。群众开始大叫：“大学万岁！共和国万岁！”在灵柩前开道的乐队奏起《马赛曲》，传说第十二团的一位军官刚才对学生说：“我是共和派。”辗转相传，整个队伍都听说了这条消息。“军队跟我们在一起。”
在奥斯特里茨桥前，队伍停了下来。讲台已经布置好了，拉斐德登台发表一篇演说。他谈到我们正要安葬入土的拉马克将军。有些人在他之后也讲了话；但是没有人关心这些演说、关心这个死了的军人。
“加尼埃在那里，在桥头上。”阿尔芒说。
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但是一张脸也分不清楚。
“现在快出事了。”斯比内尔说。
大家等待着，没有人知道到底会出什么事。突然看到一个人骑马奔来，全身穿黑，举一面红旗，旗上一顶弗里吉亚帽；引起一阵喧嚣，群众面面相觑，迟疑不决，有几个声音喊：“不要红旗！”
“这是阴谋，这是背叛，”斯比内尔气得说话也结巴了，“他们要吓唬老百姓。”
“您认为这样吗？”
“是的，”阿尔芒说，“军队和保安警察害怕红旗。群众感到风向要转。”
我们又等了一会儿，他突然说：
“这里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您去找加尼埃，告诉他自己发信号。再到《国民报》馆来找我。我尽量去把共和派领袖召集来。”
我钻入人群。我在前一夜计划时确定的那个地点找到加尼埃；他挎了一支长枪；他身后几条路上挤满了脸色阴沉的人，其中许多人带着枪。
“一切准备就绪，”我说，“老百姓成熟了，可以暴动了。但是，阿尔芒要您自个儿发信号。”
“行。”
我默不作声打量他。像在每个黑夜，像在每个白天，他害怕，这个我知道，他害怕死神毫不留情扑到他身上，把他变成一堆尘土。
“龙骑兵！”
在黑压压的人群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头盔、他们的刺刀闪闪发光。他们冲上莫尔朗码头，朝桥头扑来。加尼埃喊：“他们要冲我们！”抓起枪就放。立刻其他枪声从四面八方响了起来，乱枪声中有一声高喊：“筑街垒！拿起武器！”
街垒开始增高了。从邻近每条街上拥过来带武器的人，加尼埃后面跟了一大群人，向波潘库街的兵营走去。我们攻上去，士兵没做多大抵抗便退却了。我们夺到一千二百支枪，分发给起义者。加尼埃率领他们到圣梅里修道院去，留在那里筑阵地。
“告诉阿尔芒，说我们占领了市郊，”加尼埃对我说，“要坚持多久，我们就坚持多久。”
市民到处筑街垒；男人把树锯倒，横在马路中间；有的从屋里拖出铁床、桌椅；小孩和妇女挖起路面的石块，进行搬运；所有人都在唱歌。因戈尔施塔泰的农民也围着篝火唱歌。
我在《国民报》的那幢楼里找到阿尔芒。他眼里闪烁喜悦的光芒。起义者占领了半座城市；他们攻占了兵营和弹药库。政府决心动用军队，但是军队是否依然忠诚，却没有把握。共和派领袖即将组成一个临时政府，由拉斐德领导，国民自卫军会集合在他们的老上司麾下的。
“明天宣布成立共和国。”阿尔芒说。
分配我的任务是把粮食弹药送至圣梅里修道院，供给加尼埃。子弹在街上呼啸。有人企图在十字路口把我截住，他们对着我喊：“不要从那里走！那里路堵了！”我还是往前走。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帽子，另一颗打穿了我的肩膀，我还是继续奔跑。天空在我头顶掠过，大地在我马蹄下跳动。我奔跑，我摆脱了过去与未来，摆脱了自己和嘴里这股厌倦的味道。某个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存在了：这座疯狂的城市，洒满热血，充满希望，是它的心在我胸中跳动。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我是活的。”可是立刻又想道：“可能是最后一次活着了。”
加尼埃坐在他的同伴中间，前面是一大堆石头、树木、家具、铺路石、沙袋；他们在这堵墙上还插了带绿叶的树枝。他们手里忙着制造子弹，用衬衣破布和墙上撕下的告示纸做弹塞。每个人都赤裸着上身。
“我把弹药带来了。”我说。
他们高声欢呼，扑到箱子上。加尼埃看着我不胜诧异：
“您怎么过来的？”
“我过来了。”
他嘴一抿，他羡慕我。我想跟他说：“不，这是不公正的，勇敢或是胆怯都没有我的份儿。”但是，这不是谈论他、谈论我的时候。我说：
“今天夜里将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他们要您坚持到天亮。若要整个巴黎都造反，起义就不能后退一步。”
“我们会坚持的。”
“艰苦吗？”
“军队进攻了两次。都给我们挡回去了。”
“死了许多人吧？”
“我没有算过。”
我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他用牙齿撕碎了几块白布，全神贯注地把碎布往弹壳内填；他的这双手不灵巧；他并不想制造弹药，他愿意演讲，这个我知道。但是，直到我站起身，我们没有交换过一句话。
“告诉他们，我们会坚持到天亮的。”
“我会告诉他们的。”
我又贴着墙头溜过去，闪进门廊躲藏，在枪林弹雨中穿越，到达《国民报》的大楼时满身是汗，衬衣上血渍斑斑。我想到了阿尔芒的微笑，当我跟他说加尼埃牢固地占领着市郊时，他眼里必然会闪烁喜悦的光芒。
“我见到了加尼埃。他们会坚持的。”
阿尔芒没有笑。他站在办公室门前；卡利埃站在寨门前，凝望着远方茫茫；他坐在小船上，凝望着黄浊的河水自北往南流，我见过这种目光。
“发生什么事啦？”我说。
“他们不要共和国。”
“谁？”
“共和派领袖不要共和国。”
他的神情是这样失望，我试图在我内心唤起一个回声，一个回忆，但我嘴是干的，心是空的。
“为什么？”
“他们害怕。”
“卡雷尔不敢，”斯比内尔说，“他说老百姓无法对付效忠王室的一团士兵。”
他的声音哽咽了。
“只要卡雷尔发出号召，军队会投向我们的。”
“他们怕的不是失败，”阿尔芒说，“他们怕的是胜利，怕的是人民。他们自称共和派，但是他们要建立的共和国，跟这个腐败的君主政体没有区别。他们宁可选择路易·菲力浦，而不要我们将建立的制度。”
“真的没希望了吗？”我问。
“我们讨论了两个多小时，一切都完了。有了拉斐德，有了军队，我们会赢得胜利。但是此刻军队正在向巴黎开来，我们没法跟军队决一雌雄。”
“那你们怎么办呢？”
大家默不做声，斯比内尔说：
“我们占领着半个巴黎。”
“我们什么也没有占领，”阿尔芒说，“我们的事业没有领袖，这就是对事业的否定。现在谁给人杀了，也是白死。只有停止这场屠杀。”
“那么我去告诉加尼埃，马上放下武器。”斯比内尔说。
“福斯卡去吧。他遇事比你会应付。”
这是晚上六点，天正黑下来。每个十字路口，都有保安警察和士兵守着。增援的兵团刚到不久，他们猛攻街垒。路角横卧几具尸体，有些人扛了担架运送伤员过去；几小时以来，人民没有听到一句有希望的话，也不再知道为什么作战。起义者原来掌控的许多街道现在站满了穿红制服的人。我远远看到加尼埃保卫的那个街垒仍然屹立在那里；我朝街垒跑去，子弹从四面飞来，在我耳边呼啸。加尼埃背靠在沙袋上，赤裸的肩上绕了一条血污斑斑的绷带，脸被硝烟熏得发黑。
“有什么新闻？”
“他们没谈成，”我说。
“我早料到了。”他说时毫不动情。
我对他的镇静感到吃惊，他差不多还带点儿笑容。
“军队不会投向我们。已经没有一点成功的希望。阿尔芒要求您停止战斗。”
“停止战斗？”
这次他完全笑出来了。
“瞧瞧我们。”
我瞧了一下。加尼埃身边还留下三五个人；他们脸上红一块黑一块的，每个人都挂了彩。墙边有一排上身赤裸的尸体；有人给他们合上了眼睛，两臂交叉放在胸前。
“您没有一条干净的手绢吗？”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加尼埃拿了擦他的黑脸、他的手：
“谢谢。”
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看到我显得很惊奇：
“您受伤了。”
“几处擦伤而已。”
静默了一会，我说：
“您会叫人白杀的。”
他耸耸肩膀。
“还有叫人不白杀的吗？什么东西比得上人的生命？”
“啊！您这样想？”我说。
“您不这样想？”
我犹豫一下，但是我已经习惯不暴露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有时候可以得到有益的结果。”
“是吗？”加尼埃说。
他停顿片刻，有样东西突然在他心中解开了。
“假定谈判成功，您相信我们的胜利是有益的吗？您有没有想过共和国要完成的任务？改造社会，限制政党活动，满足人民要求，镇压富裕阶级，还要征服整个欧洲，因为欧洲立即会起来反对我们。要做那么多的事，我们只处于少数地位，缺乏政治经验。今天没有获得胜利，对共和国可能还是一件好事。”
我惊讶地望着他。这些事是我经常在心里想的，但是我没有料到他们中间也有人持同样的想法。
“那又何必举行这次起义呢？”
“我们行动的意义不用等待未来来评价，若是这样，人什么都做不成了。我们决定了怎样斗争，就怎样斗争，这才是一切。”
我把卡莫纳城门关得严严的，什么也不等待。
“我在这件事上想得很多，”他干笑了一声。
“那么您由于失望才选择死？”
“我没有失望，既然我从来没有希望过什么。”
“人活着可以没有希望吗？”
“可以，如果他有某种信念的话。”
我说：
“我没有任何信念。”
“对我来说，做一个人便是一件大事。”
“一个普通人，”我说。
“是的，这就够了。这就值得人去活，也值得人去死。”
“您肯定您的同志也是这个想法吗？”
“您不妨叫他们投降试试！”他说，“血流得太多了。现在我们应该战斗到底。”
“但是他们不知道谈判没有取得结果。”
“您愿意，可以跟他们去说，”他语气中带着怒意，“他们才瞧不起呢；我就瞧不起他们的争论，他们的决议，他们的反决议。我们发誓要保卫市郊，我们要继续保卫，就是这么一回事。”
“你们的战斗并不限于在街垒上进行。为了使战斗进行到底，您应该活下去。”
他站起身，肘臂撑在一堵摇摇欲坠的围墙上，向空荡荡的路扫视一眼。
“可能我缺乏耐心，”他说。
我急忙说：
“您缺乏耐心，是因为您害怕死。”
“这倒是真的。”他说。
他突然离我远远的。眼睛盯住道路的尽头，等会儿死亡将从那里出现，这是他选择的一种死亡。火刑架熊熊燃烧，两个奥古斯丁教士的骨灰风吹四散：“唯一可做的好事，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行动。”安托纳躺在床上微笑。他们不是傲慢的人，也不是疯子，我现在懂了。这些人愿意选择生与死来完成他们作为人的命运，这是些自由的人。
第一阵枪响，加尼埃应声倒下。黎明时，起义遭到了扼杀。
阿尔芒坐在我床边，我感到他的手压在我的肩上，他向我低垂着那张清瘦的脸。
“说吧。”
他的上唇肿着，太阳穴上有一条紫痕。我问：
“他们强拉您上法庭，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以后告诉您……现在您先说。”
我眼望天花板下摇晃的黄灯。宿舍是空的，可以听到欢度节日的碰杯声、欢笑声、说话声，卫兵在宴请工人。等会儿，犯人要回到宿舍，被宴席，美酒、友情、笑声弄得醉醺醺的；他们会把床铺当做街垒，玩革命的游戏，他们会跪在地上唱起《马赛曲》，作为晚祷。我已经习惯了这些仪式，我躺在这张床上怪不错的，眼望天花板下摇晃的黄灯。过去的事何必再提呢？
“总是这样的，”我说。
“什么样的？”
我闭上了眼睛，努力钻入这个混沌的长夜，它一望无际地展现在我的身后。血、火、眼泪、歌声。他们骑马疾驰冲进城里，把烧旺的火把往屋里扔，他们的马匹踩破了小孩的脑袋、妇女的胸脯，马蹄上沾满了鲜血；一条狗对着死亡吠叫。
“他们把妇女掐死，拽了小孩的脑袋往墙上撞得脑浆四溅；血染红了道路，以前是活人的地方，只留下了一堆死尸。”
“但是四月十三日特朗斯诺南大街事件怎么发生的？我要知道的是这个。”
四月十三日，特朗斯诺南大街。要回忆起的为什么是这件事，而不是另一件事？隔了三个月的事与隔了四百年的事，不同样都是一去不返的往事吗？
“我们到了街上，”我说，“有人对我们说，梯也尔亲自在主席台上宣布里昂起义成功。于是我们筑起了街垒。大家唱起歌来。”
他们集合在广场上，他们跑遍大街小巷喊：“打死魔鬼的儿子。”他们唱着歌。
“后来呢？”阿尔芒说。
“早晨，军队进攻了。他们拆除了街垒，冲进了房屋，见一个杀一个。”
我耸耸肩膀：
“我对您说过，总是这样的！”
一阵沉默，阿尔芒说：
“您怎么会不知道这是一个圈套？梯也尔在十二日晚上就知道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当他鼓动暴乱时，所有领袖都已被捕了，我已被捕了……”
“我们是后来知道的，”我说。
“但是您有经验，您应该看到危险，阻止他们起义。”
“他们愿意上街，我和他们一起去了。”
阿尔芒不耐烦地耸耸肩膀：
“您并不需要听从他们，而是要引导他们。”
“但是我也没法替他们看清楚。”我说。
他恼火地望着我，我说：
“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但是，我怎么可以代他们做决定呢？他们认为什么好什么不好，我又怎么能知道呢？”
安托纳在二十岁死了，他在笑；加尼埃贪婪地窥探他那个躲在路角的死神；贝娅特丽丝板着一张阴郁的脸俯视她的手稿。只有他们才是评判者。
“您那时认为他们希望遭到大屠杀吗？”阿尔芒口气生硬地说。
“这场痛苦就那么了不起？”我说。
死的人死了，活的人活着；囚犯并不憎恨他们的牢房，他们到底摆脱了沉重的劳动，终于可以笑了、休息了、闲谈了。在死之前，他们唱起了歌……
“我怕这几个月的牢房生活把您累了。”阿尔芒说。
我盯着他苍白的脸。
“您不累吗？”
“恰恰相反。”
他的声音充满热情，驱散了我赖以藏身的宁静的浓雾。我猛地站起身，走了几步。
“组织全部破坏了，是吗？”
“是的。这是我们的过错。光天化日之下没法搞阴谋。这是一个教训，今后对我们是有用的。”
“什么时候？”我说，“他们要判你们十年或二十年徒刑。”
“二十年后我还只有四十四岁。”阿尔芒说。
我静静望着他，说：
“我羡慕您。”
“羡慕什么？”
“您会死的。您永远不会像我一样。”
“啊！我愿意不死，”他说。
“是的，”我说，“我也说过这样的话。”
我把那只发绿的瓶子抓在手里，想：“我今后可以做多少事！”玛丽亚纳在房里匆匆地走来走去，说：“我今后的时间是那么少。”我第一次想道：“这是我们的孩子。”我说：
“我会设法救您出去。”
“您怎么做？”
“到了夜里，院子里只有两个看守；他们有武器；假使有人不怕子弹，可以牵制他们，让另一个身手矫健的人有时间翻过墙去。”
阿尔芒摇摇头：
“我不愿意现在跑。我们这场官司会轰动外界，我们对它抱有很大期望。”
“但是我们随时会被隔离，”我说，“我们关在一起，这是个好机会。您应该尽快利用这个机会。”
“不，我应该留下。”他说。
我耸耸肩膀：
“您也是！”
“我也是？”
“您选择殉难，像加尼埃一样？”
“加尼埃选择的是毫无意义的死，我为这件事责备他。我认为我到哪儿都不会比在这里工作得更好。”
他望着空空的大宿舍；那边，他们围着一张杯盘狼藉的桌子，大声欢笑，唱歌饮酒。
“人家是跟我说过，圣佩拉齐监狱制度要宽得多。”
“这是真的。资产阶级还有专门的房间，这个宿舍是供工人用的……”
“是啊，您要明白，”他说，“这是进行接触、进行讨论的大好机会！我应该在出去前做到把大家团结起来。”
“关上十年、二十年，您不害怕吗？”
他淡淡笑了一笑，脸上并不高兴：
“这是另一个问题。”
平原上，热那亚人在红色帐篷四周跃跃欲试，尘土飞扬的道路上阒无一人。我转过目光；不应该由我向自己提问题。我把卡莫纳城门关得严严的……我曾经是这么一个人，可是我已不能理解他了。
“您怎么就认为您从事的事业比您自己的命运更可贵？”
他略一思索：
“我把它们看做一回事。”
“唔。”我说。
我把城门关得严严的，我说：“卡莫纳将与佛罗伦萨并驾齐驱。”我没有其他的未来。
“我记起来了。”
“您记起什么啦？”
“我有过您这样的年纪，很久以前……”
在他不动的眼睛里闪过一道好奇的光芒：
“现在不是这样吗？”
我笑了一笑：
“不完全一样。”
“可是您的命运应该与人类的命运密切结合，既然您将和人类长期存在下去。”
“我可能还更长久。”我说。
我耸耸肩膀。
“您说得对，”我说，“牢房的生活叫我累了。这会过去的。”
“这肯定会过去的，”他说，“您将看到我们会做出多么出色的工作。”
共和派内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部分人依然维护资产阶级的特权；他们主张自由，他们只是为自己的私利而主张自由；他们只希望政治改革，反对订立任何社会条例规章，认为这只是一种新的约束。阿尔芒和他的朋友恰恰相反，主张自由不能为一个阶级独占，只有社会主义的到来，才有可能使工人得到自由。没有其他事物比这种分歧更危害革命的成功，阿尔芒那么热情去实现团结，我并不惊奇。我还钦佩他坚韧不拔的精神。只几天工夫，他把监狱变成了一个政治俱乐部；从早到晚，直至深夜，房间里、宿舍里开展讨论；讨论从来得不出结果，阿尔芒也从不灰心。可是一星期中有好几次，警察把他和他的同志抓走，拖着他们穿过监狱的走道；有时，他们的脑袋碰在石子路和楼梯台阶上。他从法庭回来面带笑容：“我们没有招供。”可是有一个晚上，我在房里等他，他回进房时，我又看到了他在《国民报》报馆大楼朝我转过来的那张脸。他坐下来一声不出，过了好一会儿说：
“里昂的那些人说了。”
“那么严重吗？”我说。
“我们拒不招供的效果全被他们破坏了。”
他两手捧着头。他重新望着我时，他的脸恢复了镇静，但他的声音发颤。
“我们不应该自欺欺人。这场官司会打个没完！它不会产生我们所希望的效果。”
“我给您提的建议您还记得吗？”我说。
“记得。”
他站起身，在房里踱来踱去，情绪激动。
“我不愿意一个人走。”
“你们不可能都走。”
“为什么不可能？”
三天还没有过完，阿尔芒找到了带领同志一齐逃离圣佩拉齐监狱的方法。朝院子的门对面，在挖一个地窖，到监狱来修理的工人告诉阿尔芒，这条地道通往隔壁的一个花园。大家决定打通试试。门口有一个看守，一部分犯人在院子里玩球，吸引他的注意，其他人则去挖地，修理声盖过了我们的锤子声。花了六天工夫，地道差不多挖通了，尚留薄薄一层地面挡住光线的透射。斯比内尔那次逃过了四月十三日的大逮捕，这天夜里将带着武器和梯子，来接应我们翻过花园墙头；有二十四个犯人准备乘机越狱，潜往英国。但是我们中间要有一个人放弃获得自由的一切希望，在看守巡逻时，牺牲自己去把他扣住。
“这由我来做，”我说。
“不。我们抽签决定。”阿尔芒说。
“关二十年对我算得什么？”
“不是这么个问题。”
“我知道，”我说，“您以为我可以比别人做出更大贡献，您错了。”
“您已经为我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是我会不会继续做出贡献，这就难说了。把我留在这里吧。我在这里不错。”
我们面对面坐在他的牢房里，他瞧着我，这四年来他还没有对我这样认真瞧过。今天在他看来，理解我还是有必要的。
“为什么振作不起来？”
我笑了：
“这是慢慢来的。六百年……您知道这要多少天？”
他没有笑。
“六百年后我还会继续斗争。您以为今天世界上要做的事比以前少吗？”
“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事要做的吗？”
这一次他笑了：
“我觉得是有的。”
“说实在的，”我说，“您为什么那么盼望自由？”
“我爱阳光灿烂，”他热情洋溢地说，“我爱河流与大海。人心中蕴育的这些神奇的力量，您能同意人家扼杀吗？”
“人有了这些力量干什么用？”
“管它干什么用！可以干一切愿意干的事，首先应该把这些力量解放出来。”
他俯身向着我：
“人要自由，您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吗？”
我听到她的声音：“做一个人。”在他们眼里都有同样的信仰。我把手按在阿尔芒的臂上。
“今天晚上，我听到您的声音了，”我说，“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对您说，请接受我的心意。这可能是最后一个晚上了；每个晚上都可能成为最后一个晚上。今天晚上，我愿意为您效劳，但是可能明天，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献给您的了。”
阿尔芒眼睛紧紧盯住我，脸上惶恐不安；他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东西，是他从来不曾怀疑过、也有点令他害怕的东西。
“我接受。”他说。
我仰身躺着，仰身躺在冰封的泥地上，躺在地板的板条上，躺在银色沙滩上，两眼凝望石头的天花板，感到灰色墙头围绕在我四周，在我四周围绕的是大海、平原和天涯的灰色墙头。在年代像世纪一样漫长、又像钟点一样短暂的世纪后，又是几年过去了；我凝望这块天花板，喊：“玛丽亚纳。”她说：“你会把我忘了。”顾不得世纪和钟点，我要把她活生生地留在身边；我凝望天花板，她的形象在我眼底逐渐清晰了；总是同样的形象：蓝色长裙、袒露的肩膀，这张与她本人不尽相同的肖像；我又试了试，一刹那我内心有样东西动了，可以说是一声微笑，但是瞬息即逝。又有什么用呢？她涂上香料保存在我心里，在这个冰冻的洞穴深处，依然像埋在她的坟墓里一样死。我闭上眼睛，但是即使在梦中我也不能逃逸；浓雾、幽灵、历险、幻变，都无法摆脱这种腐败的味道，这是我唾沫的味道、我思想的味道。
在我身后，门嘎嘎响了；有一只手触及我的肩膀，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他们的话；我想：“这早该来了。”他们碰了碰我赤裸的肩膀，说：“跟我们来。”棕榈树影子消失了。五十年后，还是一天后，还是一小时后，这最终总是要来的。“马车来了，先生。”应该睁开眼睛；有许多人在我周围，跟我说我自由了。
我跟着他们穿过走廊，他们命令我做的事我都做了，我在几张证件上签了字，他们不由分说把一只包裹交到我手里，我接了过来。然后他们领我走到门前，门在我背后关上了。天空在下毛毛雨。潮水退了，岛的四周只看到一望无际的灰沙。我自由了。
我伸出一只脚，然后另一只脚。到哪儿去呢？在草原上，灯芯草发出嘶哑的呻吟，分泌出滴滴水珠，我朝天涯走一步，天涯往后退一步。我凝望天涯，踏上了堤岸；我看到他离我几米远，在向我伸手，在向我笑。他不再是个年轻人了。肩膀宽宽的，胡子浓浓的，显得和我一样年纪。他说：
“我是来接您的。”
他坚硬温暖的双手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河对岸有一团火光在闪耀，有一团火光在玛丽亚纳的眼里闪耀。阿尔芒抓住了我的胳膊，他在说话，他的声音是一团烈火。我跟着他；我伸出一只脚，然后另一只脚，心想：“又要开始了吗？又要继续了吗？继续开始，一天又一天，直至永远、永远？”
我跟着他沿一条路走；路永远是有的，是些哪儿都到达不了的路。然后，我们登上一辆驿车。阿尔芒继续在说话。十年过去了，占了他生命中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向我谈他的往事，我听着：话还是有着一种意义。总是同样的意义，同样的话。马在奔驰，窗外飘雪，这是冬天；四个季节；七种颜色；闭塞的空气中有一种旧皮子的气味。甚至这些气味我也是熟悉的。有的人下车了，有的人上车了；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多脸、这么多鼻子和嘴、这么多双眼睛。阿尔芒在说话。他谈到英国、大赦、返回法国，他为我的释放而奔波，还有当局最终同意释放我时他感到的喜悦。
“我老是盼望您越狱逃出来，”他说，“这对您并不难。”
“我没有试过，”我说。
“啊！”
他望我一眼，然后他的目光移开了。他没有向我提问题，又开始说话。他住在巴黎的一套小公寓里，和斯比内尔以及在英国认识的一个女人一起生活；他们打算让我住到他们那里。
我同意了，我问：
“她是您的妻子？”
“不，只是一个朋友。”他简略地说了一声。
当我们到达巴黎，整整一夜过去了。这是早晨，路上盖满了雪；这也是一个古老的景色；玛丽亚纳喜欢雪。她突然显得比我在洞穴深处时更接近、更无从追寻；在这个冬天的早晨，有一个位子是她的，而这个位子是空的。
我们走上楼梯；十年来，五世纪来，事物没有变化；在他们头上总是有天花板，在他们周围总是有床、有桌子、有椅子，浅绿的或杏绿的，墙上还有护墙纸；在这四堵墙壁之间，他们一边生活，一边等待着死亡，他们沉湎在自己的人生梦中。犹如在牛棚里，奶牛带着它们绿色温暖的肚子、棕色的大眼睛，眼中饲草与绿色牧场的梦也不会有中断的一天。
“福斯卡！”
斯比内尔把我的手紧紧握在他手里，冲着我的脸笑；他还是老样子，只是相貌严峻了一点。也就在这一夜后，我便看到阿尔芒恢复了我所认识的原来面目。我觉得前一天才离开他们似的。
“洛拉来了。”阿尔芒对我说。
她向我严肃地看了一眼，向我伸出一只小巧的手，脸上不露笑容，神情紧张生硬。她已不年轻了，身材瘦小，深色大眼睛，肤色发青，黑色鬈发一绺绺垂在肩上，肩上披了一条长流苏头巾。
“你们饿了吧。”她说。
她在桌上摆了几大碗牛奶咖啡和一盆黄油烤面包。他们吃着，阿尔芒和斯比内尔谈笑风生，他们看到我显得十分高兴。我只是喝了几口咖啡，在牢内我已失去吃的习惯。我竭力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向他们微笑。但是，我这颗心像埋在冰冷的熔岩底下。
“几天后将要为您举行一次宴会，”阿尔芒说。
“宴会？”
“将有几个主要工人组织的领袖出席；您是我们的一名英雄……四月十三日起义，十年牢房……今天您的名字具有的分量是您意料不到的。”
“是么，”我说。
“想到为您举行宴会，您一定奇怪吧？”斯比内尔说。
我摇摇头，但是他径自说下去：
“我来给您解释。”
他说话总是滔滔不绝，带点儿结巴。他开始向我说明，现在大家已经放弃了起义的战术，把暴力行动留待革命真正爆发的那天使用。目前试图做的事是实现工人阶级大团结，在伦敦的流亡者使他们认识到工人联合会的重要性。宴会是显示这种团结的良好机会，要让宴会在法国各地盛行起来。他说了好一会儿，不时转身向着洛拉，好似征求她的同意。她也点头。他说完时，我说：
“我懂了。”
大家沉默无言；我感到我没有做一下他们等待着我做的动作，也没有说一句他们等待着我说的话；但是，我不会装模作样。洛拉站起说：
“您不愿意去休息吗？这次路上肯定很辛苦。”
“是的，我要睡了，”我说，“我在那里睡得很多。”
“我领您去看您的房间。”
我跟在她后面，她推开一扇门说：
“这房间不漂亮，但若您觉得住着不错，我们真是太高兴了。”
“不会错的。”
她关上门，我直挺挺躺在床上，一张椅子上放了干净的内衣和上装，书架上摆着几本书。外面传来人声和脚步声，有时经过一辆大车。这是巴黎，这是世界；我自由了，在天地之间，在天涯的灰色墙头之间，我自由了。圣安托纳市郊机声隆隆：永远、永远；医院里婴儿出生了，老人故世了；在积雪的天空深处，太阳是红彤彤的；某处，有一个青年望着太阳，心中有样东西爆炸了。我手按在心上，它在跳动：永远、永远；海水拍岸：永远、永远。它又开始了，又继续了，它又继续开始了：永远、永远。
有人轻轻敲我的门时，天黑了好一会了。这是洛拉，她手提一盏灯：
“要不要我把您的晚饭送到这儿来？”
“别费心了。我不饿。”
她放下灯，走到我床前，说：
“可能您并不想出狱。”
她的声音发哑，有点闷。我一臂撑起身子。一个女人：一颗在温暖肉体中跳动的心，一口洁白的牙齿，一双寻觅着生命和眼泪气味的眼睛；她们完全跟季节、时间、颜色一样，依然保持了自己的本色。她说：
“我们以为是做了一件好事。”
“你们确是做了一件好事……”
“这很难说。”
她望着我的脸、我的手，喃喃地说：
“阿尔芒对我说过……”
我站起身，对镜子扫了一眼，头凑在玻璃窗上。路灯是亮的；他们在房里围着桌子坐在一起。几世纪几世纪的吃、睡……
“我想重新开始生活是很累人的。”她说。
我朝她转过身去，说了几句早已说过的话：
“不要为我操心。”
“我对什么事、什么人都操心，”她说，“我生来是这样的。”
她向门口走去：
“不要怪我们。”
“我不怪你们。我希望还能为你们效劳。”
“但是没有人能为您效劳吗？”她说。
“千万别试。”我说。
“这将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力量显示。”斯比内尔说。
他一只脚踩在一张椅子上，用力在擦一只晶光闪亮的皮鞋。洛拉弯身在一张桌子上，熨一件男衬衣。她喃喃地说：
“我认为这种宴会过于兴师动众了。”
“可是有用。”
“我希望如此。”她说。
阿尔芒查阅散放在壁炉台上的稿子，炉内点着一团小火：
“您要讲的话记得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我说话毫无热情。
“可惜我没法处于您的地位讲话，”斯比内尔说，“今晚我感到有灵感。”
洛拉笑着说：
“您哪次没灵感？”
他急忙向她转过身：
“我最近那篇演说写得不好吗？”
“我要说的是，您的演说篇篇精彩。”
壁炉里有一块木柴塌了下来，斯比内尔使劲擦他的第二只鞋，洛拉把熨斗在白衬衣上移来移去，阿尔芒读稿子，大挂钟的钟摆平稳地摆动：滴答——滴答。我听见滴答声，闻到热布的气味，看到洛拉插在盆里的花，以前玛丽亚纳告诉过我这些花叫什么名字。我看到房里每件家具以及护墙纸上的黄色花纹；我辨认他们脸上每个颤动，他们声音中每个抑扬顿挫，我甚至听到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他们谈得兴高采烈，他们一起工作，每个人都愿意为他人的生命献出自己的生命；可是他们之间也正产生纠葛。他们到头来总会在生活中制造一些纠葛……斯比内尔爱洛拉，洛拉不爱他，或者为没能再爱他而遗憾，却爱着阿尔芒。阿尔芒想念另外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不是在远方，便是不爱他。我转身不理埃利亚娜，我望着贝娅特丽丝想：“为什么她用这种目光望的是安托纳呢？”洛拉的手在光滑的布上移来移去；这是一只纤巧、深象牙色的小手；阿尔芒为什么不爱她？洛拉近在眼前，又爱着他：一个女人，完全是个女人；另一个，她也不过是个女人。洛拉为什么不愿去爱斯比内尔？阿尔芒与他的区别就那么大？一个是棕色头发，另一个是栗色头发；一个严肃，另一个活泼；但是这两个人，还不是用这样的眼睛去看，这样的嘴去说话，这样的手去行动……
他们都有这样的眼睛、这样的嘴、这样的手；库房里摆好了桌子，桌上放满酒瓶和食品；至少来了一百来人；他们眼睛望的是我；其中有几个人认出我来了；他们拍拍我的肩膀，紧紧握我的手，笑着说：“您没有变。”在斯比内尔的床头，他们相互望着，心中燃起了灼热的欢乐的火花；我羡慕他们。今天他们望的是我，但是他们的目光在我身上一掠而过，我内心也没有迸出一点火星。深埋在冰冷的熔岩底下，尘土底下，年代久远的火山要比月球上的火山口更死。
我坐在他们旁边，他们吃着，喝着，我和他们一起吃着喝着。玛丽亚纳对着他们微笑，一个演奏手摇弦琴的女人唱着，每个人都齐声合唱那声迭句；应该唱，我以前也唱过。他们一个接一个站了起来，举杯祝贺我的健康。他们提到一些往事和轶闻：加尼埃的死、特朗斯诺南大街、圣佩拉齐监狱以及我在圣米歇尔地牢里的十年；他们用人的语言创作了一篇辉煌的传奇，要比歌曲更能鼓舞他们；他们的声音感动得发颤，女人眼里噙着泪水。死的人死了；活的人用这个死的过去创造了一个火热的现在；活的人活着。
他们也谈到未来、进步、人类。阿尔芒站起身讲话。他说，假若劳动者懂得团结、懂得坚持的意义，他们就会从机器的奴隶变为机器的主人；这些机器有一天会成为他们自身解放的工具，追求幸福的工具；他提到这样的日子：飞驶在钢轨上的特快列车，将冲破各国出于自私的保护主义而竖立的壁垒；地球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每个人都可从中得到莫大的益处……他的声音响彻库房；他们不吃了，他们不喝了，他们听着：他们全神贯注地，透过库房的四壁，望着黄金树、奶与蜜的溪流；玛丽亚纳透过结霜花的窗子望着，感到腹中孕育着温暖、沉甸甸的未来，微笑了；女人大声狂叫，跪了下来，她们撕破身上的衣服，男人践踏她们；广场上、店堂后间、穷乡僻壤，教士在讲道：正义的时代，还有幸福的时代都会来的。轮到洛拉站起来了，她也是热情奔放、声嘶力竭地谈到未来。血在流，房屋在燃烧，叫声、歌声撕裂了天空，在未来的绿色草原上走过一群群白色羔羊。那个时代会来的……我听到他们急促的呼吸声。在那里了，那个时代已经来了，今天就是未来；通身烧成焦炭的殉教士的未来，被掐断咽喉的农民的未来，慷慨激昂的鼓动者的未来，玛丽亚纳向往的未来，也就是这些不时听到机器隆隆声、看到孩子遭受慢性折磨、监禁、贫民窟、疲劳、饥饿、厌倦的日子……
“轮到您了。”阿尔芒喃喃地说。
我站起身，我还是愿意遵照她的话：“做一个人……”
我双手撑在桌上。我说：
“我很高兴又回到你们中间……”
我的声音在喉咙里咽住了。我不是在他们中间。这个未来，对他们来说，纯洁、平静，像青天一样高不可攀；对我来说，将会成为一个我不得不在疲劳中、厌倦中、一天挨着一天要度过去的现在。一九四四年，我将在一本日历上看到这个日期，就像其他人将会出神地凝望着二〇四四年、二一四四年……做一个人；但是，也是玛丽亚纳跟我说的：“我们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你是从另一个时代的深处来看我的……”
两小时后，我跟阿尔芒单独一起时，我对他说：“我很抱歉。”
他把手放在我肩上。
“没什么要抱歉的。您张口说不出话要比长篇大论更加打动人。”
我摇摇头：
“我抱歉，因为我明白我不能再和你们共同工作了。”
“为什么？”
“就当我累了。”
“这不说明问题，”他不耐烦地说，“到底是为了什么？”
“说了又有什么用呢？”
他耸耸肩膀，有点恼了：
“您怕我会给您说服吗？真是过虑了。”
“噢！我知道您跟魔鬼、跟上帝都会顶牛的。”我说。
“那么，您说吧。”
他笑了。
“可能是我把您说服呢……”
我望着盆里的花、墙上的黄条纹；钟摆在均匀地摆动。我说：
“我不相信未来。”
“未来总是有的。”
“但是你们谈到未来像谈到天堂一样。天堂是不存在的。”
“那当然。”
他打量我，像在我的脸上找寻他应该对我说的话。
“我们所谓的天堂，就是我们今天的梦想得到实现的那个时刻。我们也知道，从那时起，其他人又有新的要求……”
“既然知道这些人永远不会满足，您怎么还能想望什么呢？”
他又像往常那样勉强笑了一下：
“什么叫做想望，您不知道吧？”
“知道。我也有过种种想望，”我说，“我知道。”
我犹豫了一下。
“但是这不仅仅是想望；您为其他人奋斗，希望他们幸福……”
“咱们共同奋斗，也为咱们自己。”他说。
他始终仔细打量我。
“您称他们为这些人，您用陌生人的眼光望着他们。当然，我若是上帝，也有可能认为没有理由为他们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我要跟着他们，为他们做些事，反对另一些事；今天我做这些事……”
“从前我要卡莫纳获得自由，”我说，“就是因为我把它从佛罗伦萨、热那亚的桎梏下救了出来，它随着佛罗伦萨、热那亚一起灭亡了。你们要共和国，要自由；谁跟你们说，成功后不至于把你们引向更黑暗的暴政？要是一个人活得长的话，就会看到任何胜利总有一天会变成一场失败……”
我的声调无疑把他惹恼了，因为他截住话头说：
“哦！我还有点历史知识，您说的我都知道。建成的东西总要崩溃的，我知道。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走向死亡，但是在出生与死亡之间是生命。”
他的声音柔和了。
“我想我们之间最大的分歧，就是人的一生瞬息即逝，因而在您眼里是无足轻重的。”
“确实如此，”我说。
“您已经在未来的深处，”他说，“您看到现在这些时刻，都像已经属于过去了。过去所做的事如果只看到它们死亡、涂了香料的一面，就都显得荒诞无稽。卡莫纳在两百年间是自由和伟大的，在今天这点打动不了您的心；但是，对于热爱卡莫纳的人们，卡莫纳意味着什么。您是知道的。您保卫它，反对热那亚，我相信您没做错。”
喷泉在歌唱；在黑色紫杉影里有一件白色紧身衣闪闪发光，安托纳说：“卡莫纳，我的祖国……”
“那么，照您这么说，加尼埃守卫圣梅里修道院有什么错？他愿意守卫它，也守卫了。”
“这是个得不到结果的行动。”阿尔芒说。
他思索一下：
“依我的看法，我们只应该关心我们起得到作用的未来，同时我们也应该努力扩大我们对未来的作用。”
“您责备我做的事，自己也在做，”我说，“您瞧着加尼埃行动而自己没有参加进去。”
“可能是这样，”阿尔芒说，“可能我没有权利评论他。”
一阵沉默。我说：
“您承认您只是为一个有限的未来在工作。”
“一个有限的未来；一个有限的人生；这是我们做人的份儿，这就够了，”他说，“假若我想到五十年后禁止工厂雇用童工，禁止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人民推选自己的代表，新闻不受控制，我就心满意足了。”
他的目光又落在我身上。
“工人条件非常恶劣，您总看到了；您想想您认识的那些人，仅仅想到他们，您不愿出力改变他们的命运吗？”
“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小孩笑了，”我说，“这个小孩能笑上几次，那时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是的，有的时候，这是很动人的。”
我望着他：
“但是有的时候，一切都消逝了。”
他站起身，把手放在我肩上：
“如果一切都消逝了，您会变成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说。
花、钟、黄条纹护墙纸……我若离开这些东西，我到哪儿去呢？我若不再听从他们，我做什么呢？
“应该生活在现在，福斯卡，”他声音急促地说，“跟着我们，为着我们，这也是为您自己……您应该把现在看做是重要的。”
“但是话在我咽喉里咽住了，”我说，“想望在我心中枯萎了，动作也在我指头上凝住了。”
在他的眼睛里，我又看到我熟悉的这种明确、讲究实际的目光：
“至少，允许我们敬重您。您的名字、您的人品具有极高的声望。请您在宴会上列个席、会议中露个面；陪洛拉到外省去。”
我不出一声，他说：
“您愿意吗？”
“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我对他说。
“每个月两个法郎，”洛拉说，“纺织厂工人谁遇上生病、失业、年老贫困，就有个保障。你们认为罢工对你们有利，也可停止工作几天。”
他们听着，神情阴郁疲劳；只是寥寥几个人。所有城市情况都差不多；每天的工作把他们折磨得劳累不堪，再也没有力气祈求其他的未来，除了一顿晚餐和少量睡眠以外；他们的妻子心里害怕。
“谁掌管这笔钱？”其中一个说。
“你们任命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每月向你们提出报告。”
“这个委员会非常有权。”
“你们监督委员会的收支。”
“谁来监督？”
“所有出席会议的人。”
“这要花许多钱。”那个人又说了一句。
他们愿意每月献出两个法郎，但是他们担心，救济金库落入他们中的某人手中，成为模糊不清的权力：他们怕给自己找上几个新主人。洛拉鼓动他们，说得慷慨激昂，但是他们的脸孔没有表露一点感情。当我们走出会场，她叹了一口气说：
“他们不信任我们。”
“他们也不信任自己。”
“不错，”她说，“这也难怪，他们以前只是看到自身的弱点。”
她把围巾盘在肩上；天气温和，但是下着细雨；自从我们抵达鲁昂后，大雨小雨没有停过。
“我感冒了。”
“回家前先去喝杯热的格罗格酒。”
她的围巾太薄，鞋子浸了水。当她坐在软垫长凳上，我看到她眼窝很深，鼻子也红了。她完全可以安安静静坐在炉子旁、睡懒觉，做一个美丽优雅的妇女，无疑也会有人爱。如今她到处奔波，餐风宿露，不事修饰，鞋子磨破了，精力消耗了。为了谁的利益呢？
“您太累了。”
她耸耸肩膀。
“您应该照顾一点自己。”
“人没法照顾自己。”她说。
她声音中自有一种伤感。阿尔芒不十分照顾她，斯比内尔又照顾不当，使她恼火。我随着她在法国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几乎没有跟她谈过话。
“我钦佩阿尔芒，”她说，“他内心自有一种力量，就是从不怀疑。”
“您怀疑吗？”
她放下玻璃杯，已经有点醉意，暗褐色脸上升起一点红晕。
“我们刚才跟他们谈的话，他们不爱听……有几次我想，还不如让他们太太平平活着，太太平平死去的好。”
“那您做什么呢？”
她嘿的笑了一声：
“我回到热带国家去过日子，我是生在那里的。我躺在棕榈树下的一张吊床里，或许会把一切忘记的。”
“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我说。
“我不能够，”她说，“事实上，我没法忘记。人太穷了，太痛苦了，永远叫我没法忍受。”
“要是您自己幸福呢？”
“我不会幸福的。”
我们对面悬着一面发黄的镜子，我从中看到她的脸孔，黑色小帽下几绺湿的鬈发，疲乏的脸上一对丝绒般的眼睛。
“不管怎么样，我们做的工作是有用的，不是吗？”她说。
“那当然。”
她望了我一眼，耸耸肩膀：
“您为什么从来不谈谈心里的想法？”
“因为我没有想法，”我说。
“这不是真的。”
“我向您保证。我已没有想的能力。”
“为什么？”
“不要谈我，”我说。
“偏要谈您。”
“对您与对我来说，同样的话不表示同样的意义。”
“我知道。有一天您对阿尔芒说过，您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她的目光落在我的手上，又移到我的脸上。
“但是这不是真的，”她说，“您就坐在我旁边，我们说着话。您是一个人，一个命运奇异的人，但还是这个世界的人。”
她的声音很恳切，是一下抚摸，是一声呼吁；很远很远，在尽深处，在冰冷的尘土和凝固的熔岩底下，有样东西颤动了。粗糙的树皮贴着我的脸，一件淡紫色长裙消失在走道尽头。她说：
“您若愿意，我可以做您的一个朋友。”
“您不理解，”我说，“没有人能够理解我是谁。”
“请您说说。”
我摇摇头：
“您该去睡了。”
“我不想睡。”
她的手安分地放在桌上，但是她的指甲尖在抓挠石板桌面。孤零零地在我身旁，孤零零地跟同志一起，孤零零地在世界上，肩负着这份痛苦的全部重量。
“您不幸福，”她说。
“不幸福。”
“嗨！”她突然兴奋起来，“您看，您也属于人的世界；大家可以怜惜您，可以爱您……”
她一边笑，一边闻着盛开的玫瑰花和椴树花的香味：“我早知道您不幸福。”我把树干合抱在怀里；我又会变成活人吗？在冰冷的熔岩下，一股热气在颤动。她早爱上我了，这点我知道。
“有一天您会死去，我也会把您忘了，”我说，“这就使任何友谊无法建立，不是吗？”
“还是可以建立的，”她说，“即使您把我忘了，我们的友谊曾经存在过，未来无法否认这一点。”
她抬起眼睛，目光弥漫四散。
“您会把我忘了的整个未来，我不曾存在过的整个过去，这些我都能接受，因为它们是您生命的一部分；是您才有这样的未来和这样的过去。我经常想到这件事，我对自己说时间不会把我们隔开，只要……”
她的声音哽咽了，又非常急促地接着说：
“……只要您对我有些情意的话。”
我伸出手。出于爱情的力量，几世纪来第一次，不管过去，不管未来，我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在这里：一个得到女人爱情的人，一个命运奇异、还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我碰了碰她的手指。只要一句话，这层死亡的外壳即将破裂，重新喷出铄石流金的生命岩浆；世界又会有一种面貌，又会有等待、欢乐、眼泪。
她声音低低地说：
“让我爱您吧。”
几天，几年。她又会带了这张布满皱纹的脸，躺在床上；所有的颜色混淆不清，天空熄灭了，香味凝结了：“你会把我忘了。”她的容貌又会固定在椭圆形镜框内。甚至找不到话说一声：她不在了。她不在哪儿？我看不到周围少了谁。
“不，”我说，“这没用。一切都没用。”
“我对您什么都不是吗？”
我望了她一眼。她知道我是不会死的，她斟酌过这句话的含义，而她还是爱我；她能够献出这样一份爱情。如果我还能使用人的语言，我要说：“我所认识的女人中间，她最慷慨，最热情，最高贵，最纯洁。”但是这些话对我已毫无意义。洛拉已经是一个失去生命的人。我的手从她手中缩了回来。
“什么都不是。您不会理解的。”
她在长凳上蜷缩一团，对着镜子端详自己的容貌。她孤零零地劳累不堪；她不得不孤零零地、劳累不堪地让年华逝去，空怀着满腔谁都不需要的热忱，换不回半点同情；为着他们、离着他们、对着他们进行奋斗，既怀疑他们，又怀疑自己。在我心中，有样东西还在颤动，这是怜悯。我可以使她脱离这种生活；我从前的家财中还留下相当一部分，足够带她到热带国家去；她躺在棕榈树下的吊床里，我可以对她说我爱她。
“洛拉。”
她羞怯地笑了一下，眼中还保留一丝希望。贝娅特丽丝那张臃肿呆板的脸朝着烫金涂红的手稿。我以前说过：“我要使您幸福！”我毁了她比我毁了安托纳还更肯定。她在微笑，但是，为什么宁愿看到她的笑容，而不愿看到她的眼泪呢？没法给他们什么。没法为他们做什么，如果不愿和他们一起为自己做些什么的话。得爱她。我不爱她。我什么都不要。
“回去睡吧，”我说。“天晚了！”
松柏道上，金黄色斑点忽上忽下，像受到无形的线的牵引，忽上忽下，忽下忽上，水珠往上喷，又溅落地上，相同的水花，又各个不一样，蚂蚁爬来爬去，一千只蚂蚁，同一只蚂蚁一千次。他们在《改革报》编辑室里，走过来，走过去，他们走到窗前，又从窗前走开，拍拍肩膀，坐下，站起，不停地忙忙碌碌。一阵阵骤雨敲窗，七种颜色，四个季节，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是革命吗？革命的成功要求……意大利的利益，卡莫纳的利益，帝国的安全，他们忙忙碌碌，手紧紧握着剑柄，握着枪托，随时准备为了实现自己的信念去死。
“我想去看看发生什么事啦，”洛拉说，“您愿意陪我去吗，福斯卡？”
“可以。”
街上人山人海。斜雨打在路上，打在屋顶上；几个人头上撑了雨伞，但是大多数人走在雨夜里毫不在意。“光荣的日子来了，”他们一边唱，一边舞动旗子和火把；每幢房子灯光明亮，墙上张灯结彩，十字路口的熊熊烈火迎着风雨不灭；“拿起武器，公民们！”他们唱着。节日的欢叫，死亡的喧嚣，圣歌夹着吵架声从小酒馆里传出来。正义的日子来了，“武装起来！”他们涌上街头，围着篝火，挥动火把。总是相同的水花，又各个不一样。他们高叫：“打倒基佐！”其中许多人挎着枪支。洛拉嘴角露出奇怪的微笑，望着远处我看不见的东西。他坐在平静水面中心的一条小船上，凝望着远处看不见的河口，河水投入弗米利恩海，谁不是往那里去的呢？
“不要往前去！”
躲在门洞里的一个妇女向我们做手势，要我们往回走。我们前面的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听到一声枪响。大家停步不前了。洛拉抓住我的胳膊，拖我钻进迟疑不决的人群。
“这太大意了吧？”我说。
“我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看见的第一个人是一个穿工作服的男人，脸孔贴地，两臂外张，在滑入死亡以前像要紧紧抱住路面似的；第二个人张大了两眼凝望天空；有的人还在呻吟；从邻近街道走来了几个人，扛了几副担架；他们的火把照亮了红色的街面，街上躺着几具尸体和受伤的人，还有满地的雨伞、手杖、帽子、破灯笼、凌乱的旗子。罗马的广场是红的，水沟中群犬争夺奇怪的红白色东西，一条狗对着死亡吠叫，妇女和孩子朝着月光露出他们被马蹄踩烂的脸，竹棚之间的夯土上尸体周围苍蝇嗡嗡叫，兵士扬起的尘土里响起了呻吟声。二十年或六十年中没有死的，最后还是死了。
“上巴士底去！”
现在广场上有了人群；他们截住了一辆运货车，把尸体往上堆；他们高叫：“上巴士底去！”他们还高叫：“要报仇！他们谋杀人民！”洛拉脸色苍白，手指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喃喃地说：“现在，革命来了！”警钟敲响了，运货车开动了。“上巴士底去！要报仇！”死者身上尚有余温，他们的血还在街上流；但是晚了，死的永远死了，活的继续活着，仿佛他们就是不该死似的；他们抱了听话的尸体度过一生。警钟敲响了，一道道人流穿街过巷地涌来，挥舞着旗子和火把；火把的红光照亮了湿腻腻的街面。队伍一分钟比一分钟壮大，大街淹没在黑色人潮下，人潮还是原来样子，挺立不屈，丝毫无损，那是深广浩渺的人潮，一滴水也不少；瘟疫过去了，还有霍乱、饥荒、火刑、屠杀、战争、革命，而人潮依然在这里，完整无缺的，死者在地下，生者在地上，相同的水花……他们前进，他们朝着巴士底前进，朝着革命、朝着未来前进；暴政将被打倒，不久就没有贫困，没有阶级，没有国界，没有战争，没有谋杀；代之而起的是正义、博爱、自由，不久，理智将统治世界，我的理智，一张白帆远飘天涯，人将获得闲暇、繁荣，他们将向大地索取财富，他们将建设巨大明亮的城市，我开拓森林，我披荆斩棘，在我手里抓的蓝一块、黄一块、绿一块的地球上，道路交错纵横，阳光普照着新耶路撒冷，在那里，穿白袍的人交换着和平的亲吻，他们围着篝火跳舞，他们在阴暗的店堂后间跺脚，他们坐在香气扑鼻的闺房议论，他们高高坐在靠椅上，慢条斯理地、低声地、大声地议论，他们高叫：“要报仇！”那边，黑黢黢的大街尽头是金红交辉的天堂，天堂里幸福像怒火一样光彩夺目；他们朝着这个天堂前进，他们走一步接近一步。我在平坦的原野上前进，一路上灯芯草分泌出滴滴水珠；我朝天涯走一步，天涯往后退一步，每天傍晚，天涯落下同一个太阳。
“《改革报》万岁!”
他们停在报馆窗下。阿尔芒出现在阳台上；他双手抓住铁栏杆，高声喊了几句，远处一座教堂在燃烧，火焰把广场上的石像染成血色。“安托纳·福斯卡万岁！”他们蹲在房顶上、树杈上叫：“路德万岁！”然后举杯庆贺。查理·马拉泰斯塔在笑，生命在燃烧；生命在卡莫纳、在沃尔姆斯、在根特、在明斯特、在巴黎，也就是在这里，在这一分钟，在活着的人、在会死的人心中燃烧。我在平坦的原野上踯躅，用脚探索冰冻的土地，四顾茫茫，举目无亲，像没有冬天、没有花朵的松柏一样死气沉沉。
他们又前进了，我心中在呼唤：“玛丽亚纳！”她会睁开眼睛来看，会伸出耳朵来听，她的心也会跳动；对她也是，黑黢黢的大街尽头，未来也会熊熊燃烧起来：自由、博爱。我闭上眼睛，她还是像我很久以前失去她时的那个模样，穿一件红黑条子长裙，修饰整齐的鬈发，恬静的笑容。“玛丽亚纳。”我看见了她；只见她紧紧挨在我身边，不胜害怕；她讨厌混乱、暴力、叫声，她会远离这些披头散发的女人，她会捂住耳朵不听这些野蛮的叫声；她梦想的是一场理性的革命。“玛丽亚纳。”我竭力在想：今天，她不同了，她会理解这样的人民，会爱他们，会习惯火药与死亡的气味。我望了洛拉一眼；她没戴帽子，头发湿的，围巾盘在肩上，两眼炯炯有光；这是洛拉，不是玛丽亚纳。若能留在这里，在我身边，玛丽亚纳就不成为她自己了。她凝固在过去的角落里，在她那个时代里。我没法把她——即使是她的形象——召回我的身边。
我抬起眼睛，看见没有月亮的夜空、灯火辉煌的房屋门面、树、还有周围的人群——她的同类。我知道联结世界与我的最后一根绳索刚才断了，这已不是玛丽亚纳的世界，我已不能用她的眼睛凝望这样的世界，她的目光已经完全隐熄了；即使在我的心中，她这颗心的跳动也停止了。“你会把我忘了。”这不是我把她忘了，是她飘离了这个世界，而我又走不出这个世界，是她飘离了我。在天空下、水面上、大地上留不下一点痕迹，在任何人心中留不下一点痕迹；哪儿都不空，也没有少了谁，到处是满满的。相同的水花，又各个不一样，一滴水也不缺。
他们在前进！他们在走近巴士底，队伍是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他们从大街小巷来，从大道的尽头来，他们从各个时代的尽头来，穿过卡莫纳的街道，根特、巴利亚多利德、明斯特的街道，从德意志、佛兰德、意大利、法兰西的大路来，步行的，骑马的，穿了牧民宽袖大褂、工作服、呢长袍的，还有披坚戴甲的；他们在前进，农民、工人、市民、流浪汉，抱着希望，含着愤怒，带着仇恨，怀着喜悦，眼睛盯着未来这个天堂；他们在前进，身后留下一条血与汗的行迹，在道路的石块上踩破了双脚，他们一步步往前进，天涯一步步向后退，每天傍晚，天涯落下同一个太阳；明天，一百年后，二十个世纪后，他们依然在前进，相同的水花，但各个不一样，天涯还是在他们面前后退，一天复一天，永远、永远，几世纪几世纪地踩踏着黑色原野，就像几世纪几世纪以来他们踩踏过的一样。
可是晚上，我把包裹撂在冰冻的土地上，点燃一堆火，躺了下来；我躺下是为了第二天重新出发。因而，有时候他们停止了。他们停在市政厅的广场上，高声大叫，朝天鸣枪，一个妇女站在炮架上高唱《马赛曲》：“共和国万岁！”国王刚才逊位，他们以为胜利在望，手里擎起满满的酒杯，他们在笑，卡特琳在笑，马拉泰斯塔在笑，佩尔戈拉的城墙在欢呼声中倒塌了，佛罗伦萨的教堂圆顶在太阳下光芒四射，大教堂钟楼敲起胜利的钟声。卡莫纳得救了，这就是和平。阿尔芒走近阳台；一长条横幅上，他们写了这几个粗体大字：共和国万岁！他们在窗前打开横幅，扔出一把传单，上面写了表示信仰与希望的句子；群众在欢呼：“共和国万岁！”“卡莫纳万岁！”卡莫纳失败了，这就是战争，我们无法攻入佛罗伦萨，只得转过身走了，我们心情沉重地离开空城佩尔戈拉，因戈尔施塔德的农民在自己点燃的大火中痛苦地扭动身子……我感到阿尔芒的手放在我肩上。
“我知道您在想些什么。”他说。
我们并肩站了好一会儿，一动不动，望着大喜若狂的群众。他们用战斧砍大红柱子，发出野蛮的叫声，他们跳舞，他们把婴儿的脑袋往墙上撞，篝火直冲夜空。他们拿火把扔进宫殿，街面染红了，旌旗在窗前飘扬，垂头耷脑的尸体挂在阳台上、挂在灯杆上晃动，害怕的尖叫，欢悦的呼声，死亡的乐曲，和平的颂歌，碰杯声，干戈声，呻吟声，笑声，一齐直冲云霄。然后陷入一片沉默。在打扫干净的广场上，家庭主妇来汲取每日的用水，她们摇着新生婴儿，纺织机又开始唧咔唧咔响了，梭子移过来移过去，死的死了，活的活着，卡莫纳屹立在山地上，像个大蘑菇一动不动，充斥于天地之间的是一股沉沉死气，直至爆发一场新的大火，一个新的声音，总是又一样又不一样的声音，在夜空中响起：“共和国万岁！”那个女人站在一座炮架上唱歌。
“明天还要进行战斗，”阿尔芒说，“但是今天，我们是征服者。不管发生什么，这是一场胜利。”
“是的。”
我望了他一眼。我望了斯比内尔和洛拉一眼。今天。这两个字对他们有一种意义。对他们，有一个过去，有一个未来，因而，也有一个现在。在流动的河流中间——自北向南——还是自东向西？——他在笑，我爱这个时刻！伊莎贝拉漫步走在花园里，阳光在华丽乌亮的家具上晃动，他含笑抚摸丝一般的胡子；在广场中间，竖起了火刑架，围着一群默祷的人，他们唱歌前进；他们把全部过去紧紧抱在胸前。老百姓以前喊叫：“打倒共和国！”他们也曾为此哭泣，就因为他们哭过，就因为他们此刻笑着，他们的胜利才是一场真正的胜利，未来对他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他们知道，明天他们又得重新开始坚持、拒绝、战斗；明天，他们又会重新开始的；今天，他们是征服者。他们彼此望着，共同笑着：“我们是征服者，”他们相互谈着；就因为他们彼此望着，相互谈着，他们知道自己既不是小飞虫，也不是蚂蚁，而是人，重要的是活着，是做征服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信念，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献出生命的代价；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真理。
我朝门口走去；我没法冒生命的危险，没法向他们微笑，我眼里永远流不出眼泪，心中永远点不燃烈火。一个无处存身的人，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是。我一步步朝天涯走去，天涯一步步往后退；水珠往空中喷去，又溅落地上，时光摧残时光，我双手永远是空的。一个陌生人，一个死人。他们是人，他们活着。我不属于他们同一类。我没有一丝希望。我跨出了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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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quis de la fayette(1757-183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早年参加北美独立战争。一七八九年，作为贵族等级代表参加三级会议，起草《人权宣言》。革命初期任国民军司令，属君主立宪派，复辟时期转为资产阶级自由分子反对派，参加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支持建立七月王朝。
即路易–菲力浦一世（louis-philippe d'orléans，(1773-1850），出身于波旁家族的一支旁系瓦卢瓦，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取得法国王位，建立七月王朝，一八四八年被推翻。
jean maximilien lamarque(1770-1832)，法国议会中自由派主要发言人之一。他的病逝成为一八三二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的导火线，后起义被镇压。
即今日的巴黎协和广场。
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相信古罗马的获释奴隶会佩戴弗里吉亚帽，因此这种帽子成为自由和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
armand carrel(1800-1836)，法国新闻记者，自由立宪派喉舌《国民报》创办人，七月王朝时投向反对派。
一八三四年，里昂丝织工人罢工，发展成暴动。内务部长梯也尔下令镇压，工人死伤六百余人。接着又发生一次起义，骚乱蔓延至巴黎，一分队士兵经过特朗斯诺南大街遭到攻击，于是在这条街上进行了大屠杀。
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三章，耶和华要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之手，领他们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今意为乐土、富饶之地。
françois guizot(1787-1874)，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七月王朝时期历任内阁部长、总理，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爆发，被迫去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