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担任英国数学家协会会长的在职演讲）

本次演讲的主题是技术教育。我想要考察技术教育的本质和它与人文教育 的关系。这种探索可以帮我们认识到国家技术培训系统成功运转所需要的条件。这也是数学老师们热议的问题，因为大多数技术课程都包括数学。

如果在我们的头脑中尚且没有设计出一个完美的理想，我们就开始讨论，那是不切实际的，无论我们制定的近期目标多么谦虚。

人们羞于谈论理想。因此，一位现代剧作家 [1] 通过一个疯子神父之口描绘了一种人类的理想状态：“在我的梦中，有这样一个国家：国家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人民，三位一体，一体三位；有这样一个国家：工作就是玩乐，玩乐就是生活，三位一体，一体三位；有这样一座教堂，神父就是拜神者，拜神者就是受拜者，三位一体，一体三位；有这样一个神性，众生都是人，众人都是神，三位一体，一体三位。简言之，那是一个疯子的梦。”

在这段话中，我所看重的那句话是“有这样一个国家：工作就是玩乐，玩乐就是生活”，这是技术教育的理想。这句话听起来不可思议，当我们用以此来观照生活现实的时候，看到的是长时间辛苦劳作的数百万劳工，他们疲倦、不满，心理上漠不关心；还有那些雇主——我并不是在做社会分析，但我想要使你们认同我的看法，社会现实与理想相去甚远。而且我们知道，如果一个雇主按“工作应该是玩乐”的原则来经营管理他的车间，不出一个星期他就会破产。

人类身上有这样一种苦难，无论是在神话故事里还是在现实里，那就是：想要生存就要流汗。但是理性和道德的直觉在这种苦难中看到了人类前进的基础。本笃会的僧侣们在劳动中是愉悦的，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可以让自己与上帝同在。

去掉神学的衣饰，其本质的思想是：工作应该伴随理智和道德的想象，这样工作就会转换成为一种乐趣，克服工作本身的疲惫和痛苦。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这个抽象的观念，按照个体的世界观，用更具体的形式来重述。按照你喜欢的方式，在细节上不要遗漏主要观点。不管你怎么表达，它始终是艰辛人间的唯一的真实的希望。这个希望，在技术教师的手中，在控制劳动阶层的活动的那些人手中。所以要重塑我们的民族，要每天都能够传递给劳动者那种精神，让他们像本笃会的僧侣们那样愉悦地劳动。

我们的国家目前迫切需要：大量有技能的工人、有发明天赋的人才和对新观念有敏锐感觉的雇主。

要达成这个结果有且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培养喜爱自己工作的工人、科研人员和雇主。按照我们对人性的认识，我们来想想这件事儿。一个疲倦而厌烦的工人，无论他的技能多娴熟，他会生产出大量一流的产品吗？他会限定自己的生产，糊弄自己的工作，逃避检查。在适应新方法时，他会适应得很慢。他会成为不满的焦点，满脑子不可实践的所谓革新想法，对真实的工作条件的没有共情的理解。麻烦的时代可能就会来到我们面前，如果你希望增加这种野蛮暴乱的机会，那就别去考虑什么本笃会的理想，就去推广技术教育就够了，到时社会就会得到其应有的惩罚。

其次，有发明天赋的人才在进行充满活力的工作时，需要愉快的精神活动作为条件。“需要是发明之母”是一句愚蠢的谚语；“需要是徒劳的伎俩之母”才更接近真理。现代发明的发展基础是科学，而科学几乎完全来自于使人愉悦的求知活动。

第三个阶层是雇主，他们应该锐意进取的。应该看到，成功的雇主才是人们要关注的重要人物，他们拥有世界各地的商业关系，并且已经是富裕的人。毫无疑问，商业永远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此消彼长之中。但是，如果全体的成功商业机构都在蒙受衰退的苦难，指望贸易繁荣就只是一场空。如果这些雇主认为，他们的生意不过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获取其他的不相干的机会，那么他们就缺乏让自己变得更机敏的刺激。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他们目前的经营的动力足以使他们继续下去，他们绝不会为不确定结果的新方法而烦恼。他们的心思在于生活的另一方面。对金钱的欲望产生的是吝啬而不是进取心。人类的希望，与其说在于那些以建医院为目标但是从事着令人厌烦的工作的人，还不如说在于那些热爱自己工作的制造商。

最后，只要雇主和工人在整体上认为他们是在从事着无情榨取公众钱财的活动，那么就不可能有工业和平的前景。从广阔的视野来认识自己的工作，从广阔的视野来认识提供的公共服务，这样才能建立起共情合作的唯一基础。

从这些讨论中可以得出结论，对于雇主和工人来说，有机会满足国家实践需要的技术教育或科技教育，必须孕育在自由精神之中。这种自由精神，在原理运用和提供服务方面应该被看作是技术教育真正的智力启蒙。因此，在技术教育中，几何与诗歌的作用并不亚于那旋转的车床。

我们用柏拉图 那神话般的形象来代表现代的人文教育，用圣本笃 的形象代表技术教育。我们不必烦恼，是否有资格不偏不倚地表述两位圣者的真实思想。在这里他们只不过是作为代表的象征性的人物来对照观念。我们根据柏拉图如今所唤起的那种文化类型来考察柏拉图。

从本质上说，柏拉图式的人文教育培养的是思想和审美欣赏。它传授的是思想的杰作，以及充满想象力的文学与艺术的杰作。它所关注的行动是指挥别人。它是一种需要闲暇的贵族教育。这种柏拉图式的理想对欧洲文明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它促进了艺术；它培养了无私 的求知精神，这种求知精神可以代表科学之源；它在物质力量面前维持了精神的尊严，那是一种要求思想自由的尊严。柏拉图并不像圣本笃那样难为自己，跟自己奴隶一起干活。但他仍是人类的解放者。他的文化类型对自由贵族有着特殊的鼓舞，欧洲就是从这个自由规则阶级那里得到了现在这种有序的自由。几百年来，从教皇尼古拉五世 到耶稣会 会士的书院、从耶稣会会士到近代英国公学的校长们，都全力支持了柏拉图的教育理想。

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教育。这种教育适合他们的智力发展类型，也适合他们生活的境况。但对这种教育的要求远不止于此。人们按照与这唯一的一种教育的相近程度来判断所有教育是否合适或有缺陷。

这种教育的实质是向受教育者传授关于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广博知识。这种教育培养的理想人才，他应熟悉人类写下的所有最优秀的作品，他将掌握世界上人们使用的主要语言，他该考察各个民族的兴衰成败，他得思考那些表达人类情感的诗章，他要阅读过优秀的戏剧和小说。他还得能把自己的思想基于一些主要的哲学，认真阅读过那些以风格明晰而著称的哲学家的作品。

很显然，如果要大致完成这个计划，他便不可能有时间去做任何其他事情，除非在他漫长的生命快要结束时。人们会想起卢奇安对话体作品里的一个人，因为他的计算：在一个人能合理地实践任何一种流行的道德伦理体系之前，他得花150年的时间去审查它们的凭证 。

这种理想的目标不是为人类提出的。人文教化绝不是指这样一种雄心勃勃的计划：完全掌握从亚洲到欧洲、从欧洲到美洲以至于全人类文明创造的各种文学作品。我们只需要选一小部分，但是要选最好的。如果一个人文教育中，包含色诺芬 ，遗漏孔夫子 ，我会对此表示怀疑。但是，我自己并没有从头到尾通读过它们。人文教育的宏大计划其实可以缩小，小到只学习几种重要语言的个别文学片段即可。

但是，对于人类精神的表述并不仅限于文学，还有各种其他的艺术形式，还有各种科学。教育必须以超越被动的方式接受他者观念的以往，主动创新的力量必须得加强。不幸的是，主动创新不是获得一点儿加强就够了：思想上的主动创新，行动中的主动创新，艺术中充满想象的主动创新 。而这三个方面，还各有许多分支。

学习的领域如此广大，而个人的生命却是如此短暂和琐碎。不论你是古典文化学者、科学家，还是校长，你都是一个无知的人。

有一种奇怪的错觉：一个人知道得越少，他的文化可能越完整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唯一的收获是更有可能是保持无意识的无知。就算是柏拉图，不读莎士比亚、不读牛顿，也不读达尔文，对于他来说也不可能是一种收获。近年来，人文教育的成就没有变得更糟糕。变化在于，人们已经发现了它的自以为是。

在我看来，没有一种学习可以说达到了理想的完美境地。即便排除掉会对此有影响的次要因素，也同样如此。柏拉图式的文化中，强调那种认知应是无私的智力鉴赏，这是一种心理错误。因果关系不可避免，我们在事件转变中的行动和意义都是根本的。当教育试图让智力或审美脱离基本事实，那么文明一定在衰落。从本质上说，文化应该是为了行动，其作用在于把劳动从盲目的辛劳中解脱出来。艺术的存在能使我们有愉悦的感觉。艺术可以丰富人的感官世界。

无私的科学求知欲是一种激情，它有序而理智地看待各种事件的关联。但这种求知的目标是使行动与思想紧密结合。这种重要的行动介入，在理论科学之中往往更容易被忽略。没有一个科学家仅仅是只想知道。科学工作者学习知识是为了满足他发现新事物的愿望。他不是为了解而去发现，他是为发现而了解。艺术和科学给艰苦的劳作带来劳动的享乐，这种乐趣因为指导意向的成功达成而产生。科学家和艺术家享受的也是这种乐趣。

把技术教育和人文教育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技术教育，如果缺失了人文教育就不可能完美。人文教育，如果不涉及技术教育，也不可能达成。也就是说，教育必传授技术和智力视野。用更简单的语言来概括：教育应该培养出这样的学生，他既会知识，又会做事。实践和理论的紧密结合对二者都有帮助。智力在真空中不能发挥最好的作用。创造性冲动的激励需要转化为实践，尤其对儿童更是如此。几何学与力学知识，辅以车间工场的实践，便可以实现这样的目标 。否则，数学就是一句废话。

在一个国家的教育系统中须有三种主要的方式，即文科课程、科学课程和技术课程。但其中的每一门课程都应该包括其他两门课程的内容。我的意思是，每种形式的教育都应该向学生传授技术、科学、对一般观念的分类以及审美鉴赏能力。学生在每一方面所受的训练，都应该由其他两方面的训练进行综合运用。即使是最有天赋的学生，由于时间的缺乏，也不可能在每一方面都得到充分发展。因此必须有所侧重。在某种艺术或者艺术性行业，审美训练是必须的要求，这种情况下技术课程中就会出现最直接的审美训练。这样的训练，对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也非常重要。

文科课程的教育方式是学习语言，即学习我们向别人表达想法时最常用的方法。需要掌握的技能，是言语表达的技能。需要掌握的科学，是研究语言的结构，以及分析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思想之间的关系。此外，语言和感情的微妙关系，书面语和口语所要求的感觉器官的高度发展，都会通过成功驾驭语言而唤起强烈的审美感。最后，世界的智慧在用语言创作的杰作中保留下来。

这样的课程具有同质的优点，它包含的所有各不相同的部分，彼此协调，互为补充。这种课程，一旦大体上建立起来，就会成为一种唯一完美的教育，对此我们几乎不觉得惊讶。它的失败在于过分强调语言的重要性。言语表达的种种重要性是如此突出，以致难于作出冷静的估量。最近几代人亲眼目睹了文学以及文学形式的表达的隐退，它们在知识生活中不再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为了真正成为大自然的仆人和臣子 ，仅仅有文学才能是不够的。

科学教育主要是一种训练观察自然现象的艺术，是关于一系列自然现象的知识和演绎法则。然而，正如在人文教育中一样，在科学教育中也受时间短缺的限制。有许多类型的自然现象，每类自然现象都有一门科学与之相应。这种科学有其独特的观察方式，也有其演绎种种法则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教育中，广泛地学习科学是不可能的，所能够做的是学习两三门密切相关的科学。因此，对那些狭隘的专业主义的控诉，强烈反对一切以科学为主的教育。显然，这种指责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这值得我们思考：在科学教育的限定以内，发扬这种教育的长处，避免这种危险。

这种讨论必须考虑到技术教育。技术教育大体上是训练这样一种艺术：运用知识生产物质产品，这种训练注重于手工技能，眼和手的协调动作，以及在控制构造过程中作出的判断。但判断力需要具备自然变化过程方面的知识，因为制造过程要用到这些知识。因此，在技术训练的某个阶段，需要学习科学知识。如果你把科学方面最小化，你将使它定义为科学专家专用的；假如你把科学方面最大化，你将把科学知识以某种程度传授给工人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把科学知识教给企业的主管们和经理们。

技术教育，在它的心智方面，并不仅仅与科学有关。它也可能是为了艺术家或艺术性工匠们的教育。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培养与这种教育有关的审美鉴赏力。

柏拉图式的文化罪恶的一面是对技术教育的完全忽略。技术教育是理想人生的完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忽略来自于两种极糟糕的对立，即精神与躯体的对立，以及思想与行动的对立。为了避免批评，我在这里要插一句，我完全知道：希腊人极为看重人的形体美和身体的运动，但是，他们价值观扭曲，这是奴隶制的报应。

在教学时，你一旦忘记你的学生是血肉之躯，那你就会遭遇失败——我把它当作一条教育公理。这正是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式课程所犯的错误。但是，就算在没有干草叉的困境里，人的天性仍然可以保持。在英国的教育中，天性被逐出教室后，她戴着一顶帽子和铃铛回到教室，表现出征服一切的运动精神 。

智力活动与人体之间有种种联系，分布在人体的各种感觉中。但这种联系主要集中于眼、耳、声音和手。感官和思想之间有一种协调，大脑活动与身体的创造性活动之间也有一种交互的作用。在这种交互作用中，手的作用特别重要。究竟是手创造了大脑，还是大脑创造了手？这是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手和大脑之间的联系肯定是密切的、互惠的。几百年里，一些特殊家庭中的人们不事手工，可手脑之间这种根深蒂固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衰退。

不运用手工技艺，导致贵族阶级的大脑昏昏欲睡。大脑的这种懒散只有通过运动才能减轻。因为运动时脑力活动会下降到最低程度，这时手工技艺也缺乏精细微妙 。必要的持续的写作与言说，对专业课的思想力量有着轻微的刺激作用。伟大的读者们，排斥其他活动，没有因为大脑的精妙而出类拔萃。他们往往都是胆怯而因循守旧的思想者。无疑，他们过多的知识超越了他们的思想能力，这是部分原因。还有部分原因是，他们缺乏来自手或声音的生产线活动对大脑的刺激。

在评价技术教育的重要性时，我们必须超越学习与书本学习之间那种排他性的关系。第一手知识是智慧生活的首要基础。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书本学习所得到的是第二手的信息，因此永远不具有那种即刻实践的重要意义。我们的目标是，把生活中的即刻事件看作我们一般思想的实例。博学的世界所提供的往往是少量二手的知识，用以说明从其他二手知识得来的思想。博学世界的这种二手货品性正是它的平庸的秘密所在。它是平庸的，因为它从未受到事实的检验 。弗朗西斯·培根 最重要的影响并不在于他表达了任何独特的归纳推理理论，而在于他领导了对二手信息的反叛。

科学教育的一个独特的优点是，它把思想建立在第一手知识的观察上；与此相应，技术教育的优点在于，它遵循我们内心深处的自然本能：将思想转化为手工技艺，将手工活动转化为思想。

科学所唤起的思维是逻辑思维。逻辑有两种：发现的逻辑和被发现物的逻辑。

发现的逻辑在于权衡概率。抛弃我们认为无关的细节，根据发生的事件来把一般原理进行分类，通过设计合适的实验来检测假设是否成立。这就是归纳的逻辑。

被发现的逻辑是对特殊事件的演绎。在一定条件下，特殊事件会发生，遵循我们假定的自然规律。因此在假定的自然规律被发现或被假定时，对它们的应用完全依靠演绎的逻辑。加入没有演绎的逻辑，科学就完全没用了，科学就成了一个从特殊上升到一般的枯燥游戏。除非我们能够把这个过程颠倒过来，从一般再下降到特殊。上升和下降，就像雅各天梯 上的天使一样。牛顿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立刻开始计算对地球对地球表面上一个苹果的引力，以及地球对月球的引力。我们要注意，如果没有演绎逻辑，就没有归纳逻辑。在牛顿归纳证实他的伟大定律时，他所做的大量的计算工作是必要的一步。

数学不过是演绎推理的艺术中比较复杂的部分，尤其是当它涉及到数字、量和空间。

在传授科学时，应该传授思维的艺术；即：形成清晰的概念以应用于第一手经验的艺术，凭借直觉来领悟一般性的真理的艺术，验证假设的艺术，以及将一般性的真理运用在特殊的、具有某种独特重要性的特定情况下的艺术。此外，还须要有科学阐述的能力，这样才能够突出重点，从一团纷乱的思想中清晰地梳理出有关的问题。

当一门科学或一小类科学做到如此教学，对思想的一般艺术给予了应有的关注，这时，我们在纠正科学的专门化方面就走了很长一段路了。最糟糕的那种科学教育，以一种或两种特定科学为基础的，就好像那样做非常必要似的。而且，教师在考试制度的影响下，往往只向学生灌输这些特定学科的狭隘的成果。重要的是，必须不断地发现方法的普适性，并将这种普适性与某一特定应用的特殊性进行对照。一个人如果只了解自己的学科，并以此作为这种学科特有的一套固定程序，那么，他实际上连那门科学都不懂。他缺乏思想的丰富性，不能很快领悟外来观念的关联。他将什么都不能发现，在实践应用中也会很愚蠢。

在特殊中显现一般性实现起来还是有难度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年龄较小的学生来说。教育的艺术从来不容易。克服种种困难，特别是初等教育中的困难，是值得最杰出的天才去为之努力的任务。这是培养人的灵魂的工作。

数学，如果教授得法，会成为循序渐进地渗透这种思想的一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数学的精髓永远是偏爱更一般的思想概念而抛弃更特殊的思想概念，偏爱一般的方法而抛弃特殊的方法。表达某一特殊问题的条件，我们可以用一个方程，但这个方程适用于不同学科中大量的其他问题。一般推理永远是最有力的推理，因为演绎推理的说服力就是抽象形式的特性。

我们仍需注意。如果数学只是让学生记住一般原理，我们将损害数学教育。学习一般原理也是用来解决特殊问题的，从根本上说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具体而特殊的，这才是重要的。因此，在处理数学问题时，你的结果再怎么具体都不过分；而你使用的方法，越一般越好。推理的本质过程是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如果没有一般性的概括归纳，就不存在推理；如果没有具体性，推理就不再重要了。

具体性是技术教育的力量所在。提醒大家注意，那些一般性之中非最高级别的，未必是具体事实。例如，2+2=4。比起 x + y = y + x ，2+2=4不够一般性。但“2+2=4”本身还是一般性的命题，仍是缺乏具体性的命题 [2] 。要获得具体的命题，就必须对涉及特殊事物的原理有直觉的知识。例如，你若对苹果有直接的感知或直觉的印象，那么“这两个苹果和那两个苹果加在一起是四个苹果”就是一个具体的命题。

技术教育是无可替代的，如果我们充分认识原理的目的在于运用它们，而不是将其作为空泛无意义的公式。仅仅做消极的观察是不够的。只有在创造中，你才会对生产出来的物体特性具有生动而深刻的理解。如果你想了解一种东西，就亲自去做，这是一条可靠的法则。这时，你的各种智力功能将处于活跃的状态，你的思维活动在转变为行动的过程中充满生动性。你的概念会变得有真情实感，这是因为你看见了这些概念和原理适用的范围。

在初等教育中，人们很久以来就在实施这条原则。教师通过教孩子们剪裁和分拣这样一些简单的手工操作，来使他们熟悉形状和颜色。尽管这样也很好，但这并不是我的意思。那是你思考之前的实际经验，是为了创造思想观念的先行经验，是一种非常好的训导。但技术教育还应该比这更丰富：这是你在思考时的创造性的经验，这种经验可以实现你的思想，这种经验教你学会协调行为和思想，这种经验使你联结思想与展望、展望与成就。技术教育提供理论，在理论失去效用之处还提供敏锐的洞察力。

我们不应把技术教育看作是完美的柏拉图文化的一种残缺的替代物，即看作一种不幸的、由于生活条件限制而必须进行的、有缺陷的训练。任何人能得到的，也不过就是不完全的知识和不完整的能力训练。然而，我们有三种主要的途径，去努力追求智力与性格的最佳平衡，这就是：文学文化之路，科学文化之路，技术文化之路。其中任何之一都不能孤立进行，否则会招致智力活动和性格方面的巨大损失。但把这三种途经机械混合，也会产生糟糕的结果，支离破碎的知识永远互不关联，或是得不到运用。我们已经注意到传统的人文教育中的这样一个优点：即它的各个部分之间相互协调。教育要关注的问题是保持主要的侧重点，无论是侧重文学、科学还是技术。同时，在不损失协调的情况下，在每一种教育内容中融入其他两种。

明确技术教育的问题，我们须要注意两个年龄：一个年龄是13岁，也就是小学毕业；另一个是17岁，如果初中学校课程中包括技术教育，这时，技术教育将结束。我知道，对于初等技术学校培养的技师来说，三年的课程是很常见的。另一方面，对于培养海军军官和一些管理层人才，需要花费的时间可能更长一点。我们需要考察这样一种掌控课程的原则——让17岁的年轻人能够掌握对社会和公众有用的专门技术。

孩子们应该从13岁开始接受手工技能训练，训练所占比例与其他课业活动相比要少一点儿。随后逐年增加，最终要占到较大比例。最重要的是，这种训练不应该过于专业化。那些精加工工序和车间操作技巧，它们适合某些特定工作的车间，应该到工厂车间去教授，而不应该成为学校课程的组成部分。那些知识，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工人一学就会。僵化是所有失败教育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把技术教育看成是向孩子们传授高度专业化的手工技能，那么技术教育注定要失败。国家需要一种劳动力的流动，不仅仅是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还有从一种专业化类型的工作转换到另一种相关范畴的部门做专业化的工作。我这么说可能容易引起误解，我并不是主张让人们不时地更换专业去做另一种工作。具体怎么样进行劳动力流动，这不是教育者要管的事儿，而是由行业组织机构负责。我只是要坚持这样的原则：受教育者接受训练的范围应该比他最后掌握的专业更广泛，他会因此而适应各种不同需要，这将对工人有利，对雇主有利，而且对国家有利。

在考察课程的智力方面时，我们必须以协调学习为原则。一般来说，与手工训练最直接相关的智力学习是科学的一些分支。实际上，会涉及不止一门学科。即使不是这样，也不可能窄化科学的学习变成单一而狭细的思想线。只要我们不把分类分得太细，就有可能根据所涉及的主导科学粗略地对技术追求进行分类。这样我们发现六个门类，即（1）几何技术，（2）机械技术，（3）物理技术，（4）化学技术，（5）生物技术，（6）商业和社会服务技术。

关于分类，除了各种从属的学科外，在大多数职业的培训中还须要强调专业化的学科。例如，我们可以把木工手艺、五金手艺以及其他许多艺术性的工艺算在几何技术中。同样，农业属于一种生物技术。烹饪行业如果包括提供饮食服务，或许可介于生物、物理和化学诸学科之间，尽管我不太确定。

商业和社会服务类学科的相关科学，有一些是代数学，包括算术和统计学，还有一些是地理学和历史学。但这部分学科在它们的学科相关程度上是不同的。无论如何，将技术学习按其与学科的关系进行准确分类，这是一个涉及细节的问题。基本要点在于，经过一定思考，有可能找到可以说明大部分职业的科学课程。而且，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理解，许多技术学校和初级工艺学校中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我们从科学转入文学时，考察技术教育的智力要素，我们注意到，许多情况下学习是介于两种学科之间的，例如，历史和地理。如果学习的是正确的历史和正确的地理，那么这两个学科在教育中是十分重要的。同样，对一般结果进行描述性解释的书籍，以及呈现各学科中一系列思想的书籍，也属于这一范畴。这类书应该部分是基于史实的，部分是对最终产生的主要思想的阐释。它们在教育中的价值取决于它们对心智的激励作用。绝不能因为科学的惊异来夸大它们，它们必须有一种广阔的视野。

不巧的是，在教育中，除语法学习外，人们很少考虑到文学内容。这里有一个历史原因：现代柏拉图式课程形成时，开启伟大的文学之门的钥匙是拉丁语和希腊语。但文学和语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早在亚历山大 的语法学家们出现之前，希腊文学的伟大时代就已经逝去。当今世界的各种人中，那些研究古典文学艺术的学者离伯利克里 时代的希腊人最为遥远。

仅就文学知识本身而言，并不特别重要。唯一重要的是这种知识是如何学习的。与文学知识相关的事实，其实也是无所谓的。文学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表达和扩展构成我们生活的那个想象的世界，表达和扩展我们内心的王国。因此，技术教育中涉及的文学应该努力使学生从文学欣赏中得到乐趣。学生们知道什么文学知识，这不重要；学生从文学欣赏中得愉悦，极其重要。在英国某些不得了的大学的直接指导下，学校的学生们读莎士比亚，然后参加莎士比亚戏剧课的考试——他们文学欣赏的乐趣受到了伤害。应该起诉这些大学犯有扼杀灵魂之罪。

有两种与精神有关的愉悦：创造的愉悦和放松的愉悦。它们并不一定是不相干的。职业的变动可能会带来极大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来自于上述两种形式的愉悦同时发生。文学鉴赏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创造。文学作品里的词句、它的音乐感、它引起的联想，都不过是刺激因素，它们所唤起的景象是我们自己造出的。没有任何人，就连那些天分超过我们的人也不行，能够使我们的生活充满活泼的生命，只有我们自己可以。除了那些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外，文学对于其他人也是一种放松。无论从事任何职业，人们在工作期间都会有压力，而阅读文学作品会是生活的另一面。在生活中，艺术也有跟文学同样的功能。

维持放松的快乐不需要外部条件，只要停止工作就行了。某些这样纯粹的放松是保持健康的必要条件。它的危险臭名昭著。在人们需要放松休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淹没在睡眠状态，而不是愉悦。创造性的愉悦是成功的努力所带来的结果，它需要主动的创造力的帮助才能得到。对于快节奏的工作和有独创性的成就来说，创造性愉悦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总是高速地生产，让那些工人没有恢复活力地工作，这是一种有害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或许会有暂时的成功，其后就不得不供养那些丧失了劳动力的工人。同样有害的是，爆发式的高强度劳动与纯放松的交替。完全的放松时期就是恶化的种子期，除非对此加以严格的控制。正常的再创造应该就是活动的改变，满足各种不同的渴望。游戏是提供了活动，但是它的重点跟放松无关，游戏所做的是让我们空虚。

正因如此，在一个健康有序的民族里，文学和艺术在生活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给经济生产付出的服务仅次于睡眠或食物。我并不是在谈论艺术家的培养，而是说作为健康生活的一个条件，要运用艺术。在身体的世界里，艺术就好像阳光一样。

我们一旦在头脑中摒弃了这样的观念，即知识才是迫切需要的 ，那么在帮助艺术乐趣的发展上，就不会特别困难或花费高昂 。可以定期让所有的学生到附近的剧院去，在这些剧院里，放映适合学生们看的戏剧。音乐会和电影院也是如此。图画对学生们的吸引力不太好说，但是如果学生们将读过的一些情景或观念有趣地用图画再现出来，或许会有吸引力。应该鼓励学生自己去进行艺术性的探索。首先应该培养学生朗读的艺术，可以读读艾迪生办的《旁观者》杂志上那些关于罗杰·德·柯弗雷的文章，那是可读性很强的散文典范。

艺术和文学赋予生命的活力并不只是一种间接影响，它们能直接带给我们想象。世界是宽广绵延、超越物质意识的传达，有着微妙的反应和情感的涌动。各民族之间竞争的终极问题，决定于工厂而不是战场。谁拥有大量训练有素、精力充沛的工人，谁在有利于成长的条件下工作，竞争的胜利就属于谁。有利于成长的条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是艺术。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想谈谈其他的问题。例如，提倡在所有的教育中都要包含一门外国语的学习。根据我的观察，这对于学习手工技艺的孩子们来说行得通。至于具体的原则，我在前面所讲的国民教育应该遵循的原则中已经充分阐述了。

总结一下，我愿再回到本笃会的思想，通过联结知识，劳动和道德力量，为人类挽救了古代世界逐渐消失的文明。我们面对的危险是：我们把日常事务视为邪恶的王国，认为身处其中，只有驱逐出理想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这种观念在我看来是一种谬论，已经被实践经验直接否定了。在教育中，这种错误的观念表现为在技术培训上的平庸。在黑暗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伟大的组织中体现崇高的理想，从而拯救了自己。不做缺乏独立性的模仿，大胆运用我们的创造能量，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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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自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的剧作《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john bull's other island ）。——译者注

[2] 怀特海在此处提醒大家注意什么是真正的具体，也就是要能够有直接的感知或直觉印象。比起 x + y = z 这个最高级的一般命题，2+2=4更特殊。但比起2+2=4，“这两个苹果和那两个苹果加在一起是四个苹果”是更特殊的命题，是具体性事实。一般性或特殊性是有级数差别的，2+2=4不是最高级的一般性命题，仍然不是具体命题。——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