舫船美人，铃木春信
一、“田沼政治”
侧用人政治的发展
德川吉宗隐退后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随着新任将军德川家重独裁势力的减弱，在他还是嗣子时就侍奉在他身边的近臣中，开始有强权者走上历史舞台。从享保改革中期开始，德川吉宗培养了以财政官员勘定方为核心的封建官僚队伍，以支持和加强德川吉宗的亲政制度。勘定方和侧用人虽然同属于事务性官僚——役方 阶层，但是在政治发言权上，侧用人势力更强。他们以将军的专制权力为背景，甚至凌驾于将军之上推动侧用人政治的发展。德川吉宗隐退后不久，老中松平乘邑的突然免职和受罚就暗示了这一倾向。
在德川家重的近臣中，最先得势的是大冈忠光。他虽称不上是手腕高超的政治家，但善于察言观色，是唯一能从口齿不清的德川家重的表情和动作中猜测其意之人。因此他很受德川家重的器重，顺利被提拔为大名，又从若年寄升至侧用人，权势威震一方。当权势集于一人时，势必会滋生收受贿赂的风气，扰乱官僚体制。1755年（宝历五年），幕府财政收支失衡，各衙门虽制定了经费预算制度，但收效甚微。德川吉宗处心积虑重建财政的努力也化为乌有。1760年（宝历十年），大冈忠光因病辞职，没人为其传达旨意的德川家重因此成了废人，只好把将军的位子让给长子德川家治，自己也在不久后辞世。
第十代将军德川家治曾被祖父德川吉宗寄予厚望，但他生性敏感多疑，讨厌和老中长时间谈话，因此多由小姓御家人居中处理政务。其中，田沼意次天资聪颖，颇有才气，逐渐在将军近臣中崭露头角。不久后，田沼意次便位列大名，成为将军侧用人，并于1772年（安永元年）升任老中。同时，其子田沼意知也爬上若年寄之位，父子二人自此权倾朝野。一步登天的田沼意次要想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将将军的信任拢于一身。为此，他拉拢大奥势力，不惜一掷千金，最终成功博得了将军的信任。同时，田沼意次还与将军同族的幕府高官进行政治联姻，巩固自家势力。另一方面，他还为想在幕府中谋取高官要职的大名、旗本积极斡旋，为其出卖人情。而对于那些不迎合自己的势力，田沼意次则打击报复，不惜置对方于死地。
田沼政治当然存在权钱交易。当时，想当长崎奉行要花两千两，想当负责监察的“目付”需要一千两，想谋取老中等高位要花费更多钱财。田沼时代之所以被诟病为政治腐败、道德沦丧，原因就在于田沼意次将这种权钱交易正当化了。田沼意次的话语鲜明地表达了他的信念——“金银可贵，甚至贵于性命。如有人为得官而奉其宝，则忠心可鉴。志向之厚薄在于音信之多寡……予每日登城为国事操劳，片刻不得安宁。唯有退朝后，见我邸长廊下诸家金银堆积如山，方能慰意。”（《江都见闻集》）
田沼意次的身上丝毫看不到视金银如粪土的武士道德意识——“贱货思想”。他所推崇的拜金主义致使士风颓废，因此自然会成为谱代势力的攻击对象。同时这也是田沼政治与商业资本积极合作带来的结果。
聚集在田沼意次门下的，不仅有野心勃勃的大名、旗本、町人，还有不知底细的浪人、靠投机取巧和诈骗牟取利益的人。兰学家平贺源内不顾藩主高松侯的劝阻，执意接近田沼意次；《赤虾夷风说考》的作者工藤平助托关系向田沼意次毛遂自荐，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田沼意次的公用人 三浦庄二是备后福山藩大庄屋的弟弟。据说1786年（天明六年）时，三浦家参与了福山藩的农民大起义。由此可知，三浦庄二也是从农民晋升起来的。田沼意次出身寒门，他并不介意与这类人接触。
殖产兴业政策
田沼意次将施政重点放在了积极推进殖产兴业的政策上，这也是享保改革后半段的主要特征。他没有放弃控制财政支出、提倡节俭的复古主义财政路线，同时又注重增加幕府的财政收入。为了增征年贡大米，他沿袭了享保年间的政策，通过幕府拨款和大阪、江户豪商出资来筹资、兴修下总手贺沼和印旗沼的排水工程，不过工程最终并未取得成功。这一时期的商品生产比享保时期向前迈了一大步，因此比起增征年贡大米，田沼意次更注重汲取商品生产的成果。
这主要表现在田沼意次积极批准成立仲间、征收运上金和冥加金等方面。田沼时代批准成立的行会数量最多，仅天明年间成立的行会就多达130种。田沼意次还允许在乡町和农村的经营者成立株仲间，以此对其进行控制。
田沼意次采取这一方针的目的在于，通过大城市的特权株仲间来控制地方上的商品生产。因此，田沼意次势必会遭到新兴商人和生产者的强烈抵制。前面提到的大阪棉花批发商在平野、大阪、堺设立皮棉期货交易所。对此，以平野乡为首的摄津、河内、和泉三藩在乡町和农村发起了激烈的反对运动。最终，大阪与平野乡在1787年（天明七年）、堺在第二年废除了上述交易所。
在幕府的支持下，大阪的商业资本开始向身边的市民发起“攻势”。1767年（明和四年），大阪富商中的有志之士以支付950两冥加银为条件，获准设立“家质奥印差配所”。大阪三乡及附近村子的町人、百姓在抵押宅院和各类股份时，需要得到家质奥印差配所的章印并向其支付手续费。市民对此愤怒不已，于翌年发起捣毁暴动，差配所最终被废止。正是在这一时期，绘草纸《梅花二王之门》出版刊行，描绘了支持暴动的仁王身先士卒，领导人们揭竿起义的故事。不过不久之后，该书便被定性为了禁书。
北关东地区养蚕业发达，逐渐在丝绸市场崭露头角，这引起了幕府的关注。1781年（天明元年），幕府采纳批发商的建议，在武藏、上野两藩的47个市场设立“绢丝改役所”，企图借改善绢丝质量之名收取回扣。对此，商人们齐心协力，拒绝进行绢丝交易。失去买主的丝绢生产者群情激愤，发动了席卷整个北关东地区的暴动。迫于压力，幕府只好撤销了绢丝改役所。享保改革时，商品生产者也曾发动暴动，但是跟这次暴动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此次暴动形式之严峻正好清晰地反映了田沼政治的基本意图所在。
不只是行会和市场，在稀缺产品方面，田沼政权还让特权商人以座或交易所的形式设立垄断集货机构，征收运上金。以矿物、药物为主要对象，银座、铜座、铁座、黄铜座、人参座、龙脑座、朱（朱砂）座、明矾交易所、石灰交易所、硫磺批发组织纷纷设立。其中，铜作为铸造钱币的材料和长崎贸易中的支付手段格外受到重视。因此这一时期与德川家康时代一样，采矿活动颇为繁盛。
田沼意次的货币政策是在金、银座町人的推动下实施的，这一点和之前的情况基本相同。而不同之处在于，其目的是在实行殖产兴业政策的同时刺激市场活力。明和五匁银和南镣二朱银是日本最早的有标识的银币，尤其是后者成色优良，在市场上广泛流通。但是由于南镣二朱银的滥发，上方黄金价格不断下跌，江户的黄金行情随之波动剧烈。在钱币方面，由于粗制滥造的铁钱、黄铜四文钱发行量巨大，因此自安永末年开始，黄金一两竟能兑换六贯文以上的钱币。普通民众成了钱币暴跌的最大受害者。对此，幕府不惜大量进口外国钱币，以此为原料重铸钱币，继续贯彻增加货币量以调节供求关系的路线。不可否认的是，商品流通量的增大确实使当时的物价变动没有像宝永、正德、享保年间那样剧烈。
贸易政策
贸易政策也是田沼政治的一个闪光点。政策规定，长崎贸易不再使用银币，而使用铜钱进行支付。而且三成的货款要用海参、鲍鱼干等俵物以及海带等海产品支付。从这一时期开始，幕府正式鼓励生产俵物，将俵物当作贡租品，派遣承包商到俵物的主产地——虾夷地和日本东北地区直接采购。东北各藩还奖励当地人从事海产品的生产，实现增产。但是，由于幕府实行垄断政策，致使幕府与各藩在这一问题上产生对立，幕府的海产品采购工作也陷入停滞状态。对此，幕府于1785年（天明五年）解散了承包商行会，将相关事宜交给“长崎俵物役所”代替自己掌控俵物生产、收购、出口的全过程。然而，这一措施加深了海产品生产者即渔民与藩、批发商之间的利害冲突，特别是激化了东北各藩与幕府之间、渔民与各藩之间的矛盾。
当时走私贸易猖獗，为了抑制这一势头，田沼意次采纳工藤平助的建议，与俄国开展贸易，将所得收益用于虾夷地的开发，并派遣官员到虾夷地进行调查。不过，田沼意次的下台导致这一计划并未付诸实践。从表面上看，对俄贸易有悖于闭关锁国的祖法，因此实施这一计划并非易事。但尽管如此，田沼意次依然勾画了这幅蓝图。而这也意味着日本国内的商品流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这让田沼意次深感闭关锁国政策的制约和国内市场的狭小。走私贸易，实际上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资本动向。
武士道德意识的变化与城市新风俗
田沼时代，幕府将大胆的经济政策与商业资本相结合，而这也引发了社会的巨大变动。在幕府官僚机构中，役方阶层的势力明显压过了番方势力。与此同时，此时人们的道德意识也与江户前期迥然不同。
“人世间，原本就是如此，要问我相信什么，我也不知道”（《尘冢谈》），在以门阀构筑起来的官僚机构中，这种老好人的态度才是官员们明哲保身的方法。而这一点也与贪污受贿行为紧密相连，互为表里。“合乎身份地致力国事，凡事力争第一，厌恶利欲之人，而今却穷困潦倒”（《世事见闻录》）这句话深刻揭示了旧式武士伦理的消亡。当时社会上流行这样一首打油诗：“生逢其时的，是极尽哀乐之人、骄奢淫逸之人、偷偷卖身的艺人、欺诈投机的商人。生不逢时的，是武艺、学问、御番众 、不屑奉承之人。”平贺源内也指出：“武士、町人皆沉迷于戏剧艺人的婀娜姿态，世风浮躁。”（《平贺鸠溪实记》）这一风气尤见于居住在江户的旗本、御家人之间。
生活困窘带来的绝望和无助是造成武士士风败坏的原因之一。不少贫穷的旗本、御家人向札差大量借款，只能靠抵押俸禄藏米来还债、靠干零活来勉强糊口。民众甚至冷嘲热讽：“人中武士竟要向藏宿借钱。”手头拮据的武士在妓院中也不受待见，有讽刺之言如“人中武士竟遭倾城（妓女）嫌弃。”（《柳多留》）将武士阶层逼入窘境的不仅有札差，还有由盲人发放的高利贷“座头金”。有打油诗讽刺道：“近年世上多见的，有零落武士、乞讨旗本、火灾夜盗、放贷座头、破产之家。”
早在享保改革时期，旗本就在奉行所中高声嘲笑过老中，甚至对将军也是冷嘲热讽。而到如今，这种现象更为严重。在私生活上，武士胡作非为，赌博、敲诈、打架、盗窃、杀人无所不作，流连妓院时甚至对妓女劫财劫色。在家庭生活上，武士妻女与人通奸的现象尤其值得关注。1785年（天明五年），俸禄四千五百石的大旗本藤枝外记与吉原妓女在百姓家的仓库中殉情。对此，有俗谣讽刺道：“与君一夜销魂？还是珍惜五千石？五千石算甚，还是与君销魂。”这充分表明，武士无法安于封建伦理道德，彻底混乱的武士道也无法深入百姓人心。
田沼时代，江户文化迅速发展。进入兴盛期时，江户文化甚至取代了上方文化 的地位。而幕府放漫不羁的政治方针也助长了这一势头，使得城市风俗面目一新。
大城市风俗的流行起源于妓院和戏院。各藩都有驻江户办事处，这里的官员美其名曰业务接待，却在妓院挥霍公款。而不顾旗本、御家人的拮据，靠向其发放高利贷牟利的札差等町人也在这里过上了名为“藏前风”的奢靡生活，成为这里的座上宾，养得吉原等风月场盆满钵满。深谙游乐之道的十八大通 大多为札差，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歌舞伎“十八番”中“助六”的原型——大口屋晓雨。他身穿窄袖小口、绣着家徽的黑色和服，胯别黑鲛刀鞘的长刀，腰挂印笼，脚踏别有银搭扣的袜子和木屐，一踏进吉原的大门，中町（贯穿吉原勾栏的中央街道）两侧茶屋的女人们便笑脸相迎，殷勤招待这位福神。
买卖兴隆的不只吉原勾栏。此前私娼被禁止在赤坂冰川明神社境内接客，但田沼主政后默许她们接客，还向她们征税。之后，汤岛、茅场町等江户各地涌现诸多冈场所，致使吉原日渐衰落。俳名为“路考”的歌舞伎著名女角男演员二世濑川菊之丞颇受欢迎，甚至掀起一股“路考风”。他的发型、发饰、妆容、帽子、衣服、鞋袜等物尽显风流奢华之风，成为当时众人追捧的对象。
天明大饥馑和“米骚动”
然而最重要的是，都市武士和大町人的享乐生活是建立在牺牲农村利益的基础之上的。正如“大都会之人脑满肠肥，体格健壮，血气十足；边鄙远国之穷民劳顿疲惫，面带忧愁，以泪洗面”（《世事见闻录》）所说，随着田沼时代商品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农民阶层也在进一步瓦解。
特别是这一时期自然灾害的频发加剧了农民阶层的分化。明和七至八年（1770——1771），各藩遭遇旱魃。翌年，江户发生火灾，各藩遭遇洪涝灾害，官方因此将年号改为“安永”。但此后天灾依旧不断。当时社会上有歌谣讽刺道：“年号安永不安永，物价高涨令人厌。”
1783年（天明三年），在浅间山大喷发的预兆下，天明大饥馑拉开序幕，史称“卯岁饥馑”。这场成为后世漫长岁月里经久不衰话题的大饥馑持续数年，波及全国各地，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日本东北地区受灾尤为严重。饿死者、患传染病致死者多达数十万。百姓饥饿难耐，吃光死尸后互相残杀而食，世间俨然一幅地狱般的景象。幕府、各藩出台的措施只是隔靴搔痒，收效甚微。据说当时“饿死者均为百姓、町人，官吏无一人饿死。”（清水文弥《乡土史话》）
饥馑肆虐又带来大城市的米价暴涨。江户零售市场平时能以一百文钱买到一升大米，到了1787年（天明七年）时只能买到三至四合（合，升的十分之一）。1783年（天明三年），大阪首先爆发抢米风潮“米骚动”。1787年，江户也发生了米骚动，并于翌年波及京都。两三年间，全国主要城市都爆发了米骚动。在米骚动中，江户的捣毁暴动尤为严重，整个城市陷入长达四天的无政府状态，此次暴动也成为江户幕府开设以来的大事件。财政方面，1782年幕府纳米约六万石、纳金约十一万两，1783年纳米六万石、纳金约三十万两，明显出现赤字状况。
天明大饥馑，《凶荒图录》
饥饿的农民四处寻找食物。
在覆盖全社会的危机激化下，很早以前就反感田沼意次的亲藩和谱代大名对其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批判。1784年，田沼意次之子田沼意知因私怨被佐野善左卫门杀害。当时的人们把佐野善左卫门称成“改世大明神”，世间一片喝彩。想必田沼意次的政敌也都持有同样的看法。在那之后的两年里，田沼意次虽然还在主政，但其庇护人德川家治将军一死，他便立刻被赶下了政治舞台。
封建制度危机以及知识分子的立场
田沼时代，封建制度的结构性危机凸显让统治者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意识。
德川吉宗曾说：“我有心得，居其上，难闻下事。居其下，易疑上事。故政事不分大小，任其些小细微，也不易遮掩。”（《德川实纪》）可见，统治者已经开始对“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专制体制产生了怀疑，但此时还不足以称为危机意识。
到了宝历年间（1751——1763），有人开始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在幕府官吏面前明确指出封建制度的危机。宝历事件中的被告竹内式部就是其中之一。竹内式部潜心钻研垂加神道，在下层公卿的斡旋下，竹内式部得到了向桃园天皇侍讲垂加神道的机会。保守派上层公卿将此事汇报给了幕府，想借此压制下层公卿。再加上神道各派纷争不断，最终酿成了宝历事件。事件后，竹内式部被处重流放 。在法庭上，官吏问他是否认为当今天下很危险，竹内式部果敢回答：“天下危在旦夕。”（《纠问次第》）这句话让在场的幕府官吏大惊失色。同一时期，安藤昌益思想成形。1758年（宝历八年），马场文耕因《平假名森之滴》一书暗讽幕府镇压宝历年间的美浓起义而被问斩。而这两人的思想和立场也都与竹内式部密切相关。1767年（明和四年），因参与明和事件 被判处死刑的军学家山县大弍的思想距否定幕府统治只有一步之遥。1768年（明和五年），米泽藩侍医藁科贞祐发出警告：“稍微催缴年贡百姓都会痛苦不堪，日久必生变故……天下暴乱四起……此非天下大乱之兆？实乃我藩主小心防范之事。”国学家本居宣长也指出，农民起义、捣毁暴动的激化“都是上面的过失”（《秘本玉匣》）。在天明大饥馑最严重的时候，洋学家杉田玄白曾断言：“领主、地头日渐衰微，似有下级掌权之势。”（《后见草》）
1786年（天明六年）至翌年，备后福山藩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领导这次起义的秘密组织太平组要求废除棉花专卖制、减免年贡。此次起义基本达成了预期的目标，而且据说无一人牺牲。这些农民斗争取得的进步让有识之士颇为感慨。
二、各藩改革
江户后期的藩政改革
田沼时代，各藩和江户幕府面临着同样的现实问题，只不过各藩内部的生产情况以及与之相应的政策各有不同而已。各藩都将改革重点放在政治统筹上，其目的是掌控发展起来的农村商品经济。江户后期的“明君”之一——肥后熊本藩主细川重贤施行宝历改革的重点也是如此。
肥后领内土地生产力较低，农民贡租占收获量的六成以上。自享保年间（1716——1734）起，熊本藩人口增长停滞，农民阶层分化严重。而且，熊本藩的财政问题严峻，不偿还大名贷的案例数在各藩中名列第一。熊本藩“家风不正”（《町人考见录》），以至于鸿池拒绝为其销售货物。在这种情况下，1747年（延享四年）就任的藩主细川重贤痛感必须采取不同以往的改革方针。首先，他在改革中依靠的不是门阀上层势力，而是中级藩士阶层，其代表人物堀胜名（通称“平太左卫门”）位居改革中心。同时，细川重贤还制定了“世减法”，为有功劳的下层藩士打开晋升之路。
贡租的增收已经冲顶，因此细川重贤耗费1757年（宝历七年）至1769年（明和六年）的十三年时间实施领内总检地。通过这一措施，细川重贤将地主应得的份额纳入贡租，采取定免制，引进金纳乡士制度（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成为乡士），以此稳定藩内收入。
不过，肥后熊本藩改革的新意在于殖产兴业。熊本藩奖励养蚕业和丝织业，引进京都西阵的纺织技术，并在藩内积极推广和普及，让农民以此为副业。然而，由于桑树的生长不尽如人意，因此这一计划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另外，农民还被要求在所有的空地上见缝插针地种植蜡的原料野漆树和纸的原料楮树。但是，这些收益几乎都被藩内的国产交易所“栌方”侵吞，农民没有得到任何实惠。栌方还在各衙门开展高利贷业务，美其名曰“货殖”，从领内特权商人手中获得抵押，以此为条件允许他们发行票据，使藩国可以从中赚取利差。然而，商人们滥发空头票据的行为给藩内商品流通带来混乱。1802年（享和二年），下级藩士与商人、农民一同发起大暴动。藩内财政因此越发不稳，再次陷入债务违约的困局。至1812年（文化九年），熊本藩的财政赤字竟高达九十万两。
细川重贤因此改弦更张，将改革理念转换为儒学的教化主义，开设藩校时习馆，奖励人们钻研学问，废除水牢和流放等刑罚，让囚犯从事各项工作，将其劳动工资充作出狱后的生活费。
由于藩内财政十分严峻，仅靠征收产品贡租无以为继，因此细川重贤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与城下町商人共享收益。这也是本次改革的最大亮点。然而，这一政策因屡遭生产者和农村商人的抵制而摇摆不定。1783年（天明三年），古河古松轩 扮作修验者 考察熊本藩领地后指出：“他藩赞誉此藩主为贤君，吾亦听说经济官吏堀平太左卫门为良臣……然私以为其不施仁政。”（《西游杂记》）这一事件充分表明所谓“明君”“贤相”的评判水分较多，不能全信。
《日暮砚》一书盛赞信州松代藩家老恩田木工的改革，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初代藩主真田信之坐拥十万石领地，死时留下三十万两丰厚财产。可惜的是，松代藩与其他藩一样，在四五年间就将初代藩主的遗产挥霍殆尽，至宽文年间终于陷入慢性的财政困窘之中。对此，藩内加重了对农民的苛税，越级上诉事件“二斗八骚动”也由此爆发。至藩主真田信弘一代，他响应幕府享保改革号召，实行财政紧缩政策，财政状况暂时好转。然而好景不长，1740年（元文五年）松代藩的财政状况再次出现混乱，藩内举债飞升至一万八千六百余两。1750年（宽延三年），藩主新招门客田村半右卫门废除检见法和宗门改制度，下令增收百分之十五的年贡。只要缴清年贡，赌博、偷盗一概不予过问。结果，这一政策引发了史称“田村骚动”的农民起义，田村半右卫门因此被赶下台。据说，田村半右卫门是忠臣藏故事中的著名人物大野九郎兵卫之子，是落魄的郡左卫门，也是田沼意次的小型翻版人物。
信州松代藩藩政极度紊乱，为了摆脱危机，藩起用了恩田木工。在《日暮砚》一书中，恩田一家节衣缩食，对领内民众言必信，行必果；为官清廉，从不受贿；绝不强制提前缴纳年贡，承诺不向町人征收御用金 ，但又建议百姓不要欠缴年贡。恩田木工的主要改革内容是整理并废除一部分旧杂税，将贡租改为每月以现金缴纳，债务和年贡未缴纳的部分分年偿还。
恩田木工的改革以信赏必罚为纲领，对反对改革的保守派采取宽容的态度。这一点也使得此次改革并未遭到较大阻力。不过诚如《日暮砚》所言，虽然恩田木工为改革倾注一腔热血，但财政状况丝毫没有好转的兆头，领内也并未因此富裕起来。之后，藩内财政依然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沿用御用金政策来弥补财政赤字。
江户后期的御家骚动
江户后期，除熊本藩、松代藩外，改革也在其他许多藩进行。与此同时，御家骚动也在各地爆发，且性质与江户初期有所不同。江户初期正处于藩制确立阶段，藩主一门和谱代老臣会为了争夺藩主位子大打出手。而今，为了解决藩政问题，上层藩士和中层以下藩士会在财政、经济政策上展开激烈交锋。松代藩的田村半右卫门门第低下，家史不长，却受到重用，主持藩内的财政工作，这种现象在其他藩也比比皆是。加贺藩的御家骚动从元禄年间持续至宝历年间，长达三十年之久，对立双方分别是茶坊主 出身的大槻长元（又名“大槻内藏允”），以及藩主一门和老臣。宝历年间秋田藩发生御家骚动，其性质与加贺藩大同小异。在财政拮据的中小藩中，御家骚动的情况更为严重。三河冈崎藩的水野氏也不例外。
在谱代大名中，水野氏与酒井、榊原、井伊、本多等氏族一样，与幕府保持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在享保改革中，水野忠之曾担任胜手挂老中负责财政工作。以天保改革的主角水野忠邦为代表，水野氏涌现了许多在幕府担任要职的藩主。在这类藩中，藩主普遍无法专心于藩内政务，一般将其委任给门阀老臣。冈崎藩领地规模五万石，其中包括棉花等商品生产较为发达的三河地区。不过由于农民负担沉重，境内的矢作川又频发水灾，因此藩内经济始终处于凋敝状态。再加上老臣阶层采取的保守经济政策，使得藩内财政和藩士的生活水平慢性恶化，农民起义、下级藩士出逃案例层出不穷。
1737年（元文二年），年仅14岁的水野忠辰就任藩主，痛下决心进行改革。他推行彻底的财政紧缩政策，压缩藩内财政支出，将自己一天的饭费减少到一百文钱以作表率。这些措施很快收到了成效，藩内财政甚至能够盈余五万两左右。同时，水野忠辰还在中下层藩士的继承制度上进行改革，为他们开辟晋升道路。他从名为“步头”“小纳户”的中级藩士中选拔人才，加强侧近实力，打破三名家老和年寄对藩政的垄断，与近臣联手革新藩政。水野忠辰醉心儒学，提倡“仁政”，停止向藩士征借知行和俸禄，向农民承诺减免一半贡租，为改革廓清道路。
然而，改革尚处在起步阶段就立刻招来老臣阶层的强烈反对。他们集体拒绝处理政务，逼迫水野忠辰处罚身边近臣。对此，水野忠辰表示如果反对，自己唯有切腹自尽。可即便如此，老臣依然拒不退步，称如果这是为了水野氏，那也是不得已的。最终，无可奈何的水野忠辰放逐了侧近家臣。改革受挫的水野忠辰心灰意冷，悠游放荡，奢靡腐化，丝毫不见从前的影子。水野忠辰的生母顺性院也悲痛欲绝，最终自杀身亡。
1751年（宝历元年），老臣强行将水野忠辰软禁，向幕府报告称水野忠辰精神失常，逼迫水野忠辰隐退。水野忠辰愤愤不平，不停大喊道，如果我失当至此，为何此前无人劝谏！翌年，幽禁中的水野忠辰去世，年仅29岁。民间有首打油诗如此唱道：“监物 假手弑君父，家老年寄杀少主。”当时，藩主水野忠辰的官职是大监物。这首讽刺藩内骚动的打油诗说的是，如果说水野忠辰杀了自己的君父，那么家老、年寄则杀害了自己的主子。
三、新学问和新思想
国学的成立
田沼时代，幕藩体制的主体结构开始动摇，学者、浪人等知识分子阶层开始感受到封建社会的危机。但另一方面，田沼时代又是孕育新学问和新思想的沃土。萌芽于元禄时期的国学在这一时期正式形成正得益于上述环境。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决定作用的是贺茂真渊及其门人本居宣长。
贺茂真渊是远江滨松的神官之子，师从荷田春满，之后来到江户开办名为“县居”的私塾，门人众多。国学的中心也随着贺茂真渊从大阪、京都地区转移至政治中心江户，这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前的国学相比，贺茂真渊的国学学问取得了巨大进步。他在国学各领域硕果累累：其一，研究日本歌学，代表作有《万叶考》《冠辞考》等；其二，研究物语文学，代表作有《伊势物语大意》《源氏物语新释》等；其三，研究古道（指日本神道），著有《国意考》。贺茂真渊将之前分散的国学研究整合为完整的学问系统，在国学形成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贺茂真渊认为儒、佛二教传到日本导致日本古道丧失殆尽。他主张将儒学和佛教因素从日本古道中剔除，依照古例施行日本固有的神代之道。他赞美“直抒胸臆”（《歌意考》）的万叶和歌，认为这是“男子汉的风采”（《新学》）。由此可见，贺茂真渊从文学理论肯定、强调了日本国学的感情主义。
贺茂真渊否定了儒学在日本国学中的作用，这也无意中加强了对封建道德说教的批判。诚然，徂徕学对贺茂真渊的思维方式产生过重大影响，但贺茂真渊认为，自然无为的老庄之道才最符合神道的精神实质，他强烈拒绝理性思考，为神秘主义开启一扇大门。不过，贺茂真渊主张日本自古以来就有自我之道，这其实是对儒学的借鉴。
贺茂真渊门下人才辈出，其中最有实力、能够继承其衣钵的非本居宣长莫属。本居宣长生于伊势松阪的棉花批发商之家，决定其学问性质的，恰好是他出生的、与农村产地毗邻的商业城市松阪，而且还是松阪的棉花批发商家庭。新兴批发商具有灵活的经营头脑，再加上从事医生这一职业，本居宣长的社会视野变得更加开阔。本居宣长的学问领域比贺茂真渊更宽广，主要分为以下三类：其一，文学理论研究，代表作有《源氏物语玉小栉》《紫文要领》《石上私淑言》等；其二，提倡古道说，代表作有《古事记传》《驭戎慨言》《直毘灵》等；其三，研究古语，代表作有《词玉绪》《玉霰》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名为“铃屋”的书斋中，耗费三十余年的心血写就了四十九卷的《古事记传》。
本居宣长指出，文学的本质是心灵与外物碰撞时的自然状态，并非为了悟道或劝善惩恶等目的而存在。他还说：“人欲非天理。”（《直毘灵》）这表明他从肯定感情主义的文学理念出发，萌生了一种自然主义的快乐学说。本居宣长还提出“物哀”理论，以此寻求平安时期贵族文学中人最极致的真情。徂徕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被统治阶级的心情，另一方面又主张统治阶级应该用礼乐来统治他们。而本居宣长则不同，他在充分契合民众心情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物哀”的世界。
本居宣长通过钻研《古事记》，将古道说发展成为系统的复古神道。不过，这些研究首先是建立在他坚信《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所记载的都是事实，认为应该毫无批判地遵从神所创造的道这一基础之上的。因此，他认为“今日之行只须时时遵守公之御定，即神道也”（《葛花》），以此对幕府的政治予以了肯定。本居宣长虽然在其政治经济学著作《秘本玉匣》中尖锐地批判了田沼意次的政策措施，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列举一些让国君引以为戒的现象，以供施政参考而已。本居宣长的阶级并没能超越“被统治的上层阶级”“封建制度下的寄生地主和富商”这一框架。也正因如此，他的学说才会得到武士、町人、地主、神官、僧侣等诸多阶层的支持。
安藤昌益的思想
针对上述国学思想中的局限性，安藤昌益提出了明确的反封建主义思想。这一点也使得安藤昌益备受瞩目。安藤昌益出身武士，1719年（享保四年）被奥州八户藩驻江户的医生户田作庵收为养子。但是不久之后，他被养父扫地出门，在八户开设诊所，约于宝历（1751——1763）末年去世。安藤昌益的传世之作是《自然真营道》和《统道真传》。在这两本书中，受儒学、易经、老庄等思想影响较深的安藤昌益阐述了颇为独到的自然哲学观。
安藤昌益非常推崇人类的自然生活——“直耕”，认为万众从事“直耕”、无阶级无剥削无战争的“自然世”才是理想的社会。他指出，最可憎的是不事稼穑、寄生在他人“直耕”之上的“不耕贪食”之徒。将无阶级的“自然世”转化为阶级社会“法世”的，是圣人以及根据圣人之道施政的统治阶级。他认为当世的武士阶级都是游民，指责其为蚕食民众“直耕”成果的“逆贼”。他还猛烈攻击了高利贷商人、僧侣、学者、医生对民众“直耕”成果的寄生行为。
与本居宣长不同，安藤昌益在思想上明确否定了幕藩体制。他理想中的“自然世”带有浓厚的农本主义和乌托邦色彩，这种要求变革的思想诞生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尚且无法摆脱土地束缚的日本东北地区。早在宝历年间，这种思想就已经形成了。
同为医生、几乎出生于同一时期的三浦梅园提出一种名为“条理学”的自然哲学理论，颇具特色。他阐述了“反观合一”的辨证思维方式，重视人的本能和社会行为，同时对振兴农村的政策也有研究，曾提出通过商品物资的增产来降低物价。这些观点无一例外地展示了三浦梅园敏锐的经济观。
洋学的发展
田沼时代不但孕育了日本国学，还使得洋学尤其是兰学实现了划时代的发展。继德川吉宗的实用学问奖励政策后，田沼时代的幕府和各藩实施的殖产兴业政策也促进了洋学的发展。但是让洋学发展起来的最根本原因，还是日本全国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相关经验和知识的渴求。
1774年（安永三年），杉田玄白、前野良泽等人将荷兰语译本的德国解剖学著作《 anatomische tabellen 》译成日文，命名《解体新书》。杉田玄白还在《兰学事始》一书中详细介绍了他们花费四年的心血译完这一大作的历程。《解体新书》的出版和刊行促进了洋学的兴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继而，杉田玄白的门人大槻玄泽写就《兰学阶梯》一书，成为洋学的入门书籍；稻村三伯编纂了日本最早的荷兰语辞典《波留麻和解》。地理学方面，本木良永在这一时期给日本带来了地动说。此前，山胁东洋、吉益东洞等人倡导汉方医学，注重实验和实证，而这一时期近代医学方法的引进使得日本的医学基础进一步被夯实。
日本数学“和算”是以中国数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江户中期，天才数学家、和算的集大成者的关孝和将其应用到了检地和测量上。
田沼时代，矿山和产业的开发加大了对物产学的需求。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是平贺源内等受洋学影响的学者。平贺源内在多个领域发挥了卓越的才能，他举办物产会，试造摩擦发电器，开采秩父金矿，栽培甘蔗和人参，用荷兰制陶法烧制赞岐地区名为“源内烧”的陶器。
与此同时，外国人也开始潜心研究日本，代表作有荷兰商馆医生桑波格（carl peter thunberg）在故乡瑞典公开出版刊行的《日本植物志》、荷兰商馆馆长提廷（isaac titsingh）出版的《将军列传》等。
如上所述，田沼时代涌现诸多新思想家，他们站在儒学的基础上引进洋学的世界观。当然，朱子学“格物致知”的精神实质与欧洲近代自然科学有本质上的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朱子学精神与自然研究的结合奠定了日本引进洋学的基础。
平贺源内将万物元素分为地、水、火、风四大类。他认为火是万物的本体，因而是灵魂的实体。死亡意味着火灭。火灭，灵魂就不会残留。平贺源内以此否定了佛教的地狱说和极乐说。另外，他还在《风流志道轩传》和《放屁论》中痛骂：“这是谎言构筑起来的世界。”
比平贺源内稍晚一些的有司马江汉和山片蟠桃。司马江汉是日本西式铜版画的开创者。为了练习绘画，他从长崎和平户一路走到京都和大阪。在这一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民众在封建制度苛政和天明大饥馑等天灾下痛苦不堪的样子，并对其抱以深深的同情。司马江汉曾批判道：“吾日本之人不好究理……不述信实”（《春波楼笔记》）。他信奉地动说，持有与平贺源内同样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他还以“上自将军，下至农工商、乞丐，皆以为人也”（《春波楼笔记》）之言，批判封建身份等级制度，主张人人平等。
山片蟠桃俗称“升屋小升右卫门”，曾是大阪富商的店铺“升屋”的掌柜。升屋经营困难，山片蟠桃便担负起经营的重担，利用仙台藩的购米制度重振升屋的生意。出于这份功劳，山片蟠桃被提拔到了与主家亲戚等同的地位。1798年（宽政十年），山片蟠桃出仕藏元，在重振仙台藩财政方面大施拳脚。除此之外，他还向数十个藩的大名发放高利贷，并因此闻名四方。在经商的同时，山片蟠桃师从中井竹山，在怀德堂钻研学问，并逐渐对洋学产生了强烈兴趣。位于大阪的怀德堂是面向大众的私塾，其教育理念是学问领域不分贵贱，武士、町人可以一起上课。值得一提的是，与山片蟠桃同门的有个叫作富永仲基的学者，其著作《出定后语》为批判佛教打下了基础。山片蟠桃在其所著的《梦之代》中阐述了自然科学世界观，批判了神代史，攻讦了儒教、佛教的迷妄。他和司马江汉等人一样主张人人平等，指出：“古今之人无上下之分。”（《梦之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