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所人形（享保雏）

一、农村和城市的变化

商品生产的发展

17世纪下半叶，幕藩体制大致确立。虽然度过了相对稳定的元禄时代，但进入享保年间，经济持续繁荣的同时，早已埋下种子的矛盾也在此时破土发芽，即小农从单纯的自给自足的年贡缴纳人，发展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一倾向首先在交通便利、距离中央市场较近的大阪周边商品生产地带凸显出来，而后逐渐波及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

随着棉花种植面积不断增加，棉产中心地带耕地面积在一町左右的中农阶层开始兼营轧棉，在一定程度上充实经营。与此同时，他们还作为中间商走乡串户，收购棉花，卖给附近的在乡町或城市批发商。这便侵害了由职业中间商组成的垄断组织的利益。在菜籽油方面，商人在摄津滩目地区采购菜籽，利用水轮榨油。这也威胁到了大阪批发商从菜籽采购到榨油整个过程的垄断地位。酒及其他商品也大体如此。

前文提到，越后高田地区的鱼类批发商垄断当地的鱼类市场。但早在元禄时代以前，中间商和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便偷偷进行买卖，与批发商之间纠纷不断。对此，藩国设立“值段番”“肴横目”等职位进行整治，并向批发商征收运输税“运上银”，以此增加藩国的财政收入。但是，这些措施并没能抑制新兴商人的活动。

领主要想吸收农民不断发展的生产力，最有效的措施是实行专卖制。在商品生产的发达地带，各藩已无法仅仅依存于农民缴纳的年贡，于是便强行征购领地内的主要经济作物和加工产品，再卖到大阪等其他地区，以此来改善财政状况。为此，这些藩一改当初的限制措施，鼓励商品增产，指导农民改善商品质量。整个江户时代，实行专卖制的藩达五十一个，专卖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然而，参与初期专卖制的仍是城下町的特权商人，他们依靠藩的权力，与藩共享利润。

寄生地主的产生

随着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结构也在发生巨大变化。农民阶层在此时不断分化，地主与佃农的新型关系由此产生。

农民阶层的分化一般以持高的变化为基准。在棉产中心地带摄津平野乡，中农阶层的经营虽显示出不断充实的一面，但他们仍然无法阻止自己的土地集中到不事耕作的商人手中。在很多地区，拥有零碎持高的农民开始没落，无地的水吞百姓不断增加。

此前的地主兼任村吏，他们让名子和季节性雇工“年季奉公人”直接经营自己的土地，同时质押本百姓的土地，使本百姓成为自己的佃农，从中收取地租。但这一时期的地主有所不同，他们不事耕作，只是不断增加土地拥有量，然后将土地佃租出去，收取高利率的实物地租。这样的地主被称为“寄生地主”。

出现寄生地主的地区要么是商品生产发达地带，要么是经营集约化程度较高、即便土地较少也能经营下去的地区。在新开土地的村子中，农民组织力量较弱，这也是寄生地主出现的另一条件。

在除农业外的谋生手段不太发达的地区，水吞百姓更倾向于依赖佃农过活。在商品生产地带之外，大城市、城下町、五大道、驿站、港口城镇、渔港等地区给农民提供了做日工、参与非农职业的机会，这让他们足以自立，也激发了农村的活力。

传统地主的没落

寄生地主与佃农建立的新型关系还给村内的势力结构带来重大变动。随着地主的土地越来越多，甚至扩展到村外地区，水吞贫农阶层的活动也越发引人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本百姓虽然建立起了自己的村落，但村落的统治权依然掌握在传统上层阶级手中。于是，这样的地区便有不少新兴地主率领下层村民驱逐、打击传统上层阶级，彻查他们在年贡、村费征收过程中的舞弊行为，责难他们在村子祭祀时的蛮横无理。这些运动甚至经常发展到要求罢免名主或庄屋的地步。运动的结果是，此前由旧统治阶层垄断的村吏变为由村民选举决定，村费由每家每户按人头分摊变为按各家的石高分摊。同时，入会地及其使用权也被分割下去。

一旦新兴地主利用下层村民成为新的统治者，传统的村吏阶层便不可避免地没落下去。这种没落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还体现在统治村庄日常生活的权威上。

寄生地主取代传统地主占据村内高位。为了维持特权地位，寄生地主开始着力整顿家系。甲斐山梨郡下井尻村某家族不断兼并土地，从仅有十余石的小农户成长为商人地主和寄生地主。1730年（享保十五年），该家族将武田氏的家臣奉为祖先，宣称自家曾从武田信玄处领受朱印状，以此获得乡士地位，在村中不受名主支配，地位高于其他村民甚至名主。不过，据说朱印状是该家族伪造的。

一般来讲，成为大寄生地主后，便可分得藩国对农民的剥削成果。作为回报，大寄生地主要为藩国的金融和殖产兴业服务。他们被允许起姓、带刀，还可以从藩国领受俸禄。同时，这还使他们能够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门第地位，加强对村民和佃农的统治。

在遗产继承方面，江户前期的分割继承制逐渐减少，单独继承的趋势加强。这是因为，单独继承的方式更容易将土地集中起来。随着单独继承制的不断发展，越是不事耕作的大地主，其家长权就越大。

与此相反，水吞、佃农阶层分割土地和财产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外出谋生、奉公现象频繁的地区，家庭联系崩坏，家长权自然会受到很大限制。

另外，要想使零散的经营实现集约化，就必须有更多的家庭劳动力。这样一来，妻子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地位就更不可能下降了。

农民的贫困

日工的薪资因水吞百姓的增加而下降，这对地主和富农来说是有利的，但对贫农来说，这会使他们的生活越来越拮据。因此与其留在村里，不如外出谋生、奉公来增加收入，这也是自然的事。幕府、各藩为了将贡赋责任人——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付出了所有努力，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收到成效。1787年（天明七年），国学家本居宣长在《秘本玉匣》中指出：“弃农从商，迁至江户、大阪城下之人逐渐增多。”松平定信也称，天明五年至天明六年的一年间，离开农村的人口大约在140万左右。

大饥荒时，这种现象尤为突出。不过即便是正常年月，本打算外出打一阵工就回乡，但不知不觉就留在当地的农民也不少。比如越中、越后、信州等地就有很多人来到江户做酿酒工、舂米工、澡堂服务员、铺屋顶的手艺人等等。江户人称这些人为“椋鸟”，因为这些人一到秋末便如候鸟一般，成群结队地涌入江户。其中有些人穷得只剩下乡下的老婆和腌咸菜的大石头。虽然采茶、养蚕农民按季节从这个村移动到另一个村的传统由来已久，但进入江户中期以后，这种现象尤为严重。

农村的矛盾不仅在于农民的离村问题。扼杀新生儿、堕胎这种被称为“间引”的现象也在日本全国农村普遍存在。劳动力的增加对于农家来说本是好事，但贫困的家庭无力生下、养育孩子，因此他们只能含泪做出这种惨无人道的事。因此，劳动人口的减少与耕地的荒芜共同成为威胁领主的首要因素。虽然领主以“不仁之至”为由，三令五申地禁止“间引”行为，还向农民传授养育孩子的方法，支付养育费用，甚至动员僧侣宣扬“杀婴会下地狱”来吓唬农民，但这些做法均收效甚微。*

* 当时已经有有识之士将矛头指向剥削农民的封建制度，如《世事见闻录》中写道“杀死这孩子的另有其人”。也有人认为，“间引”是农民对封建制度的消极反抗，如《经世秘策》中说“这是（农民的）泄恨秘策”。

江户时代的人口与明治时代的人口

如上表所示，在大饥荒和“间引”两个重要背景下，日本人口从江户中期开始停滞不前，直到幕府末期始终徘徊在2 500万至3 000万之间。除“间引”外，卖儿卖女的现象也很普遍。究其原因，当时卖身契上常见的套话说明了一切——“为缴纳年贡迫不得已……”

在乡町的变化

在农村变化的背景下，城市生产也相应发生重大改变。17世纪下半叶，大阪周边地区出现众多在乡町。在这些在乡町中，从事非农职业的人口占比均接近50%。同时，水吞百姓、打日工的新兴下层民众人口也有所增加。

然而到了18世纪，大阪与其周边在乡町的商品流通通路开通以后，几乎没有再出现新的在乡町，原有在乡町的发展也处于停滞状态。大阪要作为全国市场发展下去，必须依靠其背后农村和在乡町的繁荣发展。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后者却被网罗进大阪市场中，不得不从属于大阪的商业资本。

比如平野乡附近的农民自享保年间便从事轧棉业。随着棉花制品转入新兴农村商人手中，棉花批发商的垄断地位也被打破，呈衰微之势。大阪的棉花批发商趁此机会在平野乡设置棉仓和皮棉期货交易所，成功排挤当地的批发商，直接从农村收购籽棉和皮棉。大阪方面还让三十甚至五十个町的商人、轧棉店铺全部加入行会，进行统一管理。对此，以平野乡批发商为首的各村中间商、生产方表示强烈的反对，想尽办法阻止这一计划的实施，但平野乡的批发商最终还是臣服于大阪的批发商，沦落为大阪方面的代理收购商。

但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平野乡以榨油业为中心打破了大阪资本的垄断，当地产出的大部分菜籽均在内部进行加工，无地农民阶层中有半数以上的人被吸收为榨油业工人。在取代在乡商人的新兴力量手中，平野乡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新旧商人的斗争

特权商人和新兴商人的斗争也在大城市内部展开。大阪发展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淀川及其支流支撑了大阪与其腹地间的运输。在运输中，手握特权、往返于伏见和大阪的过书船以及大阪市内的驳船、茶船、剑先船等，与商人和农民的自有船、陆路运输用的排子车（木制圆盘车轮的运货车）等新兴势力爆发了激烈的对抗。

这一现象遍及日本全国。幕府直辖大道“本街道”上的驿站批发商，与往来“胁街道”（“本街道”以外的支线大道）的新兴商人之间的纠纷如同家常便饭。江户时代的山国信州无法有效利用河运，与其他地区的交通只能依靠陆路。其中，以伊那大道为主，兼用中山道、甲州道的马背运输业“中马”与各大道和批发商纠纷不断。“中马”业者是指利用自家马匹运输烟草、麻、棉花、鱼、盐、茶、米、杂粮等货物，挣取运输费的沿路农民。1764年（明和元年），终于得到幕府认可的“中马”业者扩大了商品流通范围，这在山区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民阶层分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中马”业者与驿站批发商的纠纷并未因此中断。到了江户末期，新兴“中马”业者与老“中马”业者的对抗又成了一大问题。

从江户中期开始显现出来的农村、城市的种种变化表明，此前一直受到欺凌的本百姓以外的下层民众，如今已在社会层面成长起来。从村方骚动 到农民起义、捣毁暴动 ，下层民众始终是斗争的主体。

在享保年间，这一倾向尚未发展成封建制度的危机，仅以领主财政危机的形式显现出来。而这也为幕府和各藩静下心来进行改革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新井白石改革

对儒家政治的修正

德川纲吉之后，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继任。上任之初，德川家宣果断进行幕府人事调整，为实施新政做准备。德川家宣将自己担任甲府藩主时约两百名近臣纳入幕僚队伍，提拔间部诠房（从能剧演员一路发迹）为侧用人，命其与侍讲新井白石互相提携。这些措施让谱代大名和家臣阶层的期待落了空，原来将军换代带来的只是封建官僚队伍的更迭而已。这些不知融通、不谙世事的老中及以下重臣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子承父位的人。就像新井白石的调侃之言，“个个都是大名之子”（《折焚柴记》）。

当前朝留任勘定奉行的荻原重秀报告称，幕府的金库仅剩黄金三十七万两时，不仅老中大惊失色，就连德川家宣也慨叹：“到我这一代，已经到了勉力承接神祖（德川家康）大统的地步。”不过据新井白石说，荻原重秀为了找到改铸货币的口实，故意瞒报了前一年七十六七万两年贡。如果加在一起的话，应该有一百一十万两之余，远远没到四处筹措的境地。

因此，与其说新井白石的施政方针尚且停留在防止幕藩体制动摇的层面，不如说他将施政重点放在了矫正元禄时代的政治偏向，将前代利用儒家的王道思想来美化、加强将军专制体制的方向带回到正常轨道上来。这便是出身浪人之家，寒窗苦读，以冷水浇头驱赶睡意，甚至拒绝成为富商河村瑞贤的养子，一心想以朱子学者的身份来主持文教之政的新井白石的目的所在。

新井白石首先劝谏德川家宣废除前代最大恶政——《生类怜悯令》，大赦包括违反该法令的8 800余名犯人。世人欢呼雀跃，以“万代龟，龟甲府。甲府成将军，宝永得民心”（《宝梦录》）的唱词来讴歌新政。新井白石还简化司法手续，追求司法公正，废除日本中世以来割耳、削鼻等酷刑，充分彰显朱子学的理性道德意识。同时，新井白石对大约731名旗本子弟全部委以官职，使其脱离蜗居一室的窘境。 这一点体现了浪人学者身上的温情主义。新井白石起草的《武家诸法度》缓和了幕府对大名的高压态势，并以“不应使士民有怨苦”为宗旨，主张将儒家的“仁政”作为施政纲领。

货币政策的转变

新井白石改革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解决货币问题、消除经济上的混乱和幕府财政的不稳定性。新井白石每年都会制作年度总账，明确收支总额，设置“勘定吟味役”一职，加强对财政以及幕府领地代官的不法行为乃至民政工作的监督力度。

但是，荻原重秀自前朝以来便担任勘定奉行一职，他笃信增铸恶币才是财政政策的关键。因此，只要荻原重秀在任，事态就很难有所改善。比起德川纲吉时代，德川家宣执政时期的恶币滥发现象更为严重，其原因就在于此。而且，荻原重秀的背后依然有金银座、丝割符町人、货币兑换商、土木工程承包商等各方势力盘踞，对出身卑贱却平步青云的新井白石有所反感的老中及以下谱代阶层也都支持荻原重秀的财政方针。新井白石曾三次死谏将军，要求罢免荻原重秀。1712年（正德二年），新井白石终于将荻原重秀赶下了台。

然而，德川家宣在不久后去世，年幼的德川家继继任将军。老中们以将军换代为由，反对变更货币政策。新井白石则称这是德川家宣的遗命，于1714年（正德四年）发行正德金银，其成色、分量都与庆长金银相同。与此同时，新井白石还将勾结荻原重秀、牟取暴利的金银座年寄四人流放荒岛，革职一人，对三井及其下的货币兑换商给予严重警告。

新井白石的货币理论中有种基于中国货币思想的神秘贵金观。他认为，提高万国通用的金银纯度，减少发行量，经济领域就会稳定。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他所愿。新旧金银的更换迟迟没有进展，银的汇率反而波动剧烈。在当时的状况下，成色、分量皆有不同的货币流通导致货币行情复杂多变，而且商品流通的扩大也不允许货币流通量减小。

《长崎新令》与朝鲜使节问题

被称为《长崎新令》的外国贸易限制政策与新井白石的货币政策紧密相连。新井白石经过精密的计算得出结论，江户初期以来流向海外的金银数量中，金占全部保有量的四分之一，银占四分之三。这样下去的话，百年之内日本将再无金银。为解决该问题，新井白石将贸易船的数量限制在中国每年三十艘、荷兰每年两艘，贸易金额限制在中国六千贯银两、荷兰三千四百贯。在支付手段方面，尽量减少金、银甚至铜的支付额度，用出口煎海参、鲍鱼干、鱼翅等海产品（称“俵物”）或陶器、工艺品、纸张等产品的方式来弥补金银的外流。后来的田沼时期不但继承了该方针，还积极鼓励俵物的增产。

在这样的政策下，接待朝鲜使节也一切从简，原来一百万两的接待费用被削减了四成。在此之前，幕府送往朝鲜的国书称将军为“日本国大君”，而此时的幕府改口称这是天皇的称号，将将军改称为“日本国王”。那么幕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其实，削减费用是为了压缩幕府的财政支出，减轻农民在迎送使节上的负担。而把将军改称“日本国王”则是为了对外宣布将军是日本最高主权拥有者，确立将军的王者即理性的专制君主地位。

此外，幕府还竭力为东山天皇的第七皇子秀宫创设闲院宫家。幕府这样做是因为它站在了儒家的立场上，批判皇太子以外的皇子都要出家的古老传统，认为这是有违人伦的。笔者也认为，幕府之所以放宽了对朝廷的压制政策，就是因为幕府已经确立了它的全国统治地位。

改良主义及其局限性

新井白石虽然也是朱子学者，但他与大学头林信笃的意见并不一致。这其中也有学派对立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新井白石对林家墨守德目主义 的传统有所不满。同时，新井白石还大力批判只以老中的先例、规矩为政治纲领，不知变通的武断主义。新井白石坚信，遵循客观道理的同时不忘灵活变通，这才是“民之父母”的王者所应具备的资质。

1711年（正德元年），越后村上领地的八十五村农民不堪忍受大庄屋的苛政，拦住老中的轿子，请求将自己的村庄编入幕府领地。而新井白石对此事的处理方式正体现了他的政治信念。当地官吏谎称农民不纳年贡，私自贩卖年贡米。幕府的老中也不加思忖地轻信了官吏的报告，主张根据越级上诉违法的基本原则，将主谋定为谋反罪予以严惩。对此，新井白石认为这有违仁政宗旨，于是任由农民一方与大庄屋进行斗争。结果，大庄屋的不正行径败露，新井白石警告大庄屋不要再有不法企图，并将该地农民再次编入村上藩。虽然农民编入幕府领地的要求没能实现，但正如《折焚柴记》所述，“天下无告之民应有申诉之处”，新井白石的改良主义立场虽不能一劳永逸，但它至少抑制了封建矛盾的激化。

当时，意大利传教士乔瓦尼·巴蒂斯塔·西多蒂（giovanni battista sidotti）因偷渡日本被捕。亲自审问西多蒂的新井白石不仅向其虚心学习世界形势，还转变立场，坚信幕府自实施锁国政策以来，认为天主教徒以布教为手段企图侵略日本国土的传统观点是错误的。以当时来看，新井白石审问西多蒂的备忘录《西洋纪闻》，以及在该书中卷增补世界地理部分的《采览异言》是加深日本人国际认识的前瞻性书籍。

但是，新井白石的改良主义终究没能突破封建统治的框架。农民也看清了“正德之治”的本质。可以说，幕府的姑息主义反而将农民斗争引向高潮。越后村上领地越级上诉的结果刺激了广大农民，他们在各地掀起村方骚动，追究大庄屋、庄屋的不正行径。因此，新井白石的处置方式恰恰为农民起义提供了突破口。而且，谱代势力集团和林家等政敌还攻击新井白石的“文饰”政治只是想将幕府变为公家。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德川家继去世，纪伊藩主德川吉宗入主幕府，新井白石和间部诠房也被逐出政界。至此，仅仅持续七年的“正德之治”落下帷幕。*

* 隐退后的新井白石将余生的精力倾注在了研究和著书上，他以实证主义和理性的批判精神在历史学、语言学、宗教论等方面留下众多杰作。《折焚柴记》是其站在客观立场上写就的自传，也是其第一本著作。

三、享保改革

德川吉宗登上历史舞台

德川吉宗之所以能击败竞争者，从纪伊藩主登上将军宝座，是因为他具备以下有利条件：首先从血统上看，他是德川家康的曾孙，时年33岁，正值壮年。其次，他身体强健，惯使三尺大刀，力大无穷，曾徒手打死野猪。与从小生活在大奥（将军夫人、侧室、侍女的居所）中的德川家宣、德川家继不同，德川吉宗粗犷豪迈，任纪伊藩主时曾在藩政改革上大展拳脚。幕府内外也都对德川吉宗抱有很大期望。特别是一直被“侧近政治”压制的谱代阶层，他们欢呼着“今后御家之事可定矣”（《折焚柴记》）喜迎新将军。

德川吉宗也清楚，自己能入主幕府多亏了老中和大奥势力。因此，德川吉宗沿用德川纲吉、德川家宣时期的政策，抑制近臣势力的膨胀，迎合谱代势力的意愿。不过，德川吉宗的真实意图是建立将军亲政体制，因此即便老中等职位有空缺，德川吉宗也不进行人员补充，只是在1722年（享保七年）任命水野忠之为新设官职“胜手挂老中”（专门负责幕府的财政工作）。可以说，德川吉宗几乎是在等待这些势力的自然消亡。为了加强将军的独裁权力，德川吉宗命令老中以外的官员逐个前来报告，以此震慑疏于政务的老中；任命忍者为“庭番”，负责刺探情报等工作，并直接领导庭番。1721年（享保六年），德川吉宗设置诉状箱（称“目安箱”），只有将军可以审阅诉状。该措施也是为了使越级上诉作为制度确立下来，以此掌握民情，强化将军的亲政体制。

强化财政紧缩政策

德川吉宗改革的理想目标是回归到“诸事以权现样之规矩操办”的状态，并有意识地否定新井白石改革中儒家色彩较重的部分。既然以江户幕府的开创时期为理想状态，那么生活方式也必须从素从简。德川吉宗率先节衣缩食，努力控制幕府支出，禁止新开土木工程和承包工程。以上措施对将军脚下的江户御用商人造成重大打击，德川纲吉时期辈出的暴发户“而今不见一人，只剩下茅场町的冬木”（《江户真砂六十帖》），“灾连祸结，衰败不堪，本末倒置，营生难觅，唉声叹气者成千上万”（《享保世话》）。不过，正如前文所述，幕府对商业资本的控制有其明确的方向。幕府首先让商人组织起行会，然后再通过这些行会来调节江户的供求关系。

货币政策也同步展开。新井白石推行的良币主义的基本精神被继承了下来，一直延续到享保改革末期。1718年（享保三年），幕府颁布《新金银通用令》，以正德金银为基准统一新金银，金银兑换比率以纯金含量为准。此时，幕府命江户的货币兑换商建起行会，通过该行会的作用来稳定货币市场。从元禄末年开始，元禄金一路贬值，囤积在大阪的江户货物价格飞涨，江户的批发商和普通消费者苦不堪言，因此当时的幕府规定一两金兑换六十匁银。享保年间的《新金银通用令》坚持了这一方针，并于1723年（享保八年）禁止旧货币的流通。

为压缩开支，幕府对家臣集团进行了整顿，解散了新晋家臣。除官职仅此一代、不世袭的政策外，在荻生徂徕的建议下，幕府甚至计划让旗本中的冗员在江户附近十里内外的农村定居。幕府还征借家臣俸禄，按照标准米价，用现金代替禄米 支付给家臣。这样一来，标准米价与市场真实价格的差价便成了幕府的收入来源。实际上，这不过是幕府采取的苦肉计罢了。

幕府强化财政至如此地步的直接原因在于，享保六至七年，全国范围的歉收导致农业减产，大井川及其他大型改建工程出资困难。以后，幕府连旗本、御家人的禄米都难以支付。1722年（享保七年），幕府甚至“不顾耻辱”，命令各大名以每一万石交纳一百石的比例上缴稻米。此前，大名因参勤交代制度需要在江户滞留一年。而此时的幕府以滞留时间缩短半年为条件，成功确保了年额十七八万石的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可以弥补由支付禄米带来的一半亏空。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大名、旗本、御家人依旧严峻的贫困问题，幕府不再受理金银借贷的相关诉讼。这对债台高筑者来说的确算是德政。然而，这惹怒了江户的町人。他们拒绝再向这些人发放贷款，十组问屋还向町奉行进行抗议，愤怒的町人蜂拥至欠钱不还的大名、旗本的府邸，竖上纸旗，逼其还债。幕府虽然下发禁令禁止町人的该行为，但町人并未因此退去。终于，幕府于1729年（享保十四年）重新开始受理此类诉讼。*

* 德川吉宗在大名消防队（火灾时大名从藩邸派出的消防队）的基础上，组建四十八支灭火小队，称“伊吕波四十八组”。在江户，火灾被称为“江户之花”，消防队员被称为“江户儿中的佼佼者”。著名的新门辰五郎就曾是一名消防队员。

民众的反抗

在农村地区，民众的反抗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1720年（享保五年），会津地区的幕府预所发生“会津御藏入骚动”，民众提出延期缴纳年贡、下调租率、惩治乡头（相当于其他地区的名主）不法行为等十三条要求，威胁预所若不接受，将直接上告将军。该年年末，经营难以为继的江户周边佃农“好似有过约定一般”（《民间省要》），不约而同地将佃租的土地还给地主。不知所措的地主将每反土地的地租下调五升甚至一斗，或者为佃农支付买肥料的费用，尽力怀柔、抚恤佃农。

幕府虽然在1721年以独立法令的形式禁止结成徒党、强行上诉，也明示了镇压方针，但第二年，越后、出羽的幕府领地依然发生“质地骚动”（土地质押问题引起的骚乱）。幕府在1721年12月公布了质押土地的相关条款，规定在质押田地时，抵押土地的债务人若每年向债权人偿还10%的抵押金，该土地的所有权便不发生转变。幕府还规定从当年算起，上溯五年内的抵押土地均适用该条款。这一举措实际上是为了防止本百姓经营解体，抑制地主通过抵押的方式兼并土地。

然而，越后颈城郡幕府领地内的贫农对这一条款的宗旨进行了扩大性解释。他们结成团体向代官所强行上诉，以佃租、抵押金两两相抵为由，要求地主无偿归还十几年前的质押土地。他们承诺每年偿还15%的抵押金，但前提是先将质押土地还给他们。

幕府屡屡传唤主谋吉冈村村民市兵卫等人至江户，责令其停止不法行为。但这些人利用江户与越后相隔千里、联络不便的条件，与地主顽强斗争。最终，这些人依靠实力要回了质押土地，拔掉了地主栽种的秧苗，实行集体耕种。

幕府仅靠代官所的力量无法抑制农民强行上诉，于是命令高田藩等附近各藩出兵，耗费整整三年时间才平息了这场骚动。骚动中的1723年，幕府撤回仅持续两年的土地质押条款，向地主方面妥协，再次允许地主将质押土地归为己有。

在这次骚动中，有106人被捕入狱。在对其进行审讯时，幕府的态度同样值得关注。负责审讯的高田藩请示幕府，是否可以按照前例进行拷问。幕府的回答是“御上厌恶拷问”（《越后颈城郡质地骚动御仕置一件》），因此尽量不要拷问。相反，幕府要求高田藩改善牢房环境，善待犯人。只要说出主谋的名字，就可以得到田地。而且判决书中也写道，没有必要因为是主谋之子就处以重刑。

幕府第一部完善的成文法典《公事方御定书》，尤其是下卷《御定书一百条》是幕府宽典主义的结晶之作。幕府想从司法制度中排除武断要素，这一点在各藩也是共通的。可见，幕府的享保改革虽在形式上否定了新井白石改革，但实际上却继承了后者的思想。同时，这也表明统治者想在一定程度上以改良主义来应对民众日益激化的反封建斗争。

推进殖产兴业

1722年（享保七年）6月，幕府召集众官员，说明财政窘迫的实际情况，要求官员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与此同时，幕府任命老中水野忠之为胜手挂老中，下定决心重建财政。为此，幕府必须整顿直属于胜手挂老中的“勘定方”（会计）编制，尽可能选拔有能力的人才，将其部署在民政相关岗位。幕府提拔跟随德川吉宗从纪州来到江户的井泽为永为勘定吟味役，就是因为幕府看到了纪州的水利土木技术要高于伊奈忠次。江户近郊川崎地区的名主田中丘隅是《民间省要》的作者，他在管理农村方面的能力得到了幕府的赏识，也在这一时期被拔擢为代官。除勘定方外，因“大冈断案” 而闻名的大冈忠相就任江户町奉行，这是因为幕府看到了大冈忠相断案时的公正严明。

1723年（享保八年），幕府制定“足高”制度，统一规定各职位俸禄，即便是家禄（家族俸禄）较低的官员，在职期间也可以得到与其官职相匹配的俸禄。幕府这样做是为了鼓励官员勤于政务。这样一来，在改革之初因将军独裁体制强化而被禁止的新晋家臣的政治活动，在此时以新的勘定方一职为中心再次活泛起来，封建官僚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幕府重建财政的方式首先是增收幕府领地的贡租，并为此推进殖产兴业。此时，幕府有意与之前被自己打压的商业资本进行合作。

1722年（享保七年），幕府为了鼓励町人承包新田，在江户日本桥竖起告示牌，奖励民众开垦新田。如果代官能找到人开垦新田，代官可得到10%的新田年贡。

1726年（享保十一年）颁布的新田检地条目表明，幕府的方针已从保障农民自立转向彻底剥削农民。翌年，幕府提高所有幕府领地的租率，这也印证了那句狂放之言——“百姓、芝麻油，越榨越出油”（此话相传出自后来的勘定奉行神尾春央之口）。此前，幕府每年根据当年的收获情况确定土地租率，此法称“检见取”。为了稳定收入，幕府变为以一定年份的平均贡租率来征收年贡，此法称“定免制”。不过，由于歉收时农民减免税收的要求很难得到回应，因此新法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欢迎。

在这一时期，各藩开始大力鼓励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幕府也在西日本地区促进棉花、菜籽、蓼蓝、茶叶、烟草等作物的种植。将军脚下的关东旱作地带也是如此。

享保改革初期，对天文学很感兴趣的德川吉宗设置了天文台。为了改历，他允许引入与基督教无关的欧洲自然科学汉译本书籍。可以看到，此举背后隐藏着的是促进生产、追求实用之学的时代要求。德川吉宗曾命“甘薯先生” 青木昆阳学习“兰学”（荷兰学问），其原因就在于此。同时，幕府没有忘记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如果商品生产普及，幕府就可以提高“石代纳”（用现金代替大米的年贡缴纳方式）的金额，吸收商品生产的成果。幕府的收入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元禄至享保年间，幕府征收的现金越来越多，至1730年（享保十五年）时已占到六成以上。经过上述努力，幕府在财政重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截至1731年（享保十六年），幕府已有大约一百万两的积蓄。至此，德川吉宗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幕府中兴之英主”。

江户的天文台，葛饰北斋

天文台中央设有测天仪。

改革的困境

但是，享保改革也有其局限性。年贡的增收使农民无法再生产。因此歉收时，幕府不得不大幅减免年贡，将年贡比率由六公四民全面下调至五公五民。反过来如果连年增产的话，米价就会下跌。如1729年（享保十四年）前后的米价跌至享保初年的一半。《经济录》形容的状况当时已经到了“民间视大米如粪土”的地步。由于大米是领主经济的核心商品，因此米价的暴跌给领主经济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

为了应对米价下跌的情况，幕府不但亲自储藏年贡米，还督促各藩储米，限制“回米”（将储备的年贡米运往江户和大阪），强制要求大阪豪商购米，甚至允许大米市场存在买空卖空、投机交易等很有可能扰乱市场管理的行为。正如町人学者草间伊助所言，除大米增产外，良币政策导致的通货紧缩也是米价下跌的原因之一。

然而1732年（享保十七年）夏，近畿以西各地阴雨不断、蝗灾四起，稻米减产实际高达四百万石，受灾贫民约有265万人，饿死者1.2万人，牛马损失1.5万头（匹），米价从暴跌转为暴涨，1石大米由20匁银涨至130甚至150匁银，城市贫民已被逼上了饿死的绝路，这就是“享保大饥馑”。翌年正月，以在江户租地、租房为主的大约1 500人袭击了高间传兵卫，将其宅邸、家财洗劫一空。高间传兵卫是幕府的御用大米商人，他曾在幕府调节米价之际大赚了一把。这也是江户历史上的首次捣毁暴动。

惊慌失措的幕府再次转变方针，开始促进“回米”，限制酿酒，禁止囤积、储存大米。1734年（享保十九年），稻米获得大丰收，米价再次跌至40匁左右，因此幕府再次采取提高米价的方针。被称为“米将军”的德川吉宗就像这样不断地在两种米价措施之间摇摆。

草间伊助指出，造成低物价的根本原因在于迄今为止所实行的通货政策。因此，幕府彻底抛弃正德年间以来的货币方针，转向重量不重质的恶币政策。1736年（元文元年）发行的“文字金银”就是其一。在品质上，文字金银虽远远比不上正德金银，但在兑换旧币时，幕府会予以一定补贴，因此新货币并未引起太大混乱，银根吃紧的状况反而有所改善，米价下跌趋势也得到了遏制。受此鼓舞的幕府再次启动财政重建工作，将幕府领地的石高和贡租额同时推向整个江户时代的最高峰。但不久之后，石高和贡租额便下降至最初水平，这大概是由于此时已到了幕府可掠夺范围的极限。

1745年（延享二年），德川吉宗将将军职位让与长子德川家重后隐退。然而，德川家重是个不肖子，年纪轻轻便沉溺于大奥的淫乱生活中。他还患有恶疾，口齿不清，人送外号“小便公方”（尿床将军）。因此享保改革的成果没有被很好地继承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社会的危机也慢慢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