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与古代世界的历史相伴随的，就像音乐与不断听到的一种基本和音相伴随那样；也就是其生活汇聚成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所有那些人们的历史。

有人认为四百年的人文主义已经教给了我们一切，已经对所有的经验和知识都做出了估价，再没有什么可以发掘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可以满足于现代的知识，或者最多再对中世纪的历史进行一些可怜的或不情愿的研究，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在一些更有用的事情上面，这种想法是毫无益处的。

我们永远不能把我们自己与古代分隔开来，除非我们想回归到野蛮时代。野蛮人和绝对的现代文明的怪物都是不需要历史的。

我们的存在使我们自身充满了疑问和惊奇，因此，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在这些疑问和惊奇中坚守着我们人类的理解力，坚守着关于人性的经验知识，就像我们在生活中所体验到的和历史中所揭示出来的那样。对自然的沉思既不充分，也不能给我们带来安慰，又不足以教导我们如何去生活。

在这里，我们不能承受把我们自身和过去割裂开来所要付出的代价，同样不能把现在与过去之间的隔阂放在那里置之不理，因为只有这个由所有的时代留给我们的记录组成的整体才能够对我们说话。

世界历史上的三个最伟大的时代与斯芬克斯的谜题中人生的三个年龄阶段能够相吻合吗？最好把它们想成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由行动和受难组成的灵魂的转生（metempsychosis），它有着数不清的外在形式。为了得到真实的感受，我们需要认识所有这些转型，放弃对任何一个特殊时代的偏向性（尽管我们可能在风格上还是有所偏爱）；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越是出于自觉，我们对人类的局限性的认识也就越是深刻。一旦我们了解到，幸福的、由幻觉组成的黄金时代从来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出现，那么我们就会从对一些过去时代的赞美过度的愚蠢倾向中解脱出来，从对现实社会的愚蠢的绝望和对未来社会的愚蠢的希冀中解脱出来，就会认识到在所有职业中最高贵的一种就是研究历史，研究人类生活的故事和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的苦难。

然而，古代社会对我们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重要性：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国家的观念；古代是我们的宗教以及我们的文化中那些最持久的要素所诞生的地方。在古代的艺术和文献中有着太多的我们所渴望拥有但又望尘莫及的东西。出于我们与古典古代之间的血缘关系，就像出于我们与它之间的差异那样，我们必须要对我们所欠它的东西不断地做出重新的估价。

对我们来讲，或许可以说，古代只是人之戏剧的第一幕，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其本身完全是一部悲剧，一部关于成功、超越和受难的悲剧。我们是那些生活在伟大的古代文明中的正躲在童年的睡梦中酣睡的人们的后代，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到我们就是他们的文明的真正传人，因为他们把他们的精神传递给了我们，他们的作品、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和他们的命运还仍然继续活在我们当中。

（摘自《历史片断》［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