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卫东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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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自《舍勒全集》卷九。——编注

“一般人永远不会成为哲学家。”柏拉图的这句话今天依然有效。大多数人［的确］都是从与生俱来的宗教传统，或其他传统中获得他们的世界观的。谁要想从哲学角度建立世界观，他就必须敢于依靠自身的理性。他必须尝试着怀疑所有因袭之见；凡是他本人不能明察和确证的，他都不应予以承认。所以说，哲学始终都是那些有望成为杰出思想大师的精英的事。不过，这绝不意味着哲学的世界观对历史的进程丝毫没有影响。因为整个历史主要就是精英及其追随者的事业。想要列举精英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的例子，我们只要想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于教会学说的影响，或者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对于解放战争期间的德国以及德国政界、军界、文艺界和教育界的头脑们所产生的惊天动地和脱胎换骨的巨大影响就行了。

但德国哲学本身，尤其是学院派哲学，直到不久前却还一直放弃建立世界观。几十年中，德国哲学孜孜以求的只是要替实证科学检验其前提、方法和目的，以便充当实证科学的婢女。所以，19世纪末叶的哲学几乎一门心思关注认识论和经验的心灵学说。但是，哲学可绝不允许只充任科学的婢女，就像它不能只做宗教信仰的婢女一样。

认识到这点之后，哲学的本质和目的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哲学重新赢得了周密而严格的方法，从而能够同实证科学携起手来，而不是在实证科学的统率之下，进一步解决所谓的“形而上学”问题。通常所说的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三大思潮都宣称任何一种形而上学都是不可思议的。［但今天看来］这些思潮均已过时，只有少数不识时务者仍在抱残守缺。实证主义（诸如马赫、阿芬那留斯）从感官的特定感觉中推导出存在形式及认识形式。因此，它势必要宣称不但形而上学的答案，就连形而上学问题本身都是毫无意义的，是建立在人类错误的思维“习惯”上的。正如今天的康德研究所证明的，所谓的新康德主义彻底地误解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新康德主义尽管承认形而上学问题是理性的永恒问题，但又认为这些问题理论上是无法解决的。历史主义（马克思、狄尔泰、特洛尔奇、施本格勒）认为，所有的世界观，不管是宗教的世界观，还是哲学的世界观，都只是变易不居的历史和社会的生活情境的动态表达形式。今天我们可以说，这三派思想家替他们否定形而上学的立场所罗列的理由，已被驳斥得体无完肤。 [1]

不过，单纯驳斥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进行积极的重建。事实上也已经这样做了。形而上学观念和形而上学情感是否能够形成，也就是说，一种有关作为自为存在（ens per se）和所有其他存在者的始基，并奠定人自身以及世界的基础的存在者的观念是否能够形成，对此，人自身无权抉择。但是。不管意识到没有，也不管是自己努力得来的，还是继承而来的，人始终都必定拥有这样一种［形而上学］观念和［形而上学］情感。因此，人只能选择是树立一种美好的和合理的绝对观念，还是一种糟糕的和悖理的绝对观念。早在思维意识到之前，人就拥有这片绝对存在的领域。这是属于人的本质，它同自我意识、世界意识、语言和良知一起形成了统一的稳定结构。要是死盯着世界的物质外壳不放，人当然容易忽视这片领域。这样，尽管还把绝对领域作为意向目标，但这片领域本身已经没有任何实质内容了。同样，人身上的精神位格，以及人的内心也将是空空如也。人当然也可以随便用一种终极之物和终极之善来填满这片绝对存在和至善的领域。这样一种终极之物和终极之善在实际生活中被当作“好像”（als ob）就是一种绝对物：它可能是金钱，也可能是民族或情人。这就是拜物教和偶像崇拜（götzendienst）。人若想超越这种心灵状态，就必须学习两件事。首先，他必须通过自我分析，认清被他用来代替绝对存在和绝对之善的“偶像”；其次，他必须打碎这尊偶像，也就是说，他必须把这种至爱之物还原到它在终极世界中的相对位置上去。只有这样，绝对领域才会重新浮现出来，人才能拥有从哲学的高度独自探讨绝对物的心力。

但是，之所以能从哲学角度对绝对物进行自由的研究，倒不是因为形而上学总是实际存在的，而是由于人的确拥有适当的认识手段，在明确划定的范围内深入细致地认识所有事物的原因。这种认识尽管总不完善，但是真实确凿的。同样，人也的确具有从他的位格深处去积极地体认事物原因的能力。现在所要阐明的就是人的具体认识途径。

人力所能及的知识有这样三种，即宰制知识或成效知识（herrschaftsoder leistungswissen）、本质知识或教化知识（wesensoder bildungswissen）、形而上学知识或救赎知识（metaphysischesoder erlösungswissen）。所有这三种知识没有一种是自在自为的。每一种知识都是为了改造存在者。这种存在者可以是物，也可以是人自身的构成形式，或者就是绝对物。

一

第一种知识是成效知识和宰制知识。它使我们有可能运用技术来控制自然、社会和历史。这是一种实证的专业科学知识，它支撑着我们整个西方文明。这种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要从整份有序地围绕在我们周围的现象的时空关系中寻找出规律来，亦即揭示出这些现象的偶然的当下本质存在（zufälliges jetzt-hier-sosein）的规律。我们寻找这些规律，绝不是因为对规律本身情有独钟，而是出于宰制世界和我们自身的意志的需要。只有那些有规律地循环往复的东西，才可预言；只有可以预言的东西，才可控制。要找到这些规律，的确很困难，所以，科学每天都在发现新的规律，并修正旧的规律。其原因就在于，无论是人，还是各种动物，用于观察和测量的诸种感官功能（视觉、听觉、嗅觉等），都是在其欲望和需求系统的推动和引导下发展起来的。所以，蜥蜴虽能辨清细籁，对于枪击却充耳不闻。这是因为每一种有机体所发挥的效力只能切中现实世界依据“因果互通”原则而相应出现的某些因素和方面。因此，我们或某种动物所能具有的每一种感官经验本身都要受内在规律的支配。这些内在规律所揭示的更多是世事（weltgeschehen）中相应的因素，而不是相悖的方面。

物理学家当前的态度刚好同这种事态相吻合。他们正在思考最根本的自然规律是否真就只是一种纯粹统计学的规律，亦即“大量事实”的规律；古老的物理学的必然规律是否真就只是一种人为的东西。康德曾经正确指出，即便时间和空间及其直观也绝不是源于感觉内涵，而是来自感官经验；作为先行设计和先验图式，它们领先于所能拥有的个别内涵。在这些个别内涵成为直观对象，比如视觉对象，甚至思维对象之前，它们就是我们发自本能的全部自我运动，质言之，即我们在（用餐时间、睡眠时间、运动空间）内一切发自本能的改变自我的行为和举止。我们只是后来才把我们肢体所能的动作转化到彼此之间能够发生运动的事物头上。关于时间，完全可以依此类推。时空中所能发生的一切运动和变化，最终都是为了满足我们宰制现实的意愿，纯粹的认识活动是不现实的。在认识过程中，现实意味着一切阻止我们努力的势力。 [2] 据此，我们可以测出蛰伏在自然世界观中，并长期困扰着科学的错误的程度。这种错误错就错在把空间和时间看作是无限自在的“空洞形式”；并认为，当我们消除事物、物质和能流时，这些“空洞形式”不会发生任何影响，因而跟我们始终无关。也就是说，在这些“空洞形式”中，终极世界和世界进程形成了一座“孤岛”。同样，正如康德所认为的，我们的自然世界观和实证科学世界观中存在的所有基本形式根本就绝非单纯由我们的理性大殿所决定，而是除此之外还受我们身上活跃着的宰制自然的欲望的约束。

二

我们所能拥有的第二种知识，是哲学的基本科学知识。亚里士多德称这种哲学的基本科学为“第一哲学”，亦即关于全部存在的存在方式和本质结构的科学。本质知识是一种同宰制知识刚好对立的知识，所涉及的存在和对应于宰制知识的存在迥异其趣。这是拥有自己一套方法的哲学研究的势力范围。这点不久前被胡塞尔及其门徒重新揭示出来。如上所述，宰制知识追寻的是偶然的现实世界及其本质存在的时空对应规律。反之，第二种研究方向恰恰是要运用严格的方法逐步地摈弃偶然的时空状态和随机的形态特征，转而追问：“什么是世界？”以及诸如随便一个所谓的“身体”是什么？任意一种“生物”又是什么？什么是植物，什么是动物，什么又是人？亦即这些东西的固定结构和本质特征是什么？同样的追问还有：什么是“思想”？什么是“爱”？什么又是“美感”？而且，无论是“思想”、“爱”，还是“美感”，都是独立于这些行为实际发生于其中的这个或那个人的意识流之外。

那么，这样一种认识和研究又有哪些主要特征呢？首先便是克服宰制世界的态度，并尽最大可能地中止一切欲求行为。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欲求行为是影响现实的前提；也是造成关于偶然当下本质存在的所有感官知觉的前提；进而言之，还是先行设定空间和时间的前提。从积极的角度讲，这种本质认识和研究就是要克服追求自然规律和故意忽视出现在规律语境中的本质的宰制立场，提倡一种追寻世界源始现象和理念的爱的行为。

其次，这种立场明确宣布对事物的现实此在不予关注，即对事物对我们的努力和行动可能产生的阻力不理不问，并因而置所有我们感官知觉所把捉到的纯属偶然的当下本质存在于不顾。所以，我们在原则上也可以认识想象事物的本质。比如，我既可以从电影的表象运动中，也能从一条画得惟妙惟肖的狗身上领会到属于运动和“生物”的一般本质（essentia）的最直观部分。

第三个特征是，本质认识尽管同一切经验不无关系，但跟经验的具体数额（quantum）或所谓的“归纳”毫无瓜葛。本质认识领先于一切归纳，就像它们走在所有面向现实的观察和测量前头一样。我们可以根据各种不同情况，来实现各自的本质认识。某些本质认识，比如生命本质认识，如果能一次性地获得，那么正如行语所说，它们便称为“先验的”本质认识。也就是说，对于无限普遍和必然的相关本质所具有的可供观照的一切偶然事实而言，这些本质认识“由来便在”（von vornherein）。这就如同早在运用观察和测量探索现实自然之前，纯数学命题已经把自然可能拥有的丰富多彩的形态，以及这些形态之间必然发生的理想关系描绘得清清楚楚一样。

第四个特征是，本质认识和有关本质语境的认识由此便超越了现实世界这块飞地。［因为］我们只需通过感官经验和借助任意一种感官工具便能深入现实世界。这些本质认识和有关本质语境的认识同样也适用于自在自为（an sich selbst und in sich selbst）的存在者。由于它们触及了“超验领域”，因而将成为我们进身整个“批判的形而上学”的跳板。

此外，（第五个特征是，）“第一哲学”的本质认识是本真的“理性”认识，与我们只是建立在间接的“知性”推理基础之上，有关感官所与物的普遍认识截然不同。“知性”（verstand）或“理智”（intellekt）是生物超越僵硬的天生本能和联想记忆，有目的地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至于先前为了完成［适应新环境］这项使命，做了多少次尝试，那都不重要。 [3] 不仅人有这种能力，动物同样也有，只是程度较低罢了。比如猴子，为了够着果实，它会毫不犹豫地操起棍子，来助一臂之力。只要推理的知性只是为了实现生命的本能，诸如食的本能、色的本能，以及权力本能，并且只是为了对周围环境的刺激做出积极的反应，那它就还不是人所特有的东西。只有当“理智”（在动物身上仅表现为机灵和狡诈）开始替理性服务，即开始把先前所获得的先验的本质认识运用到经验的个别事实上去，并进而从根本上去认识客观价值秩序，亦即替智慧和道德理想服务，它才成为人的特有之物。

本质认识的最后一个特征是它们具有双重用处。［其一］是本质认识替实证科学的每一块领域（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确立了相应的终极前提，因而成了它们的“本质公理系统”。［其二］是针对形而上学而言的，黑格尔曾非常形象地把这些本质认识称为“进入绝对的窗口”。这是因为，世界以及人设计并把握其世界的具体操作中的一切内在本质，即真正的源始现象和理念，还有所有撇开事物和行为在时空中的偶然配置仍然保持恒定不变的东西，都替实证科学的解释设立了无法逾越的界限。实证科学既不能解释真正的本质自身，也不能阐明真正本质的此在。实证科学之所以能够有所成就，正是由于它把本质问题（如什么是生命？）彻底地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因此，世界的本质结构和此在，最终必须依靠绝对存在者，即依靠世界和人本身最终所共有的终极原因。

这样看来，通过哲学而形成的整个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对绝对自在的存在者做独特的思考和直观，以便使它同“第一哲学”所揭示的世界的本质结构和我们克服重重阻力才能把握到的世界的现实此在以及偶然本质存在的现实此在彻底地吻合起来。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庶几能够得出最高存在的两大基本属性。其一是最高存在必须具有塑造理念的无限精神和同时派生出世界和人本身的本质结构的理性。其二是确立非理性的此在和偶然性的本质存在（“图景”）的冲动（drang）。这种冲动本身同样也是非理性的。这是一种异想天开的动态力量，是确定有机体的核心活力和势力范围的根本力量，同样也是个体和种属的生命能够永远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终极保证。至于具体的方式，则由关于无机物和有机体的自然哲学来加以说明。这样，最高存在的两大活动属性之间不住的相互渗透，便形成了时间中的历史的意义，这种历史我们称之为“世界”。最高存在两大属性之间的相互渗透同时也是理念和终极价值源初本不了解的创造冲动不断精神化的过程；换个角度看，便是源初软弱无能，只能设计理念的无限精神不断获得权力和活力的过程。该过程在人类历史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在人类历史中，理念和道德价值通过与旨趣、激情以及把机制建立在它们之上的一切不断地打成一片，便逐渐地得到某种“权力”。 [4]

三

这样一来，我们便已经到达了人类所拥有的第三种知识，即形而上学知识和拯救知识的堂奥。“第一哲学”，即世界和自我的本质本体论无疑是实现这种认识的阶梯。但实现这种认识绝不意味着就已经是形而上学了。只有把面向现实的实证科学的成果同面向本质的第一哲学的成果结合起来，再加上价值科学（一般价值学说、美学、伦理学和文化哲学）的成果，才算是进入了形而上学。首先进入的是实证科学“划界问题”的形而上学，即第一层的形而上学（追问什么是“生命”？什么是“质料”？），再由此进入绝对的形而上学，即第二层的形而上学。

但在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等划界问题的形而上学与绝对的形而上学之间还存在着一门重要的学科，今天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这就是“哲学人类学”。康德（逻辑学）曾把“哲学人类学”的问题说成是整个哲学的基本问题，即“人是什么？”的问题。而康德之前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则试图从宇宙的存在，至少是从对象—存在的角度来探讨绝对存在者的存在。正如康德在其理性批判（先验辩证论）中所阐明的，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康德的论证言之凿凿，他认为，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一切对象存在首先都得与人相关。一切存在形式都取决于人的存在。一切对象世界及其存在方式都不是一个“自在存在”，而是从这种自在存在中“截取”出来的与人的整个精神结构和肉体结构相吻合的对应设计（gegen-wurf）。只有从“哲学人类学”所得出的人的本质图景出发，才能推导出一切事物的最终原因的真实属性来——即作为对这种本质图景起初源自人的内在精神行为的反向延伸。

这种推导方式同本质认识一样，也是现代形而上学的重要（第二级）阶梯。我们可以称之为“先验的推论方式”。其推论法则是：由于世界本身的存在与尘缘之人的偶然此在及其经验意识的确毫无瓜葛，但尽管如此某些阶段上的精神行为与我们通过这些行为阶段所能深入其中的确定的存在领域之间仍然存在着密切的本质联系，所以，在行为和操作中，凡使我们把握住瞬间本质的一切，都必须算作是万事万物的原因。否则，尽管我们能够证明我们所能进入的存在空间取决于人的某种运动本能，而又不得不承认早在洪积世人类出现之前，整份有序的世界就已经存在了，那么，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或者，我们尽管必须把价值秩序本身同人类有关价值秩序的多变意识截然分开，但还得承认没有爱的精神寓于其中的价值秩序是毫无意义的，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据此类推，撇开思想家，独立于我们之外的理念秩序以及撇开确定它的“冲动”的现实性，都是毫无意义的，对此，我们又能奈之何？我们除了把独立于生命短暂的人的存在领域，同唯一的普遍精神的行为联系起来，别无选择。这种普遍精神肯定是源始存在者的某种属性，它活跃在人身上，并由人加以发扬。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发现尘缘之人的对象同时具有依附性和独立性，我们都得这样去做。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由于人是小宇宙，而存在的本质，诸如物理存在、化学存在、生命存在、精神存在等都在人的存在中遭遇和切合，所以，从人身上也可以得出大宇宙的最终原因来。因此，人的存在既是小神（mikrotheos），也是通向上帝的首选途径。

由此可见，现代形而上学已不再是宇宙论和对象的形而上学，而是后设人类学和行为的形而上学。它的主要洞识是，一切能够成为对象的东西的最终原因，自身不能成为对象，而只是作为永远都是自发存在的属性所能实现的纯粹实在性。所以，通达上帝的唯一途径不是理论关照，即对象性的关照，而是位格主动投入到上帝的怀抱中去，尽量促成他的自我实现，并共同完成永恒行为。这种永恒行为既包括创造理念的精神活动，也包括我们生命本能中显而易见的冲动力量。“人”本身就是该双重属性所共有的最精致的终极体现。把上帝弄成对象和东西，对于这种形而上学来说就是偶像崇拜。要想分享到神性，只有深入到“内在于他”、依据于他，仿佛由他而来的生命、活动、欲望、思维和挚爱中去。奥古斯丁称之为“神的子民在圣光的启悟下认识”（cognoscere in lumine dei，velle in deo）。当我们用这样一种立场来关照世界、自我和他者时，其中不再有丝毫对象性立场的痕迹。

人的精神“位格”也不是什么物质性的东西和对象形式的存在。人只能通过积极努力来塑造他的位格。因为位格是精神行为的专制结构，它每每表现为个别无限的精神对自我的独特关照。客观世界的知识结构正是深深地扎根在这种精神之中。依此类推，人作为本能存在和生物存在也扎根在上帝“本质”的神性冲动之中，并同客观世界同源同宗。所有人，亦即神性冲动中的一切生命，其同一的根源，我们都是在同情、爱以及所有宇宙移情等伟大运动中体验到的。这就是通达上帝的“狄俄尼修斯”途径。

因而，人不是自在存在的，或早在创世纪之前上帝就已经完成了的“理念世界”或“天意”（vorsehung）的仿制者，而是处于世界进程之中，并同世界进程一起生成的理念结果的共同策划者，共同发起者和共同完成者。人不但是源始存在者能够实现自我把捉和自我认识的一片绝无仅有的天地；人本身也是存在者，在他的自由抉择中，上帝能够实现其纯粹本质，并获得尊敬。就其规定性而言，人既非只是“奴隶”和俯首帖耳的侍从，也不就是自我成熟和自我完善的上帝的“圣子”。人是有决定意志的存在。就此而言，人享有作为上帝的共同创始人和合作者的崇高地位。在尘世的大风大浪中，他身先万物，高扯随着世界进程一起付诸实现的“神性”（deitas）大旗。

因此，由于每个人的个体位格直接扎根在永恒的存在和精神当中，所以不存在什么普遍有效的真正的世界观，而只有一种个别有效的，其完善和效用程度深受历史制约的“内涵”世界观。但尽管如此，还是存在一种普遍有效的严格方法。依靠这种方法，不管是谁，都能找到“他”的形而上学真理。

上文试图阐明的就是这样一种方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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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舍勒：《知识的形式与社会》，1926年；其中《知识社会学问题》（1924）一文对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做了详细的批判。——译注

[2] 参阅《知识的形式与社会》一书中《认识与劳动》一文。其中第六节讲现实问题，第二节讲知识观念问题。

[3] 参见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1928）。——译注

[4] 参见《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出处同上）及《知识社会学问题》（出处同上）中的第一节。

[5] 有关该方法的进一步论述请参阅以下文献：

1.关于哲学本质问题见胡塞尔：《哲学作为精密科学》，见《逻各斯》2，1910；舍勒：《论哲学的本质》，见《论人身上的永恒》，1921；此外还有报告《知识的形式与教化》，1925。

2.关于形而上学认识途径有哈特曼：《认识的形而上学》；舍勒：《认识与劳动》（出处同上）及《唯心论—实在论》，载《哲学杂志》，第2辑，第3期，波恩，1927。

3.关于哲学人类学有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1928。

4.关于伦理学有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实质的价值伦理学》，1913/1916年；哈特曼：《伦理学》，柏林，1926。

5.关于自然哲学有魏尔：《哲学手册》，第5分册，慕尼黑，1927年；h.德里施：《有机哲学》。

另外，请参阅胡塞尔主编的各卷《哲学和现象学研究年鉴》，（哈雷，自1913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