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大夫所领导的第一次政治抗争
一
当东汉末桓、灵之际，中国曾发生了一次大规模屠杀士大夫的惨案，历史家称之曰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是中国士大夫第一次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也是中国士大夫所领导的政治抗争之第一次的失败。这件事虽然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它却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士大夫为什么要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
我们知道，士大夫的阶级属性，大半都是地主或小所有者，他们都有足以保证其生活的土地或小小的田园，进可以升官发财，退亦可以活命。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正是中国士大夫的人生观。即因他们进退有据，可穷可达，所以他们是社会中最富于弹性或忍耐性的一个阶层。同时，中国的士大夫，都读过圣贤之书，知道“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所以即使皇帝混蛋一点，政治黑暗一些，他们都能安之若素；最了不得的表示，也不过是逃避山林，去当隐士。因此，当士大夫而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发动政治抗争的时候，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当时政治的暴虐与黑暗已经不仅为贫苦的农民所痛恨，而且也为有教养的地主和小所有者所不能忍受了。东汉末年的中国士大夫之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正是这一历史原理的说明。
具体的史实指示出来，东汉的政权，自安帝以后，由于四周诸种族的叛变，土地的兼并与天灾的流行，已经走上了没落的道路，降至桓灵之际，外戚宦官相继爬上政治舞台，贪污腐化，暴虐恣睢，遂使东汉的政权崩溃决裂，陷于不可收拾的境地了。
据史载，桓帝继位以后第一道诏令，便是大封外戚。当时，外戚梁冀官至大将军，食邑四县，大将军府的官属，倍于三公。政府又赏赐梁冀金钱、奴婢、彩帛、车马和甲等的第宅。并且特许梁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 在朝会时，与三公绝席（不站在同一席子上），十天到尚书台办公一次。当时，事无大小，都要梁冀批准，才能执行，不但文武百官的升迁须要梁冀裁可，就是皇帝的卫队，也由梁冀派遣。梁冀的兄弟、儿子和孙子，都受封为万户侯。梁冀之妻孙寿亦封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总计梁氏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 。子弟、亲戚、宾客，布在列郡；其奴秦宫，亦官至太仓令。梁冀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就是天子也只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
在封建时代，皇帝的一条小狗也是人民的上帝；而况是与皇帝有连皮带肉的关系的外戚。在封建时代一条裙带，已经足够把他的兄弟子侄拖上金銮宝殿，而况梁冀还有九条裙带。因而当时梁冀就仗着这种皮肉的关系，变成了政治上第一等的要人。他把他姊妹的媚态转化为他的权威，毫无忌惮地贪污无耻。他不仅剥削贫苦的农民，同时也公然绑架富豪。据史载，当时梁冀绑架扶风富人孙奋，便得钱一亿七千余万。此外四方征发，都有他一分，而且他的一分，比皇帝的还要值钱。特别是卖官的收入，更为庞大。所以后来梁冀诛死以后，政府拍卖他的财产，其价值竟达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经费，减天下租税之半。
不仅梁冀本人贪污，他所引用的亲戚宾客无不贪污。例如梁冀的妻党孙氏，冒名而为中央及地方官者十余人，皆贪污残暴。此辈各派家奴逮捕其属县的富人，绑票勒索，出钱少者，则诬以他罪而致之于死。当时宛县县令吴树，在宛一次就杀了梁冀宾客之为人害者数十人。宛县如此，其他郡县，亦无不如此。实际上，当时外戚之党，布满朝廷，散在郡县，这从梁冀诛死以后，其所株连之多，可以证明。据说：“其他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 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天下，竟是谁家的天下。
奢侈和贪污是不可分的。据史载，当时梁冀的骄奢淫佚，真是惊人。他在当时的首都——洛阳城里，大起第宅，其妻孙寿亦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踈青琐，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蹬，陵跨水道。在这富丽堂皇的第宅里面，各有“藏室”，在“藏室”里，堆满了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又有“厩房”，在“厩房”里，豢养着外国来的“汗血名马”。此外，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 。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每当春秋佳日，梁冀夫妇，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或连继日夜，以骋娱恣。当此之时，梁冀着埤帻，狭冠，折上巾，拥身扇，狐尾单衣。其妻孙寿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若于此时，有客来拜，例不得通。客人贿门者，门者累千金。
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移檄所在，调发生菟，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菟，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 。
又起别第于域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 。
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因行道路，发取（妓）伎女御者，而使人复乘势横暴，妻略妇女，殴击吏卒，所在怨毒 。
像梁冀的这种骄奢淫佚，在今天看来，自然不算什么；然而在当时的人民看来，已经觉得这种吃裙带饭的东西是“穷极盛满”了。因为当时的梁冀，不仅残害人民（从贫民到富豪），而且也威胁着皇帝。皮肉的关系，究竟敌不过权利的冲突。到延熹二年，跟着梁后死，裙带断，皇帝便在家奴的支持之下，发动了政变，把梁氏一门，无分男女老少，斩尽杀绝了。但是从外戚手中接受政权的，不是皇帝，而是宦官。外戚绝了种，奴才又当权。
据史载，当时主谋诛梁冀的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同日封侯，世称之曰“五侯”。又小宦官刘普、赵忠等八人，亦封乡侯。此外，以冒诛梁冀之功而封侯者，尚有侯览等。宦官登台以后，他们的威风并不减于外戚。当时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 。只有单超早死，没有编入人民的歌谣。
宦官这种东西，是中国封建史上的特色。这种东西之出现为政治上的要人，就是当时封建政权走向了崩溃道路的特征，因为只有在封建政权走向崩溃道路的时候，当时的皇帝才会不相信任何臣民，而把自己的政权，委之于宦官。为什么？因为宦官是割去了生殖器的奴才，这种奴才，一入宫廷，便断绝了任何关系，他没有父母，没有妻子，没有朋友，没有亲戚，只有一个领袖——皇帝。中国讲五伦，这种东西，只有一伦——君臣之伦。即因如此，所以皇帝相信他们，而且他们又最接近皇帝；同时，又能在皇帝的拳打脚踢的侮辱之下，表现笑容。因而每当封建政权临于崩溃之际。皇帝便依仗他们作为最后的打手。从而他们便能一手拿着皇帝的尿盆，另一只手掌握着全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大权。
从外戚政治到宦官政治，其意义只是宣告贪官污吏的换班而已。据史载，当时五侯，或养疏属，或养异姓为子，或养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单超之弟为河东太守，左悺之弟为陈留太守，具瑗之兄为沛国相，皆所在蠹害。徐璜之侄徐宜为下邳令，暴虐尤甚。宦官侯览，“依势贪放，受纳货遗，以巨万计” 。“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十八顷。” “小黄门段珪，家在济阴，与（侯）览并立田业，近济北界。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 总之，当时“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 他们党羽，“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
这些宦官，就用白昼打劫，黑夜杀人的方法，封百姓的房产，夺百姓的田地，而成为暴富。他们暴富之后，也和外戚一样，“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 。据说当时侯览“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节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子”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样的情形，在今天看来，也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人民看来，他们就觉得这些奴才太可恶了。
由于外戚宦官之轮班搜夺，于是天下财富，从农村集中首都，从政府的国库转移到私人的钱柜。洛阳变成了金穴，而全国农村则变成了一片沙漠；外戚宦官变成了倾国的豪富，而农民乃至小所有者则变成了赤贫；所以当时陈蕃说：“当今之世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
为了挽救社会的危机，当时的政府也曾以其剥削农民之所得，转而施行所谓“赈济政策”。但是膏药贴不住地震，农民暴动不煽而起者遍天下。据史籍所载，自桓帝以迄灵帝之初，农民暴动连年都有。如刘文、李坚、陈景、裴优、李伯、公孙举、劳丙、叔孙无忌、李研、胡兰、朱盖、盖登、戴异、许生等，都先后出现为农民暴动的领导人物。他们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陕西、四川、湖南，到处攻陷城市，诛杀贪官污吏。到桓帝末年，甚至在堂堂的首都，也有了暴动的“火光转行”。这样的情形，当然是农民大暴动的预告。
就在这样危急的局面之前，当时的士大夫起来了，他们展开了反宦官的政治斗争。而这到后来，便演成了中国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二
外戚宦官走进朝堂，士大夫就必须退回田里，这几乎是中国史上的一个规律。
据史载，东汉自顺帝时起，当时的士大夫就相率毁裂冠带，避迹深山。到桓帝时，跟着政治之进一步的黑暗，那些有教养的士大夫，他们要逃出这个罪恶的世界，就像要逃出地狱一样，因而就更加扩大了这个零落的小所有者之群。这些士大夫逃入山林以后，或躬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或苦身修节，隐居讲学，过度所谓“隐士”的生活。他们自以为从此与人无争，与世无涉；谁知现实是逃避不了的，他们要逃避现实，而现实却要追逐他们。不久安车玄纁，又络绎于深山穷谷之中，要敦请这些逃避者回到朝堂，不是要他们主持国家大政，而是要请他们替宦官政治歌功颂德，歌颂宦官的杀人与放火，歌颂他们的白昼行劫，当众奸淫，歌颂他们一切无廉耻、无人性的下流行为。但是士大夫究竟读过圣贤之书，知道何谓廉耻，所以宁肯饿死，也不愿与奴才为伍。据史载，桓帝曾派安车去征聘处士徐樨、姜肱、袁闳、韦著、李昙五人，结果都是空车回来。又征安阳魏桓，也不来。这些事实就证明了桓、灵时期的政治，已经为士大夫所不齿了。
士大夫之最大的忍耐性，是建筑在他们都有“独善其身”的小小田园的经济基础之上；但到桓、灵之际，这种经济基础也被外戚、宦官剥削殆尽了。现在他们已经到了“食无求饱”的境遇。他们和贫苦农民不同的，就是他们还有一件破旧的长衫。到了这个时候，士大夫如果再忍耐，就是一声不响地饿死。但是士大夫不愿无声而死，所以东汉末的士大夫展开了积极的反宦官政治的抗争。《后汉书·党锢列传》云：“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士大夫反宦官的政治抗争，在桓帝末年，在陈蕃、窦武、李膺、刘淑等的领导之下，广泛地展开了。在当时，所有有正义感的士大夫，几乎都参加了这个斗争。这些士大夫因为喊出了人民的要求，每一个人都是一树正义的旗帜。《党锢列传·序言》有云：当时“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恺’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㝢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
在上列士大夫中，有在野的名流，有在朝的中下级官吏（也有高级官吏），也有太学的学生。总之，在当时，所有社会各阶层，无不痛恨这个反动的政府，无不要求这个政府略加改良。而成为改良之障碍的，则为宦官，只要说反对宦官，没有一个人不举起双手的。
当时的中下级官吏为什么要反对宦官？因为这些中下级官吏，有不少是出身于小所有者的家庭，他们虽参加统治机构，仍然是受压迫的一群，他们既受宦官的压迫，又受商人地主的压迫。前者如白马令李云，弘农杜众，即因弹劾宦官而被处死刑；后者如南阳太守成瑨，即因刻举豪右而征诣廷尉抵罪。同时，他们的薪俸也非常之少，已经不能活命，所以他们对现状不满。他们看到处士横议，匹夫抗愤，胆子也大起来了，因而开始在现实的政治上，去制裁宦官和与宦官狼狈为奸的商人地主。例如史载当时河东太守刘祐，其属县令长，多为宦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任，黜其权强，平理冤狱。魏朗为彭城令时，宦官子弟为国相，多行非法。朗更相章奏，检举其罪恶。苑康为太山太守，时群内豪姓多不法。苑到任，追还诸豪姓前所夺人之田宅。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中国的知识青年第一次出现于政治斗争前线的，就是东汉末的太学生。东汉至桓帝时，太学生已有三万余人。在这些太学生中，有不少小所有者家庭中的子弟。他们感到自己家世的没落和政治前途的暗淡，也觉得政治有改良的必要。当时郭泰、贾彪出现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物；郭泰一方面在太学生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与宣传；另一方面，又从社会上吸引大批小所有者的子弟，使之进入太学，以扩大自己的队伍。例如陈留茅容，本为农夫；钜鹿孟敏，本为担卖陶器的小贩；陈留申屠蟠，本为油漆工人；鄢陵庾乘，本为看门的厮役；皆因郭泰的援引，先后进入太学为学生。此外，出身于屠沽卒伍之士，因郭泰之援助而入太学者，尚不知有若干人。这样，当时的太学，便变成了零落的小所有者政治活动的中心。
在桓帝末，这些太学生便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他们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政治请愿。第一次是在永兴元年的七月，这一次是为了朱穆的案子。据史载，朱穆为冀州刺史，时冀饥荒，人民流亡者数十万，而宦官赵忠，丧父归葬，僭为玉匣。朱穆下郡按验，吏发坟墓，剖棺出之。皇帝听了，大为震怒，征朱穆下狱，罚作苦工 。这件事，引起了学生的愤怒，于是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走到皇宫之前请愿，并上书为朱穆诉冤。其书有曰：“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噏则令伊、颜化为桀、跖 。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网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 。第二次是在延熹五年，这一次是为了皇甫规的案子。据史载，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棺向之敲诈不遂而诬以“余寇不绝”之罪，也是被判决要罚作苦工，因而又有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的大请愿，皇甫规因此得以赦免。由此看来，当时的太学生，是以何等英勇的姿态，出现于东汉末年的历史。
由于在野的处士，在朝的中下级官吏和当时的太学生三种力量的平行发展，相互声援，于是就形成了士大夫反宦官政治的浪潮。在斗争的高潮中，接连发生了几件严重的事件：一件是南阳太守成瑨与其功曹岑晊，诛杀了一个与宦官勾结“用势纵横”的商人地主张氾；一件是太原太守刘瓆质诛杀了一个“贪横放恣”的小宦官赵津；再有一件，是山阳太守翟超没收了宦官侯览的家财；还有一件是东海相黄浮诛杀了一个曾经射杀太守李嵩之女的宦官徐宣及其一家老幼。这几件事，当然要引起宦官与豪强地主的愤怒，结果，成瑨、刘瓆质诚心去恶而反伏殴刀，翟超、黄浮奉公不挠而并蒙刑坐。天下之人，无不冤之。
宦官的反攻，日益凶猛，恰恰又发生了张成的事件，于是黑天的党狱，遂发生了。据《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言》云：“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搆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 当此之时，皇帝的诏令，迫切州郡，髡笞掾史。从事坐传舍，钩捕党人。州郡为了报命，只有乱捕善良。只要是一个士大夫，就加他一顶党人的帽子，而予以逮捕。所以，当时每一州郡，所捕党人，多者至数百。天下士大夫，几乎一网打尽。当时只有平原相史弼，未捕一人。使者责曰：“青州六郡，其五有党，……平原何理而得独无？”史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良善，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实际上当时所捕的“党人”，都是一时的人望，诚如陈蕃所云：“今所考案，皆海内人誉，尤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岂有罪名不彰而致收掠者乎？”
党狱一天天扩大。当时，太学生首领贾彪乃潜入洛阳，求援于城门校尉窦武。窦武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外戚。他看到宦官鱼肉天下的士大夫，也感到不平。乃上书皇帝，请赦党人。其书有曰：“膺等建忠抗节，志经王室，此诚陛下稷、离、伊、吕之佐；而虚为奸臣贼子之所诬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时见理出，以厌人鬼喁喁之心。” 同时尚书霍谞等亦为“党人”诉冤。宦官见天下舆论哗然，乃于次年赦党人二百余人，放归田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永不录用。从此以后，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满朝文武，尽是奴才。虽然如此，而当时士大夫，仍然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没有一个人向宦官投降。这种为正义而斗争的高风亮节，是值得他们的后辈学习的。
士大夫的灾难，并不到此为止。桓帝死，灵帝立，胜利的宦官威风更大，侯览、曹节、王甫、郑飒、公乘昕等与灵帝的乳母赵娆及诸女尚书，相互奸姘，秽乱宫廷；操弄国柄，荼毒海内。为了巩固他们反动的政权，于是发动政变，展开对士大夫的大规模屠杀。在这次政变中，士大夫的领袖大将军窦武、太尉陈蕃均被害，太学生被屠杀者数十人。
到建宁二年十月，再兴党狱，于是李膺、杜密、虞放、朱㝢、荀昱、翟超、刘儒、范滂等百余人，俱被诬杀，妻子皆徙边，天下豪杰及传家有行义者，一律加他一顶党人的帽子，或杀，或徙，或废禁者，又有六七百人。当时，郭泰私为之恸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耳。” 士大夫的灾难还没有终止。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其书曰：“夫党人者，或耆年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锢，辱在涂泥。……所以灾异屡见，水旱荐臻，皆由于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 这一封奏书，又激怒了宦官，除将曹鸾免职，掠死黑狱，又诏州郡更考党人及其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之在位者，悉免官禁锢，爰及五属。从此以后，当时有气节的士大夫，遂无遗类；而中国的文化也为之凋残。
现在，留在东汉朝廷中的，只是一群戴着人冠的狗子。据史载，灵帝时，“省内冠狗带绶，以为笑乐。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门，或见之者，莫不惊怪。”……后灵帝笼用便嬖子弟，永乐宾客。鸿都群小，传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遣御史于西邸卖官，关内侯顾五百万者，赐与金紫；诣阙上书占令长，随县好丑，丰约有贾。强者贪如豺虎，弱者略不类物，实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统国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禄素餐，莫能据正持重，阿意曲从。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门。”
三
东汉末年，士大夫反奴才政治的抗争是失败了；他们留下来的只是一页血肉狼藉的历史。但是他们的鲜血，却写成了一篇慷慨悲壮的政治宣言。在这血写的宣言中，明白而有力地指出了当时的暴虐与黑暗的政治已经没有改良的希望。换言之，当时的反动政权决不接受任何修改的建议；它一定要坚持反动，而且要反动到底。如果人民不能忍受这种反动，惟一的办法，只有武装暴动。因此，跟着“党锢之祸”而来的，再不是“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学生请愿”，而是“黄巾的大暴动”；再不是士大夫被屠杀，而是屠杀者被屠杀了。
跟着东汉的士大夫之后，中国的士大夫，继续不断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发动改良运动。例如在唐则有牛僧孺、李宗闵反贵族政治的运动，在宋则有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在明则有东林党人反宦官反锦衣卫（特务）的运动，在清则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运动。这些运动，在本质上都是改良运动，不是革命运动；但是都不能为当时的反动派所接受。结果，都和东汉的士大夫一样，“衣冠填于阶陛，善类殒于刀锯”，一个跟着一个失败了。不过，跟着他们的失败而来的，也和东汉一样，再不是士大夫的哭脸，而是农民的大刀。例如跟着牛、李反贵族政治的失败而来的，是黄巢大暴动；跟着王安石变法运动的失败而来的，是宋江、方腊的大暴动；跟着东林党人反宦官反锦衣卫的失败而来的，是李自成、张献忠所领导的大暴动；跟着康、梁变法运动的失败而来的，是辛亥大革命。从这些史实，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即“士大夫政治抗争的失败，就是农民大暴动的信号”。
现在中国的士大夫又在为了和平与民主而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我希望他们再不是失败，如果不幸而失败，我敢预言，跟着而来的还是人民的武装革命。
（上海《理论与现实》第三卷第二期，1946年7月2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