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非变不可的时代
王莽改制，是出现于中国史上的第一次改良运动，但这件事，写在西汉史上，却变成了一幅滑稽的插图。
王莽改制之被滑稽化，主要地是因为王莽曾经用了一种政治手段，篡窃了西汉的天下；而这在中国政治道德上，是不允许的。不仅如此，在篡窃的过程中，王莽又动辄称引圣经贤传，以文饰其奸逆。例如他本来是一个乱臣贼子，而到处自比于伊、周；本来桀纣不如，而晏然自以为黄、虞复出也。当王莽之时，圣经贤传的文词充满文告，仁义道德的口号响彻云霄。例如当王莽辞新邑田时，当时大司徒司直陈崇曾有一封颂圣的奏书，其中把圣经贤传上的美辞，都搜集起来，歌颂这位篡窃的“圣人”。其中有言曰：“孔子曰：‘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公之谓矣。”“《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公之谓矣。”“孔子曰：‘敏则有功。’公之谓矣。”“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公之谓也。”“孔子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公之谓矣。”“《易》曰：‘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公之谓矣。”“《书》曰：‘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公之谓矣。”这诚如《汉书·王莽传》所云：“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吾人读史至此，不觉深有慨乎圣经贤传之往往为奸人所利用，而仁义道德之往往为篡窃者所假借也。
虽然奸逆终非文辞所能粉饰，是以千余年来，王莽在道德的法庭之前，遭受了中国历史家残酷的裁判。王莽的名字，直至现在，还是被当作篡窃者的符号，足见善恶之心，人皆有之。即因如此，所以王莽改制，也被滑稽化了。
但是，假如吾人离开“袒刘”的立场，则可看出王莽的改制，并不是一种纯理想的企图，而是西汉历史发展到不得不变之结果。具体的史实，指示出来，西汉的政权，至于成帝已开始其崩溃的过程。当此之时，五侯专政，外戚用事，阻塞贤路，浊乱天下，贪污腐败，骄奢淫逸，达到极点。例如“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又“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元后传》）当时贵族之骄奢也如此，其他官僚亦“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蓄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埋葬过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成帝纪》）这种情形，即以成帝之昏庸，亦知似此“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
当时的贵族官僚，其贪污所得，过于庞大，用之于雕梁画栋而不尽，用之于声色狗马而又不能尽；于是出其余裕，用于土地之收夺，以再生产其财富，如：“红阳侯立，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孙宝传》）又如“张禹占郑、白之渠田数百余顷，他人兼并者类此。”（《通考》）这样就加速了农民离开土地的过程。
与政治的收夺的同时，又来了一支扫荡农村的生力军，这就是商业资本。其一部分囤积居奇，垄断人民的生活资料。另一部分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涌进农村，而且即刻就抓住了那些渴望货币的贫苦农民的头发，迫使他们把自己的土地、家屋以及一切有价物，都当作利息交付出来。最后把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身体也以奴婢的形态提供出来作为债务的清算。
由于贵族官僚与豪族商人之土地兼并的竞赛，于是土地日益集中，贫困日益扩大。当此之时，诚如王莽诏令所云：“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臣民，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又如荀悦所云：“西汉之世，豪强之暴，酷于亡秦，今豪民占田，或至数千百顷，富过王侯。”
又况人祸之外，复益之以天灾。成帝有诏曰：“朕承鸿业十有余年，数遭水旱疾疫之灾，犁民娄困于饥寒，而望礼义之兴，岂不难哉！”（《成帝纪》）
当时农民，其土地之被剥夺者多已饿死沟壑。即有土地者，“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王莽传》）加以急征暴敛，敲骨入髓，地租之外有稾税，算赋之外有更赋，此外盐铁有税，醋酒有税，车船有税，海有税，山林园池市肆乃至六畜，亦无不有税。农民若不能交出此种税款，则“一人有辜，举宗拘系狱。”（《成帝纪》）如此，则当时的农民，虽欲不女为娼，而男为盗，岂可得乎？果然，颍川的铁官徒（铁场的工徒）首先爆发了叛乱。接着在广汉，在尉氏，在山阳，也相继发生了民变，自是而天下萧萧然矣。
到哀帝时，外戚幸臣把持国柄，贪污腐败，日甚一日。据史载，哀帝一次就把农民的土地赏给他的男宠董贤二十万亩以上，又赏给董贤的钱合计四十三万万，其他不及细举。当时谏议大夫鲍宣曾上书曰：“（陛下）奈何独私养外亲与幸臣董贤，多赏赐以大万数，使奴从宾客，浆酒霍肉，苍头庐儿，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无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悦民服，岂不难哉！”
当时社会的情形，鲍宣曾慨乎其言之曰：“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无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绔，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无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仇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错，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那？”（《汉书·鲍宣传》）
在七亡、七死的灾难之中，当时的人民，遂骚然大动。《哀帝纪》云：“（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在堂堂的首都而饥民公然“持火上屋，击鼓号呼。”这是何等骇人的现象！
由此看来，西汉至哀帝时，天下萧萧然已呈变局，有王莽的改制固变，无王莽的改制亦变。王莽知变可以制变，故为改制之图。其主观动念，固在欲因天下之变，以巩固地主的统治：但在客观上，也正是当时人民的愿望。盖当时除少数的贵族官僚和豪族富商外，所有的人民，无不希望有一种政治的改良，以打破当时黑暗腐败的局面。所以我以为王莽的改制，在客观上，是顺乎人也；顺乎人者昌，是以王莽得以变而致身于皇帝。但在主观上，是私乎己也；私乎己者亡。是以王莽虽篡窃大位，不旋踵而遂血肉狼藉于人民之前。
二 改革的内容
不论怎样，王莽总是一个聪明的政治家，他看清了当时社会，已经非变不可，与其任其自发的变，不如先为之变以制其变，如此则变之权操于己，变之用存于己，从而导天下之变于自己有利的方向，以巩固其统治。同时，王莽又看清了当时社会的危机，是从社会最深刻的内部爆发出来的。最主要的，是贵族、官僚、豪族、商人之土地兼并，使农人失掉了土地；其次是商人之高利盘剥与物价垄断，造成了社会的不安。所以他针对着这种社会症结，展开其改良政策。
王莽知欲天下之安，必须消灭“部落鼓鸣，盗贼横发”的现象。欲消灭此种现象，必须农着于土。欲农着于土，必须耕者有其田，故为王田之制。所谓王田者，即将兼并者的土地，收为国家所有，再由国家计口授田，以之分配于人民。《王莽传》云：“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如制度”者，即一夫受田百亩也。王莽对于执行此种土地政策似有决心。他曾有诏曰：“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跟着土地之政策而来的是劳动政策。为了发掘劳动力，王莽又在“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道主义的美名之下颁布了禁止奴婢买卖的诏令。其令曰：“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
为了打击豪商巨富之囤积居奇，操纵生活资料，王莽又曾为六筦之政。筦者，专卖之意。六筦者，即对于六种重要经济事项的垄断经营。王莽下诏曰：“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货，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筦）之。”（《汉书·食货志》）
为了打击豪民富贾之垄断物价及高利盘剥，王莽更为五均之政。五均者，即于当时商业最繁荣的五个城市，如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各置五均司市师一人、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其职务一方面是征收商税，另一方面，则是平准物价，及对农民作小本贷款。当时的平价，据《汉书·食货志》云，并不是追随黑市而高涨，而是“万物昂贵过平（价）一钱（者），则以平贾（价）卖与民，其贾氏贱减平（价）者，听民自相与市。”政府并不希望利用平价政策作发财的企图。其贷款也，亦不仅豪民富贾始能享其利，而是“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毋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这样一来，垄断物价者与高利盘剥者遂无所施其技矣。
为了集中现金于政府的手中，王莽又为币制的改革。据史载，王莽曾废当时通用之五铢钱，更为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凡二十八种，并严申私人盗铸之禁。此种新币如龟贝之类，大抵一钱不值；其他亦多为额面金与实际价值不符之钱币，实即后来之所谓不兑现之法币也。这种新币的发行，则豪民富商之现金，遂可以转移于国家之手中。
王莽的经济改革大概如此。此种经济改革，显然是集中打击于豪民富商，同时贵族官僚，亦不得不遭受其殃。因此王莽在当时的贵族官僚豪民富商看来，简直是自己集团中的叛徒与败子。反之，在农民看来，则是一种意外的希望。假使王莽的经济改革能顺利进行，逐步实施，则未始不可使当时的社会转危为安，而王莽的政权，也不致昙花一现。可惜他的政策遭遇了贵族官僚豪民富商之激烈的反对；同时，王莽在新政的推行中，又用非其人，以至半途而废。
据《王莽传》所载，在推行政治的过程中，因“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于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言人区博公开反对王莽没收土地的政策。他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迄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即因土地所有者之反对，于是王莽遂于建国四年，下令取消。其令曰：“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五均六筦者，所以制止豪民富商之垄断物价、高利盘剥者也；然而王莽用以执行此种政策之人，皆系豪民富商。”《汉书·食货志》云：“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淄姓伟等，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臧不实，百姓俞病。”即因五均六筦之权操于豪富之手，于是他们与地方官相互勾结，利用平价政策，贱买于民而贵卖于市。因而愈平价而价愈高，以致“米斗万钱”，“黄金一斤，易豆一斗。”像这样的平价政策，比不平价还要坏百倍千倍，当然引起人民的痛恨。所以到地皇三年，五均六筦也取消了。
至于新币制，则以种类复杂，单位太多，以致人民“每一易钱，辄因破产。”所以人民更不乐从，而仍多盗铸五铢钱，私相流通。于是王莽令“伍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钟官者主钱币之官），愁苦死者什六七。”虽然如此，新币仍不能行。
由此看来，王莽的经济改革，无一不半途而废。以是而知王莽之败非由于变也，实不能坚持其所变而使之及于通。换言之，乃不及于通而遂不变也。
三 回到暴力政策
王莽的改良政策，曾经给农民以一种新的希望。一旦皆半途而废，则农民皆由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怨恨，以致于叛乱，此自然之理也。王莽深知欲镇压此辈失望之农民，必须用更大的残酷，而这就是王莽在后来走向暴力政策的原因。
王莽最初本想招来一个“四夷来王”的盛事，用外来的光辉来替自己镀全，藉以在国内人民之中建立威信。据史载，他曾大派使节，分道四出，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扶余；南出者逾徼外，历益州，至句町；西出者至西域，北出者至匈奴。但四夷并不捧场，他招来的不是“四夷来王”；恰恰相反，而是“四夷叛变”。首先叛变的是匈奴，跟着高句骊、秽貉遂反，以后西南夷和西域诸国也叛变了。
为了维持自己在人民中的信仰，并欲以对外战争，转移人民的视线，于是王莽大发兵征四夷。据史载，王莽曾派孙建等十二员大将，十道并出，征匈奴；派严尤击高句骊、秽貉，派冯茂击句町及其他西南夷，派王骏远征西域。在这些东西南北的战争中，除了东征之军以诱杀高句骊侯驺而结束，西域之军以王骏死于焉耆之袭击而消灭，此外北伐匈奴南征西南夷的战争则变成长期战争了。
为了支持征伐匈奴和西南夷的战争，于是王莽下令，大募天下丁男以实边塞，苛征暴敛以给军食。《王莽传》曰：“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猪突豨勇’，以为锐卒。一切税天下吏民，资三十取一，缣帛皆输长安。令公卿以下，至郡国黄绶，皆保养军马，多少各以秩为差。”又云：“（莽）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天下骚动。”
战争长期地持续。据《王莽传》云：“自越嶲、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属（皆西南夷名）反叛以来，积且十年，郡县距击不已……费以亿计，吏士离毒气，死者什之七。”最可笑的，是王莽派出征伐匈奴的将军，“先至者屯边郡”，“不敢与匈奴战”，只是“货赂为市，侵渔百姓”。这些将吏，他们在自己的战区“各为权势，恐猲良民，妄封人颈，得钱者去，毒蠚并作，农民离散。”
对外战争，并无结束之望。当时每年运往西河、五原、朔方、渔阳一带的钱谷，每郡以百万数。又令郡国买马发帛四十五万匹输长安，前后仆仆于道路。而贪官污吏又假借战争之名，苛征暴敛。据《王莽传》云：“中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者，并乘权势，传相举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劝农桑，班时令，案诸章，冠盖相望，交错道路。召会吏民，逮捕证左，郡县赋敛，递相赇赂，白黑纷然。”黄金白银，尽入私囊，槛车铁锁，无非冤枉。又“春夏斩人都市，百姓震惧，道路以目。”长安变成了贪污的中心，杀人犯的窠巢了。
与战争平行，又大兴徭役。据《王莽传》云：“莽乃博征天下工匠诸图画，以望法度算，及吏民以义入钱谷助作（九庙）者，络绎道路。坏彻城西苑中建章（诸宫）……十余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庙，……殿皆重屋……为铜薄栌，饰以金银琱文，穷极百工之巧，带高增下，功费数百巨万。”当建筑时，“将作”日夜督工，“卒徒死者万数。”
王莽又听说古有黄帝，曾以百二十女致神仙，乃派中散大夫及谒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采乡里淑女，上其姓名，由王莽挑选一百二十名，于是王莽遂与这些淑女，讲求所以为神仙之道。但同时，也不忘记和公卿大夫，宣扬六经，讲求所以为圣人之道。更没有忘记发号施令，南征北讨，与诸将讲求所以为英雄之道。他想做神仙，想做圣人，也想做英雄，实则他已经踏入了荒淫、暴虐、糊涂的深坑，而不能自拔了。
虽然如此，他还是要一手揽尽天下的大权，专制独裁，刚戾自用，命令如牛毛而又朝发夕改。据《王莽传》云：“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诸宝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又好变改制度，政令烦多，当奉行者，辄质问（质问者请示也）乃以从事（从事者实施也）。前后相乘，愦眊不渫。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尚书因是为奸寝事，上书待报者连年不得去。拘系郡县者逢赦而后出。卫卒不交代三岁矣。”“县宰缺者数年，郡守兼任。”
又据《王莽传》云：“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实遴（遴者吝也）啬。托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赋茅土，用慰喜封者。”官吏俸禄“不能尽得”。但是据同传所载，当新市、平林围长安时，王莽“省中黄金万斤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长乐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准帑藏钱帛珠玉财物甚众。”然则王莽之不发官俸，并非无钱。
像这样的政治，当然要使得天怒人怨。史载王莽时，严重的天灾，如大雨雪，大风雹，大虫蝗，大旱灾，大疠疫，河决地震，几乎年年都有。同时农民也以穷困，纷纷流亡道路了，当时“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
据说王莽亦曾派员赈济饥民。但“使者监领与小吏共盗其廪，饿死者十七、八。”后来“莽闻城中饥馑，以问王业，（赈济专员）业曰：‘皆流民也’，乃市所卖粱飰肉羹，持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然则以王莽之明，亦颇受左右之蒙蔽也。
不久，农民大叛乱爆发了，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南北并起，于是王莽通令全国，就地剿灭。但当时地方官皆畏“贼”不敢进剿，“县欺其郡，郡欺朝廷，实百言十，实千言百，”以卸责任。即有讨“贼”者，而讨“贼”之军，“郡县苦之，反甚于贼。”（《王莽传》田况语）
“盗贼”之势日益扩大，王莽乃命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率领大军进讨。但这些官军“所过放纵”。东方为之语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所以廉丹一出马，便被赤眉杀死，而王匡也全军覆没，落荒而逃。
跟着四方“盗贼”的挺起，而王莽肘腋之下也发生了不稳的现象，这首先就是刘歆、王涉等的叛乱阴谋之暴露，接着他的儿子王临，也要谋杀他。众叛亲离，已至独夫末路。为了巩固首都的秩序，玉莽曾“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但巨鹿男子之谋刺王莽如故也。
一切的暴力，都没有得到效果，不久新市、平林攻破长安，而王莽之头遂高悬宛市矣。
《汉书·王莽传》赞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毒流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以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肢体分裂，遂今天下城邑为墟，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汉书》之言是也，但王莽之所以陷于惨败者，以其由改良政策走向暴力政策之必然归宿。盖天下既已变矣，而王莽亦曾利用其变以登于宝座矣，此已变之天下，决不能因王莽之不变而遂不变，王莽不变而天下自变，此王莽之所以败也。
（重庆《中华论坛》创刊号，1945年2月1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