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某一天，阳光辉煌。即使在焦煤镇，偶然也能见着阳光这个东西。
在这种天气里，从远处看来，焦煤镇还是被它自己的烟雾笼罩着，似乎连阳光也透不进去。你只晓得有个市镇在那儿；因为要是没有市镇在那儿，就不会在远景上呈现出那么阴沉沉的一片污斑。那混成一片的煤灰和烟雾，看风势的起落或者风向的转移，混乱地时而吹向这边，时而吹向那边，时而直冲苍穹，时而黑魆魆地沿地面爬行——这是一种不成形的又浓又厚的大杂拌，其中有一道道斜射着的阳光，但是照不出什么，所看见的只是一块块黑沉沉的东西——连一块砖也瞧不见，但从远处看来，焦煤镇还是在暗示着它的存在。
令人奇怪的是，焦煤镇竟还在那儿。它时常遭受破坏，因而不免叫人诧异它怎么受得起那许多打击。的确，绝对没有一种瓷像用来做成焦煤镇厂主们的瓷那么脆。只要轻轻地碰它们一下，就会很容易地被打成碎片，因此不免叫人疑心它们在未成器皿之先，是原已破裂了的。当迫不得已要送童工上学时，他们就糟糕了；当视察员们奉命来调查工厂时，他们就糟糕了；当这些视察员们谈到他们所用的机器动不动会把工人切碎，似乎有点不应该时，他们就糟糕了；当有人提出，他们不必把这地方弄得那么烟雾弥漫时，厂主们更认为这简直叫他们搞得焦头烂额。在焦煤镇，除掉庞得贝先生的金汤匙说法普遍地为一般人接受外，还有一个很流行的假说。这个假说形成一种威胁。任何时候，要是一个焦煤镇的大亨觉得他受了委屈——那就是说，当他不能为所欲为，而人们又向他提出，他必须为他的所作所为的后果负责时——他一定会发表那可怕的威胁，说他“宁可把财产扔到大西洋里去”。这样就不止一次地使内务大臣吓得失魂落魄。
虽然如此，焦煤镇的大亨们究竟还是很有爱国心的，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把财产扔到大西洋去。而且相反地，仍然很小心翼翼地管理着他们的财产。瞧，他们的财产就在那烟雾弥漫的焦煤镇上日增月累。
夏天，那些街道热气蒸人，灰尘扑面，而阳光又是那么强烈，竟金光闪闪地透过笼罩在焦煤镇上的浓烟，使人不敢正目而视。火夫们从低矮的地下室中走到工厂的空场上来，坐在台阶、短柱和栅栏上，擦着黑黝黝的脸，盯着看空场上的煤堆。整个市镇像在油中受着熬煎。四处是冲鼻的热油味。蒸汽机发着油光，“人手们”的衣服沾着油渍，工厂各层楼都渗着油，滴着油。那些童话中的宫殿里的气氛就像阿拉伯一带的热风，使它们的居民热得消瘦了，没精打采地在沙漠中劳动着。但是任何热度不会使得那些忧郁而疯狂的大象更疯狂，也不会使它们更清醒一点。它们使人讨厌的脑袋总是用同样的速度上下运动，不管是热天或冷天，阴天或晴天，好天气或坏天气。它们有节奏地在动着，影子投射到墙上去，代替了焦煤镇所没有的树木摇动的影子；一年到头，从星期一的拂晓到星期六的夜晚，这儿所有的便是这些机轴和机轮呼呼转的声音，它们代替了夏天的唧唧虫鸣。
即使在这种晴朗日子，它们仍发出有催眠作用的呼呼转声，在纺织厂墙外走过的行人们，更加感到闷热而昏昏欲睡。遮阳帘子和街道上洒过的水使大街和店铺有一点清凉之意，但是那许多纺织厂和小街小巷还是被灼人的热气烘烤着。在那条给颜料染得又黑又脏的河中，有一些焦煤镇的男孩子自由自在地玩耍着——这在那儿是件罕见的事——他们划着条破破烂烂的小船，船过之处引起一道泡沫，桨一摇就带来一股臭味。虽然一般说来，太阳对人有益，但是对焦煤镇来说，阳光却比严霜还有害，阳光不大照到那些人烟比较稠密的地方；不过只要一照到，它造成死亡的可能就比造福人类的可能要大。当没用的或肮脏的人手给安置在太阳和它所普照的东西之间时，那么这个上天的眼睛就会变成了凶神的毒眼。
斯巴塞太太坐在银行里供下午休息之用的屋子里，那是在油煎似的街道上靠阴处的一边。办公时间已过；在热天，每到这时候，她总是移驾到二楼会议室去。她个人的起坐间在更高的一层楼上，每天早上，她总是坐在那个像守望台一般的窗口边，准备以对“牺牲者”的同情态度来招呼那过街而来的庞得贝先生。他结婚已经一年了；而在这一年中，斯巴塞太太从没放过对他坚决表示怜悯的机会。
这银行并没有破坏整个市镇的有益身心的单调性。这也是座红砖房子，外面有黑色百叶窗，里面挂着绿色的遮阳帘子，上了两级白色台阶就是一扇黑色大门，门上有块铜牌和一个大句点似的铜把手。它比庞得贝先生的住宅还要大一倍，就如同其他的住宅比它要小一倍到六倍一样；在其他各方面，它如同是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似的。
斯巴塞太太意识到，在黄昏时候来到这放了文具的写字台中间，她就能放射出女性的、用不着说是很高贵的光芒，使办公室四壁增辉。她拿了针线活儿或编结针坐在窗口，就有了一种自尊之感，觉得可以拿她这种贵妇人的身份使那地方鄙俗的、市侩的气氛改过来。由于她觉得自己是个有趣人物，斯巴塞太太总有点自认为是这银行的“仙女”。走来走去的市镇上的人们都看得见她坐在那儿，却把她看做这银行的“恶龙”，在看守着那座矿山的宝藏。
宝藏究竟是什么？斯巴塞太太跟那些人一样，知道得很少。她在想象中开了张清单，其中重要的项目就是些金圆、银圆、有价证券和许多秘密东西，这些秘密东西一旦公开就会使某些人（不过，大概总是她不喜欢的人）受到某种损害。此外，她只知道在办公时间后，她就可以在那许多办公室的用具中间称王，在那三把锁锁起来的保险库前道霸。在这保险库门口，每天晚上小茶房总是头靠着门睡在矮脚床上，鸡一叫，床就给弄走了。还有底层的一些储藏室也是她的天下。那些储藏室用尖头的铁栏杆跟外界隔离，怕的是有人来打它们的主意。此外，在当天工作的遗迹，如墨迹、用坏了的笔头、贴信封的圆纸、撕得很烂的纸屑（斯巴塞太太想辨出这些纸上的字迹，但是看不出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之中，她也是唯我独尊。最后，在办公室的壁炉上方还森严地罗列着似乎不怀好意的大刀和马枪之类的武器；墙壁上还有与自负多财的营业绝对分不开的那种可尊敬的传统的东西——一排太平桶（这些太平桶被认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实际用处，但据说，对于大多数观看的人却几乎像金条一样，会发生一种良好的精神上的影响）：对这一切，她也是守护者。
斯巴塞太太的王国内有两个臣民，一个聋女仆和一个小茶房。谣传说这聋女仆很有钱；多年来，在焦煤镇的下层社会中有一种说法，说她总有一天在银行下班后，会被人谋财害命的。人们确实普遍认为，按理她寿限已满，早就该死了；但是她却以一股恶性的硬劲维持着生命和位置，这股硬劲就引起了很多不满与失望。
斯巴塞太太的茶点刚放在一张小巧的三腿桌子上，这原是她在办公时间后叫人搬进来的，它放在横跨房间当中的那张端正的、皮面的、长长的议事桌旁边，显得别具一格。小茶房把盛放茶点的托盘放在桌子上，用指头抹了一下额头来对斯巴塞夫人致敬。
“谢谢你，毕周，”斯巴塞太太说。
“谢谢您，夫人，”小茶房回答道。他的确是个非常小的小茶房；跟他眨着眼替二十号女学生下马的定义时一样小。
“门都关上了吗，毕周？”斯巴塞太太说。
“全关上了，夫人。”
“今天有什么新闻？”斯巴塞太太一面倒茶一面说，“有什么事吗？”
“嗯，夫人，我说不上我听到过什么特别的事。我们那些人都是一群坏蛋，夫人；但是，可惜，这算不得是什么新闻。”
“现在那些不安分的坏蛋在做些什么？”斯巴塞太太问。
“还不是老一套，夫人。联盟结党，狼狈为奸。”
“这班联合一致的厂主竟容许这类的阶级团结，太令人遗憾了，”斯巴塞太太说。由于态度严肃，所以她的鼻子更显得罗马式，而眉毛也更显得像柯理奥蓝楼斯那样的眉毛了。
“是的，夫人，”毕周说。
“厂主们既然团结得挺紧，他们就应该每个人都坚决不雇用那些联合起来的任何一个工人才是，”斯巴塞太太说。
“他们那么做过，夫人，”毕周回答道，“但不成功，夫人。”
“我不自以为了解这些事情，”斯巴塞太太以庄严的态度说道。“我原来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圈子里；而斯巴塞先生是个‘婆雷’，是超出这些纠纷以上的人。我只知道必须镇压这些人，一不做，二不休，现在也该是镇压的时候了。”
“是的，夫人，”毕周对斯巴塞太太那种独断式的权威发言表示莫大敬佩。“我相信，您说得再清楚也没有了，夫人。”
通常他总利用这时间跟斯巴塞太太谈一些机密话，同时，他也看出了她的眼色，晓得她要问什么，他就在那儿装模作样地摆摆界尺，弄弄墨水瓶，整理整理其他东西，在那当儿，贵妇人还在吃茶，从打开了的窗子望着街上。
“今天很忙吗，毕周？”斯巴塞太太问。
“不很忙，我的贵妇人。不过同平常一样。”他时常似乎无意地称她作“我的贵妇人”而不称“夫人”，表示他不自觉地承认斯巴塞太太有她的尊严和值得尊敬的地方。
“那些职员们，”斯巴塞太太说，仔细地把她左手露指长手套上看不出的一点涂了牛油的面包屑刷掉，“当然，还是都很可靠、守时和勤快吧？”
“是的，夫人；还好，夫人。只是通常有个例外。”
他在这个银行里执掌着包打听和告密者的荣誉职司，因为他自觉自愿地担当这任务，所以每到圣诞节，除每周的工资外，他还要得一笔奖金。他已长成为一个头脑清醒，小心谨慎，考虑周密，保险可以发迹的青年人。他的思想给限制得那样严格，因此他毫无热爱和感情。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极冷静地精打细算的结果；所以斯巴塞太太经常说他是她认识的青年中原则性最强的，这并非无因。他父亲死后，他满意地查明了她母亲在焦煤镇有受救济之权，这位了不得的青年经济学家就紧紧地抓住这条原则不放，替她维护这项权利，于是从那时起，她就给关在养老院里了。我们必须承认，他一年发给她半磅茶叶，在他说来那是一种意志薄弱的表现：第一，一切赠与都会使受者不肯奋发有为，不可避免地会使他们变成穷光蛋；第二，因为他对于那种商品的唯一合理的交易是，买的时候钱花得越少越好，卖的时候价钱要得越高越好；因此，白送礼物未免太不值得了。哲学家已经证明贱价买进高价售出是人的全部天职——不是人的部分天职，而是全部。
“还好，夫人。只是通常有个例外，夫人，”毕周重说一遍。
“啊——啊！”斯巴塞太太说，端起了茶杯深深地喝了一大口，摇了摇头。
“汤玛士先生，夫人，我非常怀疑汤玛士先生，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那种样子。”
“毕周，”斯巴塞太太用极其端庄的态度说，“你记得我怎样关照过你不要提名道姓吗？”
“请您原谅，夫人。的确您不赞成提名道姓，而且尽量避免提人家的名姓。”
“请你记住我在此地有我的责任，”斯巴塞太太带着她那种高贵神情说。“在庞得贝先生的下面，毕周，我在这儿有个任务。虽然几年前，庞得贝先生和我都决想不到，他会变成我的恩人，每年送我年敬，但是现在我只能以这种样子来看待他。庞得贝先生重视我的社会地位，敬重我的门第。不仅如此，我所盼望的一切我都得到了。所以，我对我的恩人，必须毫不含糊地表示忠诚。但是我不认为，我决不认为，我不能认为，”斯巴塞太太满口仁义道德地说道，“我竟算是毫不含糊地表示了我的忠诚，假如我在这屋子里允许别人提到那些很不幸地——非常不幸地——这一点是无疑的——和他有亲戚关系的人的姓名。”
毕周又用指头抹了下额头，请求原谅。
“不，毕周，”斯巴塞太太继续说，“要是你只说某人，我就听下去；要是你说汤玛士先生，那我只好请你原谅我不再往下听了。”
“同平常一样，夫人，只有某人是例外。”毕周再回头试一试说。
“啊——啊！”斯巴塞太太再度发出惊叹的声音，端起茶杯深深地喝了口，摇了摇头。显然要把打断了的话头再接上。
“某人，夫人，”毕周说，“从他第一天到这地方来，就不像样。他是个放荡、奢侈、吊儿郎当的人。他只吃粮不管事，夫人。假使他没有亲戚朋友做靠山，也捞不到这份粮吃。”
“唉——唉！”斯巴塞太太再忧郁地摇了摇头说。
“我只希望，夫人，”毕周继续说，“他的朋友和亲属不再供给他胡作非为的资金。不然的话，夫人，我们就知道那笔钱是从哪个人的钱包里掏出来的。”
“唉——唉，”斯巴塞太太又叹了口气，又忧郁地摇了摇头。
“他是值得怜悯的，夫人。我所指的最后这位是值得怜悯的，夫人，”毕周说。
“是的，毕周，”斯巴塞太太说，“我对于受欺骗者总是怜惜的。”
“至于说到某人，夫人，”毕周靠过来一点放低声音说，“他跟镇上的那些人一样浪费，而您是知道他们浪费的情形的，夫人。像您这样高贵的夫人，比谁都知道得清楚。”
“他们要是拿你做榜样就好了，毕周，”斯巴塞太太说。
“谢谢您，夫人。但是，既然您说到我，那末，就请看看我吧，夫人。我已经储蓄了一点钱，夫人。圣诞节得到的那笔奖金，夫人，我就从未动过。我的工资虽然不高，可是就连那点钱，我也没把它花光，夫人。他们为什么不像我这样做呢，夫人？一个人能做到的事情，别人也应该能做到呀。”
这又是焦煤镇人的一种假说。那地方，任何一个用了六便士赚到六万镑的资本家总公开表示怀疑，为什么他周围的六万个“人手”不能都用六便士赚六万镑，并且有几分责备他们每个人没能成就这个小小的功绩。我做的你也能做。为什么你不做呢？
“至于讲到他们没有什么娱乐，夫人，”毕周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就不要娱乐。我从来不要，将来也不要；我就不要娱乐。至于说到他们联合在一起，我倒毫不怀疑，其中有许多人可以凭互相监视和彼此告密时时赚点钱，或者博得点好感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不这样改善他们的生活呢，夫人！生活的改善就是一个有理性的生物首先要考虑的事情，而这也就是他们妄想达到的目的。”
“的确是妄想！”斯巴塞太太说。
“的确，夫人，我们常常听见许多关于他们的老婆和孩子的话，直听得叫人恶心，”毕周说。“但是看看我吧，夫人！我就不要老婆和孩子，他们为什么要呢？”
“因为他们不顾将来，”斯巴塞太太说。
“是的，夫人，”毕周回答道。“就是这缘故。如果他们精打细算，不那么倔强，夫人，他们会怎样做呢？他们会说：‘我的一顶帽子就罩着我的一家’（不管是一顶男帽或者女帽）。夫人，‘我只要养活一口人，而这也就是我最愿意养活的人。’”
“一点不错，”斯巴塞太太吃着松饼，表示同意地说道。
“谢谢您，夫人，”毕周说，又用指节抹了下额头，以回敬斯巴塞太太那一番有教育意义的谈话的盛情。“您还要点开水吗，夫人，或者要我拿什么别的东西吗？”
“现在不要什么了，毕周。”
“谢谢您，夫人。我本不愿意在您用饭的时候来打扰您，夫人，尤其是在您用茶点的时候，我知道您对茶点是有偏好的，”毕周稍微伸了伸头，从他站着的地方向大街上望了望说，“不过，有位先生向这儿楼上望了一两分钟了，夫人，他已经过了街，似乎就要来敲门的样子。不错，夫人，这就是他敲门的声音。”
他走到窗子旁边；向外看了看，又把头缩回来，用证实的口吻说，“是的，夫人。您愿意我把这位先生领进来吗，夫人？”
“我不晓得他究竟是谁，”斯巴塞太太擦了擦嘴，整理一下手套说。
“显然是个生人，夫人。”
“我不知道，天色这么晚了，一个生人来银行做什么，除非他为了什么来不及办的公事，但也太晚了，”斯巴塞太太说；“不过，我既然在这地方，庞得贝先生又给了我这差事，我就绝不逃避责任。如果接见他是我分内事，我就接见他。毕周，你斟酌吧。”
这当儿，那位来拜访的人完全不知道斯巴塞太太讲的这番冠冕堂皇的话，继续把门敲得咚咚地响，使小茶房只好赶快跑下去把门打开；同时斯巴塞太太为了表示谨慎，就预先把那张小桌子连同桌上一应物品都藏在一只碗橱里，然后跑上楼去，以便需要她出场的时候，好显得更加尊贵些。
“请原谅，夫人，那位先生要见您，”毕周用他那淡色的眼睛从斯巴塞太太房外的锁眼往里望着说。于是那位利用这当儿整理好帽子的斯巴塞太太，就带着她那副古典式的尊容下楼去会议室，像煞是位罗马夫人走到城外，预备跟带领人马来攻城的将军开谈判一样。
这位客人刚踱到窗子边，正在没精打采地向窗外瞅着，一点儿也不为她进来时的那种威严仪态所动。他站在那儿带着所有能想象得出的冷淡态度吹着口哨，头上仍戴着帽子，现出疲倦的神情，这一半由于夏天的过度炎热，另一半则由于过分讲究派头的。因为一眼看去就知道他是个十足的绅士，完全合乎当时时髦标准；对于一切事都厌倦，对任何事比魔鬼还缺乏信心。
“我想，先生，你是想见我吧，”斯巴塞太太说。
“对不住，”他转过身来，把帽子取下来说；“请原谅。”
“哼！”当斯巴塞太太庄严地弯了弯腰时，她就想：“三十五岁，好模样，好身材，好牙齿，好声音，好教养，穿得漂亮，深色的头发，狂放的眼睛。”斯巴塞太太用她那女性的眼光一眼便看出这一切——就像故事中所说的那样，一位苏丹把头在水桶里只浸了一下就抬了起来。
“请坐，先生，”斯巴塞太太说。
“谢谢你。请允许我。”于是他端了张椅子给她，自己仍漫不经心地、懒洋洋地靠在桌子旁边。“我留下我的佣人在车站照顾行李——列车装载很重，行李车里有一大批行李——我就来溜达溜达，四处看看。这真是个异常奇怪的地方。请允许我问一问，这地方是不是总这样黑得烟雾腾天的呢？”
“平时还黑得多，”斯巴塞太太用她那不妥协的态度回答说。
“这是可能的吗？请原谅：我想，你不是本地人吧？”
“不，先生，”斯巴塞太太回答说。“我居孀前处在完全不同的圈子里——说我幸运也好，不幸也好。我丈夫是个婆雷。”
“请原谅，这是真的吗！”生客说。“是个——？”
斯巴塞太太重说了一遍，“是个婆雷。”
“婆雷是望族，”那个生客想了一会儿，说。斯巴塞太太表示同意。现在那生客似乎比以前更显得疲倦了。
“你在这儿一定感到很无聊吧？”这是他从以上的谈话中得出的结论。
“我是环境的奴隶，先生，而我早已适应那支配我生命的权力了，”斯巴塞太太说。
“非常有哲学意味，”生客回答说，“非常可以效法，可以表扬，和——”他似乎觉得这句话不值得讲完，就百无聊赖地玩弄着他的表链。
“我可不可以问你，先生，”斯巴塞太太说，“你光顾这儿，有什么贵干——”
“当然，”生客说。“谢谢您提醒我。我带了封介绍信给银行家庞得贝先生。在旅馆里，他们正在预备饭，我就随便在这特别的、黑黝黝的镇上走走，碰到了一个人，我就问他；那是个工人，似乎被什么毛茸茸的东西冲洗过一般，我想那是纺织原料吧——”
斯巴塞太太点了点头。
“就是银行家庞得贝先生工厂里的原料。因为他听见我说银行家，就告诉我怎样到银行来。事实上，我想，银行家庞得贝并不住在我有幸在这儿同您谈话的这所房子里吧？”
“不，先生，”斯巴塞太太回答说，“他不住在这儿。”
“谢谢你。我原来不想，现在也不想今天就把这封信交给他。但是为了消磨时间溜达到这银行时，很幸运，在窗口看到了，”讲到这儿，他有气无力地向窗户挥一挥手，微微地弯了弯腰，“一位非常高贵、和蔼可亲的贵妇人，我觉得最好不揣冒昧地去问问这位贵妇人，究竟银行家庞得贝先生住在哪儿。我就这么做了，抱歉得很。”
照斯巴塞太太想来，他那种心不在焉和吊儿郎当的样子，已被他那种自由自在的殷勤态度充分抵消了，因为这种殷勤就是对她的敬礼。譬如说，他现在差不多坐在桌子上，同时却懒洋洋地弯身对着她，仿佛承认她有一种吸引力，显得她自有可爱之处。
“我知道，银行的人总是多疑的，营业性质使他们不能不如此，”生客说。他说话时那种伶牙俐齿相当讨人欢喜；他的话内容虽平常，听起来却很幽默，颇有道理——这或许是他那派人的老祖师传下来的一种巧妙调调儿，至于那老祖宗是谁却不必管了——“因此我要声明，我这封信——信在这儿——是此地议员——葛擂硬——写的。我在伦敦曾有幸跟他相识。”
斯巴塞太太认得那笔迹，就说这证明是不必要的，便把庞得贝先生的住址告诉了他，并指点他怎样到那儿去。
“非常感谢，”生客说。“当然，您对这银行家很熟悉吧？”
“是的，先生，他是我的东家，我认识他已经十年了，”斯巴塞太太回答说。
“好长的时间喽！我想他跟葛擂硬先生的女儿结婚了吧？”
“是的，”斯巴塞太太忽然把嘴抿紧了说，“他有过这种——荣幸。”
“有人告诉我，那位太太可算个哲学家，是吗？”
“真的，先生，她真是个哲学家吗？”斯巴塞太太说。
“我这种唐突的好奇心，要请您原谅，”那个生客心慌意乱地俯看着斯巴塞太太的眉毛，用一种讨好的态度继续说道，“因为我知道您跟这家庭很熟，而且又通达世情。我就要跟这家人结识，可能要跟他们发生一些关系。这位太太真地很可怕吗？从她父亲的谈话中，我得到一个印象，她是个头脑异常冷静的人，因此我很想知道她是否如此。她真地绝对不可亲近么？聪明得招人反感，甚或叫人吃惊吗？从您那意味深长的笑容看起来，我明白您并不认为那样。这就使我真地放心了。现在，她多大年纪，四十岁？三十五岁？”
斯巴塞太太不客气地大笑起来。“还是个黄毛丫头哩，”她说。“她结婚时还不到二十岁。”
“我向你发誓，婆雷太太，”那生客从桌子上溜下了地回答说，“我从来没像这样吃惊过！”
看来，这的确使他吃惊，吃惊到了极点。他盯着她，足足有十五秒钟之久，心中仿佛始终充满了惊讶。接着他显得精疲力竭似地说，“我老实告诉您，婆雷太太，她父亲的样子真叫我把她当作冷若冰霜的成熟妇女了。我特别要感谢您纠正了我这么一个可笑的错误想法。请饶恕我的打扰。非常感谢您。再见。”
他鞠了个躬走出去了；于是，斯巴塞太太藏在窗帘后面，看他顺着街道荫凉的一边无精打采地一面走，一面笑，引起了全镇人的注意。
“你觉得这位先生怎样，毕周？”当小茶房来收拾房间时，她问道。
“他为他的衣服花了不少钱，夫人。”
“但是我们得承认，他的衣服很雅致，”斯巴塞太太说。
“是的，夫人，”毕周回答说，“如果值那些钱的话。”
“除此之外，夫人，”毕周在擦桌子的时候继续说，“照我看来，他像是爱赌博的。”
“赌博是件不道德的事情，”斯巴塞太太说。
“也是件可笑的事情，夫人，”毕周说，“因为运道总是跟赌博的人作对。”
或许是天气炎热，使斯巴塞太太无法做活儿，或许是她的手有了毛病，总之，那天晚上她不曾做过活儿。当太阳在烟雾弥漫的天空消逝，她就坐在窗户旁边；她坐在那儿，直到烟雾烧成红色，这颜色又渐渐消失，黑暗似乎慢慢地从地面向上爬，向上爬，直爬到屋顶，爬到教堂的尖塔，爬到工厂烟囱的顶口，再爬上天去。屋里没点蜡烛，斯巴塞太太坐在窗边，把手放在胸前，一点也没理会晚上的市声：男孩子的欢呼声，狗的吠声，车轮的隆隆声，行人的脚步声和谈话声，街上小贩尖锐的叫卖声，下工工人的木屐在人行道上的咔哒咔哒声，店铺上门板声。直到小茶房来通知她，说晚餐的牛膵子已预备好了的时候，斯巴塞太太才从梦想中清醒过来，带着她那由于沉思过度而起了皱、似乎要熨一熨才能展开的、又黑又浓的眉毛，走上楼去。
“啊，你这个傻瓜！”斯巴塞太太在独自吃晚饭的时候说道。她讲的是谁，她并不曾说；但是决不至于是说那牛膵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