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写下这一个题目，颇有不知如何着笔之感。因为鲁迅心目中的朋友，究竟哪些人？我也无从去替他决定的。他有一回写信给我，说：“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成仇的人。我还有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可以说他是有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的。这儿，姑且从他自己所供给的材料中来写这一篇罢。

他在晚年，写过一篇很好的回忆文字，题为《我的第一个师父》。他是周家的长男，父亲怕他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他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他的师父，鲁迅不知道他的法名，无论谁，都称他为“龙师父”，瘦长的身子，瘦长的脸，高颧细眼。和尚是不应该留须的，他却有两绺下垂的小胡子。对人很和气，对他也很和气，不教他念一句经，也不教他一点佛门规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来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卢帽放焰口，“无祀孤魂来受甘露味”的时候，是庄严透顶的，平常可也不念经，因为是住持，只管着寺里的琐屑事；其实由他看起来，他不过是一个剃光了头的俗人。因此，鲁迅又有一位师母，就是龙师父的老婆。论理，和尚是不应该有老婆的，然而他有。他的师母在恋爱故事上，却有些不平常。听说龙师父在年青时，是一个很漂亮而能干的和尚，交际很广，认识各种人。有一天，乡下做社戏了，他和戏子相识，便上台去替他们敲锣，精光的头皮，簇新的海青，真是风头十足。乡下人大抵有些顽固，以为和尚是应该念经拜忏的，台下有人骂了起来。师父不甘示弱，也给他们一个回骂。于是战争开幕，甘蔗梢头，雨点似的飞上来，有些勇士，还有进攻之势，彼众我寡，他只好退走，一面退，一面一定追，逼得他只好慌张地躲进一家人家去。而这人家，又只有一位年轻的寡妇。以后的故事，连鲁迅也不甚了然了。总而言之，她后来是他的师母。

鲁迅因此有了三个师兄，两个师弟。大师兄是穷人家的孩子，舍在寺里的。其余四个，都是师父的儿子。大师兄只有单身；二师兄也有家小，但他守着秘密。三师兄比鲁迅大十岁，和他的感情极好。他说：“出家人受了大戒，从沙弥升为和尚，正和我们在家人行过冠礼，由童子而为成人相同。成人愿意‘有室’，和尚自然也不能不想到女人。以为和尚只记得释迦牟尼或弥勒菩萨，乃是未曾拜和尚为师，或与和尚为友的世俗的谬见。寺里也有确在修行，没有女人，也不吃荤的和尚，例如我的大师兄即是其一，然而他们孤僻，冷酷，看不起人，好像总是郁郁不乐，他们的一把扇或一本书，你一动他就不高兴，令人不敢亲近他。所以我所熟识的，都是有女人，或声明想女人，吃荤，或声明想吃荤的和尚。我那时并不诧异三师兄在想女人，而且知道他所理想的是怎样的女人。人也许以为他想的是尼姑罢，并不是的，和尚和尼姑‘相好’，加倍的不便当。他想的乃是千金小姐或少奶奶，而作这‘相思’或‘单相思’——即今之所谓‘单恋’也——的媒介的是‘结’。” 我们那里阔人家一有丧事，择七解结，解结并不是如世俗人所推测，个个解开的，倘有和尚以为打得精致，因而生爱，或者故意打得结实，很难解散，因而生恨的，便能暗暗的整个落到僧袍的大袖里去。这种宝结带回寺里，便保存起来，也时时鉴赏。打结子的是谁呢？不消说是小姐或少奶奶了。所以他不觉睹物思人，所谓“时涉遐想”起来了。鲁迅是最懂得这种人的变态心的。鲁迅的三师兄也有老婆，鲁迅笑嘲他不守清规，他竟一点不窘，立刻用金刚怒目式，向他大喝一声道：“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哪里来？”这真所谓狮子吼，使鲁迅明白了真理，哑口无言了。

鲁迅在日本读书时期，曾和几位朋友往《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学，笔者已在上文说到过了。章氏可说是鲁迅所最钦佩的老师。许寿裳氏曾在《鲁迅印象记》中有一段描叙文字：“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其讲学之地，是在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章先生的寓所——牛込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释，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源，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自8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章先生讲书这样活泼，所以新义创见，层出不穷。就是有时随便谈天，也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于此时。”他说：“鲁迅听讲，极少发言，只有一次，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鲁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说：‘先生注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这可见鲁迅治学，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

章太炎在1936年逝世，到了10月间，他自己也去世了。他所写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可说是最后文字之一。他对于太炎先生的评价，和一般世俗人说法并不相同。他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版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思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理；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纪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受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是白圭之玷，并不是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那时，鲁迅已在病中，而力疾作文，以表师德，也可见他们师生间的契合。

周作人说：鲁迅在东京的朋友不很多，据他所知道的，不过十来人，有的还是平常不往来的。那些老朋友之中，周氏说到了袁文薮，说鲁迅从仙台退了学，来到东京，决心要做文学运动，先来出一本杂志，定名叫作《新生》。他拉到了两个同乡友人，给《新生》写文章，一个是许季茀，一个是袁文薮。（袁后来到英国去留学了。）袁与鲁迅很是要好，至少关于办新杂志谈得很投合罢，可是离开了东京之后，就永无音信。还有一位朋友是蒋抑卮，杭州银行家，他于1908年往东京割治耳病，住在许季茀处，所以认识了鲁迅。他颇有见识，旧学也很好，因此很谈得来。他知道鲁迅有介绍外国小说的意思，愿意帮忙，这便出版了两本《域外小说集》。民国以后，鲁迅在北京时，蒋北来必去探访，可见他们的交情一直是很好的。

周氏又说到蒋观云与范爱农。蒋名智由，是那时的新党，避地东京，在《清议报》上写些文章，年纪总要比鲁迅大二三十岁了，因为他是蒋伯器的父亲（伯器，民初的浙江军事家，与蒋百里齐名），所以同乡学生都尊他为前辈，鲁迅与许季茀也常去问候他。可是到了“徐锡麟案”发作，他们对他就失去了敬意了。在鲁迅的回忆录中，描画得最深刻的是范爱农（见《朝花夕拾》）。范氏是《越谚》著者范寅的本家，在日本留学，大概是学理工的，起初与鲁迅并不认识，第一次相见乃是在同乡学生讨论徐案的会场上。其时蒋观云主持发电报给清廷，有许多人反对，中间有一个人，蹲在屋角（因为会场是一间日本式房子，大家本是坐在席上的），自言自语地说道：“死的死掉了，杀的杀掉了，还打什么鸟电报！”他也是反对发电报的，只是态度很是特别，鲁迅看他那神气觉得不大顺眼，所以并未和他接谈，也不打听他的姓名，便分散了。这是民前五年的事。（鲁迅说他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藐视。他觉得这人很冷。）事经五年之后，辛亥革命那年，他们又在故乡相遇了。鲁迅有这么一段描写：我们“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哦哦，你是范爱农！’‘哦哦，你是鲁迅！’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到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趁了航船进城来。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

后来绍兴光复了，王金发设立军政分府，聘请鲁迅为师范学校校长，范爱农为监学。“（他还是穿）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 不过，革命以后的绍兴，是十分使人失望的，王金发也和旧官僚差不多。其后不久，鲁迅应许季茀之邀，到南京教育部去任职，范爱农的监学职位也被后来继任的校长挤掉了。鲁迅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那是他最希望的，然而没有机会。他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食，也时时给鲁迅写信，景况愈穷困，言辞也愈凄苦。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处飘浮。（他时常这么说：“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不久，鲁迅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他已经掉在水里淹死了。鲁迅疑心他是自杀，因为爱农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

鲁迅怀念故交，曾写了三首诗：

其一：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

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

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其二：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

狐狸方去穴，桃偶尽登场。

故里彤云恶，炎天凛夜长。

独沉清冽水，能否洗愁肠？

其三：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

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这一份凄婉的情绪，后来也写在《酒楼上》那一篇小说中。

佐藤春夫、增田涉编选日文本的《鲁迅选集》时，鲁迅自己提出《藤野先生》那一篇是必须收入的。藤野先生（见《朝花夕拾》，他的回忆录之一），他对于这位解剖学教授是终生怀念着的。（当然，藤野对于鲁迅的印象，并不怎样深的。）鲁迅到日本两年之后，进了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他是抱着接受现代西洋医学知识而去求道的，他要用医学来救国。同时，他不满意于东京留学生的浮嚣习气。在仙台，全校只有他这么一个中国人，他的生活孤独而寂寞。但在那里，他遇到了藤野严九郎教授。藤野教授是教解剖学的。这位教授，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他专心于学术研究，不十分注重仪表的。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戴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鲁迅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戴领结。有一天，这位教授叫鲁迅到他自己的研究室去，叫他把笔记本拿来看。藤野教授要他留下那笔记本。过了二三天，这位教授把笔记本还给他，他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他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到了第二学年，藤野教授担任了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但在解剖实习的开始以后经过一星期的光景，他又叫了鲁迅去，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他说：“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不过这位教授对于中国的裹脚，很想知道一点内情，他问鲁迅怎样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鲁迅却无以为答。他只好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后来，鲁迅因为看了时事影片，有了感触，认为医学是不能救国的，他的意见却起了变化了。到了第二学年的终结，他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他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藤野教授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话。鲁迅便对他说：“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鲁迅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安慰他的谎话。藤野教授叹息道：“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将走的前几天，藤野教授又叫鲁迅到他家里去，交给他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希望鲁迅也送一张给他。鲁迅说：“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纪念。（不幸在一次搬家途中失去了。）……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

（鲁迅的纪念文字，直到鲁迅死后二年，才在日本《文学案内》杂志中刊出，日本三位记者也访问了他，写了《藤野医师访问记》，也刊在《文学案内》上。藤野生于明治七年福井县坂井郡本藏村下番，在爱知县立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便执教母校，明治三十四年末，转任教授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一直工作到大正四年春间。其后，返归乡里，在三国町开设医院，一直为乡村农民而服务的。）

林辰先生考证鲁迅事迹，说自1908年，鲁迅认识章太炎之日起，两人的关系，持续了将近三十年。显然，鲁迅所受于章太炎的影响是很大的。第一，继承了章太炎的“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的优秀传统，并进一步地加以发扬，为被压迫被损害的人群，为中国的自由和进步，奋斗了一生。第二，是继承了章太炎的文章风格。章太炎文尚魏晋，澹雅有度。而鲁迅早期所作古文，亦极得力于魏晋文。从前刘半农曾赠给他一副联语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一般友朋都认为很恰当，他自己也不加反对。据鲁迅在《〈坟〉的题记》和《集外集》序里自承，他早年作文，欢喜做怪句又爱写古字，完全是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后来虽然改作白话了，但偶作文言，亦仍保有魏晋风格。（时人都认为继承章太炎的文统的是黄侃，其实黄氏古文，只是貌似，得其神理的莫如鲁迅。）第三，在待人接物上，鲁迅也承受了章太炎的风度。章太炎态度冲穆，从无什么大学者的架子，与人论学论事，如谈家常。鲁迅在这一方面正也一样。无论对朋友、学生、青年，他的态度，都是谦和宽厚，仁蔼可亲。（鲁迅曾于复笔者的信中说：“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如朋友然。”）

章门弟子，前期就是他们七人。（后期的也得分别来说的，像笔者一样，只能算是私淑弟子了。）鲁迅和那几位同学，交谊也是很密切的，最密切的当然要推许寿裳先生，其次则是钱玄同。钱氏名夏，字季中，号德潜，后改名玄同，浙江吴兴人。他因为熟读古书，发现古史多不可靠，故又取号曰“疑古”，常效古法，缀号于名上，曰“疑古玄同”。归国后，曾任浙江教育司科长，北京大学、师范大学教授。他是文字学、经学专家，生平提倡新文化运动，推行注音符号，著述宏富，对学术界的影响与贡献极大。鲁迅之开始在《新青年》上写文章，便是由于他的怂恿。他在《我对于周豫才之追忆与略评》中说：“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来，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鲁迅也曾在《呐喊》序中说及此事（见前引），鲁迅一向提到玄同，都是用了很亲切的语气的。鲁迅平常也很称道玄同的文字，说：“其实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例如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

到了后来，因为鲁迅南下，和北方友人隔绝甚久，又因钱玄同的言论，如“人过四十，便该枪毙”等说，为鲁迅所不满，于是两人遂渐渐疏远了。鲁迅所作的诗，教授《杂咏》三首，其中一首是讽嘲钱玄同的，诗云：“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 1929年，鲁迅往北平，在一次给景宋的信中说：“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即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 钱氏也在《追忆与略评》中说：“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作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罢。不错，我是爱唠叨的，从二年秋天我来北京，至十五年秋天，他离开北京，这十三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十八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厌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让他讨厌罢。不过这以后，他又到北平来过一次，我自然只好回避了。”他们两人的关系，也就很疏淡了。

（钱玄同氏，对于国语运动，贡献极大。国音字典例言，即系钱氏手笔，黎锦熙说这是最精细、简明、切实之作。）

章门弟子之中，黄侃（季刚）似乎处于颜渊的地位。（章氏《国故论衡》，黄氏作赞，以“侃幸觏秘书，窃抽微旨，虽牛蹄之涔，匪尽于大海，而洪钟之响，或借于寸莛”作结。）鲁迅却和他不通闻问。五四运动，北大诸学人，提倡新文化、新文学，章氏弟子都参加这一运动，而黄侃独持异议，志趣本不相投的。其他弟子以史学著称的，有朱希祖（字迭先，海盐人。归国后历任海盐县知县，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教授，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著有《上古文学史》《中国史学通论》等书），他在两级师范、北大、女师大等校时，均与鲁迅同事。两人之间交谊并不深。1925年，许景宋对鲁迅提到朱氏在讲文学史时，说到人们用假名是不负责任的推诿的表示。鲁迅在回信中说：“夫朱老夫子者，是我的老同学，我对于他的在窗下孜孜研究，久而不懈，是十分佩服的，然此亦惟于古学一端而已，若夫评论世事，乃颇觉其迂远之至者也。他对于假名之非难，实不过其最偏的一部分。如以此诬陷毁谤个人之类，才可谓之‘不负责任的推诿的表示’，倘在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须又作别论才是。例如子房为韩报仇，从君子看来，盖是应该写信给秦始皇，要求两人赤膊决斗，才算合理的。然而博浪一击，大索十日而终不可得，后世亦不以为‘不负责任’者，知公私不同，而强弱之势亦异，一匹夫不得不然之故也。况且，现在的有权者，是什么东西呢？他知道什么责任呢？《民国日报》案，故意拖延月余，才来裁判，又决罚至如此之重，而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负责，如孩子脱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么？朱老夫子生活于平安中，所做的是《萧梁旧史考》，负责与否，没有大关系，也并没有什么意外的危险，所以他的侃侃而谈之谈，仅可供他日共和实现之后的参考，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区区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此我所以指窗下为活人之坟墓，而劝人们不必多读中国之书者也！本来还要更长更明白地骂几句，但因为有所顾忌，又哀其胡子之长，就此收束罢。” 也可见他们两人的志趣，也是不十分相投的。

太炎先生有二女，长㸚（即离字）次㠭（即整字）。㸚嫁给龚宝铨（字未生，嘉兴人），在日本时，常和陶焕卿到鳎过寓所来谈天。那时，他和陶焕卿拟组织暗杀团，狙击清廷大臣；又在联络江浙会党，计划起义，也是光复会的创立人之一。此外，秋瑾女士，是同时的留学生，又是同乡，所以也时常往访。她的脾气是豪爽的，来到也许会当面给人过不去。大家对于她来都有点惴惴欲遁，但是假使赶快款待餐饭，也会风平浪静地化险为夷。那时女留学生实在少，所以每有聚会，一定请她登台说话，一定拼命拍手。（鲁迅曾说，秋瑾是给拍手拍上断头台去的。）与徐锡麟同时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会稽人；被害的马宗汉烈士，余姚人，都是光复会会员。他们初抵日本留学时，鲁迅曾到横滨去迎接他们，以后想也有往还。（许寿裳也是光复会会员。）其他还有陶冶公、陈濬等：陶初名铸，字望潮，后以字行曰冶公，会稽人，成章即其侄儿。在东京与鲁迅共习俄文，后在长崎，从俄人学造炸药，辛亥革命时，曾率人攻打上海制造局。陈字子英，山阴人，曾与徐锡麟在东湖密谋革命；徐殉难后，逃往日本，亦是鲁迅学俄文时同学。他们两人，也都是光复会会员。这些人，在学识、性情、年龄上，各有殊异；和鲁迅往来的时间，有久有暂，情感有深有浅，但他们却有一共同之点，即他们都是光复会的会员。（章太炎先生则是光复会的领袖之一，后来加入了同盟会。）鲁迅大概是没有加入光复会，正如苏曼殊没有加入同盟会，但他们的气味是相投的。

鲁迅一生最知己的朋友，或许应该说到许寿裳（季茀）了。（许氏，浙江山阴人。归国后历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教育部参事，江西教育厅厅长，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大学院参事、秘书长，及南北各大学教授。）他自述和鲁迅的交谊，“生平三十五年，彼此关怀，无异昆弟。例如他为我谋中山大学教书事，备极周到。他的著译编印的书，出版后大抵都有赠给我，并且大抵有题字，弥足珍贵。1909年，我和沈夫人结婚，鲁迅赠以《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他知道我爱诵乡先贤李慈铭的文章，即以厂肆所搜得的曾之撰刻《越缦堂骈体文集》四册给我。”“吾越乡风，儿子上学，必定替他挑选一位品学兼优的做开蒙先生，给他认方块字，把笔写字，并在教本上面替他写姓名，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位老师品学的熏陶和传授。民国三年，我的长儿世瑛年五岁，我便替他买了《文字蒙求》，敦请鲁迅做开蒙先生。鲁迅只给他认识二个方块字：一个是‘天’字，一个是‘人’字，和在书面上写了‘许世瑛’三个字。我们想一想，这‘天人’两个字的含义实在广大得很，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无遗了。后来，世瑛考入国立清华大学，本来打算读化学系，因为眼太近视，只得改读中国文学系，请教鲁迅应该看些什么书，他便开示了一张书单，所列书目，虽仅寥寥几部，实在是初学文学者所必需翻阅之书。他的说解也简明扼要。”“民国七年初夏，内子沈夫人由北京初到南昌，不及半月便病故。鲁迅远来函唁，大意是说惊闻嫂夫人之丧，世兄们失掉慈母，固然是不幸，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因为他们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他真想得深刻，不是普通吊唁的套语。1935年7月，长女世琯和汤兆恒在上海新亚酒家结婚，我因为国难期间，不敢发柬，但是戚友来者已不少，鲁迅一向不肯出门酬应，独对于我是例外，那天下午，偕景宋挈海婴惠然来贺，并且到得很早，郑介石君来，翻阅来宾签名簿，见‘周树人’三个字，便欣然问我：‘周先生也来了吗？’我遂导引上屋顶花园，他们相见，非常高兴，因为已经阔别好几年了。近来我读《鲁迅书简》，才知道他为我费去许多宝贵的光阴。‘月初因为见了几回一个老朋友，又出席于他女儿的结婚，把译作搁起来，后来须赶译，所以弄得没有工夫。’觉得他的光临是非常欣幸，但是贻误了他的译作，又是抱歉万分。”从这些小节目上，我们更可以了解他们之间交谊的深切了。（所有记叙鲁迅生活的回忆录，当以许氏所记的为最真切。）

笔者和许氏没有见过面，不能说是知道他的为人。不过据许景宋的说法：“许季茀先生是鲁迅的同乡、同学。而又从少年到老一直友好，更兼不时见面，长期同就职于教育部，同执教于各地，真可以算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知己好友。他们两位是知交，个性却不大相同。间尝体察，他们在侃侃畅谈的时候，也会见解略异。首先必是鲁迅先生绷起面孔沉默着。但过不多时，彼此又水乳交融，毫无隔阂地谈起来了。不但和许先生如此，有时遇见别的老友齐寿山、邵铭之先生等，也会有此情状的。奇怪的是齐、邵先生等也和许先生一样，稍稍沉默之后又欢快地交谈了。鲁迅先生时常坚信地说：‘季茀他们对于我的行动，尽管未必一起去做，但总是无条件地承认我所做的都对。’就这样，他们的友谊互相坚守信赖。就这样，鲁迅常常引以自豪，认为生平有几个生死不渝的挚友。有时也会听见鲁迅批评许先生人太忠厚了，容易被伪善者的假装所蒙蔽，他相信这人是好的，结果却会是或明或暗地首先反对他。因此时常为许先生担心。我也部分地同意鲁迅的话。然而许先生的忠厚，却赢得鲁迅的友谊；不，他们互相地忠实，真诚地相处了。”（笔者于鲁迅别处的老友，如齐寿山、邵铭之，就不能说什么，因为我们所能找到的文献太少了。）

鲁迅的朋友，虽不很多，却也不少；可是，他自己不曾说到的，我们也无从“画蛇添足”的。这儿，且说一个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朋友，刘复（半农）。刘氏去世时，鲁迅曾写了篇追忆的文字。他说：“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绝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说，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的‘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于写稿，但试去看旧报去，很有几期是没有他的。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我想这该是鲁迅文字中最好的一篇；他在短短篇幅中，就勾画出三个人不同的性格来。

鲁迅和刘半农的交谊，到了晚年，慢慢疏远下去。鲁迅说：“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我最懒于通信，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在外国抄古书，后来也要标点《何典》，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事后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驷不及舌’，也没有法子。另外还有一回关于《语丝》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近几年，半农渐渐地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地做打油诗，弄烂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

最后，鲁迅以最悲切的话作结。他说：“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

在鲁迅的朋友之中，应该说到“内山完造”那是无疑的。鲁迅治丧委员会八人之中，内山完造即是其中之一。说到内山完造，我们都该记起上海北四川路底那家内山书店，是我们时常在那儿歇脚闲谈的去处。这位矮矮胖胖，时常笑嘻嘻的老板，他是在中国住了三十五年，成为中国人的朋友。他曾经写过几篇谈中国社会文化的随笔，他是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人。

内山的第一部随笔《活中国的姿态》，鲁迅曾经替他作了序。他说：“著者（内山完造）是二十年以上，生活于中国，到各处去旅行，接触了各阶级的人们的，所以来写这样的漫文，我以为实在是适当的人物。事实胜于雄辩，这些漫文，不是的确放着一种异彩吗？自己也常常去听漫谈，其实是负有捧场的权利和义务的，但因为已是很久的‘老朋友’了，所以也想添几句坏话在这里。其一，是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不过著者那一面，也自有他的意见，所以没有法子想。还有一点，是并非坏话也说不定的，就是读起那漫文来，往往颇有令人觉得‘原来如此’的处所，而这令人觉得‘原来如此’的处所，归根结底，也还是结论。幸而卷末没有明记着‘第几章：结论’，所以仍不失为漫谈，总算还好的。然而即使力说是漫谈，著者的用心，还是在将中国的一部分的真相，绍介给日本的读者的。但是，在现在，总依然是因了各种的读者，那结果也不一样罢。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 （内山曾说：“像日本人那样的喜欢‘结论’的民族，就是无论是听议论，是读书，如果得不到结论，心里总不舒服的民族，在现在的世上，好像是颇为少有的。”）

鲁迅死后，内山曾经写过一篇追念的文字，从这篇追忆文，更可以了解他们两人间的交谊。内山开头叙述鲁迅垂危时的情况，以迄于长逝，那时是1936年10月19日午前6时25分。以下便是他就记忆所及的平日谈论的片段：

“老板，孔老夫子如果此刻还活着的话，那么他是亲日呢？还是排日呢？”

听着这十分愉快的漫谈，还是最近的事情。

“大概有时亲日，有时排日吧！”

听见我这么说着，先生就哈哈地笑了起来。

在内山在另外一段随笔中说，“上次战争中（指中日战争），大家都知道其人本是日本诗人的米野口，亦即野口米次郎，在前往印度途中，曾经路过上海。为了一定要求会见鲁迅先生，他拜托朝日新闻社出面，在六三园设席，促成会晤。当时，杂谈之后，野口质问道：‘鲁迅先生，若是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人不能使中国人民安定，中国可不可以也像印度把政治和军事委交给英国的办法，把政治和军事委交于日本呢？’话说得太重了，说得更明显一些，根本就意味着‘中国应该向日本投降了’，然而，鲁迅对于这种侮辱性的言辞，毫未动怒，却极为冷静地说：‘这就是感情问题了。要是同样地把财产散光，则与其让强盗强夺，还不如让败家子用光罢。要是同样地被人杀死，则与其让外国人来杀，还不如借本国人之手杀掉。’野口先生别无他法，只有沉默，对谈也就此告终。”

“‘老板，你也晓得的那位爱罗先珂曾经说得好：日本人很听从，遵守上头的人所说的话，官吏尤其是这样，所以，是一个最便于施行政治的国家。中国人却恰好相反，对于人家说的话语，首先加以怀疑。尤其是官吏所说的话，是颇为靠不住的，所以，中国乃是个最难于施行政治的国家。’我也觉得，这是实在的情形，例如长官对一个警察说：这是一个恶人（对于日本人，不管他是否一个罪人，只要被警察署叫去审问过一回，似乎就已经决定他是一个罪人；因此，一个给警察捉去了的人，就光是这一点，也已经可完全决定他是一个坏人），那么，警察的自我意识，就完全不会活动。不，应该说是：他不会使自我意识活动起来去研究那个人。他只是跟长官所说的一般地把这个人决定为坏人而加以处理。这似乎是把长官的话，不折不扣地完全相信着。在中国却完全相反：虽然长官说这是罪人，是个极坏的人，但人家绝不会相信他的说话。虽然因为是长官的命令，所以要把他当作罪人来处理，但他一定会让自我意识活动起来，一定有着别的看法，他一定会有着自己的见解。这就是日本易于完成其统一、中国却难于统一的大原因。”像这样倾心的闲话，不是交谊最深切最知己的说明吗？

笔者曾经细细翻检《鲁迅书简》，看和他往来的这些友朋之中，还有哪几个是该特别提出来说一说的。郁达夫、孙伏园、许钦文，都是往还很密切的。瞿秋白、沈雁冰、陈望道，是另一型的朋友。黎烈文、赵家璧、郑振铎，则是编务上有联络的朋友，交情不一定怎么深。（黎烈文的关系深一点。）左翼作家中，冯雪峰、徐懋庸、曹靖华、萧军比较接近，照冯雪峰的说法，他们似乎影响了鲁迅的思想脚步；我却采保留的态度。依鲁迅回答徐懋庸的信中话看来，鲁迅和他们之间，还是有距离的：

“我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我和他们是新近才认识的，都由于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也可以说是朋友。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徐懋庸说我只看人，不看事，是诬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后看见了徐懋庸之类的人。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目瞪口呆。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明胡风是‘内奸’了。”

年轻的一群之中，我看重他和未名社那几位朋友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等。他在《忆韦素园君》的文中说：“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地，点点滴滴地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园。于是他坐在一间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里办事了，不过小半好像也因为他生着病，不能上学校去读书，因此，便天然的轮着他守寨。我最初的记忆是在这破寨里看见了素园，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然而，我同时又有了一种坏印象，觉得和他是很难交往的，因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种特色，不过素园显得最分明，一下就能够令人感得。但到后来，我知道我的判断是错误了，和他也并不难于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约因为年龄的不同，对我的一种特别态度罢，可惜我不能化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确证了。这真相，我想，霁野他们还是知道的。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误解之后，却同时又发现了一个他的致命伤：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啐了自己的心。……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这是鲁迅所赞许的有为青年的轮廓。

不过，我们看看鲁迅和李霁野先生往来的信以及《两地书》中，他对许广平所提及的，他本来对《莽原》的年轻朋友，颇尽力帮助，而有所期待的，后来高长虹、向培良都和他闹翻了。他写给许广平信中说：“长虹又在和韦漱园吵闹了，在上海出版的《狂飙》上大骂，又发了一封给我的信，要我说几句话。这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不愿意奉陪了，这几年来，生命耗去不少，也陪得够了，所以决计置之不理。况且闹的原因，据说是为了《莽原》不登向培良的剧本，但培良和漱园在北京发生纠葛，而要在上海的长虹破口大骂，还要在厦门的我出来说话，办法真是离奇得很。” 其失望与不满之情，也是溢于词表的。鲁迅是接近青年的，但要他和青年为友，也是不容易的。

笔者于鲁迅的朋友中，凭着自己的主观来选择，还要再写四个人：一个是孙伏园，他的学生，后来和他往来最密切的朋友。一个是林语堂，鲁迅写给笔者的信中，就说过“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的话。而在《语丝》时期，他们之间的确相处得很好；鲁迅之往厦门大学任教，也是林氏所推荐的。一个是陈公侠（仪），便是任过福建省主席、台湾行政长官。又一个，则是若干人或许不赞成的，被鲁迅攻击得很久的陈西滢（源）。其他，如冯雪峰、茅盾、郁达夫等，我都一笔带过了。（本来，我要说到郁达夫的，创造社那一群年轻朋友中，都和鲁迅不十分融洽，郭沫若就不曾和鲁迅见过面，只有郁达夫和鲁迅相处很好。鲁迅旧诗中，有《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可惜，手边材料，十分缺乏，不能成篇。）

孙伏园先生，自言他最初认识鲁迅是在绍兴初级师范学堂，那一年是宣统三年（1911年），他正在那儿念书。他说他是一个不大会和教师接近的人：一则他不用功，所以不需要请教；二则他颇厌倦于家庭中的恭顺有礼的生活，所以不大愿意去见师长。他和鲁迅的熟识，却是因为职务，他那时正做着级长常常得见学校当局。后来鲁迅辞去了校长职务，到南京转北京去了，他也离开了那个学校。他说：“凡是和鲁迅先生商量什么事情，需要他一些助力的，他无不热烈真诚地给你助力。他的同情总是在弱者一面，他的助力自然更是用在弱者一面。即如他为《晨报副刊》写文字，就完全出于他要帮助一个青年学生的我，使我能把报办好，把学术空气提倡起来。至于为人处世，他帮忙我的地方更多。鲁迅因为太热烈，太真诚，一生碰过多少次壁。这种碰壁的经验，发而为文章，自然全在这许多作品里；发而为口头的议论，则我自觉非常幸运，所受到的乃至受用的，比任何经籍给我还多。我是一个什么事情也不会动手的人，身体又薄弱，经不起辛苦，鲁迅教我种种保卫锻炼的方法。我们一同旅行的时候，如到陕西，到厦门，到广州，我的铺盖常常是鲁迅替我打的。耶稣尝为门徒洗脚，我总要记起这个故事。”

不过，以他们师徒之间的相契，却有着隔膜的。鲁迅追述他与《语丝》的始终，说到伏园为了他的一篇稿子的被抽而辞去《晨报副刊》的职务，说到伏园建议办《语丝》周刊，他答应为之“呐喊”。后来，《语丝》办得很有成绩，伏园说了一句刺心的话，却使鲁迅惘然了。他说：“对于《晨报》的影响，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颇受些打击，曾经和伏园来说和，伏园得意之余，忘其所了，曾以胜利者的笑容，笑着对我说道：‘真好，他们竟不料踏在炸药上了！’这话对别人说是不算什么的。但对我说，却好像浇了一碗冷水，因为我立刻觉得这‘炸药’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过使自己为别人的一个小纠葛而粉身碎骨，心里就一面想：‘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我于是‘彷徨’起来。……但我的彷徨并不用许多时，因为那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zarathustra》的余波，从我这里只要能挤出——虽然不过是挤出——文章来，就挤了去罢，从我这里只要能做出一点‘炸药’来，就拿去做了罢，于是也就决定，还是照旧投稿了——虽然对于意外的被利用，心里也耿耿了好几天。” 他又说起这位《语丝》发起人的孙伏园，也不写稿了。而且有了小小的误会了。写到这儿，笔者记起了有一回和鲁迅的闲谈，我问他：“孔夫子最得意相处得最好的门徒是谁？”他想了一想，说：“总不会是颜回。”我说是子路：“你看，跟着夫子跑来跑去，碰了无数的钉子的就是他。”鲁迅笑了。我也不知道，谁是鲁迅的子路！

《鲁迅书简》中，提到林语堂的地方，颇不少。笔者也曾引用过鲁迅回我信中的一段话：“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看近来的《论语》之类，语堂在牛角尖里，虽愤愤不平，却更钻得滋滋有味，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 林氏最讨厌笔者引用这一段话，因为鲁迅真的把他未盖棺而论定了。许寿裳的《鲁迅印象记》中，也有过这么一段话：“记得鲁迅刚由广州回上海不久，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一文，《lusin》，当然深致赞扬，尤其对于他在广州讲演魏晋风度，称其善于应变。有一天，我和鲁迅谈及，鲁迅笑着说：‘语堂我有点讨厌，总是尖头把戏的。’后来，语堂谈小品文而至于无聊时，鲁迅曾写信去忠告，劝其翻译英文名著，语堂不能接受，竟答说，这些事等到老时再说。鲁迅写信给我说：‘语堂为提倡语录体，在此几成众矢之的，然此公亦太浅陋也。’他对语堂的批评的确是深刻而又出之以善意的。”

此外，鲁迅在复郑振铎的信中也说：“小品文本身本无功过，今之被人诟病，实因过事张扬，本不能诗者争作打油诗；凡袁宏道、李日华文，则誉为字字佳妙，于是而反感随起。总之，装腔作势，是这回的大病根。其实，文人作文，农人掘锄，本是平平常常，若照相之际，文人偏要装作粗人，玩什么‘荷锄戴笠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类，就要令人肉麻。现已非晋，或明，而《论语》及《人间世》作者，必欲作飘逸闲放语，此其所以难也。” “此地之小品文风潮，也真真可厌，一切期刊，都小品化，既小品矣，而又唠叨，又无思想，乏味之至。语堂学圣叹一流之文，似日见陷没，然颇沾沾自喜，病亦难治也。”

他对林语堂所提倡的闲适文学，最露骨的当然是那篇《小品文的危机》，可以说是对《人间世》的正面批判。“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清君臣的心病，费去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以后呢，就来了‘小摆设’。‘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小品文就这样走到了危机。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这就使他们二人判然分途了。

笔者在另外一篇小品中说过这样的话：“如鲁迅的说法，林语堂是最不懂得幽默的，然而却以幽默大师所称。‘幽默’是一种风度，这种风度，最主要的，乃是超乎利害关系，从来不打算盘，而林氏却是一个最爱打算盘的人。”

孙伏园氏追述鲁迅的少年时代，说到他年轻时的三位朋友，蒋观云（智由）、许季茀而外，兼及陈公侠（仪）。他说：“陈先生与鲁迅情谊之厚，几与许先生不相上下。不过陈先生学军事，回国以后又带兵，又主持中央军政，地方行政，工作的性质相差太远，过从便没有许先生那么多了。鲁迅度着战斗的生活，处处受着绅士们的压迫，大学教授中绅士居多，使他不能好好地教书，批评家中绅士也多，使他不能好好地创作。被绅士们包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好像我们在敌机临空时想念防空洞一样，他常常会想念他的幼年同学时的好朋友，说：‘不教书了，也不写文章了，到公侠那儿做营混子去了。’我从没有听见过‘营混子’的名称，鲁迅先生给我解释，‘我想这也无非要达到敢说敢笑敢爱敢恨的无可奈何时的一个理想的无职业的职业而已’。”这一番话，那是鲁迅的一般朋友们所不知道的。（周作人氏在《鲁迅的故家》中也说道：“鲁迅在东京时的朋友，同乡中间有邵明之名文镕、蔡谷清名元康、陈公侠名毅、后改名仪，还有一个张承礼，杭州人，也是学陆军的，有一张武装的照片送给鲁迅，后来死于戴勘之难。”）

鲁迅曾经进过水师学堂，后来改进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这是他自己在《朝花夕拾》中说过的。不过，他和陈仪的交谊，我倒是后来（鲁迅逝世后第三年）到了福建才知道的。那时，陈仪任福建省主席，他有一天，在书房中和我闲谈，我看见他的书架上摆着一部整整齐齐的《鲁迅全集》。陈氏对我说：“你不知道吗？鲁迅是我的老朋友。”他还找了鲁迅亲笔题字送给他的各种集子给我看，他还很熟识鲁迅的警句，不费思索地念给我听。于是，我们就谈起鲁迅。他说：“鲁迅是我们绍兴的文学家。”他这句话的意义，是说鲁迅是一个富有绍兴酒味的乡土文学家。陈氏也是绍兴人，在他心目中，鲁迅的文章风格，有着张岱（宗子）、李慈铭的韵味的。陈氏，他是著名军事家，也是地方行政长官，我却惊于他的文艺修养之深。他对于鲁迅的文学修养渊源，说得有条有理，他也和我谈到显克微支的炭画，安特列夫的《七个绞死的人》，果戈理的《死魂灵》，他懂得讽刺文学的意味。他说，鲁迅的轻妙笔致，颇受夏目漱石的影响。（笔者自愧对于夏目漱石的文章，并不了解。）大概他们两人，各有所成就，而不愿意互相标榜，因此，世人便忽略过去了。

陈氏，笔者知之虽不深，但就我所见所闻所接触的政界人来说，他是一个最有政治头脑的人。民国初年，浙江虽是东南革命策源地，但北洋派的军阀势力，逐渐入侵，残存的浙江地方实力只有陈氏的第一师和周某的第二师，依草附木，就在军阀的屋檐下苟延残喘。直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他才有发展自己抱负的机会。他主福建省政八年，台湾省政二年，浙江省政一年，原想建立一种健全的地方行政制度；他是主张渐进的，一步一步慢慢建设起来。遗憾的是会逢时变，终于不能实现他的理想。他的幕府中，有沈仲九氏的政治智囊，而黎烈文替他办文化事业（称改进社），郁达夫也曾在他的幕府中主宣传，他是一个着重实践的人，所以表面上并不“哗世取宠”的。

附带的，在这儿记一笔蒋智由的旧事。许寿裳说：“蒋智由也是一位负盛名的维新人物而主张革命的。他居东颇久，我和鲁迅时常同往请教的，尤其在章先生上海入狱的时候。他当初还未剪辫，喜欢戴一顶圆顶窄檐的礼帽，俗所谓绅士帽者是。他的诗文清新，为人们所传诵。例如《送匋耳山人归国诗》：‘亭皋飞落叶，鹰隼出风尘。慷慨酬长剑，艰难付别尊。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万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论。’可是有一次，蒋氏说到服装问题，说满清的红缨帽有威仪而指他自己的西式礼帽则无威仪。我们听了，颇感奇怪。辞出之后，鲁迅便在路上说：‘观云的思想变了。’我点点头。我们此后也不再去。”不过，蒋氏后来也不曾做官，民国以后，他也就以诗酒终其一生了。

有一天，笔者和几位朋友，谈到鲁迅的敌人是谁？从表面上看，他骂得最久的，乃是陈源（西滢）；但从《两地书》看来，他对于顾颉刚的深恶痛绝，自在陈西滢之上。而从他的朋友变成了他的敌人，那位莽原社高长虹，也在他所不齿之列。

鲁迅在一封写给许景宋的信中说：“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到这里，又有几个学生办了一种月刊，叫作《波艇》，我却仍然去打杂。这也还是上文所说，不能因为遇见过几个坏人，便将人们都作坏人看的意思。但先前利用过我的人，现在见我偃旗息鼓，遁迹海滨，无从再来利用，就开始攻击了，长虹在《狂飙》第五期上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其意即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飙》的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他们那时的种种利用我，我是明白的，但还料不到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我现在姑且置之不理，看看他伎俩发挥到如何。总之，他戴着见了我‘不下百回’的假面具，现在是除下来了，我还要仔细地看看。……我在静夜中，回忆先前的经历，觉得现在的社会，大抵是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只要于他有利。我在北平这么忙，来客不绝，但一受段祺瑞、章士钊们的压迫，有些人就立刻来索还原稿，不要我选定，作序了。其甚者还要乘机下石，连我请他吃过饭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在运动他；请他喝过好茶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奢侈的证据。借自己的升沉，看看人们的嘴脸的变化，虽然很有益，也有趣，但我的涵养功夫太浅了，有时总还不免有些愤激。” 这样沉痛切齿的话，那是他反击陈西滢、梁实秋的文字中所没有的。

鲁迅对于顾颉刚的印象，似乎特别坏。（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然，我对于鲁迅这份心理是不了解的。我觉得顾颉刚先生倒是颇有学究气味，周作人的看法，也就和鲁迅不相同的。）《语丝》初出版时，顾氏也到那边去教书，冤家路狭，所以彼此感情十分恶劣。《两地书》中，他一提到了顾氏，就有这样的考语：“在国学院里的，朱山根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都是朱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 （朱山根指顾颉刚。）后来，闹到了广州，一个要“鲁迅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而一个请其“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州以负应负之责”，闹了一场趣剧了局。

鲁迅骂陈西滢的文字，可以说是发挥了韧性的特长，几乎整整一年多，只要有机会，就会连类及之。（原文具在，不必多引。）这儿，且引一段陈西滢回骂的话。他写给徐志摩的信中说：“志摩，不要以为我又生气了。我不过觉得鲁迅先生是我们中间很可研究的一位大人物，所以不免扯了一大段罢了。可惜我只见过他一次，不能代他画一幅文字的像，这也是一种无聊的妄想罢了，不要以为我自信能画出这样心理复杂的人物来。说起画像，忽然想了《京报副刊》里林语堂先生画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要是你没有见过鲁迅先生，我劝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不过林先生的打叭儿狗的想象好像差一点。我以为最好的想象是鲁迅先生张着嘴立在泥潭中，后面立着一群悻悻的狗，‘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不是俗语么？可是千万不可忘了那叭儿狗，因为叭儿狗能今天跟了黑狗这样叫，明天跟了白狗那样叫，黑夜的时候还能在暗中猛不防地咬人家一口。”他们之间，就是这么毒辣地讽刺着，至于什么仇恨，我知道倒是没有的。

笔者本来是算不得是鲁迅的亲近朋友，所以也不必谬托知己；不过，在他生前，也曾有过几次深谈。（这儿笔者附记一笔，鲁迅写给我的信有四十四封，第一批送到许广平那边去的二十四封，即《鲁迅书简》中所收的。还有二十封，因为内容比较重要，想抄了原信再送去。哪知“八一三”淞沪战事发生，我匆匆上战场，不及料理这些琐事。其后太平洋战争发生，我的师友信札，寄存亲戚家全部毁去；中有周作人来信五十六封，连着这二十封信全部丧失了。因此，《鲁迅书简》中，许氏根据我的纪念文中所引，辑有逸文。）我曾对他说：“你颇像爱罗先珂，你是寂寞的，而你又是怕寂寞的。我觉得你最大的苦痛，乃是‘往来无白丁’，所与谈的都是读书人；因此，你谈话先有戒心。你又敏感得很，有时言者未必有意，你听了却搁在心头。”他颇赞同我的说法。那时我只有三十来岁，但心境和他一样地衰老，这都是入世过早之故。

《鲁迅书简》，一开头便是鲁迅写给李秉中的信。我和李氏并不相识，不过，照那些信中的语气看来，鲁迅也和他说了心腹中的话。他曾在一封信中，对李氏说：“我恐怕是以不好见客出名的。但也不尽然，我所怕见的是谈不来的生客，熟识的不在内，因为我可以不必装出陪客的态度。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其实我何尝坦白？我已经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我很憎恶我自己，因为有若干人，或则愿我有钱，有名，有势，或则愿我陨灭，死亡，而我偏偏无钱无名无势，又不灭不亡，对于各方面，都无以报答盛意，年纪已经如此，恐将遂以如此终。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现在仍然只好对于愿我得意的便拉几个钱来给他看，对于愿我灭亡的避开些，以免他再费机谋。我不大愿意使人失望，所以对于爱人和仇人，都愿意有以骗之，亦即所以慰之，然而仍然各处都弄不好。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 这些话，至少可以使我们了解鲁迅的心境的一面。

他在一封回我的信中说：“知识分子以外，现在是不能有作家的，戈里基 其虽称非知识阶级出身，其实他看的书很不少，中国文学如此之难，工农何从看起，所以新的文学，只能希望于好的青年。十余年来，我所遇见的文学青年真也不少了，而稀奇古怪的居多。最大的通病，是以为因为自己是青年，所以最可贵，是不错的，待到被人驳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他就说是因为青年，当然不免有错误，该当原谅的了。而变化也真来得快，三四年中，三翻四覆的，你看有多少。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乎意料者，历年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 从这儿，我们可以体会鲁迅的处世对人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