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不独在他的死后成为当代论客所谈论的人物；即在他的生前，早已成为争论的箭垛。但即令如苏雪林那样对他深恶痛绝，她也不能不对鲁迅的创作艺术表示钦佩。而且一直讥刺鲁迅的创造社作家，如成仿吾、郭沫若、钱杏邨，也对他回复了敬意。笔者觉得鲁迅一生的最大贡献，乃在剖解中国的社会，他是一个冷静地暴露中国社会黑暗面的思想家。张定璜（张氏那篇《鲁迅先生》，可说是一切批评鲁迅文字中最好的一篇，连茅盾的《鲁迅论》在内）说：“鲁迅先生是位艺术家，是一个有良心的，那就是说，忠于他的表现的，忠于他自己的艺术家。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绝不忘记他对于自己的诚实。他看见什么，他描写什么。他把他自己的世界展开给我们，不粉饰，也不遮盖。那是他最熟识的世界，也是我们最生疏的世界。我们天天过活，自以为耳目聪明，其实多半是聋子兼瞎子，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且不说别的，我们先就不认识我们自己，待到逢见少数的人们，能够认识自己，能够辨得自己所住的世界，并且能够把那世界再现出来的人们，我们才对于从来漠不关心的事物重新感到小孩子的惊奇，我们才明白许多不值一计较的小东西都包含着可怕的复杂的意味；我们才想到人生、命运、死，以及一切的悲哀。鲁迅便是这些少数人们里面的一个，他嫌恶中国人，咒骂中国人，然而他自己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他的作品满熏着中国的土气，他可以说是眼前我们唯一的乡土艺术家，他毕竟是中国的儿子，毕竟忘不掉中国，我们若怪他的嫌恶咒骂不好，我们得首先怪我们自己不好，因为他想夸耀赞美而不得，他才想到了这个打扫厕所的办法。让我们别厌烦他的啰唆，但感谢他的勤勉罢。至于他的讽刺呢，我以为讽刺家和理想家原来是一个东西的表里两面。我们不必管讽刺得难受不难受，或对不对，只问讽刺得好不好，就是说美不美。我不敢说鲁迅的讽刺全是美的，我敢说他的大都是美的。”因此，笔者就首先评价他的社会观。（笔者和冯雪峰的看法有点不同，我以为鲁迅的观察深刻，与眼光远大，并不由于接受了唯物史观的论据，而由于他的科学头脑以及尼采超人哲学的思想。我们不必阿附时论，替他戴上一顶不必有的帽子的。）

要了解鲁迅的社会观，当然该从他的杂感文中去体会。他对于中国的民族性，是带着悲观的口吻在说的。有一回，他在《略论中国人的脸》中说：“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是善于做讽刺文学的。去年，我见过他的一本随笔集叫作《猫·狗·人》；其中有一篇就说到中国人的脸。大意是初见中国人，即令人感到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脸上总欠缺着一点什么。久而久之，看惯了，便觉得这样已经尽够，并不缺少东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脸上，多余着一点什么。这多余着的东西，他就给它一个不大高妙的名目：兽性。中国人的脸上没有这个，是人，则加上多余的东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人+兽性=西洋人。他借了称赞中国人，贬斥西洋人，来讽刺日本人的目的，这样就达到了。自然不必再说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是本来没有的呢，还是现在已经消除。如果是后来消除的，那么，是渐渐净尽而只剩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为驯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家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是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 笔者和他几回谈论中，关于这一点，彼此最相同意，我们都认为中国民族性，是由于外族长时期统治而失去了“兽性”的，两宋以后，辽、金、元、清这五六百年间渐渐驯服下来的“奴隶性格”，实在是一种耻辱。

周作人说：“鲁迅写小说散文有一特点，为别人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深刻的观察。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吧。他从小喜欢杂览，读野史最多，受影响亦最大。在书本里得来的知识上面，又加上亲自从社会里得来的经验，结果便造成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让他无条件（除艺术的感觉外）地发现出来，就是那些作品。”此处他所说的人生观，我以为还是换作社会观比较适当，沈雁冰曾说：“他的胸中燃着少年之火，精神上，他是一个‘老孩子’！他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然而他的著作里，也没有‘人生无常’的叹息，也没有暮年的暂得宁静的钦羡与自慰（像许多作家们常有的），反之，他的著作里，却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反抗一切的虚伪！老中国的毒疮太多了，他忍不住拿着刀一遍一遍尽自刺着。我们翻看他的杂感集三种来看，看见鲁迅除奋勇剜剔毒疮而外，又时有‘岁月已非，毒疮依旧’的新愤慨。”

鲁迅写给许广平的第二封信，说到他的看法：“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然而人们也不必这样悲观，只要‘那时的现在’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了，这就是进步。这些空想，也无法证明一定是空想，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种慰安，正如信徒的上帝。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他自己也看到一种结局：“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工人绥惠略夫》里所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这一类人物的运命，在现在——也许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他说得很明白，他的观点，乃是他的年龄和经历所形成的。他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连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他叹息着：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他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他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他以为除此没有别的办法。他终于愤然道：“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也还是一句烂熟的话：古已有之。” 他自叹无拳无勇，只能用他的笔墨，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其将来，有万一之希望。他说：“《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罢。由此可知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有碍也。”

徐旭生和鲁迅讨论中国民族性的问题，说：“人类思想里面，本来有一种惰性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的惰性更深。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听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气打不破，我国人的思想，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 鲁迅说：“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 鲁迅的小说、杂感，大部分都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的。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思想界，很快又走回头路，有的提倡东方精神文明，有人整理国故。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发深切的感喟；他就从民初中（国）交（通）票的挤兑说起，“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甸甸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予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意儿。……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他又说到鹤见祐辅（日本的政论家）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期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山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这些话，作为对中国的赞颂固可，作为对中国的嘲讽亦无不可。鲁迅乃以沉重的心情在说：“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予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

鲁迅的社会圈子，本来是很狭小的；他的生活经验，也是很单纯的；他的朋友和他的敌人，也都是这一小圈子中人。这一小圈子，便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属于文人方面的多；和他接近的青年，也都是对文艺有兴趣的（他和教育界人士的关系也并不多）。笔者曾经冷眼看他们几个人，郭沫若有兴趣地和军政有权威的人往来，他并不甘于以文人终其身的。（鲁迅虽和陈仪有交谊，也并不往来的。）茅盾和工商界往来，彼此利害不冲突，可以放言高论，一笑了之。鲁迅就因为和文人这小圈子朋友往来，一群冬天的豪猪，是难得处好的。鲁迅死后，大家推尊他，成为神庙中人物；在他的生前，别个文人还是“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笔者和他相处，一直就保持着一段距离，所以结果还不错。）这一方面，我希望青年读者看了不要失望，因为鲁迅毕竟不曾住在你们的楼上，幻想中的大文豪，当然很神圣的。

他的广大视野，乃从历史中来；他对过去中国的了解，比当前中国社会深刻；诚所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他看透了过去的中国，也就看透了当前的社会。但当我们进一步解剖分析当前现实社会，就会明白鲁迅的眼光，也只是一方面的。（他自己也知道所了解不多，所以说：失望之为虚妄，与希望同。）他所揭开的疮疤，乃是属于知识分子的。他最和吴敬梓相近，那冷隽的笔法也很相似。他曾对许广平说：“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所以每见和我的办法不同者便以为缺点。其实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正不必故意减缩。例如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以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大出于意料之外。”

鲁迅《论睁了眼看》，便是对于中国人没有勇气正视社会现象有所讽刺。他说：“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再说废话，就有‘不合时宜’之咎。” “中国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说作家早就感到了，他于是使一个才子在壁上题诗，一个佳人便来和，由倾慕——现在就得称恋爱——而至于有‘终身之约’。但约定之后，也就有了难关。我们都知道，‘私订终身’在诗和戏曲或小说尚不失为美谈（自然只以与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订为限），实际却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离异。明末的作家便闭上眼睛，并这一层也加以补救了，说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这大帽子一压，便成了半个铅钱也不值，问题也一点没有了。即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状元，而决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写实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他预言：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他说的就是这一圈子的话。

鲁迅所讽刺的人，他的笔那么辛辣，而且反反复复，一直那么纠缠下去，因此，在读者的印象中是很深的。几乎如陈西滢、梁实秋、章士钊、徐志摩、杨邨人、邵洵美、王平陵，这些写写文章弄弄笔头的人，都使人有奸慝邪恶的想法，有一回，某君问我：“陈西滢是不是像秦桧那么坏？”我听了不禁失笑，文人之笔，有时候真是令人可怕的。他笔下勾画得最成功的是孔乙己，这是他最熟悉的人物；依我看来，连他所写的阿q，虽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只能画一个并不圆的圆圈，都是十足的孔乙己腔调。不错，鲁迅笔下的人物，如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单四嫂子、王九妈、七斤、七斤嫂、鲁八一嫂、闰土、豆腐西施、阿q、赵太爷、祥林嫂，都是农村里的人，但这些人物都是出于破落的门庭，属于鲁迅自己那一台门的，是中国古老农村的一部分，而不是农村的代表人物。鲁迅在乡村住得并不久，他的意识形态成熟于大都市。他们周家，在乡村乃是赵太爷，并不是闰土、七斤或阿q那样的农民，鲁迅只能说是“知稼穑之艰难”，并不“知稼穑”，还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因为有人强调鲁迅的阶级意识，所以得把鲁迅的家世看看清楚的。）鲁迅对他自己那一阶层的社会相，了解得很深刻，对于中国社会的了解，却并不广大。（瞿秋白说他是他那绅士阶级的叛徒，那倒是不错的。）

孔乙己，一个乱蓬蓬的花白胡子的老头儿，穿了一件又脏又破旧的长衫（长衫是他这一阶级的标记），“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穷困潦倒。不免做些偷窃的事，最后因此被打折了脚，死在不知什么地方，在人们的记忆里也就消失，好像他并没有生到世上来似的。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别人笑他偷何家的书，吊着打，他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这一类人的没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儒林外史》有一位在南京修补乐器的倪老头子，他自己就说：“长兄，告诉不得你，我从二十岁上进学，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儿女又多，只得借这手艺糊口，原是没奈何的事。”他本来有六个儿子，为了没有吃用，都给卖到他州外府去了。不过，吴敬梓所体会到的没落气象，到了鲁迅时代，显得格外陷于绝症了。

周作人从孔乙己说到咸亨酒店的老板：“他是鲁迅的远房本家，是一个秀才，他的父亲是举人，哥哥则只是童生而已。某一年道考落第后，他发愤用功，夏天在高楼上大声念八股文，音调铿锵，有似唱戏发生了效力，次年便进了学。他哥哥仍旧不成，可是他的邻号生考上了，好像是买彩票差了一号，大生其气，终于睡倒地上，把一棵小桂花拔了起来。那父亲是老举人，平常很讲道学，日诵《太上感应篇》，看见我们上学堂的人有点近于乱党，曾致忠告云：‘从龙成功固多，但危险却亦很多。’这是他对于清末革命的看法。晚年在家教私塾，不过从心所欲，却逾了矩，对佣媪毛手毛脚，乱写凭票予人，为秀才所见，大骂为老不死。一日为媪所殴，媳妇遥见，连呼‘老昏虫该打！’不正是阿q的影子吗？所以我说：鲁迅笔下的阿q，也就是孔乙己的影子。”（周作人说：“他是一个破产大人家的子弟和穷读书人的代表，著者用了他的故事差不多就写出了这一群人的末路。”孔乙己也和阿q一样成为最突出的典型人物。）

鲁迅所生存的社会，和我们所生存的似乎差不多的；他只是没有经历过这一场大变动就是了。外来那个统治集团已在没落了，农业经济正由于外来资本主义的狂潮的冲击也破产了，他眼见他自己所处的那个士大夫圈子的末运。他有一回，和我们谈起一种民间流行的猜拳法，比“剪刀、布、石头”的猜法多了一种，即是老百姓怕官、官怕皇帝、皇帝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这样奇妙的连环，构成了今日的中国社会。（鲁迅也同意我的说法：外国人在中国第一阶段是“洋鬼子”，第二阶段是“洋大人”，第三阶段是“帝国主义者”，每一阶段的反应不同。）欧美人以及日本的中国通，对于中国社会的了解，都是不够的。所以，鲁迅替内山完造的《活中国的姿态》作序，说：“据说：像日本人那样的喜欢‘结论’的民族，就是无论是听议论，是读书，如果得不到结论，心里总不舒服的民族，在现在的世上，好像是颇为少有的。……接收了这一个结论之后，就时时令人觉得很不错。例如关于中国人，也就是这样的。明治时代的支那研究的结论，似乎大抵受着英国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气质》的影响，但到近来，却也有面目一新的结论了。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苏和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然而广东和北平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样吃竹笋。倘到穷文人的家里或者寓处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于是这一回，便说支那很难懂得，支那是‘谜的国度’了。据我自己想：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则两国之间不消说，就是同国的人们之间，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

有一篇题名为《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的杂文，那是鲁迅应日本《改造》杂志而作的，原本是日文，后来他又用中文写了一遍，可以说是他对中国社会的解剖。（那一时期，正是林语堂的《生活艺术》在美国流行的时期，鲁迅的看法，又显得和林语堂所说的怎样的不同。）他开头讲到中国的“火”与“火神”。“希腊人所用的火，听说是在一直先前，普洛美修斯 从天上偷来的，但中国的却和它不同，是燧人氏自家所发见——或者该说是发明罢。因为并非偷儿，所以拴在山上给老雕去啄的灾难是免掉了，然而也没有普洛美修斯那样的被传扬，被崇拜。中国也有火神的。但那可不是燧人氏，而是随意放火的莫名其妙的东西。自从燧人氏发见，或者发明了火以来，能够很有味地吃火锅，点起灯来，夜里也可以工作了，但是，真如先哲之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罢，同时也开始了火灾，故意点上火，烧掉那有巢氏所发明的巢的了不起的人物也出现了。和善的燧人氏该被忘却的。即使伤了食，这回是属于神农氏的领域了，所以那神农氏，至今还被人们所记得。至于火灾，虽然不知道那发明家究竟是什么人？但祖师总归是有的，于是没有法，只好漫称之曰火神，而献以敬畏。看他的画像，是红面孔，红胡须，不过祭祀的时候，却须避去一切红色的东西，而代之以绿色。他大约像西班牙的牛一样，一看见红色，便会亢奋起来，做出一种可怕的行动的。他因此受着崇祀。在中国，这样的恶神还很多。然而，在人世间，倒似乎因了他们而热闹。赛会也只有火神的，燧人氏的却没有。倘有火灾，则被灾的和邻近的没有被灾的人们，都要祭火神，以表感谢之意。被了灾还要来表感谢之意，虽然未免有些出于意外，但若不祭，据说是第二回还会烧，所以还是感谢了的安全。而且也不但对于火神，就是对于人，有时也一样的这么办，我想，大约也是礼仪的一种罢。” 他从人类学、风俗学的观点来了解社会群众的心理，不仅是新角度，而且很深入的。

上文，我引了周作人的话，说鲁迅从小喜欢“杂览”（正统的经史以外的书，从前的经师，几乎把诗赋都当作杂览的），读野史最多，受影响亦最大。他的中国社会观，也正是从野史中成熟的。他对我说到中国的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应该着手，这都得透视中国社会以后才能动笔的。他晚年病中，爱看清代文字狱档案（那时我们一些朋友都在看这一大批史料性的书），他恍然有所悟，原来清代所谓文字狱，并不带着很浓厚的民族意识和革命意识的；其间也有反清复明的意识的，可是极少。鲁迅提到的冯起炎注解《易诗》案以及《清史》中提及丁文彬《大明大夏新书》案，根本和民族革命无关；他们便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和周家台门里的人物相同的，这是阿q大团圆式的悲喜剧。

鲁迅说到冯起炎献书案，以《隔膜》为题。冯起炎是山西临汾县的生员，闻乾隆将谒泰陵，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一大段，却是十分特别的：“又，臣之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无愿求之事，唯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缘由。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时，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然臣之来也，方不知陛下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 这当然是其事可笑，其情可悯的，鲁迅乃慨然道：“这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事实结局却不大好，置直隶总督袁守侗拟奏的罪名是‘阅其呈首，胆敢于圣主之前，混讲经书，而呈尾措词，尤属狂妄。核其情罪，较冲冠仪仗为更重。冯起炎一犯，应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俟部复到日，照例解部刻字发遣。’这位才子，后来大约终于单身出关做西崽去了。此外的案情（其他文字狱案），虽然没有这么风雅，但并非反动的还不少。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命运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候’，也仍然活不出。凡这等事，粗略地一看，先使我们觉得清朝的凶虐，其次，是死者的可怜。但再来一想，事情是并不这么简单的。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你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自己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有一些简单愚蠢的人们却上了当，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地撒娇讨好去了。他那是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呢？于是乎杀掉。不久，儿子们吓得再不开口了，计划居然成功……然而这奥妙，好像至今还没有人来说明。” 鲁迅对于统治者的心理了解很透彻，他自觉得士大夫串演悲喜剧，实在可笑而又可悯的。

鲁迅一生所作的几回演讲，都是很重要的。其中有一回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讲演《娜拉走后怎样？》（鲁迅的杂感集《坟》，从141页以下，都是讨论中国社会问题的，这一篇讲演稿也在其列），他对于这个象征妇女自觉运动的人物有另外的看法。他说：“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给他的。（这句话，倒是鲁迅说错了。周瘦鹃当时介绍文坛掌故，说易卜生用以为模特儿那位真实的娜拉，后来是回家来的。那是事实。）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他慨然道：“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唯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到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

这样，他就提出他的答案来了。妇女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环，要解决妇女问题，也得从经济方面着力，单靠热情与幻想是没有用的。鲁迅对那些女学生说：倘只有一条像她们一样的紫红的绒绳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的。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坦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讽笑，但我们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地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 。这正是他比其他思想家，切实际而高明之处。

他对那些年轻女学生说：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有一回，笔者和鲁迅谈到孔夫子问题。孔夫子，在我们中国，该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了。洋人说到孔夫子，不管他们怎么想，也总是把孔夫子当作东方文化的代表。我说：“每一县城里，一座塔，一座孔庙，一座城隍庙总是有的。塔的下面，一座佛寺，香火总是很盛的；城隍庙里城隍老爷巍巍在上，那更是香火不绝；独有孔庙，看起来是一座黄墙头大院子，阔得很，一年来有春秋两祭，有冷猪肉可吃，平时真是荒烟蔓草，冷落得很。在老百姓心目中，孔夫子和他们是不相干的。”他笑着说：“财神老爷有元宝，那是有钱供奉的，香火最旺；关圣大帝，他有周仓大刀把门，他的庙宇也不错；孔老夫子既没有大刀，又没有元宝，自该倒霉的。”当时，就是这么谈了，不一定有结论的。后来，日本汤岛的孔子圣庙落成，湖南省主席何键送了一幅珍藏的孔子画像去。鲁迅看了这新闻，曾写了一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刊在《改造》杂志上（当时，魏猛克曾译刊在《杂文》月刊中），发挥了他的有趣见解。

他说：“中国的一般的人民，关于孔子是怎样的相貌，倒几乎是毫无所知的，自古以来，虽然每一县一定有圣庙，即文庙，但那里面大抵并没有圣像。凡是绘画，或者雕塑应该崇敬的人物时，一般是以大于常人为原则的，但一到最应崇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样的圣人，却好像连形象也成为亵渎，反不如没有的好。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说到画像，他曾见过三次：一次是《孔子家语》里的插画；一次是梁启超氏亡命日本时，作为横滨出版的《清议报》上的卷头画，从日本倒输入中国来的；还有一次是刻在汉朝墓石上的孔子见老子的画像。说起从这些图画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样的印象来，则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头子，身穿大袖口的长袍子，腰带上插着一把剑，或者腋下挟着一支杖，然而从来不笑，非常威风凛凛的。假使在他的旁边侍坐，那就一定得把腰骨挺得笔直，经过两三点钟，就骨节酸痛，倘是平常的人，大约总不免急于逃走的了。

他又说：“后来我曾到山东旅行。在为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我们的孔夫子。一想起那位有俨然道貌的圣人，先前便是坐着简陋的车子，颠颠簸簸，在这些地方奔忙的事来，颇有滑稽之感。这种感想，自然是不好的，要而言之，颇近于不敬，倘是孔子之徒，恐怕是决不应该发生的。但在那时候，怀着我似的不规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 鲁迅先生于清朝的末年，那时期，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可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对外战败以后，于是拼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用官币来提倡洋务了。鲁迅是那一时期，送到日本去学“洋务”了，他在东京的弘文学院，不料那学院的学监大久保，又叫他到孔庙去行一次礼，使他十分讶然的。

他说：“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夫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 “中国的一般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民众）不去亲近那毫不亲密的圣人，正是当然的事，什么时候都可以，试去穿了破衣，赤着脚，走上大成殿去看看罢，恐怕会像误进上海的上等影戏院或者头等电车一样，立刻要受斥逐的。”

一个人的思想，到了晚年，可以完全改变，和他自己壮年时期的观感完全不相同的；也可能几度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动而以今日之我攻击昨日之我，而让明日之我来攻击今日之我的。也有到了晚年，钻进了牛角尖，就此便和时代背驰，成为文化僵尸的。独有鲁迅，他的思想体系，大致成熟于三十五岁前后，其后来是不断在添加，到老年，也还是从原来的根苗上抽芽，结茂密的花果的。所以，他去世以后，热心替他搜集早年的文字，《集外集》已经是鲁集茸逸的工作，其后复有《补遗》的专集，他一生文字，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茸集成帙，很少遗漏了。我们看看他早年的文字，还是和晚年的思路相一致，不至于“壮而悔之”的。他虽没有讨论社会问题的专著，但他所有评论中国社会问题的观点，前后是一致的。

杭州的西湖，山明水秀，那是驰名中外的风景区，却也是文人雅士的玩意儿。鲁迅自幼就不爱这一类的风雅，他在杭州教书，也不喜欢游湖。杭州有所谓西湖十景，那是经过那位庸俗的乾隆皇帝品题出来的，从山阴道上来的人，也看不出西湖有什么特别好处，而西湖山水之佳胜，并不在所谓“十景”。“十景”之中，有一处最著名的雷峰夕照：雷峰塔便是黄妃塔，建于五代，吴越王时，中经战祸，楼宇被焚，只留下残破的塔架，颓然矗立于夕阳中，有如老僧入定，显得垂暮的神情。（笔者幼年时，还看见它的龙钟老态。）1924年10月间，这座废塔，突然倒下去了，当时引起了民间种种有趣的传说。鲁迅曾经写了两篇杂感文。

他说：从崇轩先生的通信中，知道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个旅客并且再三叹息道：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啊！（黄妃塔，原由十方善男信女捐助塔砖建筑而成，可以说是出于大众力量。而其倾圮，乃由于各方善男信女利己念头，也可以说是由于大众的愚妄。）鲁迅说：“这消息，可又使我有点畅快了，虽然明知道幸灾乐祸，不像一个绅士，但本来不是绅士的，也没有法子来装潢。我们中国的许多人——我在此特别郑重声明：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连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现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呵！……正是对于十景病的一个针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种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爱的老病，忽而跑了十分之一了。但仍有悲哀在里面。其实，这一种势所必至的破坏，也还是徒然的。畅快不过是无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定要苦心孤诣巧语花言地再来补足了十景而后已。”“十景”，正代表了士大夫阶级的保守传统思想的意识，这和“八股文”似的，显露了思想的僵化。鲁迅在思想方面，最反对人云亦云，作统治者的传声筒，所以，他对于雷峰塔的倒塌表示一种快意。（雷峰塔恰倒塌于孙传芳部队进城之日，因此，这位军阀心中怏怏，曾经发动募捐，准备重建雷峰塔，事未集而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孙传芳仓皇北退，遂一蹶不起，此塔也就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

鲁迅曾说了一段深刻的话：“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的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的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