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四 明 夏良胜 撰
致中和之义 【中和之极 协和之征 修和之诚 戾和之咎】
《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朱熹曰：“人与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于有我之私，是以梏于形体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为体，曾何彼此先后之可言哉？”
胡安国曰：“河出图，洛出书，而八卦画；箫韶作，春秋成，而凤麟至。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违，志一之动气也；伏羲氏后天者也，后天而奉天时，气一之动志也。”
臣良胜曰：“大人之所以合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者，非有他也，亦在体仁长人，嘉会合礼，利物和义，贞固干事。吾之四德，有以配乎干之四德，则吾性情即天也，所谓性情即中和也。天地之位，万物之育，皆中和之应有，求之而不得，有避之而不能者矣。”
《豫》彖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臣良胜曰：“豫者，和也。所以和者，中也。天地之顺动，天地之中和也；圣人之顺动，圣人之中和也。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刑清民服，皆中和自然之应也。”
《无妄》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程颐曰：“天道生万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体天之道，养育人民，以至昆虫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对时育物之道也。”
《鼎》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程颐曰：“井与鼎以上出为用，处终鼎功之成也。在上铉之象，刚而温者玉也。九虽刚阳而居阴，履柔，不极刚而能温者也。居成功之道，惟善处而已，刚柔适宜，动静不过，则为大吉，无所不利矣。”
臣良胜曰：“《易》以制器尚象，器重而象备莫若鼎，又以玉铉当上之用，而鼎之功成，非铉不足为全鼎矣。玉之刚温，中和之德也。君而体此，则必善始令终，而无矜高怠废之虑矣；臣而体此，则必履满知止，而无持禄固宠之辱矣。是皆所谓刚而能温中和之道也。是故君子于鼎之铉，有异观焉。”
《益稷》篇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
蔡沉曰：“按季札观周乐，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尽矣，如天之无不覆，如地之无不载，虽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乐之奏，幽而感神，则祖考来格；明而感人，则群后德让；征而感物，则凤仪兽舞。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之无不覆帱也。其乐之传，历千余载，孔子闻之于齐，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则当时感召从可知矣。”
《洪范》曰：“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
蔡沉曰：“所验者非一，故谓之庶征。雨、旸、燠、寒、风各以时至，故曰时也。备者，无阙少也；叙者，应节候也。五者备而不失其序，庶草且蕃庑矣，则其他可知也。雨属水，旸属火，燠属木，寒属金，风属土。”
臣良胜曰：“天地间道理不出五行，故庶征之目，亦只是五行顺布，而万物乃阜成也。然其基本原则在于人君皇极之建，所谓极者，中和之极也。故貌必恭，恭乃作肃；言必从，从乃作乂；视必明，明乃作哲；听必聪，聪乃作谋；思必睿，睿乃作圣。五事既修，五行自顺，而雨时以应肃，旸时以应乂，燠时以应哲，寒时以应谋，风时以应圣。五福之来，亦有类至者。故五事之修，天子中和之极也；五行之顺，天地中和之极也；五福之来，天地以应天子之极也。皆自然感通之理也。若汉儒刘向，则曰某事修则某休征应而某福臻，某事失则某咎征应而某极从，君子或病其固，而不足以尽造化之妙，故有欲并五行传而废之者矣。”
《驺虞》诗曰：“彼茁者葭，壹发五豝，吁嗟乎驺虞！彼茁者蓬，壹发五豵，吁嗟乎驺虞！”
朱熹曰：“南国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齐家以治其国，而其仁民之余恩，又有以及于庶类，故其春田之际，草木之茂，禽兽之多，至于如此，而诗人述其事以美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强，是即真所谓驺虞矣。”
胡安国曰：“周南《关雎》之化，王者之风，而麟之趾，《关雎》之应也；召南《鹊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驺虞，《鹊巢》之应也。”
臣良胜曰：“文王仁厚，所以刑寡妻，御家邦，推之以仁民爱物者，皆致其中和之德也。其感应之见于麟趾、驺虞之咏者，亦先天而天弗之违也。”
大有年
胡安国曰：“‘大有年’，纪异也。旱干、水溢、饥馑荐臻者，灾也；山崩、地震、彗孛、飞流者，异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谷顺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为纪异乎？凡灾异庆祥，皆人为所感，而天以类应之者也。人事顺于下，则天气和于上。宣公弑立，逆理乱伦，水旱、螽蝝、饥馑之变相继而作，史不绝书，宜也。独于是冬乃‘大有年’，所以为异乎？夫‘有年’‘大有年’一也，古史书之则为祥，仲尼笔之则为异，此言外微旨，非圣人莫能修之者也。”
臣良胜曰：“天人一理也，万物一气也，则天之灾祥，物之瑞怪，无不自人致之者。然而天道亦有反常，如宣公之获‘大有年’者，非反常也，享国十有八年，仅一‘有年’，此所以为异，非以‘有年’为异也。故凡天有咎征，则将省于己曰：是否德以致乎？虽无所致，而修德以弥咎者，不敢息也，此尧、汤、水旱所以不为灾也；如有休征，亦将省于己曰：是何德以堪乎？若无所应，而否德蒙休者，益可惧也，此桓、宣有年所以为异也。是以盛世治朝，恒不言瑞，而丧君败国，亦屡报祥。楚庄王以国无灾而曰：‘天其亡予。’元顺帝时河清三日，泫然涕曰：‘代予者至矣。’此又不可以祥异论者也。”
西狩获麟
范宁曰：“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来应，因事备而终篇，故绝笔于斯年。”
王通曰：“《春秋》其以天道终乎？故止于获麟。”
胡安国曰：“商王恭默思道，帝赉良弼，得于傅岩；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圭，而武王疾愈，启金縢之册，天乃反风，出罪己之言，荧惑退舍；至于勇夫志士，精诚所格，上致日星之应，召物产之祥，盖有之矣。况圣人之心，感物而动，见诸行事，以遗天下与来世哉？箫韶九奏，凤仪于廷；鲁史成经，麟出于野，亦常理尔。”
《礼运》曰：“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淰；凤以为畜，故鸟不獝；麟以为畜，故兽不狘；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
陈澔曰：“三灵物既驯扰如畜，则其类皆随从之，虽见人亦不为之惊，而飞走矣。龟能前知人有所决，以知可否，故不失其情之正也。”
又曰：“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薮，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可俯而窥也。”
朱熹曰：“信是实理，顺是和气，体信是致中，达顺是致和，实体此道于身，则自然发而中节，推之天下而无所不通也。”
董仲舒曰：“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不一于正，而无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臣良胜曰：“孔孟之后，言王道者无如董子，而董子之本于正心，心者，中和之极也。其所以平治天下，感召和气，王道之大成也，孰谓董子但有儒者气象已哉？使其得究于用，汉治岂终于杂伯乎？尝考汉廷言治，莫若贾山，独明于利害也；又若贾谊，何急于制度也；惟董子正心之论为贤，卒为公孙弘所忌，出相骄主，竟尼不行，及其既老而归，乃命公卿大政，必往谘决而后从事，武帝独何心哉？亦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公孙弘曰：“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洽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五谷熟，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
臣良胜曰：“公孙弘，曲学阿世，其人无足取也，然其和德之言，汉廷公卿所不能道者，是不可以人废也。或者谓其嘉禾、朱草之之说，亦起武帝喜致祥瑞之心，与倪宽以中和建极，成封禅之诏，杜镐以神道设教，遂天书之诬，均一托经术以阿世云尔。噫，君子所以恶居下流也。”
周敦颐曰：“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立，九畴叙，百姓太和，万物咸若。”
程颐曰：“君子修己以敬，笃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而四灵毕至，此体信达顺之道也。”
右衍中和之极
伏羲氏帝德合于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于是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
黄帝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勤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由是，民不习伪，官不怀私，市不预价，城郭不闭，见利不争，风雨时若，人无夭札，物无疵疠，虎豹不妄噬，鸷鸟不妄搏，裔夷之人罔不来享。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则指之，名曰屈轶。凤凰巢于阿阁，麒麟游于苑囿焉。
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裁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正月朔旦立春，五星会于天历营室，鸟兽万物莫不应和。命飞龙氏会八风之音，为圭水之曲，以召气而生物。浮金效瑶，于是铸为之钟，作五基六英之乐，以调阴阳，享上帝，朝群后，名曰承圣之乐。
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有蓂荚生于阶，每月朔日生一荚，至望生十五荚，望后日落一荚，月大尽月小一荚，厌而不落。因之作历，置闰焉。舜曰：“乐，天下之精，得失之节，唯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矣。” 是时，土地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支渠搜，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岛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乃兴九韶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天下明德，皆自帝始。
大禹南巡狩，会诸侯于涂山，承唐虞之盛，执玉帛者万国。济江，黄龙负舟，舟中人惧。禹仰天而叹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余何忧于龙焉？” 视龙犹蝘蜒，禹颜色不变，须臾，龙俯首低尾而逝。
文王生时，有赤雀衔丹书入于酆山，其书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 其后，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罪人不孥，发政施仁，先于鳏寡孤独。有凤凰鸣于岐山。
成王时有三苗贯桑而生，同为一秀，其大如车，民得而上之。成王问之，周公曰：“此何也？” 周公曰：“三苗同秀为一意，天下其和而为一乎？” 后三年，越裳氏重译而朝，献白雉。周公曰：“德泽不加，君子不飨其质；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 译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耉曰：天无烈风淫雨，海不扬波，三年矣。意者中国有圣人乎？盍往朝之。” 周公归之于王，称先王灵神，致荐于宫庙。
臣良胜曰：“史册所载五帝三王，恒有上瑞，其至德充满，熏为太和，固有是理。然当时圣人以是征德，天下以是征治，未尝以为符瑞，夸当时而耀后世也。”
汉光武时，京师醴泉涌出，又有赤草生于水涯，郡国频上甘露，群臣奏言：“灵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传来世。” 帝不纳，自谦无德，郡国所上辄抑而不当，故史官罕得记焉。
唐太宗曰：“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煮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 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之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尝叹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 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唐德宗立，泽州刺史李鷃上庆云图，诏曰：“朕以时和年丰为嘉祥，以进贤显忠为良瑞，如庆云、芝草、奇禽、奇兽、怪异草木，何益于人？自今有此，无得上献。”
宋仁宗时，知无为军茹孝标献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宝，至于草木虫鱼之瑞，焉足尚哉？” 免孝标罪，戒天下自今无得献瑞物。
臣良胜曰：“是四君者，亦创业、中兴、守成之贤主也。时有盛瑞，未敢便谓至德感和，然其谦而不当，抑而不尚，皆盛德事也。而当时之臣希恩献谄，其辱永不磨灭矣。但光武不喜瑞矣，乃以赤伏符而登封玉牒，于向却群臣之请，曰：‘百姓怨气满腹之言，弃之如遗。’德宗初政清切如此，淄青军士投兵而喜曰：‘明主出矣。’卒有奉天之幸，于术士桑道茂天子气之言，契之若符。汉廷无名臣任三公者，恒以吏事责之，故请撰瑞记与请封禅者，皆谄子蚩也。崔祐甫不用而卢杞进，陆贽既贬而裴延龄相，安得有终？唐太宗、宋仁宗得免于咎，时议登封而魏征力谏以止，时议日食不尽分而司马光以为天下必有见者，卒不贺。然则人君有以保全令名，亦贵于有臣乎哉？”
洪武二年，淮安、宁国、镇江、扬州、台州府并泽州各献瑞麦，群臣称贺。圣祖曰：“朕为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时，五谷熟，人民育，为国家之瑞，盖不以物为瑞也。昔尧舜之世，不见祥瑞，曾何损于圣德？汉武帝获一角兽，产九茎芝，当时皆以为瑞，乃不能谦抑自损，抚穆民庶，以安宇内，好功生事，卒使国内空虚，民力困竭，后虽追悔，已无及矣。其后神雀、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汉德于是乎衰。由此观之，嘉祥无征而灾异有验，可不戒哉？”
洪武五年，句容县民献嘉瓜二，同蒂而生。中书省臣率百官以进，礼部尚书陶凯奏曰：“陛下临御，同蒂之瓜产于句容，句容陛下祖乡也，实为祯祥。盖由圣德和同，国家协庆，故双瓜连蒂之瑞独见于此，以彰陛下保民爱物之仁，非偶然者。” 圣祖曰：“草木之瑞，如嘉禾、并莲、合欢、连理、两岐之麦、同蒂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归德于朕，朕否德不敢当之。纵使朕有德，天必不示以一物之祥，苟有过，必垂象以谴告，使我克谨其身，以保其民，不致于祸殃。且草木之祥生于其土，亦惟其土之人应之于朕，何与？若尽天地间时和岁丰，乃王者之祯也。”
洪武十八年四月，五色云再见，礼部请率百官贺，圣祖谕之曰：“天下康宁，人无灾害，祥瑞之应，固和气所召。昔帝舜有卿云之歌，在当时有元凯、岳牧之贤，相与共致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岂可遽以是受贺？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从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惧，以致灾异之来，不复能弭。盖夸侈之心生，则戒惧之志怠，故鲜克有终，可以为戒。”
圣祖谓丞相汪广洋曰：“朕观前代人君，多喜佞谀，以饰虚名，甚至臣下诈为瑞应，以恣矫枉。至于天灾垂戒，厌闻于耳。如宋真宗亦号贤君，初相李沆，日闻灾异，其心犹存警惕。厥后澶渊既盟，大臣首启天书，以侈其心，群下曲意迎合，苟图媚悦，致使言祥瑞者相继于途，献芝草者三万余本。朕思凡事惟在于诚，况为天下国家而可以伪乎？尔中书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灾异及蝗旱之事，即时报闻。” 广洋叩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孰大于此？非惟四海苍生蒙福，诚为圣子神孙万世之谟训也。”
永乐二年，周王橚来朝，且献驺虞，百僚称贺。文皇既罢朝，谓侍臣曰：“适闻群臣言，不觉惕然。天下之大，如匹夫有怨，岂得谓仁？一念不诚，岂能格天？朕方夙夜思惧，何可便谓驺虞是天降祥于朕？” 侍臣曰：“圣志如此，可以上格天心。” 文皇曰：“祥瑞之来，易令人骄，是以古之人主，皆遇祥自惊，未尝因祥自怠，国之安危系焉。驺虞若果为祥，在朕犹当加惧。”
永乐十三年，礼部尚书吕震奏：“麻林国进麒麟将至，请于至日率群臣表贺。” 文皇曰：“往者翰林言修五经、四书及性理大全书成，欲上表进，朕则许之。盖帝王修齐治平之道，具于此，有益世教，可以表进。麒麟有无，何所损益？” 遂已。
臣良胜曰：“仰惟祖宗建中和之极，召天地之祥，自古所未见也。而立言垂世，有谦让之德焉，有儆戒之道焉，有爱民之仁焉，有尚贤之义焉，有驭臣之权焉，有柔远之意焉，自古所未听闻也。欲绘天地，何以为容？谨备录以为万世之法。”
右衍协和之征
《震》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臣良胜曰：“动万物者，莫疾乎雷。天降灾异，所以警乎人君。若洊雷之震，其来无端，其去无迹，天之所以示警人君者，仁爱之意犹存。人之所以能回天意者，修省之诚可格，天人感应之理微矣。”
《尧典》：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佥曰：“于鲧哉！”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岳曰：“异哉！试可乃已。” 帝曰：“钦哉！” 九载，绩用弗成。
苏辙曰：“四岳荐鲧于尧，尧知鲧之不可用，而屈于四岳，民被其害者九年。后世疑之，知其不可而用之，不仁；屈于四岳而不能信，不知。予尝论之，水之为害，不可一日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虽圣贤有不能也。是以尧舜皆不自治，得禹而后济。方禹之未见也，天下言治水者莫如鲧，弃鲧而不试，有不仁焉，斯尧之所以用鲧也与。”
臣良胜曰：“史传相承，谓尧有九年之水。以书言观之，只议鲧之九载弗绩而言，非天以阴沴之灾警于尧也。自洪荒以来，天一生水，虽经列圣，未之修治，至尧时犹未得所归，而怀山襄陵以为民害者未息，故咨四岳以鲧治之，而爱民之心若天降灾于己，故舜之命禹亦曰：‘洚水警予。’此所以为圣人之仁也。后王安石偏邪误主，遂云水旱常数，尧汤不免，盖亦未审乎此矣。”
成汤时，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当以人祷。” 汤曰：“吾所为请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祷，吾请自当。” 遂斋戒，剪爪断发，素车白马，身婴白茅，以身为牺牲，祷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与？民失职与？宫室崇与？女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昌与？” 言未已，大雨方数千里。
臣良胜曰：“成汤为民而不爱其身，固格天之诚也。然而太史之占以人祷，恐非圣世之所宜有，亦非圣人之所尽信也。鲁僖公时，大旱欲焚巫尪，臧文仲以为不可而止，遂放佞臣，理冤狱，而后雨。其后穆公亦欲暴尪焚巫，县子以为不可，则但徙市而已。岂以鲁公之所不为，而成汤肯信而从之乎？史氏之言，亦足以见圣人爱民之心耳。”
太戊元年，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太戊问于伊陟，伊陟曰：“妖不胜德，君之政其有阙与？” 太戊于是修先王之政，明养老之礼，早朝晏退，问疾吊丧。三日而祥桑枯死。
臣良胜曰：“祥桑生朝，物异之甚，七日而拱，三日而枯，足表格天之诚，太戊固贤君也。伊陟，伊尹子也，象贤若此，信贤子哉！”
文王寝疾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有司曰：“地之动为人主也。” 群臣皆恐，请兴事动众，增国城以移之。文王曰：“天之见殃，以罚有罪，我必有罪，天以罚我，请改行，其可免乎？” 于是谨其礼秩，皮币以交诸侯，饰其辞令，币帛以礼俊士，颁其爵列等级以赏有功。无几，疾止。
臣良胜曰：“按伯阳父曰：‘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遁而不能蒸，于是乎有地震。’然则地动之变，亦阴阳愆伏之候，而有司以为为人主也，文王亦曰：‘我必有罪，天以罚我。’盛世君臣，尽言不讳，而交修以道如此。”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蔡沉曰：“高宗祀丰于昵，昵者祢庙也。丰于昵，失礼之正，故有雊雉之异。祖己自言当先格王之非心，然后正其所失之事。”
《云汉》诗曰：“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王曰：于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
朱熹曰：“旧说以为宣王承厉王之烈，内有拨乱之志，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复行，百姓见爱，故仍叔作诗以美之。言云汉者，夜晴则天河明，故述王仰诉于天之词如此也。”
胡安国曰：“昔高宗肜日，雉升鼎耳，异亦甚矣，听于祖己，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国长久。宣王之时，旱魃蕴隆，灾亦甚矣，侧身修行，遇灾而惧，故能兴衰拨乱，王化复行。此皆以人胜天，以德消变之验也。”
《桓》诗曰：“绥万邦，屡丰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于昭于天，皇以间之。”
朱熹曰：“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则除害以安天下，故屡丰年之祥，传所谓周饥克商而年丰是也。然天命之于周，久而不厌也，故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于四方，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也。”
卫人伐邢
《左氏》曰：“卫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宁庄子曰：‘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卫讨邢乎？’从之，师兴而雨。”
臣良胜曰：“卫文公，克乱之君也，大布之衣，大帛之冠，通工惠商，敬教劝学，武公之后，斯最贤者。其背德忘义，莫甚于伐齐丧而灭同姓之邢也。今师兴而雨，偶应克殷而丰之邪说，然则天道亦有僭乎？呜呼！天道亦微矣，固有顺之而绝，逆之而爱的者。若卫者，天益其疾而降之罚也。秦皇欲渡海，有神驱石而鞭之；武曌欲游上苑，万花应时而发，此岂天道真相淫人耶？故卫文大师方还，即已捐馆，天之盈罚，亦似甚明。宁子矫诬上天，其后宁殖出君，恶无以保其宗，天道冥冥，讵可测哉？若夫武王之师，真时雨也，周之饥也，纣之虐也，伐纣之虐，救民于水火，是为仁也，焉得无丰？臣忧宁子之邪言，幸中将有奸回，逆探其君之志，假宁子以济其慢天毒民之说者，故辨之焉。”
冬十月，不雨；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谷梁传》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时而一书，闵雨也。闵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按诗称僖公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则诚贤君也，其有志乎民审矣，故冬不雨而书，春不雨而书，夏不雨而书，以著其勤也。
胡安国曰：“雨云者，喜雨也。闵雨与民同其忧，喜雨与民同其乐，此君国子民之道也。”
宋景公时，荧惑在心，惧，召子韦问曰：“荧惑在心，何也？” 子韦曰：“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身。虽然，可移于宰相。” 公曰：“宰相所使治国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请自当也。” 子韦曰：“可移于民。” 公曰：“民死将谁君乎？宁独死尔。” 子韦曰：“可移于岁。” 公曰：“岁饥民饿必死，为人君，欲杀其民以自活，其谁与我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尽矣，子无复言矣。” 是夜，荧惑徙舍。
臣良胜曰：“孰谓天道远乎？景公一言而荧惑徙舍，则其不远而迩也甚矣。夫天之与人，一道也，人道之迩，天道斯不远矣。楚昭王有疾，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王使问周史，史曰：‘其当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亦弗禜。’孔子闻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由是推之，则景公之言多孚道，其足以格天也宜哉！但景公言道足以易天之度，而昭王不足以免身之灾，事固有适然之符，而命系于自然之数，君子不以成败论也，一归于道而已，故毋以景公自幸，亦无以昭王自阻，斯善之尤也。”
汉文帝日食，诏曰：“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朕下不能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其悉思朕之过失，知见之所不及，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臣良胜曰：“臣尝考之，文帝三年十月晦食，十一月晦又食，此所以为大变，而文帝之自咎深切如此，故能变灾为祥，而成富庶之治也。夫日之食，起于交也，有虽交而不食者，度不同也。故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间，而食者才三十六，至于频交频食者，惟鲁襄公时连月而食者再，汉高帝二年与文帝此年再食，古今历家推算之术，以一百七十三日一交，去交远则日食渐少，无频食之理，天道至远，不可得而知，故执推步之法，按交会之度，而求频食之故，亦甚难矣。是故人君不以为常度而忽之，春秋每食必书，或妾妇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权在臣下，或四夷侵中国，亦多阴盛侵阳之征，故若文帝之恐惧修省之诏，其可法者，光武、明帝踵而行之，唐玄宗、宋神宗、理宗修避殿减膳之文，则其他世主忽为常度而不之省忧者众矣，岂人君遇灾而惧之意乎？”
唐太宗贞观八年，星孛虚危，历氐余百日。访群臣，虞世南对曰：“昔齐景公时，彗见，公问晏婴，对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台榭畏不高，刑罚畏不重，是以天见彗为戒，景公惧而修德。’愿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骄，彗虽见，未足忧。” 帝曰：“然。吾年十八举义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故负而矜之，轻天下士，上天见变，其为是乎？吾何得不戒耶？”
宋太宗端拱二年夏四月不雨，五月戊戌，遣使决狱于诸州。是夕雨，彗出东井。帝避正殿，减常膳。八月丙辰，大赦，是夕彗灭。诏曰：“朕以身为牺牲，焚于烈火，亦未足以答谢天谴。与卿等审刑政之阙失，知稼穑之艰难，恤物安人，以祈天祐。”
《宋史》断曰：“孰谓天意不可回乎？人事修于下，则天道应于上矣。天人相感，势若转圜，初未有毫发之僭爽也。史书是夕雨、是夕彗灭，岂无意与？或曰：古之人君亦有增修德政以禳天变者矣，然而天亦不为之悔祸者何哉？盖太宗有畏天之敬、恤民之心，而功多于过，故能祷而即应也。若夫慢神虐民，慆心纵欲，一日之善不足以弥千日之灾祸，既稔矣，天何与焉？惜乎太宗执德不弘，信道不笃，曾不逾月，复致星旱之变，而出田锡于陈州，于以见太宗之政鲜克有终矣。”
宋真宗时，蝗飞翳空。帝问翰林学士李迪曰：“旱蝗荐臻，将何以济？” 迪请发内藏库以佐国用，则赋敛宽民，不劳矣。帝悦，又言：“土木之役过甚，蝗旱之灾，殆天意以警陛下也。” 帝深然之，停京城工役，禁举乐，罢秋宴，督诸路捕蝗，罢诸营造，禁天下贡物。甲寅，得雨，蝗散。戊辰，青州飞蝗赴海死，积海岸百余里。
吕中曰：“灾异非所以爱君也，而董仲舒以为天心之仁爱，盖君之所以自爱，灾异警之之力也。当群臣争献符瑞之时，而徐兖之水、江淮之旱、内城之火、京师之蝗间见层出，非人臣不知爱君，而天爱君乎？观罢诸营建而飞蝗尽死，真可见矣。”
宋仁宗庆历二年五月旱。丁亥夜，雨。宰相章得象等入贺，上曰：“昨夜朕忽闻微雷，即起露立于庭，仰天百拜以祷。须臾，雨至，朕及嫔御衣皆沾湿，不敢避去。移刻，雨霁，再拜而谢，方敢升阶。” 得象对曰：“非陛下至诚，何以感动天地？” 上曰：“比欲下诏罪己，避殿减膳，又恐近于崇饰虚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祷为善尔。”
臣良胜曰：“应天以实不以文也，格天以心不以言也，其仁宗之谓乎？仁宗事多务内，无意近名，若忍饥不索烧羊，非近臣言之，何以得闻？服御简俭，非宰臣问疾入禁中，亦无由见其黄绨被漆唾壶也。是以宫中密祷，天应之，人颂之，史书之，天下后世信之以其素行之孚也久矣。不然，则闻雷而祷，既雨而言，人将以崇饰矫枉议其后也。”
宋神宗时，久旱岁饥，东北流民每风沙霾曀，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无完衣，并城民卖麻糁、麦麸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至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郑侠监安上门，乃绘所见为图，奏疏曰：“谨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眼，亦可流涕，况于千万里之外哉？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斩臣以正欺君之罪。” 疏奏，帝反复观图，长吁数四，袖以入内。是夕，寝不能寐。翼日，命开封体放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常平仓，三卫具熙河所用兵，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民闻之，欢呼相贺。是日，果大雨，远近沾洽。辅臣入贺，帝示以侠所进图状，且责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
臣良胜曰：“观真宗纳李迪之言而罢符瑞，则蝗尽死；神宗得郑侠之言而罢新法，则雨沾足。天人感应之理，捷于影响。而安石犹以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以欺惑主听，真误万世之罪也。若夫神宗，则自误之者。夫既知郑侠之图可以回天矣，后以群奸构祸，付御史狱；既知安石之法足以致灾矣，寻以群奸环立，一切如故。安石既去，复听其荐韩绛、吕惠卿以自代，传法沙门，护法善神，左右维持，未几且见召矣。昔齐桓公问父老曰：‘郭何如亡？’曰：‘善善而恶恶也。善善而不能用，无贵于知其善；恶恶而不能去，无贵于知其恶。郭是以亡。’神宗好恶近于郭公，不亡者，为之先则太祖肇之，太宗培之，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泽，结于人心者固矣；为之后则宣仁元祐之治，是以苏息之也。然而民心失矣，民财竭矣，士气丧矣，又酝酿以成绍圣之祸，卒遗靖康之忧，皆自用安石以变法始，则谓神宗之亡北宋也，亦宜。”
吴元年六月，久旱。圣祖曰：“减膳素食，宫中皆然。” 既而大雨，群臣请复膳。曰：“亢旱为灾，实吾不德所致。今虽得雨，然禾稼焦损必多，纵曰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则得乎天心。今欲弥天灾，但当谨于修己，诚以爱民，庶可答天之眷。” 乃诏免民今年田租。
洪武元年八月，圣祖谓中书省臣曰：“近京师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宁处，岂刑罚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屡兴，赋敛不时，以致阴阳乖戾而然邪？卿等同国休戚，宜辅朕修省以消天谴。” 参政傅瓛等对曰：“古人有言，天心仁爱，人君则出灾异以谴告之，使知变自省。人君遇灾而能警惧，则天变可弭。今陛下修德省愆，忧形于色，居高听卑，天实鉴之。顾臣等待罪宰辅，有乖调燮，贻忧圣衷，咎在臣等。” 圣祖曰：“君臣一体，苟知谨惧，天心方回，卿等其尽心力以匡不逮。”
洪武三年夏，久不雨。圣祖谓中书省臣曰：“今仲夏不雨，实为农忧。祷祠之事，礼所不废。朕已择明日诣山川坛，躬为祷之。尔中书各官，其代告诸祠，且命皇后与诸妃执爨，为昔日农家之食，皇太子诸王供馈于斋所。至是日四鼓，圣祖素衣草履，徒步出诣山川坛，设藁席，露坐，昼曝于日，顷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带，皇太子捧榼进蔬食，杂麻麦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沾足。”
洪武四年十月，圣祖谓中书臣曰：“祥瑞灾异，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闻祯祥则有骄心，闻灾异则有惧心。朕常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灾异即时报闻，尚虑臣庶罔体朕心，遇灾异或匿而不举，或举不以实，使朕失致谨天戒之意。中书其行天下，遇有灾变，即以实上闻。”
洪武七年五月，圣祖以天久不雨，躬祀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钟山之神及天下山川、京都各府城隍之神，文曰：“朕受命上帝，即位七载，民遭兵乱未获苏息，加以转输戍守之供，其苦为甚。方今仲夏当民渴雨之期，予心皇皇，莫知所措，故祈诸神，特降雨泽，神不我弃，为达上帝，苟有罪责，宜降朕躬，毋为民灾，神其听之。” 既而大雨。
臣良胜曰：“旱而祷雨，始于成汤。三代以后，惟宋仁宗之密祷与我圣祖之躬祀最为昭应。盖其积诚修德，有在于祷祀之先者。仁宗尝与讲臣王洙论《洪范》，则曰：‘五事得则有休征，五事失则有咎征，是以圣人克谨天戒以修其身。’圣祖与博士许存仁讲《洪范》，则曰：‘君能修德，则七政顺度，雨旸应期，灾害不生；不能修德，则三辰失行，旱潦不时，灾异迭见，其应如响。’王洙以是告其君，圣祖以是语其臣，则上下交修，已非一日，用以祷祀，取之既溢之余，发之持满之末，固宜感应，若持券取物，无有违者，故曰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永乐十一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先是，礼部以正旦朝贺宴乐，文皇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谨天戒。朕既乖于治理，上累三光，而众阳之宗薄食于元旦，咎孰甚焉。尔文武群臣，尚思勉辅朕躬，调燮阴阳，消弭灾变，新正朝贺宴乐之礼，悉罢之。”
陆九渊曰：“日之食与食之浅深，皆历家所能知，是盖有数，疑若不为变也。然天人之际，实相感通，虽有其数，亦有其道。昔之圣人，未尝不因天变以自治，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此君所以无失德，而荩事天之道也。况日月之眚见于上乎？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此宣王之所以中兴也。知天灾有可销去之理，则无疑于天人之际，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 臣按：陆氏之言，似先有得于文皇心之所同然者，故附录之。
臣良胜曰：“臣又尝闻，初议朝贺之时尚书吕震以日食与朝贺先后之时不相妨，侍郎仪智曰：‘终是同日免贺为当。’文皇顾问翰林诸臣，杨士奇曰：‘宋仁宗时元旦日食，富弼请罢宴彻乐，宰相吕夷简不从，弼曰：“万一契丹行之为中国羞。” 后有自契丹回者言其是日罢宴，仁宗深悔。今免贺诚当。’文皇曰：‘君子爱人以德，不以姑息。’呜呼！有是君，贵有是臣，信哉！”
永乐十九年四月，万寿圣节。先是，礼部奏行庆贺礼，敕文武群臣曰：“比者，上天垂戒，奉天等三殿灾，朕心兢惕，寝食不宁，方反躬省愆，皇皇夙夜，而礼部谓朕初度，请行贺礼，此岂所以相朕，恭承天意？”
臣良胜曰：“尝闻唐太宗不以生日为乐，以为父母劬劳之日也。至明皇时，始创千秋节名，又移社日以就之，宴百官于花萼楼，布于天下，咸令宴乐，后世循习，遂为故典，而臣子所以致礼于君上，最所重焉。文皇方以殿灾致戒，率罢常礼，此其修省之诚，发乎中而应乎外也。昔宋国灾，而晋侯曰：‘于是知有天道。’士弱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纳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阅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知有天道。’然则火之为灾，或亦有数，而文皇归咎于己，不一委于数焉，此所以为圣人之心，非臣下所能识也。”
右衍修和之诚
《胤征》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若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
蔡沉曰：“日食之变，天子恐惧于上，啬夫、庶人奔走于下，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羲和为历象之官，尸居其位，若无闻知，则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诛，岂特不恭之刑而已哉？” 又曰：“羲和之罪，当不止于废时乱日，是必不逞之人，崇敛私邑，以为乱党，助羿为恶者也。夏后徂征，隐其叛逆而不言者，盖名其罪，则必锄根除源，而仲康之势，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止责其旷职之罪，而实诛其不臣之心也。”
春王正月，大雨雹
《左氏传》曰：“季武子问于申丰曰：‘雹可御乎？’对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也。夫冰以风壮，而以风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遍，则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雷出不震，无灾霜雹、疠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风不越而杀，雷不发而震，雹之为灾，谁能御之？’”
胡安国曰：“雹，戾气也，阴胁阳，臣侵君之象。当是时，季孙宿袭位世卿，将毁中军，专执兵权，以弱公室，故数月之间，再有大变。申丰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扬于朝，归咎藏冰之失也。”
臣良胜曰：“灾异之变，虽庸君所不欲闻，而象涉权臣，尤有所不敢闻也。羿之专国制君，则日食之变，乃政权在臣下之征也，而羲和素党于羿，夫岂敢闻？仲康之刑虽加羲和，而主威克振，足以夺羿之心，继世之后，犹不免有篡弑之祸。季氏胁君之象已见，而申丰移咎于藏冰，当时无有能正其罪者，故昭公见逐，而申丰为之货齐，求以不纳，卒死干侯。故君子谓诛乱臣，讨贼子，必先治其党，而后为恶者孤也。”
《十月之交》诗曰：“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朱熹曰：“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电、山崩、水溢，亦灾异之甚者，是宜恐惧修省，改纪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惩也。”
《国语》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失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滨而民用也，水土无滨，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梁山崩
《谷梁传》曰：“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则何以书也？曰：梁山崩，垂遏河三日不流。晋君召伯宗而问焉，伯宗来，遇辇者，辇者不避，使车右下而鞭之。辇者曰：‘所以难者，其取道也远矣。’伯宗下车而问曰：‘子有闻乎？’对曰：‘梁山崩，垂遏河三日不流。’伯宗曰：‘君为此召我也，为之奈何？’辇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虽有伯宗，如之何？’伯宗由衷问焉，辇者曰：‘君亲素缟，帅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
胡安国曰：“降服、弃幔、撤乐、出次、祝币、史词，六者礼之文也。古之遭变异而外为此文者，必有恐惧之心主于内，若成汤以六事检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侧身修行，欲销去之，是也。徒举其文而无实以先之，何足以弭灾变乎？”
《晏子春秋》曰：“齐有彗，齐侯将禳之。晏子曰：‘无益也，祗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有彗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益？诗曰：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求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君无违德，方国将至，何患于彗？诗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求流亡，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
大饥
《谷梁传》曰：“五谷不升，谓之大饥；一谷不升，谓之嗛；二谷不升，谓之饥；三谷不升，谓之馑；四谷不升，谓之康；五谷不升，谓之大侵。大侵之礼，君食不兼味，台榭不涂，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祷而不祀，此大侵之礼也。”
胡安国曰：“古者，若国凶荒，或发廪以赈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为粥饘以救饿殍，或兴工作以聚失业之人，缓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盗贼，弛射仪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杀礼物而不备，虽有旱干、水溢，民无菜色，所以备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阴沴之灾，而冬大饥，所以赈防之者，有不备矣。”
臣良胜曰：“自幽王弗谨天戒以亡国，西周之后，惟梁山之崩，尤为天下之异，当时伯宗犹能听于辇者，以举修省之文，晏子虽以史祝禳彗为无补，而君之所以无回乱其德者，未之闻也。鲁襄大侵之礼，蔑有举矣。”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
胡安国曰：“恒星，列星也。如‘雨’者，言众也。人事感于下，则天变动于上。前此者，五国连衡，旅拒王命；后此者，齐桓、晋文更伯中国，政归盟主，而王室遂虚，其为法度废绝，威信陵迟之象著矣。汉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陨之异，而五侯擅权，贼莽居摄，汉之宗支扫荡几尽，天之示人显矣。春秋谨于天象，至矣。”
有星孛于大辰
《左氏传》曰：“有星孛于大辰。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大火乎？’梓慎曰：‘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商为五月，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
胡安国曰：“大辰，心也，心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为太子，后星为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嫡庶相分争也。后五年，景王崩，王室乱，刘子、单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历数载而后定。”
臣良胜曰：“此天象之变之大者，陨星之变，或应于前，或应于前或应于后；孛星之变，列国之火主乎野，王室之忧主乎位，而当时省灾之说无闻焉。”
《正月》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癙忧以痒。”
朱熹曰：“言霜降失节，不以其时，既使我心忧伤矣，而造为奸伪之言，以惑众听者，又方甚大，然众人莫以为忧，故我独忧之，以至于病也。”
有鸜鹆来巢
《左氏传》曰：“书所无也。师己曰：‘异哉！吾闻文武之世，童谣有之曰：鸜之鹆之，公出辱之；鸜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鸜鹆跦跦，公在干侯，征褰与襦；鸜鹆之巢，远哉遥遥，稠父丧劳，宋父以骄，鸜鹆鸜鹆，往歌来哭。童谣有是，今鸜鹆来巢，其将及乎？’”
胡安国曰：“鸜鹆不逾济，济水东北会于汶，鲁在汶南，其所无也。故书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阴居阳位，臣逐君象也。”
臣良胜曰：“繁霜之降，天象之至微者，而诗人忧之；鸜鹆之巢，物象之至微者，而史官纪之。且民讹兴于幽厉之世，而西周以亡；童谣协于文武之初，而东鲁以衰。是故人君不可以微而忽也，每谨于微，而天人之理合矣。”
汉武帝元狩五年，得宝鼎，后土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元封元年，甘泉宫内产芝九茎连叶，作《芝房之歌》。太始三年，获赤雁，作《朱雁之歌》
臣良胜曰：“春秋之末，虽未闻修德以弭灾者，然未尝以异为讳，而喜祥也。祥瑞之盛，自武帝始。尝得神马于渥洼水中，而次以为歌曲，曰：‘太乙贡兮天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绁万里，今安匹兮龙与友。’时令司马相如作诗赋。越二年，而宝鼎、天马、灵芝、赤雁叠叠见矣。诸祥之中，惟鼎为重器，故以改元曰元鼎，以神所铸物也。商得之夏，周得之商，而迁于郏鄏，将以为受命之符者。春秋时，楚庄王问大小轻重，而王孙满折之。战国之际，齐、秦、楚皆欲得之，而周莫知所与。显王四十二年，宋平社亡，而鼎沦没于泗水，盖周人毁鼎以缓祸也。故苏轼有曰：‘汉武省方以出鼎，此与儿童之见无异。’其时吾邱寿王亦曰：‘汾阴之鼎，汉鼎也，非周鼎也。’至明帝时，复有宝鼎出于雒山，则其伪为可知。”
颍川太守黄霸在郡，凤凰、神雀数集，诏赐爵关内侯，数月征拜太子太傅
臣邱濬曰：“凤凰之名，载于《诗》《书》《论语》《礼记》，世之人卒莫有真识其形状何如者。自宣帝即位至此，凡五见矣，于是以之纪元焉。呜呼！凤兮凤兮，览德辉而下之，何独宣帝之多哉？其所谓凤者，岂真凤乎？抑鹖雀之类乎？”
臣良胜曰：“宣帝，中兴之主也。自以神雀集长乐宫而改元，其后乃有凤凰频见，而致五凤。霸固贤者，当以无伪，但北郡太守严延年素轻霸为人，而褒赏先己，心内不服。时府丞行蝗，延年曰：‘此蝗岂凤凰食邪？’则在当时，固有疑之者。及在丞相府，欲上神爵，以从张敞舍来而止，则其失态亦毕见矣。其后甘露、黄龙又见，纪年宣帝，寻亦晏驾，瑞应无征。呜呼！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霸以贤者，亦复为之，斯其流祸为不浅矣。”
隋炀帝大业间，有二孔雀自西苑集宝成朝堂前，亲卫校尉高德儒见之，奏以为鸾。时孔雀已飞去，无可得验，于是百官称贺，诏以德儒诚心冥会，肇见嘉祥，拜朝散大夫
臣良胜曰：“德儒之奏，亦霸之故智也。唐太宗曰：‘吾尝笑隋主好祥瑞，所可笑者，其此类邪？’”
唐玄宗时，太庙室坏，时上将幸东都，以问宋璟、苏颋，对曰：‘灾异为戒，愿且停车驾。’又问姚崇，对曰：‘太庙屋材皆苻坚时物，岁久朽腐而坏，适与行期相合，何足异也？’上大喜，从之。
臣良胜曰：“姚崇在唐亦称贤相，史谓其善于应变，此类是也。臣曰：此非应变，乃逢恶也。且其言曰：‘今关中无军，馈饷劳弊，出幸东都，所以为人，非为己也。’然则天子将以凶年出幸为就食计邪？此壮夫所不言也，而以顺主心，以从主欲，由此复相李林甫，从而效尤矣。帝在东都，欲迁长安，裴耀卿等曰：‘农人场圃未毕，须冬可还。’李林甫曰：‘二都本东西宫耳，车驾往来，何用待时？假令妨农，独赦所过租赋可也。’帝大悦，即驾而西。崇东幸之议与林甫西还之议，盖一道也。君子谓开元之治虽出于崇，而天宝之乱亦由于崇信哉。”
宋真宗谓群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方就寝，忽室中光耀，见神人星冠绛衣，告曰：‘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适睹皇城司奏，右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曳鸱尾上，盖所降之书也。” 王旦等皆称贺，帝即步至承天门瞻望，再拜，二内臣升屋奉之以下，王旦跪奉而进，帝再拜受之。钦若之计既行，陈尧叟等益以经义附和，而天下争言祥瑞矣。独龙图阁待制孙奭言于帝曰：“以愚臣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 帝默然。
吕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验矣。封禅之议决于丁谓定计有余之一言，天书之降成于钦若神道设教之一语，虽以王文正之硕德重望，不敢有异议，其后寇准之再相，亦以朱能之天书入。当时极言其非者，惟孙奭一人而已。天何言哉？此足以破人主之惑。”
臣良胜曰：“真宗初嗣大统，未及改元，即禁州郡上祥瑞矣，卒未免为矫诬上天之主。钦若之罪不必言矣，澶渊之盟，其积怼于寇准既久，所以中真宗欲激真宗之怒，以泄于准者，无不为也。但其始谋作伪之时，真宗曰：‘王旦得无不可乎？’苟持正议，则事已矣，乃以钦若谕意，黾勉从之，乃受美珠之赐，则物梗喉嗌，若喑哑人，及其捐馆，谓子曰：‘我别无过，惟不谏天书一事之失，令削发披缁以敛，盖亦悔之晚矣。’寇准非特不谏，又自伪为之，以图进，故其赴召而门生曰：‘若至河阳，坚求补外，此为上防，倘入见，即发乾佑天书诈妄之事，次也。’准于是时，盖愧死矣。君子责备贤者，于钦若何尤焉？”
宋神宗尝以灾异避正殿，减膳，撤乐。王安石言于帝曰：“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 富弼在道闻之，叹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诤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 即上书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以明其决不然者。
刘安世语录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说，闻之乎？” 马永卿曰：“未闻。” 先生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辟众言于上曰：‘天变不足惧，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句非独为赵氏祸，乃为万世祸也。” 永卿曰：“此言万世祸，或有术可以绝此言，使不传于后世乎？” 先生曰：“安可绝也？此言一出，天下皆闻之，不若著论明辨之，曰：‘此乃祸天下后世之言，虽闻之不可从也。譬如毒药，不可绝，而神农与历代名医言之曰：此乃毒药，如何形色，食之必杀人，故后人见而识之，必不食也。”
臣良胜曰：“从古人君未有不畏天者，至于遇灾修省，有实有文，而未尝不以为惧也。其巧说逢君如姚崇者，已甚矣。若许敬宗于高宗，则曰‘星虽孛而光芒小’；吕端于真宗，则曰‘彗出之应在齐鲁分’，如是止矣。至安石，则直曰‘灾异天数’，又曰‘水旱尧汤不免’，启人君不畏天、法祖而轻人言，自安石始。”
胡安国曰：“谓驯致崇、观之间，奸臣用事，一卉一木之异，指为嘉祥，天地灾变，隐而不言。吕中又谓绍圣误国之论，皆出安石‘天变不足畏’之说。甚者，腊月之雷指为瑞雷，三月之雪指为瑞雪，视天变若童稚之可侮，则安石谓三言为万世祸，然哉然哉！”
王莽风益州令塞外蛮夷献白雉，莽白太后，以白雉荐宗庙。群臣因奏莽功德，致成周白雉之瑞，宜赐号安汉公。莽上书让，不听。
林氏曰：“陈胜将起，以丹书帛，置之鱼腹，使吴广效狐鸣于丛祠。王莽将篡，风益州塞外蛮夷自称越裳氏，以白雉献。然胜之谋，仅足以诳戍卒，而汉朝诸公卿，乃为莽之所诳，其不知之耶？抑知之而相率为伪耶？”
臣良胜曰：“春秋以前，多惧灾也；春秋以后，乃喜瑞也。汉之瑞，犹有是物；至宋，天书皆伪为之矣。然谄佞之臣，附会希宠，已无足责，贤如黄霸、姚崇、王旦、寇准，亦自不免。安石欲以经术辅世，而罪尤甚焉。至如羿、宿之权，使官失其守，而为之党者，曲说以掩之；莽之奸，能风蛮夷，以成其逆志，皆古今之大变也。臣故以之终始焉。”
右衍戾和之咎
《中庸衍义》卷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