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是中国的土地，这是尽人所知的，但是西藏地理的权威者却不属于中国人，乃属于世界著名的瑞典地理学家而兼探险家的海定（sven hedin）；蒙古也是中国的土地，这也是尽人所知的，但是蒙古地理的权威者也不属中国人，乃属于世界著名的美国博物学家而兼探险家的安德鲁斯（roy chapman and rews）。海定今年虽年已六十四岁，但对于地理学的探讨，还是“老当益壮”，最近又到我国有西北考察之行。

安德鲁斯今年四十五岁了，他二十二岁毕业于柏类特大学（beloit college，在美国威士康辛州的柏类特城，是一个很小的大学，现在学生不过四百人）。他在此校毕业之后，寻觅做事的机会，后来就做了美国博物院的管理员（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在纽约，是世界最著名的一个博物院）。但是他不是一进去就做了什么管理员，他自己说他的博物学上的事业是从替这个博物院扫地开始，这就是说他初入这个博物院所任的职务是扫地。我们知道博物院里有许多专家，雕刻模特儿的雕刻模特儿，装配骨头的装配骨头，满地都是骨块石屑，扫地是他们工作室里一件很忙的事情。

这位名闻天下的现代博物学家，说起他第一天到这个博物院里去寻职业的情形，倒也饶有趣味。他说：

“我记得我第一天寻到这个博物院的情形。当时我想在那里面寻些事做。那天早晨我到得太早，所以在那博物院附近的地方兜了两个圈子，后来坐在第八十一街中央公园门里一块岩石上。我远远的望着那个博物院，心里瞎想：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在这里面我究竟遇得着那一种的人物？我想在所谓博物院里可以看见的，大概不外在到处尘埃和蜘网的厅堂上，排着许多装着古物蒙着灰尘的箱子吧？我又想管理博物院的那些科学家大概是戴着眼镜，拖着胡子，弯着背的老先生，看见我恐怕要睨视着，视为奇异的不欢迎的一只昆虫吧？我当时新从西部小镇来，从来没有见过规模宏大的博物院。当时这个博物院里的科学家如奥兹本（henry fairfield osborn著名古生物学专家paleontologist，现任该院院长），贾普曼（frank m. chap man著名禽学专家ornithologist）等，都是我幼年时所崇拜的人物，但是他们的样子怎样，我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初出茅庐土头土脑的安德鲁斯，在外面这样独自胡思乱想，他当时所想象的博物院里的科学家，大概和我国肮脏不修边幅自命名士派的差不多。但是他后来进去一看，却大不然，你听他这样继续的说下去：

“我后来一踏进那个博物院里，看见了那个雄伟的大理石的走廊，是多么骇异！尤其与我预料大相反的是在那里面做管理员的科学家，他们不是戴着老花眼镜穿着羊毛布外衣的萎靡龙钟的人物，却是个个精神抖擞，形态活泼，衣服整洁，叫他们坐在银行家的位置上，并无逊色。”

安德鲁斯说这几句话，虽指委身博物院事业而言，其中所含的精义，我以为无论委身何种事业的人都可以听听。他说：“我们献其生命于博物院事业的人，其职务是要使读书的人格外可以容易明白。我们所以献其生命于这种事业，因为我们喜欢做这种事业，若丢了这种事业而做别的任何事情，便不能快乐。最好的办理博物院的人，最好的探险家，他们的天性趋于这一途，好像是生成的，不是造成的。他们对于这种事业的忠诚热烈，好像是种根于他们的血液里面，不是外铄的。一个人对于他所做的特殊的事情，如果没有出于中心的极深切的爱好，最多不能超越平庸的胜利。”

但是我们要知道忠诚于任何事业的人，不是只有愉快的享受而绝对没有苦痛的牺牲，常语有所谓“艰苦备尝”，我以为淬砺奋勉于任何事业的人都有“甘苦备尝”的经验，有甘处，也时有苦处，倘不能克制时常发生的苦处，甘处便也不来，所以安德鲁斯说了上面的几句话，又接下去说道：“人生不是只有快乐和惊喜的。（“the life is not all pleasure and excitement.”我酷爱这一句话，所以顺便把他原文写下来，与读者共赏。）有许多青年都很要加入这个玩意儿（按指办理博物院的事业），但往往浅尝辄止，很少能够顿得久。倘若一个人的心不在他的工作里面，他的工作便成了枯燥乏味的苦事情。讲到从事博物院事业的人，先要确然的知道他须把贪利贪逸的希望以及一切世俗享福的念头一概抛到九霄云外。但是真能委身于这种事业的人并不苦，因为从事博物院事业的生活，能给与我们金钱永买不到的一种快乐。”

这种快乐是什么？安德鲁斯虽没有说出来，但是我们只要想到美国纽约博物院对于科学界的贡献，对于研究科学的人的贡献，便可知道他所谓“金钱永买不到的一种快乐”是什么。

安德鲁斯的事业发源于这个博物院，他替这个博物院参加了许多探险队，后来领导三次探险队到远东来：第一次自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在西藏及中国的西南边境，在婆罗洲；第二次在一九一九年，在中国北部及外蒙古；第三次自一九二一年起探了五年，在中亚细亚。含辛茹苦，甘冒万险，探得许多奇迹，有很多名著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