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所计划出版的“古籍今注今译丛刊”第一批里面列有《论语》。由于受到陈百年先生和王云五先生的鼓励，我于六年前便答应负责这部书的编纂。

我最初的目的，是要用最浅显的注释作一部《论语》读本。后来想起，《论语》乃是两千多年来我们中国每个读书人必读的书；现在我们所有的书铺，差不多都有这部书的通俗注本；因此，我改变最初的目的：我要把这部书的读者的悟解力设想得高一点。这可分两层来说：一、我这部书的注释，乃是为对古代经典已略知门径而且有相当的思辨力的人而作的；二、我这部书的注释，于文字训诂外，对思想史有关的典故，亦择要引述。这样一个主张或不致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所计划的丛刊的旨趣相违背吧！

二十多年前，当我初在台湾大学讲授《论语》时，我以为《论语》这部书，从汉代以来经过许多学者的训释，需要我们作新解的地方当不会多。但讲授不久，即觉得现在通行的注本，没有把旧时许多误解匡正，而旧时若干通达的义训，反而废置不用；至于《论语》经文应重行订定的地方，似亦不少：这使我有重新校注《论语》的志虑。十年前我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所设置的“胡适纪念讲座”，亦是为了完成这件事情。我所写的《论语》讲稿，本以《论语校注》为名；现在这部书里的“今注”，可以说是节录《论语校注》而成的。

这部《论语今注今译》的初稿，是由台大中文系讲师宋淑萍女士代我编撰的；我只略作更改。最后的清稿，则是由张菊英女士所校缮的；间亦有需要斟酌损益的地方。这两位的赞助，我是十分感谢的。

一九五八年我草成《〈论语〉里几处衍文的测议》时，曾蒙胡适之先生予以严格的批评。现在胡先生过世已十余年，这部《论语新注》已不能得到他的教正，我心里难免惆怅。

俞大维先生知道我从事《论语》的注释，便将他所有而我所没有的关于《论语》的书给了我，并且提示若干对于写作这书的意见。我生平在学问上受到他的益处，自不止在《论语》；但即就《论语》讲，我亦有一个难以忘记的故事。往昔同在柏林时，有一天他对我说，《论语·阳货》篇的“匏瓜”，以讲作星名为合：匏瓜记于《史记·天官书》；周诗已有箕斗，春秋时当已有匏瓜的星名了。我虽在大学时即知道皇疏有星名的“一通”，但只当异闻。现在听到俞君的话，觉得“择善而从”的重要。这件事严重影响了我后来读书时对先哲学说取舍的态度，所以五十余年来仍未忘记。

近几年来，吴大猷先生每次从美回来，一见面必问起我的《论语》。他平常写作的敏捷，是我所衷心敬服的；他关心我《论语》的工作，对我自然是极恳挚的劝勉。张菊英女士于今年春天和我结婚以后，于烦劳的家务外，又帮我阅读校样，使这书得以免去好几处严重的错误，这是我所特别感激的。

毛子水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