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的北方重镇，以蓟、邺、晋阳最为紧要。蓟（今北京城西南）控扼东北，与鲜卑的宇文、慕容、段部等都是近邻。邺的位置虽在内地，但系曹魏旧都，是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位于山西高原的中心，北面有鲜卑拓跋氏的部落，肘腋之下又有匈奴五部，地位的重要，自然更不待言。晋朝要保持黄河以北地区的统治，必须牢牢地控制这三大重镇。
西晋晚年，邺首遭破坏。惠帝永兴元年（304年），王浚用鲜卑、乌桓等众打破邺，已见第五篇。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越使兄弟东燕王腾从晋阳移镇邺城，另任刘琨做并州刺史。这时匈奴刘渊在离石建国已有两年左右。并州郡县常遭匈奴骑兵攻击掳掠，人心恐慌，加以这年饥荒严重，将校官吏和一部分居民，都要跟着东燕王腾东迁。刘琨刚到晋东南的上党，东燕王腾就带着一万多将校官吏及百姓出井陉往河北平原粮食较多的地方去了。他们此行有个叫法，叫做“乞活”。并州没有走掉的人不满两万户，到处都有盗匪胡骑的踪迹，新官哪里能够从容上任！刘琨在上党招兵，编成一支五百人（一作千余人）的小部队，边打边走，到了晋阳。这时的晋阳已经被旧官抛弃了不少日子，官署多被烧毁，居民寥寥无几，根本不像一个军事重镇的样子。刘琨招抚流散，形势才逐渐稳定下来。东燕王到了邺，朝廷改封他为新蔡王。他在邺不满半年，汲桑、石勒就打破了城子，他轻骑逃走，仍被抓住杀死。汲桑、石勒火烧邺宫，杀吏民一万多人，大掠而去。这座重镇事实上从此归于废弃。以后朝廷虽又派了征北将军和郁来守。永嘉二年（308年），他一见王弥、石勒打来，便把城子丢掉走了。
晋朝在黄河以北地区的残余力量只剩下了幽州王浚和并州刘琨。他们两人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王浚利令智昏，不度德，不量力，妄想乘乱割据，自以为汉高祖、魏武帝不足与自己相比，终于为石勒所灭，遗臭万年。刘琨艰难苦斗，誓与刘聪、石勒势不两立，虽终于为鲜卑段匹磾所害，毕竟博得了流芳百世的名声。
先说王浚。
王浚字彭祖，太原晋阳人。太原王氏是北方大族之一。他的父亲王沈颇有文才，很为曹魏高贵乡公曹髦所尊重信任。当年曹髦要率领宿卫去杀司马昭，先和他商量。他就去告诉司马昭。当时的舆论都说他不忠于君。但是他在晋朝算是一名开国元勋。他的儿子在仕途上自然升迁很快。惠帝永康元年（300年），贾后派孙虑到许昌去杀害废太子遹时，他已经是以东中郎将镇守许昌的大员了。据《晋书》本传的记载，他积极配合了孙虑的行动。传文接着说，他先迁宁北将军、青州刺史，再迁宁朔将军、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似乎是贾后给他的奖赏。但事实上这不大可能，因为废太子在三月份被杀害，贾后到下个月就遭了灭顶之灾，时间太局促，所以升迁的事可能在稍后一点，而他与废太子之死的关系，当时竟没有人过问。由于史籍没有确切的记载，我们只能存疑了。总之，永宁元年（301年）成都王颖在邺起兵时，王浚已在幽州，这点是明确的。
王浚不支持成都王颖的行动，禁止辖区内的人员加入成都王的军队。他采取的是观望态度，想乘时局变化从中渔利。他见鲜卑部落骑兵强悍，又想利用他们的力量，就把一个女儿嫁给段部的首领段务勿尘，另一个女儿嫁给宇文部的别帅素怒延，并上表给朝廷，封段务勿尘为辽西公。以后王浚用段部和乌桓的兵力打破邺城，已见前文，不再详述。东海王越与河间王颙为敌时，王浚使部将祁弘率鲜卑、乌桓兵做东海王军的先锋，进攻关中，在长安大杀大抢，这事也已见于第五篇，这里略提一下，目的是请读者注意：王浚对邺、长安两大名城的破坏，负有不可饶恕的罪责。同时也要请读者注意：王浚可用之将，不过祁弘一人，所用兵力，全仗鲜卑、乌桓骑兵。由此可知，他的实力有限得很。
王浚自己感觉很好，他还没有打过败仗。永嘉三年（309年），祁弘和段务勿尘在石邑（在今河北石家庄鹿泉区）打败过石勒。同年，他利用石勒打破信都（今河北冀县）、杀死冀州刺史王斌的机会，扩大地盘，自兼冀州刺史。永嘉四年（310年），祁弘在广宗（今河北广宗东南）打败汉冀州刺史刘灵，把他杀死。晋朝越来越衰败，王浚的势力却越来越强盛兴旺，他就未免忘乎所以了。
永嘉五年（311年），荡阴之役王衍等全军覆没后，在洛阳危城中的晋怀帝对王浚抱有幻想，加给他“大司马、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诸军事”的官职。然而王浚并没有“勤王”的打算，倒是滋生了割据称霸的野心。
这年六月，洛阳陷落。八月，王浚布告天下，说是立了一个皇太子（此人是谁，似乎当时也没有人知道），受中诏承制封拜（受密诏由他任命官吏），换句现代的话说，就是在幽州设立临时政府。他自封尚书令，也就是做临时政府的行政首脑。
当时王浚有一个有利因素，他却没有本领运用。洛阳陷落后，中原士大夫流散四方，其中北迁的都以蓟为首选的安身之处。王浚如果真是汉高祖、魏武帝一般的人物，正好招纳天下俊杰，好好地干一番事业。无奈他不过是汉末袁术之流，可能还不及袁术，因为袁术尚能赏识孙策，王浚却并没有类似的举措。他残忍多疑，对北上流民不加招抚，反命所部官吏逮捕杀害；对士大夫不知礼遇，许多流寓的人士也往往弃之而去，到辽东投鲜卑慕容廆了。
接着，王浚在军事上也遇到了危机。永嘉六年（312年），石勒从淮北北还，取襄国（今河北邢台）为据点。这当然为王浚所忌。十二月，他使段务勿尘的儿子段疾陆眷与兄弟匹磾、文鸯、堂弟末柸等率兵五万，进攻襄国。鲜卑军的战斗力很强，石勒几次出兵交战，都打了败仗。石勒与众将商议，谋士张宾、勇将孔苌献计，用示弱骄敌的策略，破其最精锐的段末柸部，使其余的不攻自溃。石勒依计，守城不出，在城墙上凿了二十多道突门（留几寸厚不予穿透，以利出击时推倒冲出），作好突击准备。段部将士见石勒军不敢出战，都懈怠下来，有些人竟放下武器，卧倒歇息。石勒在城上见了，命孔苌率领精兵从突门出击。孔苌直冲段末柸的营盘，不曾得手，便抽身撤退。末柸恼怒，自负勇猛，追将过去，即被石部围住擒获。疾陆眷等不敢再战，纷纷退却，被石勒军打得大败。
石勒不杀末柸，而是派使者向疾陆眷求和，表示愿意释放末柸。他说：“鲜卑与我无仇，不过为王浚所使。杀一人而结一国之怨，这绝不可取。而放了末柸，他们一定不再为王浚所用。”他估计得非常正确。疾陆眷很高兴地同意讲和，石勒便使儿子石虎和疾陆眷结为兄弟，自己宴请末柸，认他做干儿子，放他回去。末柸感激涕零，在路上三次向南跪拜。段部与石勒和好后，王浚在军事上就再也没有优势了。他的爱将祁弘也在此前于一场大雾中与石勒军遭遇时为石部所杀，至此他连可用之将也没有了。
王浚仍不醒悟，他根据一些莫名其妙的“谶”（预言），自以为命里该当皇帝。他与幕僚商议，头脑清醒的都劝他不可以走这条路。建兴元年（313年），刘亮、王抟、高柔都因反对他称帝被杀。有一个不做官的名士霍原，只因被问称帝事时不肯回答，便被他加上一个“通盗”的罪名杀了。从事韩咸据亲身见闻，称赞慕容廆能够招贤纳士，用意在希望王浚能效学慕容廆的长处，王浚却认为他意在讥刺，大为光火，也把他杀了。王浚任用的都是些贪财苛刻的小人，如枣嵩、朱硕之流。民谣说：“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枣郎。”（丘伯，朱硕字）百姓苦于苛政，很多人逃投鲜卑，王浚的日子不会很多了。
石勒想一举消灭王浚。张宾献计：先卑辞厚礼，诈称要降，然后出其不意，突袭蓟城。建兴元年十二月，石勒派人多带珍宝，上“表”给王浚，自称本是“小胡”，乱世聚众，但求保全性命；中间说如今中原无主，“殿下”是北方望族，“为帝王者，非公复谁！”最后表示愿意归降，“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希望王浚对自己“视之如子”。这一番甜言蜜语正投合王浚的心思，他竟不防其中有诈，信以为真。
建兴二年（314年）二月，石勒从襄国出兵。三月，兵到易水，守将飞报王浚，准备抵抗。王浚大怒，说：“石公来，正是要奉戴我，敢说打的立斩！”部下谁都不敢再说抵抗。初三清晨，兵到城下，喊守门官开门，长驱进城，大肆劫掠。石勒进府登堂，王浚方知不好，却已被拿下。他大骂胡奴骗人，反被石勒训了一顿：“位居高官，手握强兵，而坐观本朝倾覆，不肯救援，乃欲自尊为天子，不是凶逆，又是什么？”石勒骂得句句在理。王浚最后在襄国被斫了脑袋，年六十三岁。石勒在蓟城只住了两天，一把火烧掉宫室，仍回襄国而去。
再说刘琨。
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东北）人，惠帝初年，他与兄刘舆均名列于贾谧的“二十四友”之中（参见第二篇），是个有名的文士。他曾与祖逖同任司州主簿，都有英气，曾同被共寝，交情很深。有一次，半夜听见鸡啼，祖逖推醒刘琨，说：“此非恶声也。”两人就起身舞剑（史籍只说“因起舞”，当指舞剑）。平日里两人谈论时事，颇多感慨，都想在“四海鼎沸，豪杰并起”的时代有一番作为。但是论两人的才干，刘琨似乎不及祖逖。祖逖北伐，至少能够在淮北打开局面，使石勒不能南侵。刘琨做并州刺史，却始终不能挽救危局，终于以身殉国。这与他所处环境有关，然而与策略的不尽妥善，也是有关系的。
刘琨上任时，在路上上表，报告目睹的情况，“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见《晋书》卷六十二本传）简直是一字一泪。
他到了晋阳，翦除荆棘，收葬枯骨，安抚百姓，随时抗击来犯的胡骑。形势实在紧张，战场往往就在城门口，农民下田，随身必须带着武器，准备战斗。经过了一年光景，流亡的百姓逐渐回来，四下又听得见鸡犬之声了。
但刘琨没有把晋阳建设成一个强大的战斗堡垒。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他本人有关。
他是从金谷园里走出来的贵人，习于奢华，嗜好声色，到了晋阳，尽管自觉抑制，有时仍不免故态复萌。徐润擅长音乐，能投其所好，刘琨就用他做晋阳令，此人据说败坏过不少事情。护军令狐盛为人正直，看不得这种小人，劝刘琨不要用他，刘琨不听。徐润倒打一耙，向刘琨进谗，说令狐盛即将劝刘琨称帝。刘琨一怒之下，不把事情调查清楚，就把令狐盛杀了。我们须知，一个领袖人物，第一要紧的事是知人用人，刘琨不能知人用人，自然办不好晋阳的事。他的老母在令狐盛事件上倒看得很深，她对儿子说：“你不能驾驭豪杰，而一味铲除比你自己高明的人，想以防后患，如何成得事业。照这样下去，我也将不免于大祸。”刘琨却听不进去。令狐盛一死，他的儿子令狐泥逃出去投奔刘聪，把晋阳的虚实完全透露出去，成为晋阳的大患。
在晋阳的元气稍有恢复之时，士大夫和普通百姓投奔刘琨的着实不少。刘琨长于招抚，但不善于发挥人们的才干，很多人到了晋阳，很快就失望而去。有时一天来了几千人，而同时离晋阳而去的竟也有数千人。由此可知，刘琨不是没有人可用，而是不能得人心，得不到人心，力量就强大不起来。我们看永嘉年间（307—312年）的形势，刘聪建都晋南的平阳，屡次发兵进攻洛阳、长安。当时若有一个强大的并州，正好威慑平阳，大大地改善黄河以南的形势。可惜刘琨实力薄弱，勉强自保了几年，已经很不容易了。
永嘉六年（312年），刘琨连晋阳也保不住了。七月中旬，刘聪了解了晋阳的情况，即以令狐泥为向导，命刘粲、刘曜领兵去攻。刘琨得报，遣将拒敌，自己东出井陉，到太行山以东的常山（治今河北石家庄西北）一带集结军队，并向鲜卑拓跋猗卢求救。他派的拒敌之兵很快就全军覆没。汉军进抵晋阳城下，地方官太原太守高乔等开门投降。八月，刘琨西回救晋阳，兵败后仍逃回常山。他的父母都被令狐泥所杀。这位老太太死得可惜，她的见识实在是在儿子之上。
拓跋猗卢是刘琨的盟友。刘琨自知力量薄弱，早就与拓跋猗卢结为兄弟，上表请朝廷封猗卢为大单于、代公。猗卢嫌封邑（指代郡）离所住的地方太远，就率领部落一万多家进入雁门，索取陉岭（句注山）以北的土地。刘琨无法拒绝，只得强迫楼烦、马邑、阴馆、繁畤、崞五县（今山西代县以北，西至神池、西北至朔州、东北至浑源的地区）的百姓迁到陉岭以南，空出一大片地方给猗卢。在依靠少数族游牧部落骑兵这件事上，刘琨和王浚犯了同样的错误。
这番，猗卢帮了刘琨的大忙。
十月寒冬，正是适合北方游牧部落骑兵发挥威力的季节。猗卢令儿子六脩、侄儿普根等做前锋，他自领二十万人为主力（这个数字肯定是夸大的）。刘琨率领几千残余部队，只能起向导的作用。六脩大破汉军，刘曜身受七伤，狼狈逃回到晋阳城内，与刘粲等把城内百姓都赶将出来，强迫他们跟汉军撤退。十一月，猗卢领兵追击，在蓝谷（今太原西北、蒙山西南）再一次大破汉军，数百里间，沿路都是尸体。其中汉军不过几千人，其余都是晋阳百姓。经过这番一得一失，刘琨五六年休养生息的成果丧失得干干净净。
猗卢送给刘琨马、牛、羊各一千多头，车子一百辆，留下两名原系晋人的将领箕澹、段繁守晋阳，然后领军北归。从此刘琨移驻阳曲（在今太原北、阳曲西南），招集流散，力量更弱了。然而他没有丧气，更不想放弃并州。
刘琨的打算是依靠猗卢的力量灭汉，但是他不久就发觉这个打算落了空。石勒灭了王浚，声势强盛，猗卢所部“杂胡”（非鲜卑人的胡人）一万多家想叛投石勒，猗卢把他们全部剿灭，然而也因此不能与刘琨联合攻汉。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猗卢因要立少子比延为嗣，与长子六脩冲突，并为其所杀。普根又攻杀六脩，国内大乱。卫雄、箕澹二将率晋人和乌桓三万家投奔刘琨。刘琨的兵力为之一振，然而他再也得不到拓跋部的支援了。
这时，恰巧石勒进攻乐平（今山西晋中市昔阳），太守韩据向刘琨求救。刘琨便率领这支新得的人马去对付石勒。箕澹、卫雄都认为部下将士尽管是晋人，但是已经习于鲜卑的风俗，不容易指挥，不如收集鲜卑的余粮，掳掠胡人的牛羊，扼守险要，务农休兵，养成气力，并使部众都能信服主将，然后再求发展。这两个人是说得有道理的。但刘琨不从，一战大败，几乎全军覆没。箕澹、卫雄只剩一千多人，逃往代郡，韩据也弃城逃走。
十二月，晋阳也守不住了。刘琨狼狈不堪，出飞狐口，逃往幽州，依靠鲜卑段部的段匹磾。原来石勒破王浚得幽州后，使原晋臣刘翰留守幽州，自还襄国。刘翰不愿从石勒，归降段匹磾，蓟城就成了段部的基地。
刘琨想和段匹磾合作，讨伐石勒。建武元年（317年），他和段匹磾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发表檄文，号召各族人士。他派妻子的侄儿温峤到建康报告北方情形，并请琅邪王睿即位做皇帝。他与温峤分手时说：“晋祚虽衰，天命未改，我当立功河朔，使卿延誉江南。”刘琨的实力已近乎于零，但他“立功河朔”的志向不变，对于这样的志士，我们绝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段部是不可能为刘琨所用的。匹磾一度推刘琨为大都督，但是末柸早已倾向于石勒，末柸又劝疾陆眷（匹磾兄）、涉复辰（匹磾叔）不可“以父兄而从子弟”。他们都不听匹磾，刘、段联军便组织不起来。
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疾陆眷死，匹磾赴辽西奔丧，末柸发兵迎击，把他打败。刘琨的儿子刘群跟匹磾同往，被末柸擒获。末柸优待刘群，答应让刘琨做幽州刺史，写一封密信给刘琨，要他做内应，同杀匹磾。刘群得释回蓟，在途中被匹磾的巡逻兵截住，搜出密书。匹磾起初不信，把信给刘琨看，还说：“本不疑公，所以告公。”但是匹磾的兄弟叔军却认为晋人难信，段家内部分裂，是晋人造反的好机会，如果有人拥护刘琨起事，段家就完了。匹磾听了他的话，就把刘琨关禁起来。刘琨的子弟怕遭屠杀，闭门自守，被匹磾攻杀；部下密谋起事，被匹磾发觉捕杀。同年五月，刘琨终遭杀害，年四十八岁。他的功业虽没有成就，但他仍不失为一个烈士。他的一腔激昂注入五言诗中，又使他成为晋代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