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为主，气辅之　　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至专以理为主，则未尽其妙。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材料，神气、音节者，行文之能事也。

神气见于音节，音节准于字句　　文章最要气盛，然无神以主之，则气无所附，荡乎不知其所归。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予谓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于字句准之。

音节为神气之迹，字句为音节之矩　　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近人论文，不知有所谓音节者，至语以字句，必笑以[1]为末事，此论似[2]高实谬。作文若字句安顿不妙，岂复有文字乎！

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　　凡行文字句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音节，求音节而得之字句，思过半矣。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自然铿锵发金石。

文之所贵　　文贵奇，所谓珍爱者，必非常物。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笔者，有奇在丘壑者，有奇在气者，有奇在神者。字句之奇，不足为奇，气奇，则真奇矣。读古人文，于起灭转接之间，觉有不可测识处，便是奇气。文贵高。穷理则识高，立志则骨高，好古则调高。文贵大。道理博大，气脉洪大，丘壑远大，丘壑中必峰峦高大，波澜阔大，乃可谓之远大。文贵远，远必含蓄。或句上有句，或句下有句，或句中有句，或句外有句，说出者少，不说出者多，乃可谓远。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文贵疏。凡文力大则疏。宋画密，元画疏；颜、柳字密；钟、王字疏；孟坚文密，子长文疏。凡文气疏则纵，密则拘；神疏则逸，密则劳；疏则生，密则死。文贵变。《易》曰：“虎变文炳，豹变文蔚。”又曰：“物相杂，故曰文。”故文者，变之谓也。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变，节变，句变，字变，唯昌黎能之。文贵瘦，须从瘦出而不宜以瘦名。盖文至瘦，则笔能屈曲尽意而言无不达。然以瘦名，则文必狭隘。公、穀、韩非、王半山之文，极高峻难识，学之有得，便当舍去。文贵华。华正与朴相表里，以其华美，故可贵重。所恶于华者，恐其近俗耳。所取于朴者，谓其不著粉饰耳。不著粉饰而精彩浓丽，自《左传》、《庄子》、《史记》而外，其妙不传。文贵参差。天之生物，无一无偶，而无一齐者。故虽排比之文，亦以随势屈曲贯注为佳。文贵去陈言。昌黎论文，以去陈言为第一要义。《樊宗师志铭》云：“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自汉迄今用一律！”今人行文，反以用古人成语，自谓有出处，自矜为典雅，不知其为袭也、剽贼也。文字是日新之物，若陈陈相因，安得不腐臭。原本古文意义，到行文时，欲须重加铸造一样言语，不可便直用古人，此谓去陈言。未尝不换字，却不是换字法。行文最贵品藻，无品藻不成文字。如曰浑、曰浩、曰雄、曰奇、曰顿挫、曰跌宕之类，不可胜数。然有神上事，有气上事，有体上事，有色上事，有声上事，有味上事，有识上事，有情上事，有才上事，有格上事，有境上事，须辨之甚明。文章品藻最贵者，曰雄，曰逸。欧阳子逸而未雄，昌黎雄处多逸处少。太史公雄过昌黎而逸处更多于雄处，所以为至。

注解：

[1]　以，原作“似”，据文意改。

[2]　似，原作“以”，据文意改。